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新疆发生的战争那边发生了战争,是不是真的?什么战争啊?是不是那个反恐战争?

《大国阴谋:美国独霸全球内幕》

首次披露国际政治斗争核心内幕全面破解超级大国背后惊世阴谋看得见的战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本书详细披露了美国长期以来存在激烈争议的诸多政治、历史事件幕后的阴谋,用全新的视角、详尽的事实还原一个真实的美国,让你看到美国就是在真理与撒旦之间,导演了一场世纪大欺骗。

第12章、美国的反恐战争

2001年,“9·11”这个数字催生了一个新名词——恐怖主义,这十年来,美国就是以这个名词为中心,展开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反恐战争打了十年,不见任何减弱迹象,阿富汗的局势不见起色,伊拉克政权弱不禁风,恐怖分子滋生世界。

  从人类正义来说,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全球人类对于恐怖主义都是不能容忍的,美国人在投入巨大资源打击恐怖主义的时候,是不是该思考自己的国家除了战争之外,还能够为那些落后国家做些什么?

  我们也不能排除美国利用反恐战争的名义发动对主权国家的战争,那是他们的政治阴谋和军事阴谋。从伊拉克战争到利比亚战争,美国在反恐战争名义下做了多少抢占资源事情,也许只有美国精英统治集团自己知道。

  美国的种种行为,不禁让人怀疑,究竟是在反恐,还是在制造恐怖主义?

  恐怖组织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当然也不会无缘无故地针对美国人,这里面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也跟美国在全球执行的新殖民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易强《美国沉没?》这本书中,在有关“基地”组织的章节中,有一段精彩的引用,题目是《美国创造了吞噬自己的“弗兰肯斯坦怪物”》,来说明了美国人一手扶持了很多的国际组织。

  弗兰肯斯坦怪物是英国诗人和哲学家雪莱的妻子、著名小说家玛丽·雪莱(Mary Selley,1797—1851年),在1818年出版了一本哥特式小说《弗兰肯斯坦,或现代的普罗米修斯》的主人公。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告诉世人一个咎由自取的故事。

  瑞士科学家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博士,通过科学和炼金术的方式,在他的实验室中创造了一个怪物,而后博士出于恐惧而逃匿。为了弄清楚自己的身份,怪物千方百计地寻找博士。后来博士被找到了。怪物要求博士给它创造一个伙伴,但是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因此,怪物将博士的家人杀死。故事的结局是,弗兰肯斯坦博士死了,怪物则因为失去唯一的“亲人”而无家可归,于是,它发誓要去“地球最北的地方”自我毁灭。自此之后,再也没人见过它。

  这本小说出版之后,“弗兰肯斯坦的怪物”很快就成了西方文学中的术语,意思是创造怪物的人最终因怪物失控而受到伤害。这个故事的最新演绎,就是美国的“9·11事件”。

  2001年9月11日早晨8时40分,四架美国民航飞机几乎同时被劫持,其中两架撞击位于纽约的世贸中心,造成两幢一百一十层的摩天大楼倒塌,另有一架飞机撞击了五角大楼,造成大楼局部坍塌,还有一架被劫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这就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它是继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本土遭遇的最严重袭击事件。这起惨案中的罹难者超过三千人。

  在“9·11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联邦调查局就声称,劫机犯来自“基地”组织,而策划者则是“基地”组织首脑本·拉登。而很多方面的消息都表明,“基地”组织的成立与运营,都与CIA(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很大的关系。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石油生产国伊朗财富极大增长。而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则日益变得左倾。美国当时担心两件事:中亚和中东国家与苏联发展同盟关系和这些国家变成真正的独立国家之后,会为了本国的利益而控制自己的资源。

  正是出于对这两件事的担心,美英战略家才谋划这个战术。按照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学者马歇尔(Andrew G Marshall)的解释,“危机之弧”这个概念描述的是横跨苏联南侧,从印度次内地到土耳其,并往南通过阿拉伯半岛到非洲之角这一带国家,其重心是伊朗。

  提到“危机之弧”的概念,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另一个是彼尔德伯格组织(Bilderberg)成员、英国情报机构前任官员、牛津大学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他们是这个概念的创造者。彼尔德伯格是一个非官方的年度论坛组织,大约有一百三十位成员,多数都是在政界、商界、银行界极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每年在欧洲聚会一次,每四年在美国或加拿大聚会一次。该组织在荷兰的莱顿有办公室。

