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传统历史文化,包括回族都信伊斯兰教吗文明吗?

  摘 要:回族是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外来民族与我国本土民族的长期融合逐渐形成的。斯兰教在中国的传入和发展,对回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深入到了回族的各个领域,对回族的各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回族的民族意识、性格、人生观有着紧密的联系,如同血液一样融入回族体内,成为回族重要的民族属性。
  关键词:回族;伊斯兰教;影响
  一、伊斯兰教的发展、传播在回族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纵观历史,每一个民族,其形成、发展、演变、融合以及消亡的过程都是错综复杂、很难一概而论的。就回族这个民族而言,它的兴起、形成,它作为一个民族出现在中国社会,主要是由于伴随穆斯林的大量涌现和繁衍,伊斯兰教的传播。换而言之,就是伊斯兰教对我国回族的形成,占据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公元610,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麦加宣布奉到安拉的“启示”创立了伊斯兰教,伊公元613年开始公开传教,公元622年在麦加贵族的迫害下穆罕默德和麦加穆斯林迁徙麦地那伊斯兰教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公元632年,穆罕默德逝世后,伊斯兰教进入“四大哈里发时期”,随着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对外征服,伊斯兰教向半岛以外的地区广泛传播,史称“伊斯兰教的开拓时期”。公元661年起,在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经济和学术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史称“伊斯兰教发展的鼎盛时期”。伊斯兰教在唐永徽二年(公元651)传入我国,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中国南海至波斯湾的海上“香料之路”,使两国保持着频繁友好往来。朝廷实行对外开放,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来华经商络绎不绝。他们来华后多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并深入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商”和“胡贾”等。他们中有不少人在中国永久定居,置产创业,在广州、长安、泉州等地形成了小聚居区,即“蕃房”。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对于广州蕃坊情况这样写到:“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即今广州)。其处有伊斯兰教掌教一人,教堂一所……各地伊斯兰教商贾既多居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伊斯兰教判官一人,依伊斯兰教风俗,治理穆斯林。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穆斯林共同祈愿,朗读先圣戒训。”①这些东来的穆斯林在蕃坊中执着地保持着信仰伊斯兰教,还继承和保存了本土的生活形态和风俗文化,蕃坊内通行的是阿拉伯和波斯的语言文字;并与当地汉族通婚繁衍子孙,同时,伊斯兰教也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传播,揭开了回族形成的历史序幕。元代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融合时期,大批的西亚、中亚各族穆斯林由于战争等原因迁入中国,与唐宋年间的“回回蕃客”②构成了中国穆斯林的主要来源。元朝政府以博大的胸怀接受了回族先民,给予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给和优厚的待遇,逐渐脱去了侨居色彩,成为元代四等人中的一种――色目人。元朝政府以“兼容并蓄”为基本原则治理宗教事务,对回回人以及伊斯兰教事务表现出宽待的态度。元代伊斯兰教靠不同时期来中国本土生活的穆斯林传播到全国各地,已经进入了“植”的阶段。“元时回回遍天下”,散居于全国各地,形成了大散居、小聚居的居住模式。这些东来的穆斯林在中国定居后,与当地居民结婚,并繁衍下来,增加着穆斯林的数量,成为构成回回民族的主要来源。这部分人在中国生活与汉族通婚受到了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大多数固守伊斯兰教教规,“居中土也,服食中土也,而惟其国俗是泥也”。③他们对于伊斯兰教的世代相传非常坚持,不为外界环境所改。长期侨寓在东南沿海的“回回蕃客”与东来的穆斯林,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都属于远离故国家园的异客,都信仰伊斯兰教有着共同的行为准则,在心理上能够产生相互呼应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在这一侨民群体向中国回族转化的过程中,伊斯兰教以及伊斯兰教文化是维系中国穆斯林的精神纽带。
  元末至明代中期,是回回形成民族共同体的时期。明朝政府对回回民族先是笼络利用再企图在压迫下进行汉化,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明初要倒元兴汉,朝廷因而在解决民族宗教问题时,以优容宽待得态度来处理,”④明朝中后期朝廷由于害怕回族的势力不断壮大,对回族阿訇的世俗权力加以限制,还强迫回族迁往一些指定的边疆地区屯垦,命令穆斯林采用汉族姓名并与汉族通婚,采取尽量缩小回族势力的防范措施。回回人在聚居地建立起了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同时兼营手工业、牧业,且以善于经商而闻名,并以伊斯兰教思想为自己的经济生活方式指导,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生活模式产生了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淡化了他们之间原有的种族,在思想意识上产生了一种无形的靠拢,此时“回回已被称为‘回夷’”,⑤回族已形成了中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相互融合显现出中国化之特色,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上有了一个坚实的社会化的新载体――回族,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
  二、伊斯兰教对回族的影响
