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的发展与吴越文化来源：中米网 作者：&&& 苏南浙北一向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其实所谓鱼米之乡，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饭稻羹鱼”的延伸，从饭稻羹鱼到鱼米之乡是经过了2000年的发展演变才形成的。饭稻羹鱼还是处于粗放的农业阶段，那时的“鱼”是以天然的捕捞为主，“稻”是处于“火耕水耨”的水平。到了鱼米之乡的阶段，“鱼”除捕捞的效率提高之外，更发展出大规模的人工饲养；“稻”，则通过种植技术的不断改进和稻田的开发，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及总产量。西汉时江浙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到10人，而当时的关中地区已达200人以上。正是在这种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开始南方与北方的竞赛。饭稻羹鱼的农业慢慢地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孕育出愈来愈灿烂的吴文化。现在，江浙地区的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500人以上，人杰地灵。东南自唐宋以后的人才辈出，更是引人注目。在这个竞赛的过程中，作为主粮的水稻，作出了两方面的贡献，一是稻米作为主粮对吴越历史地位的影响；二是稻对于孕育吴越地区文化的影响。这两方面的贡献，似乎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文试图就此作些探讨，以资交流。 一、稻作发展对吴越历史地位的影响 如所周知，公元前7-前5世纪春秋时期的吴越两国都有过辉煌的强盛时期。吴王阖闾用孙武为将军，大举攻楚，五战五胜，重创楚国，这是东周时期的第一次大战。越王勾践曾北进山东，大会齐、晋诸侯，共尊周天子，号称霸主。吴越两国都有发达的水军，在交战中，都出动强大的水军，为北方各国所不能想象，这也是有力量向海外发展的标志。两国的强大基础就是有发达的稻作农业，这在《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等古籍中有充分的反映。春秋时吴越稻作的发达，不能不联系到史前灿烂的良渚文化的因素，尽管良渚文明的消失依然是个谜，但五六千年以来这一地区的稻作生产始终没有间断过，也是事实。稻作历史连绵不断，既积累了经验，又丰富了品种资源，是其他地方无法取代的。 然而进入秦汉统一以后，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央统治的专制集权，防止地方的自主和反叛，加以目光的短浅，不能利用统一的威势去发展南方，而是采取消灭地方割据势力，集权于中央的强干弱枝的政策，以巩固其万世帝业。秦始皇初灭六国，便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集中于咸阳及巴蜀；汉继秦后，采取同样的手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帝迁徙六国国王后裔、豪杰、名家及齐国的田氏、楚国的昭氏、屈氏、景氏、怀氏五大族10万余人入关，从而使得东南地区的农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进程，遭到人为的打击而受挫，发展甚是缓慢。如西汉会稽郡(设治吴县)有户22万，口103万；到东汉时，虽分为会稽(设治山阴，旧越国，今绍兴市)和吴两郡，其中会稽郡有户12万，口48万；吴郡有户16万，口70万①。两郡合计有户28万，口118万。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户只增加6万，口只增加15万。说明农业和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与关中地区的富庶繁荣形成鲜明对比。西汉初，盐铁还是民间私营，武帝元狩三年以后才收归国营，在全国置盐铁官，实行垄断专利。汉代盐官共48处，东南仅海盐1处，其余47处都在北方。汉代共设铁官44处，东南仅盐渍、广陵、堂邑3处，其余绝大多数在中原北方②。这种专营的结果只有利于北方统治中心，而不利于南方的发展。 秦代的浙江设置了19个县，其中17个分布于杭、嘉、湖地区，这其实是吴越时期遗留的格局。而在西汉的200年中，只有沿海增设一个回浦县(今临海)；东汉100多年中只有瓯江口增设一个永宁县(今温州)③。由此春秋战国时的吴、越、楚农业和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被强制堵塞，这是南方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低谷。这个低谷使得长江中下游的农业和经济发展推迟了二三百年，无怪乎司马迁说：“江南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④ 南方经济的转机发生于秦汉大统一格局被分裂为三国以后，东南地区在孙吴统治的百来年间，农业和社会经济开始了复苏。浙江县治在孙吴期内很快增加了26个县，填补了浙江的大部分空白⑤。西汉时百越族人民一部分被强迫迁往江北，其余逃往海外岛屿的称外越，逃往山区的称内越。在孙吴统治期间，内外越在孙吴的胁迫下，开始了与汉族的进一步同化。原先称稻为“依缓”的吴语(吴越同语)由越人渡海东传至日本，故日语也称稻为“依缓”(亻 礻)，而吴越本身已接受汉语称“依缓”为“稻”。当然，越语保存于日语中的还有不少，如越人谓盐日“余”，音近日语シ才；日语读吴为クL，即“句吴”之句读如勾⑥。这也是在探讨吴越文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点。 此后南方经历东晋、宋、齐、梁、陈200余年的发展，农田水利设施的兴建，土地大规模的开垦，水田向山区坡地的进展，使得以水稻为代表的农业开始有了很快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和文化的欣欣向荣。在此之前，北方的粟麦和南方的稻虽同为各自的主粮，但稻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无法与粟麦相比，而从东晋始，南方水稻开始了与粟麦平起平坐的地位，也即与汉魏时北方之粟麦并驾齐驱了。据分析研究，秦汉时的粮食平均产量折今市制约亩产264斤，其中南方水稻平均为250斤，即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到了东晋南朝时，全国粮食平均亩产为257斤，其中水稻平均为263斤，比秦汉时增加了5.2%；而北朝的粮食平均产量比秦汉时减少了2.42%⑦。所以王羲之说：“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八九。”⑧虽或有所夸张，也足以说明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开始受到挑战。 唐宋以来，南方没有受到如北方的长时间反复战乱，农业的发展一直比较稳定，加之北方人士为避战乱而大量南下，带来北方先进的农业经验，促进了南方农业的发展。北人喜麦食的习惯带动了南方麦子的种植规模，人口对粮食尤其麦的压力，把原种植在旱地的麦子引入稻田，形成了太湖地区闻名至今的稻麦两熟复种耕作制。宋以后，除麦子以外，油菜、蚕豆、豌豆等也纳入稻麦两熟制，这些冬季粮、豆、油作物被专称“春花”。这样，既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也大大增加和丰富了粮食的供应和品种，又使得有可能分出部分田地改种桑、棉、烟草等经济作物，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太湖地区对国家的田粮负担也随着不断增加。唐时江浙财富首甲东南，因而漕粮高居各省总和之半。唐中叶时浙江东西两路岁运漕粮75万石，至北宋中叶两浙岁运漕米达150万石⑨，乃有“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宋、明、清三朝浙北苏南地区的水稻产量一直较其他地区为高，北宋至南宋，稻米平均亩产约2.5石，其他地区只1.5石；明朝浙北苏南为2～3石，其他地区为1.5石；清代有所下降，浙北苏南为2石，其他地区为1.5石⑩。太湖地区的粮赋负担愈到后来愈重，据记载：明朝时，“赋重莫如苏州，亩科粮至有一石三斗及二石者。洪武初，正耗止二百十四万石，永乐后益为三百万余石。两京百官禄俸，尽派苏州，计米几三十八万石。又，供亲王白熟米一万石余。”⑾尽管到清朝后期，稻米产量有所下降，苏南浙北地区仍然是商品粮的重要基地，这种情况一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仍然如此。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2~203页。 ②陈正祥：《中国历史文化地理图集》第22图，日本原书房，1983版。 ③⑤周振鹤、游汝杰：《方言地理和历史行政地理的密切关系》，《复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2期。 ④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⑥夏恒翔、孟宪仁：《从语言化石看吴越人东渡日本》，《辽宁大学学报》，1987 ⑦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194页。 ⑧《晋书?王羲之传》。 ⑨《雍正通志》卷八十，转见《重修浙江通志稿》，第82册，第14页。 ⑩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中国农史》，1984年第3期。 ⑾明?陈全之：《蓬窗日录》，世务一。 二、稻作发展与吴越文化的密切关系 笔者在查检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即自唐宋以后，有关稻的文献量激增，遥遥领先于其他的粮食作物，其情况同历史上经济文化重心自唐宋以后南移完全一致。更引人注目的是，全国稻文献量中又以太湖地区居首。这是一种很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收录有各种作物的历史文献，笔者试将自古以来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粟、黍、粱、稷、稻、麦6种作物的文献量加以统计(高粱等文献很少，不加统计；玉米、甘薯等是明代后期才传入的，文献量更少，也不作统计)，收入《集成》中的文献计90页，约136500字；其中水稻占30页，46500字；麦29页，43500字；粟12页，18000字；黍10页，15000字；粱稷9页，13500字。稻占总字数的34.06％，麦类占总字数的31.86％，粟占13.18％，黍占10.89％，粱稷共占9.89％①。如所周知，粟黍是古代黄河流域最重要的主粮，稻在古代黄河流域只占很小的比重。但是，经过3000年来的演变，小麦在北方逐渐取代粟而上升为首位，稻则在南方的发展不断上升，终于成为全国按人口计、或按单位面积产量计、或按总产量计都属最重要的主粮；临驾于麦子之上。到清代为止的这种差异，至今仍然如此。 《古今图书集成》所收的文献资料，是到清初为止，所收有限。50年代，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并把收集的时间延伸至民国初年，从而所收集到的文献就远较《集成》为多。该选集按作物各出分册，每册都先出上编，上编是专门摘录历代有关作物的文献，下编则是专门摘录地方志中有关该作物的材料。笔者将选集的稻、小麦、麦类和黍粟类的上编内容加以统计，其结果更显示出稻的突出地位。稻的总字数达247000字，占这四大类作物总字数的45.91％；小麦总字数为11500字，占2.31％；其他麦类(大麦、燕麦、裸大麦、荞麦等)为117000，占21.74％；黍粟类为162500字，占30.91％。上编的资料是不分地域的，下编的资料则按地方志抄录，因而可以统计分析其地区分布特点。以稻来看，所收全国24个省的文献量，以江苏和浙江居首二位，江苏为95900字，浙江为86100字，江苏占总字数的11.32％，浙江占10.16％，江浙合计占21.48％。如果按流域分，长江流域占全部字数的54.50％；华南及珠江流域占25.60％；黄河流域占14.30％；东北、西北、西藏等占5.80％。这种情况 至今仍然如此，并且同现在水稻品种资源库所保存的品种资源份数一致。