  1978年,布热津斯基在《时代》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新月危机》的文章中写道:“沿着印度洋海岸伸展的、有着脆弱的社会与政治结构的、对美国至关重要的一个危机之弧,有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它导致的政治混乱局面,将被对我们的价值观有敌意而且同情我们敌人的势力填满。”

  后来,伯纳德·刘易斯对这个概念做了延伸。几十年来,作为东方学研究者,作为美国和英国情报专家、智库专家以及新保守主义者,刘易斯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在冷战结束、世界新秩序开始之后,刘易斯于1992年在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出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东再思考》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中东政策,即后来流行的“黎巴嫩化”。多数中东国家(埃及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容易走上这种进程。如果这些国家的中央权力被极大削弱,就不会再有公民社会可以团结国家,国民不会有真正的共同的国家身份的感受。之后,如同在黎巴嫩所发生的一样,这些国家就会分裂成为长期争斗和冲突的宗派、部落、地区和党派。

  1979年,历史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冷佐斯基(George Lenczowski),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讨论了所谓的“危机之弧”。这篇文章解释说,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重点是,牵制苏联并控制这个地区的石油。

  他认为,中东是“危机之弧”的核心。其战略立场是无与伦比的:它与苏联相邻……并拥有世界探明石油储藏量的四分之三,它是21世纪最难处理的冲突——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所在之地。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早在1979年7月3日,卡特总统就签署了第一份秘密援助伊斯兰圣战组织——反对喀布尔亲苏政权的组织的指示。而美国官方版本说法是,美国是在1979年12月24日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于1980年才开始对伊斯兰圣战组织提供援助的。

  1998年1月,布热津斯基于接受法国《新观察家》杂志采访时对此这样否认:正是在1979年7月3日这一天,我写了一张便条给总统,并在其中向他解释说,在我看来,这种援助将导致苏军的干涉……我们没有推动他们去干涉,但我们有意地增加了这种可能性。

  正因为如此,恐怖主义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非国家角色”。实际上,很多恐怖组织,尤其是规模最大的、组织良好的恐怖组织,都是“国家角色代理人”。

  恐怖组织不仅对地缘政治进行“反应”,而且是地缘政治棋局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为外国军事冒险和战争提供完美的借口,同时还成为国内推行暴政、抑制不同政见、创立极权主义统治的借口。

  当然,美国也不是“弗兰肯斯坦博士”,是不可能被“基地”组织毁灭的。而且,它发动预防性攻击尚且不惧师出无名,更何况在遭遇沉重的袭击之后?于是,它们之间的仇恨注定会继续。

  伊拉克战争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美英对于伊拉克战争的发起的缘由到尽头都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人说清楚美英几十万大军发动的战争到底是为了什么,也许布莱尔的辩解说明了一个现实,美国人为了打击伊拉克,他们用不准确的情报骗过了布莱尔。而美国人则说是布莱尔用不准确的情报骗过了小布什总统。在寻找伊拉克战争责任的时候,美英之间演变成了相互推诿的游戏。英国没有办法,又将球踢给法国和意大利,这场闹剧到现在也没有水落石出,这让人开始怀疑美国发动战争的真正的目的。

  2010年1月29日,在对伊拉克战争过去七年后,五十六岁的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身穿深蓝色西装,系着一条红领带,表情严肃,但显得很镇定。在他的座椅对面,隔着一张桌子,五个同样西装革履的人在不停提问——这里是伦敦会展中心,伊拉克战争委员会正在对布莱尔进行质询,布莱尔是否向美国前总统布什“预支”了英国出兵伊拉克的支持。一向健谈的布莱尔竭力为自己出兵伊拉克的决定辩护,没有表现出丝毫悔意,声称自己深信伊拉克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杀伤武器。

  此前,英国驻美国的前任大使克里斯托弗·迈尔在接受询问时透露,2002年4月布莱尔和布什在得州的农场会晤时“结下盟约”,表示将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而英国议会直到第二年才通过出兵伊拉克的议案。

  “不存在什么谎言、共谋、诡计或欺骗,这只是一个决定。我做出的唯一承诺———而且那时我是公开地承诺——就是要对付萨达姆。”布莱尔说。他承认,双方曾讨论过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但他告诉布什,英国要在所有外交途径失败后才考虑出兵。