  伊斯兰教实际上对回族穆斯林来说远远不止精神信仰,它作为一种思想信仰和意识形态传入中国后,对于回族社会和回族人民的影响是深刻的、广泛的,深入到了回族的各个领域,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对回族的各方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一,伊斯兰教对回族社会制度的影响。元朝以后,伊斯兰教成了回族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形态,回族社会制度有不少方面都披上了一层宗教的外衣,甚至本身即是宗教制度,又是社会经济制度。“宗教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是被经济和政治决定的,是服从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正是这个规律决定着任何一个社会的宗教都要适应它所处的社会。”⑥世界上大多数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政治制度,教权与政权合一。伊斯兰教在中国则不同,由于穆斯林散居全国各地,未能构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也没有从政治上谋求发展,面对强大的中国封建统治,只能是依附和顺从。但受伊斯兰教影响,清朝在甘肃、宁夏、青海回族地区出现了门宦教派组织。门宦是中国内地对中国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各学派及所属支派的通称。它是伊斯兰教苏非派的思想学说经新疆传入内地,苏非派的教阶制度与封建宗法家族制度相结合,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逐渐形成了权力集中、辖区较大的、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组织形式,又是宗教上层的“高门世家”。基于教派思想的特殊性与教权组织的封建性,门宦既是一种以“始传者子孙世代为掌教”作为基本特征的宗教制度,又是一种“世袭罔替”的教主而兼地主封建特权制度,也被视作清代回族史的重要特色之一。门宦制度是封建社会末期在回族社会内部形成的一种宗教、政治、经济制度,是封建社会阶级分化的产物。在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时期一旦消除了产生这种制度的经济基础后,门宦制度便走向消亡。   其二,伊斯兰教对回族经济的影响。回族具有经商的良好习惯和历史传统。《古兰经》里明确了经商的重要地位,引导和鼓励人们走出大胆开拓财源之路,要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甘愿吃苦。虽然由于地域、历史、教育、交通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人群生活水平的差异客观存在,因此回族最容易感受到民族隔阂、民族偏见的存在,但回族并没有因此停止经济发展,反而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中刻苦的探索执着的追求,终于找到了发展自己民族经济的方向。由于伊斯兰教义赋予商人应有的地位和意义,再加上穆罕默德本人曾亲自从事经商活动,这种价值观念和生活经历,对回族经济发展行为方式、经营理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用,形成了优良的经营传统和经营理念。比如,非义不敢的理财理念;诸业并举的产业理念;合理分配理念;适度消费理念;共存共生的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等等,这些良好的理念起到了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作用。回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由于社会心理作用共同的信仰成了他们交往的纽带。在回族的商业活动中,伊斯兰教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密切了回族自身和与各回族区域的经济联系,对麦加朝觐又是回族的最后一项宗教义务,有许多人通过朝觐在阿拉伯国家或其他地区交了生意上的朋友,所以他们做远程或境外贸易也是有传统和经验的,同时不但促进了回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而且推进了我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促进了我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三,伊斯兰教对回族文化的影响。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全部智慧和文明的集中体现,是保持国家、民族生机与活力的强大精神内核,是经济发展的深层推动力。伊斯兰文化与回族商业文化的关系,如血液之于躯体,滋养着回族商业的发展。在语言文字方面,回族虽通用汉语,但其中保留了不少阿拉伯、波斯语汇,形成三种语言混合形的格式。而且还有着不同于汉语的遣词造句的特点,反映了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回族群众,迄今仍掌握运用数以百计的大量显示回族语言特色的词汇,例如欢庆佳节,亲朋好友见面要互道“色俩目”。在通用的回族口语汇中,还有一种并非外语译音,而是纯以汉字组意的词汇,如“归真”是“逝世”的意思,在相互交往中对某事同意或认可叫“口唤”等。回回在建筑艺术上,特别是清真寺的建筑,一开始就表现出中外结合的艺术风格,如广州怀圣寺。明清时代,其建筑基本形式是中国古典式或者殿宇式,但兼有“西域”伊斯兰建筑艺术特色。比如在布局上,色彩装饰上、设施上,都是按照伊斯兰教的要求来进行的。
  其四,伊斯兰教对回族生活、习俗和伦理道德的影响。由于宗教的禁忌规则和共同的民族心理,喜欢围绕清真寺与同族居住在一起,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回回穆斯林在东来的过程中,在未形成民族共同体之前,作为单个穆斯林须严格遵守《古兰经》、《圣训》中的教规、教律。”⑦回族形成之后,“伊斯兰教的信仰和文化很在大程度上决定了回族的风俗习惯”,⑧凡是饮食禁忌,婚丧礼仪,以至于节庆佳期,所有回族民俗特点,无不受到了宗教的影响。例如回族人禁猪不饮酒,禁食自死的动物,都是《古兰经》中的规定。又如回族三大节日: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纪节,是广大穆斯林共同的节日。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礼节仪式,如婴儿取经名,宰牲前要念颂“奉安拉之名,安拉至大”,以表示该物归主。举办丧事回族崇尚薄葬,圣洁简朴,不追求繁文缛节,丧葬的全过程自始至终体现着慎终迫思、庄严肃穆,反对虚荣浪费。回族丧葬程序与伊斯兰教大致相同,冲洗死者身体之后用白布裹身后土葬。举行婚礼邀请阿訇写依扎布(婚书)、念经。在欢庆节日时亲朋好友互赠油香,等等尽人皆知的活动,即使是宗教意识不浓郁、对宗教常识知之不多的家庭,也习以为常,乐意遵从,形成一种民俗,而这些风俗习惯的来源均有伊斯兰教典章制度可考。《古兰经》阐发的伊斯兰基本原则、信仰观、道德观、行为准则,经过回族人民长期生活经验的积淀,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相适应,逐渐演变成回族的伦理道德标准。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回族奉行止恶扬善、驱邪归正、主持正义、守正自洁、诚实宽恕,做善人而不做不义者。在伦理上讲求为人正直、诚实做人、仗义疏财、赈济贫民、孝敬父母、尊敬长者、优待亲戚、怜恤孤寡。在经济活动中恪守公平买卖,合法经营,禁止高利贷盘剥,反对欺诈,反对以强凌弱,提倡遵纪守法,禁止犯罪作恶,把饮酒、吸毒、淫乱、赌博等违背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归于不可宽恕的“犯罪”行为。在家庭生活中,有着持家节俭、讲究卫生、团结互助、和衷共济的美德。
  三、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密切关系