如现在我国水稻品种资源共约33000份；小麦约23000份；粟约11000份；其余的作物都在10000份以下。 江浙地区以稻米为主食的情况持续了六七千年以上，不能不带来某些深远的文化积淀的影响。北方的粟麦也是如此。如上所述，江浙地区在吴越国时期曾有较发达的农业和文化，只是在秦汉的400来年中反而停滞落后，直到东晋南朝开始恢复，唐宋以后才起而超过北方。这在全国人才的分布变化上有充分的反映。据缪进鸿的研究②，中国历代杰出的专家学者在地域上的分布，起自先秦，终于近现代，共得2395名，其中居首位的江苏为484名，第二位为浙江，443名。除河南第三为206名以外，其余各省都在200名以下。以长江三角洲计，共有948名，占全部的39.58％，太湖流域共591名，占24.67％，即约四分之一。如果分历史朝代来看，北方各省的特点是前期多，自唐宋以后开始下降；南方是前期少，唐宋以后增加明显。如果看中英庚款留英学生的地区分布情况，在总数684名中，江苏占首位，为176名(上海20另列)，第二浙江，为129名，其余各省除广东(83名)、福建(53名)外，都在25名以下，或10名以下。缪文所说的太湖流域包括；茅山以东，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的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杭州、嘉兴、湖州8市及所辖的40市，面积约36000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0.37％，人口约365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25％，而杰出学者则占全国的约四分之一，每10万人口所出的杰出专家学者累计数为全国平均数的6倍，所出的理工农医杰出人才占全国的27％，相当于全国每10万人口所出的平均数的7.9倍。 太湖地区自唐宋以后的农业、经济和文化的迅猛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生物学和农学的角度看，有两点很值得注意而鲜有人提及。一是人口的大流动和远距离婚配为人才的孕育提供了优生的基础，也就是为文化的兴旺创造了先天的条件。现代优生学提出，人的体力强弱和脑力的高下都是多对基因与环境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大脑的结构虽然是遗传的，但还要取决于后天包括从怀孕到儿童教养的环境条件和优化。《左传》早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藩”的记载③，因为近亲婚配会给隐性遗传疾病(痴、聋、哑等)以表现的机会。近亲结婚所生的子女，其隐性病患者的百分率较非近亲婚生子女的要高几倍甚至几十倍④。所以人口流动和远距离的婚配非常有利于防止不良等位基因的组合，而增加优良等位基因的组合。中华民族在秦汉前，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进行着频繁的东西南北各民族的交融，孕育了汉族及其灿烂文化；魏晋南北朝以后，在北方各少数民族和汉族继续融合的同时，又开始了向南方的大迁徙，最大的三次是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辽灭北宋。尽管历史上的这种人口大迁徙上以残酷的战争和无数的伤亡为代价，不通过战争同样可以达到人口流动和交融的目的，但历史不容选择，我们也无法否认这种人口流动无形中也为汉族种质的优化创造了条件。立足于太湖地区的吴越文化，虽然呈现出独特的地区文化色彩，但同时也是善于不断吸收外来文化才发展起来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自行发展起来。排外的文化是会萎缩甚至消亡的。所以我们应该正确评估历史上太湖地区接受人口流动带来的巨大影响。 其次，从农学的角度看，农业生产稳定持续的发展，是人才成长的外部条件保证。北方以粟麦为主食，南方以稻米为主食，二者的差异并不显著，甚至单独的粟麦营养较稻米要好些。但从综合的营养角度看，北方人民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主要依赖牛羊和猪肉，人均的消费水平不高，孟子说“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⑤，表明还要靠大豆的植物性蛋白质补充。东南人的动物蛋白质来源有丰富的海产和淡水鱼类，加上猪、家禽等，消费水平高于北方，特别是鱼虾类的蛋白质最容易消化，又容易取得。中国历来有食鱼使人头脑聪明的说法，英国自古也有鱼是智慧的食物的谚语⑥。稻米蛋白质的消化率高，据最近研究，精米的蛋白质含量为7%，虽然偏低，但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赖氨酸含量在稻米蛋白质中高达40%，此外，还含有15 %的白蛋白和球蛋白；20%的醇溶性蛋白及65%的谷蛋白。在日常用粮中，稻米可以提供人每日所需的19%～80%的热能，12%～71%的蛋白质⑦。凡此，皆是稻米营养上的优点，而且稻谷的单位面积产量潜力高于粟麦。因此我们说，吴越地区既养活了更多的人口又保证了优质的膳食结构，这是这一地区人才特别集中的物质基础。 ①《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缩印本，每页三栏，每栏以500字计，每页1500字。 ②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22~223及229页，1992年。 ③《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前635年)。 ④吴曼：《优生学》，《生物学通报》，1983年第4期。 ⑤《孟子?梁惠王?上》。 ⑥游修龄：《从明清时期的农业科学家看农业人才问题》，《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讨论会论文集》，第124~125页，1992年。 ⑦译文：《廿一世纪水稻的生产策略》，《农业科技译丛》，1995年第1期转自：****************************************稻文化与粟文化比较游修龄&& 摘自《中国稻米》1996（1）：31-33&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赖以孕育发展的自然环境条件，是西北高东南低。青藏高原平均海拔米；蒙新高原、黄土高原和云贵高原的海拔也有米；而东部平原和丘陵地带的海拔一般都在500米以下。整个地势是背对欧亚大陆腹地，面向广阔的太平洋。青藏高原和蒙新高原的气候严寒而干燥。制约了农业和人口的发展。黄河中下游因有深厚肥沃的黄土，雨量虽然较少，但集中降于夏季作物生长期内，适宜于农业尤其是旱地农作的发展。东部平原和丘陵地带的纬度跨度较大，约自北纬25°～35°，其中尤以淮河及长江中下游的中纬度地带，雨量充沛，无霜期长，最适于农业、尤其是水稻的发展。这种格局，早在新石器农业时期，即已明显看出有三大块的差别：黄河流域中下游是旱作农业(粟黍)带，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是水田稻作农业带，而青藏蒙新大西北则是从狩猎向畜牧发展的地带。大西北始终是南北农耕地区的外围，起着早期欧亚文化交流的枢纽作用。& 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是，迄今为止，考古发掘上黄河流域的旱作粟(及黍)的起源时间，同长江流域水稻的起源时间非常接近，都在距今八千余年之前。在那以后不久，南北之间，即已发生农业的交流。稻的遗存在黄河流域多数发现于五六千年之前，最近在河南的舞阳贾湖遗址，发现有距今八千年的稻谷印痕。舞阳位于河南的中南部，淮河上游的颖水流域，北纬35°33′，这个发现把稻作向黄河流域传播的时间又提前了许多。因为黄河流域的气候，在五六千年之前一直较现在温暖，那时又多沼泽湖泊，很适宜于种稻。& 反过来看粟(及黍)的向南方传播，迄今为止，考古发掘所知的时间要较水稻为晚，在云南和台湾的新石器时期都发现有粟的遗存，时间在三四千年以前。这中间还有不少问题未曾明确。例如台湾的高山族最早是种粟的，不知道种稻，他们的粟是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从大陆带入台湾的?至今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从这里出发，倒可以引出一个稻文化和粟文化比较思考的问题，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 北方粟文化向外发展和南方稻文化向外发展的情况完全不同。粟向西北发展，遇到游牧文化的阻挠。两千多年来，农耕的汉族同西北游牧的各族屡屡为争夺耕地牧场而战争，较量的结果，强大的汉族虽然打开了通往欧洲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农耕地带向外扩展了不少，但因受严酷的自然条件制约，不可能再有所前进。农耕和畜牧界线的向北或向南推延，受气候条件的影响最大，这就是北方历史上多战争，而南方很少战争的原因之一。因为水稻带本来位于适宜温度范围之内，气候的波动并未到不能种稻的地步。但是就粟黍和牧场而言，情况就并非如此。平均气温每下降摄氏一度，北方的草原就要向南推延数百公里，游牧族逐水草而居，当然向南追逐水草最繁盛的地方，并且夺农田改草场。反之亦然，平均温度每升高摄氏一度，意味着农耕地带可以向北推进数百公里，改牧场为农田。可农可牧的地带，就这样随每四五百年的温度冷暖变化周期而相互争夺牧场或耕地。历史上强大的汉唐盛世，都恰恰是平均气温上升期，强大的汉族为扩展耕地而向北推进，把牧场改为农地；反之，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恰逢平均气温下降阶段，游牧族为追逐水草丰盛的南方而大举南侵。著名的万里长城为后人留下证明。现在的长城是明朝重修的，与秦汉时长城的旧址相比，就南北而言，向南后退了约四五百公里，就东西而言，东边缩进，西部则有所延伸，即明王朝的疆域要较汉时为小。长城之所以到明朝重修，是因为唐朝十分强大，它的威力远远越出长城之外，长城对唐朝毫无战略意义，因而长期废弃损坏。到宋元两代，气候转冷，辽金和蒙古族陆续入侵。明朝虽推翻了元朝，却未能恢复汉唐盛世规模，乃想起历史教训，重修长城。从清代至今，气温总趋势是转暖期，大清帝国又从而扩大了它的疆域。&&& 汉时农牧分界线西起甘肃天水，经延安、太原、北京，至秦皇岛，远在今长城以南，反映了当时匈奴族的强大。两千年后的今天，农牧分界线已越过长城，农耕的北界达呼和浩特、银川、通辽一线，与从长城沿线的榆林、大同、张家口、北京以北，两者之间形成一条狭长的地带，即是两千年来汉族努力开拓出来的新的农耕地带，可见农耕线向北推进的艰难，效果始终不是很大。中国从西域传入了许多中土所没有的作物，如大小麦、燕麦、胡麻、苜蓿、葡萄、西瓜等；同时向西方输出大豆、丝绸、茶叶等，但粟对西方的影响始终不明显。反而是大小麦不断扩种，使粟的比重逐步下降。先秦时期，文献上提到的主粮，总是粟菽连称，到了汉时，便变为粟麦连称，唐宋以后，麦取代粟而上升到首位，与南方的稻对峙。&&& 粟向南方发展，遇到稻的阻力，只能在山区旱地种植，而且南方的粮食作物种类很多，除稻以外，还有薏苡、芋艿、木薯、菰米、各种小豆等，粟也很难都取代它们。所以南方的粟所占的比重不大。&&& 稻与粟比较，有很大的开放性，早在新石器时代，南方的水稻即从长江上、中、下游经由不同途径传入黄河流域。有史以后，强大的汉唐和清朝，通过军队士兵的屯田，把水稻带进大西北甘肃、新疆有水利条件的地方，开田种稻。虽然面积很小，但水稻却始终能在大西北有水的地方继续种植至今。从河姆渡一直沿袭下来的种稻氏族，我们暂称之为越先人，因为良渚时期的玉器中以“玉钺”象征最高的军权，一般认为这钺是越族名称的起源。有史以后，即春秋时(前770～476)著名的百越族。百越人善于水上航行，吴越交战时，双方都出动大批水军。当秦始皇统一全国，消灭南方的楚越时，越族开始分散，逃往海外的称外越，避入山区的称山越，一批批分散向西南迁移的，成为今天的壮、傣、苗、侗等少数民族，据认为，台湾的高山族，也是百越的一支。迁往西南的各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种稻传统。留下的百越(及山越)则与汉族融合，成为现今江浙闽人民和语言学上的吴方言区。外越在秦汉之交时，把水稻带往日本和朝鲜，日本和朝鲜从此开始种稻。外越的海上航行能力极强，他们曾到达南洋一带，与当地人通婚，把水稻带进南洋岛屿各地。现在分布在东南亚的华侨，数以几千万计，大都是闽粤人，即百越后裔，并非偶然，而是有深远的历史传统因素。太平洋岛屿操玻利尼西亚语的土著族，都有一定的百越人血统，这就是稻文化的开放性。