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标杆|西方国家|政府公信力|话语_新浪军事_新浪网
人民日报：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标杆
人民日报：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标杆
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公信力都是需要下大力气去建设和维护的。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标杆，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资源。近年来，我们党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大力打造责任政府，优化办事流程，严格执法，政府决策广泛吸纳群众意见，坚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政府公信力不断提升。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传播手段日益多样，社会治理等领域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挑战，给政府公信力带来更多考验。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国家，政府公信力都是需要下大力气去建设和维护的。在一些公共事件中，政府的处理方式受到社会关注，也是正常现象。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一个概念时常被人提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这个词来源于古罗马执政官塔西佗所著历史书中的一段表述：“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就同样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按照现在网络上流行的理解，所谓“塔西佗陷阱”，就是当政府丧失公信力后，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人们都会认为它是在说假话、做坏事。有不少西方媒体喜欢在评论中引入这种说法，并将矛头指向政府。当然，要求政府改进治理方式是正常的，但是任何矛盾都不可能只有一个方面。政府公信力问题也存在多种复杂因素，很多时候并不是政府尽力做好了，群众就一定会认同。这也与社会观念、大众共识、媒体引导有很大关系。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天生的血脉联系。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始终注重保持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关系，这是西方政党与政府无法做到的。因此，在中国讨论政府公信力问题，需要立足中国实际，不能盲目运用网络术语或照搬西方政治学理论，而应当着力构建与运用中国话语。中西方对政府与民众关系的理解不同塔西佗所说的原意，并非只是批评当时的皇帝，也指向群众的主观好恶。群众在具体事件上对政府的态度，实际是在对政府整体看法的语境中产生的。这种语境的影响，人们在谈论所谓“塔西佗陷阱”时常常会忽视。中西文化对政府的观念有很大区别。西方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石是资本力量对国家机器的俘获，政府本身并不能代表全体民众的公共利益，政府实际上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资本与政府之间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不管在国内统治还是在国际竞争中，每当资本面临敌人时就需要政府的护航，每当资本占据优势时就希望摆脱政府的束缚。例如，西方国家资本集团在列强竞争时期主张重商主义，在霸权扩张时期则主张自由贸易；在冷战初期主张大政府和福利国家，而在赢得冷战主动权之后则主张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在国内冲突高涨时政府直接出面干预，而在矛盾缓和时则退居幕后，营造国家公共性的假象。为了能够收放自如地利用政府而又不被政府权力反噬，资本利益集团创造出一套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话语。他们将政府与社会、公权与私权对立起来：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政府最大的危害是对自由的约束，同时又强调自由是一种个人本位的权利。于是，个人与政府之间被塑造成一种以矛盾对立为主的关系。现代中国国家建构路径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中国国家建构的基础是5000年的文明传承、百余年的民族解放和自强运动、近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与西方文化中截然不同的地位。首先，中华文明是在各民族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孕育形成的。多民族融合的过程需要统一而有效的国家来为“斯土斯民”提供普遍的秩序、安全和福利。其次，近代的民族自强和解放是要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救亡图存，避免亡国灭种。虽然当时国力衰弱，但人们依然希望有强大的国家来凝聚起民族力量，实现社会的组织化。再次，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要建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论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还是从每个阶段的历史重任来看，中国社会都不是个体至上的，个人利益永远不能压倒人民的整体利益。因而，中国人理解的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其目的是防止任何个体和集团凌驾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在中国文化中，更强调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统一性而非对立性。由于这种差异，用西方的话语来解释中国问题往往行不通。如果试图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为中国政府公信力问题寻找对策，就更会南辕北辙。西方政治学话语在改革开放之初大量传播到中国，后来对大众传媒、通俗读物、网络空间、大学课堂、文艺作品等都产生影响。这在学术积累不足的时候可能难以避免。但时至今日，西方话语与中国日益发展的社会现实出现诸多不适应，需要我们加紧建设自己的话语体系，为国家改革发展提供思想支撑。具体到政府公信力问题，西方话语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区别，“社会”的通常被说成是好的。事实上，这里发生了一个概念偷换。社会在中国文化中通常指的是人民整体，而西方话语中的所谓社会实际上背后往往是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力量，并不能代表民众整体利益。但是，在这种观念误导下，民众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往往倾向于支持所谓“私”的一方。同时，西方话语过度强调对公权力的约束，却全然不提强大而有效的公权力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公权力所提供的安全、秩序、基础设施和统一市场等公共产品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在大数据、人工智能兴起的当代，这一点变得格外重要。然而，在西方话语中，群众对公权力产生了一种先验的不信任。西方话语崇尚权力的分立和制衡，认为只有如此才能克服腐败。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并不符合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权力的具体执掌者之间很可能形成各种利益串通和共谋关系。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怎么可能靠权力分立的设计就实现公正廉洁？实践中，西方政治运行中权钱交易、互相倾轧随处可见。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加重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西方话语与中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文化有着根本矛盾，不能用它来解释中国政府公信力问题，它也不能对中国政府公信力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事实上，西方国家本身也深受其害。这套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价值基石的话语，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的“逆共同体”效应，导致共识缺失、制度僵化、社会分裂，政府公信力并没有获得提高。过去几十年间，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些矛盾得以掩盖。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放缓，这些问题日益暴露出来。