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首次科学考察60周年纪念会
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提要
四川美术学院大足石刻考察小组的部分成员旁听了“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全程大会学术报告和分组交流学术报告，对报告内容结合《论文摘要》进行了摘要整理。大会学术报告部分摘要分别由张光华、孙晓霞整理，分组交流学术报告部分摘要分别由田萌、孙晓霞、耿纪朋整理，整体文字部分最后由耿纪朋统一定稿；报告图片的拍摄和整理工作由宋海燕负责。
说明：由于学术演讲和分组交流的图片不全，所以部分代表的图片暂付如缺，谨表表歉意。
马世长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大足北山176与177窟――一个独特题材组合的案例》
马世长教授对北山176与177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通过题记给我们明确了三点信息：
1、两窟左右比邻，匠师同为伏氏，并从形制、规模、位置明显可知两窟为统一规划；
2、两窟的主尊明确，即为弥勒和泗洲大圣；
3、造窟年代确切，由丙午岁可以推测造窟年代应为北宋末年的靖康元年（1126年）。
问题就出自第二点，泗洲大圣与弥勒经变的题材组合在石窟的绘画和造像中是极为罕见的，马教授抓住这一问题，寻根究底，最终将这一组合的渊源定位于伪经《僧伽欲入涅槃说六度经》，并由这一组合出发进一步挖掘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具体表现。同时，马教授还对177窟内的圣僧像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为泗洲大圣僧伽和尚与宝志、万回等。
李玉珉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四川菩提瑞像窟龛研究》
首先李女士向大家介绍了菩提瑞像的基本形制，并对现存菩提瑞像的图像特征与《大唐西域记》和《王玄策行传》中摩诃菩提寺的记述相比较，得出部分原被视为密教教主的毗卢遮那佛实为菩提瑞像。李女士对唐代菩提瑞像的分布的进行分析，从而肯定了四川在唐代菩提瑞像图像研究上的重要性。在四川菩提瑞像窟龛的组合里，有一种比较有特色的组合，那就是菩提瑞像与弥勒同龛，李女士就这种现象提出了自己的新建解，她认为这应该与当时的修行者对过去与未来的不同的心理状态有关。
前蜀甘德六年（924年）越国夫人重修广元千佛崖的菩提瑞像的题记中就称主尊为毗卢遮那佛，李女士结合大足北山佛湾第12龛的配置认为这与《华严经》思想有关。毗卢遮那佛指的是华严教主，而非密教教主。
李裕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大足宝顶山广大宝楼阁图像考》
到目前为止，关于广大宝楼阁的出典和图像等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就广大宝楼阁的出典、图像、雕凿年代已给予六道轮回龛的关系等问题作了考释和研讨。分为问题的缘起、广大宝楼阁图像的出典、广大宝楼阁的考释，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即广大宝楼阁的开凿年代和广大宝楼阁与六道轮回图的关系。
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4号摩崖石刻的出典被确定是出自菩提留支所译的《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广大宝楼阁图像从表现内容上可分为上中下三部分，即三仙人、仙竹童子、三楼阁，在时间上表现了三仙人闻此陀罗尼经，勤奋修习，舍仙成佛的三个阶段，在情节上前后贯连。根据杜孝严和魏了翁的提款可以确定广大宝楼阁开凿年代应为嘉定十六年（1223年）。其与六道轮回图安排在一起意在引导信众如何进行修行，脱离生死轮回，最终成就佛道之路。
肥田路美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关于四川地区的观音、地藏并列像——兼论蒲江飞仙阁第38号龛的年代问题》
四川地区（包括重庆地区）的观音、地藏并列像的情况除了大足北山的六个实例外还广泛的分布在广元、巴中、邛崃、浦江、丹棱、夹江、资中等地，是从盛唐至晚唐特别流行的题材。观音、地藏并列像不仅出现在四川地区，在龙门石窟、响堂山石窟和敦煌莫高窟也有发现。肥田教授把不同地区实例的分布、数量、造像特征、造像时间等列成表格，给我们展示了明确的信息。
就观音、地藏并列像与四川地区的关系肥田教授引用北宋端拱2年（989年）撰述的《地藏菩萨灵验记》中的《梁朝善寂寺画地藏放光记》从而认为这种关系开始于南北朝。
蒲江飞仙阁第38号龛的开凿时间有多种说法，肥田教授把这一问题置于四川这一大背景下分析，并就其宗教意义进行分析。观音、地藏并列这一情况不仅与净土信仰有关，更与这两位菩萨在中国特定意义的信仰有关。
梅林 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
《大足北山转轮经藏窟的新知见――它的建筑、造像和经藏》
大足北山佛湾第136号转轮经藏窟在本文中被梅林先生定位为：它既是对前代石室藏经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它的推陈出新，属于石室经藏家族的新成员。梅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转轮经藏窟进行了如下三方面的探讨：一是转轮经藏窟内转轮石柱与窟内三壁造像的关系；二是通过看转轮经藏窟石柱与官方转轮图样的差异以及窟内人物造像与南宋转藏殿中人物设置的差异来分析转轮经藏窟的个性特征；三是本文作者对转轮经藏石柱藏经数目进行了推测。
梅先生通过对于历史上出现的转轮经藏与经文的关系，并结合现在保存下来的其他转轮经藏与《营造法式》的转藏图样对以上三个问题给以解读。这一新的角度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并引发了新的问题。
第二场 （16：10――－18：00）
主持人 雷德侯 古正美
罗炤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柳本尊――赵智凤密教传承的特点》
罗先生通过近年来对巴蜀多处唐朝、五代时期佛教石窟的调查认为原来在学术界被认为柳本尊——赵智凤密教传承即“川密”的观点是不准确的。柳本尊——赵智凤这一系的密教传承仅是“川密”（或称“巴蜀密教”）的一部分。
从大足、安岳等有关柳本尊造像和文字记载，罗先生总结了刘本尊密教修持的特点，即一是传承金刚界的“大轮五部咒”教法；二是苦行修炼；三是柳本尊是一位居士，这一派属于居士密教；四是柳本尊被其弟子和信众高置于毗卢遮那佛化身的地位。
赵智凤继承和发扬了柳本尊的密教传统，因此他高度尊崇柳本尊；并以活佛自居；极端重视和宣传孝道；汲取禅宗、华严、净土等派信仰，重视水陆道场；还“散施符法救民”颇有左道色彩。作者还从巴蜀地区道教与柳本尊――赵智凤这一密教传承系统的关系上进行了论述。
李巳生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该文为研究印度密教在中国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充足的线索，将密教传入中国后从南北朝到两宋在四川的发展理出了一条红线。密教自传入中土后历经杂密、纯密、晚期密教三个时期的发展演变。
南北朝至初唐时期，刘宋至北周在成都万佛寺及新都、绵阳、茂汶一带的部分造像微露杂密色彩。初唐武周时期的蒲江、广元和通江的密教造像已经颇为丰富。盛唐以来，纯密影响四川造像，茂汶、巴中、邛崃等地的观音、毗沙门等密教造像丰富。两宋时期晚期密教传入四川，石窟造像广泛的分布于大足、安岳、合川等地。四川密教造像在显密诸宗及儒道释交融中发展演变，密教依附皇权，深入民间，重现实利益，建人间净土，有孝亲忠君，禳灾护国的思想倾向，展现了世俗化的进程。
霍巍 四川大学博物馆教授
《西藏西部石窟艺术中的曼荼罗图像研究》
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中存在大量密教美术题材，其中尤以各种曼荼罗图案最为精美丰富。本文探讨了曼荼罗的含义和起源以及在西藏地区的流传及分布，通过与文献资料的相互比较对该地区的曼荼罗壁画的题材及渊源等作了初步的分析，由此得出了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密宗题材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中所见的曼荼罗题材主要依据密宗经典《金刚顶经》绘制的金刚界曼荼罗，以及依据后期密教怛特罗绘制的《恶趣清静怛特罗》、《法结语自在曼荼罗》、《秘密集会曼荼罗》等曼荼罗图像，而基本上不见在中国内地、日本等流行的胎藏界曼荼罗。