&&& 可是当南方越先人把水稻带往北方的时候，南方因森林茂密，人口稀少，缺乏铁农具和人力，水稻田就不可能大规模开发。而黄河中下游的黄土肥沃松厚，容易用木石农具开垦，种植粟黍大豆等旱作，并且很快创造出最早的文字，积聚起天文、气象、度量衡等知识(度量衡的产生与黍粟有密切关系，与稻麦则无关，笔者已另写专文，这里从略)，从此进入文明时期。因而在先秦时期，广大的南方因未曾充分开发，显得较黄河流域为落后。秦汉统一全国以后，才加快了南方的发展，到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稻作区已发展到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四川、两湖、安徽、江苏；但那时浙江的中南部，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仍未开发。直至隋唐(6至8世纪)时，才以很快的速度，把稻作遍及全国直至海南岛。从此，南方的水稻生产，赶上并超过了北方的粟麦。唐宋以后，尽管全国的政治重心仍在北方，但经济、文化、人口和人才的重心，已经转移到长江流域以南，至今仍然如此。&&& 如果从黑龙江的瑷珲向西南走，到达云南的腾冲，将这两地连接成一条直线，那么就可以统计出，此线的东南半壁，约占全国面积的43%，人口则占全国的94%。此线的西北半壁，面积占全国的57％，人口只占全国的6％。此线的西北半壁，即以上所说的畜牧区，之所以成为农耕区的外围，显然受到严酷的自然条件制约。东南半壁的北部，即黄河中下游以粟麦为代表的旱农区，和南部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水田农业区，两者的分界，也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大体上南北两个农区的分界可以淮河、秦岭为界，此线以北是旱作区，以南是稻作区。此条界线，同时也是一千毫米等雨量线，正是雨量决定了水稻分布的临界线。&&& 汉字创建于黄河流域，孕育了早期的华夏文明。当南方还没有文字的时候，汉字在同西北广大的牧区已有长时期的来往接触，直至南方普遍使用汉字之后，为什么汉字还没有为西北的广大牧区所吸收?是由于粟麦的农耕文化与牛羊的畜牧文化缺乏共同需求。不能说西北的游牧族所操的言语与汉族完全不同，所以难以吸收汉字，因为南方百越族的言语属多音节语，也是与单音节的汉语完全不同。这还是因为水稻和粟麦同属农耕文化系统之故。入侵中原的蒙族和满族，一经与汉族的农耕文化生活长时间相处，便同化于汉族，接受了汉字文化，也是明证。就水稻来说，一旦水稻获得大发展，又进而大大丰富了汉字的内容(见本刊1995年第3期《稻的汉字名称及文献量》)。面向海洋的稻文化，很自然地进而把汉字的应用向周围推广开去，日本和朝鲜的语言与汉语相差更远，为．什么都能接受使用汉字?显然是稻文化起了不可取代的媒介作用。现在，人们都共同使用“汉字文化圈”这个超越国界的名词，在汉字文化圈的概念下，语言的差别并不妨碍彼此文化的交流，这都是稻的开放性带来的成果。可以自豪地说，没有稻文化的开放性，也就没有汉字文化圈。加之水稻以其远高于粟麦的单位产量、容易消化的营养价值，养活了更多的人口。绵绵五千年以上的中华灿烂文明，就是在粟麦和水稻的相互交融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开放性，迎接即将到来的21世纪。转自：****************************************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 作者：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 23:39:04发布)　　阅读1861次&&&&麦子（主要指小麦）是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有1/3以上人口以麦子为主要食粮。在各种农作物中，麦子栽培面积和总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在中国，其重要性也仅次于水稻。麦子起源于亚洲西部。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都早已进入到农耕文明阶段，南方以水稻种植为主，北方则以种植粟、黍等旱地作物为主。现在看来，麦是在中国人种植稻、粟之后四千至六千年乃至更晚之后才出现在中国的。就黄河流域而言，麦的进入甚至比稻还晚。麦子对于中国原有的粮食作物稻、粟来说是一个后来者，对于稻作区和粟作区来说则是闯入者。这个后来闯入者是如何喧宾夺主取得现在这种一谷之下百谷之上的地位的？从它的本土化过程中我们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话题。1、 麦子本土化所遇到的障碍大约5000年前，麦子最先进入的是中国的西北地区。麦子来到北方之后，面临着最大的不适应便是干旱。麦子虽然属旱地作物，但和原产中国北方的其它旱地作物相比，要求有较好的灌溉条件，在这个条件不能满足之前，一般都是选择低地种植。因为水往低处流，低地墒情会相对好一些。北魏时有一首民歌：“高田种小麦，稴穇不成穗；男儿在他乡，那得不憔悴。”意思是说，在水分不足的高田上种麦子，没有好的收成。而当麦子在距今1700年左右的时间进入中国南方之后，情况正好相反。南方雨水充沛，地势低洼，最大的障碍不是旱而水，特别是在稻麦二熟地区，水稻在收割之后，为了能及时地种上麦子，必须及时地排干稻田中的水分，因此，排水成为在南方稻田上推广种麦的关键。同时种稻和种麦之间还存在季节上的矛盾。这个问题和土地所有制结合在一起就更加复杂了。宋代以后，政府为了鼓励种麦，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所有稻田上种麦的收成全部归客户所有。这样一来，有些 地主担心种麦会影响种稻，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所以不允许佃户种麦。也许对于具有悠久农业历史和先进农业技术的中国人来说，改造自然环境使之适应麦子的生长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种麦利益的分配对于强调以“和以贵”的中国人来说，协调起来也不是个大问题。影响麦子本土化的更大的阻力来自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饮食习惯。饮食习惯是随着农业的形成而形成的。北方由于自古以来以种粟为主，小米成为北方人的主食，南方以种稻为主，大米成为南方人的主食。我是南方人，从小吃稻米长大，尽管在北方工作生活已有十几年了，但我还是习惯于吃米饭。其实象我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就有许多。例一：宋代著名的文人欧阳修、科学家沈括，他们以南人而居住北方，他们到了北方以后最不习惯的就是北方的饮食。苏辙（苏东坡的弟弟）的经历最有典型，他在一首诗中说到自己小时候吃稻米惯了，老来居住在北方，稻米供应不足，整整五年，被迫改用面食简单填饱肚子，但还是对稻米念念不忘，每天早晨用稻米煮点粥吃。北宋时汴梁（开封）开了一些南食店，就是为这些江南来的士大夫准备的，因为他们不习惯吃北方的食物。例二、南宋初年，金军攻宋失败北撤，宋军本该乘胜追击，但由于粮草供应不上，功败垂成，其实当时金在撤退时，丢了堆积如山的小米，只是因为福建、江浙人所组成的宋军，不习惯食小米，而活活地饿死了许多人。同样，没有米食习惯北方人，也不习惯南方的稻米。例一：宋仁宗时，河北发大水，老百姓没有吃的，政府开仓放粮，从太仓中发放稻米六十万斛，来赈济灾民；有人认为北人不习惯吃稻米，便从本地拔出小米四十万石以代之。例二：宋室南渡之后，当时北方人聚集的临安（今浙江杭州），面食种类不下汴梁。仅蒸制食品就有五十多种，其中大包子、荷叶饼、大学馒头、羊肉馒头、各种馅饼、千层饼、烧饼、春饼等都是典型的北方面食。这是人口流动的结果，更是长期形成的饮食习惯使然。现在北京街头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小的店铺打出杭州小笼包的招牌，根源可能就在南宋。上面这些例子，主要是发生在食小米和食大米的人群之间。大米和小米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粮食，但加工食用方法基本上相同，即蒸煮之后，作成饭或粥食用，但食用者尚且不能彼此习惯。相比之下，外来的麦子就更难为中国人所接受。古汉语中经常用“麦饭”形容生活的艰苦朴素。历史上，有人用麦饭请客遭到客人拒绝。有人不吃米饭，而专吃麦饭，被看作是一种怪异的行为。当官的吃麦饭，被视为“清廉”。作子女的以“食麦饭”来向母亲表示哀悼；有人把米饭留给自己吃，而将麦饭让给长辈吃，被骂为“不孝”。在宋代江西抚州，麦饭在食用者看来，甚至连喂猪喂狗的碎米都不如。尽管最迟到西汉时期就已有了面食，使得麦子的食用品质大大改善，但面粉加工业的滞后，加上王公贵族的垄断，特别是面粉加工业与其它生产的矛盾，以及小麦的品种问题，使面食的本土化远远落后于麦子种植的本土化。由于面粉加工业的落后和品种没有跟上，真正能吃上面食的人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大多数人还只能以麦饭为食。即使是后来的品种及加工业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长期习惯于一种主食的人，对于另一种主食也很不习惯。这主要表现在食后的满足感和耐饥程度上面。上海松江民间有句谚语：“吃煞馒头不当饭”，这对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标的传统农业来说自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对于南方地区来说，人们自然更多地选择食而耐饥的稻，而不是麦。除了饮食习惯和经济上的考虑以外，影响麦子本土化的另一个障碍可能还来自人们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中麦子不及小米和大米。今天的中国北方人仍然有“小米粥大补”的观念，每当家中有病人或有人食欲不振，便想到要熬点小米粥，同样情况下，南方人会用稻米煮点稀饭吃吃。这是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经验或习惯，但在这个经验或习惯中偏偏不见有麦或面食，原因在于历史上中国人认为麦是有“毒”的。麦毒会引起“病狂”，还会导致一种名为“风壅”的疾病，甚至被视为“杀人之物”。古人认为，治疗麦毒最有效的办法是多吃萝卜，但萝卜并非四时皆有，所以又想出了唱面汤的办法。北方人在吃过面食之后，接着要唱煮面汤，古人认为此举“能解面毒”，今人称为“原汤化原食”。随着时间的推移，麦毒的观念在北方人心中可能很早就消失了，原汤化原食至多被人们理解为，唱点面汤有助于消化。但在南方，麦毒的观念却有根深蒂固一些。古人认为，南方由于霜雪少，种出来的麦子有毒，只能少量食用。饮食习惯极大地制约了小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宋人黄震提到过这样的事，江西抚州人常年吃白米饭惯了，不爱吃麦饭，认为麦饭粗糙。既不肯吃，所以就不肯种。祖父没有种过，儿子孙子连什么是麦都不认识。这种情况在南方地区是很普遍的。它成为南方发生小麦生产的主要障碍。2、 麦作在中国的发展尽管麦子进入中国以后遇到了许多障碍，但5000多年以来，麦子还是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由北南来的历程。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自西向东，由北南来的历程。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地区）可能是中国最早种麦的地方。这里近邻中亚，据史书的记载，中亚的一些国家很早就有麦的种植。麦子可能最先就是由西亚通过中亚，进入到中国的西部地区。迄今为止，最早的麦作遗存都发现在西北地区。在新疆、甘肃、青海、云南先后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小麦遗存。其中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遗址最早，距今约5000年。古文献中也有有关西部少数民族种麦食麦的记载。如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西游时，新疆、青海一带部落馈赠的食品中就有麦。商周时期，麦子已入黄河中下游地区。甲骨文中有“来”字，《诗经》中也多次提到“麦”。春秋时期，麦已是中原地区司空见惯的作物了，分不清大豆和小麦会被人笑话。