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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清泼在明朝历史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上的脏水（杜车别）收藏
看到有人转了那个帖子，所以我也想转这个帖子了。杜车别（网名），真名孙海宁，男，汉族，上海大学数学系毕业，先后获应用数学学士、理学硕士学位。爱好苏俄文学与鲁迅作品。现为自由研究者，网络上著名的思想学者、史学专家、文艺评论人、共产主义理论学者，“网络明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在影视剧评论、社会发展史、中国古代经济史、明代政治史、苏联史、史学理论、民族政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等领域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写出了《生产积极性变革理论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构想》、《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再讨论以及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包括第二编〈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对历史上民族压迫危害的分析及民族理论问题之综合论述》、《毛文龙真相考辨》、《明末清初的中国人口问题》等长篇著作共计一百五十多万字。2013年08月，推出新作《明冤——毛文龙、袁崇焕与明末中国历史走向》，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封底特地邀请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写了一段点评。中短篇文章有《变形金刚——矩阵的外化、黑客帝国之后机器文明演化的历史》、《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修改——对清代中国内卷化的经济学解释》、《地震预报的可行与一些建议》、《文明断裂的悲剧——被清代割断的明朝与近现代中国》、《明清中西方科技交流的对比》、《明代舆论独立的超前和君权约束的制度分析》等。在史学上，对大陆传统马克思主义学者所秉持的“五段论”进行了扬弃与修正，否认“奴隶社会”为一独立存在的社会阶段，提出了“星火意识”、“燎原意识”、“资本主义待孕社会”、“资本主义因素”等概念，对“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新的探讨与定义，在此基础上对一系列历史现象进行了重新的解释，对“中国古代王朝盛衰周期律”、“中国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明朝灭亡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形象、合理的全新解释，并对黄仁宇、樊树志、顾诚、钱穆、孟森、吴思、郭沫若、阎崇年、马克思·韦伯等中外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或深或浅的批判，全面否定了解放后统治中国大陆学界的“战国以后中国处于封建社会”论断，并认为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关键在于满清的入侵与民族压迫；坚决反对历史研究中的“脸谱化”、“标签化”倾向，主张还原古人以“正常人”的真实面目；坚决反对一些学者提出的“‘资本主义萌芽’系伪命题”的观点。日，杜车别受邀在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进行题为《洗清泼在明朝历史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上的脏水》的演讲。
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过去，正在于未来，至少要知道什么应该继承和发扬，什么应该唾弃和鄙视。主流历史观念描绘的景象，中国思想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高峰，以后停滞倒退。综合文明汉唐时期高峰，以后停滞倒退，明代黑暗专制极点，清朝延续这个势头而已。按照这样的景象，对中国文化彻底否定是应该的。如果一面对主流宣扬的历史观念深信不疑，另一面还大谈什么复兴中国文化，那这样的复兴，既无法真正深入人心，说服大量以继承五四精神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也无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只能是得其皮毛，只能是清朝时期尊孔读经之类把戏的重演。所恢复的也只不过是被阉割掉灵魂的中国文化。主流历史观念成立与否的关键一环就是对明代历史的认识我们先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澄清一些常见的对中国传统的指责，然后着重针对明代历史的一些问题，明代的基本制度，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选择比较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澄清。主要内容有明代废除宰相是否是加强了皇权专制？明代的宦官势力是否像一些人夸张的那样厉害？明代是否是一些人想当然的那样重农抑商？明代郑和下西洋是否如一些人说的那样仅仅是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对朱元璋评价成残暴是否公正？对正德皇帝的丑化是否公正？说万历好色贪财是否符合事实？还有揭穿一些人在崇祯皇帝的内帑上的造谣和一些人说南明弘光帝荒淫极致的谎言通过具体的分析来说明大量对明代历史的丑化并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接着分析明代被如此丑化的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清朝统治下屠刀的淫威；第二明代自身言论的开放；第三、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影响；第四，许多人习惯性的忽略大规模侵略屠杀以及民族压迫对历史进程文明进程的巨大影响。最后一部分指出重新认识明朝的意义不单单是对明朝本身的评价问题。首先是如何认识大规模民族压迫统治对文明的有害影响，是要让人们从理性上就明白反对一切形式民族压迫的必要性其次，是通过重新认识明朝，真正树立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信心，中国文化自身就具有开放进取的精神，自身就从来不缺乏自我革新自我进步的能力。最后通过重新认识明朝，弄清楚，我们提倡复兴中国文化，不是说复古主义，不是认为中国的思想文化越古越好的，恰恰相反，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明代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不断进步。在当今时代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是要在明代已经达到的高度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而不是再简单回到几千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平，膜拜不已。在当今时代复兴中国文化，也不是说把某个中国古代思想家或学者当成不可侵犯的神圣偶像或者把他们的言论当成教条，而是要真正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开放自信包容进取的精神，要恢复传统文化中那种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的傲气，恢复那种君子和而不同的宽容，恢复那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广阔胸怀，恢复那种为往圣继绝学，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复兴。Ⅰ、主流的历史观念及其后果有人说历史都过去了，说好说坏又不能多长几斤肉，扯那个淡干什么呢？确实，如果历史只和过去有关，就真没有纠缠的必要了。但事实不然。国学大师钱穆有一句话，“过去不能控制未来，此过去便成死绝，便成寂灭，亦便于历史无关”。一个丧失记忆的健忘症患者，只能是个废人。个人如此，国家民族同样如此。任何一种历史观念体系有意或无意都至少会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什么是应该唾弃和鄙视的？那么主流宣传给我们描绘的中国历史总体图景是什么样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如何呢？大体上是这样，中国思想文化的顶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一派繁荣，真是黄金时代。至于以后中国的思想文化大概就只是这个时期的简单传承甚至萎缩倒退，更甚至于成了培养奴才的工具。而中国文明政治经济国力思想文化综合意义上的高峰是汉唐时期，所谓强汉盛唐，令人热血沸腾，心向神往。以后则基本上是一蟹不如一蟹，陷入停滞倒退中。明朝更是黑暗专制的顶峰，僵化保守无比，之后的清朝不过是不幸延续了明朝的制度。甚至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幸亏有所谓蒙古侵略屠杀，女真侵略屠杀，给中国输入新鲜血液，否则大概中国早就完蛋了。至于中国近代的落后，则是中国固有文明本身早就丧失活力，是中国传统本身就重农轻商，僵化保守，封闭自大，再加上程朱理学压制人性，强化奴性之类，而清朝统治者只不过是被中国传统所污染同化了，所以中国近代落后背上了黑锅，换任何其他朝代都会如此，甚至只能更惨。这样一幅中国历史的图景，应该说相当深入人心，从这样的图景出发，大概不外乎如下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既然中国从汉唐以后就是停滞倒退的，那就说明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思想本身就是一潭死水，丧失了自我批判自我革新自我进步的能力，先天就有停滞倒退的基因缺陷，必须彻底打倒推翻，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所有领域全盘西化，甚至有更激进的观点就是连中国文字都应该废除，改用拉丁字母。
