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为何反对招抚农民军？明政府根本无粮养活 冤案！明朝民族英雄平倭寇为何沿海百姓切齿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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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承畴为何反对招抚农民军？明政府根本无粮养活 冤案！明朝民族英雄平倭寇为何沿海百姓切齿痛恨
&陕西农民起义正蓬勃兴起的时候，洪承畴来到陕西做官。万历以来，陕西、山西一带灾荒连年，百姓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史书记述当时秦晋灾情，就有民“食土”的现象。到崇祯初年，由于连年干旱无雨，百姓无以为食，只好争食山间蓬草籽。十月以后，草籽食完，只好剥树皮吃。至年终，树皮也都食光了。不得已只好掘山里一种叫青叶石的东西吃。人吃石头，自然不能消化，不几天就会腹胀而死。有些父母顾不了子女，只好将婴儿丢弃，希望有人去收养。可是，在那种年月，谁又能去收养孩子呢？据记载，在安塞城西的粪场上，每天都有几个小孩在号叫、涕泣，在吃粪。陕北一带还出现了人食人的现象，煮人肉以为食，焚人骨以为薪。面对这种情况，有点血气的农民，自然想到与其坐而等死，不如结伙为“盗”。农民没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只好铤而走险，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陕西农民起义，一说起于万历末年，一说起于天启七年(1627)。最初是一些被派到辽宁作战的陕西兵丁，在明军溃败之后逃回陕西，于延绥（今陕西榆林）聚众落草。不过，当时朝廷并没有注意，仍然集中力量用兵辽东。可是，陕西的农民起义并不仅在延绥，而是许多州县都有，从几十人到几百人，甚至几千人。有的起义之后，就由陕入川。直接酿成陕西农民大起义的，是天启年间澄城县农民王二的发难。据文秉在《烈皇小识》中记载：
&&&&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斗耀。众遂团聚山中。
&&&&于是一呼百应，这场本来规模不大的农民起义，像在干枯的草原上燃起一把烈火，很快形成燎原之势。继澄城王二起义之后，有府谷县王嘉胤率杨六、不沾泥聚众起义；清涧县王左挂(即王子顺)，率部于宜川起事；安塞人高迎祥率众起义。此外，还有汉南人王大梁、清涧县书生点灯子、延西的神一元等相继起义。陕西大部分地区的农民都举起义旗。至于起义的直接原因，自是赋税苛重，加上旱灾严重。农民经受不住残酷的盘剥，官逼民反。那时的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上书说：
&&&&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致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洛等处，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 掠，弱肉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这种现象在陕西全省，甚至全国普遍存在，各州各县都是一触即发，几个月间，仅陕西一省就有洛川、淳化、三水、略阳、耀州、宜君、韩城，以及石泉、绥德、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州县，爆发了农民起义。与此同时，又有延安人张献忠纠众起义，号称八大王；米脂人李自成也于此时率部起义，号称为闯将。对明王朝来说，那时在陕西，农民起义已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最初，陕西地方官不愿正视农民起义的事实。在西安的陕西巡抚胡廷宴，一听到州县来报告农民为盗抢劫，就将来报告的人痛斥一顿，说这些农民本是饥民，明春有吃的自会平息的。后来朝廷下令“查覈匿盗”，各层官吏互相推诿，不愿负责任。据史书记载：
&&&&先是二月，兵部以陕西巡抚胡廷宴题全陕大饥，军民盗劫。奉旨查覈匿盗，巡按御史吴焕言秦寇惨掠，古所罕有。陕抚胡廷宴，狃于积弛，束手无措，则举而委之边兵。至延绥巡抚岳和声，讳言边兵为盗，又委之内地。总之，两抚欺世酿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泾阳、三原、富平、耀、郇、三水、淳化、蒲城、白水、韩城、朝邑等处，皆被盗矣。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也。
&&&&这段材料说明，明朝地方官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认识不足，更束手无策，只能互推责任。史书指责由于这些地方官互相推诿，以致酿成大祸。其实并不尽然，当时对待农民起义的办法，无非剿抚两手。从当时农民起义形势来看，无论剿或抚，都无法平息农民起义的接踵而起。
&&&&崇祯二年(1629)，明朝任命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杨鹤，总督三边军务，全权处理陕西的农民起义。杨鹤一开始见起义农民四处皆是，压不胜压，此伏彼起，官军进剿，收效甚微。同时，他听陕西地方当局报告，农民皆因饥荒而起。他从官方形势来考虑，知道那时明军战斗力极差，剿灭起义军也非易事，而且要调动大量军队，耗费许多军费。他又从农民起义者一方来看，农民起义于各州各县，甚至各乡各村都有，各股武装分散活动，并没有统一的严格组织；他们聚义造反，初起时也没有什么明确目标。官方若用招抚政策，农民对立情绪缓和，比较容易解决问题。所以，主抚也有一定道理。衡量利弊，他决定采取以招抚为主，以剿为辅的政策，得到相当一部分朝臣和地方官的支持。崇祯帝也一度认可。当然，也有一部分朝臣和地方官不同意这种政策。
&那时候，陕西由于连年饥荒，农民军起义之后，很难在当地解决粮食问题，像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部在起义之后，就纷纷进入山西。留在陕西势力最大的是神一魁，一度拥众达六七万人，包围了庆阳府城。杨鹤派人对他们招抚，神一魁大约也看到前途艰辛，就答应接受招抚。神一魁被授予守备职务，部众被遣散回乡。为配合招抚，明廷拨十万银两到陕西放赈。不少著名的农民军头目，如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独行狼、王老虎等都先后就抚。一时陕西形成抚局。然而，明朝的措施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被遣散的起义军战士，实际上得不到多少安家费，生活仍然无着，照样分散剽掠。地主、富户依然受到威胁，为此，他们大多并不赞成“招抚”。加之陕西全省饥荒，起义农民到处都是，发放的赈济款却很有限。不能解决广大农民的生计，农民照旧还得造反。所以，当时许多地区都出现“旋抚旋叛”的局面。大部分地区农民军都是官兵来了，就接受招抚；官兵一走，照样抢掠。农民起义的头目抚而复叛，加之主剿派的杀降，农民军甘心受抚的越来越少。事实证明，杨鹤的“招抚”并不成功。
&&&&崇祯四年(1631)，朱由检看到杨鹤主抚并无实效，遂一改以前的态度，转为主剿，下令革了杨鹤的职，诏令中说：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著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
&&&&杨鹤的被革职，标志着主抚派的破产。而这时候，另一种主张，即洪承畴的主剿已经在部分地区同时进行了。
&&&&主剿派的胜利和晋升三边总督
&&&&崇祯三年(1630)正月，明朝任洪承畴以都御史巡抚延绥(今陕西榆林)，于是他立即部署兵力，对起义军进行镇压。是年六月，府谷县农民军在王嘉胤的率领下，攻陷黄甫川等要塞，又陷府谷县城。而后他们假称要投降，主动退出县城。当官军来“收复”县城时，他们回戈一击，重又占领县城。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率部从孤山进剿，一次击杀农民军四百余人。与此同时，明朝山西部队，也剿杀这支农民军达三百余人。王嘉胤被迫转入山谷。
&&&&那时，杨鹤尚在职，他虽然主抚，但在局部地区，明军也在发兵进剿农民军。杨鹤的招抚成效不大，早已引起主剿派的不满。他们把农民军形成的燎原之势，归罪于主抚派。而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等，利用农民军起义初期，缺乏作战经验、各自为战、兵力分散的弱点，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办法，剿杀农民军，的确见了成效。各地农民军遭到重大挫折。因此，尽管总督杨鹤主抚，而主剿派并不听其制，照样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
&&&&在洪承畴的历史上，杀王左挂是个重要事件。王左挂是陕西清涧县人，为陕西最早的起义将领之一。他于崇祯元年（1628)，聚众万余人起兵宜川。后来转战于真宁、三水、耀州等地，曾被洪承畴围于云阳，后乘雷雨逃出。此后又在怀宁河(今槐里河)再败，遂于崇祯三年（1630)春，以一百二十人向总兵杜文焕请降，杜文焕受之。李自成当时就在王左挂部下，他和一些头目对王左挂受降不满，就率众自谋出路。王左挂受降以后，并没有真心事明，暗中谋划再起。洪承畴本是主剿派，对招抚并不热心，看到王左挂三心二意，准备谋叛，就在同年八月同陕西巡按李应期、总兵杜文焕设计，将王左挂等九十八人全部杀害。这是洪承畴杀降的一大例证。洪承畴的杀降，不只这一次。崇祯四年(1631)四月，洪承畴命守备贺人龙，慰劳投降的农民军，设酒宴款待，农民军个个喝得醉醺醺的。乘他们入谢告辞时，事先安排的伏兵四起，一次就斩杀了三百二十人。
&&&&洪承畴和他手下的将领，不择手段地消灭农民军。崇祯四年五月，王嘉胤的队伍进至山西东南的沁水、阳城一带。洪承畴派他手下的悍将曹文诏率部追击。然而，王嘉胤的力量相当大，安塞人高迎祥、延安人张献忠等，都是他的部下，听他号令和调遣。那时在洪承畴手下任延绥副总兵的曹文诏，不能战胜王嘉胤，就采取阴谋手段。曹文诏听说部下士卒张立位的姐姐被王嘉胤强娶为妻，就让张立位去诈降。王嘉胤信以为真，把他当成亲信。六月的一天，张立位同姐姐以及王嘉胤的部将串通一气，乘王嘉胤醉后熟睡时，将他刺死。曹文诏乘机出兵围攻，里应外合，起义军大乱，损失惨重。
