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团由原红军学校合并而成，共有三个步兵营。刘伯承从中挑选了比较强的第三营作为先遣营随其一道行动。
要抢时间，路上就要争取少打仗，刘伯承让先遣营一律去掉帽徽等红军标记，伪装成国民党军，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沿途遇到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和民团，一律不与之纠缠，只是骗对方说红军要过江，自己要去封锁渡口。
因为采取了这一办法，先遣营精神集中，行动神速，而且一路上都没有遇到战斗。
5月3日傍晚，先遣营到达离皎平渡60里的杉落树镇。为了保存体力，以便第二天能够顺利渡江，刘伯承下令在镇上稍作休息。
发现沿途的山路极不好走，先遣营便想在附近找个合适的向导，结果他们却碰到了一个自称区公所的人。刘伯承听说后，马上让把这个人带过来。
红军的伪装让来人也误以为全是“自己人”。他向刘伯承鞠了一躬，毕恭毕敬地说：“长官，从哪里来？我是区公所秘书。”
刘伯承装作煞有介事的样子说：“红军快来了，我们要赶到江那边去！”
“秘书”透露：“红军虽然离这里还远，但为了防备红军在这一带渡江，我刚刚接到上级一纸命令，要把我区沿江所有船只全部迅速烧掉，以免被红军利用。”
刘伯承急忙问他：“烧船的命令发下去了没有？船烧掉了没有？”
回答让刘伯承松了口气：“没有。我正要去江边办理这件事，命令还在我手里哩。”
“还在你手里就好。”在问清情况后，刘伯承明白告诉“秘书”，“我们就是红军，现在就要船。要是渡口少了一只船，拿你是问！”
通过询问“秘书”和侦察得知，皎平渡口共有两只木船，同时渡口对岸并无正规军队驻守，只有一处收税的关卡，叫厘金局，由一个保安队把守，而这个保安队也仅有几十条枪。
刘伯承盘算了一下，派一个连的兵力过去就足以解决问题，部队多了反而施展不开。他当即从先遣营抽出一个步兵连做先遣连，下令该连轻装前进，强行渡江，其余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工兵连就地造饭，随后迅速跟进。
先遣连直扑江边，首先找到并控制了船只，随后在半夜时分驾船渡过金沙江，轻而易举地就端掉了厘金局。
当得到先遣连占领两岸渡口的报告时，刘伯承正骑着马在黑夜里疾行。他欣喜万分，十分兴奋地对干部团政委宋任穷说：“这样难走的山路，又是黑夜，人一天怎么能走这样的160里呢？可是，我们走到了，不仅走到了，还过了一条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敌人！”
两人边走边谈，很快就到达了皎平渡渡口。这时天已经亮了，刘伯承向通安方向派出一个前哨连进行警戒，接着便一面继续收集船只，一面准备架桥。
金沙江古称泸水。诸葛亮在《出师表》一文中写道“五月渡泸，深入不毛”，里面的“泸”指的就是金沙江，“不毛”指的是云南地界。据说蜀将马岱带兵两千“渡泸”时曾中瘴毒，一下子就死了一千五百人。
红军没有碰到瘴毒，皎平渡方面的金沙江江面也不宽，但不利之处是水深流急，尤其那几天连续下雨，有时大雨滂沱，使得江水猛涨。在此之前，毛泽东就曾对此表示忧虑，他对宋任穷等人说：“这几天的雨下得不好哇！河水上涨，怕要影响我们渡江哩！”
果如其言，当时的金沙江流速达到了每秒四米，到处浊浪滚滚，汹涌澎湃，而且江心还有很多漩涡。看这情形，是无论如何没法搭桥了。
找船只成为后续部队能否渡江的关键，刘伯承发动众人沿江进行收集。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先遣营先后在江岸边又找到了五只破船。
刘伯承闻讯极为高兴，马上组织人力进行修理，这样红军在皎平渡一共拥有了七只船。
原先红军准备从三个渡口渡过金沙江，分别是龙街渡、洪江渡和皎平渡。如果一切顺利，以皎平渡的七只船接送本渡口的部队就够用了。
可是洪门渡、龙街渡的船只都已被敌军提前烧掉。洪门渡在渡过一个团之后，因水流太急，架设的浮桥被洪水冲垮了，不能继续渡江。龙街渡的红一军团佯作渡江准备，吸引了不少敌军，加上江面太宽，容易受到飞机袭击，所以也不能在那里渡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朱德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一个渡口过江。
皎平渡的七只船，小的仅能坐十一人，大的也只能坐三十个人。全军几万人马都要靠这七只船渡江，即便日夜抢渡，也不是一两天或三四天就能渡完的。
刘伯承收到电报后，立即决定拿下通安镇，以掩护全军安全渡江。
通安镇在皎平渡以北40里。这是一个不大的山地街镇，它居高临下，形势险要，占据这个高地，可以直接控制住皎平渡渡口。干部团除留先遣营守渡口外，大部分主力均由干部团团长陈赓率领，渡江后以强行军的方式向通安进发。
从江边到通安，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山间小路可走，其中的一段路面甚至仅能容一人通过。干部团在进占通安的途中，不断遭到敌军冷枪乃至于大石块的袭扰，冲在前面的人非死即伤，后面的人贴着峭壁、死角不断躲闪跃进，才终于冲了过去。
当时的四川仍为诸侯割据局面，中央红军所进入的区域是川康边区，乃刘湘的族叔刘文辉偏安之处。得知中央红军已过了金沙江，驻守会理的刘文辉部将刘元瑭急忙率一个旅驰援通安，双方在通安北面狭路相逢，战斗十分激烈。
前头部队一打响，刘伯承就估计到形势严重，于是下令宋任穷率先遣营火速进行增援。
黄昏时分，先遣营赶到通安。之前干部团主力已攻到通安街上，但因敌我兵力悬殊，刚刚又被迫退了出来。
宋任穷传达了刘伯承的命令：此战关系重大，必须不惜一切牺牲！
“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刘伯承在指挥作战时其实很少说这样的话，他这么说了，就表示事情确实严重到了足以砸锅卖铁，在所不惜的地步。
得到三营增援后，陈赓调整了进攻部署，以二营在正面佯攻，派一、三营在右翼包抄迂回，攻击敌军的左侧。经过拼命争夺，干部团占领了通安，刘元瑭仅率四百残部逃回会理。
通安一仗对保障皎平渡至关重要，而刘伯承在紧要时刻宣布的死战命令，以及他派去增援的先遣营则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从5月4日到5月9日，中央红军大部都在皎平渡渡江。整整五个昼夜，江中七只渡船像七条大鱼一样在两岸穿梭来回。两岸山坡上到处都是部队、马匹和行李担子。
其间，身兼渡河司令的刘伯承光着头，顶着烈日，在晒得烫脚的沙滩上来回走动，亲自指挥部队渡江。指挥渡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比如，为了防止敌机低空袭扰，在江边等待上船的人马不能聚集太多，可如果不集结一定数量的人马在江边待渡，等船过来了再叫部队，又会耽误许多时间。组织时，刘伯承所安排的待渡人马就既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其他方面，诸如部队如何坐船，骡马如何泅渡，怎样使船的载重适量平衡，做到既安全又不浪费时间，刘伯承都亲力亲为，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
5月9日，全军渡完。刘伯承在北岸迎来了殿后部队，即他曾经指挥过的红五军团。江南岸的沙滩上，已空荡荡不见一个人影，刘伯承遂以渡河司令部的名义下令沉船。
在巧渡金沙江之前，中央红军后面一直跟着薛岳部队这一尾巴，之所以要四渡赤水，也就是要把它给甩掉，但薛岳仍旧跟得很紧。直到渡过金沙江，才算是真正把薛岳这个“尾巴”给甩开了一大截——薛岳追到金沙江南岸已经是5月16日的事了，而且那里渡江船只已被全部损毁，他只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
“川康王”刘文辉的侄子、川康边防军司令刘元璋并没有把重兵布防于金沙江沿岸，这是中央红军能够顺利突破金沙江的一个重要条件。刘元璋之所以如此部署，是因为他认为金沙江岸线过长，不易防守，一处被突破，即全线崩溃。
按照“守江不如守城稳当”的观点，刘元璋将兵力主要分布于会理、德昌、西昌三线，并且前轻后重，目的在于分段迟滞红军，保存实力。
在刘光辉、刘元璋看来，薛岳部队正在中央红军后面紧追，只要他们守城能守住几天，追兵一到，红军自然离去。
从5月8日起，陆续过江的红军就已经包围会理，但经过七天七夜的猛攻，却未能攻克城池，只得绕城而去。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鉴于川康地理民情较为复杂，为加快北上进度，会上决定成立先遣队。
先遣队以红一团和工兵连为搭档。红一团的全称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该团拥有辉煌战史，在中央红军中属于装备和战斗力都较强的部队，曾被周恩来称为“天下第一团”。
由于在川军中拥有一定声望以及熟悉当地情况，刘伯承被任命为先遣司令，聂荣臻为政委，他们将率领先遣队为全军打开通路。
会理之北为德昌。刘元璋开始还不想守德昌，怕分散兵力，但后来考虑到德昌较为富庶，对当地的士家大族不能丢了不管，于是就派旅长许剑霜指挥一个团进行防守。
长征期间的中央红军由于缺乏重武器等原因，攻坚能力已大为削弱，不然一个小小的会理不会打不下来。对于德昌，中央也希望巧取而不是强攻。根据这一指示，早在会理攻守战时，刘伯承就派人送了一封信给许剑霜，让他不要阻止红军北上。
许剑霜曾是刘伯承的部下，在顺泸起义军里当过团长，并且还加入过共产党。他有心给红军让路，可是又怕刘元璋怪罪，就把原信转送至西昌刘元璋处。
刘元璋收了信没有答复。许剑霜就认为刘元璋已经默许他放水，当红军到达德昌时，他就假模假式地出来和红军碰了一下，然后很快撤往西昌。
刘元璋的部将刘元琮听说后，拍桌大骂许剑霜“通敌”，主张杀了许剑霜。刘元璋却怕刘元琮因此坐大，同时他和许剑霜还在军校一块读过书，于是便驳斥刘元琮说：“哪有通敌的人，会把敌人的信送给我。”
许剑霜安然过关，5月17日，红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德昌。
刘元璋曾有调兵增援许剑霜之举，他派去的援兵是彝务指挥官邓秀廷。