第二种态度是虽然中国近代落后了，但那主要是后来的程朱理学之类观念的罪责，孔孟学说本身还是好的，而且且中国文化还有许多动人之处，至少可以当作古董供人赏玩，是不必完全抛弃的。第三种态度那就是中国传统就是好就是好，所谓先进落后不过是风水轮流转，洋鬼子的东西只能得逞一时而已。反正最后一定会证明中国传统之精神文明独步全球云云。假如问，在主流历史宣传是正确的前提下，应该采取哪一种态度？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当然是第一种。这种态度是理性的，是符合逻辑的，是透彻明白。事实上这也正是长期以来大部分自命为思想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采取的态度，充其量进行一些微调，或者是保留其内核的情况下，套上一层更温和更潜移默化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外壳而已。至于后面两种态度，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愚昧的，思想僵化的表现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鲁迅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尖锐无情抨击的时候，心理上的震撼与痛快。中国的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宴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宴席的厨房。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这些就是鲁迅的话。这种对中国文明的痛斥，真是畅快淋漓，振聋发聩。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从少年时代形成的基本立场就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彻底批判，对孔子的完全否定大快人心，中国落后的根源就在于中国文化本身。中国文化只是拖累中国前进的包袱而已，必须抛弃，才可能进步。而中国之进步不过是人类进步之一部分，实现这种进步，即便完全抛弃中国之特性，亦毫无可惜。什么孔学儒教，什么民俗国学，不过是愚昧落后复古保守的同义词。一切试图为孔子招魂，恢复孔子名誉地位的做法都是封建糟粕之回潮，都是对历史之反动，必须给予迎头痛击，坚决抵制。更不必说后来还要糟糕的程朱理学之类了。这样的观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动摇的。 然而现在的观点是改变了。为什么会改变呢？并不是因为觉得态度应该折中一些啊，或者前面所说第二第三种态度更英明一些啊。而是因为主流历史观念所构建的那套体系本身就错误。如果更深入了解一些东西，即便仅仅是只鳞片爪，也可以发现这套体系虽然深入人心，其实千疮百孔，到处都是用随心所欲的臆断来代替历史的实际。我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首先从思想文化角度来分析一下。一个国家最大的秘密就是纳税人的钱最终去了哪里
Ⅱ、从传统思想文化角度对主流历史观念初步怀疑一、程朱理学的真相先说程朱理学，我们大部分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大约总不外乎是存天理，灭人欲。压制人性，扼杀活力，统治者的愚民工具，麻醉人民的思想毒药，精神刽子手等等，总之百无一是。甚至某些人为了给孔孟学说洗白，也不惜拿程朱理学开刀，痛斥程朱理学如何歪曲孔孟原意云云。正因为一直抱着这样的印象，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下面这段话的时候，心中是震撼加迷惑，这是主流历史宣传所告诉给我们的那个朱熹吗？这段话是什么呢？是朱熹在写给陈同甫的一封信中说的话。“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於义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末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间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36册）汉高帝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作为明君的象征和代表，甚至是最好的皇帝的代表。即便是现在，许多人一提到唐太宗都是眉飞色舞，崇拜的五体投地。可就是这样的明君，这样的好皇帝，却被朱熹毫不客气的评点为“无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假仁借义以行其私”。如果最好的明君都不过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那其他等而下之的皇帝，在朱熹看来又当是如何呢？实际上在其他地方，朱熹还说，汉唐之君，“其全体只在利欲上”，这分明就是撕去了笼罩在皇帝身上那层温情脉脉的神圣面纱主流历史宣传灌输给我们的印象，程朱理学就是让人当皇帝的驯服工具，让人都当奴才的思想，能和这些话对上号吗？假如说这些话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我们来看看明朝的遗民吕留良。许多人知道吕留良是因为清朝的文字狱，知道他是一个有强烈反清复明思想的人物，死后尸体被清廷从棺材里挖出来凌迟碎割，一些武侠小说包括鹿鼎记里都可以看见他的名字。至于他的孙女吕四娘在民间传说里更是取下雍正头颅的女侠。但未必知道吕留良本身恰恰是一个程朱理学最坚定最忠实的信奉者宣扬者。吕留良的大部分著作应该已经被清廷销毁，无从得见，但也有些内容，逃过罗网，侥幸存留至今。钱穆的著作中摘引了一些内容片段，这里不妨也转引一些，让大家看看说的是什么。“秦汉以后，许多制度，其本心却绝是一个自私自利，惟恐失却此家当。……此朱子谓‘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汉唐以来，人君视天下如其庄肆然，视百姓如其佃贾然，不过利之所从出耳，所以不敢破制尽取者，亦惟虑继此之无利耳。原未尝有一念痛痒关切处耳。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历代因之。后儒商商量量，只从他私利心上要装折出不忍人之政来，如何装折得好？”“故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谓之天禄。天禄本于农，禄自农生”吕留良的说法和一些解放后政治教科书中的说法其实颇为相似。即皇帝是地主头子之类，就算对百姓好，也是为了维护自己长远利益，不敢剥削太厉害以至无法长久维持云云。至于说皇帝和官员的俸禄其实都是农民供给，是农民养活了他们。这和解放后宣传的的劳动者养活了统治者也是一样的意思。显然，在吕留良这里，程朱理学不是什么压制摧残人民的思想工具，恰恰相反，思想批判的锋芒是指向皇帝，指向统治者本身。而且严格说来，吕留良对程朱理学进行的这种解释和阐述，并非是他个人的发明，而正是符合程朱理学创始人的思想逻辑。而且在明代，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是这样的角度来理解程朱理学，并且以程朱理学为根据，对皇帝的行为进行种种规范约束，甚至直接指责皇帝，漫骂攻击皇帝，只是吕留良的阐述显得更为通俗而已。通过朱熹本人的话以及吕留良的话，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主流宣传告诉我们程朱理学就是让人们给皇帝当奴才这样的说法是有很大的问题。
那么程朱理学的思想是否仅仅局限于社会伦理，政治观念呢？答案当然是否定。这个问题如果要详细阐述起来也需要不少的篇幅，这里只说一点。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大师李约瑟对朱熹的推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李约瑟对于朱熹给予的评价之高，可能是大部分中国人所难以想象的在科学出版社1990版的第489页上他说朱熹“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这一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人物”。第498页上说：“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第506页上说“并且朱熹对宇宙本质的洞察力，因此就要比他的任何中国和欧洲的注疏者和翻译者所承认的更为先进得多”第524页上说朱熹“这位中国所曾产生过的，最伟大的，集大成的哲学家”，第526页上说“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及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第527页上说“宋代理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伴随而来的是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本身的各种活动的史无前例的繁盛”，第528页上说“我相信由理学所总结的中国思想对欧洲思想的贡献，比迄今为止人们所充分认识到的要大得多”，我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烦的引用李约瑟的话，那就是让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在中国被主流历史宣传矮化丑化甚至妖魔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朱熹和理学思想，在李约瑟这样一个受过西方严谨科学训练的卓有成就的科学家那里，却能受到如此高的评价。这里面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主流宣传灌输给我们的那套程朱理学就是吃人的，反动的，保守落后的，是否和事实相差太远了？我们有多少人，在程朱理学半本原著都没有看过，除了存天理灭人欲之外根本不知道程朱理学说的是什么东西的情况下，一提到程朱理学就不屑一顾嗤之以鼻的，而且还确信自己的这种鄙视的态度是万分正确的？这种自信究竟是从何而来？一个国家最大的秘密就是纳税人的钱最终去了哪里
二、从明代的一些事实进一步看主流观念对传统文化的歪曲程朱理学还可以说仅仅是学术思想上的一个具体对象，那么从更广的范围来看，情况又如何呢？通过对明代一些历史事实的考察，可以看到歪曲同样非常严重。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愚昧落后甚至凶残的地方，并不是其自身正常发展的结果，至少在明代是如此！这方面我们必须还中国传统思想，传统文化一个公道！对中国传统的指责有很多，这里不妨对最常见也是最典型的三个做一下分析，这三个指责一是礼教吃人，二是狭隘排外，三是僵化专制。1、礼教吃人么？五四时期批判吃人的礼教，也即所谓在礼教的约束下，妇女只要有稍微违背礼法，就可能遭受羞辱，甚至被剥夺性命。鲁迅的小说《祝福》中就描绘了祥林嫂因为嫁了两个丈夫，就遭受种种歧视，以至最后悲惨死去。可实际上，这种现象真是中国文化正常发展的结果吗？明朝的情形是什么样的？稍微看一些明人的记载以及当时通俗小说中所描绘的情形明人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委禽从人，原无定主。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谓之人尽夫，亦可也”人尽可夫，在现在看来也是一句骂人的话，但在谢肇制的解释下，这句话却被赋予了一定程度上婚姻恋爱选择自由的意味，也就是男人固然可以选择自己老婆，妇女也可以选择自己丈夫。既然可以选择，那范围当然就大了，只要是个人，当然至少应该是没有血缘关系男人，都可以是丈夫。所以谓之人尽夫，亦可也五杂俎还有一段话是说“即今国家律令严于不孝不忠，而妇再适者无禁焉。淫者，罪止于杖而已，岂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责于妇人女子也？”也就是按照明代法律，并不禁止妇女改嫁，对通奸的行为，处罚也很轻微。当时的普通百姓又如何呢？大家不妨看看明人编写的《三言二拍》，《喻世明言》里的第一个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蒋兴哥的老婆王三巧在丈夫外出经商时，和别人勾搭成奸，蒋兴哥回来得知，并没有因此对王三巧如何打骂吵闹，相反只是自己伤心之余，写了休书，听凭王三巧改嫁。王三巧的父母也没有怎么责怪她，反而安慰她说“恁般容貌，怕没人要你？少不得别选良姻，图个下半世受用。你且放心过日子去，休得愁闷”王三巧真改嫁的时候，蒋兴哥不忘旧情还把十六个箱笼当陪嫁送给她。甚至后来两人因为不忘旧情还破镜重圆。说句实话这里不但看不到什么礼教吃人，而且当事人的态度似乎比现代人还开通。现在如果丈夫发现老婆在外偷情，那还不视为奇耻大辱？勃然大怒，恩断义绝，夫妻彼此视为仇敌估计是少不了的。就算离婚，恐怕也要为争夺财产闹得鸡飞狗跳。