&&&&洪承畴派出官军追剿陕西、山西的农民军，配合山西明军一起夹剿。崇祯四年(1631)七月，农民起义将领点灯子赵胜，在洪承畴的打击下，于陕西立足不稳，转战至山西。洪承畴和部将曹文诏等亲自追过黄河。九月，点灯子在晋西石楼县遭到明军夜袭，被砍杀。
&&&&镇压农民军接连取得一定成效之后，洪承畴得到崇祯帝的赞扬。崇祯帝得知他杀降农民军首领王左挂时，就得意地说：
&&&&贼势獗甚，招抚为非，杀之良是。
&&&&接着，崇祯四年九月，洪承畴升任陕西三边总督，代替杨鹤的职位，由他主持镇压陕西农民军的事宜。
冤案！明朝民族英雄平倭寇为何沿海百姓切齿痛恨
&&&&公元1549年春，闽浙提督朱纨被指擅杀96名涉嫌走私的福建百姓，愤而自杀。此后四百多年里，他一直作为忠臣廉吏而载入史册，然而时至今日，以世界眼光重温这段历史时，我们突然发现，曾经臭名昭著的“倭寇”并非地道的日本海盗，而是以东南沿海华人为主的走私贸易集团。正是这些所谓的“倭寇”为中国沿海百姓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于是，朱纨的死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公元1549年春，御史陈九德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份奏折，弹劾大明王朝第一位抗倭名将、闽浙提督朱纨擅杀96名涉嫌走私的福建百姓。于是，嘉靖皇帝下诏：朱纨暂行解职，回原籍听候查勘。同时派兵部给事中杜汝祯会同福建巡按御史陈宗夔调查事情真相。
&&&&这本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审查程序，稍有自信的官员都不会有过激反应。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朱纨却选择了自杀。
&&&&此后四百多年里，朱纨一直作为忠臣廉吏而载入史册，特别是中日矛盾尖锐的年代，更是和戚继光、俞大猷一同被视为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
&&&&然而时至今日，当中国人以世界眼光重温这段历史时突然发现，曾经臭名昭著的“倭寇”并非地地道道的日本海盗，而是以东南沿海华人为主的走私贸易集团。不仅如此，在明朝政府和西方殖民者的双重夹击下，这些海商集团竟顽强地活了下来，并一度控制了整个东亚海域。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些所谓的“倭寇”为中国沿海数以百万计的百姓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于是，朱纨的死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纯粹和简单。
&&&&当嘉靖知遇朱纨
&&&&事实上，从接受闽浙提督的任命那一刻起，朱纨的悲剧命运就已经不可避免了。
&&&&1547年，浙江、福建地方官员频频奏报，极言倭寇活动十分猖獗，闽浙百姓深受其害，请求朝廷尽快派员整顿海防，肃清倭乱。
&&&&嘉靖皇帝是明朝历代皇帝中执行海禁政策最严厉的一位。明朝初年，旨在防御倭寇，孤立张士诚、方国珍流亡势力的海禁政策正式出炉。一方面，只允许周边国家到中国进行朝贡贸易，另一方面严厉禁止民间从事海外贸易。一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反明武装早已销声匿迹，然而，海禁政策却被当作祖制被严格地继承下来。
&&&&在嘉靖帝看来，倭寇既与沿海当地官商勾结又与海外藩国相交通，又有舟楫之便，来无影去无踪，远不如山林草寇那么容易对付。因此，他急需寻找一位既有文韬武略，又坚持海禁政策，并且与闽浙地方势力没有利益瓜葛的大臣。
&&&&经过几番挑选，当嘉靖皇帝看到朱纨的履历时，他很满意。朱纨不仅是进士出身，而且长期担任武职，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是坚决的海禁派，与闽浙地方势力素无瓜葛。
&&&&再没有比朱纨更合适的人选了，嘉靖皇帝御笔朱批：“今特命尔前去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在杭州省城住札”，以“调度官员，实时剿捕防御”。朱纨临危受命，他将以自己全部的智谋与力量来报答嘉靖皇帝对他的知遇之恩。
&&&&海禁与通海之争
&&&&初到闽浙，朱纨很快就发现，所谓的“倭寇”其实并非明朝初年那样的日本海盗。除极少数被雇来武装押运的日本浪人外，绝大多数都是闽浙沿海靠海外贸易求生的中国人。因为承平日久，生齿日繁，闽浙沿海的人口压力十分显著。而宋元以来数百年的海上贸易已经成为东南沿海居民最重要的求生之路。即使在严禁海外贸易的明朝，这种生活方式也没有改变。只要海禁稍有松懈，走私贸易就会蓬勃发展，以至于闽浙沿海几乎家家户户都涉足走私贸易，从而也或直接或间接的与“倭寇”有关。
&&&&但对于走私贸易的历史和原因，朱纨没有丝毫兴趣。他只关心如何才能彻底铲除“倭寇”。在他看来，当地百姓与“倭寇”的密切联系正是“倭寇”屡禁不绝的根本原因。他在《甓余杂集》中点名批评林希元等地方官绅，“不惜名检，招亡纳叛，广布爪牙，武断乡曲，把持官府。下海通番之人，借其赀本、藉其人船，动称某府出入无忌，船货回还，先除原借，本利相对，其余赃物平分”。
&&&&确如其言，以林希元为代表的闽浙官绅确实与走私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们并不是朱纨所说的“武断乡曲，把持官府”的土豪劣绅。据《明史》记载，比朱纨年长十一岁的林希元，早其四年考中进士，曾经官至南京大理寺正卿。嘉靖二十年(1542年)被黜归籍，回乡精研理学。虽然仕途坎坷，但其著述宏富，被誉为明朝“理学名臣”。
&&与朱纨只管埋头做官不同，林希元十分关注国计民生。他自幼生长在福建海滨，对家乡百姓泛海求生的艰辛深有体会，因而对求食海上的走私贸易有着深切的理解与同情。在他看来，保护和资助当地百姓下海通番，甚至从中获利虽不合于天朝法度，但绝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但在朱纨眼里，凡是违背朝廷法度的事情都是作奸犯科，必须加以革除。既然朝廷明令禁止沿海百姓私自泛海通番，就必须彻底禁绝。而这项政策是否合理，执行之后会不会断了数百万百姓的生计，则不在其考虑之中。
&&&&于是，坚决执行海禁政策的朱纨与主张通海的林希元及闽浙百姓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朱纨很清楚，如果没有嘉靖皇帝的鼎力支持，自己的任何行动都不免于失败。于是，他特地向朝廷申请，赋予他“从宜处之”的特权。得到了嘉靖皇帝的有力支持，朱纨开始了雷厉风行的治倭行动。
&&&&整顿海防
&&&&朱纨到任后，仔细走访沿海各地，针对严重的“倭患”，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
&&&&他首先从海上贸易的交通工具入手。下令各寨、澳、巡司，民船以载重量三百石、长四丈、宽一丈二尺、吃水深度六尺为限，过限民船必须在半个月之内到官府注册。对违式大船(包括所有民间双桅以上大船)，下令酌情付给官银，全部“承买编号在官”，且所编字号要大书，深刻桅下横木，以防调换，以备点检。已在官府注册的民船，仍令原主驾驶看守，但由官府统一管制调用。在此限以内的民船，则仍令其在海上往来谋生，但不许其假借乡官旗号出人，官府亦不予编号。
&&&&其次，朱纨又从人员的管理入手，强化了保甲制度。他认为：“惟沿海官兵保甲，严加防范，使贼船不得近港湾泊，小船不得出港接济。贼船在海久，当自困，相机追击，乃胜算耳。”保甲制度推行不久就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旬月之间，虽月港、云霄、诏安、梅岭等处，素称难制，俱就约束”。
&&&&为了加强对走私行为的打击力度，朱纨还利用嘉靖皇帝特批的“便宜行事”之权，对走私行为施以重典。他要求属下对佛郎机(葡萄牙)、倭寇、中国海盗，以剿灭斩杀为主，以安抚为辅。
&&&&除此之外，朱纨还集中力量整顿军队，加强海防。他设置了一些军事防御设施，添置了战船，并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
&&&&经过一番整顿，闽浙沿海气象一新，沿海居民私自下海的情况大为减少。但朱纨心里很清楚，就在距宁波不远的双屿，以及福建漳州附近的浯屿、月港等地仍然盘踞着大量的海上势力，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挂帆登岸，使朱纨的努力功亏一篑。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朱纨决定进攻海盗的大本营双屿。
&&&&明朝始终坚守的朝贡贸易体系，已经受到了走私贸易的强烈冲击。如果任由其发展，不仅将导致明王朝丧失东亚海上贸易的主导权，而且势必导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整个朝贡贸易体制解体，而这更是明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
&&&&走私者的乐园
&&&&双屿，位于浙江之外海，悬居海洋之中，“去城(舟山)东南百里，南洋之表，为倭夷贡寇必由之路”，扼南北航线和中日航线之要冲，“乃海洋天险”。明初，双屿被列为“国家驱遣弃地”，岛民全部内迁，无人居住，遂成为走私贸易船泊聚的理想场所。每当海禁严厉时，浙江本地的走私商人往往引诱外国商船到此贸易，而那些原来在广州贸易的外商，因“欲避抽税，省陆运”，亦纷纷由他们导引改泊双屿，每岁夏季而来，望冬而去。
&&&&双屿最初不过是中外私商的一个季节性贸易场所。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年)，大海商金子老据此为营，招来李光头、许栋、王直等人共同营建，相继引来日本私商和葡萄牙商人，这里才逐步发展成为东亚海域最大的海上贸易中心，同时也是中外私商和海寇最大的据点。
