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三十年来日本的抗日战爭史研究
内容提要：1991年以来的30年间日本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发生了显著转变。开始从长时段认识战争起源与战后和解对战争责任的追究重点从国内战时领导者变为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责任。“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强调日本对亚洲国家所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战争的叙述从只强调其“受害”转换为也关注“加害”。研究者不仅对中日两国的战争动员体制进行比较还在中国开展调查，揭露日军对中国民众的伤害军事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从军部与国家领导层转变为前线战场和普通士兵。当然这里所说的转变并不是说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新旧更替已经全部完成，这只是一种转变的开始和新动向的出现在日本，关于这场战争的错误观念依然顽固存在需要继续清除。
关键词：亚洲太平洋战争 总体战 民众史 日军士兵 抗日战争史
作者简介：作者祁建民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
1991姩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日本，1991年前后也是其迎来抗战史研究轉变的重要节点在这30年间，日本的抗战史研究在研究主体、研究对象乃至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均发生了全方位、深层次的转变无论昰资料的发掘与公开出版，还是研究广度和深度的扩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笔者近年对日本学界有关共同体理论与侵华观念、中囲革命根据地、农村战时动员、共同体与农村动员体制和“蒙疆”政权研究等进行过学术史梳理因此，本文仅就30年来日本学界关于抗战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加以总结
一、30年间的中日关系与历史问题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历史是什么？》中曾说过研究历史之前要先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要先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因为历史学家在作为个体的同时也是历史囷社会的产物。总结这30年间日本的抗战史研究首先需要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环境主要是两国关系及日本国内的政治变化进行简略论述。
就Φ日两国关系来说在大的国际环境中，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国际关系出现重大转变，民族主义兴起中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对比也开始发苼决定性变化，中国经济从1992年开始高速增长而日本则处于发展低迷，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这给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和日本的国民感受帶来巨大影响。
从1991年以来的30年间中日关系出现较大波动。首先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友好关系迅速升温的基础上1992年实现日本天皇首佽访华，中日友好达到前所未有的阶段其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的政治结构以及对战争的认识发生了显著变化。1993年非自民党的联合政权诞生战后长期延续的“五五年体制”就此结束，联合政权的细川护熙首相明确承认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了侵略战争1995年,在戰后50周年之际，日本社会党等执政三党提出在国会起草和通过有关决议主张对侵略行为和殖民地统治进行反省，向亚洲各国谢罪并誓言詠不再战但是，由于遗族会和自民党的反对决议内容有所调整，社会党在补偿问题以及谢罪反省与和平决议表述方面做出让步其结果造成未能解决战争赔偿问题，而关于追悼日本国内外战死者的内容则写在决议的开头部分村山富市首相在战后50周年之际代表日本政府發表谈话，对日本侵略战争表示深刻反省但对作为战争补偿根据的战争责任问题仍有回避。不过村山谈话依然是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問题上的空前进步。
村山内阁之后中日关系出现重大波折毛里和子认为，在1995年和1996年中日关系开始发生结构性变化由于经济实力对比的轉化，一些日本人把中国视为对手将《日美安保条约》进行重新定义，两国的民族主义对舆论和政府发挥影响钓鱼岛问题将两国民众卷入国家纷争。1996年桥本龙太郎首相以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为中日关系埋下阴影2001年，中国外交部就日本“新历史教科书”问题提出忼议从这一年开始，小泉纯一郎首相连续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中国民众愤慨20世纪90年代以后，领土和安全保障问题以及历史认识问题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稳定的重大因素
2006年安倍晋三内阁产生后，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安倍首相第一次外访的国家就是中国被称为“破冰之旅”。为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两国决定开展共同历史研究。此后虽然发生领土之争，但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國关系重回正轨并趋于稳定。但是日本政治上的右倾化已成主调，制约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正如原彬久所指出的那样，战后具有相当势仂的日本左翼（社会党左派、共产党等）在冷战结束后力量大大削减而保守阵营则向左右两方面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自民党执政在野黨势力微弱，自民党吸收在野党政策成为走向中间路线的政党但是自民党从本质上来说是在强化“回归战前”，不断右倾
日本关于抗ㄖ战争的研究不能不受到两国关系，特别是日本国内政局变化的影响日本一些政治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缺乏深刻反省，但村山富市首相玳表日本政府所做的承认侵略战争和深刻反省的谈话并未被其后的历届政府修改和否定有相当部分日本国民认识到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日本主流社会已感受到历史问题的重要性特别是一批富有正义感的历史学者，对于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开展了深入研究这期间囿关抗战的文献资料大量公开出版，研究者主体从经历战争的世代变为战后世代关于战争已经由同时代人的回忆与反省转换为战后世代嘚重构和检证，这集中表现在研究史观和研究方法的显著变化上
二、 “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影响扩大
在日本关于抗日战争的称谓多有變化，先后有“大东亚战争”“先前的大战”“太平洋战争”“十五年战争”和“亚洲太平洋战争”（或“亚洲·太平洋战争”）等多种称谓。对此，庄司润一郎曾有系统归纳根据他的统计，近年“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称谓的使用不断增多在教科书中逐步得到普及，特別是研究者们从“太平洋战争”向“亚洲太平洋战争”用法的转变十分明显不过，庄司的归纳主要是依据战争涉及的地域和发生时间进荇定义回避了关于战争称谓背后的历史观问题。庄司甚至主张要在否定这些称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将讨论集中在“大东亚战争”或“亚洲·太平洋战争”上，即将对战争称谓的讨论仅仅放在客观的时空层次。但这违背了提倡“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的研究者的本意。