据《左传》的记载，在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安徽等地当时都有小麦生产。1955年，在安徽亳县钓鱼台遗址发现碳化麦子，属于春秋时期的遗物。还有迹象表明，当时的麦子种植可能主要集中于城近郊区。麦子虽然自西而来，但汉代以前麦的主产区却是在东方，即黄河下游地区。自战国开始，主产区开始由黄河下游向中游扩展，汉代又进一步向西、向南扩展。汉武帝时，董仲舒建议在关中地区广泛种植冬小麦。西汉时期两个著名的农学家赵过和氾胜之都曾在关中地区教人种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也出土了麦粒。经过汉代的大力推广，麦子的种植面积扩大了，产量提高了，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上升了，并成为重要的战备物资，这在汉末和三国时期的军阀混战中突显出来。麦子成为战争的导向。麦子没有收成之前，不出兵；东汉初年，光武帝以“军资未充，故须后麦”为由，拒绝带兵亲征，增援朱浮，结果城中朱浮守军弹尽粮尽，人相食。曹操将盛产麦子的兖州定为战略大后方。而把敌方的小麦产地成为进攻目标。曹操在攻打张鲁时，就向百姓征调麦子作为军粮，而在攻打袁尚时，曾“追至邺，收其麦”。晋代麦子的种植面积扩大。麦子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又有所提高，麦子的收成直接影响国计民生。有几年，曾出现“无麦禾，天下大饥”的记载。史书有关麦灾的记载也显着增加。受害的地区包括黄淮流域的许多郡县，反映当时麦子的栽培区域的扩大。值得注意的是，江南麦作的也是在此时兴起的。汉以前江南没有小麦种植，三国时吴国孙权曾经用饼来招待蜀国的使者费祎。这是目前所知江南有面食最早的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麦作在江南的兴起。有学者认为，邺宫中所食面食麦子可能来自淮南。江南麦作的开始时间定在吴末西晋时期。永嘉南渡之后，更促进了麦作在江南的发展。唐代麦子的种植区域扩大，许多州郡都有种麦的记载，甚至在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了麦的种植，如 广西、云南，在云南还出现了稻麦两熟的最早记载。麦子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征收对象。这在两税法中得到体现。唐人在提到粮食作物时往往以“粟、麦”次序排列。说明麦的地位已仅次于粟。但这主要是指北方的情况，就南方地区而言，虽然自六朝以后，麦作得以发展，但真正达到高潮是在南宋。南宋时期，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他们把原有的饮食习惯也带到了了南方，社会对麦类的需要量空前增加，以及佃户种麦所能获得的实际利益，因而促进麦子在南方的种植达到了高潮。当时人用“极目不减淮北”来形容。可见其盛况空前。明代末年中国北方人一半的口粮来自麦子。麦子在中国粮食供应中的地位确立。在麦作发展的同时，人们对于麦食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很长时间以来，特别是在南方人们一直认为麦是有毒的，不宜多食，否则生病。但随着麦作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有毒论为有益论所代替，唐宋以后的许多本草书中都有这样的记载，“麦秋种冬长，春秀夏实，具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观念的改变是麦作发展的结果，也有利于麦作的进一步发展。3、 麦作的本土化历程也是本土原有物种的淘汰过程所谓“淘汰”，并不是说，原有的粮食作物已经退出了生产，也不是说它们的总产量减少，而只是说它们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的下降，甚至是退出了粮食作物的范畴。中国是农作物的起源中心之一。农业发明之初，当时种植的作物可能很多，故有“百谷”之称。以后又出现了“九谷”、“八谷”、“六谷”、“五谷”、“四谷”的说法，其中，“五谷”最为流行。时代|位置|原文|出处商周|8/8|黍稷重穋禾麻菽麦|诗·七月战国|9/9|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麦|周礼郑注战国末|4/6|禾稻黍麦菽麻|吕氏春秋·审时汉代|5/9|禾秫稻黍麦子大麦大豆小豆麻|氾胜之书南北朝|8/14|谷（稷粟）黍穄粱秫大豆小豆麻麻子大麦子水稻旱稻胡麻瓜瓠芋 |齐民要术唐|1/3|大麦子粟稻 |四时纂要元|4/14|粟水稻旱稻大麦子黍穄粱秫大豆小豆豌豆荞麦薥黍胡麻麻子 |王祯农书·谷谱明|2/8|稻麦黍稷粱粟麻菽|天工开物·乃粒起初麦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并不靠前，后来却是一谷之下，百谷之上。而当麦的地位节节攀升的时候，其它一些作物却纷纷退出粮食作物行列。先说麻。指的是大麻。麻在中国栽培比麦子还早，麻杆上的韧皮是古代重要的纺织原料，它的籽实，古代称为苴，一度是重要的粮食之一，也因此称为“谷”。“九月叔苴……食我农夫。”从《诗经》“禾麻菽麦”这样的排序来看，它的地位仅次于禾（粟），而居菽、麦之上。然而，麻却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退出谷物的行列。九谷、六谷中还必有麻、五谷中已是可有可无、到四谷时就已排不上它了。虽然后世一些农书，如，《氾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四时纂要》等，提到了麻的栽培，部分原因是因为麻是一种重要的纤维作物。可是到了明代时，人们已不知五谷中的麻为何物，宋应星认为五谷之麻，要么是消失了，要么就是大豆或小米的另一种称呼，可能是名字搞错了。菽，即大豆。它的特点是容易栽培，且豆可当饭叶可作菜，在春秋、战国时期，一度在北方成为仅次于谷子(小米)的重要的粮食。然而，这样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在后来却慢慢地退出了主食的行列。而仅仅是作为蔬菜，或其它一些副食品。九谷或六谷中的苽（又称雕胡、菰米），是一种水生植物所结的子粒。这种水生植物就是现在所说的茭白。到五谷或四谷时已不见其踪影，特别到了宋代以后，人们只知有作蔬菜食用的茭白，不知有作主食的苽米，成了“被遗忘的谷物”。还有一些作物虽然还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但在麦子的挤占下，在整个粮食供应中的地位下降了。小米（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北方首屈一指的粮食作物，然而，入唐以后，它的地位开始发生动摇。这在农书中得到反映，《齐民要术》（成书于533-544年之间）所载的各种粮食作物的位置中，谷（粟）列于首位，而大、麦子和水、旱稻却摆得稍后。《四时纂要》（成书于五代末）中则看不到这种差别，有关大麦子的农事活动出现的次数反而最多。麦已取代了粟的地位，成为仅次于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这种地位形成之后，就是在玉米、甘薯、马铃薯等传入中国之后也没有撼动。麻、菽、苽等粮食作物的淘汰，以及粟等粮食作物在粮食供应中地位的下降，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它们在淘汰或下降之后，所形成的粮食空缺，必须要有相应的补充才能使这些面临淘汰的粮食作物真正被淘汰。麦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重要的替代品。4、 也是适应中国风土人情的过程麦子在淘汰本土农作物的同时，也在接受不断的改造，以适应本土化的需要。首先是栽培技术的改变。麦子传入中国北方之初，可能和原有的粟、黍等作物的栽培季节是一样的，即春种秋收。前面说过，麦子的抗旱能力不如原产于中国北方的旱地作物，而北方春季干旱多风，春播不利于麦子的发芽和生长。但小麦具有较强的耐寒能力，幼苗期间，能够在低至-5C温度时还能生存。于是经过长期的摸索，小麦由春种改为秋种。秋季是北方降水相对集中的季节，土壤的墒情较好。有利于小麦生长。另外，秋播夏收还可以解决春种秋收所引起的夏季青黄不接。据文献反映，春秋战国以前，以春麦栽培为主。到春秋初期，冬麦在生产中才露了头角。秋种夏收的冬麦的出现是麦子适应中国本土化需要所发生的最大的改变，也是麦子在中国本土化最关键的一步。改春播为秋播，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万事大吉。秋播以后的麦子，仍然要经受冬季严寒、春季干旱，以及麦收季节多雨的考验。特别是麦子在成熟的时候，枯黄很快，容易落粒，一经风雨，就成灾损。有“收麦如救火”的说法。于是在北方出现了一些针对种麦特殊需要的技术措施。这些措施在汉代《氾胜之书》、北魏的《齐民要术》等农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以麦收来说，《韩氏直说》提出“带青收一半，合熟收一半”的办法。元代北方 麦区还普遍采用了麦钐 、麦绰 和麦笼 配套的麦收工具。大大提高了麦收效率。麦子进入南方以后，首先可能是在一些坡地上种植，因为这些地方排水比较方便，发展到稻田种植之后，人们先是采用“耕治晒暴”的方法来排干稻田中的水份，再种上麦子。到了元代以后，又出现了“开沟作疄 ”的办法，以后一直沿用，并逐渐深化。其次是食用方法的改变。研究中国食物史的日本学者认为，麦子和面食是同步的，但中国似乎是个例外，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食用麦子的方法可能和食用谷子、稻子是一样的，即所谓“粒食”。将麦子整粒蒸煮熟化之后，制成“麦饭”（麮），用筷子挟食。但麦饭又粗又硬，不好吃。于是便想到用磨来加工，变成了碎粒麦屑，使其更象北方的小米，然而再按小米的蒸煮方法加工成“麦饭”，这种麦饭虽然比整粒的麦饭要好吃一些，但仍然算不上是面食。真正的面食是从汉代开始兴起的，唐代才得到普及。唐宋以后，虽然面食开始普及，但中国人并没有象其他以麦子为主食的民族一样靠烤面包来养活自己，而依然是采用自己所惯用的方法，将面粉加工成馒头、包子、面条之类，蒸煮而食，故有笼饼、蒸饼和汤饼之称。麦作的推广和面食的普及是分不开的。只是这种面食也已是本土化后的面食。本应伴随麦作传入中土的烤面包是在明末清初才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和汤若望等人带入中国的。5、麦作是本土化最成功的一个古来引进中国的物种很多。但麦子是最成功的一个，这不单是指麦子的种植面积大，食用人数多，而且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影响到整个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从麦子和其他几种外来的作物的比较中便可以看到这一点：大豆：一般认为，大豆原产于中国东北，对于原来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来说也是一种外来作物，最初称为“戎菽”。戎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其中一支叫山戎，相传齐桓公北伐山戎时，把大豆引种到了内地。战国时，菽的地位迅速上升，并取代了黍的地位，菽粟并为当时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同一时期的典籍也常常是将菽粟相提并论。一些地方，如七雄之一的韩国，“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然而，从汉代开始大豆的地位就开始让位于麦了，它只是作为一种救荒作物来种植和提倡。高梁：原产地在非洲，三世纪前即经由印度传入中国西部的四川，称为蜀黍。虽然高梁具有很好的适应性，但十三世纪以前，并无大的发展，十三世纪后也主要在北方地区种植，且被视为“粗稼”（粗粮）。这与高粱所扮演的角色有关。高粱虽然也充当口粮，但主要用于救荒，其次就是制糖酿酒做苕帚。新作物：明代中后期，原产美洲等地的番薯、玉米、马铃薯、花生等新作物引进中国，并且以其极强的适应性和极高的产量，迅速在中国得到传播，对于中国土地的开发利用以及人口的增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这些新作物都没有取得象麦子一样的地位，而只是在一些不宜种植稻麦的“高山海泊”之地作见缝插针式的种植，并成为这些地方人们的主食，但对于大多数明清以后的中国人来说还主要是靠稻麦养活。