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去世了，通过十个阶段简单回顾一下他传奇的一生。

反叛的童年：1926年8月13日，卡斯特罗出生在一个甘蔗农场里。在当时，这样的人家很有社会地位。用现在的话说，卡斯特罗也算是个“富二代”吧。可从小，卡斯特罗就会带领着工人一起反抗自己的父亲。图为童年时期的卡斯特罗。

蒙卡达审判：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带领100多名革命分子攻打蒙卡达兵营，试图推翻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结果以失败收场。卡斯特罗最终被捕，庭审时慷慨陈词，发表了著名的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革命胜利：1959年1月8日，卡斯特罗率领着革命队伍推翻了巴蒂斯塔军事独裁政权，后者被迫逃亡海外。而后，卡斯特罗建立了革命政府，并出任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武装部队总司令。

猪湾行动：1961年4月17日，美国中情局策划并发动了重名昭著的“猪湾行动”，支持古巴雇佣军登陆猪湾，企图以武力推翻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权。

首访苏联：1963年，卡斯特罗作为古巴领导人第一次访问苏联，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面，以推动古苏关系的发展。

困难时期：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让古巴的出口额一下子萎缩了80%。此外，美国趁机加大经济制裁力度，导致古巴经济雪上加霜。好在古巴政府开放旅游市场的策略和已故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雪中送炭使古巴渡过难关。

首访中国：1995年末，卡斯特罗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对我国进行了长达8天的国事访问。其间考察了北京、西安、上海、深圳、广州等5座城市。

权力交接：2006年7月，卡斯特罗因肠胃出血接受手术住院治疗，随后将权力暂时交给胞弟劳尔。2年后，执政49年的卡斯特罗宣布完全卸任。

古共七大：“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在这里发言。”2016年4月19日，久未露面的卡斯特罗出席古共七大闭幕式时如是说。本届大会上，古共继续提出完成经济和社会模式更新的目标。

90岁大寿：2016年8月13日，卡斯特罗迎来了自己的90岁生日。当天，古巴民众举行了各种庆祝活动。

古巴，这个跟佛罗里达相隔90公里水域的美丽海岛沉默多年后再次被大家想起。

多年前还在加拿大上学时，因为一门课程，我们十来个同学去古巴走访了一个月。启程前班上的美国同学一度担心拿不到签证，没想到签证办理的非常顺利，大抵是因为有学校的背书吧。

有趣的是古巴的签证并非印贴在护照上，而是单独一张纸。

彼时美古还在交恶，如果留下入境古巴的记录再申请美国签证时会比较麻烦。古巴为了吸引游客出台了特别的对策（毕竟旅游业是古巴一个重要的盈利行业），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必要时放得下脸面，有实用主义的聪明国家。

很多美国人假冒加拿大人去古巴游玩，古巴海关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古巴——培养全世界的医生  讲师：Gail Reed》

非常问题需要非常手段，非常手段由伟大的观念、想象力和胆量激发。在这个演讲中，记者盖尔·里德描绘了值得关注的非常手段：哈瓦那拉丁美洲医学院，这里培养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医生，来服务最需要他们的当地社区。(翻译:Yumeng Guo,审译:Eric Chiang)

在那一次的课程走访中，我对古巴十分喜欢。

古巴人民穷是真穷，但还是乐呵呵的，没有愁眉苦脸。海边有亲吻的情侣，居民楼晾出五颜六色的衣服，这里的萧条和没落又混合着浪漫主义和生机勃勃。

那时古巴已经着手市场经济改革，外国人出行自由，跟当地人交谈皆不受干扰。唯一不便的是购物必须使用昂贵的外汇券，和中国80年代的政策差不多，以致我们的伙食开销比在温哥华还要高。

很多人会把古巴和朝鲜放在一起，因为两者都有着著名的领袖，是经历世界格局动荡后仅存的两个自闭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还是非常不同的。古巴是柔软的、衣衫褴褛却又不失整洁体面，而且似乎还是天真快乐的。像一个拉丁美洲少女，衣衫褴褛却难掩她眼睛里明亮的生机。

而且，古巴在国际上并没有多少人反感，甚至有不少人同情，是因为他们一贯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古巴，是独一无二的国家。

哈瓦那街头的儿童收到游客赠送的糖果和铅笔非常开心

遇言姐这次介绍的TED演讲来自一位住在哈瓦那、对古巴十分了解的美国女记者Gail Reed。她不年轻了，脖颈的皮肤垂下，衬衣布满褶皱。

演讲伊始，Gail开门见山的提出主题:

我想为大家介绍古巴的一所医学院——拉丁美洲医学院。这所建校不到20年的医学院自2005年以来，已经培养了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万3千名学生，另有1万名学生在就读中。这些年轻人毕业后将献身于自己的家乡: 偏远的农村，山区，以及贫民窟。

当我们津津乐道地讨论新一季的美剧《实习医生格蕾》时，当我们为了美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争论不休时，难以想象的是，在全世界有10亿人口是从来没有见过医生的。这差不多是人类的6分之一。