邓秀廷家族本是汉人，但因世代居于汉、彝杂处的地区，熟悉彝情，能说彝语，不仅生活习惯完全浸染彝风，而且还拥有彝“娃子”（即奴隶）。到了邓秀廷，其势力在西昌、冕宁的彝族聚居区内更得到极大增强，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程度，连刘文辉、刘元璋也不得不对他加以防范和笼络。
邓秀廷将他控制的彝民称为“四十八家”，他从“四十八家”中能够征调的常备彝兵达到三千人以上。当然，邓家再强，也还不如刘家，所以邓秀廷只能暂时依附于刘文辉，刘元璋要对他的部队进行征调，亦不敢不从。
当邓秀廷率部前出至德昌南面的黄水塘时，德昌已被红军所控制，而这时刘伯承给他的亲笔信也到了。
刘伯承乃昔日川中名将，在川军中就职多年，深知邓秀廷的底细。他在信中说，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兵向红军开枪，红军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请邓秀廷予以考虑。
这封信让邓秀廷非常犹豫。打吧，怕打不过，不打，刘家那里又交代不过去。在召集军官们开会商议后，他决定看情况再说，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如果能乘机从红军那里捡到一点枪弹则是最好的。
邓秀廷把部队摆在红军所经大道的两边山上，并且事先跟他的彝族军官们打好招呼，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
红军列队经过黄水塘，邓秀廷一看，红军队伍排得很密，就更加不敢动了。谁知有一个彝兵偏偏不听约束，擅自开了一枪，引得其他彝兵纷纷效仿，先后打了十几枪。
邓秀廷见状赶紧用彝族话喝止。红军也遵诺未进行还击，一边说“汉彝一家”、“汉彝是兄弟”，一边照旧前进。
邓秀廷本来还打算再做做样子。其时正好有两架国民党中央军的飞机前来对红军实施轰炸，彝兵好奇，想打“一只大鸟”下来看看，就连续朝飞机开了几十枪。
邓部出来时带了指示地面目标的联络布，可是临时却忘记放在哪个马驮上了，布标摆不出来。遭到射击的飞机以为邓部是红军，遂向下投弹，邓部一名连长和几十名汉彝士兵被炸死。邓秀廷因此蚀了老本，便把部队撤出黄水塘，转移到冕宁去了。
德昌之北是西昌，也是刘元璋所部署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红军到达距离西昌30里的地方时，惊恐不安的刘元璋听了部将刘元琮的话，以红军会利用民房接近城墙为由，将西昌城外最繁华的商业区“西街”给一把火烧了，谓之“亮城”。
见此情景，中革军委意识到西昌守军早已有备，若强行攻城，很可能陷入会理攻守战那样的尴尬局面。为此，红军仅向西昌方面派出了行军警戒部队，大部队则越过西昌城开往泸沽。
5月20日上午，刘伯承到达泸沽。在此之前，作为先遣队主力的红一团已先期到达待命并对前方区域进行了侦察。
由泸沽北上，必过大渡河，而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由西昌经越西至富林的大道，称为西越路线；一条是由西昌经冕宁至安顺场的山路，称为西冕路线。
大道易行，山路难走，这是显而易见的，红军预定计划也是要走大道。可是你这么认为，对方也会这么认为，根据侦察到的敌情，刘文辉显然判定红军必走西越路线，所以早已将富林作为防守重点。
刘伯承推测，如果红军从富林渡河，会遇到川康军的主力，强渡大渡河的行动将非常困难。他于是建议中革军委改走西冕路线。
电报起草后交电台发了出去，但是因为中革军委正处于行军状态，暂时联系不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商量后，决定率先遣队开赴冕宁，到冕宁后再与中革军委进行联系。
冕宁没有什么敌军防守。晚上9点，刘伯承率红一团占领了冕宁城。随后，他下令打开县衙门的监牢，将牢里的“政治犯”予以释放。
监牢的铁门被撞开了，但见里面的“政治犯”被拳头粗的铁链、脚镣、手铐紧紧箍住，有气无力地躺在烂泥、屎尿和污水坑里。他们有的赤裸着身体，有的仅用一块破布遮住下体，但无一例外都蓬散着尺把长的头发，瘦得如同枯藤一般。
红军给他们锤开锁链，逐个背到外面，闻讯赶来的老乡也跟着进去往外背，前后一共背出来两百多人，而且全是彝人。其中有几个人含着眼泪，看到刘伯承后纳头便拜，好像有千言万语要申诉一样。
刘伯承见状感到很是惊异，连忙和他们拉话（四川地区方言，交谈、谈心的意思），这才知道他们原来都是彝族“家支”（即家族支系，彝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头人的子弟，是被冕宁县衙抓来做“人质”的。
让彝族部落质押“人质”是自清代以来就有的一种官府制度，早成定例。只有在辛亥革命时，滇军经过冕宁，曾一度释放“人质”，但到邓秀廷称霸冕宁又重新得以恢复。
按照这一制度的规定，“家支”中只要有一个头人“违法”，从他开始，这个“家支”所有的头人及其儿孙都要长期轮换着坐牢，这叫“坐质换班”。
冕宁牢狱可谓暗无天日，狱卒对待“人质”则较对待汉人更为冷酷无情，即便身体健壮的年轻彝人都打熬不住。如果坐牢的彝人死了，家人必须接替，允许以父代子、以兄代弟、以叔代侄。新的“人质”在狱中不堪折磨，急思轮换，最后往往弄得父子兄弟都沦于苦海不得解脱。有的“家支”一代一代就这样被折磨绝了。
获救后的“人质”对红军感恩戴德。他们告诉刘伯承，冕宁城是进入彝民区的必经之路，一过冕宁城，就是大凉山彝民区。沿着去安顺场这条线路，当地彝族共有古基（又称果基、沽鸡）、洛伍（又称老伍）、罗洪三个“家支”，以古基势力最大。
刘伯承还得知，红军将要经过的道路确实非常难走，有的地段全是悬崖绝壁，路隘险深，行路异常艰险。据说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就是经此道北上，当时其先头部队已到安顺场，未能渡过大渡河，而后卫部队却遭到了冕宁民团的袭击，以至全军覆灭。
刘文辉熟知古史，他之所以重兵设防富林，且只以大渡河防御为重点，自然也是考虑到西冕路线乃是石达开覆军老路，对红军非常不利。
选择西冕路线，红军并不怕走崎岖山路，让刘伯承心里没底的正是与彝民打交道这件事。
长居四川，使得刘伯承对彝民区的情况有一定了解。在占领冕宁城之前，他就在部队动员中讲道，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但后来被汉族官军赶到了山上，由此可见，历史上汉彝之间就存在着矛盾。
即便到了近代，汉彝相处仍很困难。可以想象得到，红军在经过大凉山时一定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麻烦，但用聂荣臻的话来说，彝人再怎么为难红军，“总比刘文辉好说话”。刘伯承相信，红军最终一定可以顺利通过彝民区，当然，“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
理性分析，汉彝之所以频频发生争执，其间固然有对生存条件竞争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生活习惯不同。比如彝人经常劫掠汉人，对这种劫掠行为，他们并不像汉人那样存在道德问题，而是认为完全正当，没有什么不可以。
对待彝人，汉人中也一直存在着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是邓秀廷式的，即只要一有机会就用武力加以压迫，美其名曰“办彝务”。按照邓秀廷的一套理论，“与其敬蛮一尺，不如打蛮一丈”，“你不整彝人，彝人就会整你”，“你整得越凶，他就害怕得越甚”。
邓秀廷的部队，无论汉兵还是彝兵，全都不发粮饷，所有负担都从彝区出入。一旦攻占不服从他的彝区，他还允许部属官兵随意掠夺，谓之“关大饷”。
慑于邓秀廷的手段，彝族“家支”表面固然不敢不服，但内心十分仇恨，对汉人也愈加敌视和疑忌，对汉族官军更是恨之入骨。
另一种模式也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那就是以诚待人，坦诚相见。
说到以诚待人，最典型的莫过于诸葛亮当年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治理。相传诸葛亮“七擒孟获”就在大凉山，至今彝民区仍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
较之单纯的武力压迫，“七擒孟获”或许短时间内收效较慢，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实际上，如果你留意就会发现，在全世界的华人区，孔子和关羽的影响力都要超过诸葛亮，唯独在西南的云贵川一带尤其是少数民族中，诸葛亮的形象却远非其他先贤可比。这也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华人区的亚文化现象。
刘伯承所说的“好好做工作”，若通俗一点讲，其实也是要以诚待人，对彝民予以更好的理解和尊重。他告诉被释放的彝民“人质”，红军北上只是假道彝民区，望他们回去进行疏通。
“人质”们都高兴地答应下来，并留下人为红军领路和做“通司”（即翻译）。
刘伯承随即对先遣队的所有官兵下达严令：“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过了一会儿，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和政委黎林前来报告，说到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原来就在红军占领冕宁城之前，原冕宁县的县长及其家属在逃跑途中遭到了彝人的拦劫，不仅所带财物被洗劫一空，连身上所穿的衣服也被剥光了。
应这些跑回来的落魄者的请求，三营为他们提供了衣服，但整件事对部队还是影响不小。三营营长尹国赤说，官兵们都“怕过不去这个倮倮国”。
倮倮翻译成彝语就是老虎，彝人也经常自称为老虎，“倮倮国”便成了当地一些汉民对彝区的称呼。黎林当时听后就对尹国赤的话予以纠正：“你就不该叫什么‘倮倮国’，而应该叫彝族同胞，彝族兄弟姐妹。这不是简单的称呼问题，这是尊重少数民族的大事。”
听完报告，刘伯承感到局面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更严重和复杂。他和杨得志等人商量了整整一夜，研究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和应付的办法。
