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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勤劳，不要过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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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去年一项国际知名机构调查结果，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大国，中国内地上班族所承受的压力，位列全球第一。（4月29日《新闻晨报》）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我们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就是国人的辛劳。我们起早贪黑、马不停蹄、车轮滚滚，奋起直追发达国家。勤劳，创造了伟大的财富；勤劳，创造了经济的辉煌；勤劳，赢得了更多的国际尊重和发展尊严等。
　　所以，在国际劳动节这个庄严的节日，我们要衷心赞美劳动，赞美那些默默奉献的劳动者，挖掘和赞美劳动的价值，为未来的发展积蓄更为厚重的能量和动力。
　　赞美之余也有提醒和劝告，勤劳可以，但不能过劳。勤劳是一种量力而行、注重健康的劳动。将休息放在和劳动一样重要的位置，可以为未来的劳动积蓄精力。而过劳就不一样了，比如有消息说，中国已成为全球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人均劳动时间已超过日本和韩国。有的白领竟然连续加班十几个小时，完全将自己当做了一个“工作机器”。而人终归不是“机器”，而是肉身，未能给身体足够的调节时间、休息时间，拼命透支健康，往往会造成巨大的损耗甚至悲剧。“是什么样的工作值得让人献出每天18个小时，卑微地趴在案头，盯着Excel上冰冷的数字，然后不明不白地献出自己和家人的青春和希望？”这种扔掉了家人和爱的“过劳”，真的是一种工作愚蠢和劳动愚昧了。
　　所以，在高唱劳动尊严的同时，我们更要将对过劳的声讨和批评提升到重要位置。如果老板和管理者提供的是过劳的环境，应该对之严厉挞伐，依法处罚。如果相关部门和法律，未能对造成过劳的管理者进行严格约束，就应该批评法律和政府。一句话，要想让劳动得到足够的尊严和快乐，我们就应该对各种不够规范的劳动观、非人性的劳动观，进行纠正纠偏，对“过劳”人人喊打。而“轻伤不下火线”、“人定胜天”的劳动观，也该得到纠正。
　　国际劳动节到了，让我们为快乐劳动、尊严劳动唱赞歌，也要对过劳提高警惕。让过劳早日滚开！让“和谐劳动”得到积极落实！
责任编辑：李立宇
部分长荣空服员19日前往桃园的长荣航空公司门口抗议，希望改善6大过劳航班。长荣航空表示，已增派人力、优化空服员班表、延长服勤后休息时间等作为，并会持续与工会沟通。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数十名长荣航空公司与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代表，19日下午前往位于桃园市芦竹区长荣航空公司门口抗议，同时高举广告牌，希望公司能听到空服员的诉求。 　
工会成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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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分类:|系统分类:|关键词:房
万人蜗居，亿人盼房。
望北京上海，高楼大厦。
售楼中心，房奴滔滔。
祖孙三代，倾尽所有，欲与房价试比高。
须钞票，清储蓄贷款，分外心焦。
楼价如此虚高，
逼无数白领竞折腰。
昔秦皇汉武，闻听无奈；
唐宗宋祖，紧捏钱包。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好蜗居蒙古包。
数天价楼盘，还看今朝！
没买房的都盼望着、盼望着，结果盼来的又是大涨！还是赶紧买吧，中国人当佃农当怕了，都想当地主，有了钱就买房。再过几年，恐怕你有点钱了，也买不到房了。为什么南汇要并入浦东？浦东的地卖得差不多了，并了南汇后，南汇的地就可以标浦东的价卖了，这样房价又是一轮大涨。
即便买了房又怎么样？买的可是使用权，这房子仍然不是你的。如果有必要，国家可以把房子收回再卖一次，这比西方的遗产税要厉害得多，估计可以有效防止子孙变得无能、坐吃山空。所以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要缺钱再抽你物业税，让你哭笑不得。
资本主义国家是藏富于民，我们国家是藏富于官。
为什么这样做？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我们出国多了，外国人到中国也多了，我们穷怕了，就怕人家说我们太寒酸。看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刺激经济用几百亿美金，太寒碜。看看我们，一出手就是四万亿人民币，连我们一个省都号称要投资12万亿。看看上海世博会，几乎把上海所有的马路都修了一遍，把上海所有的广告牌重做了一遍，把上海所有的房子都刷了一遍。其实很多马路、广告牌、房子本来就不错的，但是我们要崭新的、整齐的、统一的，给老外看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城市的宏伟气象。老外很多都是住规模几万人的小镇的，民宅不超过六层的。普林斯顿来的人，开口&So many buildings，so many people&、闭口&It&s unbelievable&。他们没坐过磁悬浮，他们没见过28层的商品房，他们更没见过一望无际的商品房，他们简直都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我们买房像买菜，盖房如种草；我们可以随便花个500亿建一个水深不比外高桥航道深多少的洋山港，我们甚至可以修长达200公里的、时间比高铁省不了多少的磁悬浮。我们有钱！
民生？有几万亿为什么不下大力气改善民生？我们要先把蛋糕做大，才够分的，现在就把钱分了，我们的蛋糕会越来越小的！再说了，不能把老百姓养刁了。为什么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在我们这个民族，混口饭吃不容易啊！这年头别说混口饭吃，就是有水喝就不错了！我们能像荷兰那些个北欧国家那样给每个人发几千美金让他们去旅游、让他们一年休假180多天吗？那谁来做农民工，谁来建设国家？！再说万一东南亚又海啸，他们都死在海滩上，刁民们又要怪政府发钱让他们去玩了。
资本主义国家是藏富于民，我们国家是藏智于民。
据说连印度都是全民医疗免费，所以印度是一个没有战斗力的民族，在中国医疗免费，那刁民不把医院当疗养院了？有点小病就看的民族能强大吗？我们国家人民，尤其是农民，有病基本都是扛下来的，炎症那都不当病的，癌症都能扛，绝症都是不怕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更是腐朽惯了，这种民族都是不行的。我们都懂进化论，鹿群没有狼群的追逐，鹿群就会衰退；小孩从小接触宠物反而不容易过敏。我们这个国家一切的一切，那主要就是为了这个民族的人永远要为生存而担忧，永远要为生计而奔忙，永远要为名利而挖空心思。因此，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上学路上反应慢的都被砍死，吸的是沙尘暴、吃的是地沟油菜、喝的是三聚氰胺奶、打的是劣质疫苗针，活下来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我们到哪儿会活不下去？我们打骨子里瞧不起美国人小题大做，丰田汽车那点小问题哪能叫安全隐患吗？在中国，过绿灯的得提防闯红灯的；酒后驾车的还得提防醉酒驾车的；开坦克的，还得提防开土方车的。美国人扛得住吗？随随便便就把美国人给切了。在美国，西红柿稍微有点冻坏就要处理掉、自来水可以直接饮用，这种民族怎么能在当今世界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下去，他们太脆弱，他们太幼稚。金融危机算什么，2012来了都不怕，我们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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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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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中国少数民族》序言
《中国少数民族》修订编委会二〇〇九年六月
中国少数民族的自然与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中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伟大成就&
统一多民族的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中华大地数千年波澜壮阔的历史，中华民族数千年自强不息的奋斗，留给当代中国人的、最可宝贵的遗产有三项：一是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是世界上陆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二是56个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铸就了多元一体、共生互补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三是精彩纷呈的多样性文化，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是我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各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广袤的国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　　历史的长河，绵延不绝，奔流不息。　　今天，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各民族都为共同缔造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园而倍感骄傲，都为共同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而倍感自豪，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样一个光辉使命而倍加戮力奋斗。
中国少数民族的自然与人文
　　我们伟大的祖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方、太平洋的西岸。从很早的古代起，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今天，在这块96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共同生活着56个兄弟民族，即汉、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傈僳、佤、畲、高山、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布朗、撒拉、毛南、仡佬、锡伯、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保安、裕固、京、塔塔尔、独龙、鄂伦春、赫哲、门巴、珞巴、基诺。我国56个兄弟民族中，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他民族人口相对较少，习惯上称为“少数民族”。此外，在西藏等地还有夏尔巴人、僜人等，尚未进行民族识别。　　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的本意，原指天河、宇宙银河。《诗经》云：“维天有汉。”“汉人”得名，源于汉朝。目前，在中国大陆，汉族占总人口的91%；在台湾，占总人口的98%；在香港，占总人口的95%；在澳门，占总人口的97%。全世界的汉族人口约为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9%，其中90%以上生活在中国。在当今世界3000来个民族中，汉族是人口最多的民族。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有3532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06%。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到4000万，由于汉族人口经历了第一次人口高峰，故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略低于汉族，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下降为5.7%。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到6729万，占全国人口比例提高到6.67%。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到9120万，占全国人口比例提高到8.04%。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到1.06亿，占全国人口比例提高到8.41%。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少数民族人口已达1.23亿人，占全国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到9.44%。　　各少数民族在人口规模上差异较大。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在100万以上的有18个民族，分别是蒙古、回、藏、维吾尔、苗、彝、壮、布依、朝鲜、满、侗、瑶、白、土家、哈尼、哈萨克、傣、黎等族。