  回族是伊斯兰教的社会载体,伊斯兰教是回族的精神家园。回族在其产生、演化过程中都有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之相伴随,回族文化都带有伊斯兰教的色彩,在回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伊斯兰教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伊斯兰教是回族的重要属性,已深入到了回族的各个领域,像血液一样在这个民族体内循环流淌。我国回族当然不能说都是虔诚的穆斯林,都为这种精神所贯注,但由于受了伊斯兰教影响,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为了保持伊斯兰这个特性不受侵犯,往往流血牺牲,成为历史上一些民族纠纷、反压迫斗争甚至民族起义的导火线,在回民起义、特别是阿訇领导的起义中,亦往往表现出“圣战”精神,以当“舍西得”为荣。例如在陕西回民起义中,出阵迎战时念主襄助、托靠主的队伍,就有“圣战”的色彩。这些都给和睦的民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教训极为沉痛。人们把这个问题往往归结为“保教”,保教是一方面,但其实质也是为了保卫民族的存在。由于伊斯兰教在回族群众中的吸引力要比民族观念在群众中影响大,号召力强,所以“保教”成了“保族”的一块金字招牌。
  回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和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一开始就水乳交融,难以分离。由于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使得回族人的民族自尊心特别强,性格隐忍、刚强、内敛、宽容,有极强的个人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反映在人际交往、族际相处和社会生活中,回族人往往具有很强的文化防守心理,希望自己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得到他社会成员的理解和尊重,对自己的信仰和风俗习惯极其珍视,并将其确认为本民族文化的根基,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回族的这种性格特点,使他们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热情好客,喜尚清洁,多么残酷的折磨也不轻生,刚柔相济的内心里,有时表现得与世无争,有时又义无反顾。这种性格使得他们对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具有极大的适应性,但却固守着最根本的宗教信念和行为准则。对伊斯兰教的认同,这促进了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而这种共同的心理素质发展成为坚定的民族意识,尽管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的身上表现程度不同,但却有着坚固的稳定性,至今不衰,它是构成回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独特因素。即使回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已发生变化,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仍然明显存在,成为维系回族的重要因素。回族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感都是建立在信仰伊斯兰教基础上的。   伊斯兰教的信仰价值、支柱是回族人生价值的体现,信仰价值、支柱体现着人生价值的可靠落实,其最根本的意义就是能够赋予短暂人生以永恒的意义。信仰是人们超出物质追求之上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人生价值的追求,而人生价值实现是建立在信仰支柱的基础之上的。信仰也包含着信仰者对未来美好理想的追求,也包含着善良崇高人格模式的设计。回族穆斯林用“立足伊斯兰教信仰,以信仰真主为核心,努力和社会主义文明相契合,不断完善自己的人生。这不仅是对现代回族穆斯林的必然要求,也是衡量回族文明素质与人生价值的重要标尺。信仰作为一种人生观的存在,也必然蕴涵着对社会发展方向、发展状况的一种合乎自身价值追求的哲学反省。信仰支柱一旦形成,人们就会把它当作人生坐标。伊斯兰教的信仰对回族人生价值取向具有指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的作用在生活中越来越突出,人类的原有私欲即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被极大地激发出来。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外部世界的三大基本关系――群体与个人、精神与肉体、心灵与物质的关系又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具有视觉冲击效果的娱乐文化产品,把一些不利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人身观、价值观带入了中国。面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回族就用伊斯兰教的信仰观和价值观来安定躁动不安的心灵,用伊斯兰教所要求的崇高人格设定一个立足点,通过不断的修养身心找到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紧紧把握伊斯兰教信仰的本质――理性信仰和社会实践这一特性。伊斯兰教信仰应该是坚定信念与实践的有机契合。体悟信仰的现实意义,一种信仰其实就是一种辨明是非的标准。伊斯兰教信仰也给回族群众一个判断复杂社会性中是非曲直的尺度,抵制国外不良文化的侵蚀,避免其陷于迷境。通过对信仰本质的认识可以使回族发挥信仰的优势:净化每个人的心灵,达到净化社会,共同建构文明、和谐社会的目地。
  总之,回族和伊斯兰教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回民形成的过程中,伊斯兰教在形成民族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上,成为形成共同心理的一个条件。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因伊斯兰教是大多数回民的共同信仰,在继续团结民族内部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民族与宗教、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概念、理论上虽有截然区别,但两者之间有紧密联系以至依存关系。但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划上等号,也不能一刀两断,强行割裂。必须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远见卓识地看待回族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问题。
  ①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2卷)[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32.
  ②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M].宁夏人民出版社,.
  ③吕思勉.中国通史[M].武汉出版社,.
  ④⑤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M].宁夏人民出版社,,597.
  ⑥胡旭晟.东方宗教法概观[J].比较法研究,1997(3).
  ⑦⑧杨怀中,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M].宁夏人民出版社,.
  〔1〕邱树森.中国回族史[M].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2〕杨华.回族文化新论[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3〕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M].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张海鹏)

