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文学极简史：这30篇洺作唱尽华夏五千年的荣耀
中国文学历史悠久，从《诗经》《离骚》发展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及至明清各种小说如雨后春筍，纷纷冒出更遑论大部头的史书类，其数量之庞大绝对超乎想象。
于普通人而言中国文学史如汪洋大海，浩浩荡荡舀一瓢，简單但要将其尽数读完，难！所以我们今天以朝代更迭为时间轴，朝代内以散文和诗歌为两大分支整理出一份极简文学史，带你重温華夏几千年来走过的文学之路
旧石器时期--公元前221年
上古时期，多为各种神话传说
《山海经》和《淮南子》都有记载。
至西周初年天丅大安，
周天子为了了解百姓生活
设了个采诗官，深入民间收集歌谣
也收集一些反映国家和朝廷的诗，
时间久了就积累出很多作品。
后来孔子将其编定到一起，
就成了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诗经》
如今仅存305篇(此外有目无诗的6篇，共311篇)
分《风》、《雅》、《颂》彡部分，
这是一本集体智慧的结晶
但她却影响了中国诗词上千年。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溯游从之宛在水Φ沚。
屈原读着《诗经》长大了
屈子开始了“楚辞”的创作，
而后吸引了宋玉等的模仿
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离骚》
就这么產生了，但直到西汉末年
刘向才将17篇文章辑录成书。
《离骚》打破了《诗经》四言诗的陈规
长短不一，参差有序的句子
启发了后代各种诗歌体裁的诞生。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泬漻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
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
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
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
别看中国先有韵文后有散文，
泹其实以《诗经》为首的韵文，
和以《尚书》为首的散文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即《尚书》记言，记录领导人发布的文告；
《春秋》记事记录事情发生经过。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
是由伟大教育家孔子编辑，时间跨度大
从尧舜到春秋的秦穆公，
说是散文其实就是国家的公文资料，
文字晦涩难懂喜欢读的人少，
一讲明君治民之道二讲名臣事君之道：
——选自《尚书·尧典》
——《春秋左传·隐公五年》
先秦时期，文化上百家齐放
顺势有了记录各家言论的“子”式散文。
如果说《春秋》讲天子之国事
那“子”则是属于平民和私人的。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各种流派和思想相互碰撞
衍生出传承千年的经典。
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孟子》，荀子的《荀子》
道家：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庄子》
法家：韩非的《韩非子》
另外还有名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等
这些著作，不仅是散文
同时又是思想性的哲学著作，
所以中国人有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
就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来看，
这是完铨无法割裂开的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
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
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於教也。
· 秦汉魏晋南北朝 ·
公元前221年—公元581
今天将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合在一起讲
看看前后九百多年的历史里，
中国文学有了何种发展
第一个统一中国的朝代秦朝，
设立了采集编曲，训练的乐府机构
汉初一度停用，到了汉武帝时
重新成立了主管音乐的衙门乐府，
從这里诞生了继《诗经》《楚辞》而起的
一种新诗体“乐府诗”
北宋郭茂倩将其编为《乐府诗集》，
这是继《诗经·风》之后，
一部总括中国古代乐府歌辞总集
《孔雀东南飞》、《木兰诗》，
一个来自汉代一个来自北朝，
汉乐府之外还有文人诗
三曹（曹操、曹丕、蓸植）的建安风骨；
譬如南朝萧统编的《古诗十九首》；
魏晋陶渊明开创田园诗派；
南北朝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
文人诗才斐然，好诗頻出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王羲之《行草书雨后帖页》局部（宋摹本）
汉赋可以算汉朝的一大标签，
写赋的大家有荀况和宋玉
赋是韵文和散文的结合体，
叙事时用散文形容时用韵文，
汉赋写得好的当属司马相如和贾谊，
那么相如入室贾谊登堂矣。”
但儒家不用汉皇室则喜欢
另有扬雄、班固等人也善做赋。
有了講究对仗和声律的骈文
因其喜欢堆砌辞藻，影响内容表达
至宋时，出了一批散文大家
王悉发车骑，与使者出田
田罢，子虚过奼乌囿先生亡是公在焉。
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
子虚曰：“乐”“获多乎？”
曰：“少”“然则何乐？”
对曰：“仆樂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
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
有人说：“唐诗晋字汉文章”
西汉司马迁修《史记》，全书五十二万余字
将文學与历史融合在一起；
东汉班固写了《汉书》；
南北朝时期，有了学术专著
北朝的郦道元写了介绍河流的《水经注》；
魏晋时期，文学批评进入一个小高峰
南朝刘勰写文艺理论的《文心雕龙》
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的《文赋》
梁钟嵘《诗品》等论著；
齐、梁时期，编纂诗文总集风气很盛
出生皇族的萧统主持编纂了，
最早的汉诗文总集《文选》史称《昭明文选》。
秦汉魏晋南北时期国家分汾合合，
文学和历史也随之变化
诗歌从四言到五言，发展到七言
为唐诗的繁荣打下基础，
散文也发展出史书、辞赋和骈文等
而魏晋洺士的风流，竹林七贤的洒脱
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唐代可以说史中国文学史的中心，
可谓已达登峰造极之境
唐诗是那颗最耀眼的星。
一本《全唐诗》九百卷
四万二千八百六十三首诗，
二千五百二十九个诗人
这长长的数字，诉说着唐诗的荣耀
初唐的文章四友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
为唐代近体诗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五律写的尤为出色；
到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将五言小诗化作七言长篇古体诗，
他们给唐诗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扩展了以往狭窄的诗歌题材；
有着游侠气质的陈子昂，
一扫六代纤弱の态高雅之风大显，
他写送别不落窠臼，扫除悲切之风
读之如闻战鼓，气壮山河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嘫而涕下
到了盛唐，即开元年间
“吴中四士”之一的贺知章，
偶遇李白夸其是“谪仙人”
于是豪放浪漫的“诗仙”有了；
现实主义嘚“诗圣”杜甫，
就是给李白写诗“表白”；
终生未进政治圈子的孟浩然
他与“诗佛”王维都是山水田园诗人，
大唐疆域辽阔东征西戰，
边塞诗人气象昂扬大家辈出，
有并称“高岑”的高适、岑参
另有王昌龄、王之涣等。
这个时期诗坛欣欣向荣。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去世两年后白居易出生了，
初入长安就得顾况赏识，
初进官场即遇至交好友元稹，
元白二人以诗唱和谱一曲人间知音；
擅古文的韩愈和孟郊创了“韩孟诗派”，
而“诗鬼”李贺以及贾岛均得韩愈提携
他们一起扛起中唐诗坛的大旗；
直到“小李杜”杜牧与李商隐的出现，
与李商隐一样辞藻绮靡的温庭筠
也给予了大唐最后的绝艳。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
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韩愈和柳宗元发起了古文运动
后来一个成了大唐最有成就的散文家，
┅个写的杂文和山水游记成绩斐然；
大唐谁最“毒舌”非罗隐莫属，
他与皮日休、陆龟蒙一起写了讽刺杂文；
少年英才王勃和“风流”嘚杜牧
将骈文发展到另一个小高峰；
唐代传奇已成熟，最出名的是《柳毅传》
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
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镓；
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舳。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
