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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 10:19
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当代纪实文学）--作者：看山人 &&
zyesheng 发表在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forum-134-1.html
圈 （之一）
夕阳的余晖中，我们背着书包放学，经常在村里的街道上听到这样的消息：大块地开圈了！八道格开圈了！或者，高家坟开圈了！大块地、八道格、高家坟，都是地块的名字，村里人无论年纪大小，都耳熟能详。而“开圈”的含义，则连穿开裆裤的孩子都知道，队里把地里的白薯、花生或小麦都收完了，允许社员们去刨遗留下的白薯、花生或拣拾残留在地上的麦穗，便意为“开圈”。那年月粮食紧缺，家家都不够吃，拣拾的粮食能补贴一大块生活。有关开圈的信息，其实就跟眼下的爆炸性新闻差不多。
新华字典中对“圈”字有四种解释。（1）圈儿：铁圈，项圈。（2）圈子：圈内圈外。（3）在四周加上限制：围，圈地。（4）划圈做记号：圈选。我反复比照，开圈的意思应该符合第三点，即：打破限制，允许人们自由出入。说是乡村俗语，却也准确形象。新华字典没有做“开圈”这样的解释，足见这个命名该属于乡村自己，是创造。
我们那个时候年龄小，可对开圈也同样关切和敏感。书包随便往炕上一丢，根本不用大人招呼，提着筐拎着镐就往地里跑。气喘吁吁跑到田间，地里黑压压都是躬起腰背忙活的人。除了我们队我们村的，还有周围邻村的，大人孩子都干得热火朝天。因为开圈的时候基本上都在傍晚，通常是人们干得意犹未尽，天就黑了。晚秋的天黑得早，寒气随暮霭裹挟而来，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人们陆续回家了，但总有那不甘心的摸黑也要多刨几镐，他们大都来得晚，是消息知道得晚。或者消息有误，明明开圈的是大块地却误跑了一趟高家坟，不多刨几镐觉得吃亏。旷野中经常有野兔或田鼠出没，有时候野兔会撞在人腿上，顶多“哎呦”一声，都想不起给它一镐。野兔没粮食大紧，去田野中捕猎的人都是村里游手好闲的人。
转天一大早，掂着昨晚开圈地块的人披着星星出门了。起得最早的人能拣个大便宜，甭管拣白薯还是拣花生，昨晚摸黑挥镐的人都会有遗漏，东西刨出来了，自己却看不见。我就不只一次地跟随父亲星夜出门。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在高低不平的街道上拐来拐去，“砰”地一声，自行车撞在了电线杆上。父亲骑车再走，居然不知道把我丢了。我也懵懂地似乎还在睡梦里，呼喊的声音像蚊子，父亲骑出了好一段路，偶然一摸后边，才发现后车座上没人了。
父亲挥镐刨地，我提着篮子满地游走。我有收获会惊喜地告诉父亲，父亲有收获时也会告诉我。刨白薯时我喜欢找“贼根”，有些白薯不长在自己的垄背上，而是顺着贼根在别处安营，要花费许多力气掏洞，才会在远远的地下找到它。白薯有时很大，有时却很小，与花费的力气根本不成比例。再小我也喜欢找“贼根”，因为这有点像做游戏。
开圈的信息总是比风走的还快，人们口口相传，也难免传走了样。有一次，地里的麦子还没收完呢，地边儿已经布满了虎视眈眈的人群。队长派出精壮劳力四边把守，无奈地块太大，战线太长，就是撒豆成兵，也无济于事。人们总是拣看守薄弱的地方一拥而上，不光拣地上遗留下的麦穗，还抢整个的麦捆儿，把队长急得满头大汗，沿着地边儿亲自驱赶闯入者，还不时高喊：“这里没开圈，谁告诉你们这里开圈了！”队长这个时候说些什么人们都听不见，大家眼里只有粮食，所有的思想和意志都在为如何获得更多的粮食服务。麻绳在口兜掖着在腰间揣着，能把大捆的麦子背回家，这是比天都大的诱惑。人们跟队长玩游击战术，你往东，我就往西。你刚跑到南边，人们又迂回到了北面。看守的社员貌似跟队长一条心，也这里轰一下那里轰一下，可力度小多了，因为人群中也许就有他们的兄弟姐妹。人们逐渐往腹地深入，队长看着实在轰不过来，就撒手不管了。原本应该装满一车的麦捆儿，却连三分之一也没有。队长这个时候一点也不着急了，他也像别人一样成了进入“开圈”领地的第一批人，而这第一批人，是令人羡慕的。
其实现在想一想，开圈的地块之所以有那么大的诱惑，是因为遗漏下的粮食太多了。
宿，在方言中与“休”同音，其实是指借宿在别人家里。借宿肯定不是长久的，是偶尔为之，所以有新鲜、新到之意。即使是在乡村，现在也很难听到这样的说法了，是“新宿”所涵概的内容不存在了。
我的印象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简直是一个新宿的年代。我们大规模地住在别人家，别人也大规模地住在我们家。说是大规模，是指一铺炕上睡了不知多少人。先说我新宿的那个人家，前后两层土坯房。女主人我们都叫她石头婶子，她生了一堆儿子，却只有一个女儿。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说石头婶子会讲鬼故事，我搬着铺盖卷就住到她家来了。我那年大概有十岁吧，自诩是不怕鬼的，可风吹动门帘时，能让我半宿睡不着觉。我从石头婶子嘴里趸来的鬼故事，再贩卖给其他小朋友，那些小朋友听了不满足，也搬到石头婶子家炕上来了。她们有的人带来了铺盖卷，有的就来了光杆一个人，我们就两个人、三个人挤一个被窝，小燕一样从被窝里仰着头，专心致志地听石头婶子讲。石头婶子讲鬼的故事，也讲不是鬼的故事，其实现在知道了，石头婶子的许多故事都是戏文里的内容，比如铡美案、三凤求凰，我们却都以为是石头婶子肚儿编的。问她，她也说是自己编的。
新宿的原因多种多样，姐姐有两个伙伴，在我们家住好多年。一直到临出嫁，才搬回自己家里去。那年月家家房子都不够住，尤其哥们儿多的人家，再有一两房娶了媳妇的，家里的女儿就恨不得像画一样被挂在墙上。姐姐的两个伙伴都是这样的处境，她们仨凑在一台油灯下纳鞋底，说知心话。说到害羞处会红了脸，会一齐扭过头来看我，我赶忙闭紧眼睛，假装睡着了。其实我哪里睡得着呢，她们说的那些话我也爱听，有时候她们也伙着去做坏事，去生产队的地里扒些花生或掰些青玉米，放到灶堂里烧着吃。这个时候我想装睡也装不成了，烧东西的那种香气满屋子乱窜，让人根本无法抵挡。我假装起夜爬起身，把她们吓得不轻，一个劲叮嘱我别告诉别人。
我去石头婶子家新宿，我的位置马上就有人占领了。姐姐明显是希望我去新宿的，告诉我在外面住得时间越长越好，最好过年再搬回家来。顺便说一句，过年对宿的人是个坎，不管你多不想回来，不管客家留得多紧，过年这天是一定要搬回家住，否则所有的人都会认为你不懂事，大过年的还留在外面，哪怕初一再搬回去呢。因为姐姐的那句话，我差一点就不走了。我的铺盖卷还在炕沿上顺着，她的又一个要好的姐妹已经搬着铺盖进门了。如果不是石头婶子的鬼故事实在吸引我，我才不会住在外面呢。来的人家里有地方住，她到我家是来就伴的，带来了许多花样子，摆了一炕。姐姐她们几个趴在炕上研究半天，什么样的花样子适合绣什么，有争论也有妥协。后来她们都不纳鞋底了，改绣花了。老实说，她们绣的花不是很好看，花花绿绿的有颜色而已。可就是那些颜色，让灰仆仆的生活明亮了许多。
也有新宿“新”出姻缘的，我们队的辫儿头就是其中之一。她仗着自己模样好，平时不怎么合群。辫子总像帽盔一样盘在头顶上，说话做事都显得漫不经心。有一年冬天，大顺被派到遥远的地方出工，他妈心脏不好，他请辫儿头去自己家新宿，给他妈做伴。这件事换作别人是不会去的，只有辫儿头犯傻，把铺盖搬了过去。模样好的人有时候会犯傻，村里人都这么说。大顺家是富农，他爸是吊死的，她妈焦黄的额头总像公章一样盖着紫印子，拔火罐儿拔的，大人们都说那是没病装病。辫儿头在大顺家住了一冬，过年大顺回家了，她却不回，非要跟大顺结婚。差点把她爸妈气死。大顺模样、身高、手艺哪哪都好，可是比辫儿头大17岁，已经是老光棍了，家里怎么可能同意这样的婚事呢。可辫儿头的爸妈想尽办法也阻止不了，只得断绝了跟女儿的关系。后来辨儿头的几个妹妹宁可在家里住柴禾棚子，父母也不许她们在外新宿，他们让辨儿头新宿给新怕了。
辨儿头婚后生了一儿一女，都是重点大学毕业，都在城市有了不错的工作。辨儿头两口子也从村里搬了出来，在城里做小商品批发生意。辨儿头每次在街上见到我，都夸大顺的种种好，那种知足溢于言表。都快五十的人了，说起自己的男人来，跟刚结婚的小媳妇一样。当然也不忘记表一表自己如何惦记父母，市面上刚流行保暖内衣，辨儿头就拣名牌给父母一人买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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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青这活儿，是从庄稼半熟不熟的时候开始。庄稼半熟不熟的时候，也是庄户人家青黄不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个成语，叫“偷青捋穗”，说的是手脚不干净的人，把还没成熟的粮食偷回家。广播喇叭里每天都有消息播报，谁谁又“偷青捋穗”了，被看青人逮着了，扣工分，罚粮食，开批判会接受批判。无论多重的惩罚，谁都不当回事。因为这种行为几乎人人都有，区别只是没被看青人抓到。或者抓到了，与看青人私下达成了某种协议。再或者，与看青人有什么瓜葛，被看青人做了顺水人情。
乡间的许多词语都精确得十分了得，我觉得看青就是一例。“青”字就用的很讲究，本来是所有的庄稼的统称。都知道庄稼小的时候都是绿的，快要成熟的时候，才由绿转黄。看守庄稼的这一职业，即不叫看绿，也不叫看黄。细细想来，庄稼其实是有第三种色调的，那就是“青”。庄稼绿时还是禾苗，黄时则表示成熟在望。绿转黄之间是一段青森森的颜色，玉米在那个阶段犹为明显，正是挂浆时，尤其有看的必要。
看青这个职业，看似溜溜达达，即清闲又干净，很多人却不愿意干，也干不了。看青人需要铁面无私，需要很好的体魄和心理素质，更主要的，看青人要不怕伤人。所以每个生产队选择看青人一般都只用两种人，年龄稍大些的光棍，或那些还没结婚的愣头青。看青人需要下夜，有时甚至要在地头搭窝棚，十天半月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他们通常在裤腰上别一把镰刀，倒背着手，从这块地走到那块地。“偷青捋穗”的人他们要管，小孩子跑到地里割草、剜菜他们也管。因为他们知道，小孩子其实各个都是小“害虫”，他们把那些矮杆高粱撅甜棒吃，能撅出打麦场那样大的一块平地。高粱穗子都藏在草筐里，还脱不出粮食，就拿回家喂兔子。或者像耗子一样，把那些刚有浆水的玉米啃得烂七八糟。玉米还好好地长在那里，胞衣整齐，吐着黄色的缨须，其实里面光剩下玉米骨头了。看青人顶烦这样的小孩子，每天放学的时间，都盯紧各个路口，可小孩子的腿脚比风还快，何况不止一两个小孩子，看青人追了这个顾不了那个，最后落个疲于奔命，小孩子阴谋得逞，得意的心里乐开花。
