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劉祖國《魏晉南北朝道教文獻詞彙研究》出版
新书:刘祖国《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
刘祖国宗教学术研究昨天
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
出版社：山东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18年6月
刘祖国，男，1981年生，山东临清人，文学博士，现为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训诂学、道教文献整理研究，在《江海学刊》《宗教学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古典文献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项、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入选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
2009年8月，祖国作为师资博士后由我作联系导师，讨论博士后的研究课题，我提出题目一要有研究基础，二要有发展空间。不几天他报来《东晋南北朝古道经词汇研究》，理由是在读硕士、博士的时候就有研究这个题目的考虑，并且积累了一定语料，我同意了。由于汉语文献的多样性和汉语词汇的丰富性，汉语词汇史研究有多种切入点，有多种开创性研究。2011年8月，《东晋南北朝古道经词汇研究》作为博士后出站报告，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肯定。从2009年算起，到现在9年了，经过研究修订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有了新的进步，体系性更加完善，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开创性的关于道教文献词汇的共时研究专著了。
道教是我国本土产生的最大教派，产生于东汉晚期，有近1900年的历史了，但其根基扎在我国有史以来的文化里，尤其扎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文化里。我国传统文化有三大主体：儒、释、道。道教虽然排号最后，但其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不一定弱于儒、释。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由于我们不了解道教的组织、活动、思想、哲学、典籍等文化现象，因而不能很清晰地说出哪些来源于道教罢了。道教在漫长的历史中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我国2004年编辑出版的《中华道藏》共49册，收道教典籍凡1453种。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些道教文献都是值得重视的汉语史语料。道教文献是随着道教和道教思想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东汉道教始建时期，道教文献主要是注释阐发《老子》《庄子》著作。魏晋南北朝，尤其东晋郭璞以后，道教官方化，出现了一批原创性新作，形成了道教神仙思想体系，奠定了道教宗派文化的基石。“道教”是思想文化的分类，在当代学科体系中属于哲学。“道教文献”是文献学的分类，在当代属于“子藏”。要研究道教文献词汇，对于道教思想史、道教文献史、道教文献词汇研究史，是必需熟悉的。本专著绪论中通过“研究背景”、“研究内容”、“道教文献词汇研究述评”娓娓道来，有评有述，有褒有贬，得心应手，展示了对道教史、道教文献史、道教文献词汇研究史的了如知掌，展示对道教文献词汇研究方向的把握稳妥。
本专著属于对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的共时研究。词汇共时研究的任务是对共时词汇系统作出描写分析。那么，词汇的共时系统是什么？目前，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汉语词汇史研究看法很不统一，即便同是现代汉语词汇研究或同是汉语词汇史研究也不统一。因此，对共时词汇研究描写什么？描写到什么程度？也没有标准。这是汉语词汇共时研究中存在的两个大问题。本专著是采取二分法，从五个不同的切入点，即“古语词和新生词”、“单音词和复音词”、“口语词和书面语词”、“方言词和通语词”、“道教语词和普通词”，来组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文献词汇共时构成系统。换句话说，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词汇共时系统是什么？就是上面的内容。道教文献词汇共时系统研究，这是第一次尝试，具有开拓性。