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研究】廖丹子：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40年（）：脉络、意义与图景阅读//5b.cdn.sohucs.com/images//ae02e06cef5c5895813b.jpeg廖丹子：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40年（）：脉络、意义与图景
作者：廖丹子，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本文来源：《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4期
【内容提要】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关键词】非传统安全研究；总体国家安全；共享安全；安全文明；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廖丹子，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杭州邮编：310018）。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
【中图分类号】D8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X（2018）04-0003-30
1978年伊始，中国整体步入了改革与开放的时代，国家对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定位和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世界整体和平的格局，使得中国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关注范围开始从传统的单一“战略军备”议程，延伸包括“非军事”议程，学者开始从西方引介“非传统安全”，公共决策也开始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此转向相伴随，“非传统安全研究”（non-traditionalsecurity studies, 以下简称NTSS）也开始了发生、发展的过程。纵观1978-2017年的中国NTSS，其起步晚但发展强劲，研究数量和官方关注已十分可观。直至当前，中国的NTSS已跃居为一门“显学”。那么，1978-2017年这40年的中国NTSS呈现怎样的发展脉络及特征，具有怎样的学术与现实意义？又有哪些因素驱动着这些研究？未来研究应有哪些新的转向与突破？对这些问题的细致解答将展现出中国非传统安全的理论图景、现实变迁和政策演变。当前，中国正深度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中国话语”全面“走出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得到积极建构，因此对中国学者的理论思想进行系统论述与正确表达，不仅是一种学术旨趣，更是一种积极自觉地探寻中国话语、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时代责任。
一 研究方法与总体文献分析
研究方法是寻找研究对象之规律的手段和工具，研究方法的差异往往会决定研究中的价值预设、论述视角、分析过程甚至所得结果的差异。本文以清华大学和清华同方共同开发的中国知网（CNKI）为统计和分析文献的数据来源，对1978-2017年文献的整体分布、来源期刊、高频关键词、所属学科、资助基金及研究层次和代表性事件进行了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已有研究
CNKI 作为国内最全面的中文数据库，包括学术期刊论文、博（硕）士学位论文、重要会议论文、年鉴、报纸等。在CNKI的搜索中，本文剔除了征稿启事、学术会议通知、短评等非学术型文献及工程科学、基础科学、农业科技、医药卫生科技等非直接关联性文献。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基于citespace III、EXCEL的文献计量法。文献计量法是一种基于数学和统计学、对专题文献进行定量分析的计量学方法，可以揭示文献特点、影响力与发展态势。研究对象的择取标准是：1978-2017年的40年间，中国学者开展NTSS的中文研究成果及其标志性研讨活动和核心观点。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当当网作为在线的中文专著的数据来源。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作为时间跨度较长的综述文章，加上数据样本的局限和文章篇幅限制，具体所列参考文献难免挂一漏万，且未能全部列出所有关涉文献。
中国学界对中国NTSS已有不同侧重点的综述或“再研究”：主要是对已有研究的文献分布与特征（1999-2015年），[1]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发展及与传统安全的比较，[2]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主要特征，[3]研究中的主要争议及代表性理论探索，[4]官方非传统安全思想的演进，[5]理论共识及与国外NTSS的异同，[6]理论困境与未来趋势[7]等方面进行提炼和分析。然而，现有关于中国NTSS的综述或“再研究”还存在广度和深度的不足：例如，缺乏对1978-2017年这40年文献的纵深梳理与分析，未对其发展脉络及内在机理进行精细考察，未分析演变进程中的驱动因素，未系统论述其学术与政策意义，未深入刻画未来研究的应有图景。
（二）总体文献的计量分析
1.总体文献分布与走势
在CNKI搜索时，选定期刊、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学术辑刊、教育辑刊、国内会议、国际会议、报纸等八种来源。依据CNKI的统计梳理了以“非传统安全”为篇名/主题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1978-2017年，以“非传统安全”为“篇名”和“主题”的论文总量分别是726篇和2 522篇，其中，期刊论文分别是499篇和1 573篇，硕、博学位论文632篇，其年度分布见图1。从文献数量看，从1998年始，以“非传统安全”为主题或篇名的研究才有了文献数据库的记录（尽管如此，1978-1997年仍有与非传统安全相关的研究，见下文具体分析），且1998-2006年文献数量快速增长，2006-2010年前后仍然稳步平缓增长，2015年前后又出现一个研究高峰。
2.来源期刊和高频关键词
高频关键词是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共同关注较多的问题，反映的是研究热点，来源期刊则可以大体反映研究的学科分布。以“非传统安全”为主题的发文量排前十位的学术期刊、高频关键词及共现网络分别见图2、图3和图4。值得指出的是，《国际安全研究》自2013年正式更名至2017年的5年间，共发表了59篇非传统安全的相关论文，年发表量近12篇。以“非传统安全”为“主题”论文的高频关键词依次为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中国、新安全观等。对比分析图3和图4，高频关键词和共现网络关系大致反映出，围绕非传统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新安全、全球化、边疆安全、安全合作、安全治理和区域安全等问题受到了学者的较高关注。
3. 学科、基金与研究层次分析
CNKI统计结果显示，在前十高频关键词中，“非传统安全”占45.7%；在学科上，政治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学科）的研究占45.7%；在国家基金资助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占78%；在研究层次上，基础研究占66.6%。学科、基金与研究层次的年度分布见图5。这与图1的整体走势相一致。
4. 代表性“事件”
本文还梳理了中国NTSS中的标志性、开创性的“学术事件”（学术成果或活动）以及官方报告中对“非传统安全”话语的重要使用，即“政策事件”（见表1）。
表1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标志性“事件”（年）
较早出现以“国家安全”为题目的引介性论文[8]
政府工作报告一如既往要求搞好“安全生产”
较多提及“煤矿安全”“安全生产”“经济安全”等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维护“国家的安全”
“粮食安全”首篇引介论文[9]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妇女儿童安全”
“经济安全”首篇引介论文[10]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使用“国家安全”一词；[11]国家安全部成立
“环境安全”首篇专题论文[12]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使用“祖国安全”
“社会安全”首篇专题论文[13]
中共十四大报告首次使用“国家安全”
“非传统安全”概念首次出现[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
非传统安全首篇主题论文[15]
中国政府对外首次提出“对话与协商”的新安全理念[16]
非传统安全首篇专题论文[17]
中国政府首次明确“新安全观”，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18]
第一本编著《非传统安全论》；第一个专题研讨会[19]
中国政府首次对外使用“非传统安全”[20]
第一个非传统安全研究机构（浙江大学）；第一本教材《非传统安全概论》[21]
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提“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国家正式明确“非传统安全”的具体问题[22]
第一本专论；第一套非传统安全丛书、译丛[23]
中共中央文件首提“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24]
第一个非传统安全管理博士与硕士点（浙江大学）
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华中科技大学自主设置“非传统安全”二级学科博士点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首次发布年度研究报告（非传统安全蓝皮书）[25]
将“非传统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亚信会议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教材第二版；提出“中国学派”[26]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四项内容之一
非传统安全的学科自觉逐步推进，提出“安全文明”[27]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实施；中国首提“核安全命运共同体”[28]
非传统安全教材第三版出版（修订）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坚决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
资料来源：作者经过搜集材料、文献查证后自制。
（三）历时性的演进轨迹