被捉住的孩子一般都没有好果子吃，挨顿骂是好的，不解气的时候，也许就会挨顿揍。孩子们为了不被捉拿，也想了许多办法，诸如像电影里那样，怀里藏个白灰包，关键时刻扬手甩出去，自己就能脱身。女孩子脱掉裤子装成解手等等，都是好计谋。青纱帐里的游击战年年进行得色彩纷呈，孩子们各个练习得动若脱兔、火眼金睛。
看青人最神气的时候，是配合队长检查有没有社员私藏粮食。队长不亲自动手，他在旁边看着，看青人一个一个的捏衣兜，摸裤腿，甭管是男，是女，身上的犄角旮旯都要翻个遍。私藏粮食的女人居多，她们把豆子挽进裤脚，或者把玉米棒子插进内衣，像子弹荚一样整齐地围在腰间。女人的脸上丰富多彩，乞求、威吓、嘲弄、漫骂，无所不用其极。看青人铁青着脸，众目睽睽之下，当然都不为所动。翻出来的粮食堆放在一边，女人骂看青人绝子绝孙，不得好死，看青人这个时候的修养出奇地好，无论别人骂什么，他们一点不恼。因为他们知道，一年看青的生涯就要结束了，他们很快也要成为一个普通社员了。
他们成为一个普通社员以后，不会有人记得他们曾经看过青，虽然明年看青人的名单中可能还有他们，但那是明年的事。看青人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角色转换，没有什么人跟他们记仇，因为他们之间，无仇可记。
场头的权利仅次于队长，这是我与一个做过场头的人认真探讨得出的结论。队长管春种秋收，而春种秋收得来的粮食，都归场头管。每年地里的伙计忙完以后，所有的家庭妇女都要到场上去，这个时候场上比地里更需要人手。麦秋时的梅雨天最吓人，天上轰隆轰隆雷声一响，场院上就长出许多巨大的蘑菇麦垛。场院里的活计看似简单，其实许多都是技术活。比如把两层楼高的麦垛垛得像个大灯笼，不歪不斜，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每年的麦花飘香时，就是场头走马上任的季节。麦场都是土场，平展宽广。一个冬天的荒芜，足以使场面上积聚厚厚一层浮尘。清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浮尘碾到地里去。地表均匀铺上含了水的麦壳，毛驴套上碌碡反复碾轧，使场面坚硬如铁。麦场干透时，即是小麦上场时。来场上务工的都是女人，多糙多辣的女人都有。场头带这样一支队伍不容易，首先自己要精通簸、扬、扫、锄等各种活计，撂下杈子就是扫帚，以技艺服人。还要知人善认，把每一个人都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遇到调皮调歪的女人，还要有手段制服。女人攀比的心理和行为都很严重，有一个人磨洋工，这一天就不出活儿。
好的庄稼把式不一定是个好场头。好场头往往一个生产队几百号人就出一、两个。领导一群女人的人该是什么性格？整天绷着脸不行，女人天生就是叽叽喳喳、嘻嘻哈哈，三个女人一台戏，场上至少三十个女人，该是几台戏？谁绷了脸谁就是遭耍的猴子，女人根本看不上你。看不上你就欺负你，欺负你的方式，就是做活时偷工减料。这是要场头命的事。场里的活不比地里，地里都在明处，场里却在暗处。比如翻晒粮食，手腕上稍微懈松些，粮食就翻不到底，表面晒得咯嘣脆了，里面的却捂出了芽子。整天嬉皮笑脸也不行。人的惰性像伏天的气候一样得寸进尺，场头若是拿捏不准分寸，就很难使动人。坐在我面前的老场头都八十几了，说起过去的岁月，还是一脸的得意。他咧着没有牙齿的嘴巴说，他做了一辈子场头，没结过怨，没伤过人，没误过事。下雨抢场时，所有的妇女都泼出命去干。那一年连阴天，麦子眼瞅着发肿发胀，他让妇女们把炕腾出来让麦子睡，结果没有一粒麦子生芽。麦子晾干后，原封不动地又回了场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老场头仰着脸问我，我说不知道。老场头神秘地说，他摸得准女人的脉。有多少女人，他就能摸准多少人的脉。我想让他仔细说说“摸脉”的事，他轻而易举地就岔开了话题。
场上的风景其实最是风景。女人们每人一条花头巾遮脸，十几二十几把三股木杈呈一字递进排开，麦杆在空中纷扬，像掀起的黄色波浪一样。场院凉晒的麦子原本是一个巨大的圆，在女人的层层剥离中，不断缩小。这就是翻场。翻场多在正午，阳光下的人连影子也没有。空气中散发着烫熟麦子的气味，轻烟袅袅，似乎人的皮肉都被烤焦了。场上的所有活计中，没有比翻场更有诗意更具画面美感的活计了。带头翻场的一准是场头，他手里的木杈轻盈得如蝴蝶上下翻飞，能舞动出一种韵律，一种神采。场头一准是光着脊梁的，窝起的后背与烤红的烙铁一个颜色。间或吼几声酸曲给人提神，那酸曲的词儿，也许就是他现场篡改的，提醒身后的女人他长着透视眼，谁干什么样，他都心知肚明。
场头是要吃住都在场院里的。从入夏小麦进场，到秋后高粱谷子归仓，多半年都不能登家门。家里做下好吃的会送到场院来，更多的时候，场头一个人在自己搭的灶里烧火煮饭。乡下的男人很少有自己做饭吃的，场头能做到这一点，也让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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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时节，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生产队“挂队”了。挂队就是放假，但放假是工厂工人的说法，社员放假就叫“挂队”。
闲下身子，年纪大的人喜欢串门子。男人倚着墙柜聊天，女人坐在炕尖上纳鞋底，“刺啦刺啦”拽麻绳的声音此起彼伏，针锥偶尔在头发上划一下，为的是蹭些油，扎鞋底的时候可以省些力气。没出嫁的姑娘们喜欢玩纸牌，纸牌不定玩了多长时间，边棱都毛茬茬的，而且缺这个少那个。少的纸牌就自己亲手画，如果少的是大王小王，就用彩纸和烟盒代替。
早晨热气腾腾的玉米粥刚咽下肚去，小伙子就呼朋唤友地去打尜了。尜是用木头削成的两头尖、中间圆的球体，新华字典中解释为儿童玩具，其实不很准确。最起码在我的家乡这种解释不准确。打尜有赌博的性质，虽然那个年月赌资很少，也是一定要分输赢的。尜分两种打法。第一种用尜棒在地上旋个窝，把尜放进去，人偏下身去用尜棒把尜激起来，朝远处打，然后再用尜棒去丈量，远者为胜。第二种名曰“攻城”的玩法则复杂得多。攻城是大游戏，无论有多少人，都可以参与进来。若干个人一组，分若干组，轮流攻城和守城。
在地面上用树枝画个一丈见方的框，就是城池。守城者手持尜棒，在任意一个地方站好，问对方是死攻还是活攻。活攻守城者可在城池里随意走动，选最佳角度把尜打出去。死攻守者则不能动，无论尜从哪个方向来，只能凭借手臂的长度击尜。一般千尺为一局。最先打够一千尺者为胜，胜者叫累人，输者叫挨累。奖惩的方式分两种，累人的问挨累的，要天尜还是要地尜？天尜就是往空中打，挨累的举着帽子到远处接，直到接到为止。地尜则是累人者一棒打下去，尜沿地面朝前滚动。挨累者追在后面，要在尜滚动时追到才作数，裁判就在身后尾随，实施监督。天尜地尜都不容易接到和追到，所以挨累者经常跑得满头大汗，而且一跑就是半天。
这种攻城的游戏不常有，因为只有人多才能玩出气势和水准。所以这一天是村庄的节日，男女老少几乎倾巢而动。地点是某户人家的菜园，白菜收走了，但垄沟依稀可见。一天下来，菜园就被人踩成打麦场了，转年刨地，要费一把子力气。这个活动一搞就是一天，什么时候天黑得看不见了，才会作罢。因为轮流挨累和累人，所有参与者都累走了样，干一年的活，都累不出打尜的水平。有的人家的烟囱这一天都不冒烟，全家人一整天都在打尜现场观战。也有的人一早背着筐出来想去耧些柴草，晚上转回家去，筐还是空的――因为看打尜，把耧草的事忘了。
尜没长眼睛，有的时候它也会被人一棒打出去，正好撞在某个人的额头上。额头顿时会起尜那样大的一个紫包。紫包人捂着额头蹲下身去，对跑过来的肇事者说，你玩你的去，你玩你的去。肇事者继续去打尜，紫包人躲到偏僻处忍过阵痛，扬着惹人眼目的额头又出现在打尜现场
我小的时候听爷爷说过他年轻时打尜，也是在冬闲时，也分守城和攻城。只不过那个时候打尜是为了取暖。草房四处透风，身上衣衫单薄，家里实在冷得无处藏躲，年青人便相约去打尜。有时候即使下了没膝深的雪，他们也愿意在雪地里奔来跑去。那时节不能打地尜，只能打天尜。爷爷说，有个打尜好手一棒打下去，尜就不见了。我问尕去了哪里，爷爷说尜去了天上老天爷那里，老天爷把尜收走了。我问老天爷把尜收走了做什么。爷爷说，老天爷在天上待着闷得慌，他也想打尜了。天上没有树，没有办法削尜。
我那时还没上学，很信爷爷的话。
过了腊月二十三，家家都要忙于过年的准备工作了。青石碾子一天到晚吱吱嘎嘎叫个不停。各家各户都要把平时舍不得的吃的稀罕粮食拿出来碾轧。小黄米，粘高粱，炒黄豆，蒸出来的饽饽或年糕都跟点心差不多。家家的缸里都会储藏许多这样的“点心”。这是孩子们喜欢的吃食，还有不喜欢的。比如，把碾细的玉米面做成蓬松的大包子，里面塞进红豆沙馅，又名“团子”。无论玉米面做成什么样、叫什么名字，大家都对它深恶痛绝，一年到头吃得太多了。
孩子除了被家长扣住推碾子，有点时间就往生产队的饲养厂跑。胆大些的潜伏到队部饲养大牲畜的地方，查看饲养员有没有把炊帚疙瘩遗失在牲口槽子里。牲口槽子都是花岗岩石头凿出来的，模样像一条小水渠，有渠沟和渠背。那年月饲料也金贵，牲口吃东西时挑挑拣拣，把不爱吃的拱到一边，那把小炊帚就负责把渠沟或渠背的东西归拢到一处。女孩子胆小，一遍一遍地往猪圈跑。猪圈都建在队部外面稍远些的地方，喂猪的爷爷已经很老了，穿一条长身的蓝布大围裙，长杆烟袋插在围裙的口袋里，烟袋荷包一摇一摇地拍打他的肚子。桑木扁担两端是两只大号猪食桶，桶里装着满满的猪食，爷爷一点腰都不弯。爷爷老了的标志，就是有时会把秃了毛的炊帚疙瘩落在猪食槽子里，让拣到的孩子欣喜若狂。
那些炊帚都是高粱苗用铁丝绑成的。因为使用的长久，有苗的那一边已经被磨秃了，所以大家才叫它炊帚疙瘩。高粱苗是高粱穗子脱去粮食后的叫法，有红白之说。因为高粱本身亦有红有白。红高粱的壳子是红的，白高粱的壳子却是黑的。我们都喜欢红高粱苗绑成的炊帚，觉得它比白高粱绑成的炊帚好看。那种炊帚其实家家灶台上都有，刷锅用的。可孩子们更愿意到外面去“拣”。家里的东西再烂也是宝贝，谁都不会舍得往外拿。