&&&&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从此闯入了东亚海域。他们占据双屿之初，主要从事在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1542年左右，葡萄牙人“发现”了日本，又开辟了对日直接贸易。然而，在台风季节，他们笨拙的帆船在中国海航行的危险迫使他们致力于获得一个处于满剌加与长崎之间的庇护港口。此外，还需要一个安全的基地，以获得充足的中国生丝的供应。而双屿正是这样的一个安全基地。
&&&&当时葡萄牙人在双屿的贸易活动主要是从事日本、闽浙和满剌加之间的三角贸易。他们与中日私商合伙，从满剌加等地贩来胡椒、香料等东南亚商品，在双屿与当地商人交换丝绸、棉布，然后运往日本出售，换回白银，再用以购买下一趟航行的船货。在葡萄牙人和中国私商的苦心经营下，双屿港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盛极一时。
&&然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明朝始终坚守的朝贡贸易体系，已经受到了走私贸易的强烈冲击。如果任由其发展，不仅将导致明王朝丧失东亚海上贸易的主导权，而且势必导致明王朝苦心经营的整个朝贡贸易体制解体，而这更是明王朝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攻占双屿自然也成了嘉靖皇帝与朱纨平定倭乱的关键战役。
&&&&主动出击
&&&&1547年，朱纨派遣副使柯乔、都指挥黎秀等分驻漳、泉、福宁诸地，阻遏双屿港湾的私商船只。次年四月，奉命进剿双屿的福建都司都指挥卢镗率福清兵追击一艘倭寇大船，杀死2人，生擒日本倭夷稽天、新四郎，以及中国走私贩林烂四等53人。
&&&&初战告捷，朱纨又命卢镗统各路兵直捣双屿，葡萄牙人和中日私商则坚壁不出，形成围困局面。1548年4月，双屿商船乘着风雨昏黑突围出港。明军一面占领双屿，一面分兵追击。此役共“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镗入港，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贼巢自此荡平”(《筹海重编》卷五《浙江倭变纪》)。鉴于双屿孤悬于大洋之中，难以戍守，而明军主力“福兵俱不愿留”，朱纨便下令以木石筑塞通往双屿港的南北各水口，使所有船只无法进入内港，从此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苦心经营多年的国际贸易大港遂成废墟。
&&&&明军攻占双屿，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失去巢穴，余党部分逃往福建之浯屿。而大部分仍留滞浙江沿海，“分泊南麂、礁门、青山、下八诸岛”，或出没于福建北部海域，继续与明军周旋。朱纨指挥明军继续扫荡残敌，经过大小数十战，到同年12月，才将葡萄牙人和中私商海盗船赶出浙江海域。朱纨上奏朝廷：“台温海岛巢穴俱已荡平，凡可栖隐去处遍哨，无警收兵。”他也因此受到了嘉靖皇帝的赞许。
&&&&双屿战后，葡萄牙人移师福建沿海，与当地的葡萄牙人和中外私商汇合，占据厦门附近的浯屿筑成新巢。而明军在朱纨指挥下乘胜追击，包围了浯屿。
&&&&1549年初，恃险困守了3个月的葡萄牙人及其同伙不得不放弃浯屿，于正月二十五日“陆续开洋”。部分葡萄牙商人为讨回商欠重返福建沿海，结果在走马溪附近的灵宫澳下湾中了明军的埋伏。此役明军共歼敌239人，生擒葡萄牙人16名，中国海盗首领李光头及属下120人，朱纨在报捷奏折中写下了“全闽海防，千里肃清”八字，宣告福建抗倭斗争已经取得胜利。
&&&&在嘉靖倭患中，王直集团曾一度协助明朝政府剿灭四处劫掠的海盗，希望以此换取明朝准许自由贸易的要求。结果，海禁未开，自己却身陷囹圄，最终身首异处。与此相反，失去双屿、浯屿之后的葡萄牙人得到的是本国政府始终如一的支持。1553年，他们通过欺骗手段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重新建立起新的贸易网络，并一度垄断整个亚洲地区的海洋贸易。
&&&&震惊朝野的“朱纨案”
&&&&事态的发展并不像朱纨想象的那么顺利。
&&&&漳州百姓几乎家家都参与走私活动，走马溪一战立即引发了他们的恐慌心理。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漳州人前来围观被俘的走私贩。百姓听到官军的捷报，不仅无人奔走庆贺，反而指责官军攻击民船，擅自杀人。朱纨在军事上的胜利并不能根本阻遏漳州百姓泛海通番的旧习，于是，再度利用嘉靖皇帝授予其“从宜处之”的特权，未等审问明细即下令将贼首李光头等96人斩首示众。
&&&&然而，朱纨的斩杀俘虏、草菅人命的行为非但没有震慑漳州百姓，反而引起朝野一片哗然。英国汉学家博克舍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记》中写道：“百姓们都谴责他们滥杀和酷刑，因为在中国如无皇帝批准而杀人，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朝中众多官僚，尤其是闽浙籍官员也极为不满。
&&&&兵部侍郎詹荣、巡按福建御史陈九德、兵部尚书翁万建等人相继上奏弹劾朱纨，罪名就是“擅杀”。对于众人的指责，朱纨上章辩解：
&&&&“臣看得闽中衣食父母尽在此中，一时奸宄切齿，稍迟必贻后悔。漳州反狱入海，宁波教夷作乱，俱有明鉴。兵机所系，间不容发，先人夺人，事当早计，一面差官赍捧钦给旗牌驰赴军前行事，一面具本于本年三月十八日题请。”
&&&&事实上，朱纨的辩解根本经不起推敲。从时间上看，走马溪之战发生在正月二十日，而朱纨直至杀了李光头等96人之后，才在三月十八日向朝廷六报闽海捷音，说“生擒佛诬蔑郎机国王三名”等，其中必有不可告人之隐情。
&&&&事实果真如此。葡萄牙人克路士记录了一段惊人的秘密：
&&&走马溪之战后，卢镗“拼命劝诱4名看来比中国人神气的葡萄牙人承认他们是马六甲王。他终于劝服了他们，因为他答应待他们比中国人好，同时又以利诱。他在夺获的衣物中找到一件袍和一顶帽，就问一些和葡人同时被俘的中国人那是什么服饰，他们让他相信那是马六甲王的衣物，所以他马上命令照样再做三件袍和三顶帽，这样他把他们四个人都打扮成一个模样，使他的欺诈变真，使他的胜利更加辉煌。”不仅如此，卢镗还企图私吞船上的货物。“为了更安全做到这一点，不被人一眼识破骗局，他对那些和葡人同时被俘的中国人施行大处决，杀掉其中一些，还决定要杀余下的”，“他奉命动向去见海道(实际上是朱纨)；他命令准备四乘轿子给那四个叫做叛王的人坐，体面地送他们去。其余葡人则坐囚笼，头露出，脖子用木板夹紧，使他们不能把头缩进去，受伤的人亦如此，沿途暴露在阳光和露天里”。朱纨发现了卢镗的阴谋后，非但没有将其问罪，反而与之共同编织谎言。“他们一致同意，为保守秘密，卢镗应继续干他开始干的事，也就是杀掉在那里被俘的所有中国人。他们即刻命令执行，因此共杀了九十多名中国人，其中有几名小孩。他们仍留下三、四名青年和一个男人，通过这些人，他们可以向皇帝证明他们所冀图的，那就是指葡人为盗，隐瞒了他们夺取的货物，也通过他们证实那四人是马六甲王。”
&&&&嘉靖皇帝指派杜汝桢、陈宗夔详细勘查后得知：所谓葡萄牙人其实是满剌加国(即马六甲)商人，每年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卖外国货物，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克路士报道的主要情节与杜汝桢的报告基本一致，朱纨擅杀之罪证据确凿，闽浙官僚们对朱纨的弹劾也的确不是罗织罪名。
&&&&要求朱纨停职检查的消息传到杭州，朱纨泪流满面地哭诉：“我既贫且病，而且脾气倔强，决不肯跟奸佞对簿公堂！我是死定了！即使皇上不要我死，福建、浙江参与海上走私的人也必将至我于死地。横竖是死，我宁可自己了断，也不愿死在他人手里。”临死前，朱纨给自己写好了墓志，还作了一首绝命词，然后服毒自尽。
&&&&根据杜汝桢的报告，嘉靖皇帝对朱纨案裁定如下：朱纨身负大罪，反上疏告捷。而卢镗、柯乔与朱纨相佐，应以首犯论处，其他官员如通判翁灿；拒捕顽抗的葡萄牙人方叔摆等4人当处死，其余佛南波二者等51名当安置；现存通番奸徒当如律发配发遣。
&&&&朱纨平寇以后，闽浙沿海的百姓并没有过上安宁富足的好日子。恰恰相反，因为走私贸易不畅，他们的生计反而更加困难。《明史》记载：“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而朱纨捣毁双屿港后，舟山的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张通商的互市派与铤而走险的寇掠派。互市派的王直集团逃至日本平户后，四年不再回国；而寇掠派的林碧川、萧显、徐海等集团则据舟山群岛为寇据地，四出流劫，终于蔓延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嘉靖倭患。
&&&&在嘉靖倭患中，王直集团曾一度协助明朝政府剿灭四处劫掠的海盗，希望以此换取明朝准许自由贸易的要求。结果，海禁未开，自己却身陷囹圄，最终身首异处。与此相反，失去双屿、浯屿之后的葡萄牙人得到的是本国政府始终如一的支持。1553年，他们通过欺骗手段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重新建立起新的贸易网络，并一度垄断整个亚洲地区的海洋贸易。
&&&&1567年，坚守海禁制度的嘉靖皇帝寿终正寝。新即位的隆庆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铁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终于从内部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依稀透进来一线黎明的曙光。
明末守疆大将熊廷弼：不能战死沙场 死于残酷官场
&明朝末期，经守辽东疆土者有“三杰”，依次为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然而，这三人均受到排挤打压，甚至死于非命，其中以熊廷弼为最早，其经守辽东之功，史家多有正面评价。但是，如此忠诚英武之人，何以有如此下场呢？