非传统安全现象自古有之，中国较早有记录的如大禹时代的洪水、夏商周时期的地震、火灾、瘟疫等，还涌现了诸多具有非传统安全思想的主张，如孔子主张“钓而不纲，戈不射宿”，即钓鱼而不用网捕鱼，射鸟而不射鸟巢里的鸟，荀子认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在法律制度上，如西周《伐崇令》就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今者，死无赦”，《吕氏春秋·上农》提出“四时之禁”，秦《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等等。可见，中国古代就有保护湖水、田地、动物和森林，防范洪涝、地震、虫害和疫情等危害的思想和制度，因此可以说，中国自古就有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应急救灾、疾病防治等非传统安全思想与实践。
本文则集中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当代非传统安全理论探索进行分析，并沿用西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安全研究（securitystudies）中对“非军事问题”（non-militaryissues）的思考路径，认为中国始自1978年的当代非传统安全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见表2）。
表2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四个阶段（年）
酝酿与显现
阐释与呼吁
反思与深化
建构与拓展
主题/关键词
祖国安全、国家的安全；生产安全、煤矿安全、粮食安全等
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新安全、综合安全、安全环境
非传统安全、安全治理、和合主义、优态共存、总体国家安全
非传统安全、和合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学派
基础/政策研究数量
国家级基金资助数
注：国家级基金资助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资料来源：依据CNKI检索结果的统计，搜索时间：2018年4月10日。
第一阶段：酝酿与显现（1978-1993年），从改革开放伊始至1994年学界第一次明确使用“非传统安全”话语之前。这一时期，整个国际社会历经了强劲的美苏对抗与苏联解体，在安全态势的质性转换过程中，生态破坏、贫困与疾病、宗教冲突、事故性灾难等“非战争性”“非军事性”问题愈加得到国际关注。[29]受全球安全态势整体转换的影响，中国在顶层定位上，时代观用“和平与发展”替代“战争与和平”，发展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家安全定位从“图存”转向“求富”，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成为第一要务。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的主旋律是“祖国安全”“国家的安全”，[30]但也零星出现了“妇女儿童安全”“财产安全”等低政治安全主张。这一时期尚未出现“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及其学理探究，还未出现清晰的“非传统安全观”，因此还未出现基于“非传统安全”立场而对“传统安全”的批判与质疑，而只是在思考那些不同于传统军事性事项的“新问题”时，开始酝酿并显现了一种“新的”或“愈加重要”的安全思想。这一思想在看待生产、资源、生态、妇女等“非主权”“非军事”的问题时，愈来愈强调这些问题与国家发展和繁荣的紧密关联，并提出要“更多地重视”这些问题，[31]并少量出现了对“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的专题论述。然而，这些思想与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泾渭分明、相互独立，[32]完全被定位在国家安全框架之外，且尚未纳入“国家议程”。
第二阶段：阐释与呼吁（1994-2003年），从1994年学界首次出现“非传统安全”话语到2004年“集体大反思”之前。苏联解体极大地冲击着全球范围的安全场域，同时受一系列突发事件的激发，[33]中国NTSS迅速发展，该阶段发文量有85篇，其中核心的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62篇（见表2）。这一时期NTSS的特征集中表现为：积极阐释和规范“非传统安全是什么”，并在“非传统安全”的名号（title）下呼吁在国家安全、发展与外交中应全方位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NTSS开始从第一阶段的初步显现转向“热情动人”的理性思考：1994年，北京大学王勇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一篇论文中首次使用“非传统安全”的正式表达，[34]随后，研究之重要性得到专门阐述，[35]第一篇主题论文、第一篇专题论文、第一本编著、第一次全国专题研讨会等相继问世（见表1），广泛探讨了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及其产生的复杂背景、指涉问题、类型与特征、与传统安全相互转化等问题，[36]并首次以“非传统安全”为基点来思考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37]周边问题、[38]和平崛起与外交战略、[39]安全治理转向[40]等重要问题，提出要建立涵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41]及重视合作与对话的“新安全观”[42]等。1998年，《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还将“非传统安全”列为其十大年度选题之一。在官方，1999年，中国正式明确了“新安全观”的内涵；2000年，首次对外使用“非传统安全”；2002年，首次达成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跨国合作，并列举了非传统安全的具体问题，中共十六大报告首次明确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因素，并判定了“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安全情景；政府文件首次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来统称恐怖主义、走私贩毒、跨国犯罪、资源短缺和生态恶化等问题（见表1）。整体看，政策界对“非传统安全”的构成要素、保障体系等逐步明确，基本形成了“要重视非传统安全”的政策认知。[43]但需要说明的是，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框架中仍旧是“辅助性”“边缘性”的定位。
第三阶段：反思与深化（2004-2013年），从2004年的集体反思到2014年“共享安全”提出之前。受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汶川地震、新疆“7·5事件”以及印尼海啸、欧洲暴恐、信息泄露等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影响，各国开始普遍重新思考安全观、安全制度、安全资源等重要事项。相应地，这一时期的中国NTSS陡然出现了爆炸式的发展，十年时间发文量达1545篇，其中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达1312篇，国家级基金资助成果66篇（见表2）。在内容上，集中表现为从第二阶段的积极呼吁转向理论反思与深化应用：一是全面反思非传统安全话语在现实运用中的理论困境或困惑，[44]对非传统安全的定位、话语发展与边界、观点异同及与传统安全的相互交织与转化关系进行了系统审视和批判性理解；[45]二是对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了“清单式”勾勒及战略探索，[46]针对中国与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复杂特征提出了一批有开创性的新主张，如余潇枫的“安全治理”与“平安中国”，[47]刘江永的“可持续安全”；[48]或回溯至中国传统文化而探索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安全理念，如余潇枫基于《易经》“保合太和”提出“优态共存”“和合主义”的安全哲学新理念、[49]王逸舟“创造性介入”、[50]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51]金应忠“国际共生”、[52]秦亚青“关系治理”[53]等；三是集中探讨了一批重要的区域性、专题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粮食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产业安全等；四是对西方NTSS中的非传统安全概念、方法流派和理论架构、[54]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NTSS、[55]主要著作[56]等进行了引介和借鉴；五是由余潇枫领衔编著了第一本专业性的非传统安全教材，首次较为系统化地介绍了非传统安全的基础原理、重要议题及区域性应对方略。[57]在非传统安全实务领域，中共中央文件反复提出要“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中国“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安全环境；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战略（见表1）。总之，以“非军事性议题”和“非对抗性思维”为核心的非传统安全在国家决策中的独立性逐渐显现。[58]
第四阶段：建构与拓展（2014-2017年），“共享安全”这一“中国视阈”的提出至2017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59]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共十九大报告则强调要统筹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学界的NTSS则集中体现为学派建构与议题拓展：一是迸发了一股解析“总体国家安全观”及探索国家安全内涵、学科、战略、能力的热潮，年度“国家安全十大事件”持续发布，[60]基于（总体）国家安全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得到深化，NTSS的年度报告、教材、学科等与时俱进（见表1）。二是对“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问题的热度持续高涨，与此相应的安全观则提出了“共享安全”的“中国视阈”、“非传统安全共同体”、[61]“命运共同体”[62]等设想，还针对不同问题领域提出了“镶嵌安全”[63]“场域安全”[64]等丰富的新的解释范畴，基于中国话语和主张的NTSS的“中国学派”正式提上研究议程，[65]NTSS具备了十分明晰的“中国路径”（China Approach）或“中国范式”（China Paradigm）的理论自觉，并广泛体现在范畴、学科、方法和决策等领域。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学术风格的转向是：改革开放之初，学者只能以模糊的“非传统”的安全认知自觉或不自觉地关照诸多不同于“传统安全”的现实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研究者开始从对安全现象的被动反应转向对安全问题的自觉反思与前瞻思考，在问题识别与理论建构中反思问题本原、探寻问题规律，逐步从技术性、细节性、个别性研究而拓展为高层性、宏观性、整体性研究，研究成果更多地受到决策高层的重视与运用，高层决策动态也在相当程度上指导着研究的旨趣转向。