天亮后，杨得志、黎林奉命到三个营和工兵连一一进行教育，要求无论如何不准向彝民开枪，并强调这是总部的命令，谁开枪谁就违反了政策和纪律。
当天，先遣队的电台也终于跟大部队联系上了。中革军委完全同意刘伯承的建议，决定红军主力改经西冕路线北进。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先遣队于5月22日早晨开始进入彝民区。彝民区山高路险，古树参天，野草丛生，地面上淤积的腐烂树叶居然厚达数寸。在那些腐烂的树叶杂草中，还生长着一种带刺的藤蔓，左缠右绕，脚踩上去有时会拔不出来，行走非常困难。
彝民听说汉族军队来了，又有意对道路进行了破坏，沿途不是山涧上的独木桥被拆毁，就是溪水里的石墩被搬开了。没有办法，杨得志只得让工兵连走在前面开路，他自己带三营掩护着刘、聂首长走在后面。
工兵连一边行军，一边砍树架桥修整道路。过了俄瓦垭口后，他们便渐渐从前面落到了后面。
在俄瓦垭口之前这一段，尚属于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到喇嘛房，就是彝族聚居区了。这时大家看到山上山下都出现了许多彝民，他们成群结队地挥舞着土枪、长矛、棍棒，呐喊着出没于山林之中，企图阻止红军前进。先遣队不得不缩短行军距离，以防遭到突然袭击。
刘伯承与聂荣臻一起登高观察，发现红军已陷入被古基、洛伍、罗洪三个“家支”四面包围的境地，情势非常紧急。刘伯承立即与聂荣臻进行分工，刘伯承负责布置自卫阵地，聂荣臻负责派人进行喊话。
当先遣队前卫连到达喇嘛房时，他们终于被越来越多的彝民堵住了去路，无法再继续前进。彝民们用彝语喧嚷着，很难听出他们说的是什么，不过从他们的手势和面部激动的表情上，却不难判断出，如果红军要强行通过，势必引起冲突。
先遣队除配属工兵连外，还有一个随队行动的工作团，主要负责进行沿途的政治宣传工作。工作团的冯文彬见状，便带着“通司”（即彝语翻译）上前答话。
听彝民们中的一个小头目说要两百块钱，冯文彬便爽快地给了他们两百块银圆，众人一抢而散。不料过了一会儿，又有一批彝民来要钱，说他们不是一个“家支”，前面那个是罗洪家的，他们是古基家的。于是冯文彬只好又掏出两百块银圆送了过去。
罗洪家的拿了钱后并没有离开，而是从西面向红军大部队猛冲过来，并且抢掠了东西。红军喊话无效，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出来。
刘伯承布置的自卫阵地刚刚才建好，眼见对方已率先动了武，他只得亲自下令部队予以还击，击退了罗洪家的武装。
与此同时，东面的洛伍家已接受喊话，表示愿意维持中立。只有前面的古基家尚态度不明。
冯文彬正在与古基家交涉之际，后卫又传来了一个令局面更为紧张的消息——工兵连被抢劫了，而抢劫他们的又正是古基家。
工兵连当时已掉在主力后面一百多米，队伍也分散开来。从那时候起，隐藏在山林里的彝民便挥舞着土枪长矛开始出现，有的还向他们施放冷枪冷箭。为安全起见，连长王耀南赶紧把全连集中了起来。
刚刚登上一座小山岗，工兵连就远远地看见一群人朝他们迎面走来，众人全都放慢了脚步，心情也变得极为紧张。
到了近处，这种极为紧张瞬间又变成了极度惊讶：来的全是汉人，且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全都一丝不挂！
来人自称他们是外埠商人，路过“倮倮区”被“蛮子”抢了东西，剥了衣服。后来仔细询问，才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冕宁县政府的官员及其家属，因为害怕被红军抓住，才冒险避入了彝民区。
这些人过去以后，官兵们开始议论纷纷，这个说：“我们可别也被扒个赤屁股精光。”那个说：“我们不是财主，又不惹他们，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王耀南赶紧和连指导员罗荣分头做解释工作，并且反复强调必须执行总部命令，无论如何不准开枪，谁开枪谁违反政策。
进入一座山谷，工兵连也被几个手持土枪长矛的彝民拦住了去路。罗荣带着一名会说四川土话的战士上前交涉，可是还没说上几句，那几个彝民就突然大喊一声，山上顿时吹起了号角。
号角声中，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许多彝民，工兵连的官兵被围在了中间。在这种情况下，王耀南等人虽然不停解释，但彝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一边嘴上“呜呼呜呼”地不停叫喊，一边上前进行围困。
围上来的彝民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铁桶阵。工兵连束手无策，进退两难。
不久，彝民几个围住一个，开始抢东西、剥衣服。工兵连的官兵虽然也有少数防身武器，但限于政策都不敢开枪，王耀南、罗荣赤着身子还在大喊：“总部命令，不准开枪……”
从王耀南、罗荣到一般战士，全部被扒了个精光，所携带的架桥器材、武器和其他用具也被一搜而光。好在彝民只抢东西，并不伤人。后来有一个高大的彝人骑着骡马而来，跟其他彝民一阵叽叽咕咕，说了一些王耀南他们听不懂的彝语，就把他们给放了。
工兵连只得循原路退回出发地，杨得志等人闻讯前去看望，结果迎面就撞见了王耀南。王耀南全身光溜，要是在平时，这样子确实十分可笑，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周围却没有一个人能笑得出来。
杨得志问王耀南：“情况怎么样？部队呢？”
杨得志不笑，王耀南倒先笑了：“部队都撤下来了。”
王耀南还是笑着：“‘枪支’和‘工具’都被没收了，人员没有损失。”接着就把经过说了一遍。
杨得志瞅着王耀南的样子，也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赶快找衣服穿上，我去向刘、聂首长报告。你要把部队带好，前面还要你开路哪！”
工兵连被迫暂时退出了彝民区。刚走出彝民区不远，就看到路边坐满了红军。这是跟在先遣队后面的部队，曾保堂的红六团一营，他们不知事情究竟，看到这群光溜溜的汉子不由捧腹大笑：“工兵连真凉快呀！”“喂，你们到哪儿洗澡去了……”
曾保堂得到报告后赶紧跑了过来，传令凡有两件衣服以上（包括身上一件）的战士必须拿出一件，马上集中交给工兵连穿。怕衣服不够，曾保堂又让供给处把好一点的麻袋捡一些送给工兵连。
工兵连自成立以来还从未打过败仗，现在不仅被“缴了械”，连衣服都被剥光了——这种事不仅在工兵连没有发生过，就是在红军战史上也绝无仅有。
在听了一些玩笑话后，工兵连的战士心里更加不是滋味，埋怨情绪比较大，就连有些干部也想不通，认为连指挥员的临场处置太过窝囊。王耀南、罗荣赶紧开会进行疏导，才解决了官兵们的情绪问题。
在工兵连遭到劫掠后，前卫连仍无法前进。工作团率队的萧华、冯文彬通过“通司”向对方提出交涉，说明红军只是借道北上，并不在此住宿，但已经收了钱的古基家却似乎还没有罢休的意思，彝人们仍旧摆手挥刀，高声喊着：“不许走！”
正当混乱得不可开交之际，前面山谷入口处忽然扬起一阵烟尘，几个彝人骑着骡马直驰而来。“通司”认出，为首者就是古基家首领小叶丹的四叔。
他们的到来，总算使喧闹的人群稍微安静了一些。有了头人，便好说话，萧华赶紧让“通司”找小叶丹的四叔搭话。
小叶丹的四叔听说红军部队的首长要和他谈话，欣然表示同意，并随即下马，挥退了集聚的人群。
在谈话中，萧华首先向对方表明了红军此来并不会打扰彝人，只是借路北上。接着，他又根据彝人性情豪爽且非常讲义气的特点，说“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
小叶丹的四叔对萧华前面的一番话尚半信半疑，但是后面的“结为兄弟”令他大为高兴，同时疑虑全消。
原来当时古基家和罗洪家正在发生械斗。小叶丹看到红军兵强马壮，便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家，释放工兵连的那位高大彝人就是小叶丹派去的代表。
为了表示信用，萧华将一支手枪和几支步枪赠送给小叶丹的四叔，后者也把自己骑的那匹黑骡子送给了红军。
谈判取得成功。这时只听一个小头目说：“我去找爷爷来。”过了一会儿，他引来了一个打着赤膊、赤着脚的披发汉子，此人自我介绍：“我是古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于是萧华先去找刘、聂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从后面跟来。
得到萧华报告之前，刘伯承和聂荣臻正处于焦虑之中——继续前进可能引发更多更激烈的冲突，但要停止前进，又会影响后面主力的通过。
就在他们苦思良策而不得之际，萧华带来了好消息。众人不由喜上眉梢，刘伯承更是毫不犹豫地骑上马，赶到了行军纵队的前面。
小叶丹和其他几位古基家的首领远远见到萧华等人，立刻趋前迎接。萧华把刘伯承介绍给他们，小叶丹跪下致敬。刘伯承赶紧下马，从地上扶起小叶丹，不让他行此大礼。
在一处海子（西南地区对湖泊的称呼）边上，两人进行了一番交谈。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兄弟。”
刘伯承重申与小叶丹拜盟的意愿，并且强调：“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
结盟仪式决定就在海子边上举行。按照彝家规矩，一位彝人捉来了一只大红公鸡，因为没有酒，就用两碗湖水代替。彝人拿刀割破鸡脖子，将鸡血分洒在碗里，接着刘伯承和小叶丹并排跪在海子边上，高高地举起这两只水碗宣誓，最后将血水酒一饮而尽。
刘伯承结盟小叶丹这件事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他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而刘伯承却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真是堪比古人。
后来他还兴致勃勃地问刘伯承：“你和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回答说：“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
