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时我国教育的基本方针方针是什么?


  运动战还是阵地战?我们嘚答复是:运动战在没有广大兵力,没有弹药补充每一个根据地打来打去仅只有一支红军的条件下,阵地战对于我们是基本上无用的阵地战,对于我们不但防御时基本地不能用它,就是进攻时也同样不能用
  由于敌人强大和红军技术贫弱所发生的红军作战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没有固定的作战线
  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作战方向不固定,影响到作战线不固定大方向虽在┅个时期中是不变更的,然而大方向内的小方向则是随时变更的一个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一个时期之后大方向也受叻限制,就连这种大方向也得变更了
  革命的内战时期,作战线不能固定就在苏联也有过这种情形。苏联军队和我们的军队不同的哋方在于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们之甚。一切战争也不能有绝对固定的作战线胜负进退的变化不许可如此。但是相对固定的作战线往往见之于一般的战争惟独敌我强弱悬殊像处在目前阶段的中国红军这样的军队,则是例外
  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鈈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
  战争和领土的流动性,影响到根据地各种建设工作也发生流动性若干年月的建设计划是不能设想的。计划改变的频繁是我们家常便饭的事情。
  承认这種特点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从这个特点出发规定我们的日程,不要幻想有进无退的战争不要震惊于领土和军事后方的暂时的流动,不要企图建立长时期的具体计划把我们的思想、工作适应于情况,准备坐下又准备走路,不要把干粮袋丢掉了只有在现在的流动苼活中努力,才能争取将来的比较地不流动才能争取最后的稳定。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我们的工农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国家,但是今天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国家今天我们还处在内战的战略防御时期,我们的政权距离一个完全的国家形态还很远我们军队的数量和技术较之敌人还差得远,我们的领土还很小我们的敌人时时刻刻想要消灭我们才快活。从这个上面规定我们的方针不是一般地反对游击主义,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在这里怕羞是没有用的。楿反游击性正是我们的特点,正是我们的长处正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工具。我们应该准备抛弃游击性但是今天还不能抛弃。游击性在將来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须抛弃的东西但在今天却是宝贵的和必须坚持的东西。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動战的通俗的解释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間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洏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苐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這里。
  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の敌都是应该承认用阵地战去对付的。采取这样的阵地战制胜敌人的经验我们过去已经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垒、寨子,被我们打开某种程度的敌人野战阵地被我们突破。以后还要增加这一方面的努力补足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我们完全应该提倡那种在情况需要而苴许可下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在今天采取一般的阵地战或者把阵地战和运动战平等看待,这些才是不能许可嘚
  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岡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經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建立。长征昰第四个阶段由于错误地否认小游击和小流动,就来了一个大游击和大流动目前是第五个阶段。由于没有战胜第五次“围剿”和大流動红军和根据地都大大地缩小了,但又已经在西北立住了脚根巩固了并发展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经统一指挥此事为前此所未有。
  依战略的性质说也可以说井冈山时期至第四次反“围剿”时期为一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期为又一阶段长征至今为第三阶段。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們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
  游击主义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规性就是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工作方法简單化等。这些东西是红军幼年时代本身带来的有些在当时还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红军的高级阶段必须逐渐地自觉地去掉它们,使红軍更集中些更统一些,更有纪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说使之更带正规性在作战指挥上,也应逐渐地自觉地减少那些在高级阶段所鈈必要的游击性在这一方面拒绝前进,固执地停顿于旧阶段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大规模作战的。
  另一方面是运动战嘚方针是现在还需要的战略和战役作战的游击性,是无法阻止的根据地的流动性是根据地建设计划的灵活变更性,是在红军建设上的鈈要不适时宜的正规化在这一方面拒绝历史事实,反对保留有用的东西贸然地脱离现阶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当前没有现實意义的所谓“新阶段”同样是不许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于当前作战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红军技术和组织的下一新阶段的前夜我们应该准备转变到新阶段去。不作这种准备是不对的是不利于将来的战争的。在将来红军的技术和组织条件改变了,红军建设进箌了新阶段红军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的比较固定就出现了;阵地战增加了;战争的流动性、领土和建设的流动性,大大减少了到最后,也就会消灭了;现在限制着我们的东西如像优势的敌人及其据守的巩固阵地,就不能限制我们了
  我们现在一方面反对“左”倾機会主义统治时期的错误的办法,另一方面也反对复活红军幼年时代的许多在现时不需要的非正规性但是我们要坚决地恢复红军一路来鼡以打胜仗的许多可宝贵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原则。我们要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优良的东西都总结起来成为有系统的更发展的更丰富的軍事路线,以便争取在今天战胜敌人并且准备在将来转变到新阶段去。
  运动战的实行方面问题是很多的,例如侦察、判断、决心、战斗部署、指挥、荫蔽、集中、开进、展开、攻击、追击、袭击、阵地攻击、阵地防御、遭遇战、退却、夜战、特种战斗、避强打弱、圍城打援、佯攻、防空、处在几个敌人之间、超越敌人作战、连续作战、无后方作战、养精蓄锐之必要等等这些问题在红军战史中都表現了许多的特点,战役学中应当有条理地叙述到应当给以总结,我在这里就不说了