非传统安全在官方决策中地位的变化，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过程。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食品、用水、环境等“非军事性”问题都被置于“国家安全”范围之外，可以说是一个被国家安全“忽视”的时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期，“非传统安全”开始出现在个别高层文件和个别外交场合，但“非传统安全”被定位在国家战略圈的边缘地带，对处于国家安全核心的安全布局并未构成实质影响。2012年至2018年，尤其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政文件中有关“非传统安全”的明确话语及其相关思想逐渐增多，其地位逐步提升、内容不断扩大，非传统安全已经走进了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圈：从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到中共十九大报告要求“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提出“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框架中与传统安全大致同等的地位。非传统安全研究40年的发展过程同时也体现在中国内政与外交重心、社会主流话语、国家资源分配、政府体制与职能的逐步调整。[66]
二中国NTSS的学理特征
对文献的历时性梳理和分析发现，中国NTSS的学理特征可在五个维度上进一步细化：演进轨迹、基本内容、研究类型、动力结构和制度化，各核心要义见表3。
表3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学理特征
内在机理五个维度
源起与演进轨迹
[1] 源起西方、本土化、国际化三个阶段。
[1] 核心范畴愈加明晰；[2] 基本问题渐成共识；[3] 议题维度持续创新；[4] 研究方法不断出新；[5] 理论观点时有争鸣；[6] 中国学派初步自觉。
[1] 原理类型；[2] 议题类型；[3] 政策类型；[4] 综述类型；[5] 引介类型。
[1] 学理驱动；[2] 技术驱动；[3] 事件驱动；[4] 政策驱动；[5] 环境驱动。
[1] 组织机构；[2] 学生培养；[3] 知识传播；[4] 政策咨询；[5] 学术网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一）源起与演进轨迹
首先，“非传统安全”的思想及概念源起于西方国际关系（IR）、国际安全（IS）、国际政治经济（IPE）等宽广领域。[67]余潇枫在译介巴里·布赞（Barry Buzan）《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时写到，NTSS源于国际安全研究中对诸多非军事性议题而展开论述的建构主义、批判安全研究等七个扩展–深化学派（widening-deepening），琳娜·汉森（Lene Hansen）将此七个学派视为非传统安全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余潇枫将其作为NTSS的七个视角或路径（perspective/approach）。[68]同时，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IR）领域的理论探索，如赵汀阳“新天下主义”、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秦亚青“国际政治关系理论”、王逸舟“创造性介入”等，为中国NTSS奠定了学术基础。[69]此外，（国际）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中的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人的解放（human emancipation）、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等研究也极大地推动了NTSS的发展。但要说明的是，西方IR、IS、IPE等相关研究中鲜有以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security）为“名号”的专门研究，而多是具体议题研究。因此，西方NTSS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非传统安全思想”在相关议题中的展开。同时，在国际话语体系形塑中国NTSS的问题意识和思维方式的同时，如何避免本土知识和理论成为自说自话的封闭体系而形成中国与世界沟通及让其准确理解中国思想的障碍，这是中国NTSS可能面临的特殊难题。
其次，本土化或中国化，指中国学者引入“非传统安全”及在“非传统安全”的专门名号下展开积极探索。关于“非传统安全”的引入，有据可查的最早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的公开发表论文是1994年王勇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的《论相互依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一文。[70]由于西方IR、IS、IPE在中国学术领域具有相当支配影响，中国NTSS伊始就自然而然地沿袭了IR、IS、IPE的核心概念、问题域、方法论和逻辑思维，这集中体现在学者大多从国际关系、国际安全或全球治理的路径来论述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随着中国学者独立地审视中国非传统安全现实，中国NTSS更多地融入了“中国元素”，开始从中国经典的传统思想中寻求方案：在中国问题元素上，基于“中国现实”的问题意识大有增长，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公共问题被安全化而上升为安全问题；在中国思想元素上，中国NTSS学者理性反思并超越西方安全研究基于西方现实问题、西方价值论与西方优越论的理论假定与逻辑推演，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渊源，极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余潇枫从中国“和合主义”的思想渊源探索建构了“优态共存”“共享安全”的非传统安全“中国视域”，阎学通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道义现实主义”、赵汀阳的“天下主义”、金应忠的“国际共生”、秦亚青的“关系治理”等，都是迥然不同于西方安全路径的、极具中国传统思想特色的非传统安全观。
再次，国际化与全球化。与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步伐一致，中国学者将基于中国传统“和”“合”“安”及“以人为本”的非传统安全思想和话语自觉自信地参与国际研讨及与国际同行对话。在非传统安全的学术思想走向国际的同时，相应的政策主张也积极走进外交和全球治理领域。近年来，在亚信会议、二十国集团峰会、世界气候大会、核安全峰会、达沃斯论坛、军控会议、联合国大会等重大国际场合，中国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社会人士代表主张的“共享”“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主张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与遵循，[71]非传统安全的中国思想、中国话语、中国文化正在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既为突破国际交往的战略互疑、促进中西对话和加强全球合作提供了有力的话语工具和更灵活的交流空间，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思想的传播，提升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
（二）论述要点丰富多样
研究中所论述的内容较为清晰地显现了几个“焦点”，主要为“非传统安全”这一核心范畴的定位、内涵及特征，非传统安全研究应集中解决的基本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分门别类，理论派别及其争鸣，跨学科方法的综合研究，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建构“中国学派”等。
1. 核心概念愈加明晰
概念是学术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单元。应如何准确理解“非传统安全”这一核心概念？学界主要围绕概念定位、内涵界定及主要特征三方面来展开。
第一，在概念定位上，“非传统安全”引入之初，中国学界就产生了“革命论”“常规论”“陷阱论”三种评说：[72]“革命论”认为它为回应安全新挑战给出了全新的思想或范式，以余潇枫、张蕴岭、王逸舟、何忠义等为代表。“常规论”认为其只是安全概念的衍生物，是传统安全概念中被排斥和不被指称的问题，以朱锋、查道炯等为代表。“陷阱论”认为其削弱了国家核心利益，“不是无知就是谎言”，或干脆就是“伪命题”，以孟宪生、叶知秋为代表。但不可否认，当前非传统安全的概念讨论已基本结束，其范畴表达及现实意义得到普遍认可，并作为国家安全领域的一种问题指向和治理新路而转化为学界和实务界的通用话语。
第二，在内涵界定上，非传统安全因其多样化的内涵界定而遭受“边界争议”。关于非传统安全本质内涵的理解大体分为两类，一类突出强调“非军事性”，即与“传统安全”进行差异比较，“非战争”“非军事”“非国家中心”是其本质。[73]这类理解更多指向低政治、直接与“人”相关的现实问题，因此学界常认为与“非传统安全”相近的概念还包括“非军事安全”“非常规安全”等，而“人的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核心。另一类是“非传统的”安全，即“新”的安全，一切“不同于传统”的思维、问题、政策等，都是“非传统安全”，是一种区别于“危态对抗”的“优态共存”，[74]或是一种“新安全”“系统安全”或“总体安全”。[75]
第三，在主要特征上，学界总体认可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性、突发性、转化性、跨国性、复杂性等基本特征。此外，在对待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关系上，学界在非传统安全引介之初就较明确地认为，提出非传统安全并非是要取代或否认传统安全，两者相互交织、相互转化，[76]共同构成了国家核心利益的内容；在传统安全依然是国家安全的中心议题时，要更多地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并要积极探索以非传统安全路径解决传统安全的内政外交手法，要建立统合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或基于非传统安全思维的“总体国家安全”。[77]
2. 基本问题渐成共识
“问题”是一切科学认识发生机制的核心。NTSS集中思考哪几个基本问题？余潇枫在翻译《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时，将国际安全研究五大问题的分析方法运用于NTSS，认为NTSS集中分析谁的安全、谁或什么威胁安全、谁保障安全、如何保障安全、认识论与方法论这五大基本问题。[78]“谁的安全”即安全指涉对象如何被确定与转换。与传统安全研究（TSS）把国家优先作为指涉对象不同，NTSS逐步从国家安全向下延伸至人，向上延伸至区域、国际与人类，从军事、政治安全转换到生存与发展安全。“谁或什么威胁安全”即安全研究客体如何确定、转换与扩展。TSS通常将国外、军事紧急性的威胁作为（国家）安全的最根本威胁，而NTSS认为，全球化促使国内国际因素相互交织，国内外的经济、政治、能源、科技、文化等因素都有可能威胁安全。“谁保障安全”即安全维护主体如何确定与扩大。TSS认为国家是安全的最有效维护主体，NTSS对此有两点不同考虑，一是国家并非总是安全的维护者，某些情境下甚至是不安全的制造者，如缺乏安全维护能力的“失败国家”（failed states）与本身构成“结构暴力”的集权国家（authoritarian states）；二是非国家行为体在维护特殊领域的安全上正变得愈加显著。“如何保障安全”即如何实施安全举措。与TSS偏重于对抗、进攻、零和的方式不同，NTSS认为应基于“利益汇合点”[79]而更多采取合作、对话、共赢的方式。认识论和方法论，即应遵循怎样的知识、方法观念与理论。相比于传统安全研究（TSS）更多遵循物质、实证、理性、个人导向，NTSS则偏向观念、话语、制度、人类导向。NTSS围绕这五个基本问题而展开学术活动，也就逐步形成了NTSS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研究领域的核心范畴、关键问题、研究方法与理论内容。