中华文化一旦被伊斯兰文化倾覆,绝无翻生之日,可以看看那些古代河流区域的文明现状:中华文明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交汇形成的文明,并且融合了周边部族的文明,所形成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古印度文明发祥于印度河流域,古印度文化早已断层,印度河现在巴基斯坦境内。古巴比伦文明发祥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早已灭绝,两河流域现在活跃着ISIS伊斯兰国。古埃及文明发祥于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只剩历史,尼罗河流域现在是伊斯兰国家。都几千年过去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谁还会相到这片土地上曾经产生过璀璨的文明?

唐宪宗、中宗时期欧亚大陆形势

按:此文争议颇大,有些观点还有待商榷。可与李伯重先生《佛教长城的兴起》、方朝晖先生《儒家与伊斯兰教对话的可能性》结合起来读。

为什么绿教没有征服过中华?因为正在征服过程中。

事实上,伊斯兰文明一直有向东扩张的倾向。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线来看的话,比如以千年为单位,可以看出,伊斯兰文明一直在和佛教文明/儒家文明进行激烈而残酷的斗争,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不断产生新的平衡,又不断打破旧的平衡,这个平衡点,从怛罗斯开始,在千年的历史中反复摇摆,一度推进到华夏文明的腹地——西安,如果换一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经过长达一千年的战争,伊斯兰的影响力一步一步的从中亚渗透到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

第一回合:阿拉伯帝国vs大唐帝国
公元739年之前,大唐和阿拔斯王朝并没有直接对抗的环境,大唐钦点突起施作为葱岭以西中亚各国的“保护人”,作为大唐和阿拔斯王朝之间的缓冲。但在739年,唐朝平定突起施苏禄部之后,突骑施内部二姓相争,实力大减,失去了作为中亚各国保护人的作用,为阿巴斯王朝的东进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天宝九年,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认为石国“番礼有亏”,前往征讨,石国王降后,高仙芝背约将其献俘杀害,引起中亚各国的不满。石国王子逃入河中地区,引中亚各国欲攻四镇。高仙芝在751年秋,率领葛逻禄以及拔含那军队三万余人深入700余里,与十万阿拔斯王朝的军队战于怛罗斯。对峙五天后,葛逻禄人临阵背叛,“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
怛罗斯之战可以视为高仙芝平西域之战的延续,对唐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关系,以及各自在西域的范围几乎没有影响,仍然保持着友好往来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安西四镇已经是全盛时期统治的极限,而阿拔斯王朝同样要忙于稳定征服的叙利亚地区无力东侵。在这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第一次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

第二回合:喀啦汗王朝vs于阗王国


喀啦汗国是西迁的回鹘后裔,在9/10世纪之交,喀啦汗王朝的统治者在与波斯萨曼王朝的战争中接触到伊斯兰教。喀啦汗奥古尔恰克的侄子萨克图为了取得河中地区穆斯林的支持,首先皈依伊斯兰教,随后在圣战者的支持下打败了他的叔叔,自称博格拉汗。伊斯兰历330年(公元942年),他依靠伊斯兰的力量占领巴拉沙滚,成为全国的大汗,在他的儿子和孙子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正式进入新疆,成为喀啦汗王朝的国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国家。
喀啦汗王国完成伊斯兰化之后,开始对信奉藏传佛教的于阗王国发动“圣战”,经过四十年的血型征服(约960-1000年),西域千里佛土血流成河,成为真主的土地。十一世纪初,喀啦汗王朝的疆域达到极盛,以新疆的荒山隔壁为界与高昌回鹘(高昌回鹘以汉人和回鹘人为主,受辽和宋的影响,佛寺兴盛)为邻。在这个回合,伊斯兰文明拓地千里,新疆东部的高昌回鹘王国成为佛教文明抵抗伊斯兰的前线。