再看《警世通言》的第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讲的是明代宣德年间，一个丘姓人家，丘元吉，娶妻邵氏，夫妻两人非常相爱，丘元吉不幸病死，邵氏非常哀痛，发誓终身守结果怎么样？男方和女方的亲属，是看见她要守寡，非常高兴，大力怂恿吗？恰恰相反！非但不鼓励不支持，反而轮番上来劝说她不要守寡，“父母家因其年少，去后日长，劝他改嫁。叔公丘大胜，也叫阿妈来委曲譬喻他几番。那邵氏心如铁石，全不转移。……众人见他主意坚执，谁敢再去强他。自古云：‘呷得三斗醋，做得孤孀妇。’孤孀不是好守的。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虽做不得上等之人，还不失为中等，不到得后来出丑。正是：作事必须踏实地，为人切莫务虚名。！”从这个描写来看，原来在明代，亲属对守寡的态度是不支持的。作者的态度，也分明是不支持寡妇守节的，所以才说“替邵氏从长计较，到不如明明改个丈夫”再比如《初刻拍案惊奇》的第六卷中说贾秀才的老婆巫氏，被人用药迷昏后奸污，贾秀才得知以后，是因此对老婆嫌弃吗？恰恰相反，反而安慰她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今若轻身一死，有许多不便。”后来贾秀才夫妻两人合谋设计报仇成功，“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越相敬重”。这也是妇女尽管失身，但其亲人丈夫非但没有因此心生嫌弃，反而“越相敬重”的例子。再如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第34卷中说“男女大欲，彼此一般”一长段议论也可以看出明人在男女问题上通情达理的态度了，远不是后人所污蔑的那种森严苛酷。从明代社会发展的情况来看，所谓礼教杀人，决非本来中国文化按照自身逻辑正常发展下呈现的面目。
2、狭隘排外么？礼教问题是如此，再以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来说一下。按照一些人的说法，中国文化从明代开始就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愚昧排外，以天朝上国自居，清朝时期统治者的愚昧表现，也不过是这种传统的延续而已。鲁迅也说中国古人对外国人向来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把他当禽兽，一种是把他当主子，从来没有当成平等的人来看待。事实果真如此么？恰恰相反，明代时候中国文化显示出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胸襟广阔的气象，决非是清朝统治时期呈现的那种狭隘猥琐，排外闭塞的光景。就以最通俗的例子而言，吴承恩的《西游记》讲述的就是西天取经的故事。这样一个中国从外国引入宗教思想的故事，明人不但没有抵制排斥，然而津津乐道，添油加醋，详细扩展，生动描写，这种心态本身就是很开放的另外从当时在明的西方人记载也可以看出明朝人具有的开阔胸怀。传教士艾儒略记载的万历天启年间担任过明朝内阁首辅的叶向高事迹，当时利马窦死后，明朝政府赐予葬地。有人就问了，为什么偏偏要给利玛窦这么优厚的待遇。叶向高怎么说的？他说“即其译《几何原本》一书，即宜钦赐葬地”明朝的内阁首相如此看重几何原本，这样的胸襟见识足够让今天的人拍案叫好。在明朝呆了二十多年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说“中国人爽快的赞颂邻国的任何德行，勇敢的自承不如，而其他国家的人，除了自己国家的东西以外，不喜欢别的东西。中国人看见来自欧洲的产品，即使并不精巧，仍然发出一声赞叹。……这种谦逊态度真值得称羡，特别表现在一个才能超越他人的民族上，对于那些有眼无珠、故意贬低所见东西的人物，这是一个羞辱。”这是某些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中国古代的人就是保守闭塞，狭隘排外，盲目自大吗？大家可以再去看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 : 明代:调适与会通》这本书，明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是相当开放的。比如瞿式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也就是说只要忠信明哲，就算在很遥远的地方，那也可以把他们当成我们一样的文明人看待。如果是昏暗愚昧，寡廉鲜耻，就算在距离我们很近的地方，那也是野蛮人。还有“尝试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则自赤县神州而外，如赤县神州者且十其九，而戋戋持此一方，胥天下而尽斥为蛮貉，得无纷井蛙之诮乎！”也就是中国所占的土地也不过是整个地球的一小块，守着这一块地方，而把世界上其他地方都看成是野蛮人，这不是井底之蛙吗？对比一下清末，被洋人大炮轰上门来，诸如林则徐之类，还以为洋人是膝盖不能打弯的怪物，还把西方人看成所谓夷狄，这差别是太大了 正因为明朝人的心态普遍开放，所以正如李申在《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这本著作第860页里说的那样，明朝“没有人号召‘师夷之长’，因为根本用不着号召。明朝人对待各种技术的一般态度是：只要好，我就用，不管它来自哪里。”尽管当时西方殖民者多次侵略骚扰中国，被中国军队打败，但明朝政府依然能够积极的向被自己打败击退的敌人身上学习好的东西正德十六年，明朝政府下令将占据屯门（也就是今天的香港和深圳一带地区）的葡萄牙人驱除.葡人被打的溃不成军，很多人被明军俘虏。当时负责此事的汪鋐，缴获了许多葡萄牙人使用的枪炮．他马上上疏给明朝政府，说这个兵器潜力很大，威力很大，要求大量仿制改进并装备部队．明朝政府马上听从了汪鋐的建议，并提升汪鋐为右都御史，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以后明代的火器基本上都是相当敏锐的紧跟整个世界的动态，一发现最新式的火器，马上就是不遗余力的大规模仿制和改进，到最后无论在火器的研制还是火器的装备规模上已经有反超西方的趋势。甚至对于来访的西方人，明朝的官员都不会放过他们随身携带的火器，而是要拿去研究仿制。在1585年出版的西班牙人门多萨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记述菲律宾群岛圣奥古斯丁会主教马丁.德.拉达修士等人到明朝来联络消灭中国海盗林风的事情，其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下一天，总督派人去访问我们的人，向他们要一把剑，一支火绳枪和一个火药桶：因为他要据此制造。我们的人把这些送去，后来得知他们仿制了，尽管不那么完全相同。”而到了清朝统治下，这样开放自信从容的态度是荡然无存了，清朝统治者不仅自己不主动寻求对西方先进事物的学习，甚至当西方的使者比如马嘎尔尼把当时一些最先进的火器作为礼品送到乾隆面前的时候，也仅仅被当做玩物。统治者的愚昧程度和明代相比，不得不说是天壤之别。一个国家最大的秘密就是纳税人的钱最终去了哪里 ？
3、僵化专制么？鲁迅曾经说中国古代“异端思想不能出卧房半步”，许多人也一直认为中国古代的人都是思想僵化的专制奴才，都只能规行矩步的按照古代经典来表达思想，不能越雷池半步，没有半点思想自由，对皇权更是绝对服从。这种看法如果描述清朝统治，或许是符合事实的，但如果拿来描述其他非民族压迫时期的中国朝代，则根本谬误。还是以明朝为例。明代大儒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也就是只要你自己的心认为是错的，那哪怕是孔子说的，也照样认为是错的。如果你认为是对的，那就算是平庸普通人说的话，那也照样认为是对的。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也就是天下的公道和公学不是朱熹和孔子可以垄断的。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明代的李贽大家都是知道的，他提倡自私，所谓“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适，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李贽还说“我以自私自利之心，为自私自利之学，直取自己快当，不顾他人非刺”。李贽常常被一些人当成是明朝专制的牺牲品，根据就是他七十六岁的时候被明朝政府抓了起来，关在监狱，然后在监狱里他自杀了。那事实如何呢? 如果论思想的，他的焚书是在他六十四岁的时候就编写的，万历十八年出版，要抓那就早抓了，何必过十几年，到万历三十年才抓起来，李贽被抓，更主要的人他本身言行偏激，得罪人不少，再加上一些人编造了他行为不端，勾引妇女的谣言，张问达弹劾他的奏疏里就说他“与无良辈游于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一境如狂”，而且对他的处置如何呢？是让他饱受虐待，而后他不堪虐待凌辱而自杀吗？李贽的好友袁中道的《李温陵传》中说“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也就是没有给他定什么罪名，对他的处置也不过就是让他回家乡而已，而他在监狱内的待遇也很好所谓“读书作诗自如”，甚至还可以叫人来服侍他，帮他理发。最后是他存心要当烈士所以才自杀的。其实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按他学生汪本钶的话是“先生尝自言曰：‘一棒打杀李卓老，立成万古之名。’一棒与引决，等死耳，先生岂死名者哉！”。也就是李贽自己是希望明朝政府能够一棒把他打杀，那样他就是烈士了，就可以成“万古之名”了, 反正他活到七十六岁高龄早就够本了。可惜明朝政府竟然不能让他如愿，仅仅是让他这年近八旬的老翁回到家乡去。这他恼火啊，难受啊，屈辱啊，这不是要剥夺他万古流芳的机会吗？活到将近八十岁，才逮到这么个机会，容易吗？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如果老死了，病死了，那对于他来说岂非永远失去“成万古之名”的机会了？于是乘着还没有把他放出来的时候赶快自杀吧，果然让他如愿。现在的人确实把他包装成饱守反动专制的明朝政府迫害的烈士了，绘声绘色唾沫横飞的描述李贽如何英勇，而明朝政府如何残暴，如何丧心病狂迫害他。估计李贽在九泉之下，笑得嘴巴都要合不拢了。他的学生说“人谁不死，独不得死所耳！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李贽没死的时候，他的著作就是最火的畅销书，死了之后更是畅销书，其流行基本没有受到阻碍其著作畅销流行程度从如下的事实可见一斑，一些书商为牟利，甚至聘请人假冒李贽的文笔语气写书。当时的盛况可从万历时期初版由汪本钶编集的《续焚书》中李贽生前的朋友学生写的几篇序中窥见一二。比如汪本钶本人写的《续刻李氏书序》，张鼐写的《读卓吾老子书序》。还有李贽生前最好的朋友，曾经考中过状元，又担任过太子老师的焦竑写的《李氏续焚书序》这些序里说的都是李贽的书风行全国，火得不得了，几乎人手一册，书商为赚钱，都找人假冒李贽的名字写书，“假托者众，识者病之”，这种盛况就如现代一些写手看金庸武侠小说畅销，于是取些什么“全庸”“金庸新”之类的名字出版武侠小说，骗人眼球。