&&&&《明史·熊廷弼传》记载：“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擢御史巡按辽东，他针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之现实，主张实行军屯，缮垣建堡，按劾将吏，军纪大振。但是，他的“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时任辽东经略的杨镐之议不和，后被排挤，转岗督学南直隶。万历四十七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发生，辽东经略杨镐指挥的47万大军惨败，经廷议，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为辽东经略，从而使大明王朝辽东战局大为一振。
&&&&熊廷弼镇守辽东，居功至伟，其终被问罪，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是党争之害。明末朝政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一批下野官吏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因此得名。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官吏士绅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既互有矛盾，又互相利用。其中，以东林党人势力最为强大。
&&&&起初，乃是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则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到明熹宗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浙、昆、宣各党派受到排斥。于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便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形成了直接对抗。照理说，熊廷弼原为楚党，与东林党人并不是一路人。但是，当时的东林党代表人物杨涟等人，曾在辽东军事等问题上为熊廷弼说过好话，熊廷弼同后来所谓的“东林党六君子”也有不错的个人关系。这一切，都为其最终的杀身之罪埋下了祸根。
&&&&据《明史》记载：“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甚至有人感叹：“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辽东经略。
&&&&然而，阉党们不放心，“搭班子”的时候，生生替他配了一个叫王化贞的巡抚。《明史》评价曰：“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抵牾。”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而握有实权的王化贞却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明史》中说：“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
&&&&应该说，熊廷弼的策略是正确的。然而，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可是王化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一切，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兵败问罪，朝廷震怒，下令处置败军之将，《明史》记载：“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一个是逮，一个是勘。显然，朝廷对两人的定罪是有差别的。然而，最后的决议却是“廷弼、化贞并论死”。
&&&&熊廷弼为保命，曾托一个叫汪文言的人向魏忠贤行贿，要四万两。但熊廷弼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既而背之”。于是，“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此时，正值“东林六君子”案发，杨涟等人被下狱。魏忠贤便指使人诬陷熊廷弼也曾向杨涟行过贿，将熊廷弼行贿之事与“东林党案”硬扯在一起。“甚其罪”，“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那就是罪加一等了。魏忠贤的党徒冯铨，还趁着陪皇帝吃饭的时候，拿出一本民间流传的《辽东传》，上面有记载熊廷弼英武善谋的言辞。冯铨挑拨说：“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于是“帝怒”。
&&&&第二个原因乃是熊廷弼的性格所致。《明史》说：“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也就是说，熊廷弼的脾气不太好，遇事特别容易激动，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此评价，甚为形象。
&&&&熹宗初立之时，有人“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也有人说他经略辽东失职。熊廷弼的反应是什么呢？《熊廷弼传》说“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廷弼益愤，再疏自明”，甚至公开“掼纱帽”。说到激动的时候，“抗疏辨，语颇愤激”，即使皇帝在场，也从不忌讳。但凡有人弹劾，他总是要抗辩上疏一番。因此，给满朝大臣留下他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深刻印象。万历皇帝在，可以包容他，但熹宗皇帝不会。
&&&&熊廷弼同王化贞的矛盾，虽说责任在王化贞。但熊廷弼也有责任，他反对王化贞的军事策略，又无法阻止，便上疏告状，话说得很难听，且不留余地。王化贞自然心存不满。到王化贞兵败之时，两人相见，“化贞哭”，熊廷弼却微笑着说：“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弄得王化贞无地自容。两人同被朝廷究责之时，熊廷弼依然故我，态度不好；相比之下，王化贞伏罪，痛哭流涕，态度倒是端正。
&&&&凡此种种，都说明熊廷弼是不谙为官之道的。恃才自傲，这在任何时候的官场都是危险的，毕竟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有胸襟。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有“盖世之材”的熊廷弼被处死。据说，熊廷弼临刑之际，胸前仍挂着一个小布袋，袋中之物乃“辩冤疏”。熊廷弼辩疏了一辈子，或许至死也没明白，官场的许多是非是辩不明道不白的。熊廷弼身首异处之后，因为朝廷追赃，其长子熊兆自杀。其老家江夏的一个小小知县，都要来敲竹杠，索要“貂裘珍玩”，甚至将熊家两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打四十，“远近莫不嗟愤”。
&&&&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熊廷弼案才得以昭雪。“传首九边”的熊廷弼才身首合一，得以归葬。其墓在今武汉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之中，并有熊公祠存世。而王化贞却苟活到崇祯五年，才被伏法处死。
&&&&后人曾感叹：“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读之思之甚痛。
加强皇权：明太祖朱元璋剥夺士大夫阶层的特权
&&&&就整个历史的演进说，皇帝的权力到朱元璋可以说是达到了极峰。
&&&&研究皇权的极权化发展，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士大夫地位的下降，二是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的被摧毁。至于人民，向来只有被统治被剥削被屠杀的义务，和治权是丝毫沾搭不上的。
&&&&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体的先从君臣的礼貌来说吧。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贾谊和汉文帝谈话，不觉膝之前席，可见不但三公，连小官见皇帝都是坐着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处。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以后，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到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从坐而站而跪，说明了三个时期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从形式再说到本质：
&&&&坐的时期的典型例子是魏晋六朝的门阀制度。
&&&&汉代的若干世家宦族，如关西杨氏，汝南袁氏之类，四世三公，有数不尽的庄园，算不清的奴仆，门生故吏遍天下，本身有雄厚的独立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在黄巾起义时代，地方豪族如孙策、马腾、许褚、张辽、曹操之类，为了保持土地和特殊权益，组织地主军保卫乡里，有部曲，有防区，造成军事力量。小军阀抗不住大股黄巾，投靠大军阀，大军阀又互相吞并，结果是三分天下，建立三个皇朝，原来两类家族--世族和豪族也都占据高位，变成公卿将帅，成为高级官僚了。这些家族原是共建皇业的股东，和皇家利害共同，休戚一致，在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大官位全为这些家族份子所独占。东晋南渡，司马家和王谢等家到了建康，东吴旧族顾、陆、朱、张等家族虽然是本地高门，因为是亡国之余，就吃了亏，在政治地位上屈居第二等。这些高门，世执国政，王谢子弟更平步以至公卿(北方的崔、卢、李、郑、王等家族也是一样)。到刘裕以田舍翁作皇帝，陈霸先更是寒人，在世族眼光里，皇家只是暴发户，无根基，没派头，朝代尽管改换，好官我自为之，士大夫集团有其传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地位，非皇权所能动摇，士大夫虽然在为皇权服务--因为皇帝有军队--目的在以皇权来发展并保障士大夫的已有权益。在这情况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享治权的。皇家的利益虽然大体上和士大夫一致，但是在许多场合，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例如世族的荫蔽人口，霸占农田水利以至山林湖沼等，经隋代两帝的有意识的打击摧毁，如取消九品中正制度，取消长官辟举僚属办法，并设立进士科，用公开的考试制度，用文字的优劣来代替血统门望高下，来选任官僚。但是，文字教育还是要钱买的，大家族有优越的经济地位、人事关系，因之，唐朝三百年间的宰相，还是被二十个左右家族所包办。