5、 麦子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麦作虽然是外来（后来）农作物最成功的一个，但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关中：《诗经》中有一首周人赞美他们祖先的诗篇，篇中提到了麦，可知关中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已有麦子的传入，然而，千年之后的汉武帝末年，关中地区仍然没有形成种麦的习惯，董仲舒在向汉武帝提建议时就提到“今关中俗不好种麦”。又是过了百年之后，到西汉末年的成帝时，关中地区的麦作才在有名的农学家氾胜之的推广之下得以普及。江南：麦作在江南的推广更为缓慢。前面说过，三国时，吴国的孙权曾用面招待蜀国的使者，这是江南面食的最早记载，但江南种麦的最早记载却出现在，永嘉南渡（317年后）之后的第二年，即东晋元帝大（太）兴元年（318年），而更大的发展却是在两宋之交（1127年后），出现了“极目不减淮北”的盛况。然而，此后江南的麦作还是时起时落，并没有稳定下来。这与另一种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传入江南的旱地作物棉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江南在南宋末年尚无植棉，时人谢枋得（）在一首诗中提到当时江东地区还没有棉花，可是时隔不久，江南就开了植棉并且很快得到发展，到谢枋得死的那年，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元朝政府在江东等地设置子木绵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棉布十万匹。到明代，江南松江府一带，便发展成了全国棉花生产中心。麦作在江南的用了近900年的时间，还不没有真正普及开来，而棉作只用了几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就使江南成为一个生产中心。6、 麦子并没有完全取代中国本土的粮食作物麦是外来作物中本土化最成功的一种，但麦子并没有完全取代中国本土的粮食作物。在北方，唐宋以前的粮食作物始终是以粟居首位。政府税收收的是粟，只有不出产粟的地方，才准许交纳稻子和麦子，麦被称为“杂种”或“杂稼”。政府的粮仓中贮藏的也大半是粟。唐代文献中提到粟的次数也多于麦。唐宋以后，虽然麦取代了粟的地位，但粟黍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仍然是以其顽强的适应性生长在北方的大地上。明代末年，虽然麦子在北方的主食中已占据半壁江山，但并没有一统天下，黍、稷、稻、粱等粮食作物仍然占据相当的份额来瓜分。在南方，自古迄今，麦从来都没有撼动过水稻的首要地位。明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南方人种植麦子，面粉只用作副食。麦子没有完全取代中国本土的粮食作物，而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主食，有其自身的原因，即麦的栽培和食用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过程，也有自然条件的限制，南涝北旱都有于麦作不利的一面，同时也与中国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备荒救灾的经验有关。传统农业强调“杂植”，即尽可能地种植多种作物，以防备水旱灾害。这样的经验使麦也能够成为杂种参植中的一员，但又使它不能取代其他的粮食作物。7、 政治因素在本土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重视粮食生产是历朝列代的基本国策。麦子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自然也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政治因素在麦子的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翻开历史，至少从周代开始，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开始了对麦作的关注。《礼记·月令》就有天子亲自祈麦实，劝种麦的记载，其他作物没有这样的记载，可见对麦的重视。西汉汉武帝时的政治家董仲舒就从孔子所修订的《春秋》中发现，《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以此为依据，他请求汉武帝下令，在关中地区及时地赶种冬小麦，以后经过赵过和氾胜之等人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关中地区也因此获得了大丰收。经过汉代的大力推广，麦子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显著提高，麦子成为汉魏时期军事行动的导向。前面说过，曹操在选择大本营和进攻目标时，都要考虑麦子的因素。曹操本人也非常重视麦子种植，当时正是战乱之时，麦田常被兵马所践踏。曹操下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于是当军队要通过麦田时，“骑士皆下马，付麦以相持”。有一次曹操自己的马踏进了麦田，他以身作则，割发代刑。为了给天下人树立榜样，一些统治者还亲自试种，以增加对麦的了解。唐玄宗就曾亲自在皇家花园中种麦，并带着太子一起去收割，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想要太子们知稼穑之艰难，同时他自己也想对麦多有一些实际的了解。他说“遣人视田中稼，多不得实，故自种以观之。”出于同样目的，宋仁宗也在后苑建宝政殿，专以种麦。上行下效，一些地方官也积极致力于劝民种麦，如唐韦丹在广西容州教种麦，宋黄震在抚州劝种麦等。为了发展小麦生产，历代政府主要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放种子。由于许多地方先前没有种过麦子，因此，要发展麦子生产，必须首先解决种子问题。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将产麦区的种子调集过来，向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免费发放。二是出台免租税政策。农民利用水稻收获之后的稻田种植小麦，可以不交租税，收成全归己有。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稳定南方麦子种植起到重要的作用。麦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引起了统治者的重视，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麦并没有被当作是一种主粮作物，而只是一种救荒作物。北方用于抗涝，南方用以抗旱。这样的片面认识，使政治因素在麦作的本土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受到限制。也就是说，统治者只是在灾荒来临的时候，才会想到麦，平常的日子也可能就把麦子给忘了。由于麦不是一种常规作物，所以每当想起要种麦的时候，总是种子没有着落，所以每个朝代劝种麦时总是从提供种子着手。8、 人口流动与麦子本土化在麦子的本土化过程中，比行政命令更起作用的是人口的流动。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麦子的本土化经历了一个自北而南的过程，这也正好是和中国历史上北方人口的南迁是同步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人口南迁高潮：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次是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一次是两宋之交；每次的南迁都导致了麦子种植的发展。汉代以前江南无麦作。经过魏晋南北朝第一次人口南迁之后，南方第一次出现了种麦的记载；六朝时期麦作发展速度相对较快，种植面积较大的地区，如建康（今江苏南京地区）、会稽（浙江绍兴地区），都是北方人的聚居的地区。中唐以后，南方许多州郡都有麦的记载，也与安史之乱以后的第二次人口南迁高潮在时间上吻合。两宋之交的情况也是同样的。正是由于西北流寓之人遍满，才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9、 结论和讨论麦子在中国克服了重重障碍，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历程，它在淘汰中国原有的一些本土粮食作物的同时，使自己在粮食供应中的地位稳步上升，最终成为一谷之下，百谷之上的粮食作物，特别是在北方更是成了首屈一指的粮食作物。麦子的本土化丰富了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和人口的增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麦子作为一种外来或是后来的主食作物，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国原有土生土长的作物；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地改变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同时，麦子在改变中国人食物结构的同时，也在接受中国人对麦子的改变。以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如冬小麦取代春小麦，粒食改面食等。结果是：我们虽然接受了麦子，但没有选择面包。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再来做一些讨论。农业是文明的基石。农业生产的目的首先在于满足人们对于食物的需求。有学者说，主食作物的种类，往往决定耕种这种作物民族的命运。自农业产生以来，中国人形成了以粟和稻为主食的食物习惯，这种习惯变成了小麦等外来作物本土化进程中的障碍，它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经济的增长和一浪高过一浪的全球化，饥饿似乎被人们忘记，代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该吃什么？日新华社公布的一项饮食习惯调查表明，近年来，中国人在饮食方面的传统习惯正发生着越来越强烈的变迁。面对不断涌入的西方新食品和新型饮食观念，人们普遍感觉不适，产生了种种困惑。……丰富的现代食品种类在提升中国人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着更强的选择压力。该买什么、吃什么，往往让人无所适从。有人认为未来十年，“全球化”将走上餐桌。食品将更为国际化，不同饮食文化将会更多地融于一“盘”。那么，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食谱真的会全球化吗？作为中国人，我们会在接受米饭炒菜的同时接受牛奶面包吗？饮食传统真的在未来几十年内会彻底散失吗？全球化是一个新概念，但全球化的历史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今天世界各国餐桌上的面食就是长达万年的“全球化”的产物。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就历经了四、五千年之久。并且这一过程还在继续。观今宜借古，无古不成今。从麦子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中国人是个特别爱吃、能吃、会吃的民族。凡属地球上可吃的，手能够到的东西，我们都吃。但中国人又是一个对吃特别挑剔的民族。从最初的“百谷”，到后来的“五谷”就是挑剔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在局部的地区出现了食物一体化的趋势。挑剔使人们的食物趋同，同时也使人们的食物趋异。首先，人们对于五谷是哪几种就有不同的说法；其次，不同地区的谷物和食用方法存在很大的差别。这就告诉我们，虽然中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全球化到来之前，我们早已就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了，但“全国化”并没有端上餐桌。