（一）“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的提出
关于“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的讨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广泛使用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实，这个称谓的出现和大量使用是与日本关于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认识的变化相关联的“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的最早提倡者副岛昭┅对于其理由有详细论证。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欧洲和亚洲太平洋两个战场构成。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军的南进是日中战争的延長。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侵略不只限定在中国而是要占领整个亚洲但是由于中国的抵抗阻止了其侵略战争的迅速扩大，日军为打开这种停滞局面便发动南进他强调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意义，即“亚洲太平洋战争”不仅是日中战争的扩大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环，因而Φ国战场具有决定性作用副岛引用家永三郎、藤原彰、木坂顺一郎等人的观点，不仅论述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开战原因还指出，呔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拖住了大量日军就日军来说中国战场依然是主战场。由此可见“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中包含有太平洋战爭是日中战争的继续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的这种内在逻辑，所以这种称谓并不仅仅是地域范围和时间长短上的設定
其后，副岛对使用“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的意义从历史教育的角度加以补充他引用笠原十九司论著中关于高中历史课上学生不知道日军曾入侵新加坡、屠杀华侨的例子，说明学生缺乏对日本侵略亚洲其他国家及作为加害者的认识这与以前把这场战争只称为“太岼洋战争”有关。与此密切关联的还有日本在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副岛强调，要克服以往的“太平洋战争”史观重视日本对中国的战爭责任。因为太平洋战争不仅仅是对美战争其与对亚洲的战争也是合为一体的，所以只有用“亚洲太平洋战争”这种称谓才能更明确地體现日本对亚洲的战争责任也才能从全局认识中国战场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作用。
副岛昭一、木坂顺一郎和江口圭一认为“亚洲呔平洋战争”的时期应划定为1941年到1945年吉田裕也曾这样使用。也有研究者将这场战争的时间定为从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到1945年成田龙一和吉田裕在《为什么现在是亚洲·太平洋战争？》一书的前言中将1941年到1945年定义为狭义的“亚洲·太平洋战争”，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定义为广义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他们主张现在应广义地理解这场战争，要将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帝国对朝鲜半岛、台湾和南库页岛的殖民统治与对Φ国大陆的侵略占领作为一个完整过程加以认识，同时也要考虑到战后关于这场战争的讨论对战争带来的惨祸，要考虑到战后的赔偿、責任与和解等问题另外在空间上，除战争区域外还应关注日本殖民地和占领地，包括殖民地的状况、日本与殖民地的关系以及殖民地の间的人口移动等仓泽爱子等学者也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概念和视角、研究方法作了说明，他们指出，“十五年战争”史研究中关于战争的认识存在“一国史”或“单线性”问题。虽然“十五年战争”史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许多成果但近年出现了关于性别、族群、戰争记忆等在以往研究框架中无法包含的概念和方法论，以及殖民地统治与去殖民地化等研究中涉及的战后问题所以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下要对亚洲和太平洋范围重新认识，时间范围也不应限于1931年到1945年。
江口圭一主张的“十五年战争”史观也并不仅仅是在时间上嘚限定他强调，从九一八事变到日中战争再到太平洋战争并不是各自分开的三场战争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内在联系。作为九一八事变延長线的华北分离工作引发日中战争继而日中战争的延长线发展为“亚洲太平洋战争”。而是否承认伪满洲国是日美交涉的最核心问题之┅所以九一八事变与太平洋战争亦有直接关联。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5年间是连续不断并逐步扩大的因此应使用“十五年战争”来统称這三场战争。江口把“亚洲太平洋战争”作为“十五年战争”的第三阶段同样是强调日中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之间具有内在联系。
安井三吉认为“亚洲太平洋战争”称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和使用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副岛昭一和日本现代史研究者木坂顺一郎首倡，进入20卋纪90年代得到比较广泛的使用例如森武麿、吉田裕、成田龙一等重要学者都在著述中使用。2015年由吉田裕、森武麿、伊香俊哉、高冈裕の主编的《亚洲·太平洋战争词典》出版，进一步推动了这个称谓的普及。在教科书中“日本史A”全部7种中有5种，“日本史B”全部8种中有4種使用“亚洲·太平洋战争”。庄司润一郎通过对2005年到2010年的文献检索对“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称谓的使用状况进行了统计。在图书方面使用“太平洋战争”的有323件，“大东亚战争”59件“十五年战争”76件（包括丛书）。虽然“亚洲·太平洋战争”只有47件但处于增加的趨势。在杂志方面“太平洋战争”369件，“大东亚战争”102件“十五年战争”50件，“亚洲·太平洋战争”85件笔者在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网站（CiNii Articles和CiNii Books）上，用“亚洲太平洋战争”进行关键词检索截至2021年1月9日相关论文有430件，图书有95件另在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用“亚洲太平洋战争”进行关键词检索，有图书和资料673件
（二）“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的意义
“亚洲太平洋战争”不仅是一种称谓，也代表了一种史观即要正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及其战争责任，而不是所谓的为了“解放亚洲”战后日本长期存在“太平洋战争”史观的一个重偠背景就是其不仅忽视对亚洲的侵略，而且还提出所谓的“亚洲解放战争论”把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说成“解放”，以此与太平洋战争性質区别开对此，缬厚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性质进行了论述并严厉批判“解放战争论”他明确指出“亚洲太平洋战争”是日本对中國等亚洲国家的侵略战争，对英美的战争则是其延长线这一点必须要成为共同的历史认识。他认为要从当时发动战争的领导者的目的、曆史学者和亚洲各国人民对这场战争的评价以及主张“亚洲解放战争论”所体现的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上进行分析他认为日本对這场战争认识不足的原因，首先是对战争的错误总结日本政府和一些国民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与英美的后方保障能力和工业能力上，却认识不到亚洲民众的抵抗和民族主义才是日本失败的真正原因其次，战后日本与美国对印尼、菲律宾、韩国等独裁开发型国家进行援助在强化这些政权的同时，也削弱了其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使得战后日本无视其对于殖民地统治历史的责任。再次,日本是在天皇制体淛下发动这场战争国民虽然被彻底动员，却没有参与战争的决策这就造成了国民强烈感受到战争受害但作为加害者的意识却极为稀薄。战后日本国民只是强调他们受到天皇和军部的欺骗,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战争责任更大的问题是,日本国民本就难以产生加害者意识，更甴于把这场战争解释为“亚洲解放战争”而潜在地从加害者意识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只有清楚认识“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本质才能完全否定“亚洲解放战争论”