3. 议题维度持续创新
如何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分类？领域维度认为是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安全等常规问题，或是网络、海洋、极地、能源等新问题，层次维度认为是全球、区域、国家、人（集体或个人）等不同层次的安全问题，能力维度认为是话语、战略、体制、社会参与、应急管理、国际合作等能力，[80]价值维度认为是秩序、公平与正义等价值，源起维度认为是“内源”“外源”“双源”“多源/元”四类问题。[81]
4．观点时有争鸣
余潇枫认为非传统安全有八大理论派别，包括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人的安全、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和合主义，而李开盛则认为这种归类并不利于学科概念的澄清，既没有实质意义，也容易引起混乱，真正属于非传统安全理论派别的，只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人的安全与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因为它们更侧重于经济与环境、人的解放、女性安全等，那些界于传统安全理论与非传统安全理论之间的理论则称为半传统安全理论。[82]争论还包括：非传统安全引入之初的“革命论”“陷阱论”还是“常规论”？非传统安全这个“篮子”到底应该装哪些东西？“非传统安全”的中文表达是否成立？[83]等等。
5. 跨学科研究不断出新
如国防、军事、情报、人防等研究相互借鉴而开展“非战争军事行动”及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复合性安全问题开展多视角研究；[84]在边疆、暴恐、移民、宗教等安全议题上，民族学、边安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开展交叉研究；在民族认同、安全教育、犯罪心理、心理健康等问题上，更多地是开展行为学、心理学、教育学的交叉研究；计算机学、数据科学、数量经济学等在模型建构、数据分析的方法探讨上已有探索。[85]
6. NTSS的“中国学派”有了更大呼声
中山大学魏志江认为，中国NTSS发展至今，应自觉建构具有中国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的“中国学派”，且中国和平崛起及国际影响不断提升为此奠定了社会基础。他还认为，余潇枫提出与阐发的“共享安全”，是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协和万邦”为历史哲学渊源，以王道政治和亲仁善邻为政治思想渊源，以共存、共建、共享、共赢为外交实践基础，作为全球化时代基于“人类安全”目标的积极追求，体现了中国学者对非传统安全维护方略与求解人类生存、发展危机的探索，因此是NTSS“中国学派”的理论范式。[86]以“和合”“共享”为核心的中国非传统安全观与西方的安全主张存在根本差别，更主张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追求“安全互保”和人类共同命运，突破了西方奉行的危态对抗、恶态对立、劣态对峙，超越了西方安全观所无法解决的“异质性冲突”问题，是更“高阶”的安全认知和价值追求，因此是NTSS的重要理论创新。
（三）主流类型基本清晰
王逸舟在2005年认为，中国NTSS大体可分为技术派（关涉技术与物理层面）和体制派（冲击国家与社会关系）。[87]本文认为，中国NTSS发展至今，在类型上需做更为精细的划分，可分为五个主流类型（main category），详见表4。
原理类型，是非传统安全的理论创新和知识生产，通常表现为概念创新、思想澄清、原理阐释和方法探讨等。CNKI搜索分析显示，基础（原理）研究占总体研究的66.6%。议题类型，即对现实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类型、特征、危害等进行识别与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常表现为安全专题研究。政策类型，即集中对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战略、法律、制度、体制、能力等方面的对策研究，通常是进行政策评估与政策建议。综述类型，即对非传统安全的学术成果或政策文本进行梳理与分析，揭示学术思想规律和政策走向。引介类型，是将国外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相关经典和前沿著作、论文等进行译介和评述。五种类型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
表4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五个主流类型
视角或方法
抽象归纳、理论演绎
定性分析、定量论证
政策评估、政策建议
文本归纳、定性抽象、定量统计
引介与评论
范畴建构、原理阐述、学派探索
议题识别、挑战分析、对策论证
界定问题、提出对策
文本梳理、概念澄清、规律分析
引介与评论
奠基性研究者
王逸舟、熊光楷、阎学通、余潇枫、朱锋、陆忠伟、查道炯、王勇、傅勇、刘跃进、魏志江等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开创性、奠基性研究，主要指对关键性概念、原理、问题以及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综合治理对策进行了较早的开创性、奠基性研究，或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集中性的引介，或对非传统安全研究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者主要包括王逸舟、熊光楷、阎学通、余潇枫、朱锋、陆忠伟、查道炯、王勇、傅勇、刘跃进、魏志江等。如王逸舟、熊光楷、阎学通等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要更多地重视非关涉主权或非军事性的诸多问题，王勇则在论文中首次使用了“非传统安全”这一概念，朱锋、陆忠伟、查道炯等对非传统安全的概念来源与发展、与传统安全的关系、战略应对等较早进行了系统论述，余潇枫则对非传统安全进行了持续性的哲学探讨和理念创新，并对国际NTSS的前沿进行了集中引介，傅勇等则对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和平发展进行了较早的系统论述，刘跃进、魏志江则分别对非传统安全观的现当代官方思想及共享安全的中国古代思想渊源进行了论述。
（四）驱动因素多元化
是什么动力（dynamic）推动着NTSS不断深化呢？本文认为，这些动力主要包括学理、技术、事件、政策、国际环境五种动力。
第一，学理驱动。基于知识生产、理论延展、方法创新的理论性驱动。这体现为：为明确基本概念、观点和理论而深入挖掘；为勾勒学术发展过程而史海钩沉；为深化认识和达成共识而研讨；为澄清观点而争鸣；为丰富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而探究；为推动学科或学派而搭建研究平台、共建思想共同体，等等。学理驱动构成了中国NTSS最为朴素且持久的动力。
第二，技术驱动。技术革新改变着安全现实和安全治理方式，还为NTSS引入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如随着互联网、核生化、量子力学、新能源、人工智能、转基因科技的发展，网络、核生化、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也不断涌现新型的安全样态，并快速成为非传统安全的理论和政策新题，而随着大数据、政策仿真、数据挖掘、文献分析技术的推进，NTSS出现了相应的新的定量研究方法。
第三，事件驱动。即风险增长到爆破点，就以突发事件的形式有了现实呈现，事件随即推动理论反思。如城市雾霾与水污染、垃圾填埋、群体冲突等常态问题日益严峻，激起了学界对生态环境、健康安全、社会稳定等问题的持续研究；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埃博拉病毒、马航失联、斯诺登事件、巴黎暴恐、境外撤侨等重大急难事件分别引发了学界对（国际）公共卫生、海空急难、网络与信息、国际反恐、海外安保等新型安全问题的广泛探讨。
第四，政策驱动。受政府主导之发展模式的影响，政府政策和决策，尤其是高层政策和决策通常是牵引NTSS转向的风向标，其通常会形成NTSS的“重大”且“前沿”的研究议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NTSS的研究主旨和内容，突出表现为：围绕时政内容的政策分析与政策评论；围绕政策制定的政策评估与政策规划；围绕政策思想变迁的政策文本梳理与分析；围绕政策规划的现实问题研判与政策建议，等等。政策驱动下的NTSS具有了更好的实务性与战略性。
第五，全球（区域）环境驱动。全球或区域性的政治、经济与安全环境是导引NTSS之议题与重心变换的重要因素。全球与区域的金融、股市、汇率态势的变化，暴恐、冲突、民族与宗教局势的动荡，气候、能源、网络、疾病、贫困等境况的改变，都是成为催生NTSS日益深化的现实压力。
（五）研究逐步制度化
从研究产生之初的个体、零星、独立之研究格局转向有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这使得NTSS的理论创新、知识传承、成果转化具有了稳固的累积性和可持续性。NTSS的制度化水平成为衡量NTSS成熟度的重要尺度。
第一，组织机构。较有代表性的专门研究机构如：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侧重非传统安全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在中共绍兴市委党校设有分中心、在塔里木大学设立考察站）；华中科技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侧重安全风险的定量研究；塔里木大学非传统安全与边疆民族发展研究院，侧重于民族关系与边疆安全研究；浙江警察学院设有东盟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集中于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联合治理研究。这些专业研究机构都在朝向智库方向发展，新的研究机构也在不断形成之中。此外，还有其他支持机构，如基金、出版社、人才计划等。研究机构和支持机构为中国NTSS的理论、方法、学科的深化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二，学生培养。主要是学科、专业、课程、学位、教材等。如浙江大学开设《非传统安全概论》（硕、博专业课）和《非传统安全管理》（通识课），设立“非传统安全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浙江财经大学等设立了非传统安全相关课程。2015年由15所高校学者联合编撰了《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二版）》教材。以非传统安全为知识背景的学生人才已走向社会的各个领域。
第三，知识传播。主要是出版物（专著、期刊论文、丛书、蓝皮书、专栏等）、在线资源（专题网站、微信公众号、视音频等）、团队交流、媒体报道、公开演讲、社会合作等。NTSS的知识传播为学术共同体所需要的思想、知识及情感交流创造了条件。