  布莱尔说他一开始并没有下决心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是这位前首相承认,即使是在“9·11”恐怖袭击后,其他大国的领导人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关注度也不高,尤其是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此外,当时出兵伊拉克的决定在内阁里遇到很大的阻力,“在整个过程中,人们对我的质疑和挑战从来就没有停歇过。”

  在这场长达六小时的质询中,布莱尔争强好辩的个性逐渐暴露。他比画着手势,时而微笑,时而严肃,并不时纠正调查委员会成员的一些说法。

  2009年6月,英国首相布朗授权成立了“伊拉克战争独立调查委员会”,由约翰·齐尔考特爵士领导的五人工作小组从去年11月开始陆续对布莱尔时期的政府要员展开询问,调查从2001年夏至2009年7月底英军备战、参战、撤军的全过程。现任首相布朗将在大选前接受质询,而此前他曾获准大选后再接受质询。

  小布什当初斩钉截铁地说:“最关键的问题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没有别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威胁,我们才会推翻他。如果这意味着政权更迭,那就是吧……这是个令人恐惧的独裁政权,我们不能够冒险让他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是他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野心……毫无疑问,我相信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是战争已经过去七年了,美国还是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当初说萨达姆跟“基地”组织有关联,“9·11恐怖袭击”意味着萨达姆政权必须被解除武装或推翻。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德宾说:“布什欺骗了美国,欺骗了全世界。”现在,“情报门”事件在美国越闹越凶,虽然布什将球踢来踢去,可终究没人敢接。这么大的事情竟然变成无法追责的闹剧。

  2003年1月28日,布什在向国会参众两院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声称:“伊拉克曾试图从非洲国家购买制造核武器的关键原料铀。”这一情报也成为随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理由之一。

  2003年7月6日,伊拉克战争已经接近尾声,美国前驻加蓬大使威尔逊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称,美国关于伊拉克向尼日尔购买铀的情报可能是假的,而且他早已向政府提交过报告。第二天,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当时的白宫发言人弗莱舍首次承认,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伊拉克试图从非洲购买铀”的说法所依赖的情报是“不完整的”或“不准确的”。于是,美国各界要求调查“情报门”事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赖斯和拉姆斯菲尔德13日又统一口径,将责任推到了给美国提供情报的英国情报部门身上。“英国政府曾援引自己的情报称,萨达姆政权从非洲购置了大量的铀,英国政府坚持该情况属实,并且通知了我们。尽管我们对此还有些疑虑,但是英国政府说他们还有其他的证据确保该情报准确。”

  这无疑是将一个“烫手山芋”扔到了原本就因情报不实问题而被搞得焦头烂额的布莱尔手中。不过,这一次布莱尔是有备而来。布莱尔接下来就把罪名往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法国人身上扣。英报报道称,布莱尔17日访美时将告诉美国国会,法国和意大利的情报部门早就掌握伊拉克从非洲购买铀的情报,但却拒绝与美国共享。

  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14日就此事发表声明,称《金融时报》报道失实,法国情报部门与此事毫不相干,根本不知有这回事,“法国参与萨达姆政权的核计划”一说纯属捏造。

  关于报道法国和意大利的情报部门掌握伊拉克从非洲购置铀的情况,意大利外交部长弗拉蒂尼14日也就此事发表声明,称《金融时报》报道失实,意大利情报部门与此事毫不相干。

  如此推脱责任的大戏演得很是热闹,其实对于大众来说,这都是无法分辨的理由,这种扯进来的国家和情报机构越多,也就越无法看到事情的真相,这几乎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很多真实消息得不到,那么讹传的消息就开始满天飞了。这些看似故事或者阴谋的东西,大众是无法分辨的。就在“9·11事件”之后,网上就流传着一些这样的消息:

  据说美国从1998年开始通缉本·拉登,就是在2001年7月,“9·11事件”之前两个月,本·拉登在阿联酋迪拜的一家美国医院接受治疗,CIA在当地的官员还前往医院访问了拉登;“9·11”之前一个半月,某人以三十二亿美元的价钱,租下了世贸大楼一个楼层九十九年的使用权,同时为世贸大楼投下三十五亿美元的保险,赔付条款中有一项是“恐怖主义”。

  “9·11”前五天,有人购置了三千一百五十股美航股票看跌的期权,四倍于当时的美航股价;“9·11”前四天,有人买入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四股波音公司股票看跌期权,五倍于当天股价;“9·11”前一天,有人买入四千五百一十六股美航看跌期权,十一倍于当天股价……

