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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扩大内需研究.pdf 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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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发展动力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可以概括为内需和外需。
依靠内需、外需还是依靠内外需协同拉动经济发展受国家经济规模大小、经济发展阶段
影响。外需对小国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对大国而言，将经济发展建立在依靠国内需
求扩大的基础上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会对本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因而大国与小国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同。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历史和比较的方法围绕大国经济发展战
略与中国扩大内需关系而展开相关论述。
本文共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概括选题目的、研究现状、主要可能创新
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论述大国经济发展战略与扩大内需关系，按照经济发展战略、
大国经济发展战略、与小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共同点、特殊性、中国实施大国经济发展战
略历史、现实、理论依据的顺序分析概括出中国需要实施大国经济发展战略扩大内需以
实现国民经济正常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概括出大国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扩大内需是
阶段性包含关系。第三部分概括中国实施大国发展战略扩大内需成就和存在问题，提出
中国扩大内需的战略取向，分析了中国大国发展战略扩大内需的经济、政治、社会及国
际意义。本文最大可能创新点在于大国经济发展战略与扩大内需战略之间是包含关系及
指出扩大内需战略作为经济发展战略不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
且也是本世纪中期第三部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等。
关键词：大国经济，战略选择，扩大内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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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加载中，请稍后...连平：中国内需增长空间较大
　　在日前由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有鱼普惠等联合主办的“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第三期上，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从动机、影响等各个方面综合分析，中美贸易战是双输，不过是非对称的双输。就一些领域的直接影响来说，可能中国受到的影响更多；但如果从整体经济的承受能力来看，中国的承受能力比美国更强。　　连平指出，如果特朗普提出一个能够削减美中贸易1000亿美元逆差的计划，可能会使中国2018年出口增速下滑到5%左右，测算下来对中国GDP的影响是增速下降0.15-0.2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看，对中国经济整体运行状况的影响不会太大。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内需增长空间较大；中国的投资仍有空间，不仅城镇化的推进会带来许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公共设施的投资需求，制造业中新业态、新产业方面投资的需求也还会保持一个不低的增速；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出口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带来了较好的成长空间，可以部分弥补贸易战给中国带来的损失。　　连平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要大力发展内需，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推动高新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未来有两点需要重视：第一，宁可较大幅度降低相关产品的关税，扩大进口，也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避免大幅度的趋势性升值或者贬值；第二，宁可进一步扩大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的开放、降低准入门槛，也要保持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适度，更多降低准入门槛。　　“未来既要稳妥和审慎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资本和金融账户的开放，也要协调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它们能够相互支持、相互促进，这是保护中国经济抵御世界经济危机冲击的两扇‘大门’。”连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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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花顺爱基金中国内需期待 大内需破题
来源：《观察与思考》杂志
　　中国内需期待
　　大内需破题
　　观察记者 夏 燕
　　牛年春节刚过，一则来自商务部的数据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7天假期，全国共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00亿元，同比增长13.8%。
　　在猛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国内消费市场的牛劲十足、活力四射让众多欧美国家艳羡不已。
而这场迸发的消费“牛市”，除了节日消费的惯性外，也与多项政策刺激不无关系。
　　而今，大把掏钱才能顺利过冬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然而几十年来，“消费”这台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始终怠速。如今，当“出口”这台机器的马力不再强劲，只靠“投资”超负荷运转，能否驱动中国经济这趟高速列车？
　　2900亿元的讯息或许提供了另外的一种可能。
　　2009年，扩大内需已是箭在弦上。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重要信号—扩大内需将是2009年“保增长”的根本途径。