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宗教教派，其文献语言自然是汉语，但是，道教徒为了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创建自己的话语权，更为了宣教布道，形成了道教文献语言中自己的特色，如文风中的神秘色彩，描写中的仙境，词汇中意义的隐晦等。本专著中所举的“三魂”、“七魄”、“种民”、“刀圭”、“火枣”、“交梨”等，文字浅显，语义奥秘。这些对于揭示道教文献词汇、语义的特色，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语词汇双音化急剧发展的时期，词是怎样由单音节变成双音节的？构造、机制是怎样的？本专著进行了全面探讨，这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双音节词造词、构词的理解，乃至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风、语体的理解，都是必要的。文中对于复合词构词分“词根复合”、“同义连文”、“词语重叠”三项，对于附加词有“增加词缀”，对于修辞造词有“用典”、“比喻”、“借代”、“委婉”、“熟语”、“其他”，另有“缩略”、“词汇化”二项等，把魏晋南北朝复音节词的构造原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朴实，很大气，毫无矫揉造作、故作高深之势。
本专著关于词义演变、常用词等章，也写得很平实。
还有一项内容引人注目，就是“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高频构词语素研究”。语素是汉语的根，是汉语语法的根，也是汉语词汇的根。语素研究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的长项。我国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都以语素为研究对象，只不过当时叫“字”而不叫“语素”。现在叫语素，是词汇学、语法学研究的起点。常听人说，现在，汉语单音节词研究已经很充分了，需要下大气力研究的是双音节词。其实，这个说法是个误解。我们以《汉语大词典》为例，《汉语大词典》出版后，为之纠错正讹者纷纷，我们2005年粗粗统计，单篇论文有1300余篇，专书4部，现在可能更多了，针对的大多是复音词。其实，《汉语大词典》中单音节词义项的建立、分合问题是最多的，一字多词的分合问题也是很多的，为什么？因为单音节词的义位、义位变体、内部形式义、义素、义素组合研究很粗，甚至没有研究，根据几个例句就简单归纳义项了。尽管是词典的义项与词汇的义位要求不同，但毕竟义位是义项的基础。一个单音节词就是由一个语素担任的，所以，在汉语中，语素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本专著对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复音词的特点，选择“云”、“玄”两个语素，详细研究其独立的语素义、构词语素义、语素义间构词关系、语素义间语义关系、构词能力等，形成了这两个语素义的意义系统、构造的复音词系统。这种研究能引导词汇、词义研究走向深入，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
共时词汇研究的重点在描写，即描写语言的最小音义结合单位，描写最小音义结合单位之间的关系，描写词，描写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描写义位，描写义位之间的语义关系和功能关系。在描写的基础上，一类一类的作出分析，归纳规律。本专著在每一章，甚至每一节都有规律性的总结、小结。如对“魏晋南北朝道教词汇的构成”一章最后总结道教词汇的特点说“风格典雅，语言华美，注重藻饰”、“方俗词语逐渐增多”、“词汇系统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共融状态”、“出现大量中古新兴成份”、“有一些罕见于同时代其他文献的个人言语创造”等，这些规律性的总结、小结，表现了作者通过研究对魏晋南北朝道教词汇深刻的把握，对以后的研究者、读者都是重要的知识奠定与积累，对于中古道经词汇，乃至中古汉语词汇，都具有重要的词汇史意义。
祖国本书还有一个大优点，在每一章节之前的引子中，对每一个问题、每个词的论述中，甚至在每一个总结、小结中，凡前人有成说者，都不厌其烦的加以引用，以示不掠人之美。这是写文章、做学问的一种美德，相比于那种明明是前人成说，却隐去原创者名姓，掐头去尾，改变说法，规避类同，声明己出，“提出了什么概念”、“提出了什么理论”者，显得特别光彩炫目。
祖国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亮点多多，但是道教文献语言有1900年的历史，1400余种，整理、研究近十来年才开始，可以说刚起步，还有许多问题没弄清楚，祖国本专著只是做了奠基的工作，同样留有不少修正、补充的空间，道教文献词汇共时系统描写到底当怎么做？道教文献词汇研究缺少象儒家经典、佛典那样的一个长时间的疑难词研究阶段，个别词语的解释怎样才能获得共识？祖国尚富于年，相信，定会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不断有新成果面世。