&&&&门阀制度下的士大夫，有历史的传统，有庄园的经济基础，有包办选举的制度，甚至有依门第高下任官的成文法，有依族姓高下缔婚的风气，高门华阀由此种种便成为一个利害共同的集团，并且，公卿子弟熟习典章制度，治国(办例行公事)也非他们不可。在这诸多特殊情势之下，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的，只有双方合作才能两利。而且，皇帝人人可做，只要有强大的军力能夺取政权便行，士大夫却不然，寒人役门要成为士大夫，等于骆驼穿针孔，即使有皇帝手令强制，也还是办不到。何事非君？士大夫只要不损害他们的权益，可以侍候任何一姓的皇权。一个拥有大军的统帅，如得不到士大夫的支持，却绝对作不了皇帝。
&&&&考试制度代替了门阀制度，真正发挥作用是十世纪以后的事。
&&&&经过唐代前期则天大帝有意援用新人，任命进士作高官，打击世族。经过后期甘露之祸(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白马之祸(天佑二年，公元905年)和藩镇的摧残，多数的著名家族被屠杀。经过长期的军阀混战，五代乱离，幸存的世族失去了庄园，流徒各地，到唐庄宗作皇，要选董朝廷典故的世族子弟作宰相都很不容易。宋太祖太宗只好扩大进士科名额(唐代每科平均不过三十人，宋代多至千人以至几千人)，用进士来办事，名额宽，考取容易，平民出身的进士在数量上压倒了残存的世族，一发榜立刻作官。进士出身的官僚绅士和皇家的关系，正如伙计和老板，是雇用的而不是合股的。老板要买卖作得好，得靠伙计忠心卖力气，宋朝家法优礼士大夫就是这个道理。用宋朝人的话说是共治，著名的例子是文彦博和宋神宗的对话：
&&&&文彦博：王安石胡乱主张，要改变法度。其实祖宗朝的法制就很好，不要胡改，以致失掉人心。
&&&&宋神宗：更改法制，对士大夫也许有些吃亏，可是，老百姓是喜欢的。
&&&&文彦博：这话不对，皇家是和士大夫治天下的，和老百姓何干？
&&宋神宗：就是士大夫也不全反对，也有人赞成改革的。
&&&&这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三月间的事。
&&&&和前一时期不同的，前期的世族子弟有了庄园，才能中进士作官，再去扩大庄园。这时期呢？中进士作了官才能购置庄园。名臣范仲淹年轻时吃冷粥，过穷苦日子，到作了大官就置苏州义庄，派儿子讨租子，得几船粮食，便是好例子。前一时期的世族，庄园是中进士的本钱，后一时期的官僚，庄园是作官的利息，意义上不相同，政治地位自然也不因之不同。
&&&&更应该注意的是印刷术发明了，得书比较容易，书籍的流通比较普遍。国立学校学生入学资格必须父祖曾作几品以上官的规定取消了，而且，还有许多私人创立的书院，知识和受教育的机会比较不为少数家族所囤积独占，平民参加考试的机会大大地增加了。读书成为作官的手段，“遗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念书，考进士，作官，发财：“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帝王作仆服务：“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政府的提倡，社会的鼓励一，作官作绅士得从科举出身，竭一生的聪明才智去适应科举，“天下英雄入我轂中”，皇权由之巩固。官爵恩泽，都是皇帝所赐，士大夫以忠顺服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换取皇家的恩宠。皇家是士大夫的衣食饭碗，非用全力支持不可。士大夫是皇家的管家干事，俸禄优厚，有福同享。前期的共存之局到此就变成共治之局了。君臣间的距离恰像店东和伙计，主佣间的恩意是密切照顾到的。
&&&&士大夫从共存到共治，由股东降作伙计，已经江河日下了。到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卖身的奴隶，士大夫成为皇家的奴役了。
&&&&明初的士大夫，既不是像汉、魏世族那样有威势，又没有魏晋隋唐以来世族的庄园基础，中举作官得懂君主的窍，揣摩迎合，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是非为是非，喜怒为喜怒，从办公事上分一点残羹冷炙，建立自己的基业。一有不是，便丧身破家，挨鞭子棍子是日常享受，充军作苦工是从宽发落，不但礼貌谈不上，连生命都时刻在死亡的威胁中。偶而也有被宠用的特务头子，虽然威风，可是在朱元璋的心目中，甚至口头上，只把这些人当恶狗，养着咬人。皇帝越威风，士大夫越下贱，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士大夫越被制抑，皇帝就越尊贵，君臣的关系一变而为主奴。奴化教育所造成的新士大夫，体贴入微地逢迎阿谀，把皇权抬上了有史以来的极峰。
&&&&巩固皇权的诸多约束的被摧毁，是皇权极权化的另一面。
&&&&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封驳，尚书省执行，把政权分作三部分。在形式上在理论上防止臣下擅权，分而治之，各机构互相箝制，同时也防止作皇帝的滥用权力，危害根本，是消极的巩固皇权的一种政治制度。实际执行政务的六部，在尚书都省之下，地位很低。凡百政务推行，名义上由政府首长负其责任，事情作错或作坏了，一起推到宰相身上，免官降黜甚至赐死。皇帝对国事不但不是直接领导，并且是不负法律责任的。例如有天灾人祸等重大事变，开明一点的皇帝最多也不过是素服减膳避殿，下诏求直言，或进一步自我检讨一下，下诏罪己，闹一通也就算了。因为皇帝不能作错事，要认错，要受罚，也只能对上天负责。三省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使皇帝不负行政责任，用臣下作赎罪羔羊的办法。到元朝合三省作一省，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以后，又废去中书省，提高六部的地位，使其直接向皇帝负责，根本取消了千多年来的相权。皇帝除了是国家元首之外，又是事实上的政府首长，直接领导并推讲庶务，皇权和相权合一，加上军队的指挥权，立法权，司法权，和任意加税或减税权，以及超法律的任意处分权，人类所能运用所能想到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一人之手，不对任何个人或团体负责。这种局面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单独就门下省的封驳权而说，是约束皇权滥用的一种成文法制。其实，封驳权不限于门下省，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也有这个权。中书舍人掌起草诏令，中书省长官在得皇帝所同意的事项或命令以后，交词头(原则或具体措施)给中书舍人起草诏敕，舍人如不同意，可以缴还词头，拒绝起草。皇帝如坚持原来主意，也可以再度命令执行，但是舍人仍可以再次三次拒绝，除非职务被罢免，或是把这任务交给另外一个舍人。门下省有给事中专掌封驳，封是原封退回，驳是驳正诏敕的违失，凡制敕宣行，重大事件要覆奏然后施行，小事签署颁下。有违碍的可以涂窜奏还，叫作涂归，又叫作批敕。这制度规定皇帝所颁诏令，得经过两次同意，第一次是起草的中书舍人，第二次是签名副署的给事中，最后才行下到尚书省施行，所谓“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谓为敕？《新唐书卷一百十七？刘祎之传》。”如两省官都能尽职，便可以防止皇帝的过举以及政治上的失态行为，对于巩固皇权是有极大作用的。当然，历代帝王很多不遵守这约束，往往不经中书门下，以手令直接交尚书施行，这种情形，史书上叫作墨敕斜封，虽然被执行了，但在理论上是非法的。元朝废门下省，给事中并入中书省，到明初废中书省后，中书舍人成为抄录文件的书记，给事中无所隶属，兼领谏职，和稽察六部百司之事。两道约束被清除，皇帝的意志和命令就是法律，真接颁下，任何人都得遵守，不能批评，更不容许反对，造成了朕即国家的局面。皇权跳出官僚机构的牵制，超乎一切之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在明以前，守法在理论上是皇帝的美德，无论是成文法典或是习俗相沿的传统。为了维持一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以至皇家的优越地位，守法是作皇帝的最好最有利的统治方法。皇帝地位虽高，权力虽大，也不应以喜怒爱憎的个人感情来毁法、坏法，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法的制裁，然后用皇帝的特赦权或特权来补救。著名的例子如汉文帝的幸臣邓通，在殿廷不守礼节，丞相申屠嘉大发脾气，说是朝廷礼节给破坏了，下朝回府，发檄传邓通审问，拒传就处死，邓通急了，向皇帝求赦，皇帝只好叫他去。到府后去冠光脚跪伏谢罪，丞相厉声说：“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叫长史把他拖出去杀了。邓通在下面磕头讨饶，额角都砸出血来了。文帝才派特使向丞相说情，说这人是我的弄臣，请特别赦免。邓通回去见皇帝，哭着撒娇说丞相几乎杀了我，见不到面了。申屠嘉是列侯，是*重臣，代表重臣集团执行法纪，重臣集团和皇家利害一致，汉文帝便不敢也不能不守这个法《汉书卷四十二？申屠嘉传》。。又如宋太祖时有臣僚该升官，太祖向来讨厌这个人不批准，宰相赵普非照规矩办不可，太祖生气了，说：“我偏不升他官，看怎么办？”赵普说：“刑以惩恶，赏以酬功，是古今来的通道。而且刑赏是天下的刑赏，不是陛下的刑赏，怎么可以用个人的喜怒来破坏？”太祖气极，竟自走开，赵普一直跟到宫门口，不肯走，太祖拗不过道理，只好答应了。这例子说明赵普和宋太祖都能守法《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