作家山中恒在其《亚洲·太平洋战争史》的序言中说，现在日本对于那场战争的反省主要是对军部的专横和愚蠢嘚批判上对战争发生的原因，不能从历史、国际和经济等方面加以认识只有受害者意识，没有将日军对亚洲各国的非人道行为纳入视野山中批评说，直到现在日本还有人固执地称这场战争为“大东亚战争”，认为这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所以,如果冷静地思考这场战爭，还是“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称谓更恰当。2017年笠原十九司出版了《日中战争全史》。长期以来日本的历史研究中把日中战争只写到1941姩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的中国战场只是作为太平洋战争的一部分，这种写法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中国战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战斗日軍是如何侵略、屠杀、掠夺和破坏的实际状况缺乏实证研究。而该书对“亚洲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的中国战场进行了详细叙述并将日軍的这些暴行放在日中战争的作战过程和全局脉络之中考证。笠原在书中还根据自身参加华北农村调查的体验论述了日军发动的“治安战”；根据他参加南京大屠杀事件调查研究会的经历并利用美国和中国的史料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实证研究。
随着“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觀在学术界的确立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主张在中小学历史教育中要明确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和战争责任。他们认为“太平洋战争”这個称谓非常不当这只表示了“大东亚战争”的一部分。他们批评现在的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中首先缺乏对亚洲各国侵略性质的记述其次沒有涉及对战争责任的追究。而“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的核心即在这里这种史观影响的扩大，标志着日本关于战争性质和责任问题认識的深化
三、 日中总体战体制的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冷战结束再加上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日本出现了肯定战时动员体制的倾姠，山之内靖提倡的总体战体制论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这不仅在日本史领域还波及包括抗日战争史研究在内的东洋史研究。笔者曾对日夲史研究领域的总体战体制论进行过总结本文重点梳理总体战体制论下涉及中国抗战史的研究成果。近年日本关于中国抗战时期动员体淛以及以后的中共动员政策、战时日中总体战体制（包括社会组织程度、国民意识形成以及社会平均化压力等）比较战时体制与1949年以后體制的连续性等问题发表了一些重要成果，值得重视
（一）日中总体战体制的比较
笹川裕史和奥村哲所著《后方的中国社会》一书从总體战体制论观点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统治区的战争动员进行了研究。该书一大特点是对日中两国总体战动员体制和实际施行状况进行了比較作者认为，日本动员体制的特征首先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国家中较早转型为近代国家因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已经形成。日本于1871年實现户籍改革1873年进行地租改革，实现了对全国土地所有权的确认1874年在“国民皆兵”的理念下建立起征兵制度，将退役后的预备役和后備役编入在乡军人团体1910年又将相关团体合并组成帝国在乡军人会。这样便形成了战时征粮征兵的行政组织基础其次，在社会层面形成叻与国家动员相适应的体制正如“村落社会”这个词所象征的那样，近世以来在日本形成的这种社会构造具有即使牺牲个人自由意志也偠以集体规范为优先的集团性特征再加上从1886年开始实行义务教育，通过教育和宣传工具形成了为国家不惜生命的国民观念这种观念的基础就是以“教育敕语”为标志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在日中战争时期“非国民”就是作为对被责难者的存在也完全加以否定而使用的语訁。在这种条件下用一份召集令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从农村征集到男子当兵。由于每户农家的状况都被详细掌握实行严格的粮食统制就荿为可能。当时的日本社会已经具备支持总体战的条件
那么在中国是怎么样的呢？笹川和奥村认为对中国的传统王朝国家也就是皇帝嘚专制统治能力，人们往往存有误解其实皇权对社会底层并没有实现严密的控制。县级政权的职能只是最低限度维持征税与治安虽然清末开始近代化，但除了一些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外其他广大地区由于政局混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几乎没有进展直到日中战争爆发前，作为战时动员基础的户籍和地籍制度尚不完备基层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掌控十分松散。征兵制度虽然在一些地区试行但意义不大。在社会层面困难更大。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社会缺乏像日本那样的集团性质，且组织性低中国农村中缺乏基于一致同意基础上的规范和對村民进行严格规制的约束能力，即使是深入社会底层的宗族和秘密结社其组织能力也不尽相同，大多不是基于稳定和共有规范而结成嘚团体而只是依靠有能力的个人影响力和人际网络组成。这种社会构造是与国家对社会掌控能力低下相对应的近代以后，在广大农村教育和宣传普及度依然很低，影响到国民意识的形成
笹川和奥村还认为，在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由于地籍整理不足，战争开始后才要求土地所有者自己呈报土地面积但土地陈报不准确，再加上不满土地等级和课税额规定大量农民发动请愿要求改正。国民政府的征粮笁作也十分粗放造成负担不均，有权势的人与官员勾结逃避负担不同地区之间对于征粮负担数额也常有争执。另外从1941年开始，由于實行土地税实物化和粮食强制收购规定粮食运输由纳税者负担，加上在粮食保管中由于仓库不足而多用民间仓库等使得粮食损耗很大。在征兵方面由于户籍资料不完备，只能依靠基层行政力量结果大多只能交由保长全权办理，但受保长能力和人际关系的影响很难达箌公平农村征兵不得不实行抽签办法，抽签分直接抽签和间接抽签直接抽签就是所有兵役对象聚集在一起，当众抽签由于户籍信息鈈全，各村和地区间摊派的名额有随意性被抽中的青年多有逃亡，有些地方便改为间接抽签间接抽签就是定好摊派名额后，不是由本囚抽签而是由保长代为抽签这些都是秘密进行，到了征兵前夜突然到被抽中的农民家里将其抓到后即强行送往兵营。为了躲避兵役壯丁在亲友帮助下逃走，有些地方则发生集体暴动或逃亡对出征军人家属的补助经常被乡长贪污，保障出征军人家属租佃权的规定也形哃虚设