经济全球化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人们对于食物有更大的选择的可能性，也许出于好奇，我们也可以品尝世界各地的风味，但最习惯的可能还是米饭加炒菜，馒头和面条。另外，从宋以后棉麦在江南遭遇来看。全球化似乎更容易在穿着方面先进一步。从面料、款式到色彩，中国人接受起来都相对容易一些。开放后的中国，人们首先发现的是衣着上的变化。或许是表现相对容易一些的缘故，人们常常用服饰作为民族的表征，其实，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服饰，更重要的还在于食物。尽管外国的食品（洋快餐）在开放之后涌入中国，但支持普通中国人一日三餐的还是米饭、炒菜、馒头、面条之类。饮食文化比服饰文化更具有民族特色。如果用一句简短的话来形容当今中国人的衣食特点，可以概括为“穿西服，吃中餐”。出处：“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转自：****************************************&&&&《诗经》中常常黍稷连称，周族的祖先称后稷，稷成为百谷之长。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黍的出现次数很多，黄河流域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谷物遗存中又以粟最多。黍和稷到底是同一种作物或两种不同的作物？千余年来文献中一直争辩不休。以稷为粟和以稷为黍的，各自引经据典，互相辨驳，积累的文字，令人目眩，而且枝节横生，又有以稷为高梁的插曲，附和者都是经学大师、训诂名家。除以稷为高梁已遭摈弃外，稷即粟和稷乃黍（穄）的争论仍未结束，就其影响来说，似还以稷黍（穄）说占优势。如果稷即穄（也即穄）是正确的，就不必浪费笔墨，再展开辩论，如果稷穄（黍）说是不正确的，总不能听其以讹传讹应该还其本来面目。稷总不能既是穄（黍），又是粟，任人各取所需，那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博物馆或展览会上介绍古代的农作物，说黍即稷或说稷是粟就会给参观者灌输完全不同的概念；写农业史的文章或教材讲义也会碰到这个问题。至于学术上探讨古代的作物起源、种类，编写中国植物志之类的专书等等，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所以澄清这个问题，并非钻牛角尖，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笔者是主张稷即粟的，以下就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以就正于农学界。一、 黍稷的植物分类地位、形态特性及其有关文字前人辨黍稷的文章限于历史条件，不讲形态分类，一味地引经据典或辗转相引，重复繁琐，令人生畏。现在我们有条件，应该改变一下方式。首先，我们可以明确，“黍”在植物分类上属禾本科的“黍属”（Panicum），栽培黍的学名是Panicum miliaceum.“粟”在植物分类上属禾本科的“狗尾草属”(Setaria)，栽培粟的学名是Setaria italica. 二者是两个不同“属” （genus）的作物。但二者在栽培条件的需要方面非常相似，地理分布也很一致。古籍上有关黍和稷的名称（文字）很多，为了避免重复征引，现将它们简化列表绘图如下（表1）。表1 黍和粟的植物形态及其有关文字————|黍 Panicum miliaceum|粟 Setaria italica植物形态|甲骨文（图略）|甲骨文（图略）有关文字|黍，穄，稷，*[原字麻下加黍]，糜子，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禾，粟，稷，谷，粱，粢，秫（黏粟），*[原字麻下加黍]（赤苗粟），芑（白苗粟）、穧上表及附图是本文的开场白，以代替繁琐的文字引述，目的在说明：（1）黍及禾（粟）从甲骨文起即区分得很清楚，争论的双方在这一点上完全认识一致。（2）问题出在稷上，主张以稷为黍的，把稷归入黍一边，以稷为粟者，把稷列入禾粟一边。（3）黍和禾粟各自还有其他的同义词、别称、类型称呼等，双方基本上也没有分歧。以下先就黍稷的历史作一些回顾。二、 南北朝以前对黍稷的理解和现代对黍稷的理解。。。。。。。。。。转自：经典参考：****************************************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历史启发——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作者：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 18:44:21发布)　　阅读2042次&&&&中国的传统农业到明清时期达到其发展的颠峰，并开始走下坡路，至清末而一蹶不振。恰在这个时候接触到西洋的现代农业的挑战，猛然省悟，急起直追，从此进入了新一轮的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艰难曲折的历程。回顾这一时期历史，对于今后的农业现代化，仍有启发意义。一、 明清时期传统农业的成就明清两个王朝的500多年中，全国性的战争只发生在两个王朝的交替时期，对于500多年来说，可算是短暂的，其余时间全国都处于统一安定的环境下。清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长期的战争，继承了唐宋以来南方农业技术的优秀遗产。这种局面给明清时期的传统农业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政局稳定和农业发展，促进了人口迅猛增长，洪武十四年（1381）全国人口约5987万，到道光十四年（1834）猛增至4.01亿，在453年中，增加了5.7倍，为历史上所从未有过。 为了应付人口增和的压力，农业采取的措施有：开垦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复种，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扩种新引进作物，以增加液来源；发展经济作物，以缓和农业多余劳力的压力等。这些方面的实践充实丰富了农业生产技术，积累起更多的生产经验和理论认识。开垦荒地方面，除了恢复因战争而废弃的耕地以外，继承了宋元以来向山区开辟和向水面围垦的老路，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山区主要是引种新作物玉米、甘薯、马铃薯（详后）。水面围垦主要在长江中游洞庭湖区域，利用沿湖的泥沙淤积，垦殖堤垸和垸田，范围涉及湘鄂两省17个县。洞庭湖北边的华容、安乡、澧泉一带的堤垸，多建于明代，南部多建于清代。清末垸田面积达500万亩，当时认为是“化弃地为膏沃，用力少而获得多”。 两湖地区这种农田开发，使这个地区成为新的粮仓。明中叶以后，就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虽然这种盲目的围垦带来了近期的粮食丰收，但却付出了水灾加重、旱涝无常的影响深远的代价。增加复种是明清传统农业很有成就的特色，其影响至今不衰。黄河流域原以一年一熟为主，到明清时期发展为二年三熟：“坡地（指平壤）两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惟大秋穊种穇子……麦后亦种豆。” 陕西三原地区曾试行粮食和蔬菜间作套种，做到二年十三熟。 长江流域及其以南，水稻面积增加的同时，稻田复种又进一步发展，太湖地区的稻麦两熟充实为稻—油菜，稻—蚕豆，稻—绿肥等，大小麦，油菜、蚕豆统称为春花作物。原先流行于闽广地区的双季间作稻、连作稻，开始向东南浙江、江苏推进，华中向长江中游湖南、江西发展。江西由于闽、广流民的渗入，双季稻的发展尤为明显。清康熙因发现早熟的御稻，曾在江苏、江西、浙江刻意推广双季连作稻，虽未获得巩固，却证明了连作稻可以在江苏种植。此外，农民创造的粮豆间作、粮菜间作、稻豆间作、稻棉套种、稻甘薯、稻甘庶套种等方式，不胜其多。广东、福建并出现稻—稻—麦三熟的耕作制，个别推进到长江中游。复种制度在单位面积上提高产量，摆脱了以前只有扩大耕地面积才能增加产量的单一途径。从此以后，对粮食增产作出愈来愈多的贡献。明代中后期，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烟草等相继引入中国，使中国传统农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玉米和甘薯是较稻麦产量还高的粮食作物，传入以后，各地流民及无地农民又把玉米、甘薯带进山区，在各省山区租地开垦种植，然后又慢慢扩大到其他地方，使粮食总产量大大增加，缓和了口粮的紧张。同时因玉米，甘薯的茎叶数量大，也提供了新的饮料，促进了养猪的发展。猪又提供了有机肥料，保持了地力的不衰。这是这些新作物引进以后带来的有利的一面。从宋代开始推广的棉花种植，经过元朝的提倡，至明清又进一步发展。江浙太湖流域一带，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的密度提高很快，人口集中的乡镇大量增加。农民发现种桑养蚕和棉花、烟草等每亩的收益远超过种植粮食作物，在华南则是甘蔗、烟草等的收入超过水稻，于是一部分农民转向种植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的又带动了手工业的加工，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来。经济作物发达的地区，尽管粮食的单产很高，复种指数领先，仍难免发生粮食供应不足，于是出现长江上游的四川、湖北、江西的粮食向下游运送销售的粮食流通市场，这些都是助于明清农业经济的搞活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清农业的成就还可以从这一时期的农书（还有地方志）大量出现反映出来。 明清农书，洋洋大观，可谓集传统农业的大成。综合性农书的篇幅和内容，大大超过了前代。著名的北魏《齐民要术》引用前代文献为157种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为225种 清《授时通考》则达到427种。当然，文献引用只是数量上的反映。在内容方面，综合性农书如《农政全书》、明·王象晋《群芳谱》、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等都有大量新增的农业经验。明清农书的又一特点是出现了许多地方性农书，超过宋元以前时期。一般综合性农书虽然内容丰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农书则所述内容都是当地情况，所讲操作技术切实可行，是深入了解各地农业特点的基本文献。明清农书的第三个特点是专业性农书的大量问世，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兽医、虫害、气象、水产等等，而以花卉、蚕桑类专书为最多。此外，明清农书中有少量把传统的经验上升为理论阐释的，如明·马一龙的《农说》、清·杨双山的《知本提纲》等，代表了传统农业到明清时期的最高理论水平。二、 明清时期传统农业面临的问题传统农业到明清时期虽然到达其发展的顶峰，但由于人口漫无节制地猛增，扩大耕地面积已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上已指出，从洪武十四年至道光十年的453年中，人口增加了5.7倍，而从洪武十四年至光绪十四年的500多年中，耕地面积只增加了11%（从77398万市亩增至82614市亩）。于是人地比不断下降，无法扭转。洪武二十四年（1381）时全国人均耕地为14.56亩，到康熙时（1662——1722）降至5.5亩，到乾隆十八年（1753）又减少到3.86亩，到道光（）只有1.65亩了。 耕地的潜力已有限：“人多之害，山顶已植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开地之力穷矣！”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作物的迅速发展，又占用了不少耕地，粮食增产的压力在提高单产上，而复种指数并非可以任意提高，需要水利、肥料、品种、劳动和更多投入，传统农业是除利用太阳能之外，别无外源能量投入的农业，这使得单产的提高也遇到临界点的困境。玉米、甘薯引入后，“数百万各省的游民，自乾隆年间起，特别在嘉、道之际蜂涌进入鄂西、川、陕边境及整个汉水流域的山区，对这些被挤到生活边缘的广大群众而言，这个辽阔险峻的区域是中国内地最后的农业边疆了”。 