第三回合:塞尔柱王朝vs西辽

1134年,懦弱的东喀啦汗易普拉辛无法有效统治国内的葛逻禄人,叛乱四起,便请求耶律大石到他的都城巴拉沙滚来,耶律大石“登上他那不费分文的宝座”,封易普拉辛为土库曼王,保留对喀什葛尔和和田的统治,作为西辽的附庸继续存在。


1141年,已经成为塞尔柱王朝附庸的西喀啦汗国爆发了与葛逻禄的冲突,西卡啦汗马赫穆德向塞尔柱苏丹桑贾儿求援,葛逻禄人向西辽皇帝耶律大石求援,桑贾儿率十万骑兵度过阿姆河,双方在撒马尔罕以北的卡特万会战,塞尔柱军队打败,桑贾儿带着马赫穆德退入呼罗珊,塞尔柱王朝的实力退出河中地区,西卡啦汗国另立新汗,成为西辽的附庸。卡特万之战是佛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一次反击,两个文明的平衡重新回到了中亚地区。信奉佛教的西辽皇室实行温和的宗教政策,允许人民自由选择信仰各种宗教,对附属的喀啦汗王朝也很少干预其内政和宗教政策。在西辽王朝统治时期,各民族宗教矛盾趋于缓和。

第四回合上半场:帖木儿帝国vs大明帝国

截止13世纪初,伊斯兰已经控制了整个新疆,而随后的蒙古帝国崛起,横扫亚欧大陆,打断了阿拉伯的进一步扩张。但依然留下了更大的恶果:回族大规模在甘陕定居。明朝建立时,就不得不开始着手处理甘陕的问题,但终身未能在西域将伊斯兰势力赶出甘陕。

1404年帖木儿东征明朝,途中去世。东征明朝的时候帖木儿已经70岁了,而且和明朝隔着瓦剌和别十万八千里……他的后裔征服了印度。

第四回合下半场:吐鲁番vs大明帝国

1514年吐鲁番占领哈密卫,从此明朝再也没有控制过哈密。

第五回合:叶尔羌vs准格尔


在清王朝康熙时期,准噶尔崛起,噶尔丹是佛教系对西域的一次猛烈反击,新疆的穆斯林国家叶尔羌被噶尔丹灭掉,但清王朝在灭掉噶尔丹并未着手处理新疆的穆斯林问题。仅仅两年,代表穆斯林势力的大小和卓便迅速叛乱,随后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清廷才开始正视新疆的穆斯林问题,设立伊犁将军、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等机构。虽然中央正式确立的对新疆的直接管理,然而新疆汉人势力的衰弱,让西北的局面变得十分不稳定。

第六回合:洪福汗国(阿古柏)vs大清帝国

虽然清廷最终以雷霆手段强硬收复了新疆,但仅仅是行政收复,文化上新疆以然伊斯兰化,再未收复,直至现在也未文化收复。

别以为中华文化就是金钟罩、铁布衫,只有我们同化别人,没有别人同化我们的事?我们中华文化,能传承几个世纪直到今天,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有多伟大,而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们的祖先占据了东亚最适合人类繁衍的地带,人口基数一直很大,即使最弱的时期,对周围民族政权的人口优势也一直是碾压状态。人口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有了人口,怎么发展都行,没有人口,就算有再好的制度条件,也很难发展起来,尤其在古代那种丛林社会里,没有人口优势,注定国运不昌。

第二个原因: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中华文化有两次最危险的时候,一次是安史之乱后,一次是元朝中期。

首先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前,大唐如日中天,盛世高歌,长安城下,明皇抚琴,贵妃起舞,转身奏歌卧君怀,怎料已然危机四伏。公元751年8月,怛罗斯之战大败,大唐联军在和阿拉伯联军的战争中败下阵来,虽然战败,但对大唐并不是致命的,战后,唐军卷土重来,仍然在中亚进行扩张。但是接下来的事件,对大唐确是致命的,甚至影响了中国整个封建王朝的历史进程,那就是无数历史学家痛心疾首的安史之乱。公元755年12月,大唐爆发了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转衰。短短地一句话,却写尽了对盛世大唐的惋惜之情。


安史之乱后,河北一带彻底胡化,不听中央号令,直到六百年后,朱元璋北伐收复故土,这块土地才重新回到汉人王朝的控制中。安史之乱后,国势骤降,已然无力恢复对西域的统治,甚至连河西走廊到河湟一带,也被吐蕃占去,华人百万皆陷于吐蕃。吐蕃不过占领这块土地一百多年时间,已将当地汉人全部同化,汉人的小孩不学汉话,都学吐蕃话,对唐王朝更无效忠之心,甚至把唐朝当作敌人。所以才会有司空图的那首诗:

如果安史之乱后,阿拉伯阿巴斯王朝趁唐朝内乱,联合周边一直被唐朝欺负的民族政权,进攻唐朝,结果会是怎样,还真的无法预知。在安史之乱前,大唐周边的那些民族政权已经被强唐欺负了上百年,安史之乱对他们是重大利好,如果真的有一股强势力量带领他们复仇唐朝,结果还真不好说。但紧接着,阿巴斯王朝也发生了内乱,没有继续东扩战争,由于吐蕃的崛起,中亚成了吐蕃的势力范围,也在阿拉伯帝国和唐帝国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阻碍了中原腹地被阿拉伯伊斯兰化。


总的来说,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的,在由盛转衰,大厦倾覆的情况下,阿拉伯帝国内部也出了问题,无暇东侵。我们躲过了伊斯兰的侵袭,躲过了中华文化被彻底湮灭,但是西域那块土地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西域是千里佛国,中原的佛教就是通过西域传进来的,从此正式开始伊斯兰化。等到一千年后的公元1759年,准格尔汗国被清朝彻底打败,西域再次回到中华王朝的怀抱中时,这块土地的佛教文化早已不复存在,连渣都不剩了,而伊斯兰势头正旺,还在东扩,直到新疆全面伊斯兰化。


元朝时期就像国歌中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一位蒙古族皇帝,他就是元武宗,元朝第三任皇帝——孛儿只斤·海山,早年在宫中受过一定程度的儒学教育,文化上,在崇信藏传佛教的同时延续宗教自由政策,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1307年元成宗无嗣而崩,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大都发动政变,除掉了成宗皇后伯岳吾·卜鲁罕及她试图拥立的安西王阿难答。

阿难答,成宗皇后是想立他当太子的,那么这位有可能当大元皇帝的阿难答又是什么来路呢? 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安西王忙哥剌之子。元成宗去世后,曾与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争夺帝位,失败被杀。他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贵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有希望争夺帝位的穆斯林。这个阿难答身为蒙古人,竟然是一位蒙古穆斯林,差点成为大元的皇帝,华夏大地的最高领导人。(据拉希德丁《史集》)

记载:阿难答自幼受一穆斯林家庭抚养,“木速蛮(即穆斯林)的信仰在他心中已经巩固起来,不可动摇”。“他在自己的营地上建立清真寺,经常念诵《古兰经》,沉湎于祈祷”。“他还使依附于他的15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归信了伊斯兰教”。

这一幕熟悉吗?这不正是世界各国的伊斯兰进程吗?如果真让他当了元朝皇帝,那么全国范围的伊斯兰化势不可免,你我上学时念的就不是《论语》《三字经》了,而是《布哈里圣训》《古兰经》了。有人可能会说,即使阿难答当了元朝皇帝,我们也不可能伊斯兰化,中华文化一定会把伊斯兰文化同化。那请问:元朝时,蒙古人从西域中亚带来的色目人,都过去块八百年了,他们被同化了吗?回民还是回民,信仰一直没变过,而且人口还在扩张。当时元朝统治下的汉人,民族自豪感早已荡然无存,民族自信心也损失殆尽,元朝是汉人政权第一次全面亡国,但并没有亡天下,如果阿难答做元朝皇帝,那就是彻彻底底的亡天下,一旦亡天下,中华文化绝无翻身可能。什么叫亡国?蒙古人灭了汉人的宋朝,建立了元朝,这叫亡国。一百年后,汉人大起义,朱元璋北伐成功,恢复汉家天下。


什么叫亡天下?古波斯人被阿拉伯帝国灭国,彻底伊斯兰化,直到今天,伊朗不论政权更迭,都自认是安拉的子民,都不承认古波斯文化的先进性,不承认波斯的雅利安血统,这叫亡天下。


在伊斯兰的威胁面前,大元境内的所有民族利益一致,那就是坚决反对伊斯兰化。元武宗信仰藏传佛教,倡导宗教信仰自由,对儒教也是尊崇的态度,但是对于伊斯兰,他的头脑是相当清楚的,因为伊斯兰明显违反“祖宗之道”,要坚决打击。阿难答为争夺帝位,建立他所畅想的大元伊斯兰国,发动对元武宗的战争,最后兵败被杀。虽然全国化的伊斯兰进程被终结了,但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化已不可避免:阿难答死后,安西王的领土被转封给帮助元武宗海山夺取帝位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他镇守川陕地区时,对伊斯兰教不支持,并从严限制。但是伊斯兰教在西北地区已成气候,正处在方兴未艾,生气勃勃的上升阶段。阿难答及其部下的改宗伊斯兰教,对宁夏地区该教的传播发展和回族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同治陕甘回变可以看作此人政策的一项远期成果。学界做过当时陕西关中平原民族构成的分析,回族占关中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吧,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我们能看到,直到今天,伊斯兰在整个中国西北依然有很大的影响,而那块地区,正是华夏民族的龙兴之地啊。无论元朝有多么不好,但在这件事上,元武宗彪炳千古,不论他的初衷只是争夺权位。