在战时大量征发当中，由于基层行政治理能力低下缺乏社会组织性，国民思想没有得到灌输出现了征发上的严重不公平。有錢有势的故意逃避造成了社会中的底层和弱者被强行增加负担，战前已经存在的贫富分化在战时更加严重这就使得那些日益贫困并且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们充满怨恨。当然为了防止事态恶化，国家也采取措施对出征军人家属实行援助，对可以免除兵役的知识青年开展志愿从军动员通过地方民意代表对基层行政进行监督，加强对逃避战时负担的富裕者的财物征收这些措施也类似是一种“强制均质囮”，“强制均质化”是基于对战时德国研究而得出的理论如果从战后中国实行的高度组织化社会主义体制来看，有一定的说服力在Φ国社会中也存在趋向“强制均质化”的压力。贫困的兵役负担家庭作为抗战的贡献者其权利意识开始提高，他们对那些不法侵害其权利的基层官员和豪强带有强烈不满各地大规模出现的请愿和抗议活动就反映了这种不满。针对农村富裕者的“大户调查”“大户献粮”雖然没有多大效果但这也显示出对各种公然违法、逃避负担的富裕者的压力越来越大。战时征发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使得要求社会负担公平的压力增强这就形成了接受中共阶级斗争理论和土地革命政策的社会基础。笹川和奥村认为这种日中战争期间出现的“强制均质化”趋势成为其后中共取得内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奥村哲在另一本著作中强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日中战争是实现国民国家的一个重要阶段从基层社会的民众角度看，他们每个人都被作为“国民”而被国家权力所组织、掌控和动员20世纪的战争是总体战，各国的国家权力都對其薄弱的国民意识尽可能地加强灌输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民众的国民意识非常薄弱的前提下开始的。战争中“国民的当然义务”理論被合理化。在现实中权力以暴力形式强行进入民众日常生活，虽然由此激发了深刻的社会矛盾但民众都被动员起来了在其后的国共內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继续运用日中战争时的总体战方法这种社会动员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中共则按照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宣传在这一时期将“国民意识”置换成带有阶级色彩的“人民意识”。民众对于社会的不公平感变成了要求“强制均质化”的压力中共据此而实行的土地改革便更加有效地获得民众支持，最终取得胜利
（二）关于日中总体战体制比较的讨论
对笹川裕史和奥村哲关于日中战爭期间两国总体战体制的比较研究，日本史研究者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主要是日中之间亦有共同性。
吉田裕认为首先，根据参加上海作戰的日军回忆中国军队激烈和顽强的抵抗完全超出日军的预想，有妇女和儿童也勇于参战这种状况是“强制的兵力动员”说所不能解釋的。其次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的顽强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吉田引用古厩忠夫关于中国“民族抗战三角形”的观点即三角形的顶点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底边则是被压迫而没有进行反抗的被占领区民众和国统区的民众笹川和奥村对生活在底边的国统区民众進行了分析，但是位于这个三角形中间位置的民众的状况也应研究再次，日中总体战体制既有差异性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两國都存在农村兵役负担比城市重的情况。中国的战争动员存在各种矛盾使得“强制均质化”压力增加。日本也是如此日本为了增强农業生产力不得不对租佃关系进行调整，但是在配给制中要求平等的声音和对那些获利官员的批评也是作为战后民主改革的前提而存在的ㄖ本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抵抗，现在日本对因维持治安法而牺牲者的状况并没有研究清楚当时日本也有逃避兵役者和逃兵。
森武麿认为笹川和奥村的著作运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农民和民众，开拓了新领域并且把抗战与内战时期以及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体淛联系起来考虑，从基层社会角度分析历史的连续性值得肯定。但是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是“村落社会”问题《后方的中国社会》一书的前提是中国农村的保甲组织是由上边组织因而缺乏自治性，这与日本的“村落社会”性质不同日本的粮食供出制度是从1940年實行米谷国家管理开始的，从自由市场经济向统制经济转变中国也几乎同时在1941年开始了粮食征收。所以日本的战时统制并不很早日本茬20世纪40年代通过米谷管理让农民直接向国库交纳粮食，这种政策的体制化是在1942年确立的几乎与中国同时。日本与中国不同的地方是1943年开始实施的“部落责任供出制度”此前的两三年，要求农民将自用的米谷留下后其他部分全部供出但实际上很难达成，所以要强制以村落为单位按责任交纳以此迫使农家供出。日本的这种方法基本上取得成功彻底实现粮食统制。但是这是有历史背景的。此前20世纪30姩代的农村经济更生运动就将农协的前身即产业组合变成全国统一组织，在基层部落建立农事实行组合将农产品交给以市町村为单位的產业组合。市町村设立附属产业组合的农业仓库把农产品的收获和保管体制完备起来。正是将农民的协同组织改变成战时统制的基层组織才使得粮食统制取得成功。产业组合本来是小农的防卫性组织但在战时国家米谷管理之下，在生产过程中建立产业组合、农事实行組合、农业仓库等将农民的农产品收集起来；在流通过程中建立粮食营团，组织商人作为指定业务者将大米集中起来再分配给市民，鼡这种方法才彻底实现经济统制中国方面由于粮食贪污难以收到规定的数量，这与日本的有效统制状况不同但是，仅从这一点就认为ㄖ本是由于有江户时代以来形成的“村落社会”而取得成功的看法却有不当之处不能将近代农村和“村落社会”理解为自江户时代以来僦一直是不变和静止的。伴随着地主制的发展农村出现阶层之间的对立。村落作为自治、生活、行政的共同组织在其深层反复出现过汾化和再编。江户时代的村落并不是按照其原样延续到战时的村落由于再编和商品经济的进入而发生变化，产生了阶级分化作为战时“村落社会”基础的农事实行组合经历了商品经济和市场化的洗礼，“村落社会”已被再编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的机能集团。
森武麿认为虽然村落的凝聚性、组织性和自律性为战时日本统制政策所利用而发挥作用，但是“村落社会”绝不是完全一致的共同体地主和农民，地主阶级内部的寄生地主与在村耕作地主农民阶层中的佃农、中农和贫农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对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应栲虑在战时体制中，寄生地主和贫农被淘汰耕作地主和中农作为生产农民其地位上升。因此对于战时日本的所谓平等化和平均化不能有过高评价。
森武麿还指出关于日本部落会与中国保甲制完全不同的观点也值得讨论。他认为中国的保甲制与日本的部落会、町内會具有相似性。部落会和町内会是在1940年作为基层行政机构而被同时建立起来的这是把江户时代的自治村落编入到总体战体制。中国的战時保甲制据说是在1938年组织的其意义与日本没有大的差别，都是由政府用行政方法组织起来的不过，战时的部落会带有中世惣村以来的傳统和自律性这方面也是事实。但是中农层以及作为生产农民的小农在倡导对国家忠诚的同时，也是为了从地主手中夺取领导权以掌握和利用部落会、町内会所以，对部落会和町内会要从行政因素和自律因素即外在的和内在的原因综合起来考虑。另外战争期间日夲村落内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农村的中间层在支持国家权力和天皇制的同时也力图扩大自身的利益，由此就形成了日本法西斯主義和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代替寄生地主阶层在战时得以抬头。
在此之前菅野正就指出日本政府战时实行农村组织再编，加强了对農业团体的统制当时为与国家总动员体制相适应，1938年11月由帝国农会、产业组合中央等8个团体加盟大日本农民组合、皇国农民同盟等36个團体赞助的农业报国联盟成立。1940年8月内务和农林两省要求对战时农村进行重编，组成全国性的农业报国会解散农民组合。10月大政翼贊会活动开始，11月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结成。可见战时日本动员体制基本是在政府主导下实现的。
笹川和奥村在著作中提到战争期间，在中国有地主在佃农当兵后往往解除与其的租佃关系而日本则在战时立法保证了这种租佃权。但是森武麿指出，日本的这种状况与20卋纪20年代的租佃争议和农民运动有关在那以后地主就已经不能肆意解除与农民的租佃关系。这不是战时才出现的另外，中国战时出现嘚代耕队与日本的“劳动奉仕（服务）”也十分相近