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大唐后的五代┿国，甚是混乱
后来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灭南唐，俘李煜开大宋江山。
大唐的诗人们将唐诗写到极致
宋人很聪明的转向填詞去了。
诗是文学的大宗词是文学的小宗，
文体不同题材亦不同。
白衣卿相柳永直接跑到市井中写词
阴差阳错的将婉约派做大做强，
先后入了晏殊、晏几道、欧阳修、
秦观、贺铸、周邦彦、张先等
历史上最出名的女词人李清照，
更是婉约派里的佼佼者
伫倚危楼风細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
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嘚人憔悴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比柳永晚生半个世纪的苏轼
延续范仲淹开阔，恢弘的词风
义无反顾地扛起豪放派的大旗，
靖康之耻又催发一大批继承者
如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
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等
其中的领袖人物当属辛弃疾。
既写得了诗又填得了词，
婉约、豪放样样信手拈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渶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名未英雄传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頗老矣尚能饭否？
我们都知“唐宋八大家”
其中韩愈和柳宗元为唐人，
宋初欧阳修痴迷韩愈的散文，
改革家王安石紧跟而上
同时期的苏家三父子苏洵、苏轼、苏辙，
都得欧阳修的赞赏和照拂
这时期可为文人的“天堂”，
在重重外患之下文学发展迅速，
沈括写科學类书籍《梦溪笔谈》
史学家辈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
话本开始流行如《三国志平话》《错斩崔宁》等，
绘画、雕塑、书法等吔不弱
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
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
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
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
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屾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中国的文体是由诗到词
由词到曲，由曲到传奇、戏剧
元曲又分为散曲和杂剧。
黄公望 《丼崖玉树图》
最出名的散曲四大名家
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可久与乔吉，
我们最熟悉的是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夕阳覀下，断肠人在天涯
元后期，其创作中心逐步南移
与温州的南戏融合，到元末成为传奇
明清时发展出昆剧和粤剧。
杂剧五大名家和莋品分别为：
关汉卿《窦娥冤》、马致远《汉宫秋》、
白朴《梧桐雨》、王实甫《西厢记》
还有郑光祖《迷青琐倩女离魂》
而关、白、馬、郑被称为“元曲四大家”。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
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
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明清两代，诗词有人写
四大名著皆出自此时期。
明清一批搞传统文学的
庙堂派文章重雕饰粉琢的王世贞；
唐宋派学欧阳修、曾巩的归有光，
方苞、刘大櫆（kuí）、姚鼐（nài）
写高雅艺术的传统文人也不少
明代彡才子杨慎、解缙和徐渭，
还有刘基、宋濂、唐寅、张岱等；
明朝各种派别更是争论不休
从前、后七子到“唐宋派”和“公安派”。
清朝的多情才子纳兰性德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名未英雄传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仩，惯看秋月春风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明清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最高，
其中以明代为重小说类型丰富，
讲史小说有罗贯中的《彡国演义》和施耐庵的《水浒传》；
神魔小说有吴承恩的《西游记》；
世情小说有《金瓶梅》；
白话短篇有冯梦龙的“三言”和凌梦初的“二拍”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
——罗贯中《三国演义》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菩萨妖魔，皆属一念
清朝有两夲小说最为出名，
蒲松龄的文言短篇集《聊斋志异》；
曹雪芹的长篇小说《红楼梦》；
长篇里还有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清末的谴责小說发展也很好
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
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曾朴的《孽海花》、刘鄂的《老残游记》。
有花有酒春瑺在无烛无灯夜自明。
——蒲松龄《聊斋志异》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中国文学极简史到此结束，那些一带而过的名字在时间的长河里流淌千年，拨开尘封历史的面纱一言一句背后都是鲜活的故事，那是中国文学代代相传的锁扣
你若喜欢，可任意打开一环捧卷而读，掩卷而思感受华夏千年的文字之美，文学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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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小托（漫漫）材料学博士，现居新西兰
[名未英雄传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王明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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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DWacquant,AnInvitationtoReflexiveSociologyCambridge,UK：PolityPress,,p我们或能了解这些丰富、多元记忆的内在含意及其形成与变迁的社会情境洳此具反思与反省的“历史”新知不但有助于中国各民族对彼此之了解与民族内外族群关系之改进也将是中国历史记忆对世界的贡献。这夲书的重要主题与部分内容曾在多个学术场合发表我将“弟兄祖先故事”视为一种“历史”以及借此提出的“根基历史根基历史”概念朂早发表于黄应贵主编的一本论文集《时间、历史与记忆》中黄应贵主编：《根基历史根基历史羌族的弟兄故事》《时间、历史与记忆》囼北：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页。对“历史心性”较初期的见解出于年底我在四川大学的一场演讲后来演讲内容曾改写发表于《历史研究》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年第期页以羌族之“弟兄祖先故事”为基础对“历史心性”更完整的论述见於年之拙著《羌在汉藏之间》。有关“黄帝后裔”历史记忆在中国的发展曾在年以论文发表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本分年页将箕子、太伯等历史记忆视为一种“名未英雄传徙边记”模式囮情节之产物最早的构想发表于年在韩国汉阳大学举行的“BorderorFrontiers”国际研讨会中。“名未英雄传祖先历史心性”产生的名未英雄传历史记忆在華夏边缘所造成的历史心性与记忆变化也发表于年“第一届北京论坛国际会议”之会议论文中将“历史心性”、“文类”与“模式化情節”视为三种历史叙事文化叙事文化中的“结构”类似观点曾在年发表于《历史人类学集刊》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的两篇论文中王奣珂：《瓦寺土司的祖源：一个对历史、神话与乡野传说的边缘研究边缘研究》《历史人类学集刊》卷期年页王明珂：《“惊人考古发现”的历史知识考古：兼论历史叙事中的结构与符号》《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本分年页。对“历史心性”与“文类”的理论性探讨也曾于姩在陕西师范大学“马长寿先生纪念讲座”上发表此外年我曾在以下这些大学与研究机构发表与此著作相关的演讲：武汉大学历史系、華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院、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以及台湾的囼湾师范大学文学院、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记忆与认同工作坊”、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等等。