祖国的专著就要出版了，嘱我写序，我们有师生之谊，专著写得好，我愿意向学界推荐，也愿意共勉，是为序。
2003年9月，刘祖国君凭借优异成绩从山东免试推荐到华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我们由此成为师生。2005年秋冬他报考了我的博士生，2006年6月在完成了对他的录取之后我调至北京，虽然没有继续担任他的指导教师，但我们的交流从未中断。如今看到《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这部书稿，感慨万千，回顾我所了解的刘祖国君，如下两点，不得不先说。
读书刻苦，极富钻研精神。记得那是硕士生一年级下学期，他向我提出想做《太平经》研究。我很意外，因为一年级各类学位课程很多，也没到选题的时候，这学生怎么现在就提出了具体研究课题呢，是不是偶尔看到什么论著心血来潮了？我曾翻检过王明的《太平经合校》和俞理明的《太平经正读》，也看过一些研究《太平经》的文章，于是即兴问了他几个简单问题。他的回答让我深感振奋，我的判断是，他确实已经下了不少功夫，提出论题完全是有备而来。因此，立即布置他先完成一份作业，即全面搜集并深入阅读相关研究论著，撰写一篇《太平经》研究的综述文章，没想到也很快拿出来了。2004年10月，他带上《太平经研究述评》和我一起参加了第四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借机拜访了俞理明先生。俞先生对他的文章给予充分肯定，还给了他不少指导意见，2005年出版的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八辑发表了这篇文章，这使他深受鼓舞，也让我刮目相看。读硕期间，他还在《中国学术研究》2005年第3期发表了《太平经词语诠释》一文，在《宜春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上发表了《再谈〈广韵〉语词训诂所反映的宋代新语词》一文，硕士论文自然就是做《太平经》语言研究了。
坚忍不拔，终成一家之言。刘祖国君的《太平经》研究肇始自2004年上半年，自此而后，他坚韧不拔地走在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的道路上，心不旁骛，埋头努力，已在词语考释、注释商榷、文本校订、道教文化、文献整理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并提出了“道经语言学”这一富有创见的概念，俨然已成一家之言。读者不妨看一看他的主要成果清单，因为这个清单完全能够印证我的上述评判：2006年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太平经〉复音词研究与〈汉语大词典〉》，2009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太平经〉词汇研究》，2011年完成博士后出站报告《东晋南北朝古道经词汇研究》，2015年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魏晋南北朝道经词汇研究”，2018年完成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与此同时，发表了六十多篇论文，其中各类核心期刊论文有三十多篇，按照时间先后列举如下：《〈太平经〉研究述评》（2005），《从几个道教术语看〈太平经〉语言研究的价值》（2007），《〈太平经〉疑难语词例释》（2008），《〈太平经〉语词札记》（2009），《〈太平经〉注释指瑕》、《〈太平经〉校注辨正》、《〈太平经〉语词释读献疑》、《〈太平经〉与汉代社会文化》、《试论道经语言学》、《道教典籍〈太平经〉语言的再解读》（2010），《〈太平经〉注释商兑一则》、《〈周氏冥通记〉注译献疑》、《〈太平经〉注释辨误》、《〈周氏冥通记〉注释商兑》（2011），《〈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商补》、《〈周氏冥通记研究 (译注篇)〉注释拾补》、《〈周氏冥通记研究（译注篇）〉补苴》、《道教文献语言研究的困境与出路》（2012），《〈太平经〉校点辨正》、《〈中华道藏〉校点商榷》（2013），《〈中华道藏〉校点疏误例释》、《〈周氏冥通记〉注释献疑》、《〈周氏冥通记研究 （译注篇）〉补阙》（2014），《〈中华道藏〉订误》、《〈真诰校注〉考疑》（2015），《中华书局〈无上秘要〉点校本评介》、《〈中古上清经行为词新质研究〉评介》（2016），《新世纪以来道教文献词汇研究述评》、《点校本〈无上秘要〉与道教文献整理》、《〈道教灵验记〉校读札记》（2017）等。