这种异端思想家著作流行畅销的到“假托者众”，恐怕现在的中国都难以想象吧。2004年春之卷的《中国文化研究》上张学智在《对泰州学派的研究亟待加强》一文中说“……李卓吾的影响则是全国性的，大有登高一呼，一境皆狂之势。”当时的西方还在上演火焚布鲁诺，迫害伽利略的专制悲剧。可以说就思想自由而言，明代中国是远远走在西方的前面。 再说对皇帝以及政府的态度而言，明代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把自己当成过皇帝的仆从奴才，相反非常注意自己人格的独立，思想的独立。朱元璋时期就有这样的记载，钱唐给朱元璋讲课，坚决不下跪“唐为人强直。尝诏讲《虞书》，唐陛立而讲。或纠唐草野不知君臣礼，唐正色曰：‘以古圣帝之道陈于陛下，不跪不为倨。’”还有周观政（观政亦山阴人。以荐授九江教授，擢监察御史。尝监奉天门。有中使将女乐入，观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观政执不听。中使愠而入，顷之出报曰：“御史且休，女乐已罢不用。”观政又拒曰：“必面奉诏。”已而帝亲出宫，谓之曰：“宫中音乐废缺，欲使内家肄习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知识分子们不是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臣妾与奴才的角色，而是把自己定位在皇帝的老师上，如王阳明的弟子，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说“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万物依于己，故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出不为帝者师，失其本矣；处不为天下万世师，遗其末矣。”明确反对那种卑躬屈膝的妾妇之道“若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己不能尊信，又岂能使彼尊信哉”，“不待其尊信，而衔玉以求售，则为人役，是在我者不能自为主宰矣，其道何由得行哉？”更有甚者，一些明代知识分子干脆把皇帝，把政府抛在一边，完全否定出去作官的必要性，而是主张用自己的学说与行为直接干涉影响社会。泰州派的何心隐说“若在樊笼恋恋，纵得以展高才，不过一效忠立功耿介之官而已，于大道何补？直须出身以主大道，如孔孟复生于世，身虽不与朝政，自无有不正矣” 再从政府本身的角度来说，明代政府政务相当公开透明，官员的上疏，皇帝的批示，文件往来，经常被印刷出版，天下人都能对此评头论足。明人于慎行《谷山笔塵》卷十一有一则记载“ 南宋时元兵南下，诏中外不许传播边事。此虽末世之政，然于军国机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报有留中未下先已发抄者，边塞机宜有未经奏闻先已有传者，乃至公卿往来，权贵交际，各边都府日有报帖，此所当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体，明如悬象，原无可掩。设有造膝附耳之谋，不可使暴于众，居然传播是何政体。又如外夷情形，边方警急，传闻过当，动摇人心，误事大矣。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当事大臣，利害所关，何不力禁？”也就是奏疏，皇帝没有批示就已经广为传抄；边塞军事消息没有奏闻就已经散播；“公卿往来，权贵交际”的情况，每天都有邸报上的报道。而报房的商人为了谋取利益，不顾事情缓急，就贩卖传播邸报上的各种消息。有些人以为明代中国没有现在这样为商业利益而贩卖的报纸，从这则记载来看，分明是错误，所谓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也就是商人纯粹为了经济利益而出版贩卖报纸的。关于明代政务的透明化，《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第37页有这样的记载“所有这些呈送皇上的书面文件和对它们的答复，都要复制很多份。这样，在朝廷所发生的事情就迅速传到全国每个角落。这种文件也编辑成书，如果其内容被认为值得流传给后代，就载入本朝的编年史”这样的公开化透明化，等于是把皇帝的一举一动，政府的一举一动都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接受舆论监督。皇帝和少数高级官员很难通过隐藏某些事实，来达到操纵控制舆论的目的。这同样让明代的舆论具有非常大的独立性。这种程度甚至是现代大部分所谓民主国家都不具备的。现代一般政府的文件，政府内部对各种政策的讨论争议，决策经过内幕很多是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需要至少几十年才可能解密，才被普通公众，普通的学者知识分子看到。而在明代，基本上政府对任何政策的讨论都无机密可言，任何决策过程，争吵过程到暴露在大众面前。以至连军国大事各种信息，都可以因为“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不顾缓急“，公开传播。也就难怪于慎行在《谷山笔塵》中要埋怨当事大臣为什么不力禁？。那么是不是明代就没有人试图在非军事机密的领域内上密折呢，只给皇帝看，不公开的奏疏呢？有的。但是只要这样的人一出现，马上就会受到言官的弹劾，皇帝也只能表示同意弹劾。崇祯长编里就有这么一个记载，当时有个官员密封言事。结果工科给事中李清就上疏说“臣谓自今而后，除行间密封，一概禁止。‘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愿皇上提此二语为中外规。而凡我臣民，亦宜涤心剖肝，各以忠告为明告 ”，崇祯是如何批示的，“帝是其言‘事关兵机，间用密奏，原属权宜，其余章疏，当明白入告，不得辄用密封，所司严饬’”也就是崇祯帝同意他的观点，并且说，事关军事机密，秘密奏报，原本就是权宜之计，而其他的奏疏，应该明白公开的上报，不能用密封，对这一点有关部门应该严厉告诫。 从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事实来看，僵化专制同样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带来的结果，而是另有原因。一个国家最大的秘密就是纳税人的钱最终去了哪里
Ⅲ、主流宣传对明代历史的丑化案例通过上面的介绍，对一些谬误大概可以有个粗浅的认识，但这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开头提到的，主流宣传给我们描绘的历史图景是中国文明在汉唐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走下坡路，一直到清代的落后。而清代的落后完全是中国传统文化自己的原罪，是中国文化基因缺陷造成的结果。这样一幅图景得以成立的关键一环就是对明朝的认识和评价，如果把明代描绘成一团黑暗，糟糕不堪，甚至所谓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那这一副图景就十分圆满了。假如说对明代整体上的丑化否定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那么这一副图景就必须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中国近代的落后必须另找原因。上面也提到了一些明代的情况，但主要还是侧重于思想文化领域，下面我们就更进一步针对明代基本制度、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选择一些比较典型的案例来分析澄清。 一、明代一些基本制度和历史事件的评价1、明代废除宰相的问题主流历史观念一直宣扬明朝是如何高压专制，一个论据是明代废除了宰相，从而加强皇权，用某些人的说法是皇权达到登峰造极。不动脑筋的话，似乎确实如此。皇帝把所有的权力都揽到自己的手里，这难道还不是加强了独裁专制么？实则这样的看法是想当然独裁专制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容易，你不但要有独裁专制的愿望，还必须有独裁专制能力。在皇帝世袭的情况下，这两点恰恰是没有保证的。所以，真要从制度上保证独裁专制，必须有帮手才行，而宰相恰恰就是这样的帮手。宰相不是世袭的，在无数官员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权力欲望和能力上都有保证，这客观上为强化专制提供了可能。有宰相的时候，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宰相帮助皇帝专制，二是宰相篡权了，那就是他自己专制。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是加强了专制独裁，而非相反。如果不考虑篡权，皇帝可以任免宰相，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宰相都会以迎合皇帝作为自己的选择，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并且因为宰相的存在，无论皇帝有什么过错，都可以往宰相身上推，宰相成为挡箭牌成为替罪羊，这客观上也维护了皇权的尊严。汉唐宋这方面的例子还少吗？认为宰相可以和皇帝分权，根本就是大笑话，须知宰相本身就是皇帝任命，也可以由皇帝直接废除的，这还谈什么分权？如果硬要说宰相和皇帝分权，那充其量也只能是宰相篡权的条件和可能性比较大，机会比较多而已，但这其实这恰恰不是分权，而是权力垄断和集中导致的弊病。之所以说明代用内阁代替宰相，是削弱了皇权，有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内阁在明代从形成到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稳定的制度惯例。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内阁首辅有封驳权，也就是说皇帝下的旨意，如果内阁认为不合理，就可以驳回，让皇帝重新考虑。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比如景帝时期，景帝希望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按照一些人的想法，这只要下一道圣旨不就行了？但因为内阁有封驳权，要想重新立太子，首先便需要取得内阁的同意。于是景帝就和他的亲信内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送钱给阁臣们，讨好他们。当时内阁一共六人，“首辅、次辅，两人都各赐一百两，以下的四人各为五十两”，温功义在《明代的宦官和宫廷》一书中对这件事情评论说“皇帝向他的臣下做出这种类似行贿的行为，真也可算千古奇谈”。可是在明朝，这种千古奇谈，似乎发生概率高了一点，以后还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嘉靖初年大礼议的事件，所谓大礼议说的明白点就是嘉靖皇帝想认自己的父亲做父亲，而把明孝宗认作伯父，而大臣们却一心要他认孝宗做父亲，而把他自己的父亲认作叔父。当时为了大礼议的事情，嘉靖皇帝和文官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按照明史记载“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皇帝下的旨意三番五次的被内阁驳回，这皇帝做的实在是窝囊，也就难怪嘉靖皇帝“常忽忽有所恨”。左东岭在《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有一段话描绘得很生动，“当嘉靖皇帝发现文官集团的态度如此强硬，他的商议求情，竟然丝毫无济于事，也就不能不采取同样的强硬态度。