　　而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宣布，将推行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在内的十项措施。同时启动总额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
　　紧接着，地方政府也陆续宣布将加大投资力度，刺激计划的规模因此达到10万亿之多。在普遍信心不足的情形下，庞大的投资计划无疑给前景不明的中国经济打了一支强心针。
　　溯及以往，政府较早一次提出扩大内需，是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过后。
　　当时，为应对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下滑，政府出台了种种扩大内需的政策，包括设立黄金周，放行个人住房消费信贷，鼓励汽车和住房消费，等等。这些政策对于缓解外部冲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一次，“扩大内需”的提出与外部环境仍然不无关系。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受全球金融风暴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接踵步入经济衰退。这些国家的经济衰退，给已经具有很高外贸依存度的中国出口不断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在此情况下，面临人民币升值、货币政策从紧、资金链短缺和劳动成本增加等压力的中国企业开始变得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居民手中金融财富的大幅缩水，消费者信心指数一路下滑，居民家庭消费更加动力不足。
　　在这种宏观环境和走势影响中，内需开始持续下滑。
　　而此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转型的需要。
　　即从过去“内需不足—依赖出口—低价竞销—利润低下—工资增长缓慢—内需不足”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转变为一种“收入增加—内需增长—降低对出口的依赖-避免竞销—收入增加”的良性循环。
　　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情况来看，尽管这种转变是困难的，甚至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却是必需的。并且，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扩大内需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
　　历史地看，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换的必然性正是发生在这样的一种脉络之中—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即能够将大批的产品迅速制造出来，甚至提高产品的性能和品质也并非难事；但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是如何将这些产品卖出去，将这些产品卖给谁，即需求和市场的问题。由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和需求的有限，生产者不得不将产品的出口放在国际市场上，即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于外需。
　　然而，在当前全世界经济放缓尤其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制造业的大范围、大规模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就极其明显地凸现了出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未来的中国经济能否保持一个相对高的增速，而不致急速下滑，如何“向内”启动内需来“消化”过剩的巨大生产能力无疑是最为关键的。
　　并且，从国内需求的三个构成要素—政府财政购买和政府投资、企业投资、家庭消费看，要启动内需，必须从三个方面分别有所动作。
　　“冬眠”的内需
　　事实上，内需不足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出现。
　　1994年开始，中国的物价开始持续走低。
　　一个典型的现象是，企业生产什么什么卖不出去，满大街的“拆迁价”、“吐血价”、“跳楼价”—种种迹象显示当时的需求确实出现了问题。
　　价格长时间持续下降，不仅反映出总量失衡，更凸显出经济运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结构性矛盾—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
　　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彼时的中国已是超过人均2000美元GDP的国家，但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2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那么，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
　　如果要弥补这个差距，打破城乡壁垒、推进城市化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然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始终处于滞后的状态，也因此导致了大批的农村人口被甩在市场之外。
　　有学者认为，大量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至少是以三个社会条件为前提的：相当高的城市化程度；城市工人工资和收入的普遍提高；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措施。因而，造就了耐用消费品需求的必要条件。
　　从二十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城市化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大量农民被甩在工业化的过程之外。这一分裂的工业化过程，使农民的收入长期处于与消费耐用品不相称的低水平。而城市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许多耐用消费品的使用，都要以城市生活为条件。因此，分裂的工业化，不仅把农民甩在了工业化生产过程之外，更将农民甩在了工业品的消费过程之外。
　　持类似观点的专家还认为，令内需“冬眠”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于，金融改革的滞后。后者直接妨碍了大量储蓄转化为投资。
　　按照经济学的解释，一个经济体如果不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总需求不足就会立刻显现出来。而中国很长时间来都面临着这种情况—
　　居民的储蓄在源源不断地增长，但中小金融机构仍然缺乏，导致储蓄很难从银行转化为投资和各种生产型支出。虽然近年来民间投资有所启动，但政府投资还是占了绝大部分，且存贷差也在继续扩大。
　　除此，更普遍的观点还有，内部需求不足是与贫富差距悬殊直接相关的。
　　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6—0.48以上，属于严重分配不均等的情况，也验证了这一点。