我曾“拣”到过一把炊帚疙瘩，是红高粱苗绑成的，被我洗净晾干以后，藏在了墙缝里，像藏了宝物一样。每天都要过去看它还在不在，生怕被别人顺手牵羊。每年正月十五的晚上，村里的大小孩子都去村后的河套地里抡火球。高粱苗点燃以后，碎星星一样挤眼睛，不生明火。一端拴上绳子，扬起手臂朝空中抡，火星遇到空气哔哔剥剥作响，即好看，又好玩。
河套地被河水围成了半圆，是很大的一个半圆，半径足有几十米。这样大的地块也不能容纳所有的孩子，胆小的孩子都不敢下到河堤来，他们怕那些四处乱跳的火星。有许多孩子站在河堤上看风景，他们的安静与堤下疯跑的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火球偶尔会撞到别人的头上，空气中弥漫着头发的焦糊味。也有些男孩子故意往女孩子的身上抡，把女孩子吓得尖叫不止。
这样的场面我只参与过一次，火球总也不能在我的手上抡成型。我总怕火星落到我的身上或落到别人的身上，我一直胆战心惊。点燃的炊帚只有在剧烈的抡动中借助风的力量才能自燃，所以我的火球三翻五次地灭。我赌气到大堤上做了看客。看客的角色实在是好，夜很黑，星星很亮，火球上遗落的“星子”比天上的星星还璀璨。远处的河水结了冰，冰面上传来各种各样的回声。像看电影一样。
那天有个叫小娟的女孩棉衣被火球抡着了，她尖叫着朝家里跑，结果火苗在她的身上越烧越大。所有的人都傻了眼，也顾不得抡火球了
，排着队追在小娟的后面跟着跑。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大家只是像小娟一样地惊叫，长长的一串队伍惊动了很多村里人，有大人从家里端出来一盆水，泼到了小娟的身上，总算把火熄灭了。
小娟的身上烧坏了大块的皮肤，衣服都揭不下来。但来年的正月十五，河套里仍然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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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锨磨出亮光，排子车凿凿实实地修整一新，铺盖卷山一样堆放在马车上，这是要出河工了。
男男女女都因为出河工而兴奋，而摩拳擦掌。挨冻受累都可以不计入成本，出河工的人员比在家留守的工分高，这是其一。其二是最重要的，人去口去，整整一个冬天队里免费提供一日三餐，这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是天大的事。队伍浩浩荡荡出发了，两个人一架排子车，一人推车一人坐车。或者男人推车女人坐车。女人其实都是还没结婚的大姑娘，去了挖河工地，就没有性别意识了。工地也许在县境内也许在县境外，几条河流都是古时候留下来的，曾做过通商口岸。现在出河工，则是为了清理淤滞的河床，为了泄洪。
在向阳的地面上挖一米深数平方米的坑，铺上稻草，就是“炕”。男人一铺“炕”女人一铺“炕”。不管有多少人，也全都装在这张“炕”上。铺盖卷颠倒着摆放，是为了能省些地方。夜里起夜十回有八回找不着自己的领地，只有数准脑瓜儿，才能在人堆里扒出缝儿，准确找到属于自己的枕头。灶是临时砌起来的，柴则是从家里拉来的，劈柴，玉米骨头，都是家里舍不得烧的硬柴。铁锅像一眼窑那么大，铲子是一把小型号的铁锨。不论干活多累，看见锅里热气腾腾的样子，浑身的累就都被热气蒸走了。工地上男人和女人自由结合组，一起装车，然后两个人轮流一人推车一人拉纤。男人当然不愿意和女人一个组，女人不示弱，也不愿意跟男人一个组。男人的车装多满，女人的车也能装多满。河床越来越深，冒出的水眨眼就结成了冰，泥里水里女人一点也不含糊，哪怕身上正不方便，干起活来仍生龙活虎。
女人只有一个地方不能跟男人比，那就是吃饭。男人们吃饭是让大师傅眼晕的一件事。大师傅就是厨师，顶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做的饭不够吃，那是他的失职。可男人的肚子都是松紧带，想让大师傅失职是易如反掌的事。有两个男人打赌，说我能吃一扁担馒头。另一个说，你能吃一扁担我就能吃两扁担。扁担多长，把大馒头挨个摆上去，十个都不止。要命的是真有人能吃一扁担，而且不止一个人。很多人都想知道自己的肚子能不能盛“一扁担”馒头，把大师傅吃得挨个求饶。说能吃两扁担的人是吹牛，可两天以后，吹牛人就改正了自己的形象。那天吃“塌锅”，就是把菜油炒以后放入米，用小火慢慢敖。这个饭平时不怎么吃，米不出数菜也不出数。可作为改善生活，偶尔也做一顿。吹牛人用一只大碗装满饭，说自己走十步就能吃一碗，有多少吃多少。大家当然都想见识一下他到底能吃多少碗饭，都鼓励他吃。结果他把另几个人的饭都吃光了，把大师傅气得不轻。
工地离村庄大约有七八里地，村里如果放电影，出河工的人饭咽不利落就往村里跑。男人一群女人一群，吃饭时腿肚子还累得直颤呢，一说看电影，精气神立刻就来了。电影也许是老片，看过两遍、三遍，故事都耳熟能详，演员哪里有个痦子都记得一清二楚。那有什么要紧呢，每看一遍都新鲜，都兴奋。而且那种兴奋能维持好几天。男人喜欢女演员，第一夜几乎人人都做梦，不管梦见的没梦见的，转天一准都会有一串故事挂在嘴边上。女人也喜欢女演员，她们不做梦。也许她们梦到了男演员，但她们不会说。
一场大雪提前结束了出河工。工棚连日被北风撕掳得摇摇欲坠，被大雪一压，就趴了架。放眼望去田野一片白茫茫，只有野兔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远方窜跳。河床也被大雪密封了，人和排子车都很难下到底部。出河工的队伍浩浩荡荡回来了，家家都做好吃的欢迎他们。这一冬他们省下的粮食，可以度转年的春荒了。
老叔是队里有号召力的人，冰天雪地的时候队里没活，他就率十几二十几个人到河里扎王八。鱼叉都是自各儿在镇上铁匠铺里打的，有的两根，中间是抹去了角的半个正方形。有的三根，呈三足鼎立状。开始是小规模，在村庄附近的周河里。那时候水面的冰还不是很厚，人踩在上面，冰面会有炸裂的白痕。待到草房的屋檐下垂挂一尺长的冰锥，浩浩荡荡的一群人扛着鱼叉就奔t河方向去了。沿路要穿越十几个村庄，有些村庄的人还记得这支奇怪的队伍，响亮地与他们打招呼：又扎王八去了？老叔他们很有气势地答：又扎王八去了！别人都羡慕我们庄上的人心齐，去扎王八还能拉出一支队伍。而且这支队伍年年转战南北，鱼叉在肩上扛着，又细又尖的那一端插向天空。寒风凛冽，北风刺骨，这支队伍却迎风踏雪走得热气腾腾。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雅称“鳖”的这种爬行动物，实在是给我的父辈们沉闷的冬日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鳖又称甲鱼和团鱼，形状像龟背甲上却有软皮，人人尽知的负面含义大约是来源于此。冬天，甲鱼会沉睡在水底三四寸厚的泥沙里，只把头迎着水流探出泥沙外，怕迷眼睛。老叔他们这个行当做了有二十年，把甲鱼的习性摸得一清二楚。老叔带的这支队伍来到了河边，先做简单的分工。有人用钻头打冰眼。冰眼一般都打成直径15公分左右的圆，像井筒一样。有人用鱼叉探水底情况。水底若是清一色的紫泥，冰眼就意味着被放弃。因为甲鱼喜欢沙子，愿意蛰伏在松软的泥沙里。老叔和那些扎王八的好手岔开腿站在冰眼旁，用手中的鱼叉上上下下去戳河底。如果感觉手中的鱼叉滞重粘稠，那十有八九就有收获了。鱼叉一般就扎在甲鱼背上，有时会扎成透心凉，酱色的血咕嘟咕嘟往外冒，有人拿着旧棉花团专门堵血眼，这样可以维持甲鱼的生命。那个时候也讲究吃活的，如果扎上来时甲鱼死了，就扔掉。堵血眼的人职责就是提着口袋装别人扎上来的甲鱼。只有别人抽袋烟或解手的空闲，他才高兴地用别人的鱼叉叉一会儿，过把瘾。
如果扎上来的是条小甲鱼，就观察它的裙边有没有伤口。甲鱼是性烈动物，霸道蛮横，对同类弱小生命具有攻击性。如果小甲鱼身上有伤口，那么附近肯定就有大甲鱼。这就需要拓展冰眼扩大水域，根据水流方向判断大甲鱼的栖息地。这种判断的准确性很高，几把鱼叉同时在一个冰眼里扎，大甲鱼插翅难逃。
装甲鱼的口袋是纺成的细棉线织成的，有齐胸高。待甲鱼把一只口袋撑满，老叔他们就在冰眼里洗净手，回家了。两个人用木杠轮番抬着口袋，口袋被冻得硬邦邦的，像穿了铠甲一样。刚走出不远，口袋就从中间齐牙牙断裂了，众甲鱼从口袋里掉出来，张牙舞爪四处奔逃。老叔指挥人围圈甲鱼，自己亲自跑到几里外的一个村上借口袋，问准了人家的姓名，答应来年扎王八顺便还上一条新口袋。那户人家也不客气，也不问老叔的姓名，腾出口袋，礼送老叔出门。转年老叔来还口袋，那个人已经故去了，可他的儿子知道这件事，他爸临终时有过交代。
现在的老叔已经七十多岁了，和老婶共同经营一片果园。家里没装电话，他和老婶每人一部手机、一辆电动车。提起当年扎王八的事，老叔还兴奋盎然。我问扎来的王八怎么弄，好不好吃。老叔说，回来大家按人头大小搭配着分，你家几只他家几只，没偏没向。王八洗净以后，放几片猪肉一起炖，大些火，长些时间，炖出王八肉要多好吃有多好吃。尤其是王八那一圈飞边（裙边），柔滑细腻，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味。我让老叔说实话，当年吃在嘴里，到底是王八肉好吃还是猪肉好吃，老叔呵呵地笑，说要是猪肉管够，就没人跑那么老远去扎王八了。
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一只瓷坛子里经常淹着甲鱼蛋。有一次，姐姐和父亲去采麻叶，见一蓬暄土看着可疑，像是甲鱼刚刚离去。用手拂去暄土，发现了一窝甲鱼蛋，足有一草帽头儿。想来甲鱼也是儿女成群的，只是不知何时，河里的甲鱼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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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有个外号叫二猫的人，谎话总是说得一套一套的。按照现代人的观点，二猫的谎话具有黑色幽默性质，所以村里人都不烦他。夏天，一群妇女在树底下纳鞋底，二猫从此处过，有个妇女招呼他：二猫，说个谎呗。二猫站下挤挤眼，着急地说：我今天没有空，西坑翻坑了，我还忙着捞鱼去呢。话没说完，人就慌慌地走了。妇女们听说翻坑这两个字，麻绳往鞋底上一绕，站起身，连屁股都没来不及拍打一把，也急急地往家走。她们拿了鱼网、笊篱、水瓢、饭盆直往西坑而去，到了那里才知道，西坑水平如镜，根本没有翻坑的迹象。
这个时候她们才知道二猫把她们耍了。她们一路笑着骂二猫，又重新回到树下纳鞋底。