但无论是他涕泗不止，要‘避位奉母归’，还是声色俱厉的大叫‘尔辈无君，欲使朕亦无父乎’都无济于事。”强行下旨行不通，就只好来软的，嘉靖希望能拉拢分化一下文官，于是就发生了下面一幕，毛澄是弘治六年进士第一，到了嘉靖初年，和杨廷和等人都是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皇帝派太监给毛澄磕头，还送金子给他。苦苦哀求，皇上说了，谁没有父母啊，为什么偏偏就要让我不认自己的父母呢？就通融通融吧结果毛澄不吃这一套，反而要求辞职“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嘉靖皇帝还不答应他辞职“帝辄慰留不允”。不知道什么原因，嘉靖皇帝对毛澄的感情不错，按明史的记载，嘉靖很尊敬毛澄，“虽数忤旨，而恩礼不衰”。也就是尽管屡次违背旨意，但恩惠礼遇没有减少。毛澄死了，嘉靖还很惋惜，“其卒也，深悼惜之。赠少傅，谥文简”，后来还是文官集团内部矛盾，让嘉靖找到了认自己父亲的经典理论依据，费劲了周折，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意志正因为内阁有封驳权，可以驳回皇帝的旨意，所以明朝才闹出皇帝向大臣行贿的闹剧。万历时期，同样是为了立太子的事情，万历想立他和郑贵妃生的儿子当太子，可大臣们就是死活不同意，万历也没有任何办法，僵持了十几年，最后只能以屈服而告终。其实明代不但内阁可以封驳皇帝的旨意，而且还有各部的给事中同样可以封驳皇帝的质疑，也就是说即便皇帝的意思通过了内阁的审查，还要接受给事中的审查，如果给事中提出异议，就叫科参，那就还要退回去，而无法当成国家的意志来执行。钱穆就举过崇祯时期的例子，崇祯想暂时和后金议和，避免两线作战，内阁和兵部尚书也都默认同意了，但是过不了给事中这一关，竭力隐瞒，想生米做成熟饭再说，一旦被曝光，就只能不了了之。还有内阁成员也不是皇帝直接可以任命的，而是必须经过推选，不经过推选的内阁，除非得到首辅的认可，否则没有合法性。当然如果首辅同皇帝合作，很好办，如果首辅和皇帝是不合作的，那就很难办。嘉靖时期，为了把张璁、桂萼二人调入内阁，嘉靖大伤脑筋，大费周折，绕了一个大弯子才达到目的。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第二，从明代的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内阁更多的是要对下面文官集团负责，而不是对皇帝负责，他们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了文官集团在政治上的最高代表，如果为了迎合皇帝而违背大部分文官的意志，就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付出巨大的代价。摆在内阁面前的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一心一意的迎合皇帝，为皇帝的利益服务，成为皇帝的代言人，而不惜得罪触犯大部分文官的利益。但这样做他们有什么好处呢？是权是钱还是名？论权，做到内阁首辅已经是顶峰了，再想要更大的权不可能，再怎么做，也不会变成宰相那样名正言顺集众多大权于一身。论钱，俸禄就是那么一点，再加也加不到哪里去？如果想靠贪污受贿获得额外收入，那也可以，但绝对不能太出格，否则成为众矢之的，被言官不断弹劾，那就等于是自己引火烧身，最后落个抄家的结局就惨了。所以钱也不可能增加到哪里去。论名，如果一心一意迎合皇帝，而与文官集团作对，那只能落得一个臭名昭著，千夫所指的下场。好处没有多少，坏处倒是无穷无尽，成天陷入文官集团群狼一样的围攻漫骂之中，心理压力是相当巨大的。王锡爵是万历二十一年的首辅，只是因为对万历三王并封的要求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就被舆论骂得走投无路，以至他的两个学生对他说“‘此事外廷皆欲甘心于老师，恐有灭族之祸，贻秽青史。’边说边痛哭流涕”。他自己也向万历诉苦“天下必纷起责难”“臣即粉身碎骨，全家族灭，犹有余辜”“一向颇有清名，独为今春册立一事未定，而遭外廷唾骂”迎合皇帝和文官集团作对，结果是只能依靠皇帝，而皇帝是最善变，最靠不住，万一哪天不讨皇帝的欢心，就真的左右不是人，里外不是人，再加上文官集团群起围攻，那绝对是没有好下场。而另一个选择，如果顺应大部分文官的要求，成为文官集团的利益代言人，那么即便得罪了皇帝，也不过是免职回家，以后有的是东山再起的机会。就算最糟糕的下场，因为触怒皇帝，而自身难保，但因为文官利益集团做后盾，也不会累及子孙，而且有一个好名声，以后的好处无穷，是非常良好的政治资本。所以，说来说去，内阁成员犯不着为了皇帝去得罪其他文官，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力。没有宰相的权力和地位，名不正言不顺，却要承担宰相的罪责，去充当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这是何苦来？嘉靖中后期是明代少数几个皇帝能够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任意威福、左右群臣的时期之一。而这一点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正是嘉靖皇帝提高了内阁的地位，特别是让严嵩成为担任内阁首辅，却拥有宰相一般的权势地位声望的角色，凌驾在其他官员之上，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控制管理朝政。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严嵩成为了嘉靖皇帝的挡箭牌，替罪羊。嘉靖统治时期所有的罪责过错都被推到了严嵩的头上。这也是为什么嘉靖中后期能够一心修道的同时，还能摆脱文官集团的骚扰，实行跋扈专制的统治。类似的还有万历初年的张居正为推行他的那个半吊子改革和皇帝结成的联盟。严嵩、张居正两人，一个谋私，一个为国，都是名为内阁首辅而实为宰相。一个为了迎合皇帝，一个为了国家利益，和皇帝结成联盟，都以不惜得罪整个文官阶层为代价，最后的下场都极惨，都落得一个声败名裂，家产被抄，子孙受罪的结局。有这样惨痛的例子作为前车之鉴，那么以后的内阁首辅再愚蠢，也决不会再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决不会再去做这种身为内阁成员，却去讨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样虎视耽耽的文官团体是绝对不能得罪的。还是安分守己的做好文官集团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才是正经。而一旦内阁回复到内阁的地位，那么皇权就必然极度衰弱，在大部分事情上皇帝无法贯彻自己的意志，表面上皇帝还是很威风，但实质上已经沦为傀儡，沦为党争的工具有人把万历的在立太子问题上的屈服和消极抗争归因于他个人软弱的性格，根本错误。实际上嘉靖的大礼议也只是在嘉靖初期的几年，如果不是因为张璁，桂鄂等人冒出来引经据典给嘉靖的主张找到合法性的根据，嘉靖也只能屈服了。而万历立太子的问题上，足足和文官集团耗了十几年的时间，论意志他已经是比他祖父都要顽强都有韧性，最后之所以屈服，是实在耗不下去了，实在找不到能帮他忙的文官了。关键的问题在于严嵩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哪个文官愿意充当这个和皇帝结成联盟的阁臣角色，再没有哪个文官敢于充当这个为了迎合皇帝而宁愿得罪整个文官群体的角色！找不到文官的支持，万历当然就无法贯彻他自己的意志。明朝中后期皇帝就是要在一件小事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都有承担暴君骂名的危险，正德皇帝就是前车之鉴，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哪个皇帝是愿意自己被骂得狗血喷头一文不值的?如果他能操纵舆论控制舆论倒也好，可是在明代他偏偏不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软弱屈服来结束了。钱穆对中国古代是否专制问题上，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你若只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君权专制，只是高压黑暗，你虽可欺骗现代不读书的中国人，但若使古人复起，他到底要喊冤枉。”但就是钱穆也被陈见束缚，认为明朝废除宰相，还是加强了君权的。但实际上以前朝代有宰相的时候，皇帝想要实行独裁专制的可能性还高一点，皇帝自己懒惰自己能力低一点不要紧，只要找个能干的宰相来帮他就行了。而到了明朝，废除宰相之后，即便是这样的可能性也被剥夺了！
2、明代的宦官专权的问题有些人一提到明朝，印象就是宦官横行，甚至说明朝是宦官皇朝，是中国历史上太监最厉害的朝代。还有一些明朝背景的电视剧，不管具体时期是什么，都把太监表现的不可一世的样子。可实际上，明代真正称得上权势熏天作威作福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不到的时间。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神宗晚年时期甚至是“司礼监用事太监寥寥无几，东厂荒凉得青草满地”。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们本身甚至有过街老鼠的味道（其手下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打伤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武昌，太监陈奉手下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直到同一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这就如同用十年文革来代表整个解放后中国历史一样。有些人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叹为观止了。