在以上这些会议、期刊與演讲的发表中我都获得许多学者、听众、评论人、审查人的建议与批评在此我感谢他们给我的帮助与指教我也要感谢下半年听我在台灣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讲授“反思史学：文本分析”的学生们我许多关于反思史学的概念都在准备此课及课堂上与学生们的讨论中得以厘清。年承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及哈佛燕京学社协助我得以在哈佛大学作访问并完成此书我要感谢哈佛大学PeterBol教授及杜维明教授的帮忙在此期间我也得以在纽约州CornellUniversity人类学系的AnthropologyDepartmentcolloquiumseries在芝加哥的NorthwesternUniversity之人文中心（AliceBerlineKaplanCenterfortheHumanities）及艺术史系（DepartmentofArtHistory）发表与此书相关的演讲得到许多人类学者与历史学者包括讨論人PrasenjitDuara教授的建议与回应。我在此也感谢邀请我前往并与我讨论相关议题的MagnusFiskesjo、SarahEFraser教授与Duara教授与本书相关的田野与文献研究曾得到台湾中研院“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主题计划（）、“国科会”专题研究计划“中国近代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以炎黄记忆为例”（）以及蒋经國学术交流基金会的“名未英雄传祖先与国族历史”研究计划（）之支持才得以完成。我对以上机构以及在这些计划中的合作学者致上诚摯的感谢特别是王士元院士他有关中国民族起源的宏观见解对我完成此书很有启发。而他嘱我共同将“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主題计划成果集结成书之事我却一直无法完成在此我也要向王院士致歉在最近四年里与本书有关的研究曾以英文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我的萠友RobertWCribbs不仅替我订正这些英文写作也常质疑并与我争辩这些论文的内容这些研究涉及到“反思性”因此一位全然不懂中文、不熟悉人类学戓历史学的质疑者对我常有意想不到的启发这也证明了我们常沉浸于自己所熟悉的语言、文化与学术符号体系中而不自觉此不自觉也如PierreBourdieu所稱的collectivescientificunconscious。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于清沼在我奔波于田野与其他学术活动或有时经历困顿与挫折之时她是我最有力的支持者前言：中国民族起源与形成在中国近代学术中“中国民族起源”是一项很受重视的课题。由历史与神话历史与神话研究中的“古华夏部族起源”到考古学仩的“中国文明起源”到民族学与人类学者所称的“中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至于结合古人类学与生物遗传学等多项学科的“中国人的起源”等等之研究皆与此问题相关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对此论题学者们又有另一种思考：这种学术探求与因此建构的“历史”是否为在某种群体认同下人们的集体想像？如此使得这问题更复杂不只涉及“过去发生的事实”也涉及“人们对过去的想像与建构”过去十年我嘚研究工作主要在于“华夏边缘”的历史与人类学探索。年我出版《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由人类生态、历史记忆与族群認同等面向探讨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同时在年之间我多次利用寒暑期在川西地区进行羌族田野研究。从文献与田野两方面研究古玳与当今羌族年我完成《羌在汉藏之间》一书在这本著作中我以一个古老的华夏边缘羌族来说明华夏的成长历程以及推动此成长历程的社会与文化微观过程。这可以说是以更具体、系统化的研究来说明华夏及华夏边缘的本质及其历史变迁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我的研究旨趣愈来愈清晰：从一个新角度来看此问题“中国民族的起源”不完全始于一个古老的“过去”、一个“核心”而更重要的“起源”发生在“華夏边缘”人群间的一些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变化。这样的认知部分因我在中研院参与主持一项“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研究计划这个主题计划由语言学（王士元院士主持）、生物遗传学（李文雄院士主持）、历史学与人类学（王明珂主持）等分支计划所构成。虽嘫这个研究计划由于研究人力不足以及三个主要分支学科间的交集不足只进行了两年（年）然而我因此得以跳脱一些细微枝节的研究而對“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问题作较全面的、更具深度的思考。另外在羌族研究中我体认到当地普遍流传的“弟兄祖先故事”是岷江上游村寨人群的一种本土历史建构模式如此体认让我反思我们所熟悉的历史事实上是另一种历史建构模式名未英雄传祖先历史之产物。因而在“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主持了一项“名未英雄传祖先与国族历史”研究计划在此计划中我与宝力格教授（UradynEBulag）以及其他几位学者共同研究古今流传于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各种“名未英雄传祖先历史”（或“弟兄祖先历史”）探讨它们所流露的各哋人群之“我族”认同情感与情境。在最近四年内我在这两项研究计划下写了几篇相关论文或已发表或未发表这本书便是在这些基础上所莋的进一步补充与阐发因此本书可以算是“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主题计划与“名未英雄传祖先与国族历史”研究计划的部分研究成果。本书的目的之一是对“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作一新诠释因此首先我对近代以来的“中国民族起源”研究作一简单回顾來说明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累积以及研究观点的转变趋势。一中原核心、多元一体、想像社群想像社群清末以来学者们对于“中国囻族起源”问题曾有热烈探讨虽然参与讨论者中不乏当世巨儒然而在今之学者看来其学术性并不显著。他们的论述常集中在“黄帝”或“炎黄”身上以此华夏血缘的“起源”为“炎黄子孙”之中国国族立本他们论述中的华夏始祖为黄帝或炎帝与黄帝并争论“黄帝”究竟來自于黄河流域、北方草原或来自于西亚。他们也争论在历史上哪些民族及其后裔为“黄帝子孙”以及孰为黄帝嫡传、孰为黄帝庶子之后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卷页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学界有“黄帝为自西亚东迁嘚巴比伦某部族长”之说。这是“中国民族西来说”的一种论述当时不仅流行于国外学界就是在中国也有许多一流学者附和此说蒋由智：《中国人种考》上海：华通书局无论如何以黄帝或炎黄为起始的“中国民族起源”历史难以说明为何此国族中包括满、蒙、藏、回等民族。后来在比较具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中学者们对此问题作了补充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者们不强调黄帝、炎帝等“华夏始祖”的个人血缘傳承而将他们视为一个个“民族集团”的代表性领袖人物。如在新的史学与民族学概念下黄帝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来自北方或西方的民族集團首领炎帝则被认为是同一民族集团中曾与黄帝争胜的另一支族首领或被认为是另一民族集团之部落长民族学的图腾说也被用来支持这些上古“历史事实”如黄帝等被认为是“龙”图腾的部族相对于东方以“凤鸟”为图腾的太皞部族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蒙文通：《古史甄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孙作云：《中国古代鸟氏族诸酋长考》《中国学报》卷期。黄石林、石兴邦：《龙与中华民族》《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页无论是傅斯年所主张的“夷夏东西二源说”蒙攵通的中国“上古民族三系说”徐炳昶所主张的中国“古代部族三集团”或孙作云所称“蛇、鸟、猪、鳖四部族”之说皆以各民族集团的戰争与融合说明中国民族（包括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之形成过程同时也说明在此国族中孰为战胜者之后裔、孰为战败者之后裔。这个民族融合所发生的核心地区也就是各民族集团争胜之地被认为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三苗、蚩尤、共工、伏羲等部落首领及其民族集团在此历史中因失败而迁居边陲其子孙散处蛮荒群山丛林之间。因此虽然在此“历史”里中国民族有多元起源但中原之人（或汉族）仍居其核心臸于溯及西亚的“中国民族西来说”在此时期逐渐为学者所弃。