其中壮族人口最多，为1600多万人。人口在100万人以下10万人以上的有15个民族，分别是傈僳、佤、畲、拉祜、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达斡尔、仫佬、羌、仡佬、锡伯等族。人口在10万人以下1万人以上的有15个少数民族，分别是布朗、撒拉、毛南、阿昌、普米、塔吉克、怒、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德昂、保安、裕固、京、基诺等族。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有7个民族，分别是门巴、鄂伦春、独龙、塔塔尔、赫哲、高山、珞巴(按实地普查区域的人数计算)等族。　　各民族人口分布呈现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特点。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由于民族迁徙、驻军屯田、移民实边、朝代更迭、兵燹灾眚等原因，各民族人口分布不断发生变动。其结果是，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聚居，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许多少数民族既有一块或几块聚居区，又散居全国各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推进和经济社会发展，少数民族人口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离散度不断增加，散居人口日益增多。目前，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少数民族居住，绝大部分县级单位都有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居住，有29个少数民族在所有省区市都有分布，分布范围最小的民族也遍及22个省区市。一些过去以汉族为主体、少数民族成分和人口很少的省，以及现代化大都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无论是民族成分还是少数民族人口，均呈现了增多的趋势。据统计，全国散居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超过3000万。　　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西部和边疆地区。从分布的地理位置来看，西部12省区市居住着全国近70%的少数民族人口，西南和西北是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两个区域；边疆9省区居住着全国近60%的少数民族人口，边境县2000多万人口中约一半是少数民族，有30来个民族与国外历史上同一民族毗邻而居。从民族聚居的程度来看，蒙古族人口的73%居住于内蒙古，藏族人口居住于西藏、四川的占了70%左右，维吾尔族99%以上聚居于新疆，壮族人口92%聚居于广西，其他如布依、白、傣、哈萨克、东乡、土等几十个民族在西部某一省区的集中程度也都在98%以上。　　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广人稀。中国的地势如同阶梯，自西而东逐级下降，与此相适应，人口分布也呈现东密西疏的特点。如果从黑龙江瑷辉到云南腾冲划一条直线（即人口学上的胡焕庸线），可大致把我国划分为东部人口密集区和西部人口稀疏区。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胡焕庸线以西的辽阔国土。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其中，新疆、西藏、内蒙古3个自治区面积之和就达39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41%，而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107人。少数民族聚居区除了上文所说的“边”（边疆）的特点而外，还有“高”（海拔高）、“山”（山区）、“寒”（寒冷地区）和“旱”（干旱地区）等特点，一般来说，开发利用难度较大。　　少数民族聚居区资源富集。自然资源方面，民族地区森林资源蓄积量占全国总量的47%，草原面积占全国的75%。能源资源方面，民族地区的水力资源蕴藏量占全国总量的66%，石油基础储量占全国的20.5%，天然气基础储量占全国的41%，煤炭基础储量占全国的36%。矿产资源方面，民族地区的铬矿基础储量占全国的73.8%，铅矿、锌矿、铝土矿的基础储量都超过全国总储量的一半。我国盐湖资源的90%以上都集中在民族地区，其中以青海省的盐湖资源最为丰富，钾盐储量占全国的97%。此外，民族地区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著名的如桂林山水、张家界、九沟寨、香格里拉、天堂草原，等等。这些，表明民族地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少数民族聚居区地理位置重要。全国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线中的1.9万公里，135个边境县（市、旗、区）中的107个，都在民族地区。我国现有的13个陆地边境对外开放城市、241个一类开放口岸、14个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中，绝大多数在民族地区。民族地区多处于我国大江大河的上游地区、绵延辽阔的草原荒漠地区和地势连接过渡带的石山区，是国家的重要生态屏障。目前全国生态建设规划的重点地区和重点工程全部在民族地区；我国首批建立的10个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有6个在民族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79个在民族地区，数量只占全国的1/3，面积却占到全国的85%以上。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丰富多样。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回族、满族同汉族使用同一的汉语，有53个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其中，属汉藏语系的有29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南和西南地区；属阿尔泰语系的有17个民族，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北地区；属南亚语系的有3个民族；属印欧语系的有2个民族；属南岛语系的有1个民族；还有1个民族的语系尚未定论。民族之间互通语言的情况较为普遍，特别是汉语普通话，日益成为各民族主要的交际语言。新中国成立前，有21个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包括通用汉文的回、满、畲3个民族）。文字的体系，有比较原始的象形表意文字，有音节文字，有字母文字。字母的形式，有藏文字母、朝鲜文字母、回鹘文字母、傣文字母、阿拉伯字母、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等7种。有的民族使用几种文字，如傣族使用4种文字，蒙古族使用2种文字。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又帮助一些少数民族创制了民族文字。　　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多姿多彩。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少数民族创造了大量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史诗，以及音乐、舞蹈、绘画，有价值的科学典籍；产生过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建造了很多雄伟壮观、绚丽多彩、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这些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拉萨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和罗布林卡等，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蒙古族的长调、维吾尔族的大型音乐套曲“十二木卡姆”等，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我国目前公布的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少数民族项目有288项，约占项目总数的30%。　　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各具特色。集中表现在服饰、饮食、居住、礼仪、节日及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或源于民族发展历史，或源于生产实践，或源于重大历史事件，或源于宗教信仰，或源于居住环境。以饮食为例，淮河以南从事稻作农耕的各民族及东北的朝鲜族以大米为主食；从事麦作农耕的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则习惯于吃面食；东北平原、黄土高原及全国山地丘陵区从事杂谷栽培的各民族以玉米、高粱、谷子、薯类为主食；青藏高原上的藏族等民族则主要吃糌粑、酥油茶、牦牛肉以抵御寒冷的气候；乌苏里江畔的赫哲族以擅长制作各种鱼类食品著名。各民族都有一套特殊的烹调方法，把各类食品制作成具有民族风味和地方风味的美味佳肴。著名的如维吾尔族的烤馕、抓饭、烤肉，蒙古族的“手扒肉”，哈萨克族的忽迷思（马奶子），回族的涮羊肉，赫哲族的刹生鱼，朝鲜族的冷面、辣白菜等。　　由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原因，一些民族形成了特有的禁食习俗。如回族、维吾尔族等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禁食自死动物、动物的血、猪肉和非诵“安拉”之名宰杀的牲畜、禽类等；严禁饮酒，禁用一切与酒有关的致醉物品，禁止从事与酒有关的事情，严禁服用一切麻醉品和毒品，禁止吸烟。另外，满、瑶、畲等民族禁食狗肉；藏族过去因行水葬，曾经禁食鱼；凉山彝族禁食马、骡、狗、猫、猴等动物的肉，等等。 　　少数民族节日种类繁多。包括宗教性节日，如回族、维吾尔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过开斋节、古尔邦节十分隆重；藏传佛教的传大召、传小召、瞻佛节在藏族、蒙古族和部分纳西族、门巴族群众中影响很大。农事节日，如彝族等民族举行火把节、藏族举行望果节以庆祝丰收。纪念性节日，如满族的颁金节以纪念民族名称的确立，苗族的四月八以纪念英勇就义的苗民起义首领。商贸性节日，如白族的三月街要举行各种商品的交易。此外还有一些文体娱乐节日，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要举行摔跤、骑马等比赛，规模很大，气氛热烈。&&&&&&&&&&&&&&&&&&&&&&&&&&&&&&&&&&&&&&&&&&&&&& 　　中国56个民族中都有信教群众，其中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种类繁多而复杂，宗教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有近20个民族几乎群众性信仰同一种宗教，一个民族中多种宗教信仰同时并存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信仰藏传佛教的主要有藏、蒙古、土、裕固、门巴、珞巴、羌、普米等民族；信仰小乘佛教的主要有傣、布朗、德昂、佤、阿昌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主要有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塔塔尔、东乡、保安、撒拉等民族。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主要有傈僳、怒、独龙、苗、布依、彝、哈尼、白、拉祜、佤、景颇、朝鲜、高山等民族的部分群众；信仰东正教的主要为俄罗斯族，以及部分蒙古族、鄂温克族。信仰道教的主要有瑶、壮、布依、纳西、苗、京、仫佬、土家，及彝、黎等民族的部分群众。同时，在独龙、怒、佤、景颇、鄂伦春及其他民族中，还保存着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包括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巫教、萨满教等。民族的宗教性和宗教的民族性，成为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显著特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制度复杂而多样。许多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汉族相同或大体相同，即封建地主经济占了统治地位。有些少数民族则大不相同，有的是封建农奴制，有的是奴隶制，有的甚至还保留有浓厚的原始公社制残余。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一部四种经济社会形态并存的活的社会发展史。　　第一种，大约有3000万人口的地区，社会结构和汉族地区相同或基本相同。主要是回、壮、维吾尔、满、朝鲜、布依、白、土家等民族，蒙古、苗等民族的大部分，以及藏族的一部分。这些地区，地主和农民是两个主要阶级，地主、头人、宗教上层和官僚豪绅，占有大量的土地、牲畜，对农民进行剥削。其中，2000万（包括散居的600多万）人口的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1000万人口的地区，则刚刚摆脱封建领主制，处于地主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在回、满、维吾尔、壮、布依、朝鲜等20多个民族中，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有一些工业。