&&&&不过重要的是赵普不只是宰相，还是皇家旧人，他的利害也是和皇家一致的。到朱元璋便不理会这个传统了，朝廷里没有像汉初那样的元老重臣集团，有地位有力量可以说话作事，也没有像宋初那样家庭旧人，有胆子有分量敢于说话作事。相反，他的利害是和朝廷的勋贵大臣对立的，成日成夜怕人对他不忠，不怀好意，一面制定法典，叫人民遵守，犯法的必死，他自己却法外用刑，在《大诰》里所处分的十种死罪和酷刑，都出于法典之外，而且全凭喜怒杀人，根本不依法律程序。在政治上的措施，擢用布衣儒士作尚书九卿以至方面大官，也是不依成法的。他的性格、权力，加上古所未有的地位，使得没有人敢拿法来约束，甚至劝告。自己决不守法，在法律上，在法律之外，却强迫全国人守他的法，一点不许有差池，这正是暴君独夫民贼的典型人物。
&&&&他用残酷的恐怖的屠杀手段，推翻八百年来的传统政治制度，组织新的分部负责政府，自己综揽大权，造成专制的残暴的专制政治。接连不断制造大狱，杀了十几万社会上层的领袖人物，利用检校和锦衣卫侦伺官民，应用里甲制度布成全国性的特务网，用廷杖挫损士大夫的气节，立“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之法，强迫知识分子服役。在三十年为一世的长期统治下，开国功臣被杀光了，谋臣策士一个个被消除了，豪绅地主成群成批被淘汰掉了，全国上下各阶层的人吓得胆战心惊，诚惶诚恐，束手服从。他不但是国家的元首，也是政府的当局，也是国军的最高统帅，是最高的立法人和审判官，又是法律的破坏者，具有无限制的货币发行权和财政支配权。用学校和考试制度造成忠顺的干部，用里甲轮役的方法动员全部人力。他收复了沦陷于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他建立了中华民族自主的大帝国，是大明帝国的主人，也是几十个属国和藩国的共主，他被后代人称为“民族英雄”，也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专制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
&&&&对官僚地主士大夫，朱元璋用一副恶狠狠的面孔，青面獠牙，无人不怕。对平民百姓，有另外一副面孔，白胡子的老公公，满脸慈悲相，满口和气话，如果不看他的真面目，也许是人民多年来所梦想的有道明君呢！
&&&&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巴到收割了，完租纳税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这套话的主要意思，是要吃鸡蛋得喂饱鸡，要不然，也不能让鸡饿死。
&&&&使农民安居乐业的办法，不外乎上代人常做的，积极的为农民兴利，消极的为农民除害。
&&&&兴利的事业主要是增加生产。建国以后，下令凡民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种植桑枣，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布所替代，衣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其次是水利，鼓励人民一切对于水利的建议，特别吩咐工部官员，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防备水旱灾的，根据地势一一修治，并派遣国子生和人材到各地督修水利，统计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再就是劝导农民合作，用里甲作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姻死丧，疾病患难，有钱的助钱，有力气的出力气。春耕秋收的时候，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乡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有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里老不管事的处罚。
&&&除害指的是赈灾和肃清贪官污吏。
&&&&照规定，凡各地闹水旱灾歉收的，蠲免赋税。丰年无灾伤，也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的免交二税之外，还由官府贷米，或者是赈米、施布、给钞。各地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准备大批粮食救灾。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以死刑。洪武二十六年又手令户部，地方官有权在饥荒年头，先发库存米粮赈济，事后呈报，立为永制。三十多年来，赏赐民间的布钞数百万，米百多万石，蠲免租税无数。
&&&&凡地方官贪酷害民的，许人民到京师陈诉，《大诰》说：
&&&&今后所在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寮人等捏词排陷，一时不能明其公心，远在数千里，情不能上达，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自今以后，若欲尽除民间祸患，无若乡里年高有德等，或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岁终议京师面奏，本境为民患者几人，造民福者几人，朕必凭其奏，善者旌之，恶者移之，甚者罪之。呜呼！所在城市乡村耆民智人等皆依朕言，必举此行，即岁天下太平矣。民间若不亲发露其奸顽，明彰有德，朕一时难知，所以嘱民助我为此也。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拨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阖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大诰耆纪奏有司善恶第四十五》。
&&&&甚至鼓励人民把贪污吏役和土豪绑赴京师：
&&&&今后市政司府州县在役之吏，在闲之吏，城市乡村老奸巨猾顽民，专一起灭词讼，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间者，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患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猾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以安良民，敢有邀截阻挡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挡。
&&&&官吏贪赃到钞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处以剥皮之刑。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各衙门公座旁照例摆一张人皮，里面是稻草，叫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三？重征贪吏》条引叶子奇《草木子》。。地方官上任赏给路费，家属赐衣料。考绩以农桑和学校的成绩作标准。来朝时又特别诰诫，说是“天下新定，百姓财力都困乏，像鸟儿刚学飞和新栽的树木，拔不得毛，也动不得根。”《明史卷二百八十一？循吏传序》。求他们暂时不要狠心剥削，危害皇家的安全。
&&&&话说得很多，手令面谕，告诫申斥，翻来覆去的要官吏替农民着想，替政府的租税和人力动员着想。成效如何呢？洪武九年叶伯巨上书说：
&&&&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
&&&&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
&&&&以学校言之，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有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但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
&&&&兴废之实，上下视为虚文，小民不知孝悌忠信为何物，而礼义廉耻扫地矣。
&&&&官僚政治的任何作为，都是纸面上的，文字上的，和实际情形全不符合。弄得“民俗浇漓，人不知惧，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进，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寻改，既赦而复收，天下臣民，莫之适从！《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十二年后，解缙奉诏上万言书，也说：
&&&&臣观地有盛衰，物有盈虚，而商税之征，率皆定额，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补纳。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果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征聚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
&&&&也可见他的治绩只是纸面上的。苛捐杂敛，弄得贫民卖产赔纳；徭役繁重，弄得贫民困苦逃避。尽管杀的人多，处的刑重，贪污的空气还是照旧，用他自己的话来证明吧：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发放，每米一石，官折钞二贯，巧立名色，取要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库子又要办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