3、重农抑商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 不过多展开，只说两点第一如果按照传统历史学术界那种论证法，中国古代无论实行何种政策，都必然会被看成是所谓重农抑商。政府对工商业控制管理比较严，征收赋税多，那当然是被说成重农抑商，因为这是政府压制剥削工商业厉害；如果是政府对工商业控制比较宽松，征收赋税少呢？对不起，依然被说成重农抑商，因为这是政府对工商业不重视。这种所谓的历史研究，没有确定的标准，也没有逻辑可言，相反的事实可以支持相同的结论，唯一的目的就是如何给中国古代贴上他们希望的那个标签。 第二点，如果按照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概念。那明代中国恰恰是重商抑农，而不是什么重农抑商对商人来说，总是交的税越少，越能刺激经商热情，就是现在国家也有为了刺激某地商业繁荣，设立免税区或低税特区之类的事情明朝从建立之初，商业税就被压低到惊人的程度，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明史》）洪武时期.山西平遥一个地方官员，比较能干，在恢复增加商业税收上成绩突出，按照考核，应该受到表彰，结果到了朱元璋那里，反而被批评成是“剥削下民”，受到惩处还有一个商人，他的货物销售情况不好，到官府告发，说是某地官吏为了向他收税，把他留了下来，耽搁了时间。结果朱元璋杖责了收税官吏，还让他按照货物价值赔钱给商人。明代前期商业税收虽然低，但好歹还是实打实的收上来。但到了后期，则根本就是如同儿戏了。象在唐宋时期作为占据政府财政收入比例一半多的盐茶税，在明代完全微不足道。按照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一书，一些产茶大省，收的税，低到荒谬的程度，比如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可是一年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这还算是多的，浙江的茶叶税收只有六两，云南是17两，据说是用几乎贬值成为废纸的大明宝钞来评估税额。偷税漏税成了官员故意纵容鼓励的结果，有个叫邵经邦的官员在他主管的收税机关里，规定一年只收三个月的税，其他时间任由商人往来。有个杨时乔的官员，他在杭州收税的时候，让商人自己写自己的收入，自己决定应该缴纳多少税。而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受贿贪污才这么做，相反是被明代的制度和舆论看成道德崇高的好官，因为这是所谓的不与民争利收税低，管理宽松，从当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记载也能看出来西方传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说在海关 “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从这段记载来看，所谓检查商人的货物不过是走走形式，基本上商人自己愿意交多少就交多少。甚至如果假装不是商人，那就无论带多少货物都不会被征税。在这种装装样子的检查之下，大量偷税漏税的行为恐怕是占所有商业交易的绝大部分了。税收低到几乎没有，偷税漏税很方便，商人负担也比从事农业要小得多，再加上经济发展自然趋势。结果就是明代国家经济的重心不断向工商业偏移，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这可以说是明代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实际上，从明朝初年，这种趋势就已经初露端倪。明初文人张羽（来仪）《静居集》卷二《贾客乐》中说：“姓名不系官籍中”“人间何如贾客乐”同时代的徐贲也有《贾客行》一诗，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意思：“贾客船中货如积”“姓名不入州司籍”“相期尽说莫种田，种田岁岁多徭役。”这两首诗表达的意思大体相同，反映的现实正是国家对农业人口的管理相对比较严格，而对工商业人口的管理相对比较宽舒。到了明代中后期，关于农业人口流失，商业人口过多的记载就更多了比如丘浚说：“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农民无远虑，一有收熟，视米谷如粪土，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饰日用之需。”何良俊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林希元说：‘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朱国桢说“近年（万历天启间）农夫日贵，其直增四分之一，当务农者少，可虑！可虑！”从这些记载来看，到晚明时期，已经是工商业过度发展而农业相对萎缩，甚至明朝末年的财政困局都和这点有关系，有远见的人甚至已经产生“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的忧虑。不管怎么说，按照通常意义的理解，明代的情况只能是重商抑农，如果颠倒过来说成是重农抑商，那真是在开玩笑了！至于在对概念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基础再来讨论重商还是重农，就非这里的篇幅所能容纳了。
4、郑和下西洋一提到郑和下西洋，许多人都会做出一副启蒙愚民的面孔，唾沫横飞的告诉我们，郑和下西洋没有什么值得吹嘘，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纯粹摆阔气的面子工程，祸国殃民，难以持续，也没有积极意义。这种观点，我上初中的时候，初中历史老师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不过后来多看了点书，同时看见有些人歌颂清朝康熙乾隆所谓七下江南之类的肉麻劲，心里就有些疑惑。说郑和下西洋是炫耀，是为面子。好啊，你那个康乾盛世也来给我炫耀这么一回，别尽折腾些什么下江南之类的玩意儿了。不是把什么康乾盛世，吹的天上有，地上无，天花乱坠吗？来这么七次下西洋的活动，应该不成问题吧！被人贬斥的一文不值明朝都能做到的事情，你伟大清朝就做不到么？可惜的是，一次也没有！哪怕能有一次类似郑和下西洋的举动，就要给那些清朝统治者磕头，谢谢你大爷了，你好歹也算出去见见世面，也不至于后来洋人打到你头上才一副大梦初醒的模样吧。说明朝炫耀，面子工程，你好歹也要有这个资本吧！你要有这个资本，炫耀又如何？有面子有如何？总比清朝那些统治者只知道龟缩在国内，蝗虫过境一样下江南，还没脸没皮的认为自己是什么是天朝大国强得多吧！ 而且多看点资料，说郑和下西洋是赔本赚吆喝，是打肿脸充胖子，本身就是不了解事实的胡扯蛋。下西洋最频繁的是永乐时期，大家来看一段清朝编写的《明史》食货志上对于永乐时期经济状况的记载“永乐中，既得交阯，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这段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明史里黑字白纸写的！“宇内富庶，赋入盈羡”这就是明史对永乐时期经济状况的总体评价 至于郑和下西洋对经济的具体影响，明人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第九卷佛郎机条中说“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严从简的意思是，永乐年间下西洋，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而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这些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而致富，国库也充实。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一个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太监上奏的意思更不必多说了。 有些人好像一直以为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是倾尽全国之力，才勉强办到的。而实际上，永乐时期，除了郑和六下西洋之外，办的大事情实在太多了。北方是朱棣五次亲征大漠，每次五十万大军。把蒙古人打得丧失了基本的勇气和信心，前几次还敢打一下，后来几次就是被打怕了，只剩下望风而逃。也就是一听见朱棣要来了，连试着打一打的欲望都没有了，赶快逃吧，逃得越远越好。南方是派张辅四次征服平定安南，第一次军队数量按明史《张辅传》记载就是“兵八十万”，后面几次想来军队数量也不会少。这是大规模军事行动，不断南北出击，左右开弓，令人瞠目结舌了。论大规模工程。从南京迁都到北京，营建北京故宫，这是众所周知的。还有现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武当山建筑群就是永乐时期造的，因为是在高山峻岭上修建，其工程量和难度比故宫有过之无不及。还有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十万多人建造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虽然在清代大报恩寺琉璃塔被毁了，但曾经看到过这个建筑的西方传教士，无不赞叹其瑰丽壮观，称为中古世界的建筑奇观之一，这个工程规模巨大程度可能还远远超过了武当山建筑群和北京故宫。此外疏浚大运河，修长城也都是在永乐时期干的事情。此外永乐大典，永乐大钟都是有名的了也就不必多说了这上面六七桩事情，每一件都是要花大钱的，随便拿出个两三项来放到其他朝代，就可能把一个国家压垮，想想隋炀帝，也不过就是修大运河再加上征高丽，结果就土崩瓦解。而永乐时期，同时干这六七件大事，再加上郑和六下西洋，而明史中对永乐时期经济状况的总体评价还是“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也就是国家富裕，收入远远高出支出，有大量盈余（盈羡），粮食多得吃不完，放在仓库里都烂掉了。那就只有两个可能，如果象一些人所说，郑和下西洋是个赔本买卖，那只能认为永乐时期明朝中国的富裕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六下西洋这么巨额支出再加其他的大事，居然还是“宇内富庶”。另一个可能就是如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的记载那样，郑和下西洋是赚钱的，不仅国家赚钱，而且平民百姓也因此赚钱。至于哪一种可能性更高，就要看每个人自己的判断了。 或许会有人问了。假如下西洋是赚钱的，那为什么官员极力反对要终止呢？我的观点是，如果像郑和这种规模的下西洋，私人海商根本就无力竞争，利润就全垄断在国家手里了。明代相当多官员都是各地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海上贸易这块肥肉，他们当然不愿意一直被垄断在国家手里，肯定要竭力反对。刘大夏要把郑和航海档案藏起来多半不是因为藏起来国家就没有技术能力去下西洋了，实际上郑和之前也并没有郑和。而更可能是因为要隐瞒郑和下西洋实际上给国家政府带来高额利润回报的真相。 还有很流行的说法是，郑和下西洋只是当时风光了一下，停了也就完了。没有起到持续长久的深远影响。这种说法就更是扯淡，郑和下西洋培养了大量航海人才,这是后来民间航海兴起的最好基础。下西洋让中国商品开拓了海外市场，也让海外商品在中国开拓了销路。下西洋也极大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当时广东的冶铁中心佛山就是在下西洋过程中崛起。可以说郑和下西洋，为后来明代民间航海贸易的发达奠定一个雄厚的基础。明代虽然有所谓海禁命令，长期以来不过是一纸空文。嘉靖时期唐枢在《复胡梅林论处王直》中提到实际的情形“若其私相商贩，又自来不绝，守臣不敢问，戍哨不能阻”根据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万明的专著，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结束前后，“福建沿海的海商已开始发展起来，……到明中叶成化、弘治年间，东南沿海地区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已经冲破朝贡贸易与海禁的藩篱，极其迅速的发展”明代中后期私人海上贸易空前繁荣，实际上本身就和郑和下西洋开的头有巨大关系。而明代中后期私人海上贸易发到什么程度？说明朝中国是当时整个世界范围内海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都半点不夸张.《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第241页中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有一点是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做出的估算，证明了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占美洲产量一半的世界白银流入了中国，总数庞大。