毛泽东又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这可把刘伯承给问住了，因为他当时只是急于交好小叶丹，以便大军能够顺利通过彝民区，并没有过多注意这些细节。
结盟之后，先遣队即便继续前进，当天也走不出彝民区了。刘伯承、聂荣臻决定返回30里，回到汉族居住地大桥镇宿营。小叶丹叔侄也被邀请到大桥镇做客。
刘伯承素知彝人善于饮酒，便派人把大桥镇所有的酒都买了过来，在先遣司令部设宴招待小叶丹叔侄。小叶丹叔侄也果然酒量如海，喝了不少酒，居然只不过微有醉意而已。
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古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人抢了你们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果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村都给他烧光。”
刘伯承看出小叶丹说这些话，既是因为与罗洪家有宿怨，同时也是出于结盟之后的义气，于是便向他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他又伸出手比画：“一个指头没有劲，但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事实上，后来先遣队不仅没有再向罗洪家讨要被抢去的东西，还对在击退战中受伤的彝民每人发给五块银圆，以示抚慰。
晚宴结束，刘伯承将一面绣着金黄五角星的大红旗送给小叶丹，上写“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几个字。他同时任命小叶丹为“沽鸡支队”的支队长，并当场写了任命书。
第二天清晨，小叶丹让人将劫掠工兵连的东西送了回来。他本人跟着前卫连走在前面，一直把先遣队送出了自己所管的区域。临别之前，刘伯承又送给他十支擦得油亮的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也坚持把自己所骑的大黑骡子送给了刘伯承。
在经过其他彝民区时，因为有小叶丹派的代表带路和进行交涉，先遣队再未遇到人为阻挠。小叶丹还按照刘伯承的嘱托，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
在彝民的帮助下，经过七天七夜的穿行，红军大部队全部安全通过了彝民区。
刘文辉对红军敢于走西冕路线和穿越彝民区缺乏准备。先遣队在通过彝民区进入汉族区后，很快就遇到了一件令他们意料不及的新鲜事。
中午时分，杨得志接到前卫营尹国赤的报告，说有一个国民党的区长，正带着八个马弁在前面迎接红军！
杨得志、黎林均大感惊异，随即就带着通信员赶了过去。一看，果不其然，路旁摆着桌、椅、板凳，桌子上放着烟、茶、食品，正供三营的官兵享用呢。
区长一看杨、黎的装扮和气势，料定是大官，便马上点头哈腰地迎上来，操着满口四川话说：“贵军路过贱地，本区长事先啷格不晓得？啊，啊，接待不周，长官千万莫要见怪。”
尹国赤跟在杨得志后面，强忍着笑大声对他说：“这是我们团长。”
区长听了向杨得志深深鞠了一躬，说：“欢迎团长改天再来耍。”
国民党的区长对红军如此热情，谁“事先啷格晓得”？也难怪，西冕路线较为偏僻，这个区长从来没有见过中央军，更没见过红军，加上刘文辉也没有通知说红军要走这里，所以他就把红军当成了中央军。
眼看时间不早，大家都已吃饱喝足，杨得志下令继续行军。尹国赤一摆手，三营把区长所带的那八个马弁的枪全给卸了。
区长瞠目结舌，嘴里还一个劲地嘟囔着：“这是咋个说的吗，这是咋个说的吗？”
到此时为止，他还认定遇到的是“中央军”，想到自己如此加以款待，“中央军”的长官还要如此对待自己，这哥们儿几乎委屈到要哭了。
尹国赤让区长在前面带路。走出近十里地后，区长和他的马弁忽然跪倒，顺着山坡连滚带溜地滑了下去。先遣队急于赶路，也就随他们去了。
尽管过了彝民区，西冕路线上敌军也缺乏防备，但刘伯承的心情仍难以轻松。在骑马前往安顺场渡口的路上，他神情焦虑，走着走着就一个人喃喃自语：“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大渡河是横亘在刘伯承心中的又一道难关。在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前，刘文辉曾以为，过金沙江到大渡河乃是导致石达开倒霉的老路，红军不会钻这个牛角尖。孰料红军偏偏就要钻牛角尖。当红军渡过金沙江，对会理展开围攻时，蒋介石就急电刘文辉防守大渡河，在说明“大渡河天险，红军断难飞渡”的同时，他要求刘文辉全力以赴，将红军彻底消灭于大渡河南岸，“如所部官兵敢有玩忽职守，致使河防失守者，定以军法从事”。
蒋介石并不是嘴上光说说而已，他已经派特务头目康泽率别动队驻于川康，对刘文辉部队进行监视。
刘文辉心情十分紧张，他基本上把自己所能动用的所有机动兵力都用来扼守大渡河渡口。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在大渡河堵截红军，一直坚持到“薛岳追军早到，石达开覆军历史重演”，从而把他认为的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渡过去。
为了对红军的心理上施加压力，蒋介石还用飞机向红军投下传单，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刘伯承看到了这些传单，他知道安顺场就是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终覆亡之处。如今，红军处境也确实与石达开当年有相似之处——安顺场为河谷地带，前面是川康军重兵扼守的天险大渡河，后面是滔滔金沙江和薛岳的追兵，两侧都是四五十里长的高山。在这样的深沟之中，部队无回旋余地，兵力亦无法展开，极易为敌军伏击消灭。
要避免历史的轮回，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打过河去，而且要很快地打过河去。
5月24日，经过140里路的强行军，先遣队在安顺场渡口前的一座大镇子上停了下来。刘伯承下令分兵：红一团团部和三营就地宿营；二营向大渡河下游佯动；一营在他亲自率领下继续前进。
大镇子离安顺场仅有20里路，但这最后一段路都是山路，极其难走。当晚八九点钟，一营翻过了大山。刚走下山顶，就听见一片轰隆轰隆的响声，大渡河出现在面前。站在山腰往前望去，稀依可见山下星星点点的灯光，那就是安顺场渡口。
刘伯承传令部队停下休息。他在一条小山沟里找到了一间当地老百姓用来挖煤的小草房子，作为渡河作战的临时指挥所。
安顺场是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镇，其北岸驻有韩槐皆的一个营。这个营是袍哥部队，说白了跟土匪部队差不多。刘文辉用该营来守安顺场，不是说他们有多少战斗力，而是要使用营长韩槐皆的人际关系。
当时刘文辉用于大渡河的防守兵力共有两个旅，其中第四旅守泸定桥附近，第五旅守富林至安顺场一线。两旅之间有200余里空隙，为了填补这一空隙，就不得不纳入地方民团。
韩槐皆本人是四川哥老会的一个头目，他在安顺场附近流浪多年，酷好赌博，与当地的黑道白道都混得很熟。安顺场的“彝务总指挥”赖执中与他是老交情，于是赖执中的部队就被拉到北岸布局。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偏偏就是赖执中误了事。这厮是大渡河沿岸的土霸王，大渡河每年雨季都要冲刷出不少香杉（一种做棺材板用的珍贵木料），这些香杉让赖执中大发其财。
本来蒋介石三令五申，要求大渡河南岸不得留有船只及可做渡河用途的材料，但赖执中和刘文辉想的一样，都以为红军不会走安顺场。既然如此，他就不愿意在红军未来之前扔下“生意”不管。
赖执中事先与韩槐皆商量，仍将其部置于南岸。赖执中的如意算盘是，红军即便从安顺场走，但毕竟远道而来，路径不熟。他的哨兵一旦看到红军，就会通过捷径向他报告，这样他慢慢收拾过河也完全来得及。
赖执中不知道的是，在他的观察哨根本就没起到任何作用的情况下，红军已经摸到了安顺场附近。
刘伯承很清楚，要解决赖执中的民团不成问题，关键还是要找到船，他让警卫员叫来了一营营长孙继先。
孙继先进门后，还没等开口，聂荣臻就抢先问道：“你知道石达开吗？”
孙继先是放牛娃出身，不知道谁是石达开。在聂荣臻跟他解释，并说了“敌人要让我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之后，他颇为豪爽地表了态：“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
刘伯承迅速接过话茬：“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就看你们的了。”
刘伯承交给孙继先四个任务，即：消灭安顺场守敌；迅速找到渡船；立即渡河；渡过河去，固守滩头阵地，掩护后续部队过河。
最后，他说：“孙继先同志，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记住，第一个任务完成以后，点一堆火；第二个任务完成后，再点一堆火……等看到你们点第三堆火，我们就知道你们渡河成功了，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明白吗？”
“明白！”孙继先说出这两个字时，心里也由不住一阵紧张。
直到孙继先离开煤棚，刘伯承忍不住又叮嘱了一句：“这次渡河，关乎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一定要过去哦！”
晚上10点，一营开始行动。赖执中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来得如此神速，当孙继先率部以小跑步的速度冲到安顺场的大街上时，还可以看到房子里透出灯光，传出胡琴声、唱戏声。
仅仅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战斗，战斗便基本得以解决。赖执中从梦中惊醒，翻墙逃走时把脚给跌伤了，由其卫士背往彝区隐藏起来，民团残余的二十多个人则躲进了一座土楼。
对孙继先来说，消灭残敌并不是什么特别要紧的事，他最在意的还是要找到渡船。战斗尚未结束，他就派二连去找船了，但是到底有没有船，一直未能得到报告。