最后论文还讨论了西藏西部佛教石窟曼荼罗图像与周边地区密教文化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提出四川大足石刻中大量密教图像及曼荼罗坛场的存在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以及敦煌河西走廊一带后期佛教艺术中密教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密切的联系。
谢继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关于安西榆林窟第25窟的几个问题――兼论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在川藏边境的传播》
榆林窟第25窟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最重要的石窟之一，探讨其中出现的吐蕃风格的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造像在川青藏边缘地区的传播，对研究吐蕃密教与唐密的关系以及研究藏区东部及四川石刻出现的同类造像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首先，作者分析芝加哥大学教授凯普斯坦近期有关榆林窟与“会盟寺”的关系的论述，即所谓德噶玉蔡就是榆林窟的说法不成立。
其次，分析榆林窟弥勒经变壁画中出现的吐蕃藏文题记，说明题记与壁画内容毫无关系，而是建窟绘画题记。论文还将逐个考证题记中出现的人物的史实。
第三，分析第25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的风格、渊源以及与印度波罗样式的联系，重点探讨此类造像在八至十世纪在藏区东部及四川等地传播的史实，考察其中存在的联系，依据对敦煌吐蕃时期毗沙门天王图像与四川石窟同类造像风格演变进行比较等，分析密教进入四川的可能路线。
姚崇新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对大足北山晚唐五代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初步考察》
本文从文献记载及造像遗存推测千手观音造像在川渝地区的兴起时间，分析罗列了川渝地区千手观音造像的分布情况，并进一步对大足北山的千手观音造像进行深入分析。对大足北山特别是佛湾石窟群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龛号、位置、形制、图像描述、年代等方面列表比较。姚先生在结合列表信息和参照经典的基础上对北山千手千眼观音造像从姿势、面（首）束、正大手及千手、眷属等方面进行分析。他认为善跏趺坐的姿势可能是川渝地区的一种特色，从北山千手千眼观音的造像均为一面和正大手多为40只或42只推知川渝地区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情况。此地的眷属和经轨所列不尽相同，如有十方诸佛、孔雀汪、文殊、普贤、波斯仙、功德田、饿鬼、贫儿、雷神、风神、地藏等。
通过对大足北山千手千眼观音造像的分析以及与文献资料记载成都地区千手千眼观音的绘作情况的对比得出包括大足在内的川渝地区的千手观音造像的粉本或直接或间接的出自成都地区。
主持人 马世长 金理那
陈明光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原副馆长、副编审
《大足多宝塔外部造像勘查简报》
大足多宝塔建于南宋绍兴年间，位于大足城北3公里的山岗上，与北山石窟佛湾遥相对映。陈明光先生从三个方面进行了介绍。
一、 多宝塔形制与造像概略。
经现场勘查发现多宝塔的塔刹下被杂草掩饰的部分还有一级八边形塔心，从而确定多宝塔为13级，纠正了以往12级的错误认识。塔尼内塔外共设石刻造像126龛，内有“善财变”53参(龛)。塔外接塔内编号。
二、 多宝塔的外部造像概况。
主要讲述了多宝塔的造像设置与分布、造像看制及演变、造像现状与内容三方面的具体内容。
三、 塔外造像特色与价值。
详细论述了塔外造像中别具的特色的作品，即戴宝冠的113号龛智拳印佛像；105龛的三界佛像；塔内外浅龛的善财变相；125、127、129、131号浅龛的四圣僧像等。无论从历史、保存情况、数量、风格等哪个方面都是研究中国石刻造像的不可多得的材料。
黎方银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
刘贤高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
《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第237—249龛考古调查》
黎方银先生代表《大足北山石窟考古学研究》课题组，向大家介绍了的最新的考古调查成果。现场调查自2004年11月至2005年5月，已完成了文字、测图、拓片等记录工作，现在市内整理和现场核对的基础上，已编写出报告初稿。
报告初稿分别按位置与方向、形制、造像、铭文、后期遗迹等几个部分记录了第237—249龛共13个龛的基本情况。其中，第一章介绍了大足北山石窟的概况及本卷报告的编写，第二章介绍了第237——244龛，第三章单独介绍第245龛，第四章介绍第246——249龛。对这13个龛的认识和研究，以第245龛经变相源流、建筑特征和妆绘颜料分析为主，并分别形成《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第245龛观无量寿佛经变相源流》（王惠民撰）、《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第245龛建筑研究》（李志荣撰）、《大足北山佛湾石窟第245龛彩绘颜料分析报告》（郭兴建、蒋思惟、席周宽撰）三篇专论文章，附录于报告之后。黎方银先生就一些具体情况进行了说明。
王惠民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
《大足北山245龛图像源流》
大足北山245龛建于晚唐，保存完好，它的内容与艺术在大足石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王研究员对它的重要性作了论述：
一、 大致年代可考证，学者一般认为是晚唐洞窟，是北山较早的洞窟。可与同时期
的成都大圣慈寺的情况比较。
二、 可能是社团集资建造。从题记中可以推测这一情况。
三、 附近洞窟以此窟为中心陆续开凿，有“中心”的意味，主龛外层也有许多小龛，
先是社团在建窟后长时间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并不断进行保护。
四、 主题鲜明，围绕西方净土展开，是北山造像中内容最多的一铺西方净土图像。
五、 艺术精湛，是当时大足艺术的代表之作，尤其是建筑的表现方面更为研究者重
这铺西方净土图像的造像内容多取材《观无量寿佛经》内容，兼有其他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佛十菩萨图，本文县对本窟观无量寿佛经变进行图像解读，然后考察观经图像和一佛五十菩萨图的图像源流。
通过这些研究可以得出一条推论，即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敦煌石窟影响大足石刻，大足石刻更多的受成都地区造像风格的影响。
李志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师
《大足北山245窟观无量寿佛经变相石刻中表现的建筑》
作者参加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组织的对245龛进行了的科学记录和测绘，在前人对245龛所反映的建筑的认识和描述的基础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澄清。本文首先对实测的245龛中反映的建筑单体、建筑群布局、建筑西部营造技术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说明。其次与现今作者掌握的敦煌、川栋、川西北同类题材的窟龛中反映的建筑形象比较，讨论245龛建筑形象的时代及与佛教题材相关的问题。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专业术语的重要性，本文宋代造像以前的建筑形象所用词汇依据的重要文献是宋代的《营造法式》。图像资料不能直接用于建筑史的考证。因为图像有明显的简化建筑的形象，建筑史应该回归佛教建筑图像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同样，建筑形象应作为研究经变题材演变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列入佛教研究者的视野。工作程序也一定要正确。此次所采用的主要程序是辨识、测绘、描述。