现在来谈谈刘祖国君的这部著作（以下简称刘著），希望我的评介能够对读者有所助益。刘著的学术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试图勾勒出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的基本面貌，初步构建中古道经词汇的框架体系，并借鉴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对发掘到的语言事实努力作出科学解释，还希望探寻道教文献的语言风格，发现中古时期道教文献词汇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从而促进中古道经语言的研究，为编写全面详尽的汉语词汇史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那么刘著到底取得了哪些成绩，所用方法能否经得住检验，都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一句话，刘著的目标是否已经实现，实现到什么程度？试述如下。
我认为刘著至少在三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绩。第一，对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的词汇构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写。该著从古语词和新生词、单音词和复音词、口语词和书面语词、方言词和通语词、道教语词和普通语词等五个方面，初步概括了中古道经的词汇面貌，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的特点。中古道经，丛脞繁多，内容驳杂，语言骈散并存，词汇雅俗兼具，有不少极具个性的特色成分，例如刘著对“?”的讨论，能结合道教文化、联系古代字典辞书，详细分析其意义和使用情况，就是典型例证。魏晋南北朝道经中有些内容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用词平实浅显，客观记录了当时的方俗语词，例如刘著对“一二（乙二）”“昔在”“的”等词的研究，为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新材料。第二，对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的衍生方式作了细致研究。刘著将中古道书新词的衍生方式概括为词根复合、同义连文、词语重叠、增加词缀、修辞造词、缩略、词汇化等六种情况，论述精彩纷呈。例如“增加词缀”，刘著列举了“来”“头”“边”“面”“子”“复”“自”“当”八个词缀的构词情况，呈现出道教文献中附加式构词与中古汉语一致的特点；例如“修辞造词”，刘著分析了用典、比喻、借代、委婉等修辞手法在道经构词中的应用，对“千椿”“万椿”“亿椿”“积椿”“椿柯”五个词进行了详尽考察，洞见幽微，思致绵密。第三，通过对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构成、词汇衍生、词义演变、常用词、高频语素、辞书编纂的研究，揭示了中古道经的汉语史研究价值。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多年来的重点都放在口语性较强的文献上，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对道教文献长期未予重视则属不足，因为道教文献虽然口语性不太强，却也是汉语史语料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其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刘著通过深入挖掘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中的词汇史资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证明对研究者正确认识、充分利用道经文献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认为刘著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文献考订与语言研究并重、共时描写与历时解释并重、道教内容与语言研究并重等，是贯穿于刘著的基本研究方法，也是作者多年来从事道教文献语言研究一直坚持的基本方法，检视一下作者的论著篇名和刘著的目录，就能一目了然。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刘著特别重视如下几个重要方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第一，注重系统的综合研究。前辈语言学家都很重视这一条，王云路在《中古汉语词汇史》中也曾强调指出，要注意词汇系统，要对同类构型词语作整体考察，要对同步发展词语进行对照考察。作者深知词汇的发展演变不是孤立现象，词汇是成系统的，因而非常重视这一方法，并在考察词语时注意把同类的相关语词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例如刘著对“良可”“良为”“良亦”一组词词汇化的研究中，正因为采用了这样的研究方法，才发现“类推”（analogy）在词汇发展演变中的作用。第二，坚持采用比较的方法。