&&&&急得跺脚，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刘辰《国初事迹》。！结果还是“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
&&&&陆容(成化时人)曾经用具体的事实，分析洪武朝官僚政治的效果说：
&&&&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心违于身后者数事：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洪武钱民间全不行，予幼时尝见有之，今不复见一文，盖销毁为器矣。宝钞今虽官府行之，然一贯(一千文)仅值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法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洪武韵分并唐韵，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内依其笔划而已。至于作诗，无问朝野，仍用唐韵。
明朝的宦官群体：中国历史上最畸形的政治集团
任何事物都有个发生发展的过程，明代的宦官也是这样。明太祖朱元璋坐上大明王朝的交椅后，“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以历史上宦官祸国乱政为鉴戒，曾感慨系之地说：“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因此他对宦官作了种种限制，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戴外臣衣服、帽子，官阶不得超过四品，政府各部门不得与宦官公文往来，等等。朱元璋仍不放心，又特地在一块铁牌上刻“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十几个大字，以示震慑。洪武四年(1371)五月，有个宦官因久侍内廷，仗着老资格，议论政事，结果当天就被朱元璋打发回老家，下令终身永不叙用。
&&&&但是，宦官的发展，是不以朱元璋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宦官是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只要封建专制主义存在，皇帝继续搞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治，迟早会走上重用宦官、使刑余之人干政的道路，当然，这是重蹈覆辙的回头路。朱元璋正是这样，特别是当他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后，成为空前--当然不是绝后--的封建专制独裁者，对功臣宿将、包括自己的亲侄子与外甥都心怀疑忌，必欲一网打尽、斩尽杀绝而后快。这样以朝夕与共的宦官作为心腹，则显然是意料中事。如果说，洪武初年，朱元璋对宦官严加防范，宦官主要服务于宫廷生活，其活动很难越出森严的宫墙之外，那么，在朱元璋执政的中后期，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宦官就又重新走上政治舞台，扮演着各类干预国家大事的角色了。如：洪武八年(1375)五月，朱元璋派宦官赵成往河州市马。朱元璋知道“西番”向来产马，曾派人去买，但因使用的货币不同，买到的马很少。这次，他让赵成带了很多罗绮绫帛及四川的茶叶去换马，并命令河州守将对番人善加抚慰，“以通互市”，买到的马逐渐多起来。洪武十年(1377)三月，户部奏请派宦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到“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一百七十八处”，加以核实，确立定额，朱元璋“从之”。这是宦官参与税务的明证。洪武十六年(1383)九月，奉旨去琉球买马的宦官梁珉返京，共买马983匹。洪武二十五年(1392)二月，朱元璋派尚膳太监而聂、司礼太监庆童赍敕到陕西、河州等卫，向所属番族宣谕，命令他们卖马，给以茶叶。结果，这次得马10340余匹，交换出去的茶叶达30余万斤。这些马后来被分配给河南、山西、陕西卫所的骑士。这些都清楚地表明，早在洪武中，宦官便已被委以重任，如到边疆从事对明代国防至关紧要的茶马贸易。
&&&&不仅如此，宦官还不断被朱元璋派为特使，参与国内、国外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如：洪武十二年(1379)三月，朱元璋派宦官陈景及校尉，向靖江王朱守谦宣读谕旨，告诫他乃父朱文正当年在江西“恣意放纵，视人如草木，作孽无休。其不仁者甚，夺人之妻，杀人之夫，灭人之子，害人之父，强取人财。事觉，教之不听。未几，谋奔敌国，又觉，而方囚之，然后而殁”，要他“再休与一个小人闲戏”，致蹈乃父覆辙，并当场逮捕了朱守谦身边一些为非作歹的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发生蓝玉谋反大案，三月，朱元璋派宦官而聂与驸马梅殷去山西，传旨晋王朱：“说与王，把那三个侯砍碎了，家人、火者、成丁男子都砍了。家财头口与王府。妇女，王府差内使起解。钦此。”由此可见，宦官已经参与了多么重大的政治机密！至于让宦官飘洋过海，奉使外国，成了外交上的要人，更是屡见不鲜。如：早在洪武二年(1369)四月，即派宦官送高丽流寓之人归国；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派宦官陈能至安南国吊祭国王陈之丧；洪武十六年(1383)正月，派宦官梁民等人至琉球国，赐给中山王察度镀金银印；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二月，派宦官赵达、朱福等使暹罗斛国，祭奠已故国王，并赐给新登大宝的国王文绮四匹，以示祝贺。如此等等，都明确记载于《明太祖实录》中，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在宦官问题上，打破朱元璋种种禁令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自己。惟其如此，洪武时期宦官的人数，在不断地明显增多。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竟向高丽国要阉人达二百名之多，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总数虽无确切数字可查，但为数肯定相当可观。朱元璋还曾亲笔谕安南国王，指出他不允许安南进贡的阉宦回国，是错误的，提出“今后凡有省亲怀旧欲归者”，应当允许他们回安南。也正因为宦官人数日益增多，需要加强管理，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才特地更定内官诸监库局品职，设下九监、二库、六局，即：内官监、神宫监、尚宝监、尚衣监、尚膳监、司设监、司礼监、御马监、直殿监；内承运库、司钥库；巾帽局、针工局、织染局、颜料局、司苑局、司牧局，另设宫门承制等官。这就为后来管理宦官的庞大机构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奠定了基础。
&明成祖朱棣时，宦官愈益受到重用，权势越来越大。洪武时期的宦官虽已干政，但尚未专权，而永乐时期，宦官的地位越来越高，逐步开始专权。
&&&&这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朱棣起兵从亲侄儿建文帝手中夺权，按当时的标准是犯上作乱，属于谋逆性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窃取朝廷的种种机密，当时建文帝身边的一些宦官，恰恰充当了朱棣的走卒。这就是史料所载的朱棣起兵，“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更是出生入死，在战场上立过大功，成了朱棣的开国功臣。因此，朱棣当上皇帝后，对宦官的态度比起乃父朱元璋，不但继承衣钵，更加“多所委任”。首先，在名称上让宦官高升一步，使他们顿时抖了起来。原来，历史上宦官的职务，秦有中车府令，汉唐时沿袭不变，至于中谒者、中常侍、中尉之类，都是以中字名宦官，而明代洪武初年，只以监正、监副、监丞名门正、门副之类，永乐初年，“始改监正曰太监”。这就是说，宦官由“中”字一跃而跻身为“太”字辈了。明朝人对此事曾有评论说：“夫天子之亲，乃以太称。今中人之职亦曰太，其视汉、唐、宋止以中名者却盛矣！”永乐三年(1405)，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永乐八年(1410)，都督谭青营内又派有内官王安等人，从而开始了宦官监军；又命宦官马靖镇守甘肃，从而为宦官分镇地方开了先例；更严重的是，永乐十八年(1420)，置东厂，令宦官刺探臣民隐事，这就为宦官的特务活动开了方便之门。
&&&&永乐年间宦官插手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更是洪武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洪武年间，在苏州天心桥东建织造局，着地方官督造。而到永乐时，督造者便由宦官充任，萧月、阮礼都担任过苏、杭织造，从此“祖制始变。嗣后岁以为常，末造祸更烈”，本来那种织造归地方官管理，“民不扰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永乐时，宦官还至西北地区索买驼，“且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自后岁以为常”，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永乐元年(1403)，“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这样，宦官便掌握了市舶大权。宦官手中的权力既已越来越大，横行不法便接踵而至。假传圣旨，屡有发生。如：永乐五年(1407)，内使李进在山西以采天花为名，“诈传诏旨，伪作勘合……假公营私，大为军民害”，致使朱棣派御史往山西鞫问李进。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内官马骐伪传旨谕翰林院出敕，再次往交趾闸办金银珠香。朱棣得知后，怒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闻渠前在交趾荼毒生民乎？交趾自此人归，人方如解倒悬，今又可遣耶？”有个大宦官到苏州织染局上任，下车伊始，便借故制造冤狱，致使多名无辜百姓在囚室活活饿死。