第四，政策咨询。突出表现为各类各级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据本文作者于2018年4月10日在CNKI的搜索，1978-2017年以非传统安全为主题的国家级项目成果就有186项。[88]
第五，学术网络。研究者围绕NTSS所形成的以知识生产和交流为目的的社群网络（community network），如协创中心、研讨论坛、联合研究、学术争鸣、人才交流等，构成了不同形式的思想共同体。
三中国NTSS的学术和政策意义
学术意义，即NTSS作为一种思想性、学理性的探索活动，对NTSS本身及更广阔意义上的安全研究和相关研究的影响，是理论与理论的关系。政策意义，即NTSS的思想性活动对安全决策与安全现实具有的引领、规劝、指导、评判、预测等作用，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学术的精进与创新可以拉动治理实践更加科学、有力，而治理的包容与开放鼓励了学术的大胆反思与独立明辨，两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催发。
（一）学术意义
王逸舟在评价浙江大学余潇枫团队十多年的NTSS研究成果时认为，中国NTSS在研究数量与形态、内涵与空间、学术自觉与思维创新等方面，展示了全球范围内的安全研究转型。[89]
与传统安全研究相比，中国NTSS推动了“安全范式”的重大转换。一是安全认识论的转换。过往的基于物质、实力、地缘的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被突破，而基于观念、文化、关系、性别等的理念主义、历史主义、人文主义、女性主义的认识论，越来越占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主流，“你不安全我才安全”的零和甚至负和安全思维，更多地转向相互联结、唇亡齿寒式的利益、责任与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思维。
二是安全问题域的拓展。安全成为一个开放性、包容性极大的综合领域，过往的对传统军事安全看似毫无助益的“边缘性”问题，现已被认为是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国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前提性问题。
三是安全方法论的转变。如何优化安全现实的方法认知有了根本转变：实力对比被削弱，社会、自然、科技之间及基于关系、道义、认同、代际等的分析方法显得更加有力，描述性、解释性、总结性和经验性的方法转向分析性、规范性、建构性与后现代“重设规则”式的分析方法。
四是建构了安全研究的“中国范式”。与西方主张的攻防、对抗及其法理式、契约式和制度式的安全范式截然不同，中国NTSS的“和”“安”“合”思想及所实施的协商式、关系式、默契式安全，是安全范式的新类型。因此，余潇枫认为中国NTSS重塑了“安全文明”。[90]
（二）政策意义
文因时而作，文为事而撰。这主要是基于两方面：
一方面，记录了非传统安全的现实变迁及其治理变革的历史轨迹。这种记录总体上折射了中国非传统安全现实从偶发到常态、从线性单一到交织复合、从国内外分离到国内外混合的转化；反映了中国非传统安全认知经历了从经验到自觉、从局部到整体、从零散到系统的转变过程；反映了中国非传统安全的政策定位从边缘到中心、从被动到主动、从战术到战略的转变。应该说，这种记录成为追寻中国这40年非传统安全乃至国家与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文献依据。同时，中国学者通过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而对中国现实问题、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多元理解与建构，也构成了中国学者“中国问题自觉”和“中国文化自觉”的部分。
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安全治理体系变革。NTSS所形成的学术思想与主张常具有超前和引领，具有牵引治理体系变革的力量。首先，推动了安全治理理念的变革，“人的安全”“合作安全”“共享安全”“可持续安全”等成为安全治理的新理念，“和”“安”“仁”等思想与主张成为中国内政、外交乃至全球安全治理的“新高地”，彰显了中国对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的建设和发展的力量。其次，扩大了国家的安全议题，更多现实问题“安全化”而纳入国家安全治理框架，“安全”从“发展优先、安全靠边”的位置上升为与“发展”并等的量纲，非传统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安全与发展”成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两大基本问题。再次，推动了安全手段的革新，“管控”“权力”“治安”“人治”式的刚性安全模式，逐步转向“治理”“权利”“平安”“法治”式的软性安全新模式，人的生存性和发展性权利得到更多考虑，安全决策趋向科学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社会力量之于非传统安全治理的作用日益加大。同时，极为重要的是，对非传统安全的热情关注和积极改革还引发了国家对公平、正义、法治等重大社会问题的自觉转向，非传统安全治理开始与国内和国际的发展、权利、公平等问题议程紧密融合。
四中国NTSS的不足与应然图景
尽管中国NTSS在相对较短时间内，不论是研究数量、理论建构、发展势头，还是国内外的现实影响，应该说都较为显著。然而，细致分析这项研究仍显得比较“粗放”，内容庞杂却未形成理论体系，视角和方法丰富但缺少方法论根基，且基于量的规定性研究及与国内国际同行研究的比较与对话还极少。因此，面向未来的快速变革、复杂联通的安全现实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非传统安全的中国学术群体应在更大的理论自觉下实现研究格局、方法与策略的新突破。
（一）主要不足
第一，非传统安全的基本理论体系还未形成。NTSS的“理论基础还很不扎实，基本概念还很不清楚，一些概念甚至还达不到内涵的准确性、外延的唯一性、自身的不矛盾性等基本逻辑要求……而这些要求是任何‘研究’作为‘学术理论’特别是成为‘科学理论’的最基本要求”。[91]这突出表现在：“非传统安全”这一核心范畴的“内核”还过于模糊，其所指代的问题域还不甚明确，导致非传统安全这一“篮子”中的物品清单无限拉长；元范畴的理论化水平并不高，[92]相互之间亦缺乏内部整合，[93]只是一个“多元化、松散化的理论聚合体”，[94]理论的体系性、规范性、完整性还较为欠缺；与（国际）危机、风险、灾害、突发事件等研究未能明确区分，学科归属与自我身份认定还较为模糊，还未形成能与西方非传统安全七大流派相提并论的体系性主张；新的非传统安全概念零星涌现，但曲高和寡，且相互之间可能存有的主旨互动、理论承袭或抗辩论争等内在关联还未得到系统论述。导致上述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安全”本身在理论原点上就是一个“模糊的符号”，导致“非传统安全”这一元范畴难以明确，使得NTSS只是成为一种对传统安全研究的批判、否定中而产生的开放性学术思想，这种非此即彼的态度造成了理论上的先天不足，忽略了对自身本质、自我身份及自身“元问题”的确切，同时又过多地裹卷在清单无限的现实议题和对高层政策的跟随解读之中，而难以形成一个（或若干个）规范的理论分析框架或学术流派，难以积累形成一套理论体系，同时也难以出现科学革命或建制学派意义上的“范式”突破。[95]
第二，研究之专业性、科学性不明显，国际性不足。专业性不足主要指学科隶属不明确，以至于研究者在申报相关课题项目时常为“学科类别”而苦恼。科学性不足集中表现为缺乏方法与方法论指导，大多由历史、思辨与宏大战略研究占主导，自身尚缺乏一套“具有唯一性和辨识度的分析（方法）体系”，[96]且定量与实证研究十分薄弱（国家基金资助的186项研究成果中，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只有12项，约占6.5%）。即便是NTSS的若干“学派”及其方法，也是中国学者在译介国外作品时总结或转达到中国学术圈的。同时，呼唤跨学科研究，但关于跨学科的方法论缺乏，对于跨学科研究方法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尚缺乏前提性论证。此外，与风险研究、危机研究、灾害研究等邻近研究还未形成深度的比较与对话。国际性不足，即对国外同行研究的引介、评论不足，也未能与之开展卓有成效的对话。中国学界对美国、俄罗斯、欧盟及动荡中的西亚北非等地的传统安全政局给予了充分关注，而相比之下，对于联合国的人类权利与发展（如消除饥饿、贫穷，防控疾病，食物和饮用水安全等），亚洲区域的“人的安全”“综合安全”，欧洲“区域复合安全”，北欧和平学、巴黎学派等与非传统安全内核更为接近的学术研究，关注和讨论则明显滞后，与其对话也就显得更加不足。此外，研究之独立性不足，即研究之议题选择与思想创造过多地受到安全政治与安全政策的主导，研究之应有的独立性未能一以贯之地保持。尤其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国家安全得到了无以复加的关注，研究重点转向了对相关问题与国家安全之关联性进行论述，而非传统安全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研究鲜有突破。
（二）未来图景
非传统安全的理论探索要有能力回应动荡复杂的安全现实，并指引安全治理变革。中国未来的NTSS应在以下三方面有所突破。
第一，研究格局上，要有“国际安全”转向“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的大视野，要在更大的视角下来关照人类普遍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国学者关于从“国际”转向“全球”“世界”已有诸多论说。[97]秦亚青在比较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关于“研究问题”的判定后，认为不同的研究问题来源于不同社会文化的表象系统，基于这种表象系统的理论核心问题外化为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98]据此定位，中国NTSS的全球格局就有三个方向：应十分注重与和平研究、人类解放、人的发展、千年议程、军控等领域紧密对话；应从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的新角度对恐怖主义、能源安全、重大疾病等“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给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关照；应深刻理解中国崛起与全球治理的互存共生关系，建构全球（安全）治理的基本理论，包括目标与路径、条件与障碍、能力要求等，而对于全球（安全）治理下中国的核心安全利益、角色定位、路径选择等重大问题，应有新的理论建树，推动“和合主义”“共享安全”“可持续安全”等具有中国思想文化特色的理论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第二，深化元问题研究，明确分析框架，加强学派与学科自觉，建构理论体系。首先，加强元问题研究。元问题，即理论和现实的原点性问题，这通常是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进行理论抽象后的本质性、归一性、根本性问题。NTSS的元问题是如何建立主体间的“互安”模式。这与传统安全的“互害”“互毁”模式根本对立。元问题研究就要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缘起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源发性因素进行分门别类的细致分析，要在国家制度（如民主、法治），社会改革（如公平、正义），人的生存、发展与解放（如权利、民生、伦理）等更为基石性的范畴之中进行考察。元问题的明确是NTSS成熟的标志。其次，建构规范的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内容包括：非传统安全现实的初始条件及其理论假定（如现实假定、行为体特征、体系结构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演化过程抽象（如影响变量、演变规律等），非传统安全思想、主张的整体性关联等（如理论承袭、学派归一等）。再次，要有更加体系性的理论自觉。NTSS“中国学派”的内核应包括四项条件：一是中国学者原创且具有独特中国思想文化的分析概念、思想认知和方法体系；二是具有与相近学派泾渭分明、不可通约的“思想内核”；三是具有相当的通则性、普适性；四是较为稳定的学术群并形成“话语联盟”和思想共同体。