西方国家政府实际上为民众对它们的不信任付出了更高的治理成本。构建具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既然政府公信力问题涉及政府与民众两方面的原因，那么，解决方案自然也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各级政府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持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障和改善民生。另一方面，也要消除西方话语带来的思想混乱，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近年来涌现出不少“某某陷阱”的说法，很多本就来自西方的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如果我们盲目加以运用，就容易造成思想混乱。西方政治学理论源自西方政治生活实践，是一种地方性知识，远远不能涵盖中国乃至世界政治的现实。要坚定文化自信，就要认清“某某陷阱”这类似是而非的标签。在政府公信力方面，特别要走出西方政治学观念的影响，构建起具有说服力的中国话语。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许多现代西方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系和假想敌建立起来的。反诸其道，马克思主义显然也是破解西方话语的有效思想武器。对于政府公信力问题，应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群众观来思考。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依法履行公共事务治理职能，依法行政，绝不允许政府工作人员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追求私利。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官是“父母官”，兵是“子弟兵”，国家是“天下为公”。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设计，但是至少体现了家国一体、官民一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追求。这一点与西方很不相同。今天我们强调文化自信，就应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出进步的、积极的观念，经过现代转化，使之既能实事求是、名实相符地反映中国的现实状况，又能有效凝聚共识，助推人们对更美好生活、更完善制度的追求。系统辨析清理西方话语。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领域引进大量西方学术思想和理论。类似三权分立、竞选执政等这样的概念，看起来很美，实际上有着复杂的内涵，需要加以深入辨析。政府公信力是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种信任依赖于政府所拥有的信用资源。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机制在社会组织和动员、政策顶层设计和执行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切不可盲目照搬西方模式。认真回应群众诉求。政府只有不断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服务，人民才会对政府更满意。应增强政府为发展服务、为基层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意识和本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治理水平、改进服务质量。政府、媒体、群众应真诚互动和良性对话，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通过这些努力，以中国人的政治智慧，提高和维护政府公信力不是难事，我们一定能够营造出更加和谐互信的积极氛围。（范勇鹏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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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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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国情照搬必将会带来政治僵化局面。
采纳率：28%
中国三千多年的专治统治，已经根深蒂固，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况且我国国情也不适合
大陆以后可能会回归中华民国的，
因为要别出心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治体裁
做梦吧？中国能和西方国家相提并论吗
你跑一千米是两步跑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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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化制度经验
温铁军：中国不可能照搬西方现代化制度经验=========================================== 实现现代化，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孜孜以求的梦想。但一场“占领华尔街”运动却让世人看到，即使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现代化之后仍然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如何看待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借鉴和教训？如何走出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解放日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大国尚无西式现代化成功的先例解放日报记者李小佳（以下简称记者）：在讨论现代化时，人们总是绕不开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然而，如何看待别人走过的路和走好自己的路之间的关系，却仍是思想理论界纷争颇大的焦点。有照搬说，有国情说，也有扬弃说，还有超越说。十八大之后，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追求“中国梦”的伟大目标，宣示了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对人类制度文明作出新的创设贡献的决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澄清别人的路和自己的路之间的一些模糊认识，也就显得越来越有必要了。温铁军：超越西式现代化的制度类型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实很难。但必须坚定信念，因为中国客观上不可能照搬西式现代化的制度经验。首先，我们在人口超过一个亿以上的大型发展中国家没有看到西式现代化成功的经验。以往一般都认为，西方从资源经济到资本经济的过程中，在制度安排上主要得益的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受此影响，很多人认为只有在这“四化”方面有所突破，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才能解决。多年以来，我先后去了不少发展中国家做调查研究，如墨西哥、巴西、印度和印尼等，见到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墨西哥人口约有1.3亿，紧邻美国，它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都比我国高。墨西哥在拉美金融危机爆发前，人均收入已超过4000美元，比我国早期设想的全面小康要达到的人均水平还多。但墨西哥仍有高达34%的贫困率。大量农村土地弃耕撂荒，流动人口转移到城市形成贫民窟，越是大城市贫民窟规模就越大。巴西面积跟中国差不多，人口仅1.9亿，是世界上人均可耕地面积最大、农业资源最好的国家。但十年前巴西劳工党竞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许诺“只要我当总统，一年之内消除饥饿”。农业规模世界第一的巴西，也出现全国性的无地农民和城市贫民组织起来去占领闲置土地的示威运动，政府为了解决贫民的饥饿还成立了推进土改和鼓励发展小农经济的政策部门。这些已经走上了西式现代化之路的国家，无论私有化、自由化程度，还是市场化程度，都比中国走得要远得多；从制度上看，确实都比中国要“现代化”得多，但其社会三大差别：收入差别、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观，不但没有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某些方面的经济和社会矛盾甚至比我国更复杂、更尖锐。这种西式现代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遭遇，说明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是有问题的，并不具有普适性。其次，照搬西方制度的客观前提不具备。