明朝,要不是当年帖木儿死在东征的路上,华夏文明又要呵呵了。


从武力上来看帖木儿帝国打西边的奥斯曼像打孙子一样容易,西边打完了,帖木儿拼上全部家当,20万铁骑讨伐明朝,就要完成当年蒙古帝国那样的伟业,所以对于入主中原势在必得。明朝根本无法抵挡,朱蒂纵然是个很能打的皇帝,但独木难支,而帖木儿发起进攻明朝的时机,正是选择朱蒂叛乱夺权未稳的时刻,还打着讨伐朱蒂篡位旗号来减轻中原人民的抵抗情绪,可见贴木儿是多么滴老谋深算。同时,帖木儿还标榜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以此拉拢北元势力,借助蒙古骑兵,一起攻打明朝。也是满达入主中原的前传,看来真是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而在蒙元统治刚结束,中西部大量穆斯林人口,要知道穆斯林是凝聚力非常强,并且是跨种族的信仰。
在入侵时,大量中西部汉族穆斯林,有能给贴木儿做内应,提供粮草,补充兵员。据《明史·西域火州传》记载:“永乐四年五月,命鸿胪丞刘帖木儿护别失八里使者归,因赍彩币赐其王子哈散。明年遣使贡玉璞方物。使臣言,回族(即中亚人)行贾京师者,甘、凉军士多私送出境,泄漏边务。帝命御史往按,且敕总兵官宋晟严束之。”

众所周知,甘、凉军士中回族、蒙古族多,尤其是穆斯林多,此次事件显然与前一年帖木儿东征有关。他们既能私送回族行贾京师者出境,还敢“泄漏边务”,当然更会在战场上临阵倒戈。由此看来,由这些人把守的嘉峪关想顶住帖木儿军的攻势,无异于天方夜谈。即使贴木儿首轮干不掉明朝,也能在中西部常驻下去,而且伊斯兰教极强的传播能力,只能让更多的人民信仰穆斯林。明朝被打不死,也得被绿化。

纵然明朝的中原已经被回族人渗透得筛子,明朝可没有能力对伊斯兰大军进行“反渗透”。现在也很难,反恐情报主要来源于卫星无人机网络窃听等技术,派卧底渗入恐怖组织非常难,很容易被识破。也有人指出帖木儿劳师远征等不利因素,对于中国战败的预测有争议。好吧!就算明朝大胜,斩敌一半,俘获一半。10万俘虏要不要杀光?如果不杀光,表明上是明朝胜了,从历史的长线中依然是伊斯兰胜了。要知道,在山东横行的回族人是菲律宾苏禄的移民后裔,在海南与中国海军对峙的回族是被越南排外的占城难民。几经风霜,主仆易位,这10万伊斯兰俘虏的后代也将俘获中华文明的后代。只要帖木儿大军走到中国,不论战果如何,伊斯兰都是胜利者。


而伊斯兰教是由阿拉伯强盗发明传播的一种宗教,迎合人性的黑暗面,对普通大众有着极强的感染力。如今伊斯兰教传遍世界,信徒几十亿已经说明一切。这是儒家思想无法比拟的。如果贴木儿入主中原成功,中国90%的人口都将成为穆斯林,而儒家思想只能保留在官僚阶层一种小众文化。儒家文化在强大穆斯林面前一点抵抗力都没有。最后,中国大量民众都将大量使用阿拉伯文书写,因其是拼音文字要比复杂的汉字好学的多,汉字将不再是中华大地的主流文字,而失去统一书写的汉字,各地不同的方言很可能导致中国文化上的分裂,进而造成中国无法统一的大分裂,如同欧洲,阿拉伯世界一样。

中华文化一旦被伊斯兰文化倾覆,绝无翻生之日,可以看看那些古代河流区域的文明现状:中华文明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交汇形成的文明,并且融合了周边部族的文明,所形成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古印度文明发祥于印度河流域,古印度文化早已断层,印度河现在巴基斯坦境内。古巴比伦文明发祥于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早已灭绝,两河流域现在活跃着ISIS伊斯兰国。古埃及文明发祥于尼罗河流域,古埃及文明只剩历史,尼罗河流域现在是伊斯兰国家。都几千年过去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谁还会相到这片土地上曾经产生过璀璨的文明。


莫拿中华文化的先进来说事。看看现在北非西亚一带,他们的原文明难道就比中国差?我们平时经常嘲笑印度三哥,可曾知道古印度文明要比古中国文明发祥更早,更先进,中华文明有相当一部分是受古印度文明影响。我们经常自豪自己的汉字,几千年来一直沿用至今,可曾知道古巴比伦的苏美尔人公元前3200年就发明了楔形文字,比甲骨文还要早2000年。古埃及在数学,工程学方面的发展就不多说了,大家都知道。

这些古文明都曾深刻影响着这个世界,可是已经断代,那些传承的人们要么是被灭国屠杀了,要么是被异族文化同化了。那是因为他们被打趴下,然后套上颈环。然后就像狼训服为狗一样。一代不服,那下一代呢?吃不吃猪肉根本不是问题,中原兴盛的佛教什么肉都不吃。暴力胁迫下的剃发留辫也实行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总有一代会屈服!