暨远志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副研究员
黎方银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
《大足北山石窟的分期与思考》
大足北山石窟的分期历来没有一个整体的统一的认识，暨远志先生在报告中对大足北山石窟的分期进行了新的思考，主要依据石窟造像和文献记载的比较。他认为：
第一期为晚唐、前蜀时期（892—922年）；第二期为后蜀时期（938—955年）；第三期为北宋大观、政和、宣和、靖康和南宋绍兴十年以前时期（1107—1140年）；第四期为南宋绍兴年间（1140—1162年）。对各时期的分布、题材内容、风格、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论述。第一期造像的题材多为密宗，余为净土宗和三阶教；第二期造像的题材中，陀罗尼经幢、十六罗汉、不动明王是这期以后所没有的；第三期的风格明显修长清瘦，题材以观音变相、孔雀明王、炽盛光佛、五百罗汉、圣僧为主；第四期的观音变相丰富多彩，尚武、重孝等思想在造像中反映加强。
依据《益州名画录》、《图画见闻志》、《画集》、《成都古寺名笔记》、《大圣慈寺画记》提出大足石刻是受到以成都为中心造像的影响的。
主持人 胡昭曦 韦 陀
苏默然 美国东密西根大学副教授
《密宗佛教和宋代大足石刻艺术中的女神》
苏默然先生认为大足石刻能够提供给我们直接、具体的证据以了解宋朝社会发展反映与地方艺术及宗教生活。大足最令人惊异的石刻约完成于十一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之间。其中最高的石刻成就要数宝顶山的大佛湾。宋朝大足石刻的规模和精致程度显示地方士绅的富裕以及他们以高度热忱、兼收并蓄的宗教信仰共同赞助这些石刻。
这篇报告，着重介绍了密宗佛教和观音菩萨雕像在宋朝大足艺术的重要性。本文的焦点在于密教女神雕刻和女性化的观音，并试图解释他们在四川地方社会的重要性。密教女神的出现及女性化的观音和宋朝宗教信仰中尊重女性神和女性美德的新态度有关。此外，宋朝散漫但充满生机的密宗佛教与此发展也有关。这篇文章首先讨论宋朝四川大足密宗佛教的起源及特性。接着，探讨几个重要密教女神崇拜及其表象、以及宋朝观音图像的重要变化反映于大足石刻。
李静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黎方银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
《大足安岳宋代石窟柳本尊十炼图像解析》
在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北崖、小佛湾毗卢庵，以及安岳石羊场毗卢庵，保存着晚唐五代之际成都居士柳本尊以残害己身为特征的十种修炼雕刻图像。李教授发言认为三处柳本尊十炼图像及其组合具有若干共同性，所反映的是赵智凤的思想。柳本尊的十炼修行，可以分为修炼图像、关联事件与感应事迹图像两部分，将这两部分内容放到历史流绪中考察，可见其受到《华严经》和《法华经》的影响和对比丘僧尼关联事件或感应事迹的借用改编。
进一步研究发现，石羊场毗卢庵主尊和宝顶山小佛湾毗卢庵主尊在造型方面与华严经教主毗卢遮那佛没有实质性区别，从题记和题材等方面的内容，证明柳本尊所成就的是华严经的毗卢遮那佛，非密教的大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由此也就可以推断，柳本尊的十炼图像的主题思想，是大乘佛教菩萨波罗蜜行，柳本尊证得的法身，则是华严经的毗卢遮那佛。又从五佛图像等方面可推测此三处反映的是金刚界曼荼罗的特征。
就柳本尊十炼图像本身而言，似应判定为大乘佛教菩萨波罗蜜行的范畴，五佛、四菩萨与八大或十大明王图像，则具有密教曼荼罗的构成意向，整体可以看成大乘佛教与密教图像的混合形式。
颜娟英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大足石窟千手千眼观音变相初探》
颜娟英女士从北山佛湾136窟与宝顶山大佛湾29窟圆觉窟着手，参考略同时期成都圣寿寺《大中祥符院大悲像并阁记》（绍兴二十二年，即1152年），分析大足石窟观音图像的发展以及与《圆觉经》、《华严经》等信仰意涵的关系。最后，比较唐末九世纪上半叶敦煌14窟观音图像内容与大足石窟相关图像之差异，探讨从唐末到南宋初观音图像的世俗化与多样性转变。
本文通过分析大足石窟的造像得出多尊观音像的出现源自于千手千眼大杯观音密教信仰的广为流行。并从各种资料分析可知宋代四川佛教信仰确实有融合显密的趋向，即禅、净、密三教融合。大足石刻的造像风格被认为受到木刻技法的影响，所以，颜女士认为大足石刻既有其独特的造像风格，又与同时期成都地区的木雕和壁画艺术相互竞争、相互启发。
张总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大足石刻地狱轮回图像探考》
张总先生从大足石刻中丰富的地狱和轮回的图像与经典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角度对以大足的宝顶大佛湾底20号龛为重点的几个窟龛进行了解读。文章从大小佛湾的雕凿关系论及小佛湾千佛壁的下方的地狱式图像与《华严经》的对应关系，即依据题铭刻之大佛湾的地狱雕凿依据是《地藏菩萨十斋日》与《华严十恶品》，而小佛湾所据是《华严十地品》。
从其它各地收集来的资料为依据，论述了地藏十王的雕造构成及轮回图的源流与其考据价值。从宝顶大佛湾底20号龛雕凿可知大足石刻的造像内容受成都地区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
张先生的报告中提及大足石刻地狱轮回图像主要依据的经典是《华严经》、《佛说十王经》、《大方便佛报恩经》、《地藏菩萨十斋日》等。从题铭与经文的对照的过程中得知造像的依据，对于更好的分析大足石刻所反映出来的宗教思想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主持人 颜娟英 李玉珉
雷德侯 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德国科学院院士
《山东东平洪顶山佛教刻经的勘测报告》
该报告是关于山东佛教刻经的研究项目。此项目是由中国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和德国海德堡研究院共同承担的。目的是对佛教刻经进行存盘记录，其中包括对刻经进行精密的测量，这项工作由德国卡尔斯鲁厄高等技术学院负责。报告的内容仅以洪顶山刻经为例，主要谈及这部分测量工作。
第一部分是对刻经进行测量和视觉再现。由于刻石表面凹凸不平，所以勘测工作难度较大，相当于为一座三维立体的山脉绘制一张平面地图。
第二部分是制作（洪顶山）山谷的三维模型，利用这个模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刻经，并测量不同刻经之间的距离。而且，也可以利用这个模型搞清楚当初僧人们是在哪些刻有经文的石壁前进行禅修的。
这次勘测使用高科技手段对刻经进行测量和视觉再现，制作山谷的三维模型，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刻经，这是刻经勘测技术上的一大突破。
李崇峰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安岳圆觉洞窟群调查记》
安岳石刻与大足石刻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圈，对安岳石刻深入的研究有利于对大足石刻的进一步研究。本文探讨了四个问题：
一是从社会背景等方面分析唐代黎令宾兼造佛道两处造像并且发愿文皆为普州栖岩寺上座沙门玄应题写的情况。
二是探讨云居山后山中部上层的58和59号龛的情况。依据残存的《聂公真龛记》碑刻推测此两龛雕凿年代为后蜀广政四年，即941年。
三是研究云居山前山东部的第12窟“金峰长老真身宝龛”的情况，认为金峰长老是灵居寺开山祖师，是活跃于五代时期的一位禅宗高僧。
四是打破了学术界的传统认为，一举第9窟窟外左侧碑记和后山题铭，将圆觉洞的开凿年代定位在南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从而否认了学术界传统上认为的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的说法。
宁强 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