事实上，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最顶尖的医生，能研究出抗癌药、获得诺贝尔奖的医生。在基础医疗匮乏的广大的贫困地区，危险的动荡战区，人们更需要的是背着抗生素和止血剂， 游走于毒品、帮派、部落和炮火的医生。

然而，发达国家培养医生的昂贵成本注定在此体制下的从业人员无法承担起这个责任。

拉丁美洲医学院寄予学生的希望是：使当地人能够获取便捷的医疗服务，改变贫穷地区的医疗状况，把医疗服务推向世界的各个角落 。

要知道古巴本身是一个生产力仅相当于中国50，60年代的贫穷国家。我在古巴时，出于特别照顾，同学们的餐饮还算饱足，即便是这样，一个月下来，大家还是哭诉着要顶不住了。

由于粮食不足，哈瓦那的街头难以找到小饭馆，牛肉更是绝对的奢侈品，普通公民一年配给不出3次。临行前，我们把牙膏，洗发水和衣服统统留下了，女同学甚至连卫生棉都送了出去。

说到这里，Gail举了一个例子。

为何会有如此大量的外国留学生源涌去古巴学医呢？Gail提到了两个原因。

第一，全球都面临着医疗人员短缺问题。即便美国作为最大的为发展中国家输入医生的国家，初级护理医师的缺口仍有4万5千人之多。

第二，古巴的基础医疗水平很不错。《柳叶刀》将古巴列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健康水平最好的国家之一”。“拯救儿童基金会“将古巴列为：“拉丁美洲最适合做母亲的国家。”

古巴居民预期寿命跟美国基本持平，婴儿死亡率要比美国更低，不平等的地方更少，而古巴人均医疗费用只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

拉丁美洲医学院的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说着不同的语言，并且数量庞大，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教学怎么展开呢？更多演讲：

Gai在演讲中说，医学院的临床教学主要把握4点原则：

第一、走出象牙塔，从第一天即开始进入实习状态；

第二、全方位的诊疗病人，学生毕业后服务的地区没有专业的分科室医疗体系，他们必须有能力提供全面的诊断。

第三、学习公共卫生， 评估病人的饮用水、住房、 社会和经济状况。

第四、高效问诊，不依赖昂贵的机器。

最后，学生被反复教导预防的重要性。尤其是慢性疾病来说更是如此，慢性疾病已经使世界各地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那么，学习的效果是否如大家希望呢？

令人欣喜的是，拉丁美洲医学院的毕业生极富使命感。以洪都拉斯的原住民学生为例，他们不仅回到家乡工作。还创办了全国第一家本土医院。从2007年起，这所医院接待了100万人次的求诊。

爱与信仰的火把，传递不熄。

2010年，海地地震。2000名拉美医学院的毕业生从27个国家汇聚海地从事救援，在霍乱区负起重建公共医疗系统的重担。

在演讲的最后，Gail说，一个医疗体系的建立需要人和设施的双重配合。拉美医学院是为贫困的地区和人民培养医生的，可惜的是，由于很多地区的公立医疗系统没有建立起来，毕业生们难以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和薪酬。这些学生自己的家庭同样也在温饱线上挣扎，出于经济压力，有些人只好离开故乡去其他地方工作，然后把钱寄回家里。

如此一来，拉美医学院便丧失了立校的意义。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支持这23000名及后续的毕业生。我们所有的人—— 基金会、居委会理事、媒体、企业家、政策制定者，以及我们大家——都需要行动起来。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为这些新医生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施展才华。来把他们所学和背负的使命付诸实践。他们需要得到机会，成为病人所需的医生。

努力让优秀的医生都能实现自身价值

古巴从1959年革命成功之后就开始进行了一个“古巴医疗国际主义”（Cuban medical internationalism）计划，向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向这些国家开放自己国家的医疗设施，为这些国家训练医疗人才。

据统计，2007年古巴在全世界103个国家有42000名援助人员，其中有30000名以上人员和医疗有关系，有不少于19000名医生，古巴一个国家援助其他国家的医疗人员比那八个发达国家还要多。

去过古巴的中国人，都会恍惚、似曾相识。曾经的贫穷，曾经的乐观。

被制裁，但是没有让自己同世界为敌的国家，总是让人觉得是一个善良的国家。

这是一个贫穷但是还没有忘记向其他国家伸出援助之手的国家，才让古巴有一种被藏在世界的角落，却没有失去存在意义。

“无国界、国际人道主义”。这就是人们说的最贫穷的理想国。

当地时间4月18日，因飓风来袭和市镇选举拖延耽搁而推迟两月的国务委员会成员提名选举产生结果，来自古巴各地、各界的605名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投票选出了新一届古巴最高领导人：57岁的现任古巴国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相当于第一副总统兼第一副总理）（Miguel Diaz-Canel）以全票当选，将成为未来5年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