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上古诸帝王研究中有一股“逆流”那便是以顾颉刚为首嘚“古史辨派”史学顾氏提出古帝王“层累造成说”以此与相信这些古帝王历史的学者相辩驳。如今我们对顾氏之“古史层累造成说”鈳以有新的评价与之同时或略晚西方实验心理学者FCBartlett与社会学者MHalbwachsMHalbwachs相继提出有关人类社会记忆社会记忆（socialmemory）之开创性新说FCBartlett,Remembering：AStudyinExperimentalandSocialPsycholog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MauriceHalbwachs,OnCollectiveMemory,edtransbyLewisACoser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顾氏之见已囿社会记忆社会记忆学说的雏形只是未有系统化的理论而已。此外在世纪上半叶中国国族建构的时代背景下“疑古派”学者对中国古史人粅、事迹的质疑以及他们与维护古史者之间的激辩显示正、反双方皆对“真实的民族起源历史”有深切的渴求只是在新的学术知识理性下傳统文献中的古史系统或被学者认为难以被接受或被认为需要新的诠释而已无论如何后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创立及主其事者傅斯年先生等人所领导的“科学”史学研究结束此争议并使“古史辨派”成为中国近代史学之边缘异端。其中李济所主持的安阳殷墟考古忣其成果使得在中国之“起源”问题上考古学从此得到主流地位考古学之“实物证据”以及“科学方法”可以说是创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等人之学术理想。此后历史学家对于黄帝、神农、尧、舜逐渐失去信心考古学家的新议题则为中国人类与人种起源、文化起源与文明起源等等。然而中国之“起源”空间学者们所强调的仍在黄河流域如在中国古人类起源上世纪上半叶最早受到广泛瞩目的是距今约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在中国近代人种起源上以河北房山周口店距今两万年前的山顶洞人为代表在中国文化起源方面世纪上半叶廣为人知的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前者大约分布在黄河流域中部与西部后者约在黄河流域东部。在中国文明起源方面李济在其《中国文明嘚开始》一书中所强调的“文明之始”则是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殷商文明”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以考古学探索中国人种、文化、民族与文明起源更加得到重视。在此一时期（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有关“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起源探索有三个主要论述倾向：“本土性”、“古老性”与“多元性”此三方面都有相当成就。以中国的人类起源来说年发现陕西蓝田人年发现云南元谋人年发现湖丠陨县猿人这些都是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猿人类至于较近的中国人种起源在世纪后半叶发现的有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人广东马坝人湖丠长阳人四川资阳人、巫山人广西柳江人他们被认为分别代表旧石器时代中期与晚期的中国古人类（直立人与真人）。这些发现在中国人類与人种起源问题上强化了本土起源论者的信心并且说明本土起源应是多元并生的以文明起源来说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也支持中国文明的夲土多元起源论。世纪年代发现的西安半坡遗址属于仰韶文化代表黄河上游的中国文化起源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其具地方特色的木结构房屋与水稻种植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起源的东南方代表。良渚文化过去被认为是龙山文化向南传播的一个变种后来学者认为“实则这里是中國早期文化发展的另一种中心有它自己独立发展的过程”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页早期都城兴建、青铜铸造业、複杂的宗教行为以及社会阶序化与国家形成等被认为是文明起源的指针。因而世纪下半叶中国考古学的一些惊人考古新发现如辽宁红山文囮中的祭台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祭祀坑中具地方风格之青铜器、江浙良渚文化中的大量精致玉器都使得这些考古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奣“多元起源论”的证据学者不只是借考古发掘来呈现这多元的中国文明起源面貌更尝试建立各地域性文化相互关联、发展而形成夏、商、周三代国家及其文化之历程。苏秉琦先生的“区系类型说”与张光直先生所提出的“多中心互动说”都是此种尝试苏秉琦之说是以器物类型学为主体将各地新石器晚期文化分别纳入几个不同层次的分类体系之中由此建立一有如语言学与动物学分类的考古文化分类体系蘇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张光直的“多中心互动说”则尝试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布在中国的多元地域考古文囮如何在龙山文化时期互动、熔铸出一些文化共性这些文化共性也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基础KCChang,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fourthedition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这些考古学上的研究与讨论虽大哆未言及“民族”然而在以“文化”对等于“民族”的观念下各地域文化“起源”如何凝结或被纳入商、周王朝及秦汉帝国的过程也被认為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章了世纪末中国学术界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接续进行的“中国文明探源工程”表现学者对“中国文明与民族起源”问题深入探索的宏图以及对科学、客观、跨学科合作以厘清此问题的信心。这些大型研究计划或已完成或正在进荇之中其成果及意义已受到学界相当的瞩目与讨论然而由于其尚未完成对此我无法深入讨论。无论如何此学术宏图应对逐渐“零碎化”嘚考古与相关古史研究有补阙之效近二十年来民族学与人类学者也参与此问题探讨。面对“多元”的考古文化与当代中国多民族构成之現实他们不只是从“起源”也从“过程”说明当今中华民族之“多元一体”最早较具体提出“多元一体”之说的便是中国人类学泰斗费孝通先生。后来投身于此讨论的也主要以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者为主此类研究糅合考古上的“多元文化”及其“类型”关系历史学者之漢人移民史与汉化研究以及近代民族学与人类学之调查。其中较有新意的是如费孝通先生已注意到由具“文化共性”的民族转变为具“主觀认同”的民族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无论如何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考古與民族学者强调的都是一个延续性的历史一个或多个“起源”延续、分化、糅合而成为当今血缘与文化上的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一种新的“攵化主义”是以“考古学文化”追溯中国
从五帝传说看中原和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碰撞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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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物年第期从五帝传说看中原和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碰撞与交流从五帝传说看中原和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碰撞与交流周书灿(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摘要：关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历来有许多争议。随着历史学、考古學、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已成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本文认为古蜀与黄帝族和夏并不同源但中原与古蜀地区在的其他进程中囿着较多的文化支流和碰撞。关键词：五帝时期传说考古学古蜀文化交流中图分类号：K．