　　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各个方面。虽然实行了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则，但效果并不明显。
　　另一个未经验证的说法是，银行储蓄的80%掌握在20%的最富有人群手里，但这些人的消费意愿很低；而有强烈消费意愿的80%的人群，消费能力却又十分低下。再加上目前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降低了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仅有的一点钱也都被存在银行以备急时之需。
　　这些都成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
　　而今，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国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要使增长和发展能够延续下去，将其动力置于新的基础之上是必须的。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开始了这种新基础的寻找。
　　4万亿大单
　　2008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周。
　　这其间，国务院紧急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密集程度之高历年罕见。
　　11月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
　　11月9日，扩大内需十项措施正式出台。初步匡算，实施这些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消息发布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沪深股市即强劲上扬，沪指大涨7.27%。
　　在整个经济面临下滑风险的背景之下，扩大内需十大措施的出台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有学者估算，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可能在未来数年总共带来6万亿以上的GDP，相当于2007年广东、上海、浙江三省市GDP的总和。
　　为保证计划执行，11月10日，发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2008年第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确定的方向和重点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建设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加快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等等方面。
　　两天后，千亿投资计划目大致分配到农业部、水利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和卫生部等11个部委。其中农林水利方面约500亿，保障性住房、环保等其他部门分配另外约500亿。
　　紧接着，各地政府也相继出台扩大内需政策措施。北京市委常委会11月12日召开会议，部署今后两年共安排政府投资1200亿至1500亿元，预计带动社会投资1万亿元；天津滨海区新增337个储备项目投资规模达3000亿；广东预计今年可完成1.3万亿元投资；浙江拟利用3000亿拉动内需帮扶中小企业……
　　其间，也有人不禁怀疑，4万亿的巨大投资会不会导致民资的萎缩，造成实际的经济拉动效果打折？因为根据经济学理论，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极易导致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对国民收入的增加产生抵消作用。
　　然而，分析人士却认为，4万亿投资中，有1万亿左右是中央政府投资，其余3万亿左右则是要用政府投资来带动社会投资。
　　“这是充分注意调动和扩大民间力量，避免国家投资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形成国资带动民资的巨大合力。”有学者称。
　　事实上，投资一直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其对GDP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
　　在银河证券高级经济学家苑德军看来，加大投资不仅是“保增长”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比率在提高，这意味着每年有1300万农村人口要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城市化的发展，相应要求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水利、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的发展，从而必然导致投资需求的扩大。”
　　他认为，在稳定和扩大投资需求取得共识后，着力点自然落在了投资方向及方式上，即采用何种方式向哪里投，才能避免投资扩大造成的挤出效应和与民争利？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内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因为当时的基础设施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十多年过去了，基础设施已有了很大改观，现在最主要的瓶颈是在民生领域，因此应当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资。”
　　在部分学者看来，这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举动，不仅可以偿还多年来在民生领域的欠账，而且伴随着教育、医疗、养老等制度的逐步完善，可以减少百姓的后顾之忧，提高百姓消费的积极性。
　　持类似看法的专家进一步指出，以往在强调经济增长的时候，对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的投资有所忽视，加上改革滞后，由此造成公共服务价格畸高，质量下降。居民为了应对未来在医疗、教育和养老方面的不确定性，被迫增加储蓄，造成不敢增加消费。
　　因此，所谓消费不足，其实不是私人消费不足，而是公共消费不足，是因为政府没有花该花的钱。
　　蜜蜂寓言
　　尽管如此，关于4万亿计划，仍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似乎过于倚重投资，而忽略了能够长久拉动中国经济的因素。
　　“如果不能启动居民的消费”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刺激计划将难以达到提振经济的目标。
　　这种担心道出了中国经济一个畸形的事实。
　　2007年，消费在中国GDP的比重低于40%，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中，这个数字都大于50%。欧洲是58%，日本是55%，美国高达72%。过低的国内消费使得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国外消费市场。危机席卷美、日、欧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出口消费市场的疲软。如何启动国内消费，是对中国经济真正的考验。