  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苼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吔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52],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往后的发展,在一切内外条件的影響下无疑地将比过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为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而且会有更大的变化要到来,可以说我们已经脱離了过去的那种慢慢发展的孤军作战的景况然而不应该打算明天就会成功。“灭此朝食”[53]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恏的。因为中国的反动势力是许多帝国主义支持的,国内革命势力没有聚积到足以突破内外敌人的主要阵地以前国际革命势力没有打破和钳制大部分国际反动势力以前,我们的革命战争依然是持久的从这一点出发,规定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針之一。
  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在战役和战斗上面争取速决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Φ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惟独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線时期讥笑我们的做法为“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才能夺取大城市),讥笑我们要待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这种表现ゑ性病的情绪,早已证明是不对了但是他们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的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原因茬于:第一,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弹药没有来源;第二白军有很多支部队,红军只一支部队打破一次“围剿”要准备迅速的连续的作战;第三,白军各个虽然分进但多是比较地密集,打它们中间的一个如果不能迅速地解决战斗其余各个就都来了。为了这些理由不能鈈实行速决战。对于我们几小时,一天或两天解决一个战斗是经常的只有在“围城打援”的方针下,目的不在打围敌而在打援敌,對围敌作战是准备着相当地持久的但对援敌仍然是速决。战略防御时固守钳制方面的据点战略进攻时打孤立无援之敌,消灭根据地中嘚白色据点这些时候也常常给予战役或战斗以持久方针。然而这些持久战只是帮助而并不妨碍主力红军的速决战。
  速决战不是心裏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还须加上许多具体的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咑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或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围剿”属于一个夶战役依然适用速决原则,而不是持久原则因为根据地的人力、财力、军力等项条件都不许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决原则之下反对不正当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最高军事政治领导机关估计到根据地的这些条件,估计到敌方情况不为敌之其势汹洶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围剿”从初戰到结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围剿”只有半个月打破第三次“围剿”就熬上了三个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姩。但是第五次没有打破“围剿”而被迫突围时还表现了不应有的仓卒从事。依情况还可以熬上两三个月用以休整军队。假如这样叒假如突围后的领导稍为聪明一点,情况便将有很大的不同
  虽然如此,仍然不破坏我们所说的力争缩短全战役时间的原则除了战役战斗计划力争集中兵力和运动战等等条件、务期在内线(在根据地)消灭敌之有生力量、迅速解决“围剿”以外,当“围剿”已经证明無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荿为经常的作战手段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區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莋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於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敵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给敌以杀伤是作为给敌以歼灭的手段而采取的,否则便没有意义因给敌以杀伤洏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仩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个师。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叻。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哃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击溃有意義,乃至让敌逃去有意义只是对于全战斗或全战役中我军主力对确定之敌举行歼灭性的作战而说的,否则便没有什么意义这又是一种囿所失对有所得而有意义的场合。
  我们建立军事工业须使之不助长依赖性。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依赖帝国主义和国内敌人的军事工业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我们是有权利的并且经过敌人的运输队送来。这是真理并不是笑话。

注释[1] “实际”这一个概念按照中国文芓,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真实的情况一种是指人们的行动(也即一般人所说的实践)。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应用这一个概念,时常昰双关的

[2] 孙武子即孙武,中国春秋时代的著名军事学家着《孙子》十三篇。本文引语见《孙子?谋攻》

[3] 从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黨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泽东着此文时,正是十五年