余潇枫认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往往需要建构起能奠基学科大厦的认识论基础与基本范畴、能确定学科边界的问题域与研究对象、能揭示学科运演的核心变量与函数式、能呈现学科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与预测力。[99]因此，NTSS的“中国学派”仍需在“学派自觉”和“学科自觉”下历经较长时间的探索与累积。总之，要在元问题、分析框架、理论自觉的突破中，建立起方法科学、问题清晰、思想独特的非传统安全理论体系。
第三，要有研究策略上的质的突破。首先，在认识论上，要认识到在危机常态化的风险社会，“安全是第一伦理”，安全是政府应当提供的首要公共产品。要辩证、客观地看待非传统安全挑战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要看到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人的生命、生存环境与管理体系的挑战与冲击，也要理解到它为安全文明的提升给出了压力、动力与机会。其次，在方法与方法论上，要注重NTSS的定性与定量、哲学思辨与实证研究的方法结合，要在理论假定、变量提取与结构设定上有新突破。要注重方法论研究，注重跨学科研究的合理性论证，对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等方法在NTSS中的适用性与具体运用展开研究。再次，在议题专攻上，要持续推进全球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创新，要对中国重大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展专题研究，要对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政治与经济、体制机制、社会心理等深层次根源进行挖掘。要重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研究，并从“广义安全”的角度审视未来的安全研究。最后，期待更有建设性的国内外交流与争鸣。学术争鸣的本质就是不同视角间的概念互借、方法互通、视角互享、材料互助、内容共论。中国学者应积极同国内、国际领域的同行研究进行对话与交流，博采众长，共建学术网络，在碰撞中深化研究。
中国的NTSS研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整体呈现十足的动力、活力与成长力。非传统安全的思想与方法脱胎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与国际安全等宽广领域，中国学者将其建构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王国而做出了众多有益探索，且这些探索具有开创性与自觉性。实践证明，伴随中国40年的改革与开放，中国40年NTSS对中国非传统安全和国家安全治理实践与变革发挥了积极正面的理论指导作用。当前中国的大门越开越大，新时代的中国对内深化改革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国际上正在以更加自信和自觉的姿态参与甚至引领全球安全治理实践。从多元复杂的国内外安全现实及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话语走向全球的角度看，中国未来NTSS的格局、方法、理论化水平都应有新的景观，都需在更大的理论自觉中更加精细化、科学化与体系化。
[1]黄讷敏：《1999-2015年我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文献计量分析》，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5-10页。
[2]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4-34页。
[3]齐琳：《国内非传统安全问题研究述评》，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27-32页。
[4]余潇枫：《重塑“安全文明”：非传统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2-133页；余潇枫、李佳：《非传统安全：中国的认知与应对（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89-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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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983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test//content_2008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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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林：《社会安全体系的发展及其启示》，载《管理世界》1992年第6期，第155-159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安全体系》，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2年第5期，第31-38页。
[14]王勇：《论相互依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6期，第64-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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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钱其琛在1996年东盟地区论坛大会上首次提出要通过“对话与协商”促进地区安全。
[17]傅梦孜：《从经济安全角度谈对“非传统安全”的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第3期，第2-4页。
[18]1999年3月26 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
[19]陆忠伟：《非传统安全论》，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2003年12月20-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办了中国首个非传统安全的全国学术研讨会——“非传统安全与中国”。
[20]2000年，唐家璇在第七届东盟地区论坛上指出：“全球化和亚洲金融危机的余波对亚太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国家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受到一定冲击。”参见《唐家璇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发表讲话》，载《光明日报》2000年7月28日。另有一说是唐家璇在2001年第八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提出这一观点的。见《唐家璇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发表讲话》，载《人民日报》2001年7月26日。
[21]余潇枫、潘一禾、王江丽：《非传统安全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⑩《中国与东盟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2002年）和《2002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都明确列举了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
[23]查道炯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6·非传统安全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非传统安全与现实中国丛书》和《非传统安全与当代世界译丛》由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组织学者完成，截止到2018年5月，已分别出版9本和5本。
[24]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25]浙江大学余潇枫教授编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年度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2年至2017年已出版6本。
[26]在2006年版《非传统安全概论》的基础上，15位高校学者共同编写了《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二版）》。参见余潇枫、魏志江：《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7]余潇枫：《重塑“安全文明”：非传统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2-133页。
[28]2016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
[29]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的相关探索主要有：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人类处于转折点》等报告；1983年，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H. Ullman）在《国际安全》期刊上发表《重新定义安全》，认为“安全”应该包括非军事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西方和平研究兴起“扩展–深化”视角（deepening-widening approach，包括常规建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的安全、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七个学派，这成为后来NTSS的主要理论来源）；联合国先后提出要重视环境、人口、疾病、性别等问题，提出“人的安全”（humansecurity）及其七项内容。参见Richard H. Ullman, “RedefiningSecurity,”InternationalSecurity, Vol. 8, No. 1 (Summer 1993), pp. 129-153。