比较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语言研究也不例外，正如我在《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中所说过的那样，“语言研究主要是研究语言的差异（包括古今的差异、方域的差异等），以及这些差异中所隐含的规律，而差异的发现和区别都需要运用比较的方法”。刘著在研究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时，特别注意多角度的比较，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语与东汉道书《太平经》的比较、与宋代道典《云笈七签》的比较，《真诰》与《周氏冥通记》的比较，道经词语与全民语言的比较等，书中随处可见，通过这种全方位的比较，发现的问题更真实，得出的结论更坚确，进行的论证更充分，因而也就更能令人信服。第三，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方法。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本身也是文化，所以语言与文化是相互依存而又能相互证明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必然与道教文化密切相连，也自然会与同期历史密切相关，刘著在研究中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并在方法上充分体现出来。例如汉代以降的文献中逐渐见到名人的小名，六朝时大量增多，刘著把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中反映“小名”的材料搜罗起来并作出解释，正是因为作者注意到了这一文化现象，从而提供了具有语言学与文化学双重价值的小名研究成果。例如道教对衣着服饰有严格要求，道门服饰与世俗服饰又有密切联系，刘著对“帔”“单衣”“金环”“条脱”“约臂”等系列服饰词汇的深入考察，很有见地。
我认为刘著在同类研究成果中具有独特贡献。作者长期沉潜在道教文献中，对道教语言特别是它的词汇，涵咏古今，深造自得，所以自然能够有不少创获。与同类论著相较，刘著的独特贡献至少也可以指出三点。第一，以断代为域选取典型文献，这是刘著的鲜明特点。道教文献语言文字研究，或涉文献较多却无断限，或涉文献有限但论题单纯。刘著立足于汉语史断代，选取中古道教的30部重要经典进行综合研究，同时还兼顾地域及道派的差别，这样选材深具史家眼光，自然更有利于准确考察中古时期道经词汇的整体面貌与微观差异。举刘著中一个微观研究的例子，就能看清这种史家眼光的意义。关于常用词“寡/少”，刘著发现6例“寡”有3例出自《传授经戒仪注诀》，且有2例出现在前半部分，这与《传授经戒仪注诀》前半部分文言色彩浓郁、后半部分有一定口语性的特点形成印证，这个发现就把文言性成分和口语性成分有效地区别了开来，因而就能为汉语史研究提供更为真实的材料。第二，以词汇史研究为旨归，这是刘著的再一个特点。道教文献的研究论著，大多侧重于疑难字词考释，这固然是因为道藏迄今没有精善之本而必须进行的基本研究，但从汉语史的眼光来看，同时还应该进行词汇的系统性研究，把专书词汇、断代词汇的研究置于汉语词汇史的视域之中。作者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就确立了这一观念，硕士论文小试牛刀，博士论文做的是《太平经》专书词汇研究，博士后阶段则将视野扩大至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刘著正是在十多年研究基础上所进行的道经断代词汇研究尝试。第三，理论与方法积极融会，这是刘著的又一个特点。刘著注意吸收最新的语言学理论，例如采用描写词汇学中关于复现率与分布面的理论与方法，最大限度地呈现词汇的真实面貌，高频构词语素一章调查“景云”一词的使用情况时，是典型例证；刘著还注意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利用，例如在分析道教特色词语“坛靖”时，就积极借鉴了王承文关于“静室”及其与斋戒制度的论述。如此之类，不一而足。
一部学术专著，一部专类文献断代词汇研究的专著，而且这个专类文献还是道教文献（其本身问题就很复杂，诸如产生时代不明、来龙去脉不清、前后累增成书、没有精善传本等等问题都很突出），这部专著又是出自一位年轻学者之手（尽管刘祖国君已经在这一领域钻研了十四五年），存在一些问题，自然难免。
就刘著个别研究结论来看，论证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比如常用词研究一章，刘著发现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中的常用词呈现出与世俗口语文献不同的风貌，他的某些调查结果与学界既有观点不完全吻合，那么是否需要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搜集更为丰富的资料，以使自己的结论更加坚实或者有所修正？就有关专题的研究来说，探讨还可以进一步深入。比如高频构词语素一章，除了语素的构词能力、语素意义、语素位置分布、结构类型四个方面的分析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对语素构词特点、规律及制约因素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个别新词、词义的考释，也有进一步斟酌的必要，试举一例。
