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社会上为什么会这样？【哲学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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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上为什么会这样？
在中国的社会上有太多太多因为样子好在大学排不上名次都能当明星演员、歌手，那些样子不好的那怕是在学校数一数二都让人有不好的偏见。在中国社会上有太多太多败类因为人际关系好都能当官，在中国社会上上学由于送礼把名次不好的学生都能考上大学，而那些名次好的学生很多由于没有送礼被人家顶下去。
国家此时此刻需要大量歌功颂德的人
在国外人家看的是能力，在中国要看本事。没办法社会大环境这样，也不是几个人可以改变的。政府强制实施下面也有对策，只能从自身做起了。
昨天买了一条裤子101块，我对老板说：”一块钱算了吧。”老板说好的。于是我放下一块钱就走了，老板死命的追着我说我没给够钱，妈的现在社会一点人与人间的承诺都没了，心塞啊。 +薇衅 wxdandan66 又去别的店买了一件裤子210块，我对老板说:“你这裤子这么贵，质量行不行啊”老板说绝对没问题。于是我说:“那我可以试试下蹲吗”？老板说:“可以”，蹲完之后我又说:“老板，可以跑吗”？老板说:“当然可以”。然后我转身就跑了，老板死命的追着我说我没给钱，妈的现在社会一点人与人之间的承诺都没了，心堵啊。后来，又 买了一双鞋子102块，我跟老板说抹个零吧！老板答应了，我扔下12块钱就要走，老板拦住我说做买卖好几十年还真没遇见过从中间抹零的！妈的现在社会一点人与人之间承诺都没有了，心凉啊！
大家都这样你还能怎么办
社会环境导致的
人力关系网往往比你自身实力要重要。
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自身努力之外机遇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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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社会很多人，他的头脑越来越控制不了身体？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晓明教授在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眼中，道德败坏的人，其实就是精神上有病。&个人如此，社会亦然。&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变坏”的征兆，王晓明、朱学勤等学者曾经发起过影响波及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20多年过去了，情况让人痛苦：“人文精神”无处寻觅，而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屡屡被突破。和英国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同，“最坏的时代”不可能同时是“最好的时代”。精神、伦理和人性的堕落状况，不仅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也威胁到社会这个“合作体系”的稳定。&为此，我对话著名学者、上海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以问为主，尽可能让王老师来说。&&&石勇：说起中国社会现在是什么样子，大家都有直观感受——比如阶层固化、人性溃败。一个不认为这一切很合理的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中国社会会变成这样？&王晓明：是挺严重。但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我们可以找一个突破口，就是人心——人心是怎么变坏的。&假如有一个小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一开始对于坏的东西是不知道的。但经历社会化，一直到中年，我们来观察，他所接受的价值观念、社会游戏规则，会让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小学和中学10年，影响一个人最大的东西是什么？是应试教育，一切都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对小孩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一直被大人的意志操纵，像看电视、玩耍，都不能被家长允许。甚至看一些书，比如奇幻类的书，也会被家长和老师认为对学习没什么好处。&家长和老师是小孩在社会化开始时遇到的两类权威，而这两类权威口径一致，联合把小孩的自主性打掉。小孩能有多少抵抗力？&石勇：大概从3、4岁开始，一个人的自我开始发育，如果他不是按照天性发展，而是被外在的权威强行扭转，那小孩就会感受到一种外界对自我的破坏性。他以后可能会报复。&王晓明：但在报复之前，这个小孩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他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他被迫接受了一个逻辑，就是为了将来一个以金钱为前提条件的“美好生活”，他必须压抑自己人性本真的东西，扭曲自己。&石勇：进入大学阶段，以及工作后，这些东西更加强化了。&王晓明：进入大学阶段后是分两段的，一开始，大一、大二，很多学生是很放松的，可以过一段快乐的日子；但是到了三、四年级，问题又来了，因为你要找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所体验到的东西，在大学时代仍然会被攫住。&求职以及工作后，一个人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由关系等游戏规则决定工作机会、稀缺资源分配的社会。他痛苦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努力。&石勇：他又体验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王晓明：每次都给他无力感。