村里有十几块水塘，每年夏天都有翻坑的。水塘翻坑时如喷云吐雾，原本是一塘清水，转眼就浑浊不堪。翻坑那天是村里人的节日，男女老少齐上阵，水面白花花漂起的一层死鱼，先去的人捞大鱼，后去的人捞小鱼，连猫狗都能站在岸边伸出爪子捞鱼，打牙祭。一个村的水塘翻坑，邻村的很多亲戚家都可以吃到鱼。翻坑基本上有以下几个原因：水里的野生鱼太多，彼此冲撞搅得水下环境失常。天气热、气压低。还有人为因素也可以导致水塘翻坑，十几二十几个孩子打水仗，在水中奔来跑去，时间一长，忽然见一股泥沙从水底像喷泉一样往上冒，反应机敏的孩子连忙跳到岸上穿衣服――他们是跑回家去拿家什或通知大人，早一些赶回来，能捞到被泥沙呛得晕头转向的活鱼。
孩子比大人更关心水塘什么时候翻坑。溽热的午后，蝉在柳树上嘶鸣，孩子们在树阴下游戏。水面热气蒸腾，偶尔有一条鱼跃出水面，孩子们发出了一片惊叹声。翻坑的日子他们有鱼吃，村里到处弥漫着炸鱼的香气。捞鱼时的快乐也不同于做游戏，他们大都站在水浅些的地方，用笊篱捞那些别人不要的小鱼。小鱼在他们也珍贵，每天都在水塘洗澡，皮肉能被鱼撞疼。可若想逮着一条小鱼，却是比登天都难的事。
村里的十几块水塘各有各的名字，我家门前的那个叫长条坑，坑边长着许多芦苇。芦苇丛中有时会有呱呱鸟，“唰“地飞起来，展翅在天空中滑翔，像小飞机一样。我最早有关长条坑的记忆，是父亲背着我去找赤脚医生，我肚子疼。长条坑里的水溢了出来，把路阻断了。父亲挽着裤脚淌了过去，芦苇水淋淋地朝路上倾斜，苇毛能刮着我的脸，我的脸都被打湿了。这是雨后的情景。几个响晴薄日后，路上的水被长条坑收走了，车辙里会留下毛茸茸的小鱼小虾。它们以为这是新的“家”，一个个在浅水洼里活蹦乱跳。一个午后，太阳又把车辙里的水全都收走了，连一点潮气都没留下。小鱼小虾很快就被晒成干了，只有两只眼睛还黑着，在车辙里看天。
村里最大的水塘就是西坑，差不多有半个村庄大。水多鱼也多，有人曾在西坑里见到过稀罕鱼种，以为那是神怪之物。村里人都看重西坑，所以二猫扯谎要拿西坑说事儿。那么多年，西坑只翻过一次坑，据说是因为附近加工厂里的机器出了故障，整日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把鱼吓惊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大概只有鱼知道。西坑翻坑那天天上有一道赤色的光，有人分析是水里的神怪升天了。西坑的富饶令整个村庄的人瞠目结舌，出产过十几斤重的鲤鱼和鲢鱼，形形色色的水族动物应有尽有，癞蛤蟆都有碗口大，让人疑心蛤蟆都成精了。这次翻坑村里人足足打捞了三天三夜，有些人家把炕席都扯了下来，晾鱼虾用。
二十年，最多不过三十年，那些风景就成了村庄的梦了。长条坑上被人盖了房子，它身边的芦苇一根也没有了。每次回家我都留意脚下的那段路，野草到是不少，可连一根苇椎也看不见。春节回家我到西坑边上转了转，坑底被不知多少人家瓜分了。有的种了庄稼，高粱玉米的秸杆立在那里，已经被风吹干了。有的人家种了许多毛白杨，眼下都有拳头粗了。
当年水塘里的那些水，也不知都去了哪里。
生产队的瓜地离村庄都不远。种瓜要用好沙土，长出的瓜甜。若是在远处洼地里的黑土中种瓜，西瓜都能长出倭瓜味儿。村庄周围的地都是沙土地，种瓜不能重茬，今年种在这里，明年种在那里。不论种在哪里，都离村庄近，离河水近。这是不经意间给爬瓜人提供了有利条件。瓜地周围一般不种高杆儿植物，左边是黑豆，右边是黄豆，都只有膝盖高。可爬瓜人潜伏在黑豆或黄豆地里，看瓜人照例很难发现他们。明明那些人的行为是“偷”，乡间却谓之“爬”。一个爬字中，能嚼出许多味道，甚至含有浪漫惊险刺激等诸多元素。除了形容爬瓜人的形态，是否也有对爬瓜人的行为姑息原宥之意呢？
爬瓜也有很多讲究。必得是夜半三更天去，必是还没结婚的小青年（有了媳妇的大概都觉得不好意思）。他们背着筐、提着袋子成群结伙地去偷袭，一队的人去二队的瓜地，二队的人去三队的瓜地，彼此心照不宣。队里的瓜园通常都有几十亩地，看瓜人的瓜棚偏安一隅，甜瓜和香瓜都成熟了，空气中弥漫着甘冽的甜香气。看瓜人的呼噜合着清亮的夜色起伏，这时的瓜园不招人惦记，简直说不过去。
爬瓜人也是有分工的。有两人专门蹲守瓜棚，只要看瓜人听见动静从瓜棚出来，迎面就有一道拌马索。摔跤的工夫，远处的爬瓜人就能从容转移，是转移爬到的瓜。接应的人就在河岸蹲伏，瓜袋到了手里，或是箭步如飞沿河岸快速逃离，或是把瓜袋投进水里，人与瓜同时在水里浮游。纵使看瓜人追过来，除了大骂几声，也无计可施。
爬瓜的乐趣不只是吃到瓜，还有类似运动战的情趣在里边。二大爷是生产队队长，凡事爱讲究子午卯酉。对于瓜园丢瓜，他颇有成见，觉得是看瓜人不尽心。“你整夜睡大觉，哪能不丢瓜呢？”二大爷急扯白脸说。看瓜人便与他打赌，让他亲自看一宿瓜，尝尝滋味。于是二大爷买了个大号手电筒，整夜都围着瓜园转，一宿连眼也没合。天一亮，二大爷傻了眼，瓜园里的瓜丢了大半，都是被人板板眼眼拣熟的大的摘走的。二大爷立时起了一嘴泡。他着急不是因为丢瓜，是因为丢了那样多的瓜他连动静都没听见，丢人。原来是二大爷的手电筒帮了爬瓜人的忙。那天爬瓜人制定了新的爬瓜方案，把人分成四组，把守四个方向。二大爷的手电筒照到东边，西边的人开始行动。手电筒照到南边，北边的人开始行动。爬瓜人就这样从容不迫地与二大爷周旋，爬瓜人与二大爷一样，都是一夜没合眼――他们是兴奋的。
转天看见二大爷嘴起泡抿嘴笑的人，都是爬瓜的，或者，都是知情的。二大爷心里明镜儿似的，可却什么都不能说。爬瓜不算偷，顶多挨顿揍。这是乡间的传统，说的还是孩子。人赃俱获尚且如此，没凭没据的事就更不用说了。
每年开春，河套早年种瓜的地方就冒出一片湖泊――是阳光反射下的塑料薄膜被风吹动时，像水波一样荡漾。堂兄堂嫂把那块土地包了二十年，种了西瓜、棉花、花生、白薯等等。西瓜都是赶在麦收之前上市的，从一块钱一斤开始卖，卖到最后，还要两三毛钱。有时我们吃瓜，就亲自到地里摘。像拍自己孩子的小屁股一样，拍了这个还想拍那个。青皮西瓜在瓜蔓的簇拥下，个个雍容华贵，与在市场上见到时感觉大不一样。我问堂兄是不是还有来爬瓜的，堂兄说，种了十来年的瓜了，一次也没遇到过。个人干点啥不容易，都乡里乡亲的，谁好意思呢。堂兄的瓜棚里只有一些草，我没看见铺盖。说真的，我很想知道他夜里有没有守在瓜园，我不只一次想做个爬瓜人，吓吓他。可每到深夜，都是想法活跃，身子却懒得动。我不知道别的人是不是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或者这个世界上，我是最后一个有爬瓜想法的人了。
打头儿也是个职业。
打头儿这个职业有点像工厂的班组长，管着一拨人干活。与班组长不同的是，打头儿的无论做什么活计，都是身先士卒的那一个。打头儿的不是干部，所以没有说教，离开地边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可往地头一站，锄头拄在手里，他就与一般人不同了。锄地要站在第一垄，大家都瞄着他，不锄他前边去，也监督他锄过的地是否松软、干净。打头儿的都是好庄稼把式，干什么活都都不容别人挑眼。他若干不好，其他人就会干得更稀松。就以锄地为例，锄头扔出去，拉回来，看似人人都在使劲，其实劲使得有真有假。真使劲的人锄过的地土松软得能没鞋帮子。假使劲的人会耧起一层浮土，看着地像锄过的样子，可踩在脚下，还是硬邦邦的，一点也不保墒。
打头儿的也有权利。什么时候歇工、歇多少时间，什么时候收工，都是打头儿说了算。老叔从年轻的时候就打头，一直干到年纪大了，散队了。老叔打头儿与别人不一样，老叔会讲故事，会唱戏文。老叔一张嘴，别人就都被吸引了，为了跟上老叔的节奏，手底下都得加把劲，步调一致。落得稍微远点，老叔讲些什么，就听不清了。听戏文还有一个好处，手底下会忘了使奸耍滑，锄头深了浅了，凭心，而不是凭手。我第一次跟着老叔去干活，是麦收时放麦假，老叔带一顶破草帽，镰刀在腰里别着，脖子上围着旧毛巾，样子也很威武。来到地头先稍事休息，老叔的嘴里叼根麦杆，自己先割了一片麦，捆起来，两横一竖朝上搭，遮出一小片凉阴，告诉我们几个孩子别热着，热了就这样躲进阴凉里歇着。可我们怎么能歇呢，我们就追在老叔的屁股后头拣麦穗，是为了听他唱的几句戏文。那些戏文唱得真正好，有男声还有女声。我至今还记得这样两句：（女声）我后面跟着他呀。（男声）我果子拿两匣呀。（女声）见了妈妈不磕头你拜得什么年啊！老叔一会儿男声一会儿女声，是在直起身打腰子时唱出来的。古铜色的脸庞，神采飞扬。老叔唱时我们就直起眼睛看他，也不懂什么意思，可就是听着入迷，听了这句还想听下一句。麦地里不时会发现鹌鹑蛋，别人拣到都自己收起来，在麦团上做个记号，收工时拿回家。鹌鹑蛋若是在老叔的麦垄里，老叔就喊我们过去，一人一枚，或一人两枚分给我们。还教我们在空中照影儿，看里面是不是有小鹌鹑。在我们心里，老叔就是英雄，打头儿的都是英雄。歇工都愿意挨着他坐，看他嘴里嚼根草，也要找同样一根草放在嘴里嚼。跑到远处用麻叶给他捧水喝。兜里有块糖，也愿意放到他的手心里。别的社员笑话我们小小的年纪先学会了留须，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是因为崇拜才这样。
谁都没有表，每天收工都听火车在远方鸣笛。火车在河对岸，笛声传过来会带着水音儿。火车鸣笛的时间是11：20分，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不误。这天我们怎样等，火车都不来。所有的人都认为火车不来了，或者火车过去了，大家没有听见。别人无论说什么，老叔都无动于衷。他就那么煞下腰去干活，别人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老叔既不相信火车不来，也不相信火车过去了。火车每天都来，今天怎么会不来呢？火车也不会过去了，三十几个人，六十多只耳朵，还有几个小孩子，怎么会都听不见呢。反正火车不来，老叔就不宣布收工。打了若干年的头儿，老叔从来也不早收工，队长信任他。不宣布收工就都得继续干活。大家明显都没了好声气，说怪话，手底下摔摔打打，麦子割得稀里哗啦。我和几个小伙伴悄悄打赌，打赌的结果是，我们都相信老叔，火车就是还没来，老叔不会错。
麦收的活计多累人啊。最后人都饿得都直不起腰了，脸都跟麦子一个色了，有些人丢下手里的镰刀赌气不干活了。老叔大概也很难坚持，古铜色的皮肤都变浅了。他看天，天是阴阳脸。没有太阳，太阳在云层里被厚厚地裹着，老叔看不见。老叔不甘心，冲着火车的方向啼听，火车还是没动静。在别人复杂的眼神中，老叔颓然挥了下手，收工了。
回家一看，都一点多了。别人都以为这群干活的集体出事了。