其付出的代价是严重的林木毁坏和水土流失。到19世纪初叶起，由于垦山的结果是：“山形骨立，非数十年休息不能下种”；对山下农田是：“山经开掘，遇霖雨，土随崩裂，湮灭田禾，填塞溪涧，以致水无潜滋，稍晴即涸，旱涝交忧，害实不浅。” 在农业本身日趋困难的条件下，加上战争破坏，赋税倍增，水利失修，“洪水之来，遍地泽国。大旱之至，赤地千里”。传统农业到清末已无力支撑这个腐朽的王朝。正是在这个农村破落、农业衰败的过程中，清朝的海禁被西洋的炮舰轰开，接触到西洋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农业，才省悟到谋求富国强兵之道的根本是振兴农业。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长期以来被视而不见，即几千年来的种田劳动大军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他们完全依靠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世代相传，充实丰富，但始终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读书识字的士人，很少直接从事农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机械分割，忽视了农业劳动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需要脑力劳动的探索才能深入掌握其规律。传统农业缺乏读书识字的农民，既影响农业理论认识的深化，也影响农业地农书，影响一直至今，如贾思勰、王祯、徐光启等。这里指的是一个比例的问题，就是说这类农业知识分子、专家实在太少了，比之汪洋的农民，说他们是沧海之粟也可以。笔者统计明清两代农学家的人数（被认定为农学家的标准不是很严） 共得72人，其中进士出身的仅14人，而明清进士总数高达51090人。 这个悬殊的比例，正是梁启超所谓“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的历史事实（详后）。当然，对封建社会的农业，要求有很多的知书识字的农民，是脱离实际的幻想，指出这一现象的目的，是想表明历史上重文轻农的残余影响不可低估。明朝以八股取士，清朝以文字狱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一切科学技术的萌生都被视为雕虫小技，无补民生，传统农业的理论遂只能停留在哲理的抽象思考上，如用“气”、“膏”、“五行”、“阴阳”等的消长，解释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对照同时的欧洲，1665年（康熙四年），R. Hook用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胞； 1694年（康熙二十三年），R.Camerasius指出蓖麻、玉米不结子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没有获得花药提供的花粉之故；接着，J. Koelreuter（1773——1806）通过人工授粉试验证明，植物要依靠昆虫或风力传统送花粉而进行授精， 他还进行一些人工杂交试验，指出亲缘相近的植物容易杂交，亲缘远的植物不容易杂交；Grew1671年发表的论文指出植物花粉同动物的精子相似，植物放散大量花粉优如动物放散大量的精子一样。这些先驱工作使得后来的林奈（）有可能根据植物的雌雄蕊进行可靠的系统分类，也便利孟德尔（）有进一步进行豌豆杂交，得出遗传达室分离规律的可能。而我们从明·马一龙的《农说》（传统理论的代表作）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则闭其窍而不花”这一句话，而在其他的农书中像这样的话还没有。18世纪初，I. Houss相信植物和各个部分都会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时，绿色部分则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 而我国则到清《潘丰裕庄本书》（1834）中仍留在“横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气不厚”，“宿草败叶原是雨露的精华”等抽象的说理上，缺少生物学知识，便利传统农业无法提高。三、 传统农业面临挑战的历史启发以上扼要叙述了传统农业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这里有必要简单地看一下日本的农业，通过对比，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差距存在的实质。日本的水稻是中国古代吴越人渡海带到日本去的，从此开始了日本弥生稻作农耕，在此以前的绳文时期还是采集和渔猎。从弥生到明治维新前的这2000多年中，日本的农业深受中国的影响，这里不必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从明朝到清末时，中国的农业在越过它的高峰之后，一直走向下滑的道路；同期内日本的农业在深受中国影响的同时，却日益显示出日本的特色和进步。以农书为例，日本因历史短，当然不可能有如《农政全书》、《授时通考》之类的大型农书巨著，但反映农业实际水平的地方性农书就不一样，以日本的《会津农书》（1684）和浙江地区的《补农书》（1658）相比，二者时间相近，其经营的水平也大体相当，稻米产量彼此都在每亩250公斤左右（已折算），每亩用工也都在27工左右。 《会津农书》所讲雪水浸种、烤田、调节水温等技术，显然受《氾胜之书》以来的影响，但就整体而言，其覆盖面及所述内容的深度和科学性超过《补农书》很多。日本的另一部农书《农业全书》（1698），其“叙”全用中国文言文写，书前的“农事图”也仿明《便民图篡》的“农务图”，但自受中国南宋《耕织图》影响以来，日本民间出现摆脱中国影响，反映日本特色的田园画，中国则趋向萎缩，到清代只剩下朝廷颁布的《耕织图》象征“重农”。日本江户时代（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出现大和画派、南画派、园山四条派等画家，创作了大量反映田园风光的写实的大型屏风画，如“四季耕作图屏风”、“农夫图屏风”、“耕作图卷”等等，其中如“月次风俗图”所描绘的耕田、耖田、挑秧、插秧、送茶、送饭、以及击鼓、奏乐等，色彩鲜艳，一派农家欢乐景象。 明清时期中国的绘画也很繁荣，但中国文人的地位附属于上层统治阶级，大多不辨菽麦，且思想上鄙薄农业，决不可能有描绘什么农夫图之类的屏风。而日本的统治阶级是武士，文人画师身份低，接近下层生活，能充分反映农业生产实际。这种判别看来微小，实际上埋下了两国农业差距的必然性。清末黄景在其《东游日记》（明治5年，1872）中描述的`日本农村是：入其国，见田园齐整如画，男女皆经营生业，风物极佳，古之所谓野无旷土，国无游民，不意于今日见之。“黄景这样赞美日本农村，反映了国内农村已少见这样如画的田园了。西洋文化入侵的矛头是指向大清帝国，日本小国不是其目标。所以西洋教土都倾全力向中国翻译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但中国的上层统治者顽固保守，以天朝大国自居，漠视西洋文化。尽管从明末起翻译了许多西方著作，对中国的影响实在微乎其微。直至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继又惨败于英法联军，英法俄美四国的时逼，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才省悟过来。从1861年开始了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但洋务派的眼光极短浅，认为只要依照西法，制造洋枪洋炮，就可以与西洋文化对抗。为此，只要派遣一些人出洋学习即可。新政人士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尚且如此浅薄，其余的人士仍留连于八股举业，更无足怪了。但一向唯中国马首是瞻的日本则不是这样，日本看到堂堂大清竟被千名洋兵和几十艘炮舰击得溃不成军，深感日本的学习目标非从根本上转向西洋不可。但日本开始学习西洋时，对西洋文化一无所知，又缺乏懂英语的人才，在最初的一二十年里，还是靠汉译的西洋著作转译为日文，从中获得西洋文化的营养。日薄西山的清王朝，饱受西洋侵略之苦，竟还短时间里最后一次担任日本学习西洋的启蒙老师！其实，正是与此同时，日本已着手派遣大量留洋学生。1862年，日本的福泽谕吉在伦敦遇见中国的唐学埙，唐问福泽日本有多少人能教洋文，福泽答约有500多人；福泽反问唐中国有多少人能教洋文，唐惭愧地说，大约只有11人，福泽在其日记中写道：“清国无望矣！”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在学习西洋的态度上与清朝是根本不同的，日本是全心全意地学，彻底地学，不存在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因此，到明治二十年（光绪十三年，1887），日本开始有能力直接吸收西洋文化，不再依赖汉译的西书，同时也与中国告别，此后即开始了中日两国文化的逆转。 逆转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这里只举二例。一是兴办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创办于1877年，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902年，迟于日本25年，二是博物馆，从1868年（明治维新元年）至1890年的23年中，日本仿照西洋共建成博物馆30座，主要为产业（工农业）及自然科学博物馆，中国康有为于1895年曾设想建立博物馆未果，接着张謇考察日本博物馆回来，力奏兴办博物馆，清廷不予理睬，到1905年张謇只好以私人力量举办中国第一个博物馆于南通，迟于日本37年。 明治六年（1873）日本男女受过义务教育的占28%，到明治三十五年（1902）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达92%，而中国辛亥革命时（1911）的国民识字率只有15%。1984年，明治维新不过27年，清朝眼中的撮尔小国日本，居然一仗而大败清王朝，使中国蒙受甲午赔款白银两亿两之耻。这才引发1898年的戊戌变法，不得不明确提出向日本学习。张之洞从派遣留学生的角度检讨日本的成功，说：“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伊藤、山县……诸人士，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学生也，愤其国为西洋所胁，率其徒百余人，分诣德、法、英诸国，……学成而归，用为将相，政事一变，雄视万方。” 向日本学习的内容很多，自然包括农业在内，维新派人士言论中，认为学习现代农业是富国强兵之根本。梁启超说：“今之谈治国者，多言强而寡言富；即言国富者，亦多言商而寡言农，舍本而逐末，无怪乎日即于贫，日即于弱也。” 又说：“工艺不兴而欲讲商务，土产不兴而欲振工艺，是犹割弃臂胫而养其指趾……秦汉以来，学术日趋无用，于是农工商之与士，划然分为两途。其方领矩步者，麦菽犹瞢，靡论树艺！其服襏襫，役实南亩者，不识一字，……故学者不农，农者不学……重可慨矣。” 张謇也说：“上溯三代，旁及四国，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不在商也，在于工与农，而农尤要……相因之势，理有固然。” 向日本学习的方式，一是派遣留学生，光绪十二年（1886）派出留日学生还只有13人，到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即明治38—39年）达最高点，竟有一万名之多。 二是聘请日本教习来华教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聘日本教习148人，次年234人，到宣统元年（1909）更增至549人，教学的内容以师范最多，其余为实业学堂、高等学堂、武备、医学、女学等。日本教习的分布遍及全国22省，以京师、直隶及江苏、湖北、四川、广东等省最多。其中与农业有关的是理科的物理、化学、生物、博物等。高等实验学堂、高等农业学堂教授农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卫生、矿物等。担任农学课程的教习都有农学士的学衔。 清末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也派遣去欧美各国的留学生，聘请欧美的教师来华，一时成为风气。