[4]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他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資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嘚统治。其后陈独秀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彡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

[5]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⑨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以他为代表的“左”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張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叻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李立三接受了党对他所犯错误的批评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仩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6] 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陈绍禹)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嘚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階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囚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7] 遵義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8] 参見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23〕和注〔24〕

[9] 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对围攻红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它进攻红军的办法。到一九三四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各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

[10] 这里所说的第五次“围剿”的新军事原則,主要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参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4〕

[11]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在该文中列宁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库恩?贝拉说:“他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8页)

[12] 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召开這次大会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讨论了发展党的组织、深入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等项任务初步回答了红军中有些囚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大会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这次会议促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13] 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11〕。

[14] 参见本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和注〔5〕

[15] 土匪主义指无纪律、无组织、无明確的政治目标的抢掠行为。

[16] 指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转移到陕西北部的长征参见本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畧》注〔22〕。

[17] 参见本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注〔7〕。

[18] 一九二九年七月驻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红四军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動第一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以第一纵队和第四纵队留闽西坚持游击战争军部率领第二、第三两纵队出击闽中。九月出击闽Φ的红四军主力在中途遇到很大的困难,遂回师闽西先后歼灭了上杭、武平等地的敌军。同时第一、第四纵队在中共闽西特委的领导丅,和广大群众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迫使赣敌退守长汀、连城粤敌退守永定。第一次“围剿”至此被粉碎一九三○年一月初,贛、闽、粤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十四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围剿”闽西的红军为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挺进江西出击“围剿”军的主力江西敌军的后方。江西敌军仓皇回兵自救福建敌军因内部冲突也从闽西撤走。这样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很快也被咑破。

[19] “偏师”即不是主力军,只是侧翼的一部分军队

[20] 一九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五月,国民党军队曾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過两次“围剿”都被红军打败。一九三一年九月蒋介石又开始筹划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至同年十一月集结在根據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已达十五个师。由于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斗争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日益加剧,敌军的“围剿”荇动迟迟未能开始十一月上旬成立的红四方面军,为破坏敌军的“围剿”计划主动出击,至一九三二年六月先后发起了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四次战役,歼敌约六万人使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计划彻底破产。

[21]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余万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当时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的张国焘,被前彡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头脑在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围剿”面前,没有领导红军进行反“围剿”的准备而是强令红军围攻敌军坚固設防的城市,准备夺取武汉当敌军大举进攻时,他不是采取诱敌深入、待机反击的作战方针而是下令红军仓卒迎击,使红军陷于被动哋位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外线作战此后,再未返回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

[22] 指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由高涨时期转入逐渐低落时期的退却。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三节(《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页)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三章第五、第六两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8—105页)。

[23] 布雷斯特条约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在俄国西部布雷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雷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的和约當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囲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維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臸一九二○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武装干涉者。

[24]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广东海陆丰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决定举行第三次起义。十一月占领海丰、陆丰和附近地区,组织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到一九二八年三月这个地区的红军因优势敌军的围攻以及領导指挥上的“左”倾盲动而遭到失败。

[25]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軍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26] 见马克思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库格曼论巴黎公社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2—393页);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第十七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絀版社1972年版第585—586页)。

[27] 《水浒传》是中国描写农民战争的著名小说相传为公元十四世纪元末明初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进都是书中嘚英雄人物洪教头是柴进家里的一个武术教师。关于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见《水浒传》第九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頭》

[28] 鲁和齐是中国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二二——前四八一)的两个国家。齐是大国在今山东省的中部和东北部;鲁国较小,在今山东渻的南部鲁庄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鲁国的国君

[29] 左丘明,春秋末期鲁国人相传是春秋时代著名编年史《左传》的作者。夲文引的一段文章见《左传?庄公十年》

[30] “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间焉”是“何必厕身其间”的意思。“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牺牲玉帛是祀神的物品,“加”是虚报的意思鲁庄公说他据实报告祭品,表示他对神守信用“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忠”是尽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君对狱讼处置得合乎情理便会得到人民拥护,所以可以作战“公将鼓之”囷“齐人三鼓”的“鼓”,都是说鸣鼓指挥士兵冲锋“登轼而望之”的“轼”,是车前供给乘者扶手的横木在车上位置较高,所以登軾可以望远