在派少数部队将土楼予以包围后，孙继先赶紧派通信员找来一位当地老乡，并且开门见山地问他：“你们这岸边有多少船？”
老乡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没有，一只也没有，船都叫他们拢到对岸去了。”
孙继先一听，就像兜头挨了一记闷棍，脑袋里轰的一下，惊得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没有渡船，还如何渡过大渡河？这不等于整个行动都要泡汤了吗？
孙继先这回终于更深切地感受到，刘伯承、聂荣臻对于渡河为什么要千叮咛万嘱咐，原来“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危险确实如影随形啊。
过了一会儿，孙继先才用探询的语气问老乡：“他们部队在两岸间来往，有没有船？”
老乡想了想说：“是有一只小船，供他们来往送东西和信，可是这船有时候在这边（指南岸），有时候在那边（指北岸）。”
可能性一半对一半，孙继先心中又生出了一线希望。他连忙让人把这一线索通知给二连，让他们加紧搜寻。
在等待消息这段时间，孙继先心情分外焦灼，他转来转去，几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仍然没有任何消息。这时候孙继先只觉得大渡河水奔腾的声音好像特别响，也特别单调刺耳。
深夜一点多，东南方向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二连派人过来报告：“营长，找到了一只船！”
孙继先一跃而起，跟着来人就向河边跑去。
原来赖执中为了在发现红军时能够过河，特地留下了两只木船，其中一只是隐蔽的，一般人找不到，另一只在安顺场大街下面200米处的一条干河汊子里。那条干河汊子是南北两岸用于联络的渡河点，河汊上有一座小桥，赖执中在桥上修了一座碉堡，派了一个班在那里看守。
一营往大街上冲的时候，曾从这座桥上经过，但当时大家都没有留意到碉堡和守敌。
战斗打响后，渡河点的敌人就乘上小船向对岸逃跑。当二连搜索到该区域时，小船离岸已经有三四十米远了。幸亏河边水浅，二连官兵赶紧跳到水里，拿机枪兜空一扫，连打带吓，才迫使小船返回南岸。
实际上，要是二连的动作再慢上几分钟，船划过中流，也就拿它没什么办法了，而且事情也非常巧——因为听说红军要来，北岸的韩槐皆不允许船天天在南岸，规定五天才能来南岸一天，当天小船正好就停在干河汊子。
按照刘伯承的命令，夺得渡船后应该立即渡过河去，但一营所在渡河点水流湍急，中流据说还有大大小小不少暗礁，到了对岸又是峭壁。现在正是夜间，在自身不知水性，又找不到熟练船夫驾船的情况下，如果勉强起渡，即便中途船只不被礁石碰碎，到了对岸也难以找到渡口。
更重要的是，这是仅有的一只船，关系着全军渡河的成败，也“关乎着数万红军的生命”，万一遭到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孙继先犹豫了半天，终于决定不能马上渡。他一边下令二连争取在半个小时内把小船拉到起渡点，一边派通信员跑步前去向刘、聂首长进行报告。
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后，孙继先才猛地想起了一件事：还没有点火发信号呢！
刚叫人去点火，刘伯承已经在屋外大喊：“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啦？”
说好点火为号，但孙继先情急之中忘了点火，这一失误可把刘、聂给急得够呛。他们一次又一次派警卫员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就只听枪声不见火光。
后来刘伯承派人侦察了一下，才知道安顺场已被一营占领。于是不等通信员过去报告，他们就亲自赶了过来。一见孙继先，刘伯承火冒三丈：“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渡河？为什么不发信号？”
孙继先赶紧承认是自己一时心慌意乱，忘了点火，接着便把已经找到船以及未能立即渡河的原因讲述了一遍。
得知找到了船，刘伯承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语气也变得和缓起来：“好吧，一营睡觉。把全街能买到的好东西都拿给你们吃，明天一早强渡。”
刘伯承起先说“有船就有办法”，但只有一只船，未免太少了一点。在组织部队消灭小土楼里的残敌后，他和其他指挥员一起对水情、地形、敌情做了进一步调查。
这使他们对大渡河这一天险有了更为准确的了解。大渡河的河面不算宽，仅300多米，但水流却实在急得惊人，每秒钟流速大约有4~5米，超过了金沙江。有人往水面上扔了一根小木棍，只眨眼工夫，小木棍就漂出去丈把远。如果要架桥的话，先不说架桥的材料如何收集，光看这流速，别说安桥桩，就连在河里插根木头都困难。
大家站在河边上看河水，水势陡到连水面都有斜坡，其间急浪涌起的漩涡更是一个接着一个。显而易见，要想凫水游泳过去也是不可能办到的——人只要一下水，就会被急流卷走。
琢磨来琢磨去，唯一的希望还是那只渡船。
大渡河水流既急，河心还有礁石，仅明礁就有好几块，狗熊一样地蹲在那里。急浪撞在礁石上，激起很高的浪花，弄得整个河面都有些雾蒙蒙的。
鉴于大渡河的水情，必须要找到熟练船夫驾船才行。这点刘伯承早就想到了，一到安顺场，他就派参谋去找了一位有经验的老船工，再通过这名船工去寻找他的同行。到天亮时，已经找到了十四五个船工。刘伯承要求给予这些船工优厚报酬，每个人预先支付五角毫洋的工钱，对万一发生不幸如何给予补偿也做了相应安排。
乘着拂晓，刘伯承举着他的单筒望远镜朝对岸进行仔细观察。对岸本来是一座几十米高的峭壁，后来石壁被劈开，用石块砌成了一条孔道，那便是渡口。
孔道上铺出了一条很陡的台阶。台阶约有一间房子那么宽，共40多级，渡河部队到时必须沿着这一台阶冲上去。在台阶顶端，就是敌人的工事，上面有三个围墙围着的独立房屋和四座碉堡，碉堡周围还分布着散兵壕。当时先遣司令部已经知道有一个营的川康军驻守在工事里，估计等渡河部队接近渡口时，这些敌人就会来个反冲锋，迫红军下水。
刘伯承决定集中火力，并挑选突击队进行抢渡。在他的指挥下，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在河岸上一字排开，负责掩护的特等射手也进入阵地。
为了确保抢渡成功，刘伯承还动用了三门迫击炮。迫击炮在红军中是当仁不让的宝贝，不是重大行动，平时都舍不得拿不出来。不过炮弹不多，总共只有四发。刘伯承点名让全军有名的神射手赵章成施射，他对参谋说：“让赵章成对准对岸那两座碉堡。我们就几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
在组成突击队之前，萧华对一营进行动员，当他问道“谁愿意坐第一船过去”时，官兵们都抢着要去，连伙夫也站起来毛遂自荐。孙继先跑来问杨得志该怎么办，杨得志出于节省时间起见，决定集中一个单位去。
突击队最后集中在了二连，孙继先共从中选出了包括连排长在内的十六个人。就在突击队将要出发时，二连一名通信员哭着要去，破例得到孙继先的允许，这样突击队员就增加到了十七个。
突击队集中了先遣队最好的装备，每人除一支驳壳枪、一把马刀以及六到八颗手榴弹外，还有一支冲锋枪。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中央军从德国购进了大量的伯格曼冲锋枪，因成本较高，所以它不是士兵的标准装备，只是配发给班长以上的士官使用。中国人也管这种枪叫“花机关”。在与国民党中央军的历次交战中，红军缴获了少量的“花机关”。一般情况下，“花机关”也不拿出来使用，只有在遇到重大攻坚行动时，才会对突击队进行配备。
在第一批九个人上小船后，孙继先向刘、聂进行报告。刘伯承问了问准备情况，向对岸望了一眼，又取出怀表对了一下时间，然后对杨得志说：“开始！”
5月25日，上午9点，随着杨得志一声令下，在冲锋号声中，轻重机枪一齐朝对岸的工事开火，赵章成打出的两发炮弹也嗵嗵地飞过去，将敌人碉堡炸到了半空中。
突击队队长、二连连长熊尚林一招手，船工解开系在岸上的绳索，小船一颠一簸地朝河心斜漂了过去。
发现红军抢渡，韩槐皆急忙组织火力对渡船进行拦击。这时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小船上。在人们焦急目光的注视下，小船好像走得特别慢，敌军的枪弹也好像特别密，船的四周不时被子弹激起团团浪花。
实际上，韩槐皆的火力基本上被红军给压制住了，险情主要还是由江心的急流所引起——渡船突然飞快地往下滑，滑出几十米后，差点撞在大礁石上。看这情形，如果船再往下滑，滑到礁石以下的漩涡中，船就非翻不可。
船上一共八个船工，其中四个船工从船上跳下来，站在滚滚的急流中，拼命用背顶着船，另外四个船工则尽力用竹篙撑着，以制止渡船的下滑。
大家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孙继先禁不住大呼：“撑啊！”刘、聂不顾危险，走出工事站到了岸边。基于保护首长的安全考虑，司号令停止了吹冲锋号。刘伯承皱起眉头：“号音为什么停了呢？继续吹！”
刘伯承的意思，是要故意暴露目标，以吸引和分散对岸火力，同时也可以借此为突击队鼓鼓劲。肖华听到后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抢过号，甩两甩便挺着胸膛吹起来。
在嘹亮的冲锋号中，小船终于又得以破浪前进，并逐渐驶过中流，接近了崖上的死角。
危险在慢慢消除，很快，小船便靠上了对岸。当空船回返时，第一船的九个人已经冲上了台阶。
因为渡口陡，台阶高，突击队在冲击时反而拥有了不错的隐蔽死角。连敌人投掷的滚雷、手榴弹都从突击队身边滚过，在岸边爆炸，没有能对突击队员造成任何伤亡。
眼看突击队就要接近碉堡，工事里的敌军倚仗人数优势，开始跃出工事发起反冲锋。孙继先正要组织火力掩护，那边杨得志已经大声向炮手下达命令：“给我轰！”
赵章成把最后两颗迫击炮弹打了出去，只听“嗵嗵”两声巨响，炮弹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敌军人堆里。趁敌军发生混乱，突击队员冲进碉堡，控制了主要工事。
返船靠岸后，孙继先亲自带着突击队的其余队员跳进船里，向对岸驶去。船刚过中流，孙继先听到背后谁“哎哟”了一声，扭头一看，一名队员手捂胳膊负了伤，紧接着，船底一股水像小喷泉似的直射出来。