从清末到民初的1916年止，从无到有地在全国兴办了6所高等农业学堂，加上中级和低级农业学校，共有329所之多。民国时期的1933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增至11所，各类农事试验场增至552所（包括国立、市立、县立和私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0年中（）农业教育更有迅速的发展，截至1989年止，全国高等农业院校达52所，在校学生达9万多人。全国各级农业研究机构近1500所，研究人员达10万人，纵向的历史发展十分突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因日本欧美在同期内发展更快，横向地比较，农业和农业科学的地位仍很落后。1989年，全国大学合计已达1079所，农业院校52所，只占4.81%；同年，农科大学招生也只占大学招生总数的3.83%。 比重反而下降，而且出现农科大学生分配困难和大量政行的现象。是否农科大学生的培养过多了呢？按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或农科大学生数来看，显然不是这回事。1989年，全国每万名人口中的大学生数为18.8%人，其中农科大学生为1.2人（占6.38%）；而日本每万人口中的大学生数为205人（1986），其中农科大学生为53人（占25.85%）。 日本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大学占5.8%，高中占74.8%，初中占19.4%，因日本已普及义务教育，不存在初中以下的农民；我国目前农民的文化水平，1987年和1978年相比，反而有所下降，1978年初中学生占农村总人口的6.1%，高中生占1.2%，1987年分别下降至3.56%和0.024%（由于在校生流失量很高）。1990年统计，全国文盲半文盲仍有2亿，多数集中在农村。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而不相应普及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事实证明正是我国农业落后的根源所在。梁启超在清末指出的“农者不学”和“学者不农”的现象到现在虽然已经大不一样，但在农民中“农者不学”仍占很大比重，对于“学者不农”现在可理解为农科大学生的数量按每万人口的比例较之日本有很大差距。当前农科大学生的“过剩”是一种“虚假”现象，如果“农者不学”的局面不改变，农科学生总是会表现为“过剩”。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赔款白银两亿两，日本怎样使用这笔钱呢，明治天皇说，这笔钱一点也不许瞎花，全部用来办教育，办小学，就是在偏僻的农村，也要办一所像样的小学。就这样，日本靠这笔钱奠定了教育的基础。 夏衍回忆1920年在日本留学时，说：“那时，不论你走到哪一个穷乡僻壤，凡是这地方最好的建筑物，就一定是小学或中学。他们办义务教育是动真格的，学龄儿童不上学，家长得吃官司。” 1950年时，日本每个小学生的教育经费为5000日元（约为人民币200元），到1978年增至397000日元（约人民币15800元）。小学教师中大学毕业生在1950年时只占0.3%，到1977年上升到42.2%。 日本在二次大战前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国家，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二位工业大国，而其重视教育则是一贯不变的政策。军国主义时期总结甲午战争的取胜是教育的胜利，是小学教师立了大功，因为小学教育培育了有知识而又勇敢的士兵。这些知识型士兵以后便成为知识型工人农民，至于教育为战后资本主义工业化服务的作用就更不必多言了。自从清末维新派指出“泰西各国，莫不以农事为重，美利坚以农立国，富甲全球；日本维新以来，农事改良，遂致物产繁兴” 以来，120余年过去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情况如何，论成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农业以不到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2%，是非常了不起的，确实当之无愧。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成就是以80%的人口务农为前提的。我们的农民文化水平提高这样缓慢，“农者不学“的比例还这么高，正日益成为农业进一步现代化的瓶颈。不仅如此，还要看到，知识型的农民，如果参了军就是知识型的士兵，如果转到工业，就是知识型的工人。教育对于工农兵来说，都是互通的。教育面向80%的农民才是抓住了根本。通过日本120余年来的不同时期一贯重视教育而有今天的对照，不是很值得我们深思吗？出处：《古今农业》，1993年1期 转自：****************************************精耕细作、小农经济与传统农业的改造散论 作者：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 23:13:31发布)　　阅读2190次&&&&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之一，这是学界所公认的；探讨传统农业与现代化离不开精耕细作这个话题。精耕细作不但是中国传统农业技术体系的特点和主流，而且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要素，对社会经济制度及其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基因”。这个观点并不是我首先提出来的。许倬云先生在《汉代农业》等论著中对“精耕细作”多所论述，指出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三原色之一。也有的学者称“精耕细作是联结中国自然条件和中国社会的中轴，也是中国社会发展一切有异于西欧特点的最终归宿”[1] 。其实，它不但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现在就与精耕细作有关的若干问题谈些意见，不成体系，故曰散论。一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产生的原因，学界有不同看法，最常见的是用人口或制度的因素解释，或者认为它是在人多地少格局下“人口压力”的产物，或者认为它是由于在地主制经济下农民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所致。上述两种因素对精耕细作的发展的确有重要的影响，但它们不是精耕细作形成的基本的或初始的原因。要说明这个问题首先讨论精耕细作出现的时间和最初的表现形态。关于精耕细作农业技术出现的时间，最流行的观点是战国说，而以《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为标志。这种观点不能完全否定，但起码是不够确切的。中西传统农业重要的区别之一是是否实行中耕。日本学者称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中耕农业”，而与西欧的“休闲农业”相区别。我国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表示中耕除草的字，周代对中耕非常重视，甚至产生了专用的青铜中耕农具——“钱”和“镈”。由于“钱”、“镈”的使用相当普遍，为人们所乐于接受，以致演变为金属铸币；后来金属铸币的形制虽然发生了变化，而“钱”作为货币的名称却延续至今。中耕技术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它与垄作、条播紧密联系、三位一体，都是建立在畎亩农田的基础上。这三种技术相结合，加上适当的密植，就可以形成行列整齐、通风透光作物群体结构，使作物的生长由无序变为有序，这成为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最初表现形态。（西欧传统农业撒播、不中耕、作物生长处于一种无序状态，只有休闲期间才能除草）中国建立在畎亩农田基础上的这套技术虽然是在《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中才获得系统的总结，但它的产生却不晩于西周春秋时期；《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农业技术方面的内容所反映的主要不是战国时代、而是战国以前尤其是春秋时代的情况[2] 。中国传统农业非常重视对农时的掌握，农时意识十分强烈，而且出现很早，到春秋时代已经形成比较科学的“天时”观念，以二十四节气为核心的传统指时体系也在形成和完善之中。据《国语·周语上》所载，我国传统土壤学中最有特色的“土脉论”在西周末年即已出现。春秋时代的郑子产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农功要有缜密的思考和计划，其中包含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这正是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特点之一。凡此种种，说明我国精耕细作农业技术出现在战国以前，而不是以后[3] 。既然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即已出现，而这时人多地少的格局和地主制经济均未形成，它们当然不可能成为精耕细作产生的初始原因或基本原因。因为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上是不可能逆时序的。从有关记载看，上面所说的这套精耕细作农业技术是在改造黄河流域低洼盐碱地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上古时代的黄河流域从总体上看是半干旱的草原，但在河流两岸比较低洼的地区有较多的沮洳薮泽，形成气候相对温湿、植被相对丰富的局部生态环境。我国自原始社会末期起，农业向低平地区扩展，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干旱的威胁，却面临着如何排水洗碱、把低洼地改造成良田的突出问题，中国古代人民用建立沟洫体系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由此普遍形成了畎亩农田，垄作、条播、中耕的配套技术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吕氏春秋·任地》以“后稷”的名义提出农业生产的十大问题，头四个问题：“子能以窐为突乎？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子能使吾士（土）靖而甽浴士（土）乎？子能使[吾土]保湿安地而处乎？”说的正是如何把低洼盐碱地改造为良田；而它提供的解决办法，就是建立畎亩农田以及实行以此为中心的一整套农业技术。因此，可以说，精耕细作农业技术首先是我国古代人民在农业实践中因应自然条件而产生的。其实，这不独畎亩技术为然。形成并成熟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我国北方旱地“耕、耙、耢、压、锄”耕作体系，是当地先民为了缓解黄河流域春旱多风的威胁而创造的。南方水田“耕、耙、耖、耘、盪”耕作体系，以及圩田、梯田等技术的出现，无不与此相似。我国自然条件有有利于农业生产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相当严峻的一面，精耕细作正是我国古代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自然条件中有利的一面，克服其不利的一面而创造的巧妙的农艺。二精耕细作的产生，需要以一定的人口为其必要的前提。最明显的是，精耕细作首先产生在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南境由于地旷人稀，长期实行“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制度，只是在东汉末年以来大量中原人口的南移以后，才启动了了江南地区新的大规模开发的长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