  被劫持的美航七七号航班,在撞击五角大楼之前,在空中做了一个高难度的大角度转弯加俯冲的飞行动作,并且超低空飞翔很长距离,持续撞倒了五根电线杆,却没有在地面造成任何痕迹。内行以为,简略受训的阿拉伯裔恐怖分子不可能完成这个飞行动作,接触过该劫机犯的飞翔驾校负责人说,这名劫机犯的飞行才能属于中等偏低。

  被撞倒的电线杆不是断裂,而是连根拔起,而且也没有看到飞机机翼断裂、掉落的痕迹;七五七飞机的两个动员机由耐高温的钛合金制造,各有六吨重,直径约三米,不可能被高温熔化,不可能找不到残骸,不可能在五角大楼墙上不留下撞击痕迹。而五角大楼墙上,只有一个直径约五米的洞。

  美国官方颁布的一张照片里有一个直径约一米的涡轮,专家说明这是七五七尾部的装置。但是,“好事者”指出,这是空军A3飞机的部件。这个细节相似于中国网民用本身的眼睛痛打“周老虎”。

五角大楼外围如公路、酒店都有摄像头,能够拍下飞机撞击五角大楼的经过。但是,录像带被FBI收走,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颁布。人们以为,要答复公众的质疑,只需要公布其中一个录像,让大家看到飞机。但是,美国政府颁布的几张照片里,看不到任何飞机。

  美国官方解释说,由于飞机的汽油燃烧,引起高温,最终世贸大厦导致坍塌。这个说法只能解释两栋世贸大楼,很难说明没有遭到飞机撞击的七号楼。即便接收大火燃烧的说明,一位专业的编导举了一堆例子:

  1945年,帝国大厦七十九层误中炸弹,引起大火,大楼至今矗立;

  1975年,世贸大厦北塔三处起火,没有倒塌;

  1988年,洛杉矶一栋六十三层高楼燃烧三个小时,火势从楼顶蔓延到四层,没有倒塌;

  1991年,费城一栋三十八层的大楼,燃烧十九个小时,火势蔓延到八层,没有倒塌;

  2004年,委内瑞拉一栋五十六层高楼燃烧十七个小时,火势蔓延二十六层,没有倒塌;

  2005年,马德里一栋三十二层高楼燃烧二十四小时,楼顶十层全体销毁,掉了下来,但是整栋楼没有倒塌。

  而一百一十层的世贸大厦呢?一栋燃烧了近一个小时,在十秒钟之内完整坍塌。约半个小时后,另一栋燃烧了一个半小时不到,也在十秒之内坍塌。两栋楼的火势只蔓延了四层。四十七层高的七号楼在六秒钟内坍塌。是否太相似、太相同、太一模一样了?而且,每一栋楼的坍塌都没有一丝一毫伤及周围很近的楼群。

  针对九三号航班,好莱坞后来还拍摄了一部电影,名字就叫《九三号航班》,很感人,但是纪录片编导指出,这是一个伪造的故事。美国官方指出,九三号原规划撞向白宫,后坠毁于宾夕法尼亚。然而,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记者发明,坠毁现场只有一个五到七米长,宽三米多的坑,赶到现场的验尸官说,没有任何乘客的尸体,纪录片编导认为,九三号航班的坠毁是伪造的。

  真实情形是,九三号航班在十点四十五分左右,下降于俄亥俄州霍普金斯机场,官方说九三号航班上有两百名乘客,纪录片编导觉得只有少数几个特工。2003年5月10日,航空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在芝加哥O’Hare机场发现美联一一一一航班的尾部有一个编号:N591UA。普通人可能不清楚这个编号的含义,专业人员知道,这个编号原先属于九三号航班!而这两个航班的机型都是七五七。

  如何解释飞机上乘务员、乘客与地面的通话呢?纪录片编导播放了“9·11”委员会提供的电话录音,一名女乘务员在向地面报告有三人死亡,本身也不能呼吸的时候,声音镇定、平缓,没有任何紧张或气喘,声音背景干净,没有任何杂音。一个乘客给母亲打电话时,报的是自身的英文全名!有“好事者”做了这样的实验:在航班正常飞行的高度,手机与地面电话的接通率是百分之零点六。“9·11事件”三年后,2004年,美航为了让乘客在飞机上也能正常使用手机,特地在飞机上安装了一个信号基站。而“9·11”的时候,飞机上没有这个东西。九三号航班上给妈妈打电话的那位乘客,通了断了好几次,依照没有基站时百分之零点六的接通率,几乎不可能。编导觉得,电话录音是伪造的。