以前他只是无法反抗学校和家庭的权威，但后来他发现，社会并不公正，他更无力反抗。&石勇：在社会不公正的强大力量中，一个人要让自己心理不失衡，不变态，甚至精神不崩溃，需要一种“情感支持系统”。&王晓明：爱情类似于你所说的这个东西。它可以给一个人力量。但如果他发现爱情都不断地被现实的考虑所侵蚀、算计、破坏，那将是一个非常重的打击。&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一个年轻人很穷，或者一个灰姑娘，能够找到和自己一起奋斗的人的话，他的精神状况会是比较好的，他会有一个很正面的东西。但在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日渐稀少，更多人体验到的是沮丧，是精神结构的被破坏和畸形。&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一个人正面的东西，比如做一个正派人的尊严，会慢慢被破坏掉。另一方面，他越来越体验不到非功利的、物质以外的美好价值。&石勇：精神分析大师、西方文明的诊断者弗洛姆说，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径。这两条路都被截断的话，社会必然出现病态。&王晓明：嗯。上面所假定的这个小孩成为一个白领了，这不算是一个太坏的结果。但他可能会面对什么？劳动时间很长。中国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是这样。&在中国，很多人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当企业运转越来越成熟的时候，它榨取员工心力的功能也在增强。为了保持收入不降低，为了得到一个不坏的评价，它需要一个人付出心理上很大的劳动强度。&石勇：你提出的这个概念，也就是劳动的“心理强度”很有意义，劳动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这可以解释一些白领的“过劳死”。&王晓明：心理上的劳动强度意味着你下班了，看起来你是在家里休息，但是，你没有从容的心情去读一本需要动脑筋的书，或者去看一部需要思考同时也让你轻松的电影或话剧，或很好地和家人交流，因为这些都需要主动投入心力，但你需要的只是放松，只是恢复劳动力。在既有的经济结构上，一个人“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阻止了他在精神上提升自己。&石勇：可以这样说，你前面所说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人心变坏的基础或背景。&王晓明：是。社会是让一个年轻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当一个人进入这个社会后，他对这个社会是不是公正的判断是增强还是减弱了？一个人进入社会以后，体验到的金钱以外的价值是多还是少了？可以说，这是决定一个人的道德和精神状况的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一般或普遍来说，社会的道德状况只会越来越差。&石勇：中国社会道德和人心上所出现的问题，似乎随着经济发展而加重。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经济发展并不必然带来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对此怎么解释？&王晓明：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人的生活富裕，摆脱了贫困的压力，人心会变得松驰，比较软。像我们这一代人，由于当时贫穷，人际关系比较紧张，人比较“硬”。但现在的小孩，对人的敌意没有那么强烈。&石勇：这里有不同的关于“他人”的预设。在你们那一代人，一个人肯定和“我”有关，无论他是朋友还是敌人，但在这一代人中，他人和自己没关系。&王晓明：现在的年轻人因为环境不同，不会感觉到很多东西和自己有关。在前段时间的上海火灾中，为什么有20万人去抗议？是因为他感觉到，我坐在家里，火会从外面烧进来。他就会想，如果我坐在家里都不安全的话，那没退路了。&中国社会碰到的是这样的问题，就是经济发展确实可以让人变得不那么充满紧张的时候，财富的分配却极不合理。这就抵消了经济发展对于改善人的伦理和精神状况的正面作用。&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的发展只是增强了他们对经济压力的感受。如果大家都很穷，我也焦虑，但焦虑不会严重。而现在经济压力很强大，社会贫富悬殊，它的结果就是对低收入者的刺激放大了。虽然他们的收入也在提高，但他们收入的提高赶不上贫富差距拉大对精神刺激的强度。因此，总体来说，他从经济发展当中受到的影响是焦虑的增强，是心理更加失衡。&石勇：文化状况呢？&王晓明：文化状况也非常糟糕。在过去，经济对文化行业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但现在是经济直接影响文化。这里面起作用的就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它有一个逻辑，就是如果不生产出和它配套的文化的话，它没办法顺利运转，因此它也直接来生产文化。&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以及它所生产出的文化，都会对人产生深刻的改变。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它让人的身心很疲惫，培养一种依赖性。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不要说城里人，就是现在农村年轻人也做不了农活。他已经丧失了和自然接触的能力。人很懒惰，这不是说他本身懒，而是受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他生活的训练。他的很多情感表达，都习惯性地通过消费来表达，比如，对人表示“感情”要请吃饭或送礼物。&石勇：好像离开了这种表达方式，一个人就不会表达。&王晓明：这些东西都在潜移默化一个人的被动性。他没有自主性，没有选择。出现的问题就是，脑袋可以想清楚，身体不配合，做不到。&石勇：以资本逻辑来支撑它运转的社会，需要制造两种东西。一种是根据契约原则而在市场上流动的“劳动力”，另一种是一个社会的人所普遍具有的“社会性格”，尤其是要制造“消费者”。