《刘萨河与柳本尊：敦煌与大足“本地尊像”之比较研究》
宁强先生的发言就中国佛教图像中“本地尊像”来说明中国佛教的本土化过程。即以刘萨河和柳本尊这两位本土“圣人”的生平和艺术形象作比较，来说明“本地尊像”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形成方式及其共同特征。以敦煌的刘萨河在佛教造像的视觉图像地位与刘萨河的生平事迹来说明佛教的本地化信仰的逐步形成来比较大足的刘本尊在大足石刻造像中的视觉地位以及事迹得出他的完全本土化。两者的生平有许多的相似，但却在视觉表现中不尽相同。
宁强先生指出：从图像资料看，刘萨河在敦煌艺术中始终没有占据画面中心的主尊地位，佛像仍然是视觉表现的中心。而柳本尊在大足石刻中，已上升到与佛完全平等甚至更高的主尊地位。这一从佛像为中心到以“本地尊像”为中心的视觉表现变化是逐渐形成的，它生动的反映了佛教艺术本地化的发展过程。
针对宁强先生的这种图式的阐释，与会的罗炤先生提出了本土化的另外一个人物僧伽，认为他才是能真正体现佛教信仰的本土化。
雷玉华 四川省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巴中石窟兴盛的背景》
川北的广元和巴中是四川的门户，也是北方佛教艺术入川的主要通道，本文对巴中石窟兴盛的背景的分析是为了进一步研究四川石窟及四川佛教发展状况。
从窟龛型制，造像组合以及造像题材的变化上看，其分期及年代为：第一期隋——初唐；第二期初唐贞观时期至高宗时期，武周到开元前期；第三期开元天宝时期；第五期会昌至唐末；第六期有少数宋代造像。宋以后有些地方有清代和民国时期造像。
重点从巴中石窟与历史交通之关系和巴中石窟兴衰的社会背景两方面来论述。巴中石窟造像的兴盛与米仓道密切相关，主要原因在与米仓道的交通位置的提升。巴中在隋代全国崇敬佛教的形势下开始了摩崖造像，武周以前入川之道主要是金牛道，而天宝以后基本改走米仓道，因此这时米仓道旁的巴中凸现了出来，开元以后直到唐末，这里造像不断。巴中现存的各期造像中，从造像题材到造像组合都不同程度上受到当时政治形势和皇帝个人爱好的影响。
韦 陀 英国伦敦大学教授
《哈佛大学的鎏金青铜佛像再研究》
韦陀教授通过对藏于哈佛大学的一尊来自中国河北的头光与佛头分离的鎏金青铜佛像和一尊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来自于印度的保存完好的带有头光的鎏金青铜佛像进行了比较，同时用幻灯片放映了几尊在中国的河北、四川等地发现的艺术风格、塑造手段十分相似的佛像。通过前两尊佛像的对比研究，确证哈佛大学藏的鎏金青铜佛像为古印度作品。
哈佛大学藏鎏金青铜佛像脑后凸出的一个榫头确实是用来装置头光的，而现在配置的头光却有三个孔，显然不是原配。从金属化学分析上两者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从风格还是从形制来讲，头光都不会晚于唐代。韦陀教授猜测这尊小型的佛像原为印度私人供奉，被求法的僧人带回中国，头光是另一尊佛像的，再后来被配置在一起的。从而确定在这尊鎏金青铜像出土的墓葬中发现的头光原来是榫在这尊佛像上的。但是佛像在墓中与头光并不在一起，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考究的。
宋朗秋 重庆大足石刻研究会名誉会长
李传授 重庆市大足县志办公室编审
张 划 重庆市大足县志办公室副总编
李传授先生为代表进行发言。大足宝顶香会是宝顶山宗教文化与民俗文化结合的产物。表现了民众信仰中的功利思想。香会的主体虽然以观世音菩萨为主，却也展现了民众信仰思想中的万神殿的构建，即见庙即拜，并由宗教仪式发展出了民俗的形式。会期以观世音菩萨诞辰、成道、出家纪念的二、六、九月为准，特别是十九日正日最为热闹。
大足宝顶香会集朝圣与商贸以及旅游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大足经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它还直接、间接折射出广大民众对宝顶石窟艺术的理解，对宗教文化的认识，影响巴蜀地区的意识形态、民风民俗，影响着大足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
从李先生展示的民国实物图片，近年来香会恢复之后的活动图片，以及梵呗，唱词资料，可以使我们感受受到元明以来民众对于佛教中国化所做出的具大的推动作用。
穆罕默德?肯 巴基斯坦白沙瓦省分区办公室考古部副主任
《巴基斯坦的文化遗产》
穆罕默德?肯先生从史前的文化开始介绍，全面对于巴基斯坦历史上的文化遗产进行回顾，并且演示了许多精美的图片，使与会的代表很感兴趣。巴基斯坦与现在的印度同属于历史上的古印度，除了早期的石器、陶器，造像是其艺术的重点，包括佛教造像和婆罗门教造像及耆那教造像等。现在的巴基斯坦普遍信仰的是伊斯兰教，有大量带有清真风格的精美的古建筑。
巴基斯坦现在分四个省，白沙瓦省有大量的造像文物遗存。现存造像有各个时期的作品，其中有许多精美之作。不同时期的造像的风格和特征明显，与同时期的中国造像可进行比较，但是这一工作并不深入。巴基斯坦的佛像的手比正常的比例要大好多的现象引起大家的争议，却并无结果。穆罕默德?肯先生使我们对于巴基斯坦的文化从整体上有了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阿布杜尔?阿泽门 巴基斯坦白沙瓦省分区办公室考古部副主任
《斯瓦特河谷的佛教岩石雕刻艺术》
与穆罕默德?肯先生不同的是阿布杜尔?阿泽门先生对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斯瓦特河谷的佛教岩石雕刻艺术做了具体分析。因为这里是古代犍陀罗和乌仗那的领地，佛教艺术遗迹十分丰富，许多中国的高僧曾到达这里。这里的佛教艺术展示了从犍陀罗晚期经笈多时期直到印度萨珊时期丰富的岩石雕刻艺术。岩雕并非斯瓦特河谷唯一的特征，但是这些斯瓦特艺术遗迹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不但数量巨大，而且风格多样而独特。它们以浮雕形式雕刻在石柱或岩石上。
新的发现还推翻了原来对于这些艺术背景的推测，即中国求法僧人来往的路上的进行宗教仪式需要而雕凿，而是在这里有广泛的居民区。岩雕的密集程度及其多样性一方面显示出斯瓦特河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再现从南亚到中国及中亚的大陆通道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这一地区的艺术在将来将得到更多的关注。
主持人 霍 巍 宁 强
郭相颖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
《心心心更有何心――谈宝顶山摩崖造像心法要旨》
宝顶山佛学思想是以金刚界义理为法统，同时兼融显教主要义理，儒家伦理，理学心性，道家方术，涉世重人伦，修持重心法。其造像心法从摩维诘到赵智凤可谓是法脉相通，圆融各宗，自成一统。
中国古代文史哲中，以“心”代表一切意识活动。佛教特重心法，认为宇宙万象皆心所现，“识外无境”。文中就心法与文字图像的关系进行了举例说明。从“六道轮回图”、“缚心猿锁六耗图”、“牧牛图”的关系分析心法发展逻辑，其心法发展依图的顺序可概括为“有心——感知其心——了识其心——调伏其心——无心”。
维摩殿祖师颂“一二三三，四五六六，心日心心，大事足足”是对密宗心法高度抽象，极度概括的表述。最后，郭先生自作一偈曰：皓月临空门自开，月圆不见人牛来。无心即是虚空月，不垢不净不去来。
陈清香 中国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大足石窟中的华严思想》
陈女士认为大足石窟雕刻的题材中不仅包含了密宗、禅宗、净土等诸宗，也包含了华严经系统的主题。
首先举宝顶山第5号摩崖华严三圣像，其表现了华严思想中的法界观，与第2号龛对应的表现了圆融观念。北山第136窟转轮经藏窟的主尊依据文殊与普贤为协侍可视为华严教主。全窟也被认为是华严世界海的一环。宝顶山第14号摩崖毗卢洞左右前三壁上有依八十华严三十九品的内容而刻的七出九会佛菩萨像。宝顶山第29窟圆觉洞依据左右壁菩萨像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图可以推知此处不仅依据《圆觉经》，还依据《华严经入法界品》而雕刻。与圆觉洞相同的题材亦见于大足北山北塔与安岳石羊的华严洞中。
通过分析以上实例，作者得出结论，那就是大足石窟的佛教题材除了密宗净土禅宗之外，华严一系的信仰也是相当浓厚的，尤其是融摄于上述诸宗之中，这也是宋代以后，中国佛教史发展的一大趋势。
古正美 中国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教授
《大足石窟的报恩思想》