船被打穿了，众人急忙七手八脚地堵洞。孙继先突然发现一名船工正瞧着受伤队员的胳膊发呆，连忙喊道：“快划呀！”船工回过神来，但就是他发呆的那一瞬间，由于手上松了劲，船被浪一打，往下一斜，直往礁石上撞去。
这名船工也是长年在大渡河上讨生活，他眼疾手快，用力一扳桨，拿手抵住礁石，才避免了相撞。
不过险情仍未能得到根本遏制，船在礁石边摇摆着，眼看就要被冲到礁石下游去了。一旦被冲下去，经礁石那边过来的水流一夹，小船必翻无疑。
紧急关头，船工一边吃力地把住船，一边拼命大喊：“下来，快下来，把船推过去！”孙继先等人应声下船跳到礁石上，接着站到礁石的水里，手推肩抵，在使船绕过礁石之后，才又重新跳了上去。
因为这一波折，小船偏离了既定航道，当他们到达对岸时，已经在渡口下面两百多米处了。那里还是陡坡，没法直接上岸，于是只好再把船拖到渡口。一来二去，耗费了整整一个小时。
在此期间，第一批登岸的突击队员据守着碉堡，打退了敌军的一次次反击。尽管他们只有九个人，但凭借着手中的冲锋枪，颇能起到以一当十乃至当百的作用。
孙继先这拨人上来的正是时候，八九颗手榴弹一齐甩过去，首先打垮了敌人的两个班。
突击队在北岸会合，查点人数，一共十八个人，除两人在强渡过程中负轻伤外，其他人全都安然无恙。孙继先朝突击队长熊尚林喊一声“赶快往前打”，便率队冲了出去。
十八支冲锋枪往外一压，本已支撑不住的韩槐皆营立马就垮掉了。歼敌分成两路，一路退到北面的山上，一路沿河逃走了。
渡口被突击队完全占领。孙继先伏在小围墙上朝南岸张望，载着第三批红军的渡船已经平稳地驶过中流，正向北岸疾进，坐在船头的正是他的老团长杨得志。
川康军第五旅的防守重点在富林，从大冲（距富林40里）至安顺场北岸，包括韩槐皆营在内，仅部署了一个团。韩槐皆营一垮，整个团就都顶不住了。官兵随意溃逃，谁都不敢出来制止，连尚未参加作战的预备营营长也丢掉部队，夹在溃兵中向下游逃走了。第五旅防线顿成不可收拾之状，不得不溯流前进几里，在野猪岗另行布置防线。
在追击战中，红军又在大渡河下游缴获了两只渡船，后续部队就靠着这三只船实施抢渡。
虽然一船接着一船，昼夜不停地在抢渡，但三只船每只最多只可坐40人，往返一次需一个多小时，因此直至5月26日上午10点，红一团才得以全部过河。
刘伯承计算了一下，如果按照这种渡河法，全军得用一个月时间，这是敌情所决不允许的——按照总部通报，5月26日当天，薛岳部队已到达西昌以北的礼州，前来对刘文辉进行支援的杨森先头部队离安顺场也只有几天的路程了。
刘伯承重又陷入深深的焦虑之中。
架设浮桥再次进入刘伯承的方案，毕竟这才能确保大军在最短时间内渡河。根据他的指示，工兵连立即劈竹扎排，但是竹排放入水中后，马上就被激流给冲走了。
刘伯承闻报很是失望，他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架桥是不可能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到达安顺场。刘伯承跟他们谈起了当前所面临的困难。经过研究，毛泽东决定兵分两路：红一师和干部团为右纵队，由刘、聂指挥，就从安顺场渡河，循大渡河北岸前进；红二师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指挥，循大渡河南岸前进。这样就暂时解决了安顺场渡船载运部队有限的困难。
两路纵队最终要溯河而上，相互策应，联合夺取泸定桥，以便让其余部队通过泸定桥过河。大家还为此设想了最坏的结局，即假如左右纵队不能会合，刘、聂就率右纵队单独行动，先到川西北去闯出一个局面。
计议已定，刘伯承即下令已过河的部队继续向川康军第五旅发动进攻。最后红军用两翼包抄的战术攻下了第五旅据守的野猪岗，第五旅急忙向后撤退，至此已无力重新布防。
5月27日，在红一师和干部团陆续到达北岸后，刘、聂率部开始向泸定桥进发。
第五旅的溃败，对受命防守泸定桥的第四旅打击很大，其左侧翼和后方联络线都因此受到威胁。为了对付夹江而上的两路红军，第四旅旅长袁国瑞被迫改变原定部署，下令以李团阻止红军左纵队通过泸定桥，另以杨团阻止红军右纵队沿岸溯流而上。
杨团率部到达河岸后，将部队同大渡河摆成直角向下游进行防守，又由于地形限制，部队不得不重叠摆开架势，也就是两个营只能一前一后占领阵地。这种布阵方式倒给红军进攻带来了便宜，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同时打两个营，而只要一个个予以消灭就可以了。
右纵队进攻杨团的时间与左纵队进攻泸定桥的时间大致相同。邓华的红二团作为纵队前锋，先后击溃了杨团的两个营。至傍晚，红二团已杀到飞越岭，对谢团阵地发动猛烈进攻，并占领了该团一个前哨据点。
谢团是第四旅的总预备队，团长谢洪康想不到红军如此骁勇，见对方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这家伙灵机一动，用手枪朝自己的左臂打了一枪，扮作伤员，让手下将自己抬到后方去了。
旅长袁国瑞急命刚刚退下来的杨团稍加整顿，重新增援飞越岭，同时由杨团团长杨开诚统一指挥两团对抗红军。
第二天傍晚，李团的一个先遣连跑步到达泸定桥，一面扼守桥的两端，一面开始动手拆除桥板。
当时下着雨，又是晚上，士兵疲惫不堪，有的还发了鸦片烟瘾——川康军有一部分也跟黔军一样，是“背竹篓子的双枪兵”，竹篓子里装的就是鸦片烟枪。因此之故，撤除桥板的进度极为缓慢。
5月28日凌晨，当李团主力到达泸定桥时，对岸桥头已发现红军，也就无法再撤除余下的桥板了。
与此同时，刘伯承指挥右纵队加紧了对飞越岭的进攻。他命令萧华率两个营从正面攻击，邓华率一个营绕至敌军侧翼。杨开诚只顾守正面，红军从侧背一打他就乱了套。
当红军左纵队先头部队沿泸定桥发动猛烈进攻，李团向他们的旅长袁国瑞告急时，整个第四旅都已处于腹背受敌状态且混乱不堪。袁国瑞惊慌失措，只答了一句“我们这里也很紧张”，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袁国瑞的话让李团完全失去了守桥的信心，他们被迫放弃了泸定桥。袁国瑞见兵员伤亡过半，阵线再难稳定，也只得下令杨开诚退出飞越岭后撤。
黄昏时，左纵队完全占领泸定城，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晚上左右纵队得以会合，刘、聂进入了泸定城。
尽管此时已是下半夜的两点，但刘伯承仍决定让杨成武朝前带路，和聂荣臻一道去看泸定桥。
泸定桥是一座铁索桥，从东岸到西岸一共扯了十三根用粗铁环一个套一个联成的粗铁索，每一根都有普通的饭碗口那么粗。上面的桥板除了敌军尚未能够完全拆除的外，其他都是红军突击队后来铺上去的。
杨成武提着一只马灯，陪着刘、聂从桥东走到桥西。刘伯承对每一根铁索乃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像要把整座泸定桥都深深印在脑海里一样。在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他突然停住脚步，扶住栏杆，往下俯视大渡河的急流。
泸定桥河段果然是个险要所在，以至于谁站在桥上往下看都会有倒吸一口冷气之感：上游的流水从山峡间倾泻而下，不断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溅起的浪花有一丈多高，声音震耳欲聋。
在这样的河段里，就是一条小鱼也休想停留片刻，不但不能架设浮桥，就是想和安顺场那样使用渡船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刘伯承用力在桥板上连蹬三脚，不由感慨万千：“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草地是完全可以过得去的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会师。虽然红军总的实力由此得到极大增强，但在两军关系以及今后的军事方针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很快就与中央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除了不把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放在眼里外，张国焘还反对毛泽东的北进计划，主张向川康边界进军。毛泽东则认为，西康地区只有二十万人口，不能供养红军，如果一、四方面军被敌人封锁在该区域，将成为瓮中之鳖。
会上北进计划得到多数人赞同，张国焘也只得举手赞成。于是中革军委决定分左右两路北上，同时对一、四方面军进行混合编组，其中的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指挥。
张国焘虽然口头同意北上，心里想的却还是南下川康边，对北进部署很不积极。8月，左路军到达刷金寺，开始进入草地。
草地行军本身非常困难，这里的河流没有经过人工治理，顺着地势到处泛滥，一下雨，低洼地方就形成沼泽。人马在通过这些沼泽地带时，稍有不慎就会直陷下去。
张国焘遂以自然条件恶劣为由，否定了先前关于左右两路军同时行动的决定，强调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行动。
张国焘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在党内的资历极高，而朱德、刘伯承虽然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参谋长，但其在党内的地位都远不及军事地位，刘伯承甚至都不是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对两人的态度非常傲慢，朱、刘没有办法，只好一个忍辱负重做“牛皮糖”，一个尽可能完善行动计划，以使张国焘相信“草地是完全可以过得去的”。
红军对刷金寺一带非常陌生，参谋人员们随身所带的地图又错误百出，很不准确。为了查明地形，摸准当地情况，刘伯承带着几个幕僚人员，骑着马跑遍了刷金寺地区的寺院和部落，通过询问当地老百姓和喇嘛，才拟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北进略图和行动方案。
随后，朱德、刘伯承带着略图和方案找到了张国焘，并且再三说明，形势对红军很不利，必须迅速北进，跟上北路军，否则，左路军将会面临非常困难的境遇。