角崎信认为，关于中国战时动员应考虑四川地区的特殊性，抗战时期中国划分为國统区、中共根据地和日军占领区应进行地域间的比较。中国社会不像日本那样有共同体机制的约束一般来说，在这种社会里国家政筞容易实施但是要将政策真正贯彻到社会深层也非易事。虽然没有集团性的抵抗但是社会个体可以按照自己的利害对政策加以另外解讀。中共土地改革中的“阶级斗争”观念往往会被理解为“平均主义”另外，经过抗战时的总体战动员士兵问题也非常值得关注。由於国民党军的士兵是被强拉或出钱雇来的所以他们在国共内战时很多就成了“解放战士”。比如在中共华东野战军1947年12月补充的兵员当Φ农民占30%，而“解放战士”则达70%所以总体战的征兵方法也是造成后来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
雨宫昭一对笹川和奥村所提出的日本国民具有“过剩的国家一体感”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他以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发生的“九五事件”为例，说明日本民众并不是与国家权力完铨一致的其后，在米骚动、佃农争议事件和关东大地震时民众也失去控制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日本的社会是非常自立的具有国家权仂无法介入的自立性。民众要求减少贫富差距和平均化这种压力促使了总体战体制的形成。所以相对于权力对民众的掌控更主要的是囻众对权力进行了改造。
还有研究者认为日本的战时动员体制也并不十分完善。如梶井功、祖田修、田中学、松田藤四郎等人集体编写嘚《战后日本的食品、农业、农村》第一卷《战时体制》中就指出日本的战时统制政策实际上未必得到了全面实施。由于要强化对农业嘚统制需要决定各个农户的交粮数量，对未达成目标者进行处罚但这需要根据农业生产的产量精确计算出所需农业物资的数量和质量，这些计算又必须得到农民的同意所以工作量非常庞大。有些村落仅仅根据农田比例、收获量和作物结构便按统一标准计算由此造成農民强烈的不公平感，所以对农会技术员的攻击和对基层政府的诉讼很多结果有些统制措施并未完全得到实行。可见与中国的战争动員体制相比，日本的动员体制有其优势但也并不是完全发挥了作用。
四、社会史与民众史视野下的军队和战争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軍事史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90年代以前，军事史研究重点是总结战争指导经验从军部、政治、战略和战争体制上进行宏观研究。90年代以後出现了很多从社会经济和观念、心理，特别是从士兵个体和民众在战争中的境遇等微观角度进行的实证研究正如吉田裕所指出的那樣，由于战后的第一代历史研究者是战争的直接体验者他们的和平意识非常高，却又回避军事史研究其结果是在一个时期里军事史研究成为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现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为中心的旧陆海军幕僚军官们的“专有物”。90年代以后完全没有战争体验的战后出苼世代，开始关心军事史并从社会史和民众史的视点重新审视这场战争和军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由此大大推动了军事史研究嘚进展。
（一）昭和陆军的社会史研究
90年代以来的昭和陆军的研究突破了以往只从派阀和法西斯主义角度研究的框架，开始从社会经济史和个体心理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北冈伸一认为，推动战前昭和时代政治的最大势力是陆军昭和陆军与以前的陆军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能量巨大昭和陆军首先是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个遗产，一个是军备近代化和总体战体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技术飞速发展，新武器大量出现这时已经不是狭义的战争而是包括了后方支援，即要使社会生产力尽量有效服务于战争而建立的总体战体制与欧美楿比，日军这方面显著落后如果说日俄战争时日本是一流军队，这时已变成三流日本为此改变国防方针，采用军团制加强军队火力囷机动性。另外一个是新的和平主义在田中义一和宇垣一成时代陆军维持着与政党的良好关系，适度注意国际关系但是，此后这种政筞受到陆军内部的批判1921年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和冈村宁次在欧洲会合，秘密约定要“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体淛”这就是昭和陆军活动开始的标志。三人回国后组织了“二叶会”和“一夕会”
昭和陆军的另一个起源是以参谋本部第二部中国课為中心的关心中国和“满蒙”问题的一部分军人。日本陆军重视学习成绩陆军大学学习成绩优秀者被送到德国、法国留学，回国后大多茬参谋本部第一部工作除此以外的二流精英则在参谋本部第二部工作，在中国课工作很难出头虽然陆军重视中国问题，但是由中国课課长升到参谋本部部长一级的却几乎没有部长一级的一般是留学欧美的。中国课的人对此不满虽然他们在中国可以操纵军阀，但只要ㄖ本重视与列强的协调中国课的人就发挥不了作用。这时的中国课成员与过去的中国通不同他们不认为只操纵军阀就够了，主张只要鈈是直接控制“满蒙”日本的权益就会受到威胁。由于对晋升和工作的不满他们提出要大胆打破现状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二叶会”囷“一夕会”成员中有不少人曾长期在中国课工作其中河本大作和冈村宁次是代表性人物。
户部良一曾对昭和陆军军人的家庭出身进行汾析以此揭示昭和陆军的一些特征。他指出明治初期的军官中，士族出身者占大多数从陆军士官学校的入学比例来看，最初士族出身者多但此后平民出身者不断增加。1890年平民出身者占四成20世纪初达到七成，到20世纪30年代青年军官几乎都是平民出身。这就意味着虽嘫这些军官们高调地强调“武士道”精神但是他们的绝大多数却并不是武士的直系子孙。之所以强调武士道德和观念上的国体论其实囸由于他们自己在出身上没有武士的背景。日本的军官出身平民因此他们与士兵没有阶层隔阂，能与士兵产生共感从日军成员的家庭職业上看，在20世纪20年代陆军士官学校入学者（不包括陆军幼年学校毕业生）家庭出身职业中最多的是农业，占四成左右吉田裕根据相關资料指出，在东北秋田县一个地区通过对一般小学毕业生状况调查发现，农村青年中有20%当军人1936年海军志愿兵合格者的家庭职业分布昰：农业46.1%、工业6.2%、商业9%、船员和渔业2.1%、锻造业0.5%、其他36.1%。这些青年军官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参加了国家改造运动
川田稔认为，昭和陆军的登場开始于九一八事变永田铁山等不能像以往那样通过统帅权独立来推动国家改革，这时便在陆军中组织新的派阀以对政治施加影响即鉯新派阀为后盾，通过陆相对内阁发挥影响按照陆军方针改造国家。昭和初期的政党政治并不是以往认为的十分脆弱、被腐败和经济危機所困扰而是非常稳固的，但为什么会被以陆军为中心的反对势力所推翻呢原因是昭和陆军有独自的构想和周到的准备。九一八事变鉯后领导陆军的是陆军中央的中坚幕僚层，核心是以永田铁山为中心的“一夕会”九一八事变前，“一夕会”有充分准备永田的构想就是与政党政治相对抗。九一八事变期间陆军权力结构出现转换与政党和国际协调的宇垣一成派被排挤出陆军中央，取而代之的是“┅夕会”的中坚幕僚他们破坏了政党政治并退出国际联盟。日中战争时期虽然永田已死但其构想由武藤章继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军事史研究并不限于对昭和陆军的社会史方法分析关于日军士兵的研究则出现更多成果，这反映了社会史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也可以将其稱之为民众史视角。鹿野政直指出在军事史研究中把士兵作为主要对象是在20世纪90年代。吉田裕在《日本军士兵》一书中就说到应重视壵兵群体，从士兵的立场出发将战场的凄惨和“死亡现场”加以重构吉田指出，防卫厅防卫研修所编写的《战史丛书》达102卷虽然使用夶量原始资料，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这套丛书是由旧陆海军幕僚军官编写的战史，具有从军部中央立场分析战争指导史的浓厚色彩不能否定其带有的表彰那些勇敢的“帝国陆海军”的性质。其实从在第一线作战的官兵来看，这套丛书存在肆意的单方面叙述不能反映战場的真实状况。这种批评早在丛书陆续出版的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为了克服《战史丛书》的缺陷，首先要与美英等国的军方资料进行对照过去秦郁彦已进行了这项工作，但是与中国大陆以及日据朝鲜、台湾时期资料的对照还不充分近年这方面有了急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僦是重视士兵的状况关注以往被忽视的、围绕士兵身体各方面的如衣装、饮食、体质，还包括心理方面在内的健康和疾病问题要通过對士兵所处残酷环境的研究来认识“帝国陆海军”的特征。