大足石窟的孝观及报恩造像，尤其是以《父母恩重经变经》、《地狱图》及《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为主的三组造像，在过去许多学者的谈论中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儒家孝道的角度或宋代儒释道交融佛教受儒家孝道影响的角度来说明这些造像出现的原因及背景。古正梅教授从大乘佛教自身的孝观出发对大足石窟造像进行了重新解读。
她提出大乘佛教的孝观乃是“供养”行法发展出来的行孝或报恩方法，并且其报恩行法在“供养”行法的发展下，也出现有用“身施”或“身体供养”的行法对佛及父母“报恩”。大乘佛教孝观的发展，一直与“供养”佛及法师的信仰同时发展，因此“报恩”信仰不仅以佛和法师为对象，也以父母为对象。大足的报恩造像，无论是柳本尊供养佛形式，或《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的造像方法及内容，事实上都是佛教报恩信仰的展现。
侯 冲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宋代的信仰性佛教――以大足宝顶山石刻为中心的解读》
侯冲先生在与“义利性佛教”对比的基础上解释“信仰性佛教”是以功德思想与他力拯救为基础，以大量伪经或中国佛教徒的著述为经典依据，为中国佛教奠定了群众基础的比较粗俗、普及的信仰形态。信仰性佛教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作者从宝顶山石刻来具体分析了宋代信仰性佛教的主要表现。
一是有明显的领袖人物或尊崇的祖师，影响非凡。二是以大量疑伪经或中国僧人著述作为建宗立派的经典和思想依据。三是在功德与功德转让思想基础上，信仰形态复杂多样。四是有较明显的受密教影响的痕迹。五是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其特点是：一是仪礼化。有与信仰对象匹配的较为系统的科仪，是较为完善的礼仪性佛教。二是多样化。除有丰富的信仰性佛教形态外，还吸收、融合了义理性佛教的内容。三是功利化。有明显的世俗实用性和实践性。四是道德化。以劝善惩恶摄导大众，有强烈的道德教化倾向。
第二场 （16：10——１８：００）
主持人 蒋人和 黎方银
黄夏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大足石刻〈临济正宗记〉碑研究》
报告中提出“寺院碑”这个概念。寺院碑是中国佛教徒用以保存佛教历史的主要方式之一，本文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指狭义的寺院碑碑文。对寺院碑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属于社会学或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二是寺院碑带有明显的地方文化特点。
《临济正宗记》碑的前半部分讲述中国佛教禅宗的历史，内容重点在后半部分。立碑的目的是“第恐世远，讳讹宗派拂紊。”它所述宝顶寺始祖元亮晓山是大足僧会司的一个僧官，并明确提出宝顶寺僧人属于临济派。所以立此碑的目的可以具体的说成是为了临济派的长久流传。作者在报告中经过对《临济正宗记》和《续灯正统》的对比联系得出，“元亮晓山”和“晓山元亮”是一个人。
报告指出寺院碑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目前大足尚保存有数十块寺院碑，这些碑的价值显而易见是非常重要的，如何挖掘这部分资源，已经成为当前大足石刻研究中的一个应有的议题。它除了对研究佛教寺脉一系的传承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之外，对研究佛教社会史，特别是在寺院经济和佛教史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朴相国 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艺能民俗研究室室长
朴待男 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艺能民俗研究室学艺研究官
《朝鲜时代〈报父母恩重经〉版本考察》
《父母恩重经》是使子女感悟父母之恩的佛教典籍，并且被认为是唐代造的伪经。在这篇报告中，他们对朝鲜时代流传至今的《父母恩重经》异本进行了考察。
根据在敦煌发现的40余本《父母恩重经》的两种分类版本，一类为删本、全本（又名《父母恩重经》），另一类为别本《父母恩重经》（又名《报父母恩重经》）。本文通过几个《报父母恩重经》系统的朝鲜时代版本的经文内容和图像，来考察朝鲜时代版本的《报父母恩重经》的特点，并进一步考察朝鲜时代《报父母恩重经》版本的渊源关系以及得以流行的时代背景。
报告结束时，朴待男女士又专门利用五分钟的时间向在场学者演示了自己所收集的各种朝鲜版本的《报父母恩重经》的图片资料，并详细讲述了各个版本之间的细微差别。
安?帕鲁丹 英国自由学者、教授
《怎么让峭壁说话：大足石窟雕刻艺术范围》
在安?帕鲁丹女士的报告中，高度赞誉了中国的雕塑和建筑艺术。曾经在中国考察研究的经历，让她见识了中国的许多雕塑与建筑古迹，她被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与精湛的技艺所折服。
她对大足石窟作了艺术方面的研究，发现大足石窟的雕刻者不仅精通地理，并且能够利用建筑技术和当时的绘画艺术来体现他们的雕刻主题，并且这些雕塑内容非常丰富。中国雕塑的特有的结构、造型、细节刻画是中国雕刻者特有的传统与态度所造就的。
宝顶的雕刻提供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表现雕刻力量﹑反映当时条件和信仰的实例之一。，整个工程由不同的杰出工匠来完成，同时他们又能够在其中表现出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正是中国雕刻生命力之所在。宝顶的雕刻在雕刻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宗教内涵。而且它为了解决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雕刻工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K?桑卡拉罗彦夫人 印度孟买K?J?索迈亚佛教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密教和大足石窟的地狱变相》
作者关注的焦点是大足石窟的“地狱”部分和基于“因果报应”法则的善有善报。根据“因果报应”的法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性和盲目性的。说万事皆偶然就如同说这篇报告的问世是偶然事件一样，是荒谬的。严格的说，发生在某人身上的任何事情都一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她指出按照佛教教义，主宰人类肉体和灵魂的法则叫做“五序”。任何心理和生理现象都可以用无所不包、自成体系的“五序”来解释。
1. 卡玛序，即因果报应，比如有意或无意的行为所导致的好或坏的果报等。
2. 乌图序，即自然规律，如四季轮回，周而复始，风、雪、霜、雨等自然程序。
3. 毕迦序，即萌生之道，如种子发芽生长（有机体的繁衍）的程序等。
4. 西塔序，即大脑思维，心理活动的运行程序，如人的觉悟过程，心智力量的飞跃等。
5. 达玛序，即客观规律和准则，如大势至菩萨降临之前发生的自然现象，地球引力等。
大足石窟中的“六道轮回”、“地狱变相”、“千手千眼观音”等都是“因果报应”原则的表现。她还举了印度传说中的千手千眼观音的变相故事，生动地附会了这个原则。
朴英淑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
《来迎图：高丽与四川的地藏与观音菩萨》
本文首先从韩国湖岸美术馆所藏的《来迎图》中的佛像两侧是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而非观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开始讨论，与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一幅西夏国的阿弥陀佛下生图的内容和内涵进行了比较。
她认为无论是高丽还是西夏的画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粉本来源，只是他们根据各自的需要作了修改，如高丽用地藏取代了大势至。其皆是13世纪的作品，高丽图稍晚。