你所说的出现人的疲惫、倦怠，事实上都是“消费社会”制造出来的。&王晓明：是。一个人从早上一睁开眼，就要体验被动性。在生活里不断地体验被动性，他主动的东西就越来越少，而被动性越来越多。&而我们所说的道德选择，都是非常具体的选择。尤其是在道德状况不好的背景下，要选择做一个正派人、一个有良知的人，更必须是主动的选择。&石勇：也就是说，他知道什么是对是错，但对被动性的体验让他做不到？&王晓明：对。脑袋是清楚的，但做不到，他缺乏身体的配合。他的身体已经被改造了。&石勇：在一个精神正常的社会里，哲学及人文学科中的知识分子起到一种重要的作用，并且被普遍尊敬。但在中国，这么多年来他们不断地被边缘化，这种现象和一个人的身体被资本逻辑、消费文化改造的现象，好像是同步的。&王晓明：是有一个社会结构性的变化，就是经济利益、资本逻辑成了社会生产的主宰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结构实际上也越来越明显地按这个逻辑重新组织起来。&当政治和经济强势力量联手改造社会的时候，它们势必要改造这个社会的文化再生产机制。一个现象是，在大学里，基础性学科下去了，而运用性学科则上来；与此相关的，是可以运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学科上来，而不能用工具理性分析的学科下去。这是一个整体性的转变。&当整个社会被纳入资本逻辑的时候，它就建构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结构，在里面是没有道德空间的。所以，专家越来越不说人话。&现在是，只有已经放弃了对社会需求的人，才能坚持基本的良知。还坚持对社会有所求，还想加入到这个结构里而不出卖良知，就很困难。特别是年轻人，他有诸多顾虑，不能坚持自己的自主性和道德底线，他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但很难做不到。&这样问题出来了，他会有愧疚感。会有压力。所以社会其实有一个巨大的需求，就是发明形形色色的说法，减轻这种压力。各类莫名其妙的自我辩护的说法，其实是用来满足这类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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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则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现今社会中有不少人似乎得了一种精神上的流行病，那就是变得越来越要面子，但却又越来越粗鄙。这是由于“荣誉”与“不荣誉”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荡然无存。不久前，某艺人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母亲对着一位观众挖苦道，我能把女儿培养成亿万人喜爱的明星，你母亲做得到吗？显然，她觉得当名艺人的母亲是特有面子的事，而正是为了争这个面子，夸耀这个面子，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行为嚣张，言语粗野，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阵势。有人把这种粗鄙称为“不要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寡廉鲜耻、不知羞耻。其实与“要面子”同生共长的“不要脸”并不是没有羞耻感，而是不知道什么是该羞耻的，什么是不该羞耻的。粗鄙是一种羞耻心像癌症一样的病变，这种病变在特定的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中特别容易发生，就像污染了的自然环境容易诱发癌症病变一样。例如，在一般的文明社会里，“绅士风度”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以绅士风度待人接物也是体面人会自然而然地要求自己的行为。但在一些时期“绅士”成了革命的对象，而革命者又以越粗鄙越光荣为行为准则，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有面子”与“要脸”的关系：粗鄙不仅不再是“不要脸”，而且是有觉悟、混得开的事，不仅如此，甚至还能为粗鄙者带来特别“有面子”的头衔、荣誉称号、地位或职位，让他们成为“成功人士”。这种“成功人士”的传人之后会把施展才能的领域从政治转向了经济，祝东力曾这样描述他们粗鄙化的成功：“一口糙话、一身匪气，这才是‘爷们儿’，是吃得开、混得好的标记。粗鄙化——粗野、鄙俗，是当今世俗社会的主流价值。粗鄙代表‘强悍’、‘有力量’，彰显着粗鄙者的‘有胆儿’、‘拔份儿’”。在一个缺乏社会正义、价值观紊乱的社会环境中，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人自为战，文雅、谦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无能。出门在外，没几分流氓气，是很难混的。粗鄙的言行和仪范，暗示着在无序竞争中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这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一个社会整体越缺乏是非价值，越不正派，不知耻之人就会越发大胆地发无耻之言、行无耻之事。12月8日在广州的国际慈善义卖活动中，善款出现4900元假币，引发了一场“丢脸”之争。有官员在微博中称外国人在中国义卖是“假慈善”，“其用心就是想丢中国人的脸”，他挖苦道，丢脸的是心怀叵测的外国人。针对这样的丢脸指责，比利时王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方微博回应称，该领事馆参加义卖的所有产品都是比利时企业无偿赞助的，义卖价格均为成本价，义卖所得全部捐出，领事馆人员自愿星期六加班一天，做慈善没有什么好丢脸的，真正丢脸的是那些假币。 对假币问题是非不辨，反倒是无端辱骂做好事的人“丢脸”，哪怕是出于为国家“要面子”的良好动机，也是一件粗鄙的事。这位官员事后声称自己绝不后悔，令人想起不久前一位教授为替毛主席争面子而打一位老者耳光的事，这位教授也是事后宣称绝不后悔。死不认错其实是在粗鄙地对待自己的粗鄙，是一种应该被人瞧不起的色厉内荏行为。