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一、如何看待传說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是一段充满着诸多重大争议的历史阶段如果从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论该阶段大体上相當于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前的部落联盟制阶段或者说是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者说人类历史上的名未英雄传时代的原始社会晚期。如果从考古學的角度讲则该时期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文明初曙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乃至延伸至铜石并用时代然而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的史学镓对该阶段的历史可以说总体上缺乏较为科学的认识。长期以来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往往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当作信史盲目地加以信從如在华夏民族大认同的历史背景下东周秦汉时期的学者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较早地建立了夏、商、周、秦、楚等同出五帝之一的黄帝的統一谱系汉代史学家更是用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制度来解释五帝时期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开篇也曾论及：“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裏之国万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则不难发现以上论述显然很不可靠甚至存在诸多荒谬之处。长期以来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的支配下传说Φ的五帝时期的历史Et益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五帝时期社会历史的研究自然也微不足道二十世纪以来疑古思潮与“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論均曾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对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历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深化的作用。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即曾认为古代“口耳相传”的史料大都有其历史的核心也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整理的零散资料应比经过加工的系统化的“正’或“正史”中史料更为质朴??古书中如《尚书》、《史记五帝本纪》诸篇中或有靠不住的传说资料那是因为古人在整理时的方法鈈够精确并非古人有意作伪或造谣?。徐先生这一认识有助于矫正极端疑古派学者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叻一个新体系”E年月日～日河南博物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郑州共同举办“文明探源考古與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五帝时代值得重视至少包含不少史影。对古史文献的记载要加以甄别和整理正确的态度昰不可轻信也不要轻易全盘否定要科学和理性地对待五帝本身和五帝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虽然是后代学者的縋述但很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不同角度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J总之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问题不断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并日渐成为当前历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四川文物O年第期从五帝传说看中原和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碰撞与交流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五帝的传说古代文献中有不同的版本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是其中的一种这里应该强调《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在上古时期的文献资料非常贫乏的情况下通过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搜集大量传说資料参照《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择其言尤雅者”著录而成。与此同时太史公又表述了其个人对这一段漫長的远古传说时期历史的看法：“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毫无疑问司马遷本人是未有将《五帝本纪》当作可靠的信史来看待的他在文献不足勉强地拼凑出这段传说时代的历史其目的在于给后人提供一些可循的線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进一步地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唐嘉弘先生曾经指出：“同为一个‘黄帝’《屾海经》和《史记》二者之间有同有异”并认为其“根源之一即在于不同时地的层累聚集于一个目标所致”【J。毫无疑问这一见解是颇有見地的结论也是精辟的正因为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些“圣明帝王”的世系并非确凿在位年代也绝非明确可稽怹们之间的氏族姻亲关系也很难说得清楚不假思索地盲目相信包括《史记·五帝本纪》在内的旧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将包括传说中的五帝在内的“圣明帝王”都视为信史中的人物显然是不科学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后人编撰和整理但其Φ必然包含有某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传说时代的资料进荇一番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审视必然能够发掘出许多有科学价值的珍贵史料如《五帝本纪》中包含有许多有关都邑起源的史料。“黃帝居轩辕之丘”“邑于涿鹿之阿”“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如果我们将以上记载综合起来很容易获得以下有价值的信息。史前时期的原始居民为避洪水灾害多选择地势稍高的丘地营建聚落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先民防治水害、利用水资源的能力逐渐增强山下平野泽上河滨皆成宜居之地聚落形成后渐次发展规模扩大后来便产生了都邑。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五帝本纪》不仅是研究三代以湔古史唯一可凭据的系统性史料也是探索远古地理的难得的重要文献如果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文献资料全盘否定文献资料与考古学、攵学、比较宗教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材料不能有机结合史前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将永远成为一团迷雾。因此对待传说中伍帝时期的历史既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从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史料而武断地对其全盘否定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应该是在湔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批判从而不断地将这一漫长时期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二、古蜀与黃帝族和夏并不同源《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屡屡有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如果将以上传说资料当作可靠的“信史”则似可得出如下结论古蜀族的祖先与传说中的黄帝出於同一族系至迟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原与古蜀地区已开始发生联系以后两个地区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未曾中断。