看燕子是一种棋艺，只需每人两颗棋子。一个“口”字不关门儿，里面打个十字叉，门口画个圈儿做井，就是看燕子的棋盘。看燕子的棋艺简单，只要棋子不跳井，怎么走都行。待到两个子都无路可走，就分出输赢了。赢棋的人揪着输棋人的耳朵一同看天，什么时候天空有燕子出现，就可以玩下一盘了。有时天空半天也不飞来一只燕子，耳朵就那样持续被揪着，东南西北来回瞅，时间久了，耳朵被揪红了，揪耳朵的那条胳膊也累酸了。
田间地头的许多棋谱，不知道是谁创造的，也不知在民间流传了多少年。没有师傅也没有徒弟，谁都是无师自通。有一种虎棋很有意思，20个人，两只老虎，人频频设防，老虎步步紧逼，最后不是人把老虎困住了，就是老虎把人吃光。虎棋在田头玩，土坷垃当人，瓦片当虎。或是在家里的炕上玩，黄豆当人，蚕豆当虎。虎总比人个子大。还有一种连棋，大口套小口，一共三个口，角角相连，再连数条中线。落子时，像围棋一样你落一粒我落一粒，如果三个子落在了一条线上，便可以吃掉别人的一颗子，这颗子也许正是对方紧要的。地头歇工，或是在家歇阴雨天，经常看到有人捉对厮杀。棋子都可以信手拈来，棋盘又可以随意图画，真是觉得发明者了不起，一切都方便到家了。
下棋讲究棋逢对手，可棋艺差的人总愿意找高手下棋，小四就是其中一个。小四都十七岁了，身量却只有十二三岁的孩子高。为了能跟高手下盘虎棋，他总要替别人多干活。薅苗他紧着往前赶，好回头接别人。挖渠时推车里的土装得比他人都高。他的小脸总是陪着笑，歇工时，他早早画好棋盘找好棋子恭候别人入座。他还特意坐下风一方，把好的座位留给别人。可不知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不愿意跟他下棋，好像还不是与小四的棋艺差有关。他要央求好半天，才有人肯勉强坐在小四的对面。坐下了也下得言不由衷。不管输赢，小四都要挨别人一通骂，可小四不在乎，小四挨骂时脸上也是笑模悠悠的，眼神一闪一闪地打量别人，像是做了错事一样。
我那年刚高中毕业，心里怀了许多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小四脸上谦卑的笑总让我心里不舒服。我主动邀小四下棋，小四却看也不看我，他瞧不起我。我气坏了，追着小四说，我们下一盘看燕子，不管输赢，我都给你一只苹果。苹果是我从家里带来的，一直在兜里装着，眼下它就红艳艳地在我的手心里。那年月，手里有一只苹果是件了不起的事，买都没处去买，是我家山里的亲戚送的。也许是苹果起了作用，小四从路边找来了树枝做棋子。三下五除二，小四的棋子被我逼到了角落，小四输了。小四脸色很难看，他常输棋，脸色却从没这么难看过。这让我有点不落忍。他让我揪耳朵，我没揪。正是早春的天气，地还硬邦邦的，没开化。天上飞的只有灰突突的麻雀，哪里有什么燕子啊。小四后来用那只苹果跟别人换了一盘棋，小四都没怎么废话，苹果就被别人赚走了。
小四在苹果出手前狠咬了一口，结果挨了那人一嘴巴。
那些愉快和不愉快，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女儿很小的时候，就跟姥姥学会了虎棋和连棋。那个时候女儿还没上幼儿园，她的棋艺着实让我惊喜了一番。棋盘画在一张硬纸片上，棋子装在茶缸里，都是各种豆子。女儿使白的，姥姥使黑的。我教会了她看燕子，女儿就着了迷，总缠着跟我下棋。可在屋顶下看不见燕子啊。女儿就趴在玻璃窗上往外瞅，喜鹊也算，麻雀也算，蝙蝠也算，会飞的都算。我跟女儿玩得热火朝天，心底却有块地方是凉的。这个时候我总是很容易地想起那个叫小四的人，和他脸上谦卑的笑。他和我同岁，如果也能活到今天，该不会再对下棋着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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碾子的功用，在很长一段岁月中，主导了一个七口之家的全部生活。整个一条街就一台碾子，说碾子主导了一条街人家的生活也不为过。队里分来的所有粮食，都要上碾盘碾轧以后才能下锅。白天大人去队里上工，孩子去学校上学，推碾子的事，都是起早贪晚。晚上在坊间点上油灯，油灯只能照亮碾盘的和碾道的三分之一。另三分之二的地方，都黑如墨染。抱着碾棍走上一圈，人都晕晕乎乎。那样小的一个圆周，一个晚上不定要走多少圈。世界上没有比推碾子更乏味、更机械的工作了。有时候，人都能抱着碾棍睡着了。如果是驴拉碾子，还要给驴戴上捂眼，防止它偷吃碾盘上的粮食。驴的捂眼像两枚大扣子，看着就像驴戴了眼镜一样，人们都戏称它为“驴先生”。其实也知道那个时候的驴有多不堪，只是驴受多大的磨难都不叫唤。文学作品中，有时候形容人的悲惨命运，就称之为“磨道里的驴”。拉碾子的驴，就是受苦受难的象征。
中午母亲吩咐，晚上放学别的先不干，赶紧去占碾子。簸箕里装一把玉米粒儿，端着就往碾道跑。如果碰巧早到了一步，簸箕放到碾盘上，心底就安生了。回家尽可以找吃的，玩。一直等到大人回家，才一齐去推碾子。这个时候前来碾道排个儿的人家就多了。我家的簸箕后边，笤帚是一家，砖头是一家，箩床是一家。谁都知道自己排第几，谁都不会把自己越位往前排。那种秩序，亘古不变。偶尔打发孩子过来瞧一眼，推碾子的是谁家，碾下轧的粮食是什么，就能估算出还有多长时间轮到自己。轧玉米时间短，轧高粱就时间长。高粱面讲究用细箩筛，轧出的面像白面一样细，轧了筛，筛了再轧，往往要重复四、五遍。
最难受的事，是冬天早起推碾子。如果晚上抢不到碾子，就只有转天起大早。去晚了如果再排不到，就有断顿儿的危险了。为了保证中午有饭吃，母亲三四点钟就喊我起床。一家七口人，我是最适合推碾子的年龄。弟弟小，父亲兄姐白天还要出工，母亲不忍惊扰他们。母亲白天也出工，可谁让她是家里的“火头军”呢，缸里有面没面，也只她有发言权。月光像纸一样白，霜雪毛茸茸地铺盖地面，人像寒蝉一样恨不得把自己缩进娘胎。母亲端着簸箕走在前边，“登登登”的脚步，震得地都是疼的。碾棚是队里出面搭得简易草屋，不避寒暑，黑咕隆咚。一圈一圈转下来，除了碾子发出的“吱扭”声，万籁俱寂。我甚至看不清母亲的脸，只是从碾子的转动中感受到她的力量。母亲是我们家里最有力量的人，从来不说累，从来不愁眉苦脸。穷困的日子像碾道一样长无尽头，我甚至都没听到过她发出叹息。
母亲最乐意说那一年，“吃食堂”才刚结束，家里第一次分了粮食，不多，只有一口袋。分粮食的消息肯定比风跑得还快，这一天家里来了三拨客人。那时节来的客人，都是在家饿得受不了，到亲戚家找口饭吃。第一个来的是老舅，母亲喜气洋洋地说，我们家分粮食了！走，推碾子去！母亲端了一簸箕玉米，英姿飒爽往前走。老舅小跑着跟在后面。老舅后来对我们说，他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顿饱饭。母亲贴了一圈玉米饼子，老舅全吃了。老舅刚走，大姑又来了。大姑饿得推不动碾子，眼巴巴地倚墙站着，看着母亲推。大姑刚走，表叔又来了。母亲还是那句话，走，推碾子去！母亲现在学说当年的语气，眼睛还是亮的，声调还是高的，皱纹跳跃着，脸上非常有神采。有碾子可推，在母亲看来是幸福的事。碾子轧出来的东西香，母亲现在也这样认为。
加工厂取代碾子那一年，碾棚那块地方成了我家的宅基地。碾盘和碾砣无处安身，碰巧墙角有个坑，父亲把它们请到了个坑里，埋在了地底下了。那是正二巴经的花岗岩石碾，比一般的碾盘和碾砣都大。我在外面见到过的许多碾子，都比不上它。多少年以后，它们就是文物了。后人挖起它们，还能知道它们的名字么。
铜锤像钟摆一样在两面小锣之间左晃右晃，清脆的敲击声在锤与锣的碰撞中“哗泠泠”地响起来，庄户人就知道，锔盆锔碗的来了。磨刀人吹喇叭，卖香油敲梆子，各行有各行的规矩。可哪一行似乎都没有锔盆锔碗的走俏。有民歌为证：锔盆锔碗锔大缸，大缸里面有姑娘。十几了，十三了，再过二年出嫁了……哪个行当都没有专门传唱的儿歌，而且与姑娘出嫁有关。锔盆锔碗的行业给人的感觉，有点类似国计民生了。
还有一句歇后语，与锔盆锔碗的行当密切相关：没有金刚钻儿，别揽瓷器活。也从侧面说明这个行当的手艺了得。金刚钻是指锔盆锔碗专用的家什，由弓身、钻头和把手组成。把手处扣一个类似酒盅样的瓷器，锔活儿时，用掌心抵着，免得硌手。讲究的弓背是用葛藤做的，弦则是丝绵纺成的线绳。特别值得写一笔的是金刚钻的钻头，钻头可以是一枚铁钉，用钢锯锯开，把一粒金刚石锡焊上去，无论是锔盆锔碗还是锔大缸，都用它打孔。那粒金刚石只有小米粒大，大舅年青时曾为别人从北京捎过两粒。当年掌柜的用锡纸包好，撇着京腔嘱咐大舅半路上别看，看丢了。这一路大舅都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徒步）得很郁闷，他疑心捎金刚石的人与京城掌柜的有通通儿，都瞧不起人。几年以后大舅才明白掌柜的意思，不是金刚石怕看，是因为金刚石太小，掌柜的怕打开纸包时，人还没看见金刚石呢，金刚石就已经跑的不知去向。
金刚石落在地上可不是好玩的事，有个锔盆锔碗的在干活时丢了那粒金刚石，借了主家筛白面的细萝筛土，折腾了整整半天才找到那个宝贝。这是我春节给大舅拜年时，大舅亲口告诉我的。大舅还说，他就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锔盆锔碗的师傅坐在地上筛了半天土，才体会到北京那位掌柜的苦心。当时正是十冬腊月，滴水成冰。锔盆锔碗的师傅戴着毡帽头，鼻子都冻红了，汗珠却从帽缝里朝下挤。锔盆锔碗的师傅说，这粒金刚石是他们家所有家当中最值钱的，如果找不着，他们一家老小都只好喝西北风了。
缝补破盆烂碗的那个东西叫锔子。使用锔子也有讲究，缝补碗的锔子是铜的。缝补盆或缸的锔子是铁的。巧得很，我在老家的储藏间里找到了父亲年青时使过的一把钻，是铁钻，而不是金刚钻。父亲是手巧的人，家里东西坏了，都是他自己学着修理。他自制的铁钻很将就，弓背是柳木的，弓弦是棉花线绳，钻头是一根钢钉。铁钻是他修补瓦盆用的。我问母亲：父亲有没有给家里锔过碗？母亲说那句老生常谈：没有金刚钻，干不了瓷器活。
一个锔在碗上的铜锔子能折合多少钱，不但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甚至也很难猜度它的价值了。脱离了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现代人的理论都成了乌托邦。那天我们就为了这个问题争论了很久，那个时候五分钱就可以买个碗，三个铜锔子价值会超过五分钱么？锔盆锔碗的行当也是养家糊口的，村里会这个手艺的人家日子一直过得滋润――问题是，怎么还会有人家为一只饭碗上几个铜锔子呢？答案在母亲那里找到了。母亲平心静气说，那个时候家里几口人就几只碗，不把摔破的碗锔好，就没法吃饭。
卖碗最近的地方是镇上，离村十几里，也不是你去了就保准有卖的。有一年农业社的一口大缸摔碎了，修没法修，补没法补。镇上县里都跑去看了，也没有卖的。最后队长做决定，派车把式到两百里地以外的唐山去买，三匹马拉一辆车跑了小三天，总算把缸买了回来。