  美国官方对于几架飞机黑匣子的说法是,有的没有找到,有的找到了,但数据已经被损坏,无法恢复,因此不能从黑匣子里得知当时飞机上的情形。纪录片编导指出,在世贸大楼坍塌的废墟里,官方居然找到了一个劫机恐怖分子的护照!护照能够完好无损,黑匣子居然被损坏,可能性也许有,但真的很小很小。同时,有目击者说,在世贸废墟里,确切找到了黑匣子。人们相信谁呢?

  纪录片编导还指出一系列的质疑,例如:美国政府发布共有十九名劫机者名单。既然飞机撞毁,劫机者应当都死了。但是,到纪录片摄制完成的时候,各国媒体发现,十九名劫机犯中,至少还有九人活着,安全地生活在世界各个处所;美国政府认定本·拉登谋划了“9·11”事件,证据是本·拉登的一盘录像带。编导指出,本·拉登是左撇子,但是在那个录像中,本·拉登用右手写字,而且还戴着金戒指。

  很多事情已经是历史,尽管上述的内容几乎不可能是真的,甚至有些是无稽之谈,但是美国用“9·11”事件在全世界做了很多文章却是真的,美国利用反恐战争对全世界进行了新的布局。而对于恐怖主义的死难者,虽然不能忘记,但是死难者也许九泉之下有知,他们也许不希望自己成为美国对外开战的借口。

  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世贸中心的袭击,让拉登成为美国人想象中的邪恶化身,之前则是像希特勒和斯大林那样的独裁者。他作为新的全民公敌,受到通缉。他发表的录像,嘲笑着美国和西方文明。

  “你想让本·拉登死吗?”在“9·11”发生六天后,一位记者这样问乔治·W.布什。

  “要——我要的是正义,”总统回答道,“我记得有一张旧海报,是这样写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美国人知道本·拉登藏匿在阿富汗南部的山区,而且美国人要求阿富汗塔利班交出本·拉登,塔利班不同意,于是阿富汗战争就开始了,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打了很多年,仍然没有找到本·拉登的影子,美国的目标就是从肉体上消灭本·拉登。因为本·拉登已经成为世界恐怖主义的旗帜了。

  美国动用覆盖全世界的先进情报系统,搜捕本·拉登,时间一晃已经十年了,小布什总统已经下野,奥巴马总统已经成了美国的新总统,奥巴马对于追捕本·拉登也从来就没有松懈过,本·拉登用最原始的通信工具来保持和外界的简单沟通,但是就这样简单的沟通也可以要了他的命。

  2011年5月1日凌晨,美国“海豹突击队”队员乘坐四架直升机从巴基斯坦境内起飞前往距离伊斯兰堡六十英里小镇阿巴塔巴德,以重火力袭击了当地一处豪宅。一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说,该突击队在这所建筑处停留了不到四十分钟,共有二十二人被打死或者被俘。

  其中有一个令世人瞩目的人物——本·拉登。

  当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宣布,美军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发起针对拉丹的“定点”行动,确认“9·11”袭击事件幕后首脑、“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在美军的一次“定点清除”行动中被击毙。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媒体曾多次宣称,拉登为了躲避美军,一直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带的崇山峻岭中“穴居”,并多次披露其“早已因健康原因丧生”。不过,事实证明,拉登采取了“大隐隐于市”的做法,在距离巴基斯坦军事学院不远的居民区内藏身数年。据称,拉登生前住宅堪称“专门建造的百万美元豪宅”,但身边保镖很少。

  本·拉登的恐怖帝国随着本·拉登的死亡也开始分化,拉登是“9·11”的元凶,美国十年来台面上头号死敌,也是自尊心极强的美国人一块压抑十年之久的心病,可以说,拉登不除,美国朝野的心结就难以解开,耻辱之心就难以平复,全球反恐战争这个进退两难的“全球性使命”就进退两难。