但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少数民族资本家很少，产业工人也很少。　　第二种，大约有400万人口的地区，保留着封建农奴制度。主要是藏、傣、哈尼等民族，分布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德宏、迪庆等地。封建农奴制以农奴对农奴主（亦称领主）的依附为主要特征。西藏的封建领主，由官家、寺院、贵族组成，虽然只占人口的5%，却占有全部的土地和大量的牲畜。领主拥有庄园和依附在土地上的农奴，并占有少量的家庭奴隶。农奴只有一小块“份地”，每年要用很多时间为领主服无偿劳役和缴纳各种捐税。农奴没有人身自由，世代遭受地租、高利贷和乌拉差役的重重剥削。西双版纳傣族的领主，由各级土司及其家臣组成。这里的土地、山林、河流都属于最高领主“召片领”所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领主的“私庄”和分给属官的“薪俸田”，由农奴无偿代耕；其余土地作为农奴“份地”，以村寨为单位，与官租、劳役等沉重负担一起分配给农奴。保留着村社的躯壳，是傣族封建领主经济的特点。在内蒙古的一些牧区，还存在封建牧奴制度。社会的主要阶级由贵族和隶属于贵族的牧奴组成。贵族阶级由王公、台吉、上层僧侣组成。牧场全部属王府所有。他们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把牲畜交给所属的牧奴放牧，无偿占有牧奴的劳役。有自己牲畜的牧奴，也必须对主人负担赋税和劳役。近代产生了由牧主将牲畜租给牧工放牧，按比例收取仔畜和畜产品的剥削形式。　　第三种，大约有100万人口的地区保留着奴隶制，主要是分布在川滇交界的大小凉山的彝族（其他彝族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社会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奴隶主和奴隶是两个主要阶级，按父系血统分为诺（黑彝，贵族）、曲诺，以及掠夺来的或世袭的阿加和呷西四个等级。奴隶主阶级基本上由约占人口7%的黑彝组成，占有70%以上的土地和大量牲畜，并不同程度占有其他三个等级的人身。约占人口50%的曲诺，占有少量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人身隶属于黑彝奴隶主，不能搬出主子的辖区，每年必须服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役，并受各种其他剥削。占人口30%的阿加，人身完全被奴隶主占有，可买卖虐杀，大部分时间为主子服无偿劳役，所生子女一部分或全部被主子抽去当呷西。呷西约占人口10%，是奴隶中最低的等级，人身完全隶属奴隶主，一无所有，终年为主子从事家内劳动和田间生产，奴隶主对他们有生杀之权。也有极少数的黑彝下降为劳动者、极少数的曲诺和阿加上升为奴隶主的情况。　　第四种，大约有70万人口的地区处在原始公社制度的末期，主要是滇西山区的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布朗，内蒙古东部的鄂伦春、鄂温克，以及海南岛五指山地区的部分黎族。这些民族，个体生产在发展，阶级在分化，已经开始有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出现了剥削因素，但不同程度上还保存着生产资料公有、共同生产、平均分配的原始公社制残余。原始公社制残余的主要特征是低层次的社会生产力，分别属于刀耕火种、狩猎、渔猎、采集的经济类型；生产资料的原始公有制；原始的血缘家族公社和地缘农村公社的社会组织。云南西部的独龙族和内蒙古地区的鄂温克族，社会成员按家族公社进行生产和分配，土地山林基本上属于家族公社公有，各个家族成员携带已经私有的生产工具，共同劳动，收获的全部按户或者按人平均分配。西盟佤族、傈僳族等，已基本上过渡到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社会，阶级分化已普遍发生，有租佃和高利贷剥削现象。但是原始公社制度残余还很浓厚，私有自耕往往和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伙有共耕或私有共耕制度并存。　　同这些发展很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制度相适应，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也非常复杂。内蒙古地区存在着由世袭封建王公统治的盟旗制度。西藏地区存在着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制度。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存在着以黑彝父系血缘为纽带的家支制度，各个互不隶属又各有固定统治区域的黑彝家支，实际上起着奴隶制政权的作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新疆和青海等一些民族地区，存在着千、百户制度（藏族）、土司制度（傣族、彝族、土族等）、头人制度（藏族、哈萨克族）、山官制度（景颇族）、伯克制度（维吾尔族），等等。这些制度的当权者中，有不少是历代封建王朝封授的世袭爵位，享有诸多特权，实行对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剥削压迫。另外，在一些保持着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的民族内部，一定程度上还实行着原始民主制度，由最年长或最有威望的人担任头人，重要事情由公社全体成员民主讨论决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的社会里，劳动人民大众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在很多民族中，文盲占了绝大多数。尤其是广大民族地区各种疾病流行，天灾人祸连绵不断，使得一些民族人口不断萎缩，甚至濒临灭绝的境地。　　雄鸡一唱天下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各民族发展的历史新纪元。中国各民族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各民族在社会主义的宽广大道上，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屹然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积极投身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携手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育、发展、交融的历史。回顾中国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主要有四大特点。　　第一，起于多元。中国众多的民族，既不是由一个民族集团衍生而来，也不是只发端于某一个地区，在起源上有着多元的特点，呈现“满天星斗”的景象。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中国就已形成了五大民族集团。一是华夏。夏、商、周的人群吸纳周边一些民族群落，逐渐演变为“华夏”，这是汉族的前身。以中原华夏族为中心，周围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民族和部落。二是东夷。商代，今淮河流域和山东半岛等地的民族被统称为“东夷”，在商代以后逐渐融入华夏人之中。三是南蛮。商周时期，在长江以南及巴蜀等地的民族被统称为南蛮，是今天的苗、瑶、侗、彝、黎等民族的祖先。四是西戎。居于今甘、宁、青地区，包括氐、羌系统的民族。氐人曾于南北朝时在中原北部建立前秦政权，前秦灭亡后，氐人就逐渐融入了汉族之中。羌人中的一支“发羌”，就是后来的吐蕃，即今天藏族的先民。五是北狄。在中原的北方、东北和西北方，主要是被称为“北狄”的民族和部落。北狄又可分为“狄”与“东胡”两部分。狄就是后来被称为丁零和突厥的一些部落和民族，是今天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等民族的祖先；东胡是主要居于今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的各民族。他们的后人是今天的蒙古、满、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　　第二，互相吸收。各民族经过不断的迁徙、杂居、通婚和各种形式的交流，从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大多数民族都是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而形成了今天的民族单元。比如，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其形成始于夏朝。到秦统一时，原散布于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已大部分融入华夏族之中。在汉族形成以后的2000多年里，周边各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迁徙，特别是当少数民族建立中原政权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该民族大规模地融入汉族。同时，几千年来，也有许多汉族人融入少数民族之中。典型的如楚国灭亡后，进入云南地区的庄蹻和他的军队“变其服，从其俗”，融于当地少数民族之中。又比如，维吾尔族是由原蒙古草原上的回纥人和新疆南部绿洲上的原有居民融合而成的。回纥（也称回鹘）原为古代丁零人中的一个部落，说突厥语，游牧于蒙古草原上。公元744年，回纥在蒙古草原上建立了回纥汗国。公元840年，由于天灾和黠戛斯人（即今柯尔克孜人祖先）的进攻，回纥汗国崩溃，蒙古草原上的回纥人四散迁徙。南迁的一支以后逐渐融进了中原汉族之中。西迁的回纥人分为三支，一支进入河西走廊今张掖地区，以后与当地的蒙古、汉等民族融合，形成了今天的裕固族；另两支分别迁入今新疆的吐鲁番和喀什一带，与绿洲上以农业为生的土著民族相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再比如，回族主要是唐宋以后由来自西亚和中亚的穆斯林与中国的汉族等民族相融合，至元明时期形成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融合而生的民族。　　第三，源于本土。中国各民族的祖先，主要起源于祖国各地的古代人类。遍布全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基本上反映了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活动的范围。在源于我国本土的民族中，许多是在一个区域内逐渐发展起来的。以藏族为例。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石器时代，藏族的祖先就聚居于西藏雅鲁藏布江中游两岸。学术界根据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和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多认为藏族的各支先民都来自中国本土。其中有旧石器晚期就居住于青藏高原的土著人，有自东北方向迁来的羌人，还有部分来自横断山脉的古代夷人等。在公元6世纪，藏族地区进入奴隶制时期，当时已有小王44个，小邦12个，互不统属。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了藏族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国。至此，一个统一的藏族出现在西藏高原上。他引进唐王朝的文化，佛教也于这时传入。公元641年，唐朝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吐蕃与唐形成“甥舅”关系。此后，吐蕃王国开始向外扩展，扩展至今甘、青和云南等地，并融合了当地的一些民族。当然，我国也有几个自境外迁入的民族，如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　　第四，有存有亡。中国历史上民族众多，中华大地是各民族的大舞台，但有的民族延续至今，有的却在历史的烟尘中消失了，如匈奴、月氏、鲜卑、柔然、吐谷浑、突厥、党项、契丹和塞种人等。这些民族在历史上大都曾显赫一时。他们消失的原因主要有：融入其他民族，亡于战争，生态环境恶化，改换名称等。当然，说一个民族消亡，并不是说某一个民族的肉体被消灭，而是该民族成员汇入另一个民族，或与其他民族共同形成了一个新民族。以突厥的消失为例。公元6世纪，北狄人后裔中的突厥部落在阿史那土门的领导下逐渐强盛。他们联合其他铁勒部落，于公元552年在蒙古草原建立了突厥汗国。从此以后，突厥一词就一直沿用至今。突厥汗国最强盛时，其疆域东起辽东，西至西海（今咸海），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南至大漠。公元583年，突厥汗国因内部矛盾分裂为东、西突厥。公元744年，唐朝联合回纥等部将突厥汗国灭亡。突厥各部落一部分南下进入中原北部，逐渐融入中原汉族人之中，还有一部分逐渐西迁，由今新疆北部，再到咸海、里海、高加索一带，最远的到达了今土耳其。他们分别与当地原土著民族融合，在这一线形成了数十个操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在我国有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塔尔、撒拉族等。　　江河滔滔，奔流入海。中国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总的方向是汇聚成为统一的、稳固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以中原族体为核心的滚雪球运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各民族早已以中原为中心，相互接近、相互交往，渐成统一之势。