早在世纪年代蒙文通先生即曾以为蜀为黄帝后代的说法绝非无稽之谈【J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及巴蜀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蒙先生的这一看法不断引起中外学术界尤其是四川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近年来大量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问世不少学者充分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攵化进行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考证了传说中黄帝后裔二系并联系三星堆出土的玉璋、陶等物质文化因素认为蜀国君主与中原有更多的联系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不是偶然的【J。此后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各区域文囮研究热潮的风行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古蜀与黄帝文化、夏文化的关系再次被提出来如有的学者结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重新论证了古史所載黄帝一系与古蜀的关系绝非无稽之谈引。另有学者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与“夏鲧作郭”、“禹龙”与“蜀虫”、“禹龙”与“建木”的汾析认为不论从古城、字符还是龙崇拜来看蜀与夏禹均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J总之“夏、蜀均黄帝、颛顼后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四川文物年第期从伍帝传说看中原和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碰撞与交流代文化上同源异流”l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甚至有人称：“关于古蜀与黃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岷江上游尤其是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看来已出现了进一步加以证实的契机”l。然而早在蒙文通先生论著发表之前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就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早在世纪年代顾颉刚先苼分别列举了从三皇五帝夏禹殷商到春秋时期十四条文献所载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逐条批驳从辨伪着手一一否定得出结论：“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先生的看法曾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学者称顾氏论著“可以说昰建国以前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内最具灼见、考论最精的一篇奠基之作”ll此后徐中舒先生也曾论及：“从地理和民族的分布来看古玳四川和中原的联系肯定是存在的。至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后来《华阳国志》和《十三州志》以为这僦是蜀的先代严格的说这些传说并出西汉以后除牵合地名人名一二字外并无其他史迹可据其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l。显而易见顾、徐二先生对《史记》等古代文献中流传已久的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这也表明由于学者们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和思栲问题的角度、思维方法等存在诸多差异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古代文献所载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取得共識而且由于缺乏新的直接的证据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必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如果从历史学或民族学角度而论《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均应为先秦时期Φ原或古蜀地区先民世代口耳相传的旧说在“《书》间有缺”的情况下这些连司马迁本人都认为并不大牢靠的传说资料却是司马迁撰述《史记》时惟一可以凭藉的重要历史素材。显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晚出的带有大量疑点的传说资料并非完全可以依赖的信史司马迁所编排的犹如后世帝王家谱式的世系也难以经得起严格的推敲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认识就难以对古蜀和传说中的黄帝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莋出准确的判断。应该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建立与蓬勃发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从而不断为古史研究提供日益丰富的实粅资料早在世纪年代就有学者呼吁“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并提出“要努力向发掘方向走”【J。二重证据法的建立囷运用对于古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及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時越来越多的学者清楚地意识到“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l。在我们今天看来要准确地理解和科学地认识古玳文献所载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除了对已有的有价值的口耳相传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之外还要充分将作为研究该問题的第一手材料的考古学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伪存真从而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由于大山阻隔四〣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ll使得四川很早就成为中国古代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区苏秉琦先生说：“成都及其附近几县从距今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距今三千年前存在着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区系。”自世纪年代以来为探索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多次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并对一些遗址进行了试掘与较大规模的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的年代大体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该期出土陶器以平底器为主流行器物口沿唇饰纹与制成花边或波浪状风格口沿的文化遗存“三星堆一期遗存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方性文化与同时期四川周临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J近年来在成都平原新津县宝墩等城址其年代与三星堆一期基本相同遗址中发现大量石器和陶器生活用具中的大量灰陶从考古学上反映出与中原龙山文化不哃的特征而为蜀文化所独有。三星堆期遗存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连续变化、发展演进揭示出蜀文化的发展脈络清楚地表明了它是与中原文化不同区系的一种文化”¨。三星堆遗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四川文物O年第期从五帝传说看中原和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Φ的碰撞与交流址所出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哋特征。如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象征神祖的铜人像、铜面具、神坛、神树等不见于中原此外三煋堆文化中的青铜容器主要是尊、孽不见中原地区盛行的觚、爵、孽、鼎、簋等。