  正因如此,在“十年之痒”之际,传出拉登死讯,且系美国军、情部门周密计划之结果,奥巴马迫不及待地匆匆登台宣布,美国民众即刻涌到白宫门前欢呼雀跃。“9·11”被美国人认为系珍珠港事件后最大的国耻,从1941年12月7日联合舰队奇袭珍珠港到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珍珠港之仇不过历时三年多,“9·11”距今却已十个年头,十年之痒,一朝了之,其意义之重大,不问可知。

  这是一名在美国的华人的实录:

5月1日晚,孩子从纽约打电话来,告诉我说本·拉登死了,奥巴马马上要有电视讲话。我旋即打开电视机,看了奥巴马的讲话,还有数百民众涌到白宫前庆祝。同一天晚上,我所居住的旧金山湾区联合城的“9·11”纪念馆前有数百民众聚合,他们手持蜡烛和鲜花,追思“9·11”死难者,气氛凝重。

  看电视时,除了奥巴马的讲话,有一位报道员提到一位“9·11”罹难者的家属对杀死拉登的感想。

  这位家属说,有人死了,我不会觉得高兴,但这件事实在太特别了。

  第二天,另一则报道提到一位名叫谢波德的妇女,她是“9·11事件”时从世贸中心大厦逃生出来的幸存者,“我不想为某个人的死而庆祝,我接受的不是这样的教育。”谢波德太太说,“但这件事非常‘profound’,非常‘profound’。”她用一个难以译成中文的字,一连说了两次,表达她的感受。

  我在上课时问学生,你们怎么理解“profound”这个词,有可以代替这个词的吗?不止一位同学说“deep”。这仍然是一个难以译成中文的字,勉强可以译成“感触很深”。

  伊拉斯谟说,成语或习惯语的表达往往只能用原来的语言,翻译以后就会言不达意。同样,那些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感情表达,往往也最难用其他语言翻译。

  我想为我接触到的美国人对拉登之死的感受寻找一个合适的字眼,这时我发现,我所熟悉的汉语说法,如“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大快人心”等,都派不上用场,而偏偏是这个“profound”出现在我的脑际。

  “拉登之死”和“死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这件事发生时,却又联系在一起。拉登的死,令许多美国人想到的是“9·11事件”中以及在这之前,在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被拉登组织策划的恐怖袭击所杀害的无辜死者。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拉登之死使他们再次感受无辜受害者之死的无比沉重,而不是杀死拉登的狂欢与愉悦。

  2011年5月2日波士顿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拉登已去,但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争将持续下去》的文章:

  无论本·拉登的死使美国人在感情上获得了多大的满足,它都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决定性的结果。它并不标志着一个历史转折点。这场通常被称作“反恐战争”,并且被公认开始于2001年9月11日的冲突不会以本·拉登的死而告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场战争的重点事实上并不是恐怖主义,战争的第一枪早在“9·11事件”发生前就已经打响。

  我们陷入了一场决定大中东地区——尤其是富产石油的波斯湾地区——命运的竞争。这场竞争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开始。当时,英法两国肢解了奥斯曼帝国,并用一个服务于伦敦和巴黎需要的“新中东”取而代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承诺美国将确保沙特王室的安全和财富,这使得美国成为了建立“新中东”努力的一部分。沙特王室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但在开采方面需要帮助。

  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欧洲力量的衰弱,美国成为了中东地区稳定(以及确保西方能够获得该地区财富)的主要西方担保国。也是在60年代,由于美国国内石油储备再也无法满足美国对廉价能源的需求——廉价能源是个人流动的前提,而个人流动则是美国人所称的“自由”一词的核心内涵——因此,获得巨大的中东石油财富成为了绝对的当务之急。

  我们(美国)是从1980年开始参与今天的这场战争的——坦率地说,我们不得不把它称作“确保美国生活方式的战争”。随着伊朗国王的倒台和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美国中东政策的全面军事化开始了。吉米·卡特所倡导的“卡特主义”宣称,美国承诺利用一切必要手段——无论是外交辞令还是威胁使用武力——来防止任何敌对力量控制海湾地区。随后,美国的军事干预倾向不断升级,对此,罗纳德·里根、乔治·H.布什和比尔·克林顿先后发挥了一定作用。我们不仅阻止其他国家主宰海湾地区,还寻求由我们自己来主宰这一地区。