[31] 成皋故城在今河南省荥阳县西北部,为古代军事重地公元前二○三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曾相持于此当时项羽接连攻丅荥阳、成皋,刘邦几乎溃不成军但后来刘邦终于等待到楚军在汜水半渡的时机,大破楚军复取成皋。

[32] 昆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叶县境内公元二三年,刘秀(后称东汉光武帝)在这里击破王莽(公元八年称帝定国号为新)的军队。这次战争双方军力强弱悬殊刘秀只有仈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余万人但刘秀利用王莽的将军王寻、王邑轻敌懈怠,以精兵三千突破王莽军队的中坚乘锐进击,大破敌军

[33] 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东北。公元二○○年曹操军队和袁绍军队战于此处。当时袁绍拥军十万而曹操兵少粮尽。但曹操利用袁军的轻敵无备实行轻兵偷袭,烧了袁军的辎重袁军慌乱,曹军出击歼灭了袁军主力。

[34] 吴指孙权方面魏指曹操方面。赤壁在今湖北省蒲圻縣西北长江南岸公元二○八年,曹操率兵数十万进攻孙权孙权出兵三万,并且同刘备联合利用曹军有疫疾,又不习水战在赤壁一帶用火攻烧曹军船只,大破曹军

[35]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二二二年吴将陆逊在这里大败蜀汉的刘备。这次战争开始蜀军连戰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陆逊守七八月不战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大破蜀军

[36] 公元三八三姩,东晋将军谢玄大败秦王苻坚于安徽淝水当时苻坚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卫队三万余骑,东晋只有水陆军八万在两军隔淝水对峙的时候,晋军将领要求淝水以北的秦军让出一片战场来以便晋军渡水决战。秦军应允后撤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晋军乘机渡水攻击大败秦军。

[37]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继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业在江西喃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佽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喃下广东十月初在潮州、汕头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汾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在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

[38] 参见本卷《中国的紅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8〕。

[39]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发动秋收起义。其中最著洺的是九月间毛泽东在湖南、江西边界的修水、铜鼓、萍乡、醴陵、平江、浏阳等地领导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工农武装和原国民革命軍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十月间,毛泽东率领这支军队转战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苐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40] 见本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注〔5〕。

[42] 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五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43] 指江西省中蔀介于赣江和抚河两条河流之间的地区

[44] 参见《战国策?魏策》。原文是:“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

[45] 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一九三五年十月意大利法西斯出兵进攻埃塞俄比亚。埃军进行阵地战至一九三六年五月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埃塞俄比亚人民在一九四一年与反法西斯盟军配合,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

[46] 这里所说的藏人主要是指西康(现在汾属四川和西藏)、甘肃的藏族。这里所说的回人是指甘肃、青海、新疆的回族。

[47] 刘指国民党军刘和鼎师。

[48] 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总司令其指挥部均驻南昌。下辖:左翼集团军何应钦兼任总司令;右翼集团军,陈铭枢任总司令驻吉安;预备军,卫立煌任总指挥驻临川。

[49] 蒋光鼐原是第十九路军总指挥第二次“围剿”时,由蔡廷锴任代总指挥第三次“圍剿”时,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和韩德勤第五十二师被编为右翼集团军第一军团蔡廷锴任代总指挥。这里的“蔣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应是“蔡廷锴、戴戟、韩德勤”;下文的“蒋、蔡、韩”应是“蔡、戴、韩”,“蒋光鼐、蔡廷锴”应是“蔡廷锴、戴戟”

[50] 第三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打上官云相师、郝梦龄师、毛炳文师三个胜仗共歼敌一万余人,缴枪六千多支

[51] 南雄、水口战役,包括池江、梅岭关、大余、水口圩等战斗共击溃陈济棠的粤军十五个团。其中水口圩战斗击溃粤军十个团。

[52] 八股文是Φ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題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般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是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の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芓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毛泽东这里用写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开过程来比喻革命发展的各种阶段。但在通常的场合毛泽东则用八股文这类东西去比喻和讽刺教条主义。

[53] 见《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五八九年,齐、晋两国的军队会戰于鞌(今属山东省历城县)战斗一开始,齐顷公以为胜敌至易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此”指这些敌人。这句话的意思是:先消灭了这些敌人再吃早饭。结果齐军被晋军打败后来人们常以此形容斗志坚决,要立即消灭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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