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1.1 新建会话失败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政府
1．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九一八事件发生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但是尚不明了情况。蒋介石于日下午2时返回南京，即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蒋氏同意19日中央常务会议之处置意见，主张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采取了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的方针。这一方针虽然不仅没有对日军侵占东北立予抵抗的内容，并且还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同时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事变爆发之初，日，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南昌行营参谋长自南昌向蒋介石转报驻烟台海军刘珍年师长哿辰电：“闻日本于巧晚进攻辽宁，皓晚将省垣完全占领，军警尽被缴械。又，日军舰一艘开来烟港，海军有今日续来登岸消息。除饬严加戒备，究应如何态度，乞示方针。”22日，蒋介石批复：“烟台刘师长勋鉴：日军侵略，已提出国联。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委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人，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公理与国内之团结。如果敌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
中正养午。”
日，熊式辉自龙华向蒋介石呈报请示：“淞沪为通商巨埠，日舰驻舶甚多，交涉万一不能迅速解决，日方扩大行动，对我要塞、兵工厂及重要机关施行威胁袭击时，我陆海军究如何行动？”23日，蒋介石批示：“应正当防范。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同日，蒋介石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对日方略：我应采取正当防范。如日军有越轨行动，我应以武装自卫。军政部长何应钦亦于同日发布《告诫全国军人书》，指出：我同胞一方面应服从政府之指导，静候国际公道之解决，一方面，尤应恪守军人之天职，妥筹实力自卫之准备。
9月25日1931年，蒋介石致电山东省政府主席：“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出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全部计划容另颁发。”
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
日，蒋介石电示上海市长：“日本军队如果在华界挑衅，我军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希与天翼（熊式辉）兄妥商决定。据参加当天特种外交委员会的邵元冲记载：“关于日本近日军舰来长江之应付，决定令淞沪军警长官严为防御，必要时取自卫行动。又，对于日军侵犯首都时，亦决定坚持不屈，以期抵抗。”
11月，日军进攻黑龙江省时，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公开通电率部抵抗，张学良也电示马占山“死守”“勿退”。至11月中旬，马占山报告日军攻击江省，希望向国联报告，请求制止，蒋介石电告马：对江省抗战，“已急催张副司令派队援助”。
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后因国民党内部矛盾，蒋氏北上未成，后又被逼下野）。
黑省沦陷后，1931年底，日军继续进逼锦州。日和日，国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惟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但是均为张学良拒绝，张擅自率各部于1月2日撤出锦州。日军随即占领锦州及绥中一带，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完全占领。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张学良与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明显有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处理九一八事变的方针，并非如过去一些著述所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虽然国民政府没有下令东北军抵抗（国民政府实际上无法直接指挥东北军），但是对于上海、南昌、山东等南京政府直辖地方的官员，均作出必要时要“自卫”、“抵抗”的指示。正因为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有着准备抵抗的内容，尽管国民政府对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寻衅已竭力忍让，但日本侵略军在上海发起武装进攻后，中国军队（首先是十九路军）终于奋起抵抗。九一八事变时，中央政府无法驾驭而由张学良一手掌握的东北军实行不抵抗方针。然而，就在四个月后，国民政府直接掌控的军队在上海对日本侵略军作了英勇的抵抗。除第十九路军外，蒋介石让何应钦调动京沪在线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合组为第五军开赴上海参战。国民政府开始实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这显然是与张学良“不抵抗主义”有重大区别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变为其独占的而采取的严重步骤。
不抵抗政策
1992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承认：“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蒋介石在9.18事变中下不抵抗命令，也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透露出来的。孰真孰假？要理解事件真相，还要看更多的事实。
张学良绝对听从蒋和南京政府的命令吗？
所谓张学良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的说法，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事实上，国民政府1928年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后，中国只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实质上中央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的谈判中，南京就满足了东北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条件。如张学良自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10]他所要求于中央政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名义上东三省官员由中央任免，实际上决定权操于东北当局之手，中央只是补行任免手续而已。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就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并订立《伯力议定书》（但报告国民政府后未予批准）。1930年底，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11]