[30]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使用“国家安全”一词，并专指主权、领土、政权等高政治安全（high politics）。
[31]参见孙尚清等：《论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1年第2期，第4-9页。
[32]刘跃进：《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关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论述》，载余潇枫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8页。
[33]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长江洪水灾害、2001年九一一恐怖事件、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流行疾病等。
[34]王勇：《论相互依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6期，第66页。
[35]王逸舟：《重视非传统安全的研究》，载《人民日报》2003年5月21日，第7版。
[36]较早的集中论述参见俞晓秋等：《非传统安全论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第44-53页。
[37]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参见阎学通：《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分析与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5-10页；傅勇：《战略机遇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5期，第82-87页。
[38]李香兰：《周边环境新视角：非传统安全问题》，载《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2002年第2期，第1-2页；李香兰：《对中国周边经济环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再认识》，载《经济问题探索》2002年第9期，第53-55页。
[39]楚树龙：《中美关系面临战略选择》，载《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11期，第2-7页；傅勇：《战略机遇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3年第5期，第82-87页。
[40]徐坚：《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载《当代亚太》2003年第3期，第3-7页。
[41]王逸舟：《论综合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4期，第8-9页；张蕴岭：《综合安全观及对我国安全的思考》，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1期，第4-16页。
[42]王勇：《论中国的新安全观》，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1期，第42-45页。刘跃进认为“新安全观”是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一个阶段性表达。参见刘跃进：《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关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论述》，载余潇枫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3-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8页。
[43]参见刘跃进：《中国官方非传统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与逻辑构成》，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117-129页；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页。
[44]如潘忠岐：《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冲击与困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第38-43页；何贻纶：《论“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困惑》，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8期，第95-99页；杨宝东：《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困境》，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1-4页；查道炯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6·非传统安全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45]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第140页；熊光楷：《协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挑战》，载《世界知识》2005年第15期，第50-53页；余潇枫、林国治：《论“非传统安全”的实质及其伦理向度》，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104-112页。
[46]较有代表性研究是徐华炳：《危机与治理：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与战略选择》，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1年版；任娜：《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层次性与应对》，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5期，第89-103页。
[47]余潇枫、崔顺姬：《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84-96页；郭延军：《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的国家能力建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余潇枫：《“平安中国”：价值转换与体系建构——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的分析》，载《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第12-17页。
[48]刘江永：《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关于21 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45-49页；刘江永：《可持续安全要靠王道而非霸道——再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第112-116页。
[49]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8-13页；余潇枫：《安全哲学新理念：优态共存》，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5-12页。
[50]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1]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第1-18页。
[52]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2-21页。
[53]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把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9-86页。
[54][丹麦] 琳娜·汉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话语分析的启示》，李佳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89-109页；李开盛、薛力：《非传统安全理论：概念、流派与特征》，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93-107页；[英] 巴里·布赞：《论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余潇枫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113-133页。
[55]刘中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第32-37页。
[56]余潇枫组织学者翻译完成的《非传统安全与当代世界》译丛，已出版5本。
[57]余潇枫、潘一禾、王江丽：《非传统安全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8]如在国家法律上，2007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8年建立国家应急办公室及各级应急机构。
[59]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两年内，中共中央全面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如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法与《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等。
[60]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十大事件调研项目组”从2012年起组织评选年度国家安全十大事件，至2017年已连续发布六年。
[61]余潇枫：《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第4-34页；余潇枫、王梦婷：《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1期，第4-25页。
[62]郭楚、徐进：《打造共同安全的“命运共同体”：分析方法与建设路径探索》，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6期，第22-46页。
[63]余潇枫、周冉：《镶嵌安全：构建中国周边信任的新视角》，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第150-170页。
[64]余潇枫、赵振拴、廖丹子：《从“国门安全”到“场域安全”——出入境检验检疫的非传统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65]中山大学魏志江教授认为，余潇枫教授提出并论证的“共享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国学派”的理论范式。参见余潇枫、魏志江：《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158页。