秦汉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后，进一步打破了各民族间封闭隔离的状态，接触更加频繁，交往更加增多，联系更加紧密。东汉时期的《白狼王歌》，就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向往中原文化、归依中央王朝的情况。西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乱引发的中国历史上三次中原人口南迁高潮，同时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内迁中原、参与雪球运动的高潮。各民族在历经迁徒、贸易、婚嫁，以及碰撞、冲突甚至兵戎相见之后，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从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杂居、共生互补的格局。　　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亡国灭种的危机把中国各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中华民族遂成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概念和归属，成为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的统称。凡居住和生活在中国领土上的民族，包括现有的和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都属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一词虽晚至20世纪初才出现，却凝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是历史的真实记录和高度概括，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拨开历史的层层帷幕，拂去岁月的重重尘埃，可以发现，把我国各民族维系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而世代传承的纽带主要有三个：　　第一，国家的长期统一。早在先秦时期，华夷五方之民共称天下的观念和天下大一统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秦汉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创了支配中国两千余年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此后，统一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统一被认为是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管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是中国境内的民族，都以统一中国为已任，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所以，往往争斗是为了统一，统一后又致力维护统一。　　祖国的统一是由各民族共同完成的。人口众多的汉族，在推动统一大业进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蒙古族、满族等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藏、维吾尔、彝、白等许多民族，他们在局部地区实现的统一，也为中国的大统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各民族共同维护了祖国的统一。统一是福、分裂是祸，团结是福、离乱是祸，这是各民族人民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共识。历史上，凡为维护祖国统一起过重要作用的历史人物，无论出身于哪个民族，都被尊崇为英雄，而名垂青史。相反，凡是制造分裂、背叛中华民族的人，无论他是哪个民族的，最终都被各族人民所唾弃，不仅落个失败下场于生前，而且留下千古罪名于身后。　　国家的长期统一，密切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使各民族的共同因素日益增多，一致性不断增强，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尽管历史上各民族间有友好交往，也有兵戎相见，但总的来说，各民族间还是相互吸收、相互依存、逐步接近、密不可分。这种不断强化的相依相存、共生互补的民族关系，反过来又推动了统一多民族祖国的巩固和发展，促进了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这是历史上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　　第二，各民族相依互补的经济文化联系。中国的东西南北周边地带分别是山林、大海、高山、戈壁、草原，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一方面阻隔了与区域外的交通，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区域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因此，各民族之间很早就形成了经济、文化上的互补互济和相互依赖的关系。无论是国家统一时期，还是暂时分裂阶段，这种经济文化的天然联系都不曾中断过。特别是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在经济上互补性很强，所以历史上这两类民族的交往、冲突最多，经济交流也最频繁。几千年来，这种经济上的联系，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凝聚力，成为中国各民族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的基础。斯大林在谈到罗马、奥斯曼等帝国的衰落时说：“这些帝国不曾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这从反面印证了中华各民族历久不散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几千年来，中原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辐射、传递，逐渐为周边各少数民族所吸收，特别是儒学思想的传播，汉字的广泛使用，对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产生了重大促进作用。唐高祖有感于中原典章制度在周边少数民族中的传播，称：“中国之礼，并在诸夷”。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也不断传入中原，使传统的汉族文化中增加了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的成份。例如，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彻底改变了汉族的服饰形制。不以血缘论夷夏，而以文化论亲疏成为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文化的相互传播和影响，对各民族的亲近与融合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第三，近代以来各民族在抵御外来侵略和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休戚与共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继而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我国的边疆民族地区，中华民族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惨痛的侵略。多难兴邦。共同的命运把各民族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深了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守望相助、急难相扶的兄弟情谊，形成了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和抵御外侮的共同行动。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在近代变得更加牢固，各族人民作为中国历史的主人的责任感在近代进一步得到了激发和高扬。　　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各族人民的血流在了一起，汗淌在了一起，情融在了一起，逐渐完成了三个伟大的转变：一是从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向近代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转变；二是从自发追求本民族解放，向自觉追求整个中华民族解放转变；三是从松散的民族联合体，向形成统一的、稳固的、团结的中华民族转变。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即有藏、羌、彝、土家等各族士兵开赴前线与汉族军民共同战斗。英军进犯镇海、镇江时，蒙古族、满族和汉族官兵并肩作战，英勇顽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天津大沽炮台的满、汉守军和蒙古族骑兵，迎头痛击英法联军。西藏军民在1888年的隆吐山战役和1904年的江孜战役中，先后给英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在中法战争中，壮、彝等族人民坚决反击法国对中国广西、云南等地的侵略。著名的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战役，就是在壮、汉等族军民同心协力、英勇奋战下取得的胜利。东北地区的满、汉、达斡尔、鄂温克、赫哲等族人民，西北地区的维吾尔、柯尔克孜、回、蒙古等族人民，先后同沙俄等入侵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864年，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入侵新疆，并与英国勾结，沙俄也乘机出兵伊犁，遭到清朝驻军和当地维吾尔、哈萨克、回等各族人民的顽强抵抗，清政府最终收回了对伊犁的主权。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在当地各族同胞的大力支援下，迅速击溃阿古柏的主力，收复新疆，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台湾的汉族、高山族人民，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毅然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号召“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中华民族自觉联合起来，“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从东北的茫茫林海到海南的热带雨林，从东海之滨到延水河畔，从太行山麓到云贵高原，从平原到高山，到处都是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身影，到处都在传唱激动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各族人民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海南琼崖纵队，滇桂黔边区纵队，冀中、渤海回民支队，大青山蒙古族游击队，与全国抗日力量一起并肩战斗。正是这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风雨同舟、共赴国难的精神，使饱受欺侮的中华民族经过八年抗战，彻底打败了穷凶极恶的侵略者，赢得了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华民族在反侵略斗争中从自发联合走向了自觉联合，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变成了一个自觉、自强、自新的民族，变成了一个团结、统一、强大的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雄姿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百年风云激荡，百年血火淬炼，培育和形成了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这就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这一伟大民族精神，凝结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深深融注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是全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追求，是我们继往开来、走向明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中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贡献　　　　中国各民族在缔造和捍卫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历史过程中，不断发展了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推动了祖国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在中华民族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疆域。