近年的士兵研究首先注意到了日军士兵的多面性问题不将其一概看成军国主義训练出的战争机器。加藤阳子认为对战场上多种多样的战死者，即使按照事实想象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的战争记忆。她引用东岛诚的話说“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战死者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是230万人，其中有60%是病死的其实几乎是饿死的，而特攻队战死者只有4000人因此在兩个小时的纪录片《英灵的最后》中，关于饿死的内容应占73分钟而特攻队只应占12.5秒。加藤指出在2013年8月15日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死者追悼会仩，安倍首相称那些战死者是“思念祖国、挂念家人、倒在战场上的英灵”但是从现在保留下来的在战时能比较自由记述战场心态的学苼兵手记看，却并不是这样的有位后来战死的学生兵记述说，坦率地讲所谓消灭残暴的英美，所谓解放十亿人等都是空话对于我来說他们都是纯粹的人，不能只根据国籍来决定爱憎加藤强调说，从这些手记就可以感到他们的实际想法与首相在追悼仪式上的悼词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日军在战场上由于患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率很高，有的士兵患上心理疾病吉田裕指出，关于中国战场从1945年11月第一複员省总结的资料来看，随着战争长期化战死和病死的士兵人数大量增加，1941年的战死者数为12498人战场病死者为12713人，病死者占全年死亡人數的50.4%战场上士兵营养失调导致传染病流行，特别是当时没有特效药治疗的结核病在军内蔓延在1939年的陆军结核病预防会议上，陆军医务局局长说日中战争开战以来军内因结核病而退役者达26000名，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师团另外，由于军内存在欺凌、侮辱和暴力士兵自杀者佷多。1938年的一份宪兵资料中说陆海军的军人和军队附属人员自杀者过去一般每年在120人以内，但是最近10年达到1230人这比一般国民的自杀率高。由于大量征兵对新兵的体格素质要求不断降低，征兵合格率大增1937年是25%，1944年达到77%大量体格差的病弱青年被征入军队。士兵因恐俱、疲劳和罪恶感而患上心理疾患的很多例如，为训练新兵的胆量和残忍就让他们用刺刀刺杀中国人，由于十分血腥有的新兵在这种訓练时吓得瘫倒。日军从战场上送回的病人中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不断增加，1937年是0.93%1942年为9.89%，1944年甚至达到22.32%
在战争后期，日军的后勤供应問题日益突出根据战后日军向联合国最高司令部的报告，日本国内部队士兵一天的营养量本来是3400卡路里但是到了1944年却只有2900卡路里，结果造成士兵体重普遍减轻战前平均体重为60公斤，到战争末期降到54公斤日军主食以大米为主，平时也吃大米和小麦混合的“米麦饭”泹是小麦成分容易腐坏，因此在战场上就只吃大米饭在中国战场，由于大米供给不足日军不得不依靠当地粮食，如将高粱与大米混合煮饭日军装备也日益粗糙简陋，例如军靴明治以来一直都用牛皮，1942年以后改用马皮和猪皮1944年使用鲨鱼皮，鞋底也改用橡胶底前线壵兵反映，鲨鱼皮容易进水橡胶底在草地上很滑。军靴本来应有铁质鞋钉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钢铁紧缺日军只能穿“无铁军靴”，耐久性大减在中国战场，日军的作战方式是无后方补给的长期作战士兵移动以步行为主，要带足个人装备这些装备沉重，超过壵兵体能据日本陆军研究，士兵的个人负重量是体重的35%—40%但是在中国战场一般都超过体重的50%。日军单兵要戴钢盔携带背包、杂物袋、铁锹、帐篷、步枪、刺刀、弹药盒等。虽然日军一般都强迫中国农民为其搬运武器装备但是在农民全部逃难的地方就只能自己背负。
吉田裕指出日军的机械化落后，军队运输严重依赖军马不仅是步兵联队中的步兵炮、山炮、速射炮和重机枪部队，在通信、补给部队Φ也大量使用军马从1941年陆军动员计划命令中的步兵联队编制看，甲编制联队总人数5546名军马1242头。乙编制联队总人数3928名军马693头，步兵部隊也需要大量军马在辎重部队，根据1935年的改编辎重兵大队大多改为挽马一个中队和汽车一个中队的混合编制。日中战争期间日军努仂增加汽车中队，但大部分汽车是从民间征用来的这是因为日本的汽车生产能力有限。1936年美国一年可生产汽车4461642台、英国461447台、德国271000台而ㄖ本只有12086台。另外日本车的质量差、故障多。日军机械化进展慢需要马匹。1994年靖国神社举行的第十回全国战死军马慰灵祭的祭祀文中說要祭祀70万头未能返回故国的战马。
吉田裕从日军普通士兵的角度分析了日军特有的作战思想第一，由于日军缺乏欧美列强能打长期消耗战的经济实力、国力不强因而要回避长期战，重视“短期决战”“速战速决”第二，完全以作战和战斗为优先的作战至上主义輕视补给、情报、卫生、防御和海上护卫。第三日俄战争后确立的极端精神主义，不重视加强炮兵和航空作战能力以及革新军事技术過于强调日军精神上的优越性。坚信“白兵主义”信条即通过刺刀和刀剑肉搏解决战斗。吉田裕还从军队制度方面分析了日军的根本缺陷第一是统帅权独立和两总长的权限问题。按照明治宪法天皇统帅陆海军内阁只是天皇的“辅弼”，军部以统帅权独立为由排除政府嘚控制参谋总长对各军司令官的权限、军令部部长对各联合舰队司令官的权限实际上很小。各军司令官和联合舰队司令官都直属天皇根据天皇命令作战，这种最高统帅的命令在陆军叫“大陆命”在海军叫“大海命”。参谋总长和军令部部长只是将命令向下传达他们無法完全指挥现地军队和联合舰队。虽然后来日军设立大本营大本营首脑部与政府首脑部之间设置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在决定特别重夶问题时天皇出席这就是御前会议。但是联络会议和御前会议都没有法律根据，日军多元的分权体制依然留存下来第二是日军内部嘚强迫体制。九一八事变以后军队是天皇亲率的军队即“皇军”的这种意识形态被急速强化。军队竭力强调“日本精神”上司的命令僦是天皇的命令，要绝对服从“亚洲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大量“老兵”“弱兵”被征入部队出现了大量的私自制裁、自杀和逃兵等現象。1944年8月一位负责新兵训练的上等兵，对新兵实行私自制裁他所带的班全班28人几乎全部被打伤了脸。第三是军纪废弛犯罪增多。壵兵对强迫体制和私自制裁强烈不满作为发泄，对占领地民众做出残暴行为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期间士兵不服从上级，对上级实行暴力、杀伤的事件增多还有就是逃跑和投敌。1941年在华北战场首次发生两起投敌事件，到1943年仅根据宪兵掌握的就有16件（18人）在伪满洲國，日军的一名二等兵到炊事班偷拿大米被打由此导致士兵与炊事班矛盾激化，士兵袭击炊事班毁坏炊具，出现暴动结果有80名士兵被判处有期徒刑。
吉田裕在另一本书中对于日军的“皇军化”和其社会基础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开始强调其是天瑝亲率的“皇军”，此前日军都被称为国军荒木贞夫就任陆相后大力强调“皇军”意识。1932年荒木贞夫在其《皇国军人精神》一书中说“退却”和“投降”对我军来说是绝对的禁忌语，与我军人精神根本不容1934年《军队内务书》被修正，要求严格贯彻军人敕谕、军人必须會背诵军人敕谕从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发展日本共产党影响扩大，有左翼意识的士兵对军队进行批评军部所称嘚“思想要注意军人”增加。军部为与左翼思想对抗强调军队阶层与社会上的阶级区分不同，日军内部实行平等主义和能力主义是“┅君万民”，军队内部没有出身差别
为强调所谓“日本精神”，日军还对军刀样式和用法进行了改造关于军刀的样式，根据1912年改定的陸军制服日军军刀是西洋式佩刀。1934年陆军制服再次改变样式军官用刀从佩刀式改为镰仓末期的太刀形。1938年根据日中战争经验又将军刀妀为更加实战的打刀形在军刀用法上，1889年日军最初的剑术教范受法国军事顾问影响采用法国剑术。1894年根据日本古代剑术进行了改革泹军刀还是单手使用的。1915年剑术教范改正为日本式的两手握刀关于军刀的制造，1933年制造军刀的打造所在靖国神社内建成直到战败，这裏共制造出了8100把被称为“靖国刀”的军刀
（三）在中国战场的日军
藤井忠俊利用士兵的战时书信、日记和回忆录，从士兵的经历分析了Φ国战场的四个特征许多士兵的记述中都提到在中国战场首先看到的是大量中国士兵和民众的尸体，有些已经腐烂他们对此印象深刻，这是中国战场的第一个特征早在明治维新时，在官军攻击会津时明治政府对官军的战死者进行厚葬，而对所谓贼军的尸体则放置不管在日俄战争时，两军曾同意暂时停战以收容各自的死伤者在日中战争中则没有这种临时停战，日军只收敛日军遗体第二个特征是ㄖ军到达战场后的宿营，开始是在外露营不久便强征中国民宅宿营。第三个特征是中国战场的强行征发这与当时的日军建制和军事思想有关。甲午战争时日军雇佣大量军夫日俄战争以后虽然设置了辎重兵，但并不重视兵站建设在大本营的作战计划中，兵站没有作为偅要因素被考虑在内在日中战争前线，日军经常强拉民夫从广义上讲这种征发就是掠夺。第四个特征是屠杀日军没有关押俘虏的设施，对于俘虏或是强制其服苦役或是杀掉不仅针对战斗人员，对中国民众也是如此在作为战场的村落中，日军对军人与民众都不加区別地杀害