朴教授从实例对比了高丽与四川的由观音和地藏陪侍的阿弥陀佛图。提到了四川夹江的153窟（712年）、152窟（739年），北山佛湾也有九世纪的作品。就两者相似的原因她猜测是这个图像组合可能流行语包括中国的宋代和韩国的高丽时代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
高丽现存的地藏菩萨与中国和日本现存的形象不一样。这种变化有可能与瑜伽部的流行有一定的关系。瑜伽宗的传法，九华山地藏菩萨的传说，阿弥陀佛、观音、地藏图像的传入，可能是地藏图像在韩国流行的原因。
第一组：主持人：谢继胜、黄夏年
刘建华 河北省文物局研究员
《唐代证圣元年石雕千手千眼大悲菩萨立像》
刘建华女士详细介绍了唐代证圣元年石雕千手千眼大悲菩萨立像（简称：证圣元年像）的资料，首先介绍了该像的发现与保护情况。
详细介绍了证圣元年像的基本信息，其为一面三眼八臂千手背屏式立像，主尊、背光、莲座为一整块白石雕刻而成，通高2米，原有青石方形台座，已佚。在具体的分析中，又从主尊的造型、装饰、衣纹、手姿；背光的佛手执法器及背光背面刻的发愿文等几方面为主要内容进行分析。之后，刘建华又将其与密教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探讨，认为该像是唐代密教题材之一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其造型及特征与初唐千手千眼观世音经典中的记载是基本的吻合的。
河北发现的这尊证圣元年像是我国迄今发现的纪年最早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它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密教千手千眼观世音经典的初传及信仰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胡同庆 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
《大足“释迦行孝、修行图”中的外道人物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胡同庆先生从三个部分对大足“释迦行孝、修行图”中的外道人物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首先对大足宝顶大佛湾第17号龛造像全图重新定名，认为以前定名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变”应该定名为“释迦行孝、修行图”。对此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是第17号龛是依据包括《大方便报恩经》在内的数部佛经刻制而成；第二是主尊两侧的12组图分别有佛经依据。第三是全图有“行孝”与“修行”两个主题。
其次对“释迦行孝、修行图”中外道人物形象进行初步探讨。大足室顶第17号龛“释迦行孝、修行图”中的外道人物分别出现在“六师外道谤佛不孝图”、“释迦因地修行舍身求法图”、“释迦佛因地为睒子行孝图”、“释迦因地行孝剜晴出髓为药图”和“释迦因地剜肉图”几幅作品中。胡同庆认为外道人物在”释迦行孝、修行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反衬释迦行孝和烘托释迦苦行的重要意义。
最后对佛教与六师外道的关系，外道的势力与范围，释迦与沙门，婆罗门以及道人，仙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王 玉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
《重庆三峡库区出土唐代佛教金铜像比较研究》
王女士首先对近年来在重庆三峡库区的奉节县宝塔坪、云阳明月坝、万州中坝子、丰都玉溪坪遗址出土的近三百件唐代佛教金铜像的情况进行了概述，指出这批出土资料以观音像为主，有少数佛像、弟子像、力士像等形象。并且还指出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填补了三峡地区乃至整个重庆地区唐代佛教金铜像考古材料的空白，也丰富了国内佛教金铜像的研究材料，是一批珍贵的佛教考古资料。
其次，她又从这批金铜像的头光、造像、基座几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与各地出土的资料进行了比较研究。从金铜佛像的造像题材、铸造工艺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得出这批造像的年代为唐代中晚期。同时，对国内各地出土的相关资料作一些梳理。此项研究对于这批材料与各地出土的同类之间的关系，它们在国内出土的唐代佛教金铜像中处在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以及对唐以后的佛教金铜造像的影响等问题的认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代表关注的问题有：头光相连的连体双菩萨的身份确定；桃形头光从北魏到晚唐的造型与其与造像身体比例的演变；金刚像的出土地层及造成其散落埋入地层的原因等。
王玉冬 美国芝加哥大学在读博士
《半身像与大足宝顶山》
王玉冬博士从佛教的戒律中找出早期佛教不许造作半身像的戒律，指出中国佛教造像的中古时期半身像都与神异场景有关，并且不违背戒律。作者从早期的半身像的分析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出现的新半身像分析，指出从9世纪——12世纪从云中出现，由半身人物托举的天王像已成为描写天际间出现的神异现象的常规描写词汇，与净土结社有一定的联系。同与道教中的半身像进行了比较。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对赵智凤道场中心的宝顶山大佛湾的五个主要崖面的半身像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当年赵智凤布置各崖面造像时，是想通过半身和云气等雕像语言营造一个云中世界。
大足石刻博物馆原馆长郭相颖对其文章研究观点进行了肯定，认为这打破传统的对大足宝顶山半身像的解释。即这种图式是一种构图需要，是利用有限的空间衬托主佛的地位，从而为其认识拓展了新的走向。美国密歇根大学宁强教授提出这种半身像的出现是不是四川地区的一种地域风格，王博士认为半身像曾经是普遍形象。
陈灼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副研究员
陈灼先生直接入题，分析了有疑的六题，分别为：
一、 宋遂州希昼不是希画，与剑南希昼亦非同一人。
二、 张宗彦、何格非题诗于南山是绍兴辛酉年，邓早辛未作跋在绍兴辛未年。
三、 宋高宗的《籍田手诏》树立的原因考证。
四、 北山第245号龛底部题刻为明建文己卯年大足县僧会司僧会僧元亮所作。
五、 宝顶山刘畋人碑“三晝”应为“三盡”，即三个月。
六、 《恒沙佛说大藏灌顶法轮经》和《南无金幢宝胜佛教诫》碑。
1、《恒沙佛说大藏灌顶法轮经》和《南无金幢宝胜佛教诫》应当是赵智凤所作。
2、赵智凤在宝顶山造寺造像当在淳熙十二年（1185年）以后。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李巳生先生指出，关于三昼得说法是不是应该理解为广义上的三个月或三年。
滨田瑞美 日本早稻田大学
《四川摩崖石窟的维摩诘经变龛——邛崃金华山天宫寺摩崖为中心》
滨田瑞美女士曾经到四川蒲江邛崃地区进行佛教石刻考察，其论文发言主要以金华山天宫寺造像为中心，论述了四川地区维摩诘经变龛的图像表现和内容。
首先对金华山天宫寺摩崖佛龛的规模、形制、开凿年代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然后对龛内的造像内容、造像位置等一些基本构成要素进行较为详细描述与分析，发现一些局部表现与敦煌及四川其它地区的维摩诘经变造像有所不同。针对维摩诘与文殊之间空地上的二人五体投地礼拜台座的表现结合《维摩诘经变》中“不可思议品”的有关台座故事和《维摩诘经略疏垂裕记》注疏记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这表现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另外，通过这些图像的考证，作者认为，当时的工匠为了在龛内有限的空间内表现较多且复杂的佛经内容，便采用了同一图像被重复利用。也就是说同一图像在不同的故事中，具有了不同的身份（性格）的方法。作者还提出，这些变相图形式的佛龛，可以说是一种立体变相，立体变相与壁画变相的表现效果究竟有什么不同？（作者倾向的认为立体变相的表现效果要强于壁画的表现效果。）
主持人 暨远志 陈清香
裴珍达 韩国龙仁大学教授
《试论军威三尊像石窟——关于触地印佛坐像之图像意义》