  美国军事驻扎和军事活动的升级引发了敌对反应,“基地”组织则冲在了那些希望将西方力量一劳永逸地赶出穆斯林土地,并给大中东地区留下自身烙印的人的最前线。在20世纪90年代,从世界贸易中心遭受的首次爆炸开始,早期的冲突开始出现。一直到“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人才发现本·拉登及其追随者为达成目的会无所不用其极。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乔治·W.布什总统选择参与本·拉登的这场游戏。为了回应“9·11事件”,他进一步加强了美国为建立大中东地区秩序所付出的努力,并且有信心美国拥有必要的军事力量来完成这一目标。“准战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面战争,没有一座要塞能够置身事外。间歇性的敌对行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战斗。

  美国人没有吸取教训。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结果让人大失所望。这两场战争的开销也十分惊人。然而,美国人没有从痛苦和失望中吸取到什么教训。

  尽管在决定小布什继任者的竞争中,贝拉克·奥巴马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能够奉行不同路线的候选人,但他并没有这么做。在上任后,他再次加强了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并且在巴基斯坦和利比亚开辟了新的战场。尽管奥巴马总统尽力避免使用“反恐战争”的字眼,但这场战争——以及从1915年开始的更大规模的计划——却依然在继续。尽管奥巴马总统确实可以将本·拉登的死称作一场重大胜利,但只要最初引发战争的核心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本·拉登的死就不是决定性的。

  只要美国的生活方式依然依赖对大量外国石油的获取,那么美国决定大中东地区命运的努力就将继续。因此,那些反对西方建立一个服务于西方目的的新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也将继续战斗下去。本·拉登的死将不会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

  也许,在战略家的眼睛里,对于反恐战争还有另外一番解读,美国控制了伊拉克,美国占领了世界岛——欧亚内地的中心阿富汗,所有的大国均已在美国的战略监控之下。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没有了安定的后院。美元和石油拥抱也更加紧密了。

  在反恐战争的十多年里,美国加强了情报系统的建设,美国的信息系统强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也许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当你拿起手机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你用汉语说“奥巴马”、“中央情报局”等等词汇的时候,实际上你的通话记录已经被在你头顶几百公里的间谍卫星收集了,这些数据会被实时地传递到美国的中央数据库进行分析,分析对美国的威胁程度,然后逐步筛选威胁等级。也许,我们只要使用现代无线电技术,也就无法逃脱美国人的全球信息监控系统。

  反恐战争促进了美国的信息技术向纵深发展,同样的,美国人可以将自己的数据分析技术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很多国家的金融官员的通信信息时刻处于美国人的监控之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美国在战场获得单向的信息透明之后,在经济领域也将获得单向的信息透明。这是反恐带给美国的技术进步。

  战争是丑恶的,但是战争能够促使美国精英统治集团花钱去研发新的战略技术。二战就是如此而已。回到恐怖主义的话题,2001年,“9·11”这个数字催生了一个新名词——恐怖主义,这十年来,美国就是以这个名词为中心,展开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反恐战争打了十年,不见任何减弱迹象,阿富汗的局势不见起色,伊拉克政权弱不禁风,恐怖分子滋生世界。

  美国的种种行为,不禁让人怀疑,究竟是在反恐,还是在制造恐怖主义?也许只要美国想称霸世界,那么恐怖主义就一直会是美国的同路人。

首次披露国际政治斗争核心内幕全面破解超级大国背后惊世阴谋看得见的战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本书详细披露了美国长期以来存在激烈争议的诸多政治、历史事件幕后的阴谋,用全新的视角、详尽的事实还原一个真实的美国,让你看到美国就是在真理与撒旦之间,导演了一场世纪大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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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在首都布鲁塞尔,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在欧盟外长会议结束后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记者 周磊摄

新华网北京1月21日电(记者袁原)新一轮恐怖主义浪潮袭来之际,欧盟国家外长19日齐聚布鲁塞尔,共商反恐事宜。至此,以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发起的反恐战争已进入第15个年头。

然而,无论是最近《沙尔利周刊》遇袭,还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膨胀扩张,都显示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有增无减。这让人禁不住怀疑: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究竟出了什么错?为什么恐怖主义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

应对恐怖主义威胁,西方国家热衷于武力打击。这种策略短期内看似有效,但只能暂时遏制极端势力,无从根除恐怖主义。

“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发动了两场战争,虽然一时压制了“基地”组织的势头,但无论在还是,恐怖主义活动从未消失。究其原因,武力打击对恐怖主义威胁治标不治本,而且以暴制暴,副作用不小。