中华民族大家庭每一个成员在祖国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的范围，以及所建立政权的疆域和政区，都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政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日中国的疆域，是5000年来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政权与周边各族的政权在长期融合中逐步形成的。　　中国疆域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关键时期。秦汉是开创时期，中经唐宋的扩展，到元明清，最终确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　　秦汉400多年，基本奠定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疆域规模。这是中国疆域形成的第一个关键时期。秦汉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号称“冠带之国”的中央集权农耕国家，并陆续在今新疆地区设置西域都护，在西北的羌地设护羌校尉，在东北乌桓地区设护乌桓校尉，在今天的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等地设置郡县，有效地统一了边疆民族地区。与此同时，匈奴统一了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建立以漠北鄂尔浑河为中心的号称“引弓之国”的强大民族政权。匈奴在东汉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内附于汉。北匈奴在公元91年崩溃，部分西迁欧洲，剩下的十多万户并入鲜卑。鲜卑占有北匈奴故地，后来因内乱分裂，其中主要的布度根等部归属于东汉。这些都促进了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起着重要的巩固作用。　　魏晋南北朝期间，汉族统治的中原王朝疆域内缩，周边各族统治范围大为扩展。这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时期。匈奴、羯、鲜卑、氐、羌，号称“五胡”，加上嘉陵江上游地区的巴人，合称六夷。上述各族，加上其他民族以及汉族，建立了史称“十六国”的诸多王朝，实际是二十三个政权的割据局面。此时在我国东北地区有夫余、挹娄，北部和西北地区有柔然、铁勒、突厥。青藏高原上有吐谷浑以及分散的氐、羌等族在活动。大量的少数民族入居中原，大量的汉族人民为逃避战乱，南迁长江、珠江流域，北迁关外等少数民族地区。入居中原的匈奴、鲜卑、乌桓、羯等族，后来大部分融入到了汉族之中。虽然各族统治集团逐鹿中原，战乱频仍，民族关系罩上刀光剑影，但在各族的混战过程中，促进了迁徙和混合，加强了经济文化交流，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孕育着重新统一的积极因素。　　隋唐结束长达300多年的战乱，疆域较之汉朝更为广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唐初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促成了“胡越一家”盛况的出现。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意即众汗之汗。唐朝的强大国力，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增强了周边民族的向心力和内聚力。这个时期，突厥、回纥、吐蕃、南诏、契丹、靺鞨等周边各族都有很大发展。公元630年唐朝统一了大漠南北的东突厥，659年统一了今新疆和中亚地区的西突厥，以及在西突厥控制下的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等政权。后来，回纥在东突厥原有的漠北地区兴起后，唐朝先后册封其首领为“瀚海都督”、“怀仁可汗”。在东北的契丹地区设松漠都督府，册封契丹酋长为“都督”，册封黑水靺鞨首领为“右卫大将军”。713年册封以粟末靺鞨为主建立的“振国”首领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从此振国以“渤海”为号。活动在嫩江、黑龙江流域的室韦族，唐初就归附唐朝。唐朝先后册封今云南地区以乌蛮族为主，包括白蛮族和其他很多民族在内的南诏首领为“刺史”、“云南王”、“南诏王”。居住在中南和西南的俚、僚、五溪蛮、西原蛮、莫徭等族，唐朝也都设置道、府、州或羁縻府、州予以有效管辖。唐朝统一领导和治理下的各民族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唐朝国力的强盛和疆域的扩大。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盛唐气象”，就是各民族共同铸就的辉煌。　　从10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上半叶300多年，即五代十国和宋辽金时期，中国境内先后存在十多个政权，分别由汉、契丹、女真、回鹘、党项、白蛮、吐蕃等族所建立。如后唐、后晋、后汉、北汉政权为突厥别部沙陀人所建，契丹国（后称辽）为契丹族所建，大理国为白蛮族所建，大夏（西夏）为羌族的一支党项族所建，高昌回鹘政权为回鹘族的一支所建。吐蕃、氐、羌等族还建立了一些分散的小国。宋朝虽然先后与契丹族的辽朝、女真族的金朝长期南北对峙，但互相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也很密切。辽、金、西夏、大理等政权在制度设计、疆土治理方面，明显吸收了汉族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融入了很多中原文化的元素，这为以后元朝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元代是中国疆域史上一次大扩展时期。与汉唐不同，这是一个由边疆少数民族占有全部汉族地区的统一帝国。因为是少数民族将其原根据地的广大边区加入了统一的大家庭，所以疆域十分辽阔。元朝创设了“行省”制度，现在的内蒙古、东北、新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民族地区，都在行省的管辖之下。并设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设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台湾，同时在云、贵、川、康等民族地区设土司制度。这些，密切了中央王朝与民族地区的联系，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地区的统辖。尤其是元帝国首次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完整纳入中原王朝的直属版图，为近代中国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强大基础，在中国疆域变迁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清朝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1635年改族名“女真”为“满洲”，1636年改国号“后金”为“清”。清朝取代明朝后，全国各民族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北方，先后统一了蒙古族的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部。在新疆和西藏地区，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和旧称“回部”即维吾尔族上层的叛乱，以及藏族上层勾结准噶尔部的叛乱，维护和巩固了对新疆、西藏地区的统一。同时，为反抗沙俄的侵略，加强了对东部地区尤其是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并先后在台湾设府县，建立省治。其间，还发生了蒙古族杜尔伯特部在三车凌汗的率领下归附于清，土尔扈特部在渥巴锡汗带领下万里跋涉，终于回到祖国怀抱的动人故事。经过康、雍、乾三朝长达140多年的奋斗，从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至我国南部、东部的整个地区，各民族都统一在祖国版图之内。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前，清朝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明确了边疆地区的归属，增强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个贡献，这份功绩，彪炳史册，永不可没。　　对中国疆域的开拓，历史学家们有过精炼的概括：根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苗、瑶、畲等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西藏、青海，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各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各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所以按照汉族今天居住地区看来，似乎中国领土上的极大部分都是汉族开发的，其实其中不少地区，最先开发者，都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时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中国之所以成为疆域位居世界第三，人口位居世界第一，历史悠久而延续不断的伟大国家，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　　各民族共同发展了祖国的经济。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因不同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逐渐形成农耕、游牧和渔猎等不同的生产方式。其中最早进入文明阶段的是生活在适宜农业的季风区内的华夏族。至迟在战国中期以后，黄河流域的农业已与牧业分离，确立了单一农耕经济。自此而后，农牧分界线变迁的总趋势是农耕区不断扩大，牧区不断缩小，半农半牧区多为农作所占。农耕区主要为汉族生产生活的地区，进入农耕区的少数民族，相当一部分后来也融入了汉族当中。农耕区外围的广阔地区，则主要是少数民族生产活动的地区。北部和西北部干旱区大片的荒漠和草原，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场所。东北地区、青藏高原区和西南地区，长期处于较原始的农作、畜牧和渔猎、采集混合经济。在与游牧、渔猎经济区长期交往过程中，农业文明影响不断扩大，耕作业的生产方式、技术，以及生活方式和文化意识，逐渐影响到其他两大区域。其结果是，秦汉以后，开始出现三大区统一政权。这种政权出现后，又进一步加强了区域之间的交融，最终形成了大统一的清帝国。　　古代一些少数民族的农业具有较高水平的发展。今天我国的主要作物稻和麦，是百越族和西部少数民族首先栽培的。春秋战国时代跃居为主要粮食的大豆，与从东北地区的山戌传进“戌菽”有关。棉花、甘蔗、茶树、漆树等重要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的栽培利用，也以少数民族为早。高粱、玉米、棉花、芝麻、苜蓿、大蒜和葡萄、西瓜、黄瓜、胡萝卜等瓜果、蔬菜，陆续从古代西域地区传入中原。《齐民要术》记载少数民族首先培育或引种的作物，其中出于“胡”地、冠以“胡”名的，就有十几个之多。对古代农业起革命作用的生产工具是铁器，而春秋时代冶铁业最发达的是苗蛮系统的楚国。最初的水利灌溉，大概也是从楚、越等先发展起来的。岭南地区的骆越族，早在秦代就开垦农田，修渠灌溉。唐宋时期的乌蛮、白蛮等族在云南的苍山、大理、滇池等地兴修了很多蓄水池和水利灌溉工程，大理一带的“横渠道”、“锦浪江”水利工程引导十八溪的水浇灌了整个大理坝子的万顷良田。极富地域特色的新疆“坎儿井”农业灌溉工程，是当地维吾尔等族人民与内地屯丁和移民共同兴办的，把戈壁荒漠变成了绿洲粮田。云南各民族在唐代就摸索出稻麦一年两熟制，这比江南早了几百年。清代东北地区水稻的传入，与朝鲜族移民进入有直接的关系，他们由南向北将水稻推广到黑龙江境内。耕种所用的重要家畜驴和骡，首先使用的是塞北和西北的少数民族，秦汉以后，大批输入中原。汉唐良种马身上流淌着西域、蒙古等良种马的血液，汉唐畜牧业的兴盛直接与少数民族传入良种良法和优良饲料有关。可见，我国古代农业并非从一个中心起源向周围扩散，而是由若干源头萌发汇合而成。在多中心起源的基础上，基于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差异，经过分化和重组，逐步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构成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类型的农业融合，在相互交流和碰撞中，推动了祖国农业的向前发展。由于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在现今我国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历史成果中，实际上包括了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的贡献在内；而少数民族农业的许多历史成果，也同样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我国少数民族的手工产品，从古代起就不仅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东部鲜卑首先发明了马镫。