　　而在此之前，中国由于基础设施缺口较大、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增长较快，投资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
　　在大范围政治经济基本格局的影响下，各级政府保持着对重要资源的掌握，以GDP增长作为考核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且税收主要来源于增值税，使得其更关注产值的增长—正是在这些制度激励下，各级政府都选择了拼资源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也正因为如此，不管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当下，投资与消费的关系都遭到了严重扭曲。但事实上，消费对于扩大需求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寓言是经济学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
　　说的是很久以前，有一群蜜蜂过着挥霍、奢华的生活，整个蜜蜂王国兴旺发达、百业昌盛。后来，从遥远的地方来了一只老蜜蜂，它劝导挥霍、奢华的蜂群要节俭持家。于是，蜂群在老蜜蜂的教导下改变了原来的生活习惯，崇尚节俭朴素。结果，整个蜜蜂王国经济衰落、社会凋敝，终于被敌手打败而逃散。
　　要不是凯恩斯的解读，蜜蜂寓言估计逃不开“最坏寓言”的批判，然而用它来诠释“需求创造供给”理论再合适不过。凯恩斯通过蜜蜂寓言要说明的无非是—消费对社会经济的拉动作用。
　　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也表明，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循环的基本归宿和新的起点，是最终的需求。投资需求是在消费需求基础上派生的，是为了最终满足消费需求的。增加投资，发挥投资的乘数作用是靠最终消费，靠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来实现的。
　　并且，当期投资需求会成为下期的供给，投资对经济的贡献大小主要看当期投资在多大程度上能形成满足下期社会需要的商品和劳务。如果投资结构不适应消费结构的变化，或者投资增长超过消费的增长。长期看，这种投资扩张对内生于投资的当期需求和下期供给为特征的国民经济负面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从支出法核算GDP的增长来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同样最大。
　　近年来，中国的最终消费率虽然在政府加大支出的努力下，到2000年略有上升，但仍明显低于78%—79%的世界平均水平，而内生于经济增长的居民消费率仅从1996年的47.0%上升到2000年的48.2%，2001年又降到46.7%。
　　过低的消费率不仅弱化了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而且使投资形成的下期供给能力不能被有效消化，投资无法获取回报，这反过来会影响投资者的再投资行为，投资需求不能形成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消费不振导致投资机会减少，也使大量储蓄不能转化为实质性投资，造成严重的失业问题。
　　而在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看来，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
　　1978年至2007年，中国民意GDP年增长高达15.1%，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13.6%，农村居民收入增加12.6%，随着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消费市场的规模持续扩大。197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有1559亿。到2007年，已经增加到89210亿。29年间，增加了56倍，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手机市场、国内旅游市场、宽带市场，也是第二大黄金饰品市场、汽车市场、第三大奢侈品市场、医疗市场。
　　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消费对GDP的贡献也显著增加。
　　2007年，中国11.4%的GDP增长中，消费对GDP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消费、投资、出口的拉动分别占4.4%、4.3%、2.7%)。
　　但与此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以及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和消费环境，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此刻，在金融危机冲击、既往过度依赖高投入和出口的经济模式已是强弩之末的形势下，扩大消费需求对于经济的拉动无疑更为实在，显然也是更难的——因为“买还是不买”，最终决定权还在百姓自己。
　　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8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大约为20万亿元，如果按照全国13.2亿人口平均来看，每人仅1.5万元。这意味着，即便不考虑储蓄不均的问题；单单是人均1.5万元的存款，要真扩大其消费也捉襟见肘。
　　“事实上当经济出现下行风险时，要拉动消费难度更大。”有学者表示，“因为百姓对自己将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在花钱方面会更为谨慎。”
　　一个悖论
　　关于消费，始终存在这样一个悖论—
　　刺激消费，就是要让百姓把存在银行里的钱拿出来花掉？答案是肯定的。
　　刺激消费，就是要鼓励人们多消费少储蓄？答案又是否定的。
　　历史地看来，刺激消费并不是个一味赶储蓄出笼的过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内需不足的问题凸显。
　　鉴于当时经济不振、市场需求不旺的状况，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旨在刺激内需的政策。中央银行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后来又对利息征收所得税，以图推动个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
　　1998年底，更是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概括起来，当时的刺激内需的措施，一是以调整利率、福利、物价等手段赶储蓄出笼；二是增加政府支出，甚至不惜以赤字财政大兴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还有公务员加薪等措施。
　　从短期来看，这些措施对刺激消费确实起到了一些作用，但从更长时间来看却收效甚微。在此后若干年中，最终消费率进一步降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
　　彼时，以调整利率、调整福利、调整物价等手段赶储蓄出笼的逻辑是：不是内需不足吗？不是大量产品剩余和积压吗？那么多的钱存在银行里，哪怕拿出来一半，内需不足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于是，调整利率、调整福利、调整物价。