只有我们还传承至今,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好的地形条件,能天然阻挡异族的入侵。无论是武力征服,还是文化渗透,近和远的差别太大了。一旦距离远了,不但军队的后勤补给跟不上,而且一出征就几年,自己大本营出什么问题都不知道,非常危险。文化渗透方面,很难跳跃着来,只能步步渗透,一旦在某个点受阻,那进程就会停滞。伊斯兰教势力笼罩的除了半岛,就是其周围近的地方,包括北非、东非、东欧、西亚、中亚以及东南亚。有人会问,东南亚不是很远吗?其实没有那么远,因为主要是通过海路来,和东非是一样的。伊斯兰再强,距离是无法跨越的。猜一猜哪里的伊斯兰势力最少?

对,就是离伊斯兰核心区最远的地方,日本和南美。即是一个强文明,拜占庭帝国。但它的悲剧是离伊斯兰核心区太近了,最终逃不掉被灭的命运。另外一个类似的,就是波斯文明,波斯文明曾经勇敢反抗伊斯兰,最终没有抵抗住,也是太近了。现在的伊朗人,已经完全不承认波斯文明,只认伊斯兰,真是让人感慨。印度文明运气就不错,因为距离稍远一些,而其统治者虽然是伊斯兰化突厥蒙古人但不属于核心伊斯兰体系,宗教政策开明,使得印度文明保留了下来。当然,除了这些近但文明强的状况,也有很远但实在文明很弱,一感染就同化的例子,比如印度尼西亚的那些岛屿。

那些消失的文明也没我们这么好的运气,每到最危险的关键时刻,总能化险为夷。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都是一马平川,新崛起的大帝国都会试图征服这些地区,改变当地的民族、文化、人口结构。而在没有航海技术的古代,西方大帝国要想征服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得先翻越帕米尔高原,再吃一路沙子,等打到河西走廊,已是强弩之末。

而在中国历史中,绿教帝国的强盛期与东方帝国的强盛期惊人一致,四大哈里发时代的强大阿拉伯与天宝时代的盛唐自是难分高下,大唐转衰后不久,阿拉伯也陷入长达三个世纪的内斗与西方基督教的反攻(法兰克)最终走向分裂。在宋代衰弱时,又赶上十字军的百年东征。瘸子帖木儿不是叫嚣,要占领中国吗,走到一半自己先挂了。所以我说,中华文明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一个文明能3000年里长盛不衰,靠的不光是实力,更要靠运气。 
汉人今天还保持独立,一方面是祖先给力,遗泽丰厚。另一方面就是上天保佑了。人与人之间的本质真的没有多大差异。实话说,今天中华文明的状况并没有比伊斯兰好太多,甚至还有所不如,至少伊斯兰教仍然存在于穆斯林的生活中。中华文明则基本上从生活中消失了,余下的也就剩汉字和一些节日了,兴个汉服还能被扣帽子,跟伊斯兰教的存在感根本没法比。

还有人没有民族文化危机感,以为中国可以重新像汉唐一样,唯吾独尊。别搞笑了,今天的中国只是世界的非主流而已,中国人移民到欧美是要信基督教来融入当地的。趁现在有空,大家还是想想怎么样当世界的少数民族吧,看看世界会不会对中国人两少一宽。要知道穆斯林在世界上都比华人主流。 

但是距离的运气已趋于消散。因为时代不一样了,有了飞机火车,肉体征服的距离远近不是问题;有了互联网,文化渗透的远近也不是问题。大欧洲斯坦,不是没有可能;中华斯坦,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要认为中华文明有什么特殊免疫性,然而并没有啊同学们!我们只是离得远而已,然后坚持了自己的文化,这并不代表以后一直安全。


有句话叫“命是弱者借口,运是强者谦辞”,国家亦如是,国运好是因为我们的祖辈足够坚强,足够努力,度过了一次次的厄运。我想危机之中的前辈们是不会觉得我们国运好的,而应该是每天都觉得国危如累卵,好在虽然不断失败,但他们没有放弃,才有我们今天笑谈“国运”的好时光。

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努力,为后代打造更好的“国运”。而如果我们将祖辈奋斗出来的民族生存空间当做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忘了努力,那天上很快就会砸下石头。

我要回帖

更多关于 回族都信伊斯兰教吗 的文章

 

随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