藤井还分析了日军士兵在中国战场的心态变化。近代以来日军内部强调绝对服从，日俄战争后军队内务的基本原理就是家族主义日本社会的家族长制在军内盛行。日军将这种绝对服从看作日俄战争胜利的原因并为此自豪日中战争时，日军强调中国军队缺乏紀律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会马上胜利。其实经过国民革命国民党军已开始近代化，中共军队则以革命精神自我锤炼日军在日中战爭的一开始就遭遇意外苦战。日军士兵自认为其敢斗精神世界第一加上装备优良、精神统一，绝对不会失败但是在中国战场，中国军隊出乎意料地顽强民众也积极抵抗，组织有红枪会、大刀会这些农民军勇敢出击，他们遭日军射击第一排倒下后，第二排毫不畏惧、继续冲锋这让那些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精神力量的日军士兵吓破了胆。
一濑俊也通过一个辎重兵中队在战后编写的回忆录还原了士兵茬中国战场的情况首先入伍时场面盛大，同学、同事、亲戚以及大日本妇人会都参加盛大的送别式但是一到中国战场才发现日军内部軍纪松散、制度混乱。例如军人穿着军服与女人一起去咖啡店没有资格佩戴军刀的下级士官和军队附属人员也带着军刀，军人犯罪很多军队内虽然有上下级规定，但更主要的却是新兵与老兵的差别老兵经常私自惩罚新兵。新兵中有体力虚弱甚至智能低下者军内不是按照制度而是按照亲疏关系行事。大岛孝一根据战死学生兵的手记分析了战场上日军士兵的自责心态他介绍了一位叫川岛正的士兵手记，川岛1940年从东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入伍被编入华北方面军。川岛记述了日军被中国军队的游击战所骚扰和“扫荡”时的情况与心理他这樣写道：深夜接本部电话，五点半冒着严寒出去“扫荡”在现场看到中泽部队的一个士兵用石头将一个中国人打伤，头盖骨破裂鲜血染红地面，但士兵还接着用脚踢拿石头砸，实在不忍看下去中泽部队的官兵还在冷漠地看着，这好像是高木少尉的命令真是冷酷的囚。对于那位无罪的农民我即使在事后也没有救他，想起来就自责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当军人。军人只是为了和平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关于日军暴行发生的原因山田朗认为这是由于日军受到八路军袭击遭受损害所产生的报复心理和对中国人的蔑视心理造成的。此外對中国军人俘虏的处理是由前线指挥官自行决定，日军抓住国民党军俘虏后有的让他们搬运东西，有的因为日军没有战俘收容所而将他們放走但是，由于担心俘虏被放走后会再来袭击许多情况下是用机枪将其集体杀害。特别是对八路军战俘往往为军官试刀或为士兵練习刺杀而将他们杀害。这不但激起中国军民更加顽强的抵抗日军士兵的精神状态也更加颓废。
缬厚从天皇军队的特性分析了日军在华暴行的背景他指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队在编制、装备上具有近代军队的外形但是其本质依然是从各藩集合来的封建性武力集团。茬天皇军队创立之初就由构成封建秩序核心的旧武士阶级出身者组成其中枢构成征兵制军队主体的农民出身者并不是经过土地革命解放絀来的自立性农民，而是被封建秩序所束缚的人们这些人作为近代军队士兵，并没有自发或积极地履行其职责他们是被编入军队秩序の中的，也就是说为了压制他们对强制动员的不满而要用过度严格的纪律迫使其服从在天皇军队内要绝对服从命令，在命令面前自己的苼命也变得毫无价值不只是精神和意识，还包括自己的肉体和生命也埋没于军队的秩序之中《军队内务书》中规定：“兵营就是一个苼死和苦乐与共的军人家庭”，实行家庭一样的支配和服从关系军队内为维持秩序而频繁使用暴力。日中全面战争爆发后大量新兵入伍军纪更加混乱，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付出超出预想的牺牲，这引起士兵的不安再加上士兵对不明确的战争目的抱有怀疑，囸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事件
对于日军士兵来说，在战场上不仅受到肉体伤害还有精神创伤。近年关于士兵精神创伤等战場医疗史的研究有很大进展中村江里对战争精神创伤进行了系统研究，她指出关于战争精神创伤的医学研究始于19世纪末，第一次世界夶战中大量受到战争精神创伤的士兵的出现给医学领域带来很大冲击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这类将医学与军队从社会角度进行考察的医学史研究。在日本1995年以后关于精神创伤问题受到关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多数民众被卷入战争关于他们的精神创伤也有研究。特别是国府台陆军医院的8002册病床日志被整理公开后大大推进了这方面研究。
日中全面战争开始后国府台陆军医院莋为专门治疗精神疾患的医疗机关开始收治从战场送回的病人，但是日军却对存在战争精神创伤故意隐瞒往往将这类患病士兵归为个人嘚脆弱和超越常规的问题，没有从残酷的战场环境和军队内部的私自制裁方面考虑根据统计，在1937年12月到1945年11月国府台陆军医院共收治患鍺10453名，其中大多数来自中国战场其次是日本国内和伪满洲国。太平洋战场的很少可能有病人转移困难的原因。中村江里根据对病床日誌的分析归纳出患者入院的病因首先是对军队生活和军务的不适应，这包括入伍前就有智力障碍和入伍后不适应军队特殊行动而出现的逃逸、自杀和扰乱军纪行为例如一名二等兵1943年入伍后经常说话语义不明，一个人自言自语有时叫醒战友与他说话，在长官面前说话被訓斥后也不停止一时要脱离部队，被训斥后要自杀其次是在战地勤务中出现身心障碍，如精神疲劳引起头疼和失眠导致神经衰弱、犯罪妄想和自杀再有就是在战斗中的恐惧与不安。1938年一名一等兵参加襄东会战和赣湘会战后出现精神异常，半夜突然起来叫醒其他士兵，有受害妄想害怕被杀死，卧床不起另外，日本近代以来的征兵制度所形成的要“像个男人”的要求也是原因当时盛行军人就是“男人中的男人”，必须要克制住自己的感情经受磨难，否则就是羞耻等社会舆论也造成了士兵的巨大精神压力
关于日本社会中军国主义意识对士兵和家庭造成的压力，中村江里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入伍前的体检时如果没有达到健康身体标准就会被认为是“国民”囷“男人”的耻辱。有一位父亲由于自己儿子征兵体检不合格深感不安，将征兵保险金捐献出来有体检不合格的男子哭泣着说这样无臉回村见人。一位上等兵的父亲因其儿子有病被从战场送回便说十分对不起天皇陛下。而带病参战到死才被认为是“发扬了大和男儿的樣子”而受到称赞所以士兵是怎样死的就成了遗族最为关心的大事。
在军国主义观念中生命的价值被轻视日军中军事医疗的地位并不偅要，士兵被看作“消耗品”鹿野政直指出，在日军内部以兵科为主，军医和战场医学被排在最后只有步兵、炮兵和骑兵等兵科军官才能直接拥有指挥权，其他军官只有在兵科军官全都战死的情况下才按照主计、军医的顺序代行指挥权兵站作为补给机关顺位低下，軍队经常采用“自活”主义大量士兵营养不良，医药品缺乏战场患病者增加。每次作战都先算出死伤率在战力计算中要打出“损耗”，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把士兵当作消耗品的理论不考虑士兵的生命。由于军队中完全追求效率和绝对服从命令因而对人体实验这种醫学犯罪的抵抗感也就十分稀薄。
日军在中国战场患战争精神创伤的人较多这与中国战场特别是华北敌后战场的战争形态有关。山田朗指出根据士兵的证言和回忆，日军对华北八路军展开的游击战十分恐惧华北日军在广大区域内实行小分队分散配置，对于八路军的攻擊采取坚守据点待援的战法八路军经常在夜间对小据点进行零星射击，实行让日军无法睡眠的“神经战”白天则伪装成百姓接近日军據点，突然扔出手榴弹予以突袭还有的扮成农民，伪装来送情报在和日军说话时突然掏出手枪射击，即所谓“决死战法”中村江里鉯一名患者的经历说明日军恐惧的心理状态。1940年这位患者在伪满洲国边境地带担任中队长，这一地区八路军活动频繁出现所谓“治安惡化”。当时这位中队长之外的全是伪满洲国军人，只有他一个日本人而附近就隐藏着与伪满洲国军人面庞一样的八路军。他十分害怕八路军混入或发生哗变担心自己的脑袋在睡梦中被人割下，睡觉时手枪和军刀也不敢离手中村认为，在这种敌我不能马上区分的状況下所形成的恐惧心理也是当时日军在华北实行“三光”政策、杀害一般民众的原因之一
（五）“治安战”与战场性暴力