军威三尊像石窟为新罗时代的造像，根据左右菩萨所持法器可以推知此为阿弥陀佛三尊像。其最引人注意的是主尊阿弥陀佛像所结的触地印。作者经过资料考证和推理对这种触地印的源起进行了考证，7世纪新罗与唐朝交流频繁，军威三尊像石窟与龙门石窟有所关联的可能性极为充分。新罗时期的造像受中国石窟造像影响很大，但是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的佛像和菩萨像是分别造成之后才置于石窟内供奉的。总体上说，军威三尊像石窟，不论石窟的形式，造像风格，佛像风格，它的形式等方面皆受中国的影响很大。
至于被认为是释迦牟尼佛标志的触地印为何会出现在阿弥陀佛的身上，裴教授依据《称赞净土佛摄受经》解释为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化身释迦牟尼佛的形象说法。因此，军威三尊像石窟能够看作既是阿弥陀佛也是释迦牟尼佛，以阿弥陀佛为象征意义，造型上则由释迦牟尼佛表现。此窟如同返回新罗的求法僧创立了新宗派，当年划时代修建了供奉空间的石窟形式，奠定了新的阿弥陀佛信仰。
崔圣银 韩国汉城德成女子大学校教授
《关于大足石窟北山的晚唐雕刻的考察》
本文以大足石窟北山的晚唐雕刻为中心考察唐末五代的雕塑的新发展。这一时期雕塑呈现盛唐雕塑模式，其特点一是继承了中唐时期雕塑模式，二是绘画性、世俗性较浓。属于后者特点的大足石窟北山雕刻和四川省的一部分晚唐时期石窟的雕刻成了以后五代、北宋佛教雕刻样式的基准。
作者从唐末五代的政治、社会以及审美意识的变化来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足石窟以石质比较细腻的砂岩形成，所以常使用于细致精巧的线性雕刻之中。使用该刻法刻出的大足石窟和四川地区佛教雕刻，到了蜀国掌握五代艺术文化的中心时期被人们广泛认识。从而指出大足石窟北山的晚唐雕塑给五代雕塑涉及的影响，不只是因为蜀地区是艺术之家的原因，还和唐末中国社会的审美观的变化，文化情绪，五代政治，社会状况等综合性的因素有关。从而肯定中国雕塑史中大足北山石窟的重要性。
王官乙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大足石窟中的观音造像》
观音菩萨在大足石窟中的演变和艺术创新延长和发展了佛教的石窟艺术。该文首先谈到了大足观音之最：大足在全国石窟中观音最多，将近四百多尊；大足在全国石窟中观音最大，宝顶大佛湾千手千眼观世音88平方米摩崖造像气势雄伟恢宏；大足在全国石窟中观音最美，北山转轮经藏窟中的四尊观音是石刻精华。进而分析大足观音的造像特征，即构图自由，变幻多样；身段修长，表情微妙；简化背光，毫光独特；服饰丰富而又简洁。
就大足观音的美学意蕴，王教授认为它不仅融合了儒释道三教美学，受到了程朱理学和当时审美时尚的影响，还协调了神性和人性、男性和女性，从而达到了内在美和外在美的结合，体现了真善美的化身。
王教授还从自己的专业研究方向出发，从绘画图样和立体雕刻的转换；体面与线条的表现力度；弯与直、阴与阳的运用光与影的巧妙效果等方面对大足观音进行分析。最后作者还将大足观音与北方的观音以及西方的维纳斯作对比，从而得见其自身的特色。
李琛妍 美国南加州大学美术史系副教授
《四川大佛之道——乐山、安岳卧佛院大佛等为中心》
大佛造像在四川摩崖石窟寺中极为常见，他们为各自石窟摩崖的视觉焦点，大佛代表了场所设计的逻辑，这种逻辑决定了参观者在特定的圣地的所见和所见的次序。本文试论证四川确有一“大佛之道”；其在7、8世纪的出现源于一种人们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整合艺术、技术和自然的愿望。并且，李教授对四川和甘肃的“大佛之道”进行了比较。本文旨在说明以大佛为中心的摩崖石窟建造是一种独特的圣地空间类型，同时希望在方法论上开辟一个多学科的“中间地带”，借助当地的实物论证，恰当的文字材料如创立的神话和神奇传说，来探究“圣地”的创立这种复杂现象。
四川的大佛摩崖代表了一种胜地创立的模式，它一开始便以大佛作为一处新场所的主题核心及视觉焦点。相关的实例有安岳卧佛院及乐山凌云寺大佛。
王剑平 四川广元文管所副研究员
《广元皇泽寺28号窟时代续考——兼论其造像之艺术源流》
王剑平先生就广元皇泽寺28号窟的开凿年代作了进一步的考证。该窟为广元石窟中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内容最丰富的洞窟。窟内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窟后壁浮雕天龙八部，右壁弟子、菩萨之间雕一胡跪男性供养人，主尊为阿弥陀佛。
关于此窟的开凿年代，历来有不同认识，作者认为该窟应该是开凿于隋仁寿二年（602年）。此窟为隋文帝第四子蜀王杨秀出资，高僧善胄为其经营。据文献资料记载，开皇十六年，杨秀镇蜀，携高僧善胄同行；仁寿二年，两人同返长安，杨秀尽散资财于蜀道造像，善胄为其经营造像之事。王先生考察蜀道上现存的遗迹，只有皇泽寺28号窟在造像风格、规模、题材等方面与文献记载相合，从而确定其年代的。本文为进一步研究四川地区隋代造像情况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作者还对该崖造像的艺术源流作了论述。
姜熺静 韩国国立汉城大学讲师
《安岳卧佛沟第45号窟千手观音像和印度的关系》
安岳卧佛沟第45号窟千手观音像雕凿于八世纪中期，据考察当时以四川地区为中心逐渐增加了千手观音的建造。通过分析图像，姜熺静女士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就千手观音两只下垂的手掌好像在丢下什么东西，下面各有两个人物在接着那个东西，仔细看可知从观音左手掉下来的是圆形铜钱。大足大佛湾第8窟千手观音有类似表现，两尊佛像观音右边的都是恶魔，左边都是长胡须的老者形象。
通过比较发现，这种图式在同时期敦煌作品未曾发现。所以作者认为四川的千手观音像的源起不在西域。而恶鬼和甘露的图像在东印度却大量发现。文献的记载中，有从七世纪中期开始，出身于益州的明达、义朗、义玄、智岸等经过扶南和伊斯兰卡到印度求法，同时也有其他地区的僧侣经过尼泊尔去印度或回国的人，因此，作者认为新的图像可能是被他们（僧侣）通过水路和陆路从东印度传入了四川地区，从而制作了安岳和大足的多种密教雕刻。
杨超杰 龙门石窟研究院副研究员
《北魏洛阳石窟分布规律试探》
杨先生首先介绍了北魏晚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在洛阳开窟造像的大致情况，即洛阳城东一个，城北三个，城西三个，城南六个。
其次从石窟分布与洛阳城市环境的关系进行论述，即洛阳环山环境与北魏祖先的石窟情结和开凿石窟的习惯使洛阳自然出现石窟的开凿活动。
并且，分别从石窟分布与军事的关系、石窟分布与交通的关系、石窟分布与洛阳城的关系、石窟分布与佛教发展的关系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在以上的分析基础上，作者得出以下五点认识：
１．洛阳周边石窟的大量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２．石窟均开凿在洛阳周围的重要关隘和交通要道；
３．关隘附近石窟的开凿可能与守关官吏和军士有很大的关系；
４．北魏洛阳石窟的开凿可能开始于占领洛阳之后不久；
５．佛教早期（南北朝及以前）与唐代以后的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
蔡穗玲 德国海德堡研究院
《“释氏源流”与剑阁觉苑寺的壁画关系探讨》
蔡穗玲女士在前人对《释氏源流》与剑阁觉苑寺的壁画关系的研究的基础上，针对《释氏源流》的各种版本讨论其与剑阁寺的壁画之间的关系，并对前辈学者对壁画的辨识作了修正与补充。
在分析的过程中，蔡女士列出有迹可寻的《释氏源流》三种不同的内容，并比较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指出剑阁觉苑寺壁画上的２０５个情结有６个不在第一种《释氏源流》中，有一个情节不在第二、三种《释氏源流》中，即《最初因地》，这一个片断被学者们辨识为《释迦垂迹》，作者认为是不正确的，并认为也不是觉苑寺壁画制作者自己的创造。
根据蔡女士的搜寻，只有《释迦如来应化录》一书包含了剑阁觉苑寺壁画上所有的205个情节片断。因此，蔡女士认为，剑阁觉苑寺壁画的粉本不是《释氏源流》，而是《释迦如来应化录》。
王天祥 重庆文理学院美术系主任
《意义系统的生成与阐释：大足宝顶石窟造像分析》
本文将大足宝顶石窟造像的意义系统分为文本（造像实存体系）、观众及其互文生成的意义空间三部分进行分析与阐释，最终将石窟造像重新定位为民间宗教性质的公共文化空间。进而得出结论认为造像文本的多重性使它们能以复杂的功能结构，为同样具有多重角色的观众提供了交流和创造意义的空间，从而使石窟造像突破了单纯作为宗教文化道场的功能，拓展为民间公共文化空间的一种运作模式，并成为中国佛教更广泛和深刻的走向世俗化的文化表征。从而揭示了其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王先生认为文本叙事的内容方面具有这几点特征，即符合了佛教苦集灭道之要旨；突出了“心”与“孝”之时代共享文化主张；容纳了下层民众社会生活经验。其图示特征为U型布局、图文结合、强调秩序、注重意趣和依山随势。