第二章新生词的第一个例子是“墅”，刘著的基本材料和观点如下：《真诰》卷十九有一个用例，谓“何（道静）后多换取真书，出还剡东墅青坛山住，乃记说真经之事，可有两三纸”。作者认为释为田庐、村舍的“墅”是中古产生的新词，最早见到的用例是三国曹魏时期曹植《梁甫行》中“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墅”这一句，在魏晋南北朝道经中也不是很常见。
魏晋南北朝之后的使用情况暂且不说，这个词是不是产生在曹魏时期，也就是说，是不是中古新词，值得怀疑。《说文》没有“墅”字，《里部》“野”字释云：“郊外也。从里、予声。壄，古文野。从里省、从林。”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从林、从土，予声，字亦作埜、作墅。”朱氏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野”有两音两义，且形音义关系密切。《集韵·马韵》：“野、墅、壄、埜，以者切。《说文》：‘郊外也。’或从土。古作壄、埜。” 《广韵·语韵》：“野，田野。承与切，又与者切。墅，田庐。”《集韵·语韵》：“墅、野，上与切。曰庐也。或省。” 《正字通》和《篇海类编》对此都有解释。《正字通·土部》：“后人家庐外立别墅，因借郊野之野加土，转声，故《集韵》云‘墅或作野’。盖墅借古野字，非野为古墅字也。” 《篇海类编·地理类·里部》：“野，古墅字。以其借为郊野，字复加土字。”清代学者王筠讲得最为透彻。王氏《说文解字句读补正·里部》云：“‘野’字当有‘田庐’一义，乃与从‘里’关合。《广韵·八语》‘野，田野’、‘墅，田庐’，二字并承与切。毛晃韵增‘野，古墅字’。《诗·叔于田》‘野马武’为韵，《小明》‘土野暑苦雨罟’为韵。然则野者，墅之古字也；墅者，野之古音也。”
“墅”字在传世文献中出现得比较晚，不知秦汉出土文献中有没有用例，我没仔细查考。“野”（壄、埜）字在甲金文里就已经见到了，甲金文字形与“野”字形成的异文用例也不少，如《尔雅·释地》“牧外谓之野”陆德明《释文》云：“野，本或作埜，古字。”最重要的是，传世文献中确实有“野”借作“墅”的使用例证，而且肯定早于曹魏时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近市无贾，在田无野，行无据依，苟若此，则夫杖可因笃焉。”王聘珍解诂：“卢注云：‘无野，无田庐也。’聘珍谓：野，读曰墅。《玉篇》《广韵》並云‘墅，田庐也’。” 可见，“墅”这个字虽然晚出，但这个词却在之前就产生了，只不过最初是用“野（壄、埜）”这个字来记录的。
汉语史研究既要重视传世文献，也要重视出土文献，这已成为学界共识；传世文献中经史子集不仅量大，而且故训资料最多，是汉语史研究中使用得最普遍最广泛的材料。如今，传世与出土的佛教文献所受到的重视和产生的成果，前所未有，相较而言，道教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特别是运用道教文献从事汉语史研究，就显得格外寂寥。刘祖国君一开始就将道教文献置于汉语史视域加以研究，这是很有远见的。道教文献研究的难度很大，以之为材料研究汉语史，不仅要熟悉宗教史、要掌握道教专业知识，而且要面对不很理想的传本。明代编纂的《正统道藏》在保存道教文献上意义重大，但无论是编排还是文字都存在很多问题；本世纪初上百位专家整理编纂的《中华道藏》，质量有了很大提高，但句读、校勘方面错讹仍然不少，运用文献学方法对道教文献进行最基础的校订整理，就成为汉语史研究的前提。可见，这条有意义的研究道路并不那么容易走，更不容易走好。正如本文开头所介绍的那样，刘祖国君在这条研究道路上坚韧跋涉，一往无前，已经取得很多成果，这部著作更是证明。
清儒有言：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愿以此与刘祖国君共勉。刘祖国君志存高远、脚踏实际，勤于读书、敏于思考，我坚信，其学必将日新又新矣！是为序。
本书为2016年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魏晋南北朝道教文献词汇研究”（16CZWJ34）结项成果，书稿雏形为本人2011年的博士后出站报告《东晋南北朝古道经词汇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增删与修改而成。