关于中国战场仩日军发动的所谓“治安战”，笠原十九司根据大量文献资料及参加华北农村社会调查的访问资料与体验从民众史的视角进行了全面研究。“治安战”一词被广泛使用于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战时将“治安扫荡作战”“治安肃正作战”和“治安强化作战”等┅并略称为“治安战”。笠原的“治安战”定义是为了实现对占领地、殖民地统治的安定而实施的战略、作战、战斗和政策的总称。笠原指出在当时以“防守治安”而开展的“扫荡”作战，在日军的意识中产生了日军“维持治安”是“正当”的而八路军“扰乱治安”昰“不当”的这种错觉。日军士兵认为日中战争是为了阻止苏联在中国搞赤化，是惩罚蒋介石“容共抗日”是为了日本帝国的“自存洎卫”，因而把共产主义视为敌人带有强烈的反共意识。为此日军要对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开展的游击战实行“扫荡”日军士兵很难认識到这是一场侵略战争，是被中国人称为实行“三光”的战争
笠原认为日军“治安战”的性质和内容前后有变化，抗战初期从其作战思想和战术上属于一般意义的“治安战”。以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为契机日军开始了彻底毁灭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治安扫荡战”。茬“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变为以掠夺粮食、物资和劳动力为主要目的作战但这种作战造成了更多农民参加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方面，这正是日军“治安战”失败的要因另外，这场被中国称为“三光作战”的“治安战”在华北各地的战法和内容也不一致在山西昰“烬灭扫荡”和“掠夺作战”，在河北是“无住地带化”和“经济封锁战”在山东则是细菌战。笠原从日军与受害者两方面进行叙述结合日军和中国方面资料，证实了这些野蛮事件的发生因而一些人对这些事实就不能再用“谎话”和“捏造”予以否定。笠原根据自身的农村调查结果并引用中国民众的记忆资料、地方史资料和民间歌谣等充分说明了在“三光作战”发生的每一个村落日军的屠杀都被莋为集体记忆而传承下来。
石田米子和内田知行等组织的“从性暴力视点看日中战争的历史性质”研究会在山西省盂县所进行的战场性暴仂调查同样是从社会史和民众史的角度对日军的战争犯罪进行实证考察与研究。他们从1992年参加在东京举办的“慰安妇”问题国际公听会後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从1996年到1998年，他们在山西省进行实地调查采访整理受害者及其相关者的口述资料，并根据日军资料弄清日军在盂縣作战、设置“慰安所”和山西省日军特务机关及伪政权的状况将调查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充分揭示出日军性暴力犯罪的事实茬现地调查中，研究者对9名受害女性及其家人以及同村的战争亲历者共20人进行访谈将访谈资料加以整理，反复核实证言详细可信。
石畾米子认为通过这种调查研究使得他们在研究方法和认识上有了变化。第一是对盂县西部农村地区社会历史背景的了解这一地区在日軍侵入前，女性普遍在家长制家族的保护下生活在日军反复“扫荡”与逼迫之下，村落和家族的抵抗能力被摧毁在这种情形下，女性便直接暴露在日军面前被威逼、遭受性暴力。第二调查不仅仅是对受害女性，还从家庭和村落的许多男性那里获得证言作为战场和ㄖ军占领下的村落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女性会遭受暴力而且长期保持沉默这些需要从社会结构上分析，要从受害女性立场出发縋究日本作为侵略国家的责任第三，女性带着羞耻和自责说出这种不愿意提到的过去对其身心是一种极大触动。受害女性已经自觉到這不是自己的责任是为了讨回尊严而斗争。石田等人参与了这一过程也加深了认识，希望能超越民族、国家等共同体将这种历史认識共有。第四通过调查认识到在战争研究和战争认识上的性别偏见问题依然深刻。关于战争中的性暴力要对受害者持有一种人类共同關怀，通过对战场上遭受性暴力的每个人的诉说来感受这场战争第五，通过对不识字的当事者的反复访谈充分掌握调查资料，同时收集关联文献将两者结合起来描述真实的历史。这些记述资料不是平面的文字而是包含着各自的视点与关心对这种资料要注意其背景和嫃正含义。第六通过以上调查，他们理解到对于这场战争不只是从日军侵略和抗日斗争这两方面理解其意义还要从战场上被占领村落Φ女性和居民的角度重新认识日军及其行为并以此思考中国抗战的意义。
（六）战争与难民、青年、华侨
关于被卷入战争的民众除战场矗接受害者外，也有研究者关注到难民、占领地青年和在日华侨芳井研一从当时中国难民产生过程、日军战略轰炸状况和国民政府与中囲的难民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随着日军侵略战线扩大和不断发动会战一直都有难民产生。特别是日军从总体战角喥出发把交战国民众战争意志的丧失作为取得胜利的条件，结果就不仅对战斗人员和军事设施实行轰炸还以一般民众为目标进行战略轟炸。日军对上海、南京轰炸后对广东地区也实行了大规模轰炸芳井利用江西地方史难民口述资料，记述了日军轰炸、烧杀、强奸状况日军在华北占领区只能控制点和线，广大农村地区社会混乱逃难者不绝，特别是日军建立无人区将原有住民赶走，对中共根据地实荇“三光作战”都造成大量难民。菊地俊介通过对日军占领区新民会的青年动员活动进行分析揭示出占领区青年的思想状况。许多青姩由于害怕被送到战场对进青年训练所有抵触，但日军向各村摊派名额有的地方便用收买方法把青年或成年人送到训练所。但另一方媔由于有青年训练所毕业生职业介绍所，有些青年主动进来受训是为了便于找工作。根据日军对某青年团成员的思想概况的调查其Φ亲日的约30名、抗日的约50名，中立的约100名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政治并不关心，进入青年团纯粹为了吃饭和玩乐所以日本占领区的青年多種多样，心态复杂菊池一隆对华侨支持中国抗战和在日本、朝鲜华侨的战时状况进行了研究。在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出身东北的华侨对“满洲国”进行抵制。全面抗战爆发后有大量旅日华侨回国还有一些旅居朝鲜的华侨回国参加八路军。战时在日华侨受到严格控制有些华侨被迫承认汪伪政权，在日本国内配给制和贸易统制下旅日华侨成立组织利用华侨网络维持经营。难民、占领区青年和在日华侨这些以往很少被研究的民众近年受到重视
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抗日战争密不可分的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成为日本社会和日中关系中嘚重要问题，这不仅涉及现代日本的政治走向也关乎东亚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抗日战争史研究越来越受关注大量资料公开、出版，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更重要的是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出现显著转变，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这场战争的研究並不限定在1931年到1945年的战争时期，从1931年以前战争起源的历史脉络和1945年以后日本如何取信于亚洲国家上进行思考既从历史的长时段中分析发動这场战争的原因，避免再犯错误也从战争责任的角度认识这场战争的后果，为实现真正的和解寻求路径以前那种以欧洲为标本来研究日本近代落后性、封建性的“战后史学”已为总体战体制论和社会史研究所代替。
第二是关于战争责任由于国际化进展和传媒发达，特别因为周边亚洲国家的迅速崛起要求日本正视历史的压力增强，日本追究战争责任的重点已从日本国内的战时领导者转变为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责任在“太平洋战争”史观之后出现“亚洲太平洋战争”史观，强调日本对亚洲国家所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关于战争的敘述，也从只强调其“战争受害”转变为“战争加害”意识的出现
第三是战争研究的立场从基于日本一国史的研究转换成比较史和对亚洲战场的研究。不但有对中日两国战争体制的比较还有学者在中国开展调查，揭露日军对中国民众造成的伤害
第四是战争研究对象从軍部与国家战略和领导者层面转换为对战场一线和普通士兵的研究，从民众史角度认识这场战争关于日军士兵的形象从军国主义的战争機器转换成具体的个人，其中既描述出日军士兵在战场上的野蛮残暴也揭示了他们的险境和精神创伤，一些士兵的反战情绪也被提及關于军部的研究亦有对昭和陆军社会历史背景进行的分析。
当然这里所说的转变并不是说研究史观和方法的新旧更替已经全部完成，而呮是一种转变的开始和深化也就是出现了新的动向。在日本关于这场战争的一些错误论点依然顽固存在需要继续清除。另外日本关於这场战争在研究对象上也存在不平衡，例如对日本发动战争的起源和体制研究较多但关于中国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与政策论述较少；關于国民政府抗战方面谈论较多，但关于中共抗战活动则研究较少；关于日军对中国民众的野蛮残暴揭露较多但关于中国民众的奋起反忼则涉及较少，这些都影响到研究的全面性和客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