回顾西方主要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可以发现，西式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殖民化为手段的资本形成和资本扩张的数百年过程。所以，当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的发展问题时，特别是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时，必须认真思考西方话语环境中的“现代化”的经验过程及其所总结出的西方话语，是否是一套符合科学的客观解释。所谓科学，不外乎是一个可以在同样条件下被复制的结果。那么，这种具有鲜明殖民色彩的西方经验可被别的后发国家重复吗？如果不具备同样条件而不可重复，后发国家、追赶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够直接就把那一套东西搬过来呢？此外，今天欧美很多学术流派中，如后现代理论、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理论，都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也都对西方国家当下的现代化提出了深刻质疑。这种内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中的反思之兴起，也值得想要照搬西式现代化道路的人士深思。西语不足以解释中国成就，更不足以预测中国未来记者：其实，不照搬西式现代化的背后，还存在一个不能简单用西方话语或理论来解释和评价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问题。而拿舶来的一套学术概念和词汇来解释中国故事，或是试图将中国本土的问题生塞硬套地纳入留洋带回的“体系”中去分析，似乎正是在部分学界人士那里备受推崇的研究方法？温铁军：确实如此。不照搬西式现代化与不简单套用西方主流理论，就像是孪生兄妹。假如不能做到后者，也很难完全避免前者的蛊惑。这是因为，西方现代化道路，客观上正是形成西方话语环境中被“现代化”理论所漂白了的经验过程。那么，当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就不能仅是将这些话语拿过来用，而不去仔细考虑这一套话语是如何在漂白中形成的。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一套话语进行解构和还原。换句话说，如果把所谓“现代化”作为一个科学理念拿过来，那对于西方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包括“殖民化”、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就应该看作是一个通过科学实验予以证明的过程，且这个实验结果还应该被反复验证。可事实恰恰对西式现代化“证伪”，这个过程不仅不可再现，也不能被现代文明伦理所容忍。通过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历史进行回溯可以发现，必须对西方话语中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重新认识，至少要明白，伴随着西式现代化经验过程而形成的话语体系不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更难以套用到中国，不仅不足以解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各种成绩，更不足以用来预测中国的未来。总之，不能搬过来一套概念，直接就成为我们的话语解释。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的多种争论自相矛盾，如“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大多属于当代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范畴。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缺乏对于中国历史经验过程和现实国情的全面了解，更难以做到理论逻辑与经验逻辑的起点一致。而只有当我们直面中国现实，深入客观地观察、分析、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问题，才可能找到对中国未来发展真正有解释能力的科学体系。也是在此意义上，能否避免用西方意识形态来评价中国经验，能否避免用西方服务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来研究中国经验，正是“中国学派”能不能真正建立的前提条件。当前，强调形成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强调中国人文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应该有更多自主性，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提出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是一个大课题。我对现代化的认识现在还只能处在多国调查和比较研究所形成的感性认识阶段。但我们对于西式现代化及其话语，必须具有一些质疑和反思能力。在“拿来”之前，得先做“解构”。这种自主思考能力，对年轻的一代尤为可贵。年轻人对从书本上、在大学里学的东西，可能缺乏必要的批判和反省意识，等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之后，所感受到的东西和书本上的东西不一样，到那时也可能就会进行痛苦的反思。与其如此，那还不如先把我们这几代人经历的东西、已经能够反思的东西先做出来，然后告诉年轻人，让他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以免重复走弯路。当然，我们对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应该兼收并蓄——反思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指当我们要使用一个既有的概念时，先要弄清楚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历史和现状到底意味着什么。全球都走西式现代化之路，需要耗尽几个地球资源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国家建设方面，我们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面对着不少问题。如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彻底转变、大量资源能源消耗对生态环境有负面影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不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探索？温铁军：西式现代化模式有种种弊端，如殖民扩张、社会不公等，但环境破坏和对地球资源的极大消耗应该是最大的代价。有数据显示，全世界按美国方式实现现代化需要5个地球，按英国的方式需要3.4个地球，按照阿根廷现在的现代化程度则需要1.7个地球。如果众多发展中国家都想追求西式现代化，这个世界的资源和能源都是不可能支撑的。所以，这也是西方话语自我鼓吹的最大自相矛盾之处。就我国而言，旧发展观曾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答案，日益增长的生产和消费是现代化的动力和目标，而经济发展又被简单地约化为GDP增长。尽管物质增长和经济繁荣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基础，但越来越多的情况说明，并非经济增长了，其他方面的建设就一定会同步跟上。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以“GDP增长”和以单纯“财富增长”为目标的现代化，是一种不厚道的发展。因为它既非以人为本，也是漠视生态环境的。近些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去年进一步提出“美丽中国”等，很大程度上正体现出我们决心要从根本上转变陈旧的生产、消费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美丽中国”的提出，赋予生态文明内在具有的多样化以关键内涵，这就在于从科学发展的视角出发，通过生态文明引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形成五大建设的有机统一。同时，其价值又不止于此：“美丽中国”还意味着中国不应该重复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上曾经历过的“先污染，后治理，再转移”的教训，而是从生态文明出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道路在深刻反思的同时提出更高要求。从当前国家战略调整的需求看，它与西式的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的最大不同，在于更强调建构一种把环境和民生放在首位的、厚道包容的新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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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仿、照搬西方的制度，能结束100年的黑暗历史吗？瞭望这篇文章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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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国模仿、照搬西方的制度，能结束100年的黑暗历史吗？瞭望这篇文章一针见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竞争的本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而国家治理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国家制度竞争。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本文刊于《瞭望》2017年第34期，原题《从国家治理能力看中国制度优势》