如果那只缸能锔，甭管花多少钱，都不会超过跑这一趟唐山的人吃马喂。
庄稼人是这个计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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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儿。
劳动力还有一个称呼，叫挣分的。挣分的挣来的是口粮，是年底为数不多的分红，是一家老小对生活的所有指望。生产队分口粮是按人头分，分口粮以外的杂粮或农副产品有时会按劳力分，多劳多得。而年底分红，则铁定是按工分分。虽然工分挣得再多的人家到年底也就分百八十块钱，可与倒找队里几十块钱的人家相比，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倒找钱的人家就因为工分少，孩子多，家里没有主要劳动力。那年月经常出现这样一个词：籴粮食。其实就是从黑市买高价粮。新华字典中“籴”与“买”字同解，可在现实生活中，“籴”字的背景却复杂和奥妙得多，因为它只属于过去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现代人也买粮，甭管城里还是乡下，都不会再有人说这个字，这个字在乡下人丰衣足食之后，就已经从人们的日常用语中彻底消失了。
好劳力一天挣十分。那个时候讲究男女同工同酬，一个生产队，总有几个女人与男人工分一样多。工分是大家评出来的，谓之“评分会”。每年的年假过去以后，生产队开始上工，第一件事就是开评分会。会计一个接一个地念名字，每念一个名字，队长就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个人给几分？那些公认的好劳力就不用说了，会计一个一个地画圈儿，他们都是毫无争议的十分。那些人也坦然，两只手抱着膝盖，眯着眼看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悠闲样。那些心里敲小鼓的人则是另一个样子，面色焦灼，眼神惶恐。她们是一些未婚姑娘或家庭妇女，力气小，身体孱弱，第一个喊出分值的人很关键，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一锤定音。比如有人喊出六份五，如果没有人提出异议，这个六分五就要伴人一年的时间。同样是干一天活儿，有人挣十分，有人挣八分，有人却只能挣五分六分。平分会也很残酷，我亲眼看见有个媳妇被人叫出六分时晕过去了。大家七手八脚把她折腾过来，队长主动说，就给个七分吧。于是就给七分。
工分是两套记录方法。社员手里有记工本，是浅蓝色的封皮，比六十四开本略小。封面有“记工本”三个字，下面是一姓名栏。里面的纸页上则都是小方格。社员每天早晨上工，第一件事就是把记工本交到会计手里，由会计在小方格里画个“撇”。记工本在社员自己手里，可以随时统计自己挣了多少工分。会计那里也有底帐。会计的底帐记在一张八仙桌面大小的厚纸上。上面是一排社员的名字，下面是密密麻麻的长方形小格，上工画“撇”，旷工画“叉”。如果哪天夜战加班了，会在一个小框里写上1.5或2，意味着这一天的工可以顶一天半或两天。会计是队里为数不多的识文断字的人，他每天惟一的任务就是趴在桌子上给人记工。早晨上工时来一个记一个。社员把记工本扔到桌子上，会计记完了再揣起来。会计的工作清闲是清闲，但也有麻烦。年底两套记分方法统计出来的若不一样，他的麻烦就大了。
庄稼活中最累的活是起圈。家家都养猪，养猪也挣工分。所以那个时候经常有人跟老光棍开玩笑，说我给你找个媳妇，叫“猪挣分”。七十斤以下的猪每天挣三分，七十斤以上的猪每天挣五分，各队有各队的规定。养母猪的人家挣分多，起圈也累，因为母猪能吃，圈里的粪厚，这样的猪圈就得挣十分的人去起，如果让挣五分的人去，两天都起不完。我们家曾经养过一头“不老猪”，母亲总盼它能长过七十斤，可它总也不长。到年底用秤约，三个月它居然只长一斤，白吃了我们家许多饲料。我们很快把它卖了，又买了一头半大猪，请来兽医给它做绝育手术，兽医发现它居然怀孕了，不久就生下了七只小猪崽。下了小猪的母猪工分高，给了我们一个天大的惊喜。
我爷爷是好劳力，也是挣过十分的。到我记事时，爷爷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可他不愿意离开生产队，队里就照顾他，让他每天坐在队部里搓麻绳，每天给四分五。爷爷是队里工分最少的社员，他曾经说过，给两分他也去。给一分他也去。爷爷喜欢挣工分，不管挣多挣少，给工分爷爷就高兴。
爷爷一直挣到八十岁。
与大队的高音喇叭形成反差的，是家家户户的小喇叭。小喇叭只有一只碗口大，是一种黑色的厚夹纸做成的，中间有一个圆芯片。一根细细的线从外面牵进来，接到扬声器上，喇叭里就传出来一个好听的女声。每天中午十一点半她准来。起初，村里人都不知道喇叭线的那一端连到县里一个叫广播站的地方，他们都觉得喇叭里的女声很神秘，对那种神秘有很多猜测。村里的一个老人说，喊广播的人是在一口大缸里，对着缸底喊，所以有回声，声音好听。他咬着长杆烟袋，翘着白胡子自说自话，居然没人能反驳她。人们不相信他的大缸学说，但也猜不透纸喇叭里怎么会发出声音。因为那里藏不了人。
喇叭里每天喊的内容其实都差不多。有时念一段报纸，有时说一些县里的事。小喇叭就装在我家堂屋的门框上，每天我们家吃中午饭，都是女广播员的播音时间。母亲总也弄不懂，为什么我们吃饭女播音员却不吃饭，一天两天则可，时间长了还不把胃饿坏了？还有人猜测女播音员的年龄和长相，还有人专门跑到县里，蹲在某个地方想见到女播音员。那个人当然是个小伙子，二十几岁。他说他只想知道女播音员是怎么把声音弄进电线里去的，但村里人不这样认为。村里人跟小伙子开玩笑，说他看上画里的人了。
家家户户的小喇叭，给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增添了不少生气和热闹。国际国内每有大事发生，村里人都是通过小喇叭获得信息。有时收工晚了，连颠带跑得往家赶，生怕把广播的时间错过了。我至今仍记得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消息曾让端着饭碗的父亲一怔，父亲在那一瞬间忘了吃饭，筷子夹了几粒高粱米，迟迟都没有送到嘴里。我不知道那件中国外交史上的大事给当时的父亲带来了怎样的感觉，但父亲在那一瞬间的神态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以及那个叫尼克松的大鼻子。
后来，也不知道小喇叭装了多久，村里出现了第一个通讯员。当小喇叭里第一次传出村里某某某的名字，连小孩子都兴奋。那是一篇表扬稿，说的是某个老社员把从地里拣来的豆子放进生产队的粮仓里。再后来村里人就有了期盼，见到那个通讯员就说，小喇叭里咋还没有你的名字呢？通讯员当年四十几岁，脖子有点歪。他经常歪着脖子到处找做好事的人，可那样的人不是很好找。或者找到了，稿子也写了，小喇叭却没有播出来。村里人都和通讯员一样着急，每天小喇叭一响，不定有多少人竖着耳朵听动静。后来小喇叭又播了通讯员的一篇稿子，说村里谁谁偷砍了公家的一棵榆树，这是自私自利的表现。小喇叭把偷树人的名字传出来，把大家吓了一跳。偷东西的人固然是不对的，可把人家的名字送到小喇叭里，就是通讯员的不对了。家丑不可外扬，村里人都这样认为。见到通讯员就说，你该写村里的好事，咋能把坏事也放到小广播里呢？通讯员特别难为情。
村里有个人是高中生，懂些无线电的常识。有一天，他把小喇叭的线上接了另一根线，居然就能跟邻居说上话，就像打电话一样。后来我们家买了一个半导体，每天晚上都有许多人到我们家里“听戏匣子”。人实在多得屋里装不下，那个高中生就在半导体上接出两根线，在邻家弄了个“分会场”。有一次听电影“地雷战”，听到半截上工时间到了，大家都以为收工以后电影还会接着播，像小喇叭里的小说连播一样。
只有那个高中生知道，“地雷战”肯定早播完了，半导体跟小喇叭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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癔病是一种精神疾患，它的另一个学名叫歇斯底里，是由精神受到重大刺激引起的。但乡间不是这样的说法。乡间的很多说法，都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或把原本简单的问题弄复杂。比如，旧时乡间多庙宇，除供奉菩萨、关公、土地爷之外，还有诸多神怪也享人间香火。地上跑的除了家禽、家畜，另一些常于草丛、瓦砾之中出没的动物都有传说。人类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敬畏感，所以偷鸡的黄鼠狼被称为黄仙，蛇被称为柳仙，狐狸被称为狐仙。还有另一些没有被称为“仙儿”的，同样让人觉得有道行，比如耗子、蛤蟆、猫头鹰，甚至刺猬、狗獾都能与人类发生密切关系。
癔病在乡亲们的口口相传中，就是直接与那些“仙儿”的作用有关。发病的人女人居多，现在回过头来想，那些女人大都因为婚姻不如意，错配了姻缘，导致心态失衡，抑郁成病。但乡亲们不这样说，哪个女人得了精神病，如果有人看见她走路连蹦带跳，就说那是被蛤蟆迷住了。如果说话阴阳怪气，就说被黄鼠狼迷住了。每个村庄几乎都能见到这样的病人，夏天还穿了大棉袄，头发柴禾垛一样蓬蓬着，蜡黄的脸，两只眼球像是能聚光。
村里有一个在外地工作的大龄女子也得了这种病，上不了班，就回老家来休养。据说她出门只能走横道，不能走竖道，走竖道人就疯得不行。村里人都说她是被蛇精迷住了，是一条修炼千年的大蛇，道行深，所以大龄女子疯得吃自己的粪便。后来大龄女子就那样疯得死掉了，过了许多年后我才听说，她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给人当“第三者”，曾让人脱光了游街。
就像有买就有卖一样，乡间得了癔病的人，从没有人去精神病院。乡间自有对付得癔病的人，那就是巫婆和神汉。神汉我只是从电影中看到的过，巫婆却是实实在在地认识一个，还打过几年的交道。她来村里给人治病，就住在我的邻居家。当时她有八十多岁了，胖脸，白头发很少，在炕上盘腿一坐就是半天。她显摆自己的一些“事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能用意念搬运东西。比如有一户人家对她不恭敬，她就在人家举办婚礼的时候把他们准备的八桌饭菜都搬到了村外边，直到那家人向她告饶，她才告诉人家那些饭菜在哪里。她的许多这样的故事，都让我们深信不疑。每次她来，我们都跑过去听她讲“故事”，那些故事一直都向广阔和深远发展着，跟神话传说差不多。