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有粗鄙之事，在一个有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是一件丢脸的事，对自己的粗鄙行为道歉则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然而，在一个丢失了正派价值的社会里，粗鄙变得理直气壮，而社会中许多人对粗鄙的人和事则要么熟视无睹，要么无可奈何，粗鄙于是也就更加猖狂。粗鄙的有恃无恐印证了邵燕祥在《普遍粗鄙化：当代的社会病》中说的，中国的粗鄙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病和一种社会病。在粗鄙化的社会里，人必须习惯粗鄙才能生存，因此会变得很皮实，这就像在污染的环境中，人都会变得特别能“抗毒”一样。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虽然显示了非凡的生存调适能力，但未必是一件好事。中国有一段时期，千千万万的人随时都在被羞辱，在丢脸，以至丢脸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结果差不多整个社会都变得一样不要脸。不少人因为“要脸”，因为忍受不了无端羞辱而自杀。而那些能够经受不公对待和百般羞辱而忍耐着存活下来的，都是特别皮实的人。然而，他们的皮实恰恰帮助积淀了中国文化中千百年来的那种逆来顺受和隐忍苟活。个人的粗鄙化与公共权力的粗鄙化往往如影相随。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强横的权力粗鄙地对待（被蔑视、羞辱、没有尊严、不受尊重、公民权和财产权得不到保障），无处说理也无理可说，久而久之便会因人格贬损而在心理和行为上发生“自鄙变态”。这种变态常常表现在自鄙者的自我称呼上，例如，nigger（黑鬼）本是是一个侮辱性的字眼，然而，这个字却会频频出现在地位低下的黑人们的相互交谈中，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弱者群体维系。在中国，“屁民”，“草民”、“屌丝”也在成为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称谓来自嘲和自我矮化，也许是为了寻求一种人格心理上的自我保护，它可以使当事人用适应和习惯矮化的方式，来把矮化的实际伤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然而，这种先是对矮化的游戏性的自嘲和脱敏，却可能不幸变成一种真正的麻木和屈从，也使矮化之人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侏儒。（文/徐贲）转自“天涯杂志”微信公众号（tyzzz01），腾讯文化合作媒体，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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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姓某社心血来潮，在其官微上指责愚人节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符合某核心价值观，并一脸正经地呼吁广大人民群众“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 这条严肃说教的官微一经发出，立马引来一堆臭鸡蛋。更有媒体指这是关于愚人节最好笑的笑话，没有之一。本来嘛，一个可以通过自黑和互黑来刷存在感的日子，一个终于可以不端不装、通过表白和调侃来发泄不良情绪的日子，多欢乐啊，您非要往中西对垒与核心价值观上扯，非要把民众自嗨的愚人节与信谣、造谣、传谣混为一谈，被网友打脸，纯属活该！ 本来想要黑愚人节一把，结果把自己黑出翔了，这事儿确实挺搞笑。不过，笑过以后，我们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这则官微背后的价值关切，因为它的落脚点是最后一句，所谓“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其实我觉得吧，人民群众真没那么无聊，也真得没那么热衷于你们所担心的信谣、造谣和传谣。 看官可能要问：既然如此，那中国社会为什么还会谣言满天飞呢？问得好！一个社会盛产谣言，说明谣言很有一些市场。所以与其泛泛地指摘“谣言满天飞”，或者语焉不详地呼吁“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不如探究一下其背后的原因。搞清楚了病因，才可以对症下药。谣言的生成机制与传播机理，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多种因素多个学科，我不打算在这里进行系统深入的讨论。我想指出的一点是，所有的社会都会存在谣言，但一个社会（比如中国）如果特别盛产所谓谣言，那就不仅仅是阴谋论、利益驱动或者民智未开可以解释的，而是很大程度上与这个社会的信息环境有关。 换句话说，当一个社会，人们无法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换，信息被过度管制同时又缺乏透明度的时候，谣言几乎必然会大行其道。当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受到限制，被指定发布权威信息的机构（比如某社）又缺乏公信力的时候，小道消息、路边消息就有了市场空间。信息的不自由不透明是把双刃剑，可以用它来引导舆论或操弄公众的认知，但也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谣言也会乘机大行其道。要应对谣言的流传与肆虐，泛泛地呼吁社会公众“不信谣，不造谣，不传谣”可能并没有什么卵用，通过黑愚人节或者禁止大家过愚人节更是头痛医脚蠢不可及。真想最大限度地杜绝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改善社会的言论环境，最小化信息管制，让各种信息能够自由流通自由交换并高度透明（当然，需要有一定的法律和道德底线）。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既考验当局治理谣言的诚意与决心，也事关公民基本的言论自由空间与知情权的保障。兹事体大，不可不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