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来源、基本制度、机构和治理模式、主要机制和基本手段、基本目标，及在“排他性”“包容性”上都与西方不同。
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但都“水土不服”行不通，直到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证民族复兴的成果为全体中国人民共创共享，保证中国政治制度对国情的适应性、对西方制度的优越性，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快速追赶和超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抉择。
这是对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目标和任务作出的新的科学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国家治理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要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就应该对中国的国家治理绩效做出正确评析。与西方国家相比较，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特色”、“中国优势”？《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从国家治理层面切入，来剖析中国特有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历史”、“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与“中国优势”。
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来源与西方不同
胡鞍钢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历史轨迹是不同的，特别是近现代化历史发展轨迹的根本不同之处。中国独特的历史轨道、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基本国情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
近现代以来，从鸦片战争开始，陷入半殖民地的中华民族一步步滑入苦难的深渊，蒙受了千年未有的奇耻大辱。共同蒙受的外族入侵与战争，共同遭遇的深重灾难与苦痛，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与抗争，让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凝聚起来，也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最根本的梦想。
从“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到志在变革维新的“戊戌变法”，从打开了中国历史进步闸门的辛亥革命，到开启中国社会20世纪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为了救亡图存，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前行。
然而，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实践证明，所有这些道路都走不通。
胡鞍钢分析说，从历史上看，中国也曾学习、模仿、照搬过西方的制度，如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美国式的总统制、欧洲式的议会制和多党制等，但都“水土不服”，都行不通，都失败了，反倒演变为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直到后来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登上历史舞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近30年艰苦奋斗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中国终于跟上了世界前进的步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从初始条件就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不同的基本制度。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是前天的中国（年）、昨天的中国（1949年之后）内生性演化而来，绝不是外生性移植而来。”胡鞍钢认为，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更具“中国特色”，它是由中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历史轨迹、历史选择所决定的。
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制度。数千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建立了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国家基本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不能重复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内盘剥掠夺、对外扩张侵略的老路，不能实行欧美国家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两院制和经济私有化、军队国家化等那一套制度体制。我们说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不是要故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要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让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与西方不同
胡鞍钢认为，美国、欧盟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则是创新型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由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从时间上看，我们在现代国家制度建立的时间上也是不同的，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后来者，还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后来者。”胡鞍钢分析，作为后来者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盲目照搬照抄，另一种是自觉学习借鉴并自主创新。
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几代领导人采取了后一种态度。这种自觉是在学习借鉴基础上自主创新的产物，正是这种自觉使作为后发国的中国，抗击了全球各种风浪，快速而成功地追赶了先行国家。
在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而世人纠结于不同制度选择时，为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赢得不同国家有识之士的赞许？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这一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这一制度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
中国国家治理的机构和治理模式与西方不同
从治理机构和治理模式来看，胡鞍钢分析说，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三权制衡治理模式，各机构各党派相互对峙、相互攻击、相互拆台，诚如奥巴马所形容的“华盛顿四分五裂的话，让华盛顿一事无成。”
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对于“议会制”、“两院制”，其集中体现为找到了政治与行政、民主与集中、效率与公正的平衡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制度安排，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保证了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党内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按照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委员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的集体领导原则开展工作。“这既能使各方面智慧得到充分发挥，同时又确保达到集中统一，从而实现国家的高效治理。”胡鞍钢说。