她给人治病分两种方法，一种背人，一种不背人。背人的那种方法我也听知情人说过，要蒙上窗，点上香，烧些纸钱，然后在病人身上施魔法。嘴里念念有词，一会儿说人话，一会儿说鬼话，有时甚至冒出来京腔京韵，像唱大鼓一样。后来有了一些阅历，知道她的功夫是口技，可当时迷住了多少人啊！每次她给人治病，那户人家的院子里都挤满了人，虽说什么也看不到，但大家仍拥堵在那里。特别希望疯疯癫癫的那个病人从里面出来，就变成一个伶俐的女子。虽然这种情况一次也没发生过，但所有的人对这一点都深信不疑。
现在说一说她不背人的那种治病方法，是我亲眼得见的。那个病人似乎是一个抑郁症患者，正在上海读大学。那个病人不吵不闹，但就是不跟任何人说话，眼珠只盯着一个地方，许久都不转动一下。巫婆从一个针线板上拿过一根一号针条，朝病人的心口窝猛然扎了下去。我当时就“哎呀”了一声，仿佛挨扎的是我自己。我有限的一点医学知识告诉我，那根针应该消毒，或者，应该换成细细长长的银针，而不是这种又粗又壮扎鞋底的针。后来巫婆又扎了几次，我已经不敢看了。我飞快地睃了那个病人一眼，那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皮肤像纸一样白。显然她与那些得癔病的人不同，她知道自己在治病，很配合。挨扎期间一声不吭。我当时有点害怕她会被扎死，但不久她就站了起来，理理自己的衣裳，踉跄着走出门去。
那个年老的巫婆在我家住过一晚，盖了我的被子。转天我把被子晾晒到外面的铅丝上，细一打量，上面爬了不知多少虱子。从此那个巫婆在我眼里不存半点神秘感，一个每天让虱子吃的人，能有什么法术呢。
多数癔病患者在几年以后都能痊愈。我猜，是因为生活顺遂了，孩子大了，自己心上的伤口也慢慢平复了。但也有那么一两个，生活一直都没有顺遂，或者，自己心上的伤口一直也没有平复，到现在还疯着。有时候我和乡亲谈天儿，顺便问问疯子家里的事，大家争先恐后告诉我疯子家里的种种不幸。不管疯子的行为如何诡异，也不会再有人说她是什么东西迷的。那些“大仙儿”现在连踪影都不见，自己都性命难保，怕也顾不得迷人了。
乡亲们这样对我说。
乡间有句俗语：鬼也怕恶人。这句话的哲学意义用到打黄狼的人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
有些人家在墙壁的神龛上给黄狼供着牌位，另一些人却想尽办法谋黄狼的一张皮。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张黄狼皮就能卖到三五块，抵得上一个好劳力的月收入，而且还能拿到现钱。这样的诱惑，凡是能捕到黄狼的人都根本无法抵挡。
黄狼是乡间的叫法，“狼”字读一音。学名应该叫黄鼬，再通俗一点，就是黄鼠狼。“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个歇后语地球人都知道，我们小时候还玩这种游戏，两只老母鸡护着小鸡，一个孩子扮成黄鼠狼，把扮成小鸡的孩子一个一个拉走。都知道黄鼠狼是坏东西，不会因为它的毛皮金贵、尾毛能做毛笔而改变对它的印象。其实黄狼还有它有趣的一面，它娶媳妇时讲排场，大概是跟人类学的。据说黄狼是极能模仿的，它遇到危险时的叫声就像婴儿在哭。我还见过那样一支黄鼠狼队伍，大小有三十几只，还有两只抬个驴箍子，里面坐着一只小黄狼。它们是从生产队的谷仓方向出来，往碾道方向去。黄狼各个神情怪异，煞有介事，都不怎么怕人。我回家说给大人听，大人告诉我，这就是黄狼子娶媳妇，坐在驴箍子里的黄狼就是新娘。
黄狼的可恨之处当然是与鸡有关。一只母鸡和它日后下的蛋，能值半个家当，可若遇见黄狼，连根鸡毛都剩不下，几斤重的母鸡，囫囵个儿地就能被黄狼叼走。还有些黄狼更遭恨，它会把一窝母鸡逐个咬死，然后只叼走其中一只。几十只黄狼如果在同一个夜晚突袭一座村庄，就跟一场灾难差不多。黄狼与黄狼也不同，有的胆大，有的胆小。同样是来拉鸡，有的看见窗上灯光亮了，早逃之夭夭了。有的却喜欢与人对峙，还朝人呲牙咧嘴。有一天夜里，我家院子里的鸡叫个不停。我跑出去看，见一只黄狼已经逃到了墙头上。它并不怕我，在墙头上跳来跳去，一会儿头朝东，一会儿头朝西，像演杂技一样，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母亲用一根棍子去捅它，它才越身跑走了。
捕捉黄狼的手段也很多，相临的两座村庄都各有各的不同手法。比如，临村有人会做一种捕鼠器，像开合的两扇门一样，黄狼打此经过，两扇门会自动闭合，把黄狼夹住。还有利用秫秸拍子设置机关的。把秫秸拍子用木棍支起来，上面压上砖，木棍旁放诱饵，黄狼吃诱饵时稍一碰木棍，整个秫秸拍子就会砸下来。还有人利用烧水用的汆子（铁制，平时插在灶眼里烧开水用），在地上掏个洞，把汆子插进去。汆子足有两尺长，腰身与黄狼一般粗细，黄狼进去就出不来。
上述种种手段都还是业余水平，属于有枣一杆子、没枣一棍子。村里的一位二哥却是专业手段，每年都为打黄狼都耗费许多精神。入秋，地里的苍耳熟了，二哥戴上手套捋苍耳。二哥把捋的几麻袋的苍耳统统送到榨油坊，用榨出的油（主要还是为了食用，用香油炸蛤蟆最好，但人们舍不得）炸蛤蟆。蛤蟆炸得焦黄而脆，包到油纸包里待用。上冬时节，二哥在黄狼常出没的地方挖许多细细窄窄的洞，把炸好的蛤蟆放进去。黄狼对油炸蛤蟆情有独钟，前仆后继地朝洞里钻。二哥挖的洞都只有自己的手臂粗，圆圆溜溜，直上直下，两三尺深。黄狼的鼻子尖，油炸蛤蟆放得再隐蔽，黄狼也能找得到。一只油炸蛤蟆能“钓”好几条黄狼，黄狼钻进洞里后，根本没法吃食物，它脑袋朝下被卡在那里，就等着转天早晨二哥来收拾。
二哥是这一条街上荷包最鼓的人，他这一冬天最多能卖几十张黄狼皮。二哥还用黄狼皮给自己做了条披肩，他有肩周炎，怕风。村里人也眼红二哥，酸溜溜地说，黄狼本领大，早晚会找你的麻烦。二哥满不在乎，他说都信黄狼能迷人，让它迷我试试！黄狼果然没有奈何二哥，二哥现在五十多了，身板好，子孙满堂。他的媳妇，就是当年用卖黄狼皮的钱娶来的。我春节回家见了二哥，说起打黄狼，二哥嘬着牙花子说，现在的冬天没事干，难熬。他的表情很寂寞，看上去非常怀念那些打黄狼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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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窑恰似在笼屉里蒸馒头。馒头蒸熟了，砖瓦烧青了。
生产队那年月，几乎村村都有窑地。窑地包括一孔窑，一块巨大的晒坯场。或者，还有掏挖黄土留下的巨大土坑。窑都是土窑，下宽上窄，下面有个一人高的灶，一窑砖瓦要烧熟，都凭这个灶喷云吐雾。在窑地做工的都有些技术，和泥，扣砖坯，扣瓦，都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干的。但那些活能学，一学就会。只是辛苦，怕吃苦的人干不了这一行。学也学不会的是烧窑，灶里的火烧三天三夜，这一窑砖瓦的成色如何，都凭烧窑的看火候。万一把窑烧夹生了，那可是作孽的事。夹生的砖瓦还没砖坯硬度好，让很多人的辛苦打水漂儿。
我小的时候跟姐姐到窑地里玩，对那些码放整整齐齐的砖坯印象深刻。砖坯都小巧，表面光滑，比毛茬茬的土坯好看得多。工人往窑里背砖坯，一次能背十多块。两只手在后面交握，砖坯一块一块往上码，从尾骨一直码到颈椎，整个后背都像弓一样弯着。窑里有人专门码砖坯，砖坯都摆“人”字形，彼此留出空当，这样砖坯容易被烧熟。灶里头两天是黑红的颜色，甭管火多旺，火焰的边沿都是烟熏的痕迹。灶里什么时候像黄金洞一样亮堂了，就意味着窑快要烧好了。
窑顶用土夯严实，专门有人挑水往里浸，此举被称为“闷”。砖坯被烧透以后，原本是通红的颜色，用水一闷，就成青的了。原来青砖比红砖还多一套工序，不知为什么远古和近代的人们都对青色钟情，从秦砖汉瓦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青色都是官方或民间建筑的主体色调。后来才有了一种紫砂瓦，褚红色，是普通青瓦的两三倍大。这已经不是民间土窑能够烧制的。但土窑开始出产红砖，在一片灰褐色的村落中，突然出现一栋红砖大瓦房，看上去显得特别抢眼。再后来水泥的青色或瓷砖的亮色又取代了红砖的颜色，随着国家明令建筑工地不许使用黏土砖，一种更新型的生产于流水线的紫砂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家乡曾经火红的那一座座砖瓦窑，现在都踪迹难寻了。
地震那年，我们家的房子震破了。为了能住上新房而又节省资金，父亲异想天开地要自己烧一窑砖瓦。父亲过去做过此类营生，所以对和泥、扣砖坯瓦坯都不陌生。每天晚上收工、放学，我们一家人就在窑地集齐儿，干这干那。砖坯整整齐齐晾晒了一大片，在阳光的照射下，光滑地像汪着水一样。我们把砖坯搬起来让它侧立通风，阴雨天把它码放整齐，用草帘苫上。晴天了再把它们一块一块搬到地上。整整一个春天的成果终于装窑了，父亲开始跃跃欲试，他终年看别人烧窑，觉得自己也能摸着些诀窍。但最终他还是请了烧窑师傅，全家人辛苦了整整一个春天，万一烧不好，就住不上新房了。烧窑师傅是邻村人，七十多了，脸上长着许多黑麻子。我几乎都没看见他笑过。他的一张脸终日紧绷着。窑都装好了，他发现没有煤。他问父亲烧窑的煤呢？父亲说，没有。父亲知道队里烧窑都使煤，但父亲不想使，造价高，不求人又买不来。父亲准备了许多高粱杆、玉米秸、原木劈柴，父亲想用这些东西烧窑。麻脸师傅脸更黑了，他说不通父亲买煤，就自己先找台阶，他说这些东西可以烧窑，但不能保证把砖瓦烧好。父亲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能说，他怕烧窑师傅撂挑子。方圆几十里地好师傅也就那么几个，各有各的烧窑场地，把人请来不容易。
父亲相信烧窑师傅能把砖瓦烧好。村里有几户人家，用玉米骨头加柴油，也把砖瓦烧熟了。那些年柴油七分八一斤，家家都用它烧饭用。父亲也买了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三天以后，父亲往窑顶浸水，窑顶蒸汽弥漫，那些砖瓦集体发出了嘶鸣。出窑那天我们全家都去了，窑里热浪袭人，砖瓦热得烫手，但那些砖瓦都是我们理想的清湛的颜色，一下子就催生了我们对新生活的所有向往。