虽然以极端势力为打击对象,西方国家的军事打击往往辅以政治颠覆,结果摧毁了维系当地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经济结构,由此引发的混乱局面成为滋生极端主义的温床。

于是,西方国家的反恐战争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越是重兵清剿,恐怖主义活动越是猖獗频发,最终形成南亚、中东和非洲三大策源地。

在南亚,随着美国2011年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基地”组织伺机反扑,地区恐怖活动呈现上升势头。

在中东,美国以莫须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名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因此造成的权力真空不但引发旷日持久的教派冲突,更令伊北部边境地带成为极端分子的天堂,在局势恶化后彻底沦为“伊斯兰国”领地。

在非洲,恐怖主义最初影响有限,但随着2011年美国领导的空袭推翻卡扎菲政权后而失控,极端势力在北非迅速壮大。

西方的反恐战争越打越恐,根本原因在于,军事干预只是一种报复手段,非但不能铲除极端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还为其发展壮大提供空间。这也解释了,为何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分别驻军多年,仍未能有效改善当地的安全局势,一旦撤军暴力活动立即反弹。

1月19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在欧盟外长会议结束后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记者 周磊摄

恐怖主义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理应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然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往往脱离安全关切,以反恐之名行霸权之实,以双重标准定义恐怖主义,造成极端主义祸水肆虐全球。

细究极端主义兴起的历史,美国在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不容忽视。冷战时期,为抗衡苏联的影响,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阿富汗的狂热分子大施援手,提供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希望他们能够击退入侵的苏联军队。这股得到美国援助的极端势力后来发展成“基地”组织,实施了“9·11”恐怖袭击。

对于恐怖主义威胁,美国及其盟友从来都是选择性报复。西方国家高举的反恐大旗看似正义凛然,其实自有一套掺杂大量意识形态和战略考量的甄别标准,一贯区别对待对其“有益的”和“有害的”极端势力。

“伊斯兰国”本是“基地”组织的伊拉克分支,却在叙利亚内战中迅速壮大,美国及其盟友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从2011年爆发国内冲突以来,叙利亚境内涌现出大批极端势力,“伊斯兰国”就是其中一支强有力的武装,是反对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中坚力量,频繁制造袭击大案。

由于颠覆巴沙尔政权心切,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斯兰国”的暴行视若无睹。昔日的“基地”分支机构摇身变成“反政府武装”,不但消失在西方国家的反恐雷达上,还堂而皇之得到援助。待到“伊斯兰国”实力壮大,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面积领土时,西方国家再想收拾却为时已晚。

如今,“伊斯兰国”俨然成为全球恐怖主义“大本营”,经其调教的极端分子大量“回流”,构成欧洲当前主要安全威胁。西方国家当初选择性回避,为“伊斯兰国”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恐怖主义屡禁不止,美国等西方国家绝口不提自己犯下的错误,而是片面夸大所谓的“文明冲突”。这不仅于事无补,更混淆视听,加剧全球反恐斗争中的矛盾对立。

极端势力的兴起貌似不同文化的对立,其实与西方国家在中东等地推行的政策密切相关。从“基地”组织到“伊斯兰国”,美国及其盟友为保全自身战略利益,在不同时期有选择地扶持了极端势力的发展。这不是文明间的对立,更像人为煽动的内部矛盾。

倒是西方国家急于推行自身价值观,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谋求利益,在不少国家大搞政治颠覆,加剧地区动荡,令极端势力有机可乘。

“9·11”恐怖袭击之后,非洲的极端主义尚属可控范围之内,影响主要局限于个别国家,直到2011年利比亚局势突变。美国、和法国不仅援助多支利比亚反政府武装,还主导空中打击导致卡扎菲政权倒台。

结果,利比亚迅速沦为“第二个伊拉克”,从此流出的武器落入西非、北非等地极端组织手中,当地更成为北非极端势力集散地,威胁整个地区安全与稳定。

世界各地区恐怖主义浪潮的成因错综复杂,但都与美国及其盟友的武力干涉和政治颠覆有联系。西方国家口口声声反恐,其实一直以反恐为工具,到处推行其战略利益。

恐怖主义威胁人类和平与安全,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是事关世界未来的战斗。美国等西方国家应摒弃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不要迷信武力,而应与世界各国一道,从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着手,综合施策,遏制直至彻底根除恐怖主义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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