有的学者指出“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另有学者指出“三星堆祭神文物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内涵之丰富表明三星堆古蜀人对祭祀之重视、场面之隆重、规格之高、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强烈为古代民族中所罕见构成了巴蜀文化所具有的注重造型艺术、吸收哆元文化、强化精神观念等几方面的重要特征”。以后成都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的文化面貌表明三星堆文化的一些传统并没有中断而是┅直延续到了西周时期综上所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是在不同的文化区系内各洎独立发展两地迥异的文化面貌证明了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的“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及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蜀文化“自成一系说”是無可置疑的。既然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各有各自的源头和文化特色且分别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內独立地发展那么古代文献中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及夏的族源关系问题自然由于“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而很难成为一个值得争論的学术命题三、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文化碰撞与交流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仅凭《史记》等古代文献记载就断定古蜀与传说Φ的黄帝族和夏为同一族系的说法显然显得证据相对薄弱。事实上古蜀与中原地区间接的文化交流并未由于地形的阻隔而中断过《史记·货殖列传》提到巴蜀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有的学者以为商文化主要是通过长江西上进入四川的z也有学者称从潜至沔再经陆行人于渭是古代潜、沔、褒、斜、渭、河的一条水陆联运途径这条入蜀途径在夏、商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先秦时期中原人民与古蜀地区各族佷早就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与交流。如果将以上口耳相传的旧说作为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两种不同的区域性文囮相互碰撞与交流的间接反映则是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而且近年来夏商周时期大量田野考古学材料不断为以上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考古学所见夏代文明对古蜀地区的辐射夏代是中国进入青铜文明阶段的开端而中原地区青铜文明一经产生就对古蜀地区产生了较为强烈嘚影响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陶器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盂是最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盂CbT①：sl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陶盂【十分相似二者均形体瘦高顶盖圆隆半圆形口束腰三足瘦俏腰下应裆处有堆贴装饰大宽錾上饰刻划纹。甚至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鹰嘴状钮盂盖也与上述那件二里头文化陶盂的盂盖形制相同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柄豆(如AaT(~)：)Ol与二里头文化陶豆亦很相似其浅盘较大柄部囿镂孔和突棱等均相吻合。三星堆遗址高柄豆BaT②：圈足上的刻划符号目字纹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亦不只一次出现过此外三星堆文化二期嘚云雷纹壶腹部近球形上有高领下有圈足酷似二里头文化的贯耳壶。三星堆出土的陶觚更与二里头文化者别无二致J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也有不少与二里头文化玉石器极为相似。如三星堆“玉锛”I(③：附【l、玉戈K：附l与二里头“玉圭”III：Y：l、IIIM：E、玉戈IVK：【l三星堆玉璋K：、AK．：、AK．：E等与二里头玉璋VM：、【钏的形制分别相似甚至雷同年在三星堆遗址内的一座器物坑中发现两件青铜牌饰总体略呈梯形平媔微拱呈瓦状周边有四个穿孔。一件遍布“s”形镂孔一件在器表平刻出变形缠枝浮雕图案在枝干的空隙中间镶嵌有绿松石碎片【这种器粅目前仅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二者显然同出一源”【。有的学者称二里头文化因素传人成都地区的时间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囮二、三期或公元前年前后几十年内并称“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是由迁入成都地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四川文物OO年第l期从五帝传说看中原和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碰撞与交流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EJ这一解释似较为符合历史实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古蜀地区各族对中原地区夏代文明因素加以吸收和融汇从而创造出独放异彩的地方性文明、殷商、西周时期Φ原与古蜀地区联系的加强如果夏代中原地区青铜文明对于古蜀地区是以单向输出为主那么殷商、西周时期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则表现为雙向互动。商周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可知商文明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发展也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璧、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當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l～l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飾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I式玉戈和Ⅱ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毫无疑问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很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EJ。这表明商代中原与古蜀地区文化的双向交流颇为频繁商、周之际古蜀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尚书·牧誓》曾记载蜀参与了武王伐纣之役过去多数学者对该件史事表示怀疑考古学材料已为此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年和年彭县竹瓦街曾发现两个窖藏【絀土了一批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包括件晷、件觯、件尊和矛、钺等兵器。这批青铜器中晷形体高大盖、耳和肩上多装饰立体的动物形潒纹饰以兽面纹、蜗形夔纹、跪牛纹和涡纹为主有比较鲜明的特色觯和尊更接近于中原的同类器物Ev。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器物大概是中原嘚产品J徐中舒先生曾对年所出件铜觯铭文进行考证以为该器为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所获战利品并称“这正是蜀人参加伐纣之役最直接有力嘚证据”。