[66]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高层政府文件与重要场合都将非传统安全提升为国家安全中心内容的重要方面，但国家治理整个体系的思想、体制及资源配置等，依旧带有明显的传统安全特征。
[67]刘中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第32-37页。
[68][丹麦] 琳娜·汉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话语分析的启示》，李佳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90页。对于该七个学派，朱锋认为，布赞与汉森不愿接受与“美国主义”相对立的“欧洲主义”是一个“边疆地带”（非主流地带），因此两位研究者对“欧洲主义”所做的学派归类也只是“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折衷主义”。参见[英] 巴里·布赞、[丹麦] 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读二，第9-10页。
[69]余潇枫：《重塑“安全文明”：非传统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2-133页。
[70]对此，笔者参加“2012年亚太非传统安全年会”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张蕴岭教授就提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就在各种场合提及“非传统安全”。
[71]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的“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随后又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人权理事会决议等多个联合国决议中。2017年9月11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把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写入“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2018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7届会议通过中国提出的“在人权领域促进合作共赢”决议，并呼吁各国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72]对此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参见余潇枫：《重塑“安全文明”：非传统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132-133页。
[73]如从领域、因素、行为体、过程、能力等不同方面的界定都突出了“非军事”“非国家”的特征。参见余潇枫：《重塑“安全文明”：非传统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9-130页。
[74]余潇枫将非传统安全界定为“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参见余潇枫：《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2期，第8-13页。
[75]刘跃进：《系统安全观及其三层次》，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第3-9页；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第3-25页。
[76]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相互转化关系较为集中的论述，参见廖丹子：《“多元性”非传统安全威胁：网络安全挑战与治理》，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3期，第25-39页；姜维清：《交织：国家安全的第三种威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
[77]对此有较多论述者是刘跃进，参见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6期，第10-15页；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 年第6期，第3-25页。
[78][英] 巴里·布赞、[丹麦] 琳娜·汉森：《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余潇枫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导读一，第7-8页。
[79]郑必坚：《关于中国战略和“利益汇合点”、“利益共同体”问题的几点思考》，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第1-3页。
[80]郭延军：《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的国家能力建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81]“源发法”，即从发生学的角度将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类型划分。参见余潇枫：《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4-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30页。
[82]李开盛：《非传统安全理论：概念、流派与特征》，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93-107页。
[83]靳宜萍认为“非传统安全”这一语义的感情色彩比较冷静与中性，“非”形式的词语结构无法表达出复杂的非传统安全现实。刘跃进认为“非传统安全”在中文表达上是一个逻辑对立的“虚假概念”，不符合中文语言的规范。余潇枫则认为不同语言之间存有某种不可通约性，“非传统安全”已被接受和认可，具有语用上的现实合理性。分别见靳宜萍：《另眼看国际关系学关键词语“非传统安全”》，载《现代语文》2009年第7期，第143-145页；刘跃进：《不成立的“非传统安全”一词》，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83-89页；余潇枫：《重塑“安全文明”：非传统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7-145页。
[84]参见寿晓松、徐经年：《军队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廖丹子：《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民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85]如对非传统安全集对分析、大数据分析的探讨。参见赵克勤、米红：《非传统安全与集对分析》，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石杰琳：《大数据应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治理》，载《人民论坛》2017 年第18期，第64-65页。
[86]余潇枫、魏志江：《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144页。
[87]王逸舟：《论“非传统安全”——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思路》，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第2-10页。
[88]排名前十的项目资助成果（数量）分别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17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2），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7），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基金（6），全国教育科学规划（5），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5），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5），江苏省青蓝工程基金（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3），吉林大学创新基金（3）。CNKI搜索时间：2018年4月10日。
[89]王逸舟：《安全研究的转型》，载余潇枫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90]余潇枫：《重塑“安全文明”：非传统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145页。
[91]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学》，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页。
[92]王逸舟：《安全研究的中国线索》，载余潇枫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序二，第4页。
[93]王逸舟：《论“非传统安全”——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思路》，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3期，第2-10页。
[94]李开盛：《非传统安全理论：概念、流派与特征》，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第93-107页。
[95]正因如此，中国NTSS是否已形成了自成一体的“中国学派”，主流研究群体仍说法不一。2014年5月，《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二版）》在浙江大学召开书稿讨论会时，作者们针对是否已形成NTSS的“中国学派”以及“中国学派”应涵盖哪些内容仍有较大争论。
[96]余潇枫：《重塑“安全文明”：非传统安全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143页。
[97]例如，苏长和提出“世界安全”、郑先武提出“多元安全共同体”、秦亚青提出“关系治理”、任晓提出“东亚‘共生’体系”、庞中英提出“全球政府”、李东燕提出“全球安全治理”、王义桅提出“包容性崛起”与“安全文明”、杨洁勉提出“和谐共生”、刘江永提出“多元共存”、朱明权提出“责任优先”、余潇枫提出“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等等。
[98]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页。
[99]余潇枫：《国际安全研究是一门学科吗？》，载《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第6-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