尽管现任古巴最高领导人、第一代古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菲德尔.(Fidel Castro)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Raul Castro）仍将继续以党总书记的身份参与国计大政，但此次人事变动标志着即将迎来革命胜利60周年（1959年革命胜利）的古巴，将加速迈进“后卡斯特罗时代”：不仅此次选举产生了古巴建国后首位出生于革命胜利之后的最高领导人，而且同时选出的6位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中，“革命后生人”的已有5位。

这绝非偶然：时代在前进，昔日风华正茂的“革命青年”或已物故，或已是耄耋老人。菲德尔已于2016年与世长辞，他的弟弟劳尔出生于1931年，也早就是87岁的老人，吐故纳新，已成为古巴党、国家和社会的大势所趋。本届领导人系由605位名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投票选出，而这605位代表也是在不久前换届产生的“新一代”，他们中出生在革命胜利之后的多达530人，其中女性比例高达全球第二（仅次于卢旺达）的53.22%，有色人种比例高达40.5%（新的第一副主席提名获得者梅萨Salvador Valdes Mesa就是黑人），大学以上学历占比高达86%，平均年龄高达49岁，还出现了一大批30岁上下的青年代表。可以说，新陈代谢的大潮势不可挡，本次人事更迭只是这一潮流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作为“革命一代”，卡斯特罗兄弟顺应了这一潮流和自然规律：菲德尔在自感身体、精力不济后放手让劳尔接班，而劳尔则早在2013年2月就提前宣布第二任期任满后不再谋求连任。

“一元复始，万样更新”。人事的重大更迭意味着历史性改革的开始，也意味着一系列顺应潮流、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社会、经济战略方针调整的应运而生，当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诸如新旧体制碰撞、社会震动、利益团体纠葛等“阵痛”。

值得一提的是，老一辈古巴领导人并未将这些“旧账”全数留给新一代领导人，他们深知“万事开头难”，因此在自己手中开始了一系列关键性改革：在短短几年间，古巴有了多元化的声音，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有了吸纳近60万非农就业人口、生机勃勃的民营经济，在国际间拓展了外交和贸易空间，更勇敢地迈出了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史诗性一步。

正因为老一辈领导人的勇于担当和提前布局，迪亚斯·卡内尔等新一代领导人可以在相对轻松的氛围里，以“接力者”而非“开创者”的身份继续为改革“踩油门提速”。

迪亚斯·卡内尔系外省干部出身，有工程师头衔，2009年后先后担任高等教育部长、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在任期间因致力于改善公共服务赢得口碑，是一个有务实、低调声誉的领导人。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在他任期内古巴将既保持一定程度的政策延续性（这个“延续性”不仅有稳健的一面，也有深化改革的另一面，因为如前所述，改革在老一辈领导期间已全面开始），又努力开拓、创新，以适应古巴社会生存、发展的现实需要。

尽管劳尔等“革命一代”仍会“扶上马、送一程”，但新一代古巴领导人仍将面对前所未有的使命与责任。

因为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古巴经济结构存在诸多弊端，尽管近年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但在全国非农就业人口中占比仅12%，3/4的适龄非农人口仍在低效的国营体制内上班，这一方面束缚了生产力，浪费了宝贵的资源，另一方面也给国家构成沉重的负担，但如此结构系长期形成并捆绑诸多利益和利益团体，可谓牵一发动全身。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改革之初“人人沾光”，阻力相对较小，大多数人也会形成“既想获得改革红利、又不愿负担改革风险和代价”的思维定式，而要想彻底解决经济结构痼疾，就必然要攻坚、要啃硬骨头，这会付出代价，会产生阵痛和副作用，会构成对领导阶层和改革本身的质疑和挑战。对于这一切，新一代领导人责无旁贷，惟有迎难而上。

古巴是公认社会福利发达完善的国家，也是著名的长寿之国，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却也在无形中增添了改革的阻力和成本，如何避免在深化改革中影响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克服因循守旧的思想，减少“退休政治”的影响，是对古巴新一代领导人的又一重大考验。

古巴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对外开放，而古美关系正常化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一个巴掌拍不响”，古美为敌多年，彼此间互不信任根深蒂固，古巴这边，许多老一辈政治家对“与狼共舞”心存疑窦，而美国方面不仅有强大的反古巴院外集团，特朗普时代在古美关系正常化方面也较前任有明显反复和退缩。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矛盾中“把稳舵”，走出一条曲径通幽的生存发展新路，是对古巴新一代领导人、对“后卡斯特罗时代”的严峻挑战。

相较于富于激情、魅力和个人色彩的卡斯特罗兄弟，未来古巴将进入集体领导和“后偶像时代”，这对国际间关注古巴形势者而言，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而对于新一代古巴领导人来说，他们或许应重温一下《国际歌》里的这段歌词：“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Il n'est pas de sauveurs suprêmes ，Ni Dieu、 ni César、 ni Tribun）。（责任编辑

古巴经济模式更新的新成果——古巴生物医药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