他们的话虽然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张国焘的态度，但在张国焘所强调的客观困难条件已站不住脚的情况下，他也只得对刘伯承的行动方案表示同意。
8月下旬，左路军走出草地，到达阿坝。按照原计划，左路军这时应向东靠拢右路军，但张国焘故态复萌，再次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当时左路军先头部队已过嘎曲河，张国焘却又命令他们重新渡河返回，理由是“由于下雨，嘎曲河涨水，大部队无法通过”。
朱德、刘伯承得知后十分着急。此前刘伯承已经亲自到嘎曲河边进行了了解，虽然河水确实涨了，但水并不深，部队渡河没有多大问题。他竭力用事实向张国焘说明大部队可以渡过，同时认为，即便暂时过不了河，也可以稍停一下，等水退了再渡。
“不能光听一两个人的汇报和相信一两个地点的测试，就认为可以渡得了河，”张国焘已经表现得很不耐烦，“现在这里正是雨季，雨一下子停不了，水也不会马上退，总待在这里是危险的，我们现在只有向南退出草地。”
看着张国焘的脸色，刘伯承知道要说服对方非常困难，只得抱着一线希望，提出了一个可能符合张国焘的心意，但又不违背中央北上决定的建议：“要不我们先退出阿坝，等天气转好后，走毛儿盖，沿中央所走的路线行动，也许这样情况会好些。”
“算啦，算啦！”张国焘一摆手，“现在敌情我情都发生了变化，北进已经对我们很不利了。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军应该回师南下的问题！”
张国焘的话令朱、刘十分吃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不但要左路军停止前进，还会本末倒置，反过来要求中央和右路军南下。
朱德很痛心地说：“北上是中央经过几次讨论后定下来的，我们怎么好又推翻呢？现在中央和一方面军已经走出了草地，我们怎么能再让他们返回呢？”
张国焘对朱、刘的不同意见不屑一顾：“哎呀，你们怎么不看看实际情况呢？”
张国焘实际掌握着军权，朱、刘无力改变他的决定，两人都预感到，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已经无可避免。
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1935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张国焘给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发去电报，公开拒绝中央的北上命令，重谈全军应南下，到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观点。
这是一份密电，收件人应是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陈昌浩原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是张国焘的左膀右臂。在密电中，张国焘要陈昌浩劝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
万幸的是，电报没有直接送到陈昌浩手里，而是让在前敌指挥部任参谋长的叶剑英首先得到了。叶剑英看过电报之后，立即随身带了一份甘肃、陕西一带的军用地图，星夜赶至毛泽东驻地进行报告。
中央红军在右路的部队是红一、三军团，他们虽为一方面军的主力，但如果陈昌浩真的要使用四方面军“武力解决”，还是难以应付的。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连夜率中央和一、三军团先行北上，以尽快脱离危险区域。
一、三军团北上后，陈昌浩在驻地召集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干部开会，提出要派部队追击。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当场站出来表示反对，说：“不能这样子，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徐向前原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是四方面军的军事权威，他的话得到在场多数人的赞同，一场大内讧这才得以避免。
9月17日，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多次电告，执意向红四方面军以及随左路军行动的红五、九军团发布了南下命令。
尽管实际上于事无补，但朱德、刘伯承仍再三向张国焘提出建议，要求停止南下，刘伯承更是拒绝制订南下行动计划。张国焘对此极为恼火。
朱德在红军中德高望重，即便一直与中央远离的红四方面军指挥层也久慕其名，加之他又一直扮演的是“牛皮糖”角色，所以张国焘对他的态度相对来说还好些。唯有刘伯承，一个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幕僚长，居然也敢犯颜直谏，这让一向以党内元老自居的张国焘几乎有一种受到污辱的感觉。为此，刘伯承差不多被停止了所有参谋长应该享有和使用的权利，到最后，甚至连电报都不让他看了。
张国焘也是整人的一把好手，红四方面军内部的肃反搞过一轮又一轮，落下的无辜人头不知几许。为了将朱德、刘伯承批倒搞臭，同时给一方面军派过来的干部一个下马威，张国焘特地在阿坝召开了一次所谓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并亲自进行了动员。
会上朱德、刘伯承并排坐在一起，遭到群体围攻：“快说，你们为什么坚持北上？”
朱德分辩道：“北上的决议，我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所以我不反对北上，我拥护北上……”
他的话立刻被粗暴地打断了：“别说了！我们现在要南下，你支持不支持？”
朱德只好无奈表示：“我支持北上，但你们要南下，我也没办法。”
批判者又大声喊起来：“别说了！你简直是个老糊涂！”“你是个老右倾！”
刘伯承忍无可忍，不得不拍案而起：“住嘴！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
刘伯承此举为朱德解了围，却引火烧身，使得会议的火力全部集中于他一个人：“你不用喊，你的罪状也不小。你们一个总司令，一个总参谋长，把几十万红军（指江西苏区鼎盛时的中央红军规模）都搞到哪里去啦？还想指挥我们，让我们跟你们北上逃跑，我们不上当！”
刘伯承耐着性子对众人进行说服：“川康地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不利于驻军，而且现在敌人的部队在那一带还没走，如果南下，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弄不好就会自投罗网，最后还是得北上。”
刘伯承的话讲得很客观实在，一些人不吱声了，会场的斗争气势也因此减弱了不少。张国焘怕冷了场，又怕干部被刘伯承拉过去，赶紧宣布散会。
会后不久，红军即南下二过草地。10月5日，部队集结于卓木碉。张国焘召开秘密会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并以此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要求他们“以后不许再冒用中央的名义”。
朱德、刘伯承也被张国焘纳入了“临时中央”的名单，他同时还逼着两人发表反对毛泽东和北上的宣言。朱、刘当然不肯照做，朱德坚持“留下将来转圜的余地”，又说：“过去人们都把朱毛当成是一个人，朱怎么能反毛？”
朱、刘的态度激怒了张国焘及紧随他的陈昌浩等人。陈昌浩骂朱德是“老不死”、“老顽固”，张国焘更是几次当着面威胁刘伯承：“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自此以后，张国焘不仅派人对朱、刘的一举一动进行严密监视，尽可能减少两人与外界的接触，还让人偷走朱、刘的马匹，以增加他们的行动困难。朱、刘就像遭到了软禁一般，整天度日如年。后来刘伯承曾对别人说过，当时“张国焘待我们如俘虏”，由于精神压力过大，他得了青光眼，仅存的左眼视力也减退了。
有一次刘伯承找到朱德说：“情况越来越严重，看样子，他们要逮捕人，不知他（指张国焘）有没有这个决心。”
朱德苦笑了一下：“人家大权在握，有可能啊！”
“你有几支枪？”刘伯承突然严肃地说。
“一支小手枪，两支驳壳枪。你呢？”
说到这里，两人都报以大笑。
事实上，还真的有四方面军的干部曾要掏枪干掉刘伯承，但都被张国焘所阻止。倒不是张某人突然变得心慈手软了，而是他觉得裹胁着朱、刘有好处，因为这两人对四川的情况都很熟悉，又在川军中有许多旧友，可以减少部队南下所遇到的阻力。
死罪虽免，活罪难饶，张国焘下令免去刘伯承总参谋长一职，调任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任校长。这是继苏区之后，刘伯承生平第二次被撤掉总参谋长的职务，加上南昌起义失败后自然失去参谋长职务那一次，已有三次之多。刘伯承对此总结道：“三参总戎幕，一败两罢官。”
刚刚到红军大学履任，刘伯承就遇到了一个“刺头”——学员余天云少年得志，是原红四方面军中最年轻的军长，也是张国焘的红人，此人作风霸道，身上有非常浓重的军阀习气。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在四方面军任团长的周道源见朱德骑的马又瘦又小，便主动将自己的红毛大骡子送给了朱德。这事不知怎么被余天云知道了，他在干部会议上当着面对周道源进行责骂和训斥，过后又派人打了周道源一顿。
更有甚者，在阿坝开会批判朱德、刘伯承时，余天云还作势要打朱德，是徐向前进行阻挡才未敢动手。
余天云固然紧跟张国焘，但由于南下之后出现不少困难，他有时也免不了发泄几句不满。结果引起了张国焘的注意，遂把余天云在行军途中随意打死号兵、挑夫以及派人打周道源之事搬出来，宣布撤掉了他的军长职务，将其调到红军大学高级系去学习。
余天云自己气不顺，就拿教员开涮，对上课的教员特别是来自红一方面军的教员挑三拣四，不断找碴儿。
教员郭天民前去上课，余天云在课堂上问道：“教员，今天讲什么内容？”郭天民回答：“防空。”