马镫虽小，但在世界军事史上却有重要意义。由于有了马镫，骑兵可以持长兵器冲锋陷阵，甚至可以给马和骑者披上甲胃，战马和骑兵浑然一体，大大提高了骑兵的战斗力。柔然败北后，像匈奴一样，向欧洲西迁，西方文献称之为“阿瓦尔人”。正是他们把鲜卑发明的马镫传到了西方，成为欧洲封建制建立的重要军事技术原因之一。早在汉魏时期，骆越族就能铸造图案多彩、花纹细致的铜鼓。西域的龟兹是著名的产铁区，冶铁足供西域三十六国之用。西南夷能开采铜、铁、铝、锡、金、银、朱砂等多种矿产，制作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金银镂刻、玉石镶嵌的金玉器具。匈奴族能制造弓、矢、刀、鋋、铁剑、铜簇等兵器，以及旃裘等。乌桓族妇女能刺绣、织毛毯。后来，壮族的壮锦、侗族的侗锦、傣族的“婆罗布”、苗族的“賨布”、瑶族的“瑶斑布”，都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在国内享有盛誉。壮族的“木棉布”广销中原，被誉为“衣被天下”。吐蕃族的氆氇远销不丹，壮族的“大理刀”行销国内外。海南黎族人民的纺织技术久已发达，元代松江的黄道婆，从黎族同胞那里学会了纺织技术，加以改革、提高，推动了汉族地区棉织业的长足发展。　　中国各民族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一种天然分工、相互依存的密切经济联系。历史上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的官方经济往来，主要形式有贡、赐、互市等。其中互市的意义十分重大，对于促进祖国多种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最有名的是“茶马互市”和“马绢交易”，少数民族用马匹同中原进行交换，满足了中原农业、交通和军事对马匹的需求。匈奴族及其先民北狄族养马业很发达，在殷商时北狄把骑术传入周族，以后，北狄、匈奴又把养马术以及驴和骡传入了中原，对中原地区的农业、畜牧业、军事骑兵的发展以及后来的通讯、驿站等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关于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提供大量牲畜的情况，史书上有很多记载。如突厥和隋朝贸易交换中，一次就卖出马万匹、羊二万只。唐朝每年用来交换突厥马匹的缣帛就达数十万匹之多，唐太宗昭陵前的大型石雕“昭陵六骏”，雕刻的都是突厥马，其称呼为突厥语的汉文对音。乌蛮、白蛮族的“大理马”闻名全国，宋代几乎每年都有数千匹战马赶到邕州等地和中原贸易。蒙古族在明神宗（公元年）时，仅张家口一处，一年就向市场提供马三万六千多匹。清代，仅蒙古喀尔喀部一次就向清朝交换马十万匹、羊五十万只。区域经济的差异，是引起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前提。而经济上的认同，最终促进了政治上的认同。　　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灿烂文化。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气势恢宏，一脉相承、历久弥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文明对于各民族的文化、域外的文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每个成员，都为之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衣食住行方面。先说衣服，汉族古代的服装，上衣下裳，宽领褒袖，不仅显得笨重，尤其不宜于作战。赵武灵王提倡采用“胡服”，到战国末年，胡服已遍及全国。以后如马褂、旗袍，更是满族对于中国服装的杰出贡献。再说饮食，突出的贡献是磨面制饼。汉族古代的膳食，一切五谷都用来做饭。《后汉书》所谓“冯异进麦饭”，就是其中一例。九经也没有面、糕、饼字。秦汉以后，少数民族的磨面方法传入中原，汉族才学会制作面食。但在名称上，汉代称一切面食为饼，直至东晋，仍把现在的烧饼称为“胡饼”，水饺称“煮饼”，凉拌面称“水溲饼”。此外，葡萄酒和蒸馏酒酿制的方法，也是西域少数民族传入的。次说起居，突出的贡献是桌椅的使用。唐以前，中原汉族仍沿古代习惯，席地而坐。古人所谓坐，其实就是跪，现在日本还保留着中国古代的这种坐法。至于盘腿大坐，也是后来从印度传来，号为跏趺坐。高坐用具是汉末开始从西域传入中原的，当时人称为胡床。史书记载汉灵帝好胡床胡坐。胡床就是现在的所谓马札，坐在上边，双腿下垂，称为胡坐。罗布泊、尼尔雅两个遗址发现汉晋时期雕有犍陀罗纹样的木椅，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椅子。唐以后，桌椅逐渐使用。宋以后，才有桌子、椅子、杌子等名称。人由席地而坐，进而凭桌坐椅，乃是生活方式的一大进步。　　音乐舞蹈方面。张骞通西域后，塞北西域优美的声调和乐器传入中原，对中原音乐产生重大影响。《文献通考》的乐考部分，每类乐器都分雅部、胡部。雅部是中原固有的乐器，胡部就是少数民族传入的乐器。这类乐器不下数十种，比如笛子、琵琶、箜篌、胡琴、铜钹、腰鼓、羯鼓（现今京剧中的小鼓即羯鼓）等。西晋永嘉之乱后，原有汉族固有文化一度凋零，及至西域文化逐步东传中原，并与汉族文化相融合，乃为隋唐音乐舞蹈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唐太宗时宫廷中有十部乐，其中六七部都是西域西凉、龟兹、疏勒、于阗、高昌等地少数民族传入。龟兹号称乐舞之国。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音乐传入凉州，与中原音乐结合而成为西凉乐。龟兹乐舞不仅对内地中原发生影响，甚至影响到了日本的音乐舞蹈。唐代的音乐舞蹈，最能反映唐代强大的国势、密切的民族关系和频繁的域外交往。所谓“盛唐气象”，最集中地反映了少数民族与汉族音乐舞蹈成就的融合。此外，中原杂技的大部分最初也是从西域传入的，即《通典》所谓“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皆出西域”。此外，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一组歌手可以同时唱两个声部。这个现象，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才为音乐学家所发现，因此而改变了中国民歌只有单声形态的认识。　　雕塑建筑方面。闻名中外的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石窟以及克孜尔千佛洞，是汉族、鲜卑、吐蕃以及西域各族的艺术家和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特别是拓跋鲜卑，在佛教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他们融合了各地佛教造像成就，集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之所长，创造出独具鲜卑特色、面目一新的佛教艺术，云冈、龙门石窟就是他们的杰作。广西左江沿岸的花山崖壁画，据认为是壮族先民在秦代所作，壁画中数以千计的人物、动物、铜鼓、铜锣的形象生动，构图严谨，具有很高艺术水平。南诏白蛮、乌蛮等族所凿剑川石窟的大量石雕，人物姿态生动，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我国石刻史上占有很高地位。交河故城是古代车师等民族因地制宜建成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作为生土建筑，其规模和完整程度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这与“减地法”建筑方式有关，即所有建筑不是砌筑起来的，而是从坚硬的地面向下挖凿而成。这种独具一格的建筑手法使古城建筑群体格局牢固地连接于地体。元代回回人亦黑迭尔丁领导和设计了元大都宫阙的建筑工程，奠定了以后北京故宫和整个北京的城市建筑和发展的基础。藏族、维吾尔族、傣族和侗族等的建筑都有相当高明的技术，对中原产生了较大影响。　　语言文学方面。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丰富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宝库。早在汉代，西域地区的焉耆、龟兹、于阗等地少数民族便有了拼音文字。十一世纪西域学者马赫穆德·喀什噶尔编纂的《突厥语辞典》，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学术价值而闻名于世。汉语言文字中的不少词汇就是从各少数民族语文词汇里吸收过来的。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弥补了汉族文学没有史诗的空白。鲜卑族民歌《敕勒川》，明代产生的蒙古族第一部文学著作《蒙古秘史》，清代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一层楼》、《泣红亭》，以及从十一世纪以来产生的维吾尔族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彝族撒尼人的叙事长诗《阿诗玛》等，都是具有一定思想性、艺术性的优秀作品。另外，用汉文从事著述的少数民族作家很多，比如元朝的蒙古族人脱脱、回回人萨都剌、明朝的回族人李贽、清朝的满族人曹雪芹、纳兰性德等，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享有很高地位。少数民族用本民族文字和汉文撰写的典籍，都是祖国文化宝库中重要的一部分。此外，我们古史传说，以为历史始于盘古开辟天地。这段优美的神话，最初是苗族同胞的传说，汉晋以后传入中原，遂成了我们共同的古史传说。　　科学技术方面。元代著名天文学家、回回人扎马鲁丁编制的《万年历》曾在全国颁行。自元至清初，中央王朝在司天监和钦天监内设“回回历科”达数百年之久。他还制造了浑天仪等七种科学仪器，在大都（今北京）建立了观象台，为祖国的天文学作出过重要贡献。世界闻名的航海家郑和、马欢、哈三都是明代的回回人。元代维吾尔族忽思梦编写的《饮善正要》，是中国第一部饮食卫生与营养学的专著。同时期维吾尔族鲁明善所著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农业科学史上第一部详尽地按月令体裁记述中国各族劳动人民农事活动的农学专著。满族水利学家麟庆著述的《河工器具图说》，是中国第一部有关水利工具的专著。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所作《割圜密率捷法》是中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此外，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融合了中原、印度、阿拉伯、希腊医学的长处而自成独立体系，对祖国医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各民族共同反抗封建压迫的斗争，推动了祖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农民战争是两千多年来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秦末，南方蛮族参加刘邦反抗暴秦的起义。东汉时，杜琦、杜季贡领导了汉羌族人民起义，匈奴“数千骑”参加了黄巾农民大起义。西晋时，巴氐人李特领导了关西六郡人民起义，蛮族张昌领导了荆州蛮汉各族人民起义。北魏时，匈奴人破六韩拔陵领导了“六镇”起义，鲜于修礼、葛荣领导了河北各族人民起义。唐末，岭南地区各族人民参加了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压迫剥削的加深，各少数民族人民反封建起义更加频繁，规模更加巨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元代云南地区彝、白、汉各族人民十余万人的起义；明代大藤峡瑶、壮等族人民的起义，陕北“老回回”马守应领导的回民义军与李自成联合作战；清代，南方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太平天国运动，此外的苗民起义、回民起义等，都是这种精神和传统的具体体现。这些起义，既反抗民族压迫，又反抗阶级压迫，给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解决民族问题。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把解决民族问题同解决社会总问题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制定并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理论政策框架。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阐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主要体现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件中。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决定按照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建立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确立了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和原则。在此基础上，1954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工作的经验和成果，明确规定了民族问题方面的任务和政策。