农家孩子从七八岁就认得许多种野菜。早春，野菜刚给大地打上补丁，我们成群结伙，就把那些“补丁”剜进篮子里。最早拱出地面的的是“拍黄瓜”，小圆叶，细细的梗儿，组成五分硬币大的一个圆，像一把把没有柄的小雨伞，开在干燥的土地上。春天的土地再干旱，也不影响它作为最早的客人酬劳我们。采一棵放到手心里，用手使劲一拍，一股清新的黄瓜味散发出来，让人怎么闻都闻不够。要知道，那个时候可没有“反季节”一说，黄瓜种子都还在蒙着头睡大觉，那股好闻的黄瓜味，给了我们多少安慰啊！
然后便是二月兰，开紫丢丢的花，结椭圆形的小果实。我们都叫它野茄子，能吃。里面是细碎的籽儿，有一股清香味。猪也是有口福的，那些鲜嫩的野菜，在早春的季节吃到嘴里，不是幸福是什么！然后便是学名为小蓟的起起牙，曲曲菜，燕春苗，酸菜柳。起起牙长白毛刺，摸着扎手，却是一味中药，猪爱吃。曲曲菜味苦，却是所有食草动物的珍馐。燕春苗根和叶子一样鲜嫩，是一种“不老”菜。它像藤一样在地上爬行，开淡粉色的花，花与叶片的形状差不多。酸菜柳顶奇特，一根紫红色的茎直直地朝上长。叶子呈深绿色，揪两片叶子嚼在嘴里，酸倒牙。村里的一个小妹妹吃酸菜柳上瘾，她那时还小，不会采野菜。看见我们谁的筐里有，会直着眼睛在后面跟着。那些野菜的种种神奇，什么时候想起，都觉得心里好舒服。
到麦苗长到半尺高，凳儿菜就把垄沟挤满了。你想象不出土地里有多少凳儿菜的种子，比麦苗还多，稍不留神，凳儿菜就抽出一尺长的颈，开雪白的花，在麦苗头上招招摇摇，像浮上去的一层雪。水边有水灵棵，有太阳花。车辙里有车前子。白薯地里有落落菜和人揪菜。落落菜有长叶和圆叶的，按照乡间的说法，圆叶的落落菜有毒，人吃了会浮肿。长叶的却可以凉拌、吃馅或熬着吃。多年以后，圆叶的落落菜被正名，城里的许多人都把路边的野菜采走了，回家包饺子吃。人揪菜却是好吃得无可争议，而且能长得像棵树一样，不断从枝杈里滋生出新的叶片，要不怎么叫人揪菜呢。过去猪爱吃，现在人也爱吃。街上常年有人卖一种玉米面的馅饼子，馅就是人揪菜做的。还有很多根本就叫不上名字的菜，可我们却知道哪些菜兔子爱吃哪些菜羊爱吃。每晚放学，我们背筐提篮往土地的深处走，微风吹拂，满目翠绿。丫头小子都像行吟诗人一样。我们也会有许多诗意的举动，唱歌，跳舞，开朗诵会，讲故事，在麦田里翻跟头，腰练得柔软异常，几十年以后，自己还能感受到那样一份柔韧。
还有一些野菜，不知它们生来是干什么的，人不能吃，猪不能吃，羊和兔子也不能吃。它们自己把自己催生得肥肥大大，比如大药。叶片有一层白膜，下面藏着暗绿色，看着就阴险。大药经常像牛屎一样开成一大摊，专门长在惹人眼目的地方。可谁都不会理它。小弟弟、小妹妹刚学会采野菜，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他们，千万不能采大药，据说猪吃了大药以后瞎眼睛。这也许不是真的，可谁又肯冒这个险呢。
水渠在麦田里像蛇一样穿行，清亮的水打着旋涡流向远处。这是麦穗扬花时的那遍水，小麦的颗粒重能达到多少，这遍水很关键。看水的人扛着木锨在远处，水渠战线太长，他根本看不过来。我们采菜经常沿着渠边走，看到水渠开了口子，我们丢下草筐镰刀就去堵口子。草，土块，石头，都从远处搬了来，堵到出水处。若还是堵不住，就要有人坐到那里，用身体去堵了。水是生产队的，麦子都饥渴着，这都不是我们堵口子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其实只有一个，上学要写作文。那个时候写作文就讲究写好人好事，你不做好事，就没得可写。所以我们每天都希望自己能拣到钱包。既然拣不到钱包，既然碰到了水渠开口子，哪有不堵的道理呢。
春天又来了。每年春天我都要采几回野菜，给自己和家人打牙祭。但与小时侯采野菜心境大不相同了，最起码，没有那种行吟诗人的感觉了。
（二十一）
车把式是队里的老大。
队里最值钱的家当，当数那挂马车了。当然不单指车，还有拉车的那三匹马。老马驾辕，两匹二青子马拉套。车当然不止一挂，还有驴车，还有牛车。但驴车和牛车都只能干些零碎活，所以赶驴车和牛车的人都不能称把式，他们只能叫赶车的。赶马车的人就不同了。“一等人跑外交，恒大烟卷嘴里叼。二等人赶大车，小鞭儿一摇一块多……十等人上海河，小车一推没有折，两季不去没法活”。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民间流行的顺口溜，都是社员凑在一起编着玩的，属自娱自乐。车把式的地位甚至高过队长，因为每天除了挣工分，还有一块多的补助。过了几年，新的歌谣出现了，赶大车的在十等人当中下排到了第五，可惜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但车把式还是一个上“等”的职业，在生产队炙手可热。
大哥从十七岁跟车，有膀子力气，人又勤快，甭管装啥货物，他都让车把式歇着，他干。条件就是他要偶尔摸一摸鞭杆子。大哥天生就是喜欢大牲口的人，喜欢赶大车。两年以后，大哥如愿以偿当了车把式，大哥高兴，我也高兴。大哥第一次出车，是从北山往宝坻拉柿子，我知道马车会从一个十字路口过，就早早跑到那里等他，其实是想看看大哥赶车时的风采。一直等到晌午歪，大哥和他的三匹马拉着的车才跑过来，“得得得”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大哥跟着马车跑，他穿着蓝布大袄，敞着怀，就像电影里的人物一样。大哥告诉我，柿子是给采购股送的，一毛五一斤。这一胶皮车的柿子，上千斤。我问大哥咋不坐在车上，大哥说，他喜欢和马赛跑，马看着他跑，自己也跑得起劲儿。
大哥一年中多一半的时间都在外拉脚。那年月运输主要靠马车，把山里的石头、水果拉到平原。把平原的粮食和其他一些物资运到山里，有时会连续半个月不着家。交通局修路，大哥的车拉水泥石料。外贸局往码头走货，大哥拉核桃栗子。更多的时候，大哥从盘山往火车站拉沙子，每年都会拉很长时间。大哥给自己挣补助，也给生产队挣外快。社员年终分红的钱，有一部分就是大哥挣来的。
车把式对大牲口的感情，就跟对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大哥是这样，其他车把式也是这样。不拉脚的日子，大车显眼地停在队部的场院里，驾辕的马和拉套的马在一个槽子里吃料。它们吃的草料也与别个不同。是精饲料，里面有豆饼。大哥上工走进队部，第一件事不是像别人那样，拿着记工本去记工分。他是先去牲口棚，逐个摸摸马的脸，捏捏它们的耳朵，或捂住它们的鼻子，让它们把热气喷到自己的手上。大哥的眼睛与马的眼睛偶尔会交流，你会发现它们的眼神中有很多情素。
大、麦两秋，车把式在家里拉庄稼。车把式不出门的日子，简直就是社员的节日。队里的地都在大洼深处，离村庄十几里。除了极少数人有自行车，大部分人都是走着去走着回。有马车的日子就不一样了，不管有多少人，统统都挤到一辆车上，车帮、车辕上都坐着人。如果还是坐不下，还有人坐到了别人的腿上。不管车上坐了多少人，三匹马都能步调一致地往前跑。马倒腾着小碎步，蹄声清脆，马铃儿悠扬，车厢有节奏地颠簸，把一车人晃得心旷神怡。女人夸张地大声说笑，尖叫声能传到三里以外的地方。车把式也来劲儿，长鞭扬得高，甩得响，拉一车人毕竟与拉一车货物不同，带劲儿多了。偶尔还会趁人不注意来个急刹车，车上的人像是下河的饺子一样往下掉。掉下去的人又爬上车来，捶车把式的背，骂车把式的娘，车把式只是呵呵地笑，还不忘送上句“打是亲、骂是爱”之类的至理名言，把吃亏的事送给别人。
大哥从十九岁赶大车，一直干到生产队散队。如果有人问队里谁的人缘儿最好，百分之百的人都会投大哥的票。大哥有空就帮别人拉东拉西，给闺女送彩礼，给姑爷接丈母娘的事都干过。村里那样多的人家，大哥几乎在每户人家都吃过饭。那年月不讲报酬，你帮了我的忙，我管你一顿饭。一壶高粱酒，几只炒鸡蛋，往热炕头上一坐，吃着喝着说着，就什么情谊都有了。土地联产承包以后，大哥买了台拖拉机运送货物。大哥的观念更新了，钱也赚得多了，可对那辆马车却一直都很怀念。他说如果有可能，他还是愿意赶大车，马的两只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你，你会觉得它什么都懂。
----------------------------------------------世上没有比人心更高的山、世上没有比脚步更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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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我没上小学之前，就有不只一年拣麦穗的经历了。那时拣麦穗要到大洼深处，大洼离村庄十几里，宽阔得一眼望不到边，土地黑得冒油，是盛产小麦的地方。去那样远的地方，家里都不会放小孩子自己去，怕遇见“拍花”人。说来也奇怪，那个年月却流行这样一个说法，说“拍花”人有一种药，他从小孩子的身边过，小孩子就不由自主地跟他走，连家都不知道回。至于“拍花”人把小孩“拍”走做什么，谁都说不出所以然。但我们都惧怕“拍花”人，有时还臆想曾与“拍花”人擦肩而过，如果旁边不是有大人，就被“拍花”人拍走了。
早上临上工之前，妈妈把我领到老奶奶家。老奶奶是爷爷的弟媳妇，是父亲的婶婶，跟我们并不远。母亲对老奶奶说，今天您去拣麦穗不？把二丫带上。乡下的孩子有名，但家里人都不叫，行几就叫几丫。待小琴妈把小琴送了来，我们一老二少三个人的队伍就可以出发了。老奶奶一路给我们讲鬼故事，讲狐狸精怎么迷人，讲死人不能晒太阳，太阳一照死人就能变成妖怪，所以人死总要蒙上脸，听得我们身上冷飕飕的。家里附近也有麦地，但那些地块不定被人篦了多少遍，干净得连麦秸都看不见。要想这一天能有收获，就走得越远越好。最好走到所有人都走不到的地方――。
小琴只比我小三个月，却远没我懂事早――这是老奶奶说的。小琴这一天不定要哭多少遍，累了哭，麦芒扎了手也哭。我不反对小琴哭，因为我打小就要强，有了眼泪也要憋回去。可我愿意看见小琴畅快地流眼泪的样子，泪珠劈啪地往下掉，像天上下了雨一样。小琴除了爱哭，还有力气。在洼里走，经常迎面会遇见水渠，我和小琴脱了鞋子就能淌过去，可奶奶不行，她的脚比粽子还小，在水里根本站不稳。过水渠的时候都是小琴背着奶奶，小琴人高马大，背上的奶奶轻得就像片荷叶一样。可奶奶在我的背上却能把我压趴下。难怪小琴长大以后能开大吊车，我却只能舞文弄墨。
大洼宽广得无边无涯，一棵树也没有。一片凉阴也没有。皮肉都被太阳烤焦了，我不只一次看见胳膊上冒出丝丝缕缕的白烟。我们早出晚归这一天，不带一滴水，不带一点干粮。我们自己不知道带，大人好像也把这事忘记了。奶奶的兜里有时会藏着一块饼，每次分给我和小琴指甲大一块。或者一块糖，都跟糖纸化到一起了，奶奶也不舍得放到我们嘴里，而只是允许我们舔一舔。实在渴得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