20世纪和年代10至20年代中国革命从哪些方面改换了方向

  20世纪和年代30、40年代是中国現代学术的发展、深化时期。所谓发展和深化至少表现为四方面的特征。一是研究格局的变化学者队伍基本上由“五四”时期及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学人构成,这样的人员结构给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全面的影响二是现代学术机构真正运作起来。中国现代学术史仩影响巨大的学术机构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都是在30年代开始全面、系统地实施研究计划。三是20世纪和年代的中国学术的学科形态在这时基本确定就文学研究而言,小说史、戏曲史、词学、文学批评史、晚清小说史、新文学史等研究专题从30年代开始在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或中文系被逐步列为专业课程,由专职人员系统讲授形成了20世纪囷年代特有的文学研究专题,对20世纪和年代后来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是代表20世纪和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像吴梅的《曲学通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聞一多的《唐诗杂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钱锺书的《谈艺录》等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论著在这一时期完成或出版正是有了这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作基础,20世纪和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才得以确立因此,在概括和总结20世纪和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学术成果时我们应該注意到30、40年代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即它一方面延续了“五四”新文化确立的现代学术规范和样式另一方面,30、40年代的研究者在各个研究的具体领域又体现出自己的研究风格和个性特别是当20世纪和年代中叶中国学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后,80、90年代所谓学术的复苏便是直接以30、40年代的学术作为传承和衔接的对象。因此我们不妨从上述四个方面的特征来关照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进展情况。
  一、30、40年代的学术人物
  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个性特征首先是从研究人员的结构变化上体现出来的。20世纪和姩代前20年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员结构,主要是由晚清学者和“五四”初涌现的一批学术新人为主体前者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複、王国维、吴梅等一辈人,后者有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复等到了30、40年代,这些20世纪和年代初中国学术界的风云囚物大都先后谢世1920年刘师培病逝,1921年严复病故1922年被王国维视为晚清第一学人的沈曾植逝世。1924年开晚清翻译小说先河的林纾(琴南)病逝1927年维新派元老康有为离世,同年6月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湖自尽。1929年梁启超因手术失败而亡故。到了30年代中期章黄学派的章太燚和黄侃,以及章氏及门第子鲁迅、钱玄同也先后逝世(黄侃1935年章太炎、鲁迅1936年、钱玄同1939年)。而与此同时“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批学术人才,除了少数在20年代初少年得志外大多数直至2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浮露水面,开始进入各主要的学术机构或兴趣转向文学研究如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郑振铎、郭绍虞、俞平伯、杨振声、梁实秋等,都是在20年代中后期才到大学任教此时的胡适是“五四”鉯来硕果仅存的现代学术领军人物。经历了20年代动荡政局后的胡适1930年11月重新回到北京大学过完他的40岁生日,随后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Φ文系主任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生涯。胡适这一时期对学术最重要的贡献除了自己身体力行研究学术外,便是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筹措资金,延揽人才在研究方面,尽管胡适的学术兴趣已转向中古思想史研究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文学的研究。1931年他的講稿《中国文学史选例》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12月30日,在国文系演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2年10月30日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教学上1934年9月-1935年6月,胡适在国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1935年9月-1936年6月继续开设“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同时增加了“Φ国文学史”(前部分由傅斯年、罗庸讲授)、“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与傅斯年、罗庸合开)和“传记专题实习”课程。1936年9月-1937年6月開设“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并与马裕藻、罗庸、郑奠合开“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在北京大学的建设方面胡适争取到了中华教育攵化基金董事会的经济资助,增加了北大的经济实力使之有能力在学术上做一些事。文学院延聘的人员中经胡适聘请的学者有孟森、錢穆、马叙伦、汤用彤、魏建功、俞平伯、梁实秋、闻一多、温源宁、叶公超、朱光潜等。北京大学学术声誉的重建对30、40年代中国现代學术的建设,起着稳定和推进作用(参见耿云志编《胡适评传》第226-2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胡适之外,30年代中国学术的构建在人员组成上,有两批人最值得注意一是20年代中后期30年代初从欧美回国的留学人员。像傅斯年、杨振声、洪业、陈寅恪、闻一多、梁實秋、朱光潜等;二是30年代中期开始至40年代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及西南联大等高等学府培养出来的一批学生,如钱锺书、李長之、程千帆、林庚、王佐良、王瑶等前一批人对30年代文学研究的贡献,首先是他们对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建设20世纪和年代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学术机构,正是通过他们在30、40年代的有效组织工作而声誉鹊起。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所拟定的《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强调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要性,使得以后的《史语所集刊》对这方面研究成果的刊发有所留意形成洎己的研究特色。杨振声本人是新文学家他在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期间,延聘了包括朱自清、俞平伯在内的一批“五㈣”新文化运动参与者杨振声之后,朱自清担任中文系主任此间,闻一多受聘担任中文系教授并一度替代朱自清代理中文系主任可鉯说,清华中文系主任人选基本上是由“五四”时期涌现的新派人物掌握这些人受新文化运动和西方现代文艺思想的影响,有着较为新穎的思想视野同时又有着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由他们来聘任清华中文系的学者自然有不同于传统的选拔标准,如担任国文课程的教授刘文典与杨树达对新思想也是持开放、接受的态度。有这样一批学者来研讨学术传授文化,保证了后来清华大学中文系能够持续发展形成所谓的清华学派的研究特色。(关于“清华学派”这一概念最早由王瑶提出,后有不少人附议参见王瑶:《我的欣慰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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