《共同纲领》和宪法关于民族问题方面的内容，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经验，回答了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关于民族平等，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保障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关于民族团结，明确提出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任何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颁发了《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关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强调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逐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些理论和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处理民族问题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彻底否定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理论，重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地位，并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1979年4月，中央召开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全面重申党的民族政策。1980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指出：“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19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评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进一步对这一错误理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这就从理论上彻底推翻了笼罩在民族工作上的“左”倾错误思想，实现了民族工作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突出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民族工作的理论发展和政策制定都取得了很大突破。在民族工作任务方面，明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民族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强调要使各民族实行“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化。在民族发展方面，明确提出不把经济搞上去，民族区域自治就是空的；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方能不能发展起来。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了西藏、云南、新疆、内蒙古、青海和海南岛等六次民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支持各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理论和政策，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产生了重要作用。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发展变化，科学阐明民族问题的内涵，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推动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发展与创新。针对苏东剧变后我国民族关系面临的复杂形势，党中央、国务院于1992年召开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这个论断，第一次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内涵，为民族工作的思想解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1999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经济，并强调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国家先后实施的沿边开放战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西部大开发战略等，都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同时，从多个方面对民族理论作出了新的概括和发展，包括：深刻揭示了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重要性的基本特征，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明确提出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就是要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并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要求修订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突出强调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明确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重要思想；明确提出民族干部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培养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深刻阐明民族与宗教的关系，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必须注意贯彻党的宗教政策；旗帜鲜明地指出处理好国内民族问题，必须同时坚持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三股势力”；等等。这些理论政策，是我们党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对我国民族工作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策的极大丰富和发展。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高度，鲜明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实现了民族工作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两个共同”的主题，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工作基本经验的精辟总结，是对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任务的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与此同时，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新突破。在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方面，明确提出既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又要给予更优惠的政策；既要帮助他们把经济搞上去，又要帮助他们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既要继续发挥中央政府的作用，又要坚持抓好各地区的对口支援工作。先后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和《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制定实施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兴边富民行动、少数民族事业等专项规划。在民族关系方面，指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其中平等是基石，团结是主线，互助是保障，和谐是本质；强调 “民族团结是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保证，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是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在少数民族干部方面，强调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在加强和改进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方面，提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认真做好民族工作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和各级党政组织领导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加强党和国家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和民族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方面，提出不仅要教育少数民族，更要教育汉族；不仅要教育群众，更要教育干部；不仅要教育一般干部，更要教育领导干部。这些理论政策，充分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要求，进一步开辟了我们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切实做好民族工作的新境界。　　民族理论是民族工作的行动指南，民族政策是民族工作的生命线。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党的民族问题理论政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日益丰富完善，逐步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2）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民族的消亡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　　（3）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的共同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　　（4）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在当今世界，民族问题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根本道路。我国的民族问题，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事业中才能逐步解决。　　（6）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各族人民都要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自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我国的民族问题是我国的内部事务，反对一切外部势力利用民族问题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和颠覆活动。　　（7）各民族不分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发展程度高低，一律平等。国家为少数民族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和条件，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各族人民都有义务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8）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必须全面贯彻执行。　　（9）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族人民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不断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0）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支持、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11）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支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发展、创新，鼓励各民族加强文化交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　　（12）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关键，是管长远、管根本的大事，要努力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民族地区人才资源开发是一项战略任务，要大力培养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　　归结起来，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民族问题、怎样解决民族问题这个中国民族工作最根本最主要的问题。这些基本理论和政策，既全面考虑了我国56个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事实，又全面考虑了各民族在发展水平和文化风俗上存在多样性与差异性的基本事实；既深刻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又积极借鉴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既保持了基本原则、基本理念的稳定性、一贯性，又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充实、更新、完善，因而具有历史和现实的科学依据，具有强大生命力。　　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处理民族问题的智慧和心血，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沿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