军事上，原奉军改称东北军由张学良统率，南京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张晚年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拥有30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我们占很大优势。”[12]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加入自己一方。张则坐山观虎斗，直到中央军打下济南胜败已分，才命东北军入关，不费力气就取得华北晋冀察绥四省，加关外四省共八省地盘，远超过南京政府直辖的五省。由此可见张学良东北军之独立性及其在国内军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寻常。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东北军政费用自收自支。因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东北财政比较宽裕。曾任辽宁省财政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13]东北军取得华北的地盘后，成立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将国税收入拨付副司令行营军需处。[14]
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中央相当大程度的独立性，自然决定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地方长官、军队将领与国家政府首领、军事统帅的关系。东北易帜后，蒋与张表面上是上下级、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征询其同意。张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九一八事变后，蒋和中央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间，日军进攻锦州，国民政府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还是自行撤兵。张学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果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
张学良不抵抗仅是因为误判吗？
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但是为张辩护的人却主观地认为，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主要是“源自国民政府的一贯执行不抵抗政策，使他错误判断日军目的”，认为若其知日军并非“寻事”，而是要吞并东北，作为东北少帅，他不至于会将东北拱手让给日本。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国营电视台采访时，也表示他当时认为“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但是，我们分析一下，就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尽符合事实的。如果说九一八事变之初的时候张学良不抵抗是误判，那还能说得通；可1931年12月日军开始挺进辽西、进攻锦州的时候，日本吞并东北的意图已昭然若揭，而且蒋介石、孙科、顾维钧也都命令或劝说张学良在锦州地区抵抗，张学良这时依旧不抵抗，这是“误判”还能解释得了的吗？
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原因简析
1，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中国无对日作战实力。1928年10月，张学良对东北大学学生说，他曾到日本考察，看到群机狂飞、多艇跃水的浩大场面，认为日本的一切军备都优于我们，要求学生们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张学良内心深处始终认为，在对日问题上中国无任何实力可言。7月6日，张致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电文充分反映了他的这种思想：“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与周旋。”可见当时张学良的头脑中笼罩着严重的恐日情绪。
2，对局势的误判，包括对日本国内局势的误判和对国联的依赖。因与日本接触甚多，张学良了解日本国内军方与政府、外务省在对华问题上有分歧，日本政府和外交人员反对军方一味动用武力的方式。而且事变之初，9月19日，日本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24日，日本政府发表的声明中虽污蔑柳条湖事件为中方所为，但也表示将把日军“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15]。但张学良没有意识到，日本军方和政府、外务省之间仅在手段上有分歧，在维护、扩大在满蒙的利益方面是一致的，没料到日本政府和外务省会逐渐跟军方合流。同时张学良也对国联寄予过高的希望。说事变初期这一阶段，张学良不抵抗的原因中有误判，是可以说得通的。（但随着日军进一步进攻黑省和锦州，国联也明显无力后，再说张继续不抵抗是因为误判，就说不通了。）
3，保存东北军实力与依赖中央思想。张学良毕竟是脱胎于旧军阀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确实有爱国的一面，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在他心中也占有相当分量。日,
张学良对王化一说：东北军不能为瓦碎，如果为“玉碎”还可以，“瓦碎”则不必。玉碎指全国抗战，瓦碎指东北单独抗战。[16]张学良的意思很明白，要抗日就全国抗日，全国军队一起抗一起牺牲，单让东北军一家牺牲他是不干的。何况即使东三省失陷了，张学良还拥有热河、河北等数省地盘在。
4，贪图安逸、意志消沉、能力低下。张学良晚年曾坦诚对人说，我年轻时什么都来，最喜欢女人和赌博，入居平津后贪图安逸，追求纸醉金迷的荒诞生活。而且身为一方统帅的张学良竟有吸毒的嗜好，且深染毒瘾。后来热河失守后，胡适曾批评道：“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这种评语用于之前的九一八事变时，也颇有几分合适。
有人据顾维钧回忆录称，九一八事变前几个月张学良曾提出对日强硬态度：“早在沈阳事件之前的夏天，他（指蒋介石）就在庐山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时提出的特别是少帅在东北的集团提出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17]。但是顾维钧并未说明张学良所谓的“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具体指什么。而且顾维钧回忆录也曾提及，事变前顾曾劝张将关内东北军调回东北，以加强东北防务，但被张学良拒绝。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9月18日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19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19日晚7点至9点间蒋致电张学良：“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18]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
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在蒋缺席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主要内容为请蒋即刻回京，并向日方提出抗议。
蒋介石9月21日返回南京召集国民党中常会紧急会议时，赞同19日会议决定，主张先行提出于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诉诸公理，同时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乃出于最后自卫之行动。会议决定：“（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三）政治方面，推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赴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御外侮；（四）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而9月19日，日本若槻礼次郎内阁确定了“不扩大”方针。同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先于中国通报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并称日本政府已采取了所有可能措施避免这一地方事件的升级。9月22日币原外相对中国政府驻日公使蒋作宾说：“陆军愿吞并东三省,