研究报告的写作，首先感谢我的合作导师杨端志教授。2009年我来到山东大学文学院任教，并从事博士后研究。八年来，在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无论是为学，还是做人。杨老师早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他的训诂学研究在国内颇有影响，和先生交流闲谈，常可获得许多知识和信息。杨老师对我的工作和学习都很关照，书稿的出版也多蒙先生帮助，我在山大的成长凝聚了先生诸多心血。在书稿即将付梓之际，谨向先生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华学诚先生，华老师是我的学术道路引路人，正是由于先生的指引，我才走上了道经语言研究之路。虽已毕业多年，但老师对我还是关怀备至，感谢恩师的谆谆教导与莫大帮助。另外，还要特别感谢四川大学的俞理明、雷汉卿教授，虽未到川大求学，但两位先生对我多有提携，给过我多种形式的帮助和指导，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回顾本书的写作过程，不禁感慨良多。2009年夏天我离开了生活学习六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回到故乡。刚参加工作那两年的确可以说是“压力山大”，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师资博士后，也就是说既是老师，又是博士后，不但要搞教学，还要搞研究，两者缺一不可，而且都必须要做好。第一学期的主要精力花在了教学上，用了很多时间去备课，研究教材和教法，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让学生喜欢上貌似枯燥的古代汉语课。经过不断的摸索，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顺利上完了一个学期的课程。
其他时间就是看书准备课题材料。同时，也在为发文章而发愁。当时我们的出站要求是两年发表四篇CSSCI，这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记得2009年冬天，有一段时间经常失眠，晚上睡不着，早晨醒得早，经常四五点钟就醒来，再也睡不着了。后来，随着文章陆续刊出，压力总算逐渐缓解。感谢《宗教学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宗教》、《江海学刊》、《汉语史研究集刊》、《文献语言学》、《古籍研究》、《中国道教》、《书品》、《弘道》（香港）、《澳门文献信息学刊》（澳门）、《汉学研究通讯》（台湾）等多家刊物为书稿部分章节提供发表平台。
论文写作中，承蒙多位先生惠赐宝贵资料。感谢西北大学文学院刘百顺教授赐下大作《魏晋南北朝史书语词札记》，此书90年代初出版，是研究中古汉语的重要参考书，可惜一直没有读到，于是我委托在西北大学工作的师姐周建姣博士帮助复印，出乎意料，刘先生后来竟亲自送我一本，不胜感激！西南民大文新学院周作明教授是四川大学俞理明先生的得意高足，因为都是从事中古道经语言研究，平时我们联系比较多，周老师给了我不少富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为论文修改提供了很大便利，感谢周老师对我的帮助。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吉绍教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孙齐博士是我的跨界好友，两位仁兄在历史学、宗教学、文献学领域颇有建树，与他们的交流使我获益良多，特此致谢！
论文修改过程中，曾就有关问题向多位学界友人请教，他们是：中南民大谢荣娥、中华书局张可、上海师大刘红妮、杭州师大姜黎黎，感谢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不足概由本人负责。
感谢张树铮教授、王新华教授，两位先生和蔼可亲，对我帮助提携尤多，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也要感谢学院各位领导及教研室诸位同事的关心与支持！感谢出站答辩会上，北京大学孙玉文教授、郑春教授、谭好哲教授、吉发涵教授的赐教指正。同时也要感谢学院各位领导及教研室诸位同事的关心支持。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原编辑董付兰牵线搭桥，使我得以结识本书编辑秦大忠先生，秦老师古道热肠，工作认真负责，此书出版多赖其鼎力相助，谨致谢忱！
当然，还要感谢家人长久以来的支持和理解，为了让我安心修改书稿，妻子主动承担了各种家务劳动，并全面负责女儿的日常起居。没有她的付出和辛劳，书稿是无法顺利完成修改的。
在上半年最忙的毕业论文答辩季，杨端志师、华学诚师拨冗赐序，使小书“蓬荜生辉”，在此向两位恩师表示衷心感谢！杜泽逊先生对此书的出版非常关注，感谢杜老师的关心和支持。
道教文献语言研究是近十多年来的一个新兴领域，由于道书内容古奥晦涩，流传过程中又多有改窜，加之版本单一，电子检索缺乏，所以道经语言研究难度很大，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非常薄弱。本书部分章节仍较为单薄，有待完善。限于课题要求、个人精力等原因，没有办法，只能等以后再慢慢弥补了。这部40多万字的书稿，是我近年学习道经语言交出来的一个尚不成熟的作业，不足之处一定很多，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于山东大学兴隆山校区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