在营建者、造像和观众的三角关系中，观众不仅是造像内容的源泉和受众，同时还是观看得主题。重点分析了石窟造像作为民间公共文化空间所具有的特性，以期以新的视角重新解读造像的社会意义。
主持人 李静杰 张 总
王振国 中国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
《试论隋代石窟数量不多的原因》
隋代大崇释氏，并用行政命令手段推行，从而使隋代佛教呈现出空前繁荣昌盛的局面，佛教艺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隋代石窟的数量不多，与佛教同为昌盛的北朝、唐代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王先生认为其主要原因与当时皇室的态度有关。本文是作者第四篇关于隋代石窟的文章，从数量的角度对于隋代石窟进行了解读，所用基本上是北方中原的材料。文章分以下几部分
一、北朝，唐代石窟艺术盛况及其原因试析
二、影响隋代石窟雕刻的诸因素
（一）隋文帝时期的佛教 前段、后段
（二）隋炀帝时期的佛教
全文从皇室的态度论述了隋代虽然支持佛教但只是以恢复佛法的措施为主，即建寺、度僧、营造法像等。并以修复为主，新建为辅。前期是由于经济限制，后期由于皇帝没有主观需要，皇室态度影响民众建像，所以隋代石窟数量不多。
安吉利卡?博切特 德国海德堡大学研究助理
《陕西明代水陆庵雕刻的图像特点》
在介绍了陕西明代水陆庵的地理位置、历史年代等基本信息以后，本文通过对于水陆庵雕刻的图像辨认进而确认水陆庵的作用，即与其名称十分相符的应用于水陆法会，是“为超渡水陆生物所进行的佛教仪式”所作的。此庵1822年以前曾被称为“蓝渚庵”，安吉利卡女士推断可能是后来“诸圣水陆殿”变成了整个寺庙的名称。
本文另外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水陆殿中的一尊坐在孔雀背上的莲座上的佛像，这尊佛像并非一般所认为的孔雀明王，而是文殊菩萨，樊维岳与周启民两位先生已经有这样的认识，但是安吉利卡女士为我们找到了与某相似的图像依据。即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游弋夫人本人画得坐在孔雀背上的莲花中的文殊菩萨像和新田收藏品种有一尊从风格上可以追溯到明代的中国造孔雀莲花座佛铜像。
斋藤理惠子 日本早稻田大学
《中国石窟的构造和佛像的配置》
由于地区和年代的不同，中国石窟的构造有明显的差异，石窟内部的佛像种类和配置也是多种多样的。斋藤理惠子女士此文在探讨该变迁和各石窟的特色，并考察制作石窟的思想背景变化和各地石窟之间的相互关系。
首先对于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的中心柱式石窟的石柱的造像所分的上下部格局中通常上部表现的是弥勒菩萨为代表的天上世界，而下层却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代表的婆娑世界。同时期的云冈石窟中的中心柱却并未如此。同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最上面描画着天上世界的神仙，其下面描画着释迦生涯等地上的活动，可见石窟全体都基于上下体现天上世界河堤上世界的原则构成。
在敦煌，北朝末期这个原则也开始依次崩溃，覆斗形顶窟逐渐取代了中心柱式窟。
进入唐代以后，在窟顶藻井上表现天空的事情消失了，可以看出石窟的表现天上世界的意识越来越淡了。经变及净土场面在壁画中居于主位，中心柱是须弥山的象征，它的消失表示对于弥勒的信仰逐渐减弱。
亨利克?索伦森 丹麦哥本哈根佛学研究会博士
《密教和四川大足石刻艺术》
索伦森先生对于密教有十几年研究，本文是其对大足石刻等艺术中的密教题材涉及的各方面的探索。罗炤先生和李玉岷女士都对其未曾在大会上发言感到遗憾。在本文中，作者介绍了如何理解“密教”以及它在中世纪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中所起到的作用。文中提到了中国各地的密教艺术与大足及大足同一文化体系的安岳石刻艺术进行了比较。
1、论述了密教在四川的兴起和发展，以此作为论述大足石刻的背景，并且对各文献资料来源进行概述和探讨密教得以在四川传播的各种可能的途径。
2、讨论在大足发现的早期密教艺术，重点为北山的石刻群，内容包括密教中观世音菩萨的各种形式，其他各种含有密教内容的石刻群、陀罗尼幢，以及各种保护教派。
3、探讨密教艺术在大足的发展，特别是北山石刻中的保护神如Marici、Hariti、Mahamayuri等，同时也涉及长期以来密教中观世音菩萨的重要性，以及被作者称为“玉印菩萨”的新的密教菩萨。
4、讲述宝顶山石刻群和赵智凤（1159—1225）及其信徒所提倡的密教。详细论述相关石刻群的性质以及作者的解读。
景安宁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副教授
景安宁先生从大足南山三清洞来解读宋代道教的神系。三清洞内除了三清尊神外，还有六位尊神。道教最高的尊神除了三清外，还有现在所称的“四御”。另有一种说法是“六御”，那么这九位尊神被景安宁先生认为即俗称的“九皇”或“三清六御”。“六御”除了现在所称的“四御”外，还有宋真宗（公元998—1022）时期被尊封并载入道教经典中的皇圣祖及圣祖母。
景先生认为宋真宗这样的目的是服务于政治，即更有利的控制道教以为国家服务，同时也是把道教国教化的一个过程，体现了传统的对天、地、众神祗以及祖先的崇拜。
由于元代对于宋皇室成员的诋毁与排斥，所以宋代官方认可的道教神系并未能广泛的保存下来，三清洞和安岳是现知仅存的宋代道教遗址。
“六御”的排列是按照“三昭”、“三穆”的形式保存的，皇帝祖先祭坛的形式存在于道教祭坛中，景先生认为三清洞新的众神的组合证实了道教与国家仪式及皇帝崇拜之间的联系。
南达那?丘提旺斯 荷兰莱顿国家人类文化博物馆博士
《南亚和东南亚具有佛教传统的石窟》
南达那?丘提旺斯女士对于石窟的作用给予的精辟的解读。她认为石窟自古以来就与隐者结缘。佛教徒传承的苦行修造者的传统使他们必然与洞窟结缘。从而在艺术方面也出现以石窟为背景景雕刻的隐居的佛。思想家和哲学家也对石窟情有独钟，用神秘主义的观点来看，石窟犹如山川和大地的子宫，孕育着它们的全部秘密和神话。
文章从佛传教事解读佛祖与石窟的故事。并从南亚和东南各国佛教徒与石窟的关系来说明石窟对于佛教的重要性。早期的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徒把石窟当作居所，但同时也当作祈祷和聚会的地方。寺庙兴起并流传至西印度时，而山洞则作为僧侣社区，当作生活、举行宗教仪式和讲经布道的场所。
同样，东南亚各国，如泰国、缅甸石窟是早期佛教活动场所，甚至在寺庙兴盛以后，以寺庙为山洞的形式修建在缅甸也很是明显。
李慧淑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艺术史系副教授
《宋元论道图像与三教合一思维》
李慧淑教授所作的课题一直是关于宋元书画领域的。宋代的绘画中关于“三教合一”的题材和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李教授没有过多的三教关系上谈论，关于三教关系已经有许多专家谈及，宋代无论在思想还是在显示（包括艺术）都实现了三教融合的观点已经普遍在学术界被认可。李教授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着重对于绘画中关于“论道”（或称“问道”）的僧、道、儒或其中两者组合的资料择要放映了一些幻灯片。
对于大足石刻在宋代宗教与艺术中的地位，李教授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即为什么宋皇室对于“三教合一”的思想是提倡的，并且很广泛的反映在书画中，但却没有在杭州的石窟中表现出来；相反，大足却是以石窟石刻的方式展现了“三教合一”的题材。这就皇室与民间的关系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也提供了一个新研究方向。
（“四川美术学院2005年暑期社会实践之一——参加中国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首次科学考察60周年纪念会与大足石刻实地考察”考察小组整理 前期文字资料整理：张光华、孙晓霞 、田萌、耿纪朋 图片拍摄和整理：宋海燕 统一定稿：耿纪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