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伟大成就　　　　走过曲曲折折的道路，历经风风雨雨的锤炼，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60华诞。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的60年，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是中华各族儿女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60年。　　引导各民族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根据少数民族广大群众的意愿，从民族地区多种经济社会形态并存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不同的步骤和方式，因地制宜地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社会结构与汉族地区基本相同的民族地区，采取了与汉族地区大体相同的办法，发动群众，划分阶级，将地主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没收后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度。这些地区完成土地改革后，逐步开展了合作化运动，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藏族、傣族等封建农奴制地区和彝族的奴隶制地区，党和国家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实行和平协商的办法，发动群众与当地上层人士进行协商，确定改革的时间、步骤和具体方法。在此基础上，把封建领主、奴隶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奴和奴隶，废除一切特权、压迫和剥削，实行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其中，对处在奴隶制的凉山彝族地区，实行更温和的和平改革办法，主要是废除奴隶主的特权，分配他们多余的土地，征购他们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一般不算老账。对少数民族牧区，采取了比农业区更为和缓的方式，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政策，废除了牧主、头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实行牧场公有，自由放牧，牧工牧主两利，帮助贫困牧民发展生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依靠劳动牧民，在保护和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通过组织互助组、合作社的方式进行改造，废除了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对保留着原始公社残余的景颇、傈僳、独龙、怒、布朗、佤、基诺、鄂伦春、鄂温克和部分黎族等地区，没有进行系统的民主改革，而是采取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办法，不搞没收、分配土地及生产资料，不搞斗争，引导群众建立互助合作组织，发展集体经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改革中，民族地区还开展了废除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压迫剥削制度的改革，伊斯兰教、喇嘛教等宗教中的封建特权和剥削相继被废除。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早在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时达成的《十七条协议》中，就已明确作了规定。中央对此采取了极其慎重的态度，并于1956年作出六年内可以不进行改革的决定，耐心争取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多数赞成改革。但是，1959年3月，原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撕毁了《十七条协议》，公然发动武装叛乱。1959年3月下旬，平叛胜利后，在百万农奴的强烈要求下，西藏开展了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民主改革后，西藏又逐步通过发展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到1957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至此，我国民族地区，除台湾外，全部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解决了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问题，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翻身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确认56个民族成分，实现了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新中国成立后，为制定实施民族政策，党和政府组织力量开展民族识别，依据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对我国民族成分和民族族称进行辨别和确认。这项工作历时30余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主要是进行调查研究，并确定一批民族成分。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除已经公认的蒙古、回、藏、维吾尔、苗、瑶、彝、朝鲜、满、黎、高山等民族外，经过识别和归并，又确认了壮、布衣、侗、白、哈萨克、哈尼、傣、傈僳、佤、东乡、纳西、拉祜、水、景颇、柯尔克孜、土、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鄂温克、保安、羌、撒拉、俄罗斯、锡伯、裕固、鄂伦春等民族，共计38个少数民族。第二阶段是1954年到1964年，在基本掌握各族体的族源、历史、现状与语言的基础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识别，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中南的一些省份，尤其是云南省。至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新确定了16个少数民族，即土家、畲、达斡尔、仫佬、布朗、仡佬、阿昌、普米、怒、崩龙（现改为德昂）、京、独龙、赫哲、门巴、毛难（现改为毛南）、珞巴等民族。第三阶段是1964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除1979年确认基诺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外，主要是对贵州和湖南等地的一些自称为少数民族的人们共同体进行识别、归并。除此之外，民族识别的大量工作是恢复和更改民族成分。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民族识别和更改民族成分工作已基本完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还开展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大调查，基本上摸清了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包括民族来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社会政治结构、语言文字、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其他社会现象，为我国民族识别打下了坚实基础。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梳理了错综复杂的民族源流和现状，科学地鉴别了我国的民族成分，为制定实施民族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各民族实现当家作主、享有平等权利创造了必要前提，在我国民族工作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尽快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和歧视，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和信任。从年，中央先后派出了四个访问团，到西南、西北、中南、东北、内蒙古等地区进行慰问，向少数民族群众传达党和政府的关怀，宣传民族政策。在此期间，各少数民族也组织了许多参观团参观首都和内地的建设，增进对祖国的了解和热爱。年，中央先后共13次派出慰问团、访问团、代表团深入到民族地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接见的少数民族参观团、代表团就有268个，约10000多人次。为了消除妨碍民族团结的因素，党和国家对历史遗留下来的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意思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等，予以禁止、更改、封存或收管。凡是带有歧视或侮辱性质的少数民族的族称和地名，也都陆续作了更改，或恢复原来的民族名称。1952年和1956年，党和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两次民族政策的教育和执行情况的检查，防止和克服了妨碍民族团结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倾向，保证了党的民族政策落到实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全面重申民族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民族政策大教育，修复了十年动乱中被破坏的民族关系，少数民族干部群众高兴地说：“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同时，在全社会广泛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创建表彰活动，在各族群众中深入宣传“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形成了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的良好氛围。国务院召开了4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共表彰了56个民族成份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4993个，在全社会产生了强烈反响。自治区举办逢十周年庆祝活动时，中央派出高规格的代表团前往祝贺，并在资金和项目上给予大力支持，进一步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党和政府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妥善处理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依法打击一切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有力地维护了法律尊严、维护了人民利益、维护了民族团结、维护了国家统一。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实现了少数民族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