余天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这个还用你废话？我们都认识飞机，不过如此而已。我们红四方面军官兵可不像红一方面军那么怕死！”
郭天民气得目瞪口呆，拂袖而去。
教员彭绍辉原为红三军团指挥员，两大方面军会合时被派往红四方面军任军参谋长，这时也被发配到红军大学教书。余天云在课上对他冷嘲热讽，说：“一个被撤了职的破参谋长，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三道四？什么军事理论，打胜仗就是硬道理，老子不学习照样打胜仗！”
彭绍辉知道余天云是想有意为难，所以也不跟他计较。不料余天云蹬鼻子上脸，居然派他的警卫员冲进教室，扰乱课堂秩序。
身为校长的刘伯承闻讯急忙赶来制止，但余天云并不买账。刘伯承十分生气，立即让人下了余天云和警卫员的枪。
刘伯承在中央苏区即主持红校，一向很重视维护课堂秩序和教员的尊严。为了刹住这股歪风，他亲自撰写文章，对这种既没文化又没政治头脑，而且到处惹是生非的“山大王式指挥员”进行了严厉批评。
余天云却自恃自己是张国焘的红人，而刘伯承只是被分配到红校的“政治不可靠者”，他不仅不肯收敛，反而还拿枪指着刘伯承，并公然对其进行谩骂。
刘伯承被深深激怒了，他誓言：“不处分此人，决不再上课！”
由于余天云的做法已惹来众怒且使得红校无法再展开教学，张国焘不得不紧急赶往红校，勒令余天云当众向刘伯承道歉，同时在缴械之后，把他关进禁闭室进行反省。
余天云认为自己丢了面子，一气之下竟然在部队行军时跳到河里自杀了。不过红校的学习空气自此也逐渐浓厚起来，正气压倒了邪气。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川军首领刘湘为阻止其入川，先后集中了80多个团，倾全力相抗。两军在天全、芦山一带展开连续激战，仗越打越大，红军伤亡惨重，尤其是百丈关一战，红军主力受挫，部队损失很大并完全陷入困境。
百丈关战斗结束后，川军集中于东面，中央军集中于南面和西南面，红军东进南下均再无可能。想停留于西康，毛泽东曾估计过的那些困难又一一出现，粮食、被服均难以为继。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张国焘被迫决定撤出川康边界，向西北转移。这时南下部队已由八万多人减少到四万多人，兵员损失了一半。
转移途中，需要翻越经年积雪不化的雪山。这已经是红军三过雪山，此时正值风雪季节，山上大雪纷飞，风暴不时出现，先头部队有不少人被冻倒在雪地或被狂风卷下山涧。刘伯承见状痛惜不已，他对身边的红军战士说：“你们想一想，若是我们第一次跟随中央过雪地草地不回来，那就不会有面前这个苦了。”
翻过雪山后，红四方面军进至道孚县城。这时好消息接踵传来，首先是毛泽东、周恩来率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并站住了脚，其次是红二、六军团即将北进入川。与此同时，张国焘的“临时中央”却未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张国焘只得下令予以取消。
1936年6月，二、六军团经过长征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二、六军团被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两大方面军召开了由两军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会上张国焘正式同意北上。
8月下旬，部队到达甘肃南部。二、四方面军随后兵分两路，朱德继续留在四方面军，刘伯承则随二方面军行动。
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二方面军在甘肃成县进行休整。休整期间，刘伯承又奉命为二方面军筹办红军大学并担任校长。
休整结束后，二方面军向会宁进发。在敌人的三面夹击下，部队走了一个多月，来到宁夏和甘肃交界的一座大山边。拂晓时，掩护部队登上了山沟两边的山头，主力部队沿着山沟疾速前进，红军大学则跟在主力部队后面。
通过山沟后就要翻越五十里高山，骡马带不过去，只得扔在沟里。这里山崖陡峭，爬崖就像上天梯，人们必须蹬着岩缝，抓着突出的岩石或小树慢慢地向上爬。刘伯承身有残疾，行动也不如年轻战士那样敏捷，渐渐地就落在了后面。一直紧随刘伯承左右的除了一名警卫员外，还有他的爱人、红军女兵汪荣华。
就在他们爬到一处山坡上时，周围传来枪声，掩护部队与敌人交火了。紧接着，敌机也出现在上空，对红军实施轰炸、扫射。刘伯承一行躲闪不及，全部被飞机炸伤。
一场激战过后，掩护部队将敌军压了下去，敌机也飞走了。部队继续前进，受了伤的刘伯承等人却因此被落在了后面。
三个人里面，刘伯承伤在臀部，警卫员也伤得不轻，只有汪荣华的伤在小腿部，还能够一瘸一拐地勉强行走。
考虑到自己处境危险，刘伯承便劝说伤势较轻的汪荣华先走。汪荣华哪里肯走，坚持要搀着他们一起走，并且说“要走一起走，要死一块儿死”。
刘伯承很清楚汪荣华这一走，极可能意味着永远分离，但他还是强笑着安慰妻子：“敌人离我们还远着呢，没关系，放心去吧。”见汪荣华仍执意不从，他又接着说：“如果你没负伤，搀着我们是可以的，但你瞧瞧你自己的腿，能行吗？”
汪荣华觉得刘伯承说得对，这才对他们说：“你们千万别动地方，我追上部队后马上回来接你们。”
汪荣华走了，刘伯承并不清楚后面还有没有收容队。他只知道周围到处都有敌人在活动，待在原地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而这也正是他要劝走汪荣华的原因——如果一定会大难临头，唯有如此，牺牲者方能更为坦然。
就在几乎要坐以待毙的时候，刘伯承突然听到后面有动静，似乎远处有人走过来了。他视力不好，看不清楚，倒是警卫员一眼就从来人的浅灰色衣服上辨别出是自己人。
“首长，我们的同志上来了！”
刘伯承同样惊喜交集：“真的！”
这是红军大学负责收容伤员的收容班，班长叫白高山。白高山走着走着，看到两个人并排坐在山坡上，又都穿着浅灰色衣服，便知道是掉队的战友。
再走近前一看，他猛地一愣，随后不禁失声惊呼：“校长！你怎么还待在这里？”
刘伯承两手撑地，侧着身体，眼睛紧紧地盯着白高山。在问明对方身份后，他又端详了白高山一下，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开始挪动身体。
白高山这才看到刘伯承身下有一摊血，他不是没有见过流血的新兵，但目睹如此高级别的首长负重伤，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不知怎的，竟然浑身战栗起来。
白高山赶紧上前扶住刘伯承：“校长，你负伤啦？”
警卫员告诉白高山，这是被飞机炸伤的。刘伯承摘下眼镜，抹了抹眼镜上的灰尘，安慰他们：“没得要紧，闹革命，负伤是常事，哪有不流血的革命？红军就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现在我们得想办法继续前进，停久了就危险啦！”
收容班的其他人都陆陆续续上来了。刘伯承见收容班收容了好些伤员，不由夸奖道：“好兵不用多，一个顶十个。雪山草地都没能难住我们，还怕什么呀？”
一席话说得众人情绪高涨。身为收容班班长，白高山更是感到激动不已，只是对于究竟如何护送刘伯承，他一时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用担架抬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山上光秃秃的，连根棍子都找不到，更别说制作担架了。
这时白高山看到坐在身边的一个伤员在用绷带缠手，一下子计上心来。他让全班战士都把腿上的绷带解下来，拧成一股粗绳，从而凑成了一个简易版的“绷带担架”。之后，前面两个人拉，旁边两个人扶，后面两个人推或抬，用六个人架扶着刘伯承往前走。对刘伯承的警卫员，白高山也做了相应安排。
刘伯承知道大家也都很疲惫，所以走不到二三十步，他就要叫停，让大家歇一歇。遇到好走的地方，他就只让两个人扶着，自己坚持着走路。
走了约有半里路，收容班遇到了汪荣华。汪荣华坐在地上，精疲力竭，如果没有人搀扶，已经连站也站不起来了。看到刘伯承等人，她高兴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天黑下来后，行路更加困难，也更加缓慢。白高山担心天一亮敌人就会撵上来，或者刘伯承的伤口发作，于是决定先派两个身体较好的战士到前面去联络。
大约又走了四个多小时，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一座山顶，而且从山顶上传来越来越清晰的马蹄声。这表明联络已经取得成功，大家高兴地喊起来：“马来了，马来了！”
没多久，有三匹马从山上下来，而且还跟来了三个饲养员。刘伯承夫妇和警卫员被分别安置到马背。刘伯承紧紧握着白高山的手，很是激动：“辛苦啦，白高山同志，谢谢你们的帮忙。”
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就这样走过来了。从1935年下半年被分配至左路军，一直至甘宁边界脱险，刘伯承几番沉浮，也屡次面临死亡的威胁，他后来直言：“我们能脱险出来是很大的幸运。这一年的生活是很痛苦、很困难的。”
1936年10月，三大方面军主力在会宁会师。10月下旬，为打通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主要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实施西征，但不久即遭到西北马北军的重兵围攻，情况十分危急。
刘伯承被任命为援西军司令，准备率部前去援救，然而中途就得到消息，西路军已经全军覆没。刘伯承只得停止前进，之后援西军停留于甘肃镇原县的屯子镇，一边进行休整，一边接应西路军的突围和幸存人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初步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8月7日，刘伯承率援西军从屯子镇出发，前往陕西三原县城以西的石桥镇进行改编。
在铁马金戈的年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