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这么多的白银，是用中国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过去显然是低估了，应该重新给以评价” 在樊树志的《晚明史》中也有这方面大量资料“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全汉升分析，在晚明数十年中，每年开抵马尼拉港的船舶，……中国商船要占绝大多数，有时甚至等于进港船数的全部。在明代，中国商船在马尼拉港的进口税中所占的比重是最高的，年中国商品进口税在全部进口税中占36%，到了1611年，中国商品进口税占全部进口税的91.5%””《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一书第38页中有这样的记载“明代，中国海商资金雄厚，对南洋各地土产有很强的购买力”，西方的公司没有办法和中国商人竞争，根据当时西方人的记载“1640年，一个中国商人在暹罗收购大量皮革，最初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代表范佛里特想用高价收购的办法来彼此竞争，但没有成功，这个中国商人更由此不还价的收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末出现了以郑芝龙为首脑的超大型私人海上贸易军事集团， “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一位德国学者评论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 不过有些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当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他们说这是官员控制的海外贸易，压制私人海上贸易，所以是反动是落后，是毫无意义。而到了明朝中晚期，私人海上贸易空前发达的时候，他们又说了明代官方不注重航海贸易，所以都是私人在干海上贸易，仍旧意味着明代的落后黑暗，仍旧是毫无意义。那如果官方重视航海贸易，组织官方的贸易船队，或者大量征收海外贸易税收和私人航海贸易同时进行，你以为他们就会因此说好话了么？不会的，他们的说辞就会变成明代海上贸易始终在封建统治者的严密控制之下，或者是官商勾结，政府过度干预控制造成压制摧残云云。这不是我在说笑话，而是一大批所谓研究明史的论文里常见的论调。明朝后期对海船收的税远远小于郑芝龙对商船收的税，就已经被某些明史专家破口大骂成残酷剥削了。 总而言之，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都是可以把明代贬低的一文不值，对他们来说没有确定的标准，唯一的信念就是如何论证明代的黑暗保守落后。这样的人，其实是战无不胜，因为完全相反的事实对他们来说都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
二、对明代一些皇帝的丑化案例 1、朱元璋残暴的问题有些人一提到明朝的朱元璋，就一副义愤填膺，痛心疾首的样子，朱元璋杀功臣啊，严刑峻法啊，残暴啊，真是罪恶滔天，很让他们正义善良的心灵受到伤害。当然如果这些人真是从高标准严要求出发，那可以理解，甚至可以让我们拍手叫好。可惜的是这些人一边破口大骂朱元璋是贼王八，另一边却对屠杀平民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清朝皇帝一口一个康熙爷，乾隆爷叫得那个亲热啊，几乎恨不得投胎去当孝子贤孙去。说朱元璋喜好杀戮？确实，从明开国，他就大开杀戒，功臣勋贵以及家属，被杀了数万，全国上下各级别的官吏因为指控贪污，或者有贪污嫌疑，又被杀了数万。但是从另一方面，朱元璋大概是所有元末群雄中最强调不得滥杀平民，不得杀俘的一位。仅仅《明史》的本纪与列传中就能找到许多记载。“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谋取浙东未下诸路。戒诸将曰：‘克城以武，戡乱以仁。吾比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辄喜不自胜。夫师行如火，不戢将燎原。为将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诸将克城，毋肆焚掠妄杀人，元之宗戚，咸俾保全。庶几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以副朕伐罪安民之意。不恭命者，罚无赦。’“辛亥，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帅师二十万讨张士诚。御戟门誓师曰：‘城下之日，毋杀掠，毋毁庐舍，毋发丘垄。士诚母葬平江城外，毋侵毁。’”北伐时也再三强调“:‘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间或有遗弃孤幼在营，父母亲戚来求者即还之’”朱元璋这种强调不要杀平民，不要杀俘杀降，是否仅仅是表面文章，嘴巴上说说而已呢？显然不是！元末各地的破坏很大，而朱元璋长期活动的南方恰恰是受破坏比较小的，人口，经济的损失受战火影响相对小，而元军活动频繁的北方则被杀戮得人烟稀少，经济破坏极大。以至开国后举行科举，一开始录取的进士全是南方人，朱元璋不得不命令，南北分开录取。实际上，即便是对直接的对手比如明玉珍陈友谅的家人亲属，朱元璋抓获后，也没有杀他们，而给予他们相当优待。明太祖实录中有这样的记载，洪武五年乙丑，“归德侯陈理、归义侯明昇、居常郁郁不乐颇出怨言。上闻之曰：此童孺辈言语，小过不足问。但恐为小人瞽惑，不能保始终，宜处之远方。则衅隙无自生，可始终保全矣，于是徙之高丽。遣元枢密使延安答理护送而往。仍赐高丽国王纱罗文绮四十八疋，俾善待之”陈理是陈友谅的儿子，明升是明玉珍的儿子，陈友谅和明玉珍政权都曾经割据一方，和朱元璋对抗。按照过去朝代的例子，朱元璋抓了他们，斩草除根，也是意料中，比如宋太宗赵光义杀南唐后主李煜。但朱元璋并没有这么做，即便听说陈理和明升口出怨言的情况，也并没有生气，只是为了避免他们受人挑拨，让他们搬到高丽也就是朝鲜去居住了。前不久还有新闻里说明升在韩国的后代到中国来寻祖的。至于朱元璋的杀功臣权贵，主流的历史宣传大概都一边倒站在那些功臣方面说话了，认为他们是因为朱元璋的猜疑心理无辜而死，但事实却未必如此。朱元璋一向是严刑峻法，到了苛酷不近人情的地步，这并不是开国之后才是如此。还在打仗的时候，他的将领胡大海还在外边领兵作战，胡大海儿子触犯了他制定的禁酒法律，结果朱元璋照样把胡大海儿子杀了。有人劝说他的时候，朱元璋的回答是“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换了任何别人，谁敢这么做的？幸亏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开国之前，朱元璋没有扫平天下的时候。如果是开国之后，估计百分之百会被说成是朱元璋滥杀功臣儿子，逼功臣造反，以便达到诛灭功臣的目的。按朱元璋当实行的法律，官员贪污价值相当于几十两银子的财富就要被处死，而那些功臣权贵，居功自傲横行不法，任意抢夺民财的事情没有少干过，而一般执法官员又没有力量来约束制裁他们。无论这些权贵造反不造反，朱元璋杀他们都是必然的事情，有些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事情都说成是朱元璋猜忌心理，只能说有些小人之心。明史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二十五年，友德请怀远田千亩。帝不悦曰：‘禄赐不薄矣，复侵民利何居？尔不闻公仪休事耶？’……明年，偕召还。又明年赐死。以公主故，录其孙彦名为金吾卫千户。”让朱元璋不高兴的是傅有德请怀远田千亩，值得注意的是武将功臣请求赏赐田地，这在其他皇帝那里，不但不会不悦，反而会很高兴。因为这说明其贪恋财产，没有更大野心，不会对权力构成威胁。《史记》里就有这么一则记载，王翦要去攻打楚国了，再三向秦王嬴政请求赏赐田地，秦王大笑，很高兴。别人问王翦为什要这么贪婪。王翦回答是秦王多疑，他请求赏赐田地，是显示自己贪恋富贵，没有野心。赵匡胤的所谓杯酒释兵权自然更是用大量田地财产为筹码换取这些将领的主动退休，而田地财产当然不可能是凭空而来，是侵夺于普通老百姓了。估计傅有德也是听了身边幕僚介绍了这些历史故事，才去请求田地的。可惜在朱元璋这里，这种行为就成了自己找死了。
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孟森不是明朝的粉丝，更不是朱元璋的粉丝。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对朱元璋有公正的评价。孟森说“以国家全体而论,当开创之后，而无检制元勋宿将之力,人人挟其马上之烈以自豪,权贵纵横，民生凋敝,其国亦不可久也” “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不能使官吏畏法，则既豢民膏，复以威福肆于民上，假国宠以殃民，则国家养千万虎狼以食人耳”指责朱元璋另一个证重点谓文字狱的问题，一种说法广为流传，据说朱元璋因为自己出生贫贱，当过和尚，也是农民起义军出身，为此格外自卑，害怕别人想到他的出身，所以只要别人在他面前提到和僧，和贼有关的，哪怕是谐音，他都要把人杀了。比如有这么一则绘声绘色的记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事实真相又如何呢？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通过严密的考证指出，无论徐一夔自己的著作还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记载，都证明徐一夔至少也活到了建文二年。按照陈学霖以及王春瑜考证，在朱元璋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涉及的人物当中，可以考察生平事迹生卒年代的，基本和所谓的文字狱没有关系。他们是徐一夔、释来复（字见心），蒋清高，守仁，德祥。其中徐一夔、蒋清高、德祥、守仁完全是寿终正寝，死于非命的。释来复倒确实是被抓起来被处死，但他是因为胡惟庸往来密切，被牵连在胡惟庸党案内，而不是什么文字狱。
当然，要说朱元璋杀权贵杀官员也杀得太多了，牵连的人也确实太多，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要说好官吗？肯定是好官，但牵连在空印案中也被处死了。而空印案本身又是官员为了贪图方便，不遵守国家既定制度，自作主张，大家约定俗成搞了一套办法。朱元璋的意思是你如果觉得制度不合理不够方便，那可以，公开提出来进行修改，但如果自作主张，不经过政府正式批准，想通融就通融，那就不行。 你要说朱元璋残暴，也行。可问题是不能搞双重标准。一边大骂朱元璋如何残暴，一边却去疯狂吹捧奴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康熙，乾隆这些屠杀无辜平民上百万动辄屠城的刽子手。还振振有词为他们开脱。康熙时期实行的沿海迁界造成无辜平民死亡百万以上，这是中国人口史里就可以查到的。至于康熙镇压三藩起义，清军屠杀平民，也有清朝官员的自供。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中就有这么一段话“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乾隆镇压准格尔疯狂屠杀平民也是触目惊心的。但不消说，某些人一提起朱元璋，仍旧会义愤填膺的大骂贼王八，凶残啊，狠毒啊。而一提起康熙，乾隆，那就是两眼红心，亲热的大叫康熙爷，乾隆爷是否这些人真的心理下贱无耻到认为人的生命有高低贵贱之分，因为朱元璋杀的大多是官员权贵，生命价值高，所以是残暴，而清朝皇帝杀的大部分都是无辜平民，是平头百姓，生命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杀得再多，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都无所谓，都不算残暴？那就要问他们自己了。