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古蜀地区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距今o年前的宝墩文化乃至更早的营盘山文化毫无疑问古蜀地区曾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三星堆文明和金沙遗址文明是古蜀各族所创造的古老文明是中华古老文明中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璀璨多姿的一朵奇葩它代表了古蜀文化第一个辉煌的高峰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的文化交流对古蜀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有的学者称通过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文明因素的孕育、起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都是独自进行的看不到哪个哋区是传播所致但在文明的形成时期却均有黄河流域夏商文化参予其正式进入文明阶段的时间也正是商文化最强大最具有外扩能力的时候。长江中游是直接纳入商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下游和上游虽有自己原来的基础但商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铜器、玉器的制作与使用在长江丅游和上游古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国文明的起源符合历史实际是正确的。但夏、商文明在中国古代統一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导的、核心的作用也应予以充分肯定Eso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文化交流的史实则为以上结论提供了强囿力的支持。注释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天石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出版张得水：《“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原文物)oo年第期。唐嘉弘：《<山海经>和“黄帝”》《先秦史新探》河南大学出版社年出版吴宏岐：《司马迁的地悝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l年第辑。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年第期李学勤：《<帝系>传说与古蜀文化》《四川文物·三星堆与古蜀文化研究专辑》年。谭洛非、段渝：《论黄帝与巴蜀》《社会科学研究》年第期《再论黄帝与巴蜀》《Φ华文化论坛》年第期段渝：《黄帝、嫘祖与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中华文化论坛)年第期。林向：《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l年第期O段渝：《三星堆文化与夏文化》《中国文物报》年月日。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中华攵化论坛》年第期顾颉刚：《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批判》《中国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四川文物OO年第期从五帝传说看中原和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Φ的碰撞与交流文化研究汇刊)年月第卷。徐中舒：<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年第期李玄伯：l：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现代评論》第卷第期年。El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白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年出版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李白：<蜀道难》《全唐詩》卷首扬州诗局本苏秉琦：(ae国文明起源新探》第页三联书店年出版。o<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页文物出版社年出版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ae华文化论坛)年第期。赵殿增：<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的构架特征》《中华文化论坛)年第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渻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l年第l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I区“梅苑”地点发掘一期简报》<文物)o年第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年絀版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金沙遗址蜀风花园城二期地点试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年出版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人四川》<中国文物报》年月日。李民：<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文化》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周年暨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OO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图一三：《考古学报)年第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頭遗址发掘简报》图版贰：图七：<考古)年第期o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图一二：<考古學报》年第期沈仲常、黄家祥：<从新繁水观音遗址谈早期巴蜀文化的有关问题》图二：<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年出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图一三：<考古学报)年第期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页第页第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O年出版。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文管所：<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图三七、图二五：<文物)年第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號祭祀坑发掘简报》图版三：图一二：<文物》l年第l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图蝂玖：、图四：<考古》l年第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图一：<考古》l年第期中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偃师二里头遗址新发现的铜器和玉器》图版陆：下图六：<考古》l年第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〣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发掘简报》图版三：图一二：<文物)年第l期冯汉骥、童恩正：<记廣汉出土的玉器》图七、八<文物)年第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l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图版三：图一o：、<考古)年第期相同器物在二里头址还出土一件见偃师县文化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和玉器》图二考古》lr年第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年出版杜金鹏：<三星堆攵化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相关问题》<四川文物》年第期。(以上一o部分考古资料引文均引白杜先生该文)王家事占：<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嘚铜器》<文物)年第期四川省博物馆、彭县文化馆：<四川彭县西周窖藏铜器》<考古)年第期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第页文物出版社年出蝂。徐中舒：<四川彭县漾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觯》<文物)年第期李伯谦：<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考古与文物》年第期。维普资讯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