这一制度，是加强各阶层团结、促进各党派政治合作、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现代政党制度，是对资产阶级“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的超越。
通过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我国政治制度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利益整合、规则制定、分配调节、秩序维护、公共服务、促进社会文明等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其协商内容之广泛、协商主体之多样、协商渠道之通畅、协商层次之丰富，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所无法比拟的。协商民主是对“竞争民主”、“票决民主”缺陷的修正，既关注决策的结果，又关注决策的过程，从而拓宽了民主的深度；协商民主既关注多数人的意见，又关注少数人的诉求，从而拓宽了民主的广度。
中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强调发挥两个积极性，既强调中央的权威性、统一性，又给地方根据各自实际发挥积极性以充分空间；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相结合、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历史传统因素和现实发展因素相结合，既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当家作主，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是我们党和各族人民的一个伟大创造。 4
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机制和基本手段与西方不同
对比美国、欧盟，胡鞍钢说，它们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建基于私有制；中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基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混合经济基本制度。“形象地说，‘东方巨人’的‘两条腿走路’，会比‘一条腿走路’的竞争者走得稳当、走得协调、走得更快。”
同样，胡鞍钢认为，与“两条腿走路”类似，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采用的是“两只手”治理机制，不是“一只手”，强调“两手都要硬”——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此外，与美国相比，中国不仅有国防和军事战略，而且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综合战略，而美国偏重于国防和军事战略，并无太多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只关注“大炮”，军费开支占世界的40%。这种战略上的差异，既是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美国全球影响力日益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还具备超强的政治动员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社会有序化、组织化的能力，表现为对全社会创造精神的焕发与尊重，表现为对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推动。
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与西方不同
胡鞍钢认为，美国、欧盟的国家治理体系并没有明确的长期目标——无论是它们的宪法还是它们的施政纲领，都没有明确清晰的表达。中国则大为不同。
首先，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章中明确表明长期目标：
“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其次，我国《宪法》表明了长期目标：
“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核心”，习近平同志更明确表达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目标：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还是国家治理手段，都是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的制度体系和基本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标，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认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视人民群众为真正的英雄，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起这一制度，从而使中国彻底结束了100多年来受压迫、受奴役、受侵略的黑暗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彻底结束了在中国绵延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
进入新时期，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改革有所指，人民有所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这样的良性互动，这是心往一处想的沟通过程，也是劲往一处使的发力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保持同步，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平均每年减贫近1400万人。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民福祉，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才能汇聚起实干兴邦、共襄伟业的磅礴之力。
中国国家治理在“排他性”“包容性”上与西方不同
胡鞍钢说，中国的主张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国学习、借鉴、吸收一切人类文明进步成果，不管来自何种制度国家，只要对我国国家治理有益有利；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主权平等，我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主权和尊严必须得到尊重，内政不容干涉，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以强凌弱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世界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在一个丰富多彩的多元世界，削足适履、东施效颦，显然都只能适得其反，坚定支持各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不做制度输出，反对任何国家戴着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对他国做主观臆断、指手画脚甚或搞制度颠覆；
我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我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
开放包容，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不能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
“宇宙浩瀚，星汉灿烂。70多亿人共同生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共同发展。中国人民追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祝愿各国人民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个走向复兴的民族向世界表达的美好祝愿。13亿多中国人民的中国梦必将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一个充满生机活力、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必将为当今世界复杂问题的解决奉献更多的中国智慧，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传递更多的中国信心，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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