2、明武宗的问题明朝有名的坏皇帝是所谓正德皇帝明武宗，为什么说他坏呢？主要是他活泼好动，喜欢出游以及修建豹房，不妨同清朝的康熙乾隆对比一下！以喜好出游而论，明武宗想要出宫一次，真是千难万难。好容易瞒着大臣，偷偷出去，被发现了，结果还是不得不回去。他想要到江南去，结果无数大臣上谏，拼死拼活不让他去，廷杖了许多低级官员，没用！更多人顶上去反对他阻止他，最后是因为宁王叛乱，他才得以找到正当借口去了一次。而康熙乾隆又如何，《清史纪事本末》的记载“康熙朝借阅河为名，有六度南巡之举，至乾隆时，循其旧例，南巡者亦六度，东巡者七，西巡者五” 康熙，乾隆之流南巡是被颂为美谈佳话的，甚至如今有些人一提起所谓乾隆爷下江南真是眉飞色舞，唾沫四溅，然而实则这两个皇帝每次南巡，沿途就如蝗虫过境一，百姓被搜刮一空，苦不堪言。也曾经有人进谏，结果如何呢？“其时朝臣中亦未始无阻驾请回銮者，然一经抗论，斯严谴随之，……尹会一视学江苏还，奏言上两次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严谕诘之曰：‘汝谓民间疾苦，试指出何人疾苦，怨声载道，试指明何人怨言’，坐谪戍”顺带一提，后来尹会一儿子尹嘉铨为他请谥，结果大概乾隆积怨未销，正好趁机制造了一起文字狱，把他儿子绞死。“纪昀尝从容为帝言，东南财力竭矣。上当思所以救济之。怒叱之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 而后朝臣皆相与结舌，吞声无复有为民请命者矣”就是乾隆的皇后出于好意进谏，也没有好下场，“帝在杭州尝深夜微服登岸游，后力谏止。至于泣下。帝谓其病疯。令先程回”回去后还要把皇后废掉，有个刑部侍郎觉罗阿永阿进谏，乾隆大怒，他怎么说的“阿某觉罗近臣乃敢蹈汉人恶习。博一己之名。召九卿议罪”再说豹房，明武宗修建豹房，也是算做他荒淫无道的证据。那豹房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呢？一些学者根据房子的位置和古代京城地图考证，占地面积也就是4公顷左右，耗银20多万两。康熙乾隆在皇宫以外也造了很多建筑供他们享乐游玩，与之相比如何呢？仅从面积来说，这圆明园总面积达350公顷，就是故宫的近5倍，豹房的近90倍，至于耗资则更是天文数字，难以估计。从清朝建造的颐和园就耗银高达三千万两白银计算，远比之阔气豪华的圆明园耗费上亿两白银恐怕不是夸张的估计，总之豹房耗费的20多万两银子与之相比，不值一提是没有疑问的。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就是承德避暑山庄。同样搜索一下介绍，“ 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环绕山庄婉蜒起伏的宫墙长达万米”，也就是564公顷，将近八倍于故宫的占地面积，百倍于豹房的面积。“始建于1703年，历经清朝三代皇帝：康熙、雍正、乾隆，耗时约90年建成”。那其耗资多少呢？在《清史纪史本末》中有一处提及“先是沿途建设避暑山庄七十二处，圈地数十里，杂植时花，分置帝榭，所费约计亿万” 。所费亿万只是个约数，但足可想见其耗费惊人程度。而且所谓圈地数十里，这数十里的地方上应该原先就有百姓居住，清帝为了建造自己享乐场所，掠夺了大量百姓的土地，房屋、财产，也当属无疑。圆明园和避暑山庄仅仅是举其荦荦大者。或许有人说之所以武宗修建豹房是荒淫，是因为他建豹房是为淫乐，而清帝在圆明园，避暑山庄则是正常的休息办公。可事实果真如此么？其实明武宗的行为倒有更多值得体谅的地方。《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上有一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所研究员 James中文名：盖杰民所撰《明武宗与豹房》一文，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辩正分析，指出了传统史料中对明武宗丑化的不实与歪曲夸大之处。他说“武宗此举，亦在试图恢复一种在十六世纪初已几乎完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气氛。他的畜豹行猎，实为恢复明朝军力及帝王的勇武作风”“武宗亲自操练士兵，《实录》中有明确的记载。但这一记录，也和其他有关武宗武事的记载一样，被《实录》纂修官歪曲成为儿戏”“正德十二年(1517年)应州之役，击败蒙军，便可以说明。此是十六世纪明方骑兵消灭及驱走为数不少的蒙军的唯一战没，但《实录》纂修官却只选记了明军伤亡较重的一方面，甚至说成‘乘舆几陷’。“其他有关武宗豹房中生活的记载，也同样存在着蓄意歪曲。这些记载透过对细节的微妙描述，暗示武宗如非堕落，即是无能。可是，纪录中偶尔出现的矛盾，使我们至少能从某些细节中发现其所描述的武宗形象，有些方面是虚构的。这些矛盾，使我们对其他细节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也不能不产生疑问。”其实说康熙乾隆之类建造圆明园和避暑山庄，只是为了他们淫乐更方便，倒更符合事实一些。因为他们不象明代皇帝一样，要躲避文官集团对权力的限制，无论在哪里办公实质都一样。总结以上出游和建造享乐场所的比较，同样性质的行为,满清的康熙乾隆均十倍乃至百倍于明武宗。然而不消说，明武宗因为有了这些行为，被当成是荒淫昏庸乃至变态被抨击；而满清的皇帝的这些行为则是成了佳话美谈，乃至在阎崇年这类人的嘴里成了所谓对园林艺术的贡献。
3、万历的好色贪财说万历好色，根据是什么呢，因为万历时有些官员奏疏里说万历头晕眼花，身体不好，这就是因为好色导致。于是这成了一些人眼中的铁证了。中国有一些人联想力是特别发达的，稍微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把一时身体不好，同所谓好色联系起来，不过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一派胡言。但偏偏从古至今就是有人喜欢这一套东西。比如明代张居正是因为得了痔疮开刀而死的，就有人说了，张居正得痔疮，就是因为好色啊，不被张居正重用而怀恨在心的王世贞绘声绘色的说张居正“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也就是吃了春药导致的。方舟子曾经讽刺说，这些人莫非是张居正房间里放了窃听器，监视器才能知道这些隐私？痔疮其实很普通的疾病，现代人得这个病的都多了，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大概都是因为好色吃春药导致的吧？这种无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联系起来的荒谬言论，在中国可谓生命力长久。鲁迅就回忆过他自己从小就是牙痛，结果就被某个长辈教训说是不自爱，原来按照某些人的理论牙齿是属于肾的，牙齿不好的原因是‘阴亏’，既然是阴亏，那当然就是不自爱了。这本来是荒诞不经的一套东西，但可惜现在一些历史学家，都深信不疑，从来不会提出质疑。　　平心而论，万历这样的皇帝，从小就深居宫中,缺少运动,少晒阳光，饮食过于精细,身体虚弱多病是很正常的。用现在的眼光看，缺钙,缺少必要的维生素,此外到中老年之后，还可能有高血脂,高血压等等潜在的疾病！明代皇帝自太祖成祖以后，大多寿命不长，原因大抵类似。　　而文官群体中从来就不匮乏一些心理阴暗下流者，只要听说皇帝身体不好，那真是打了兴奋剂一样，好色啊，荒淫过度啊，都来了。就好象皇宫大内安装了他们的监视器一样，凭空杜撰，唾沫横飞，信口雌黄，而后世史学家不认真考辩，一概信为事实，未免有些糊涂！万历皇帝并非是明代第一个遭受如此污蔑的皇帝。　　明宪宗一生只钟情于比自己大近二十岁的万贵妃，并不因对方年老色衰而移情别恋，甚至当万贵妃死后，自己也因悲伤过度，不久撒手人寰，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皇帝硬被一些人丑化成荒淫好色。　明孝宗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的皇帝，没有把柄可以被抓，这总该避免了所谓好色过度之讥了吧。然而他也是身体虚弱，动辄头晕眼花，三十岁出头就死掉了，某些人还是要浮想联翩。如果他不是这么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度，恐怕一些心理阴暗的无耻之徒浮想联翩的丑化污蔑又是漫天飞舞了。　　 后来南明的弘光皇帝遭受的凭空污蔑更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后面再说　　回到万历皇帝，万历一生就钟情于一个郑贵妃，这个同样至死不变，即便到万历四十多年郑贵妃人老珠黄，他也没有另觅新欢。他们之间的关系更象平常人的一对夫妻，白头偕老所谓荒淫过度？如果他真的这么好色，何必抱着一个年老色衰的郑贵妃始终不放？随便找个年轻的美女就是了。　　　　评价历史人物，可以不顾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到这个地步。不妨看看教授阎崇年的妙论“他还宠幸郑贵妃，每天过着昏天黑地、腐朽糜烂的生活”。倒是把一个郑贵妃说的和杨贵妃一样，可惜他忘了郑贵妃和万历年龄相仿，到万历三十年以后，这郑贵妃就人老珠黄，不知道他们究竟还能怎么个腐朽糜烂，昏天黑地法？有些教授在唾沫横飞信口雌黄，意淫过度之前，还是应该先动动脑子的！　　再说万历贪财，一个皇帝被自己的大臣讥评为贪财，按照我们传统对皇帝的认识，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皇帝不是有绝对的权力么？要花钱，下个圣旨，甚至下个口谕，别人不就乖乖送上来了么？再说皇帝要消费什么东西，别人供手送上还来不及，还需要花钱么？不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么？，明代的文官给皇帝的奏疏的里不是满嘴“以四海为家”“以六合为帑藏”吗？但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这些话，反过来的意思就是明代皇帝没有真能够完全受他支配的私人财产。袁腾飞在他的博客上眉飞色舞绘声绘色的说“神宗可真神啊，真的是神。他是就干一件事，数钱，整天盘炕上啪啪啪数钱。这就是朱元璋给他的子孙弄的这些遗传基因，都是土财主。”“所以每天晚上太监搀着他一拐一拐的，到坑边那儿看看，我那银子还在吗？还在，这能睡得着觉，不然睡不着觉。”看他这兴致勃勃的样子，我们产生一个错觉，以为他是巴尔扎克灵魂附体，描绘的不是中国的皇帝，而是葛朗台。很多人大批特批的明代所谓独裁专制无比的皇帝，居然被人描绘得神似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这不知道究竟是在贬低还是在抬高明代的政府。　确实，如果一个人从小生活阔绰，金银财宝可以任意花费，全不当回事，根本不受任何制约，他会有所谓贪财的概念么？他会主动去设法收敛钱财么？不会，因为他根本就不会有这方面的意识。只有一个花钱动辄受到制约的人，这才会有所谓贪财的表现。所以所谓万历贪财，其根源在于明朝中晚期，大部分的财政开支，皇帝没有权力任意支配，皇室费用的花销，动辄受到牵掣，以至于皇帝常常觉得手头紧张，有时候甚至还不如一个明代的富商来得宽裕！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获得一些私房收入，以便自己有备无患，挥霍消费之用，这才是所谓万历贪财的实质所在。日本学者田口宏二朗所说：“当然明代财政体系当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经费’，从内库的收入来讲，确有金花银（折粮银）和慈宁宫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经费来源。不过这些收入并不能算做帝室专用的项目。例如金花银原来是江南等地区的田赋，是属于户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