　　紧接着的“三项改革”中，虽然住房改革使得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获得了自己拥有的住房，但随之而来的房地产热也消耗了城市居民仅有的一点消费潜能。以产业化为取向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不仅大幅度地增加了居民的即时支出，也使人们对未来更加地不确定。结果导致人们更不敢花钱消费，内需更加疲软。
　　这样的经验凸显了慎待居民储蓄的重要性。
　　时至今日，根据央行的数据，银行中积累的居民储蓄已经高达20万亿。从表面上看，20万亿是个很大的数字，并且居民储蓄的增长速度确实很快。
　　但不能不承认的是，这20万亿储蓄的分布是高度不均衡的。这个让人看了吃惊的数字平均到13亿人头上，不过每人不到2万元，对生活在今日中国的人来说，能做的事情并不多。
　　况且，80%的城乡居民储蓄由20%的人拥有。也就是说，有2.6亿人拥有存款16亿元，人均6.2万元。另外的10.4亿人拥有存款4万亿元，人均不到4000元。这个数字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中甚至买不到一平方米的房子。
　　更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仅有的那一点储蓄，相当一部分是他们的应急钱和保命钱。
　　对于大多数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是家庭负担中最主要的部分，目前存款中的相当部分是为此而准备的。特别是中国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但目前养老保险不仅覆盖面很窄，而且保障的水平很低。现有的储蓄对于逐步老龄化的人口，无论是在保障老年生活还是在医疗的意义上都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扩大消费需求的过程也必须是一个“让没钱的人舍得花钱，让有钱的人愿意花钱”的“富民”过程。
　　还利于民
　　而今，来自杭州的困难户陈老伯就享受到了这一实实在在的“富民”政策，春节前，他拿到了政府派发的消费券，共计1200元。
　　“好久没有逛大商场了。”陈老伯坦言，家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美中不足的就是冰箱用了10多年，已经不会制冷了，只能维持在10摄氏度，夏天还能暂且派上用场，但对于他们的女儿来说这是件很麻烦的事。
　　“女儿的病不是一天两天了，天天都要用药。”药是放在针管里的，一针要花上300到400元，这些药要存放在10度以下的环境里，否则会变质。很明显，家里必须有台制冷良好的冰箱。
　　家里别的都能将就着用。陈老伯一家人一寻思，用消费券换一台新冰箱最合适。1月23日，他和老伴兴冲冲地到杭州百货大楼，添了700块，背回了一台冰箱。
　　一家烦恼了好几年的问题总算解决，这几张消费券成了恰好的照顾，实实在在地帮上了忙。
　　早在1月20日，杭州市委市政府提前向67万市民派发新年红包，总价值为1亿元。这份“大红包”就是可以在200多个商贸网点使用的消费券。
　　即日起至23日，消费券被发放到八类人群手中。分别是：已纳入社会化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享受城镇老年居民生活保障待遇的老年居民、享受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持有《杭州市困难家庭救助证》的家庭享受成员、家庭人均收入在低保标准120—140%的困难家庭享受成员、享受生活补贴的征地农转非劳动年龄段以上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和市属、区属中小学学校的在校学生。发放标准为市属、区属中小学生每人100元，其他符合条件的人员每人200元。
　　在全国各地，同样发放消费券的还包括成都、南京、苏州等城市。
　　专家估计，消费券的发放将带来一系列“乘数效应”。即通过先期的投入刺激消费，促进企业再生产，生产增加带来用工增加，用工增加带来消费增加，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方式。
　　但从深层次上分析，作为消费券发放对象的普通民众包括贫困群体，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提高他们基本需求满足的水平。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消费是需要由政府来支付的。比如社会保障和必要的福利。
　　也因此，政府始终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众的保障水平、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优抚人员抚恤标准、低保群众的低保水平等。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都采取了种种措施。
　　针对最关键的增加普通民众当期收入问题，政府也在多渠道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和收入的同时，努力增加财产性收入，以期逐步建立一个“竞争性劳动工资+高财产性收入”的现代国民分配模式，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当前危机下，企业获竞争力的最直接办法，就是降低税负和人力成本，如此才能生存下去，充分保证就业。除此之外，政府还着力建立一个稳定增长的资本市场，以期让员工分享企业成长的利润。
　　颇具说服力的数据表明，美国的中产阶级是靠财产性收入培养出来的，从1952年到2000年，美国雇员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48年仅上升不到4个百分点。其居民主要收入增长来源于金融市场的灵活投资。
　　财产性收入的基石是企业效益。企业是生产的主体和经济运行的枢纽，因此要全力营造良好的企业生存环境。在当前形势下，降低企业运行成本也更为迫切。所以，政府在进一步给企业松绑之际，也不断采取措施全面降低企业运行成本，确保大多数有竞争力的企业能够存活下去。
　　而作为中国收入最低阶层的农民，中央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去年年底就推出刺激农民消费的措施。
　　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家电下乡”。
　　统计显示，中国有2亿多户农村家庭，目前家用电器还远远没有普及。农村的冰箱普及程度大致只相当于城市1988年时的水平，洗衣机的普及程度则相当于城市1985年时的水平。
　　2007年12月，财政部、商务部在四川、山东、河南三省进行“家电下乡”试点，政府对购买家电的农村家庭进行补贴。隐藏在其背后的市场价值是——农村家庭家用电器百户拥有量每上升1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多出约200多台的市场销量。
　　当前，如果说对内需不足的原因分析还存在争执的话，对于如何真正启动内需人们却正在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在确保中国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增长，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也必须改变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再分配不断向政府倾斜、财富越来越向国家转移和集中的趋势。
　　因为只有真正实现“让利于民”，才能预期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逐步富裕的同时，彻底消除制约经济发展目前所面临的内需不足的瓶颈。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大内需才刚刚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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