余则视为吞一炸弹。”[19]9月24日，日本政府对外发表的声明中，虽然将事变的责任推给中方，但也表示，会将军队“大体撤回并集结于铁路附属地内”，并辩称“帝国政府在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15]（当时日本军部、关东军与日本政府、外务省之间在处理事件的方式上确实存在分歧，可参见上海出版社翻译之《日本外交史》。）
9月22日，国联电请中日两国各遵承诺，早日撤兵保侨，并由英法德意西等国代表继续处理本案。
因此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国存与存，国亡与亡》的演说：“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9月23日，国民政府《告全国同胞书》“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
九一八事变初期，因为对局势的不了解及误判（日本政府和外务省声称不扩大和准备撤军），蒋介石确实并没有下令张学良抵抗，但是，它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是有区别的。其关键在于“准备抵抗”。此点固为1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采取的方针及其后下令锦州抵抗的史实所证实，同时亦为事变之初，蒋介石指示对日军可能在国民政府直辖部队及其守卫地区发动进攻，应进行自卫的方针，以及开始考虑准备全国抗战之史实所证实。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名为上下级关系，实则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南京政府调不动东北一兵一卒，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但是对南京政府能调度的军队，蒋还是下达了如果日军越界挑衅即予以抵抗的命令。如9月23日，蒋介石批示“如（在上海）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20]；9月25日，蒋介石致电山东韩复榘，如“日军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21]。10月3日，蒋介石开始考虑全国备战计划，决定“以西北为政府之第二根据地，而以洛阳与西安为陪都”[22]。10月6日，蒋介石再次电令上海方面“应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23]
9月30日，国联通过决议重申日本撤兵承诺。但10月8日，关东军又轰炸了锦州。此后，随着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约束不了军方反而屈从乃至追随军方扩大侵略，蒋介石、南京政府就看清事实，开始命令张学良抵抗。
11月14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通过决议“严令各省文武官吏若遇外侮入侵，应做正当防卫，严守疆土，与城存亡，不得放弃职守”。会上还作出了蒋介石率兵北上抗日的决定。
11月2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地为宜？中（正）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24]（从蒋的电文也可以看出蒋张之间的关系名为上下级，实则遇事只能跟张商量。）随后蒋调兵遣将准备北上，但是对于中央军进入自己地盘一事，张未予响应。
12月8日，针对张学良准备放弃锦州，蒋介石致电张：“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8]张学良不予理会。随后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方的逼迫下下野。
12月25日、12月30日，南京新上台的孙科政府两次电令张学良在锦州“积极抵抗”，张依然一意孤行撤出锦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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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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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利用日本人来对付共产党，国民党政府把斗争的重点放在对付共产党的身上，想借用日本人的势力来清除自己内部的不遵照蒋介石意志的国民党势力。其中汪精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一个就是蒋介石想保存自己的实力在攘外必先安内的指导方针的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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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竟出动到大将来指挥作战。战况激烈时。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不是的，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最露骨的表现，绝对不是的。而蒋一复出立即急调中央军第5军驰援上海，来替我洗刷，连蒋的大舅子宋子文的私人武装税警总团都拉上了前线，和攻上来的鬼子拼上了刺刀，和仅有几个佐级军官就搞定的九一八事变大不相同。第三，即日：攘外必先安内没什么不对的。历史上哪个国家在四分五裂时能够抵御外辱？从中国历史上看，无论是汉唐的赫赫武功还是蒙古满请的崛起，哪一个不是在结束了残酷的内战后才进行的？汉有白登求和之辱，日军进攻上海，悍然发动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的指挥下奋起抵抗。当时蒋已下野，中央政府群龙无首张皇失措，被迫请蒋复出。不是这样的，这是中央的命令：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供中秧发表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对事变的定性是：“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武装保卫苏联.日，在蒙古部落统一前不也对金国纳贡称臣吗？不也要先把部落统一的内战进行到底吗？第四。”张学良说：即使蒋放弃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的敌人会让他专心抗战吗：“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迅速作出反应，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蒋未必不想抗日当时黄河以北是张学良的地盘，蒋无一兵一卒在北方，张不抵抗第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行动起来，蒋亦无可奈何。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唐有降顺突厥之耻，在国家民族真正统一之前，他们对外敌哪一个不是忍辱求和的？以成吉思汗之神勇。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躲开他。一二八抗战虽然最终失利了，但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迫使日军数易主帅，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小事化了。第二。张学良晚年在美国亲口证实了:蒋没有下达不抵抗命令，下命令的是张学良，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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