&&&&宣德年间，皇帝不断派出宦官到各地采办，如苏州一处就经常有五六个宦官坐镇，其中罗太监呆的时间更长，“或织造，或采促织，或买禽鸟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无艾”。有的太监，备受恩宠。如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均在宣德七年(1432)被赐以免死诏。给范弘的诏书中，有谓：“免尔死罪于将来，著朕至意于久远。”御用监太监王瑾，宣德四年(1429)时，明宣宗朱瞻基曾挖空心思，用回文诗体，做了一首题曰《偶成》的诗送给他。其后，又赐给他银记四块，上面刻的字是“忠肝义胆”、“金貂贵客”、“忠诚自励”、“心迹双清”。当然，比较而言，朱瞻基在明朝皇帝中，头脑还算是清醒的，宣德四年(1429)十二月，他下令召还采办中官。这是因为山东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上疏，揭发京师派出的宦官采天麻、野味，“民被虐害，兼妨农务”，朱瞻基遂下令“悉召还治之，自今更不许辄遣人”。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朱瞻基还下令处死指使内使阮巨队等在广东“以采办为名，虐取军民财物”的内官袁琦，用的是凌迟这一极刑；次年正月，他还敕谕南京、应天等府，今后“凡出差内官内使，其寄附赃物在官员人等之家，许令出首归官，与免本罪。若隐匿不首，事发，与犯人罪同”。因此，宣德时期，宦官虽受宠，但还不敢太放肆，故未形成专权的局面。
&&&&这是明初宦官的大致情形。到了明中叶，也就是从成化至万历时期，宦官的情况比起明初来，就大不相同了：把持国柄，专权误国，横行无忌，已是愈演愈烈。
&&&&英宗朱祁镇登上九五之尊时，才是个年仅九岁的娃娃。太皇太后张氏委托著名的三杨--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辅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权在握，宦官畏惧，尚不敢张牙舞爪。但随着张氏、杨荣先后去世，杨溥、杨士奇年老势孤，英宗年少无知，荒嬉无度，不理朝政，司礼太监王振便逐渐大权独揽。这是明朝皇权转换到宦官手中的开始。宪宗成化年间，宦官汪直也是势焰熏天。到了武宗正德时，宦官刘瑾的专权又超过了王振、汪直，大肆乱政，对明王朝造成严重的祸害。
&&&&明末，更产生了魏忠贤这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由于他的把持国柄，倒行逆施，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实际上已给明王朝敲起了丧钟。
&&&&明朝宦官这支队伍，在洪武时期还只数百人，到了明末竟发展成尾大不掉的数万之众。明宪宗朱见深时，右副都御史彭韶在奏疏中说，“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可见成化年间，宦官已达万人。在孝宗朱樘、武宗朱厚照时，不断有人在奏疏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内府二十四监局及在外管事者并有常员。近年诸监局佥书者多至百数十人”。神宗朱翊钧时，仅万历元年(1573)到万历六年(1578)的六年间，两次新增加的宦官便有六千多人。到崇祯皇帝朱由检亡国之际，史载“中七万人皆喧哗走”。有首诗更记此事说，“授兵十万上谯楼，可是文皇靖难收。只费杜勋三四语，尽从濠内一时投。”这里所说的“授兵十万”，指的是十万净军，也就是由宦官组成的武装队伍。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根据他向明朝老太监了解到的情况，说明朝“宫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说明末宦官有十万之众，这个数字难免有夸大之嫌，但说有数万人--譬如说三五万人，应当是确实可信的。
&&&&宦官既有如此之多，管理宦官的机构，便必然叠床架屋，十分庞大。仅从宦官二十四衙门的情况看来，就够使人眼花缭乱了。所谓二十四衙门，是指十二监、四司、八局的总称。十二监是：
&&&&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八九员或四五员。负责掌理内外奏章，照阁票批朱等。监督、管理皇城内的出籍、内书堂、仪礼、刑法、关防门禁。
&&&&内官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及经办妆奁器用等事。
&&&&御用监：设掌印太监一员、里外监把总二员。负责造办皇帝所用之物。
&&&&司设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仪仗队等。
&&&&御马监：设掌印太监一员、监督太监一员、提督太监一员。掌管御厩等事。
&&&&神宫监：设掌印太监-员。负责太庙各庙洒扫及管理香、灯等事。
&&&&尚膳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光禄太监一员、总理太监一员。掌管御膳及宫内食用等事。
&&&&尚宝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
&&&&印绶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勘合、符验、信符等事。
&&&&直殿监：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各殿及廊庑的打扫。
&&&&尚衣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皇帝的衣帽鞋袜。
&&&&都知监：设掌印太监一员。本来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大驾，负责开路清道，禁止他人通行。
&&&&四司是：
&&&&惜薪司：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薪、炭。
&&&&钟鼓司：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
&&&&宝钞司：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粗细草纸。
&&&&混堂司：管理浴室。
&&&&八局是：
&&&&兵仗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提督军器库太监一员。负责制造军器，火药司属于此局。
&&&&银作局：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打造金银器饰。
&&&&浣衣局：设掌印太监一员。凡宫人年老及有罪退废者，均发往此局居住，直至老死，以防泄漏宫中之事。该局设在皇城外，德胜门以西。
&&&&巾帽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以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
&&&&针工局：设掌印太监一员。负责制作宫中衣服。
&&&&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
&&&&酒醋面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宫内食用酒、醋、糖、酱、面、豆等物。
&&&&司苑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掌管蔬菜瓜果。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二十四衙门外，宦官还掌管了内府供用库、司钥库、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赃罚库，以及甲、乙、丙、丁、戊字等十库，和一些房、作、厂。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更设立东厂，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又设立西厂，大约武宗正德三年(1508)，复设立内行厂，负责对臣民侦察、监视、逮捕、刑狱。不仅如此，还设立了提督京营太监，并派出宦官在南京天寿山、湖广、承天府、凤阳担任守备；负责南京、苏州、杭州三地的织造；担任各省要地的镇守；管理广东、福建、浙江三地市舶司；监督各地仓、场，同时，还不断派出宦官去监军，担任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特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明一代，特别是自明朝中叶以后，宦官自成体系，俨然中央政府中的政府，把手伸向四面八方，像蚂蚁一样爬满从中央王朝到地方重要权力机构的大小山头。
&&&&宦官的蔓延、横行，给明王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严重影响。
&&&&政治上： 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剧化。
&&&&东、西厂完全是个特务机关，直接受皇帝指挥，普天之下，除了皇帝一人而外，任何人都处在它的侦察之中。宪宗成化年间宦官头子汪直执掌西厂时，派出的特务在侦察时，“烦密苛细，民间斗骂，纵犬争鸡，并痛捶直。”如果谁犯了这些根本算不上是罪过的所谓罪过，就要“封闭其家，或夜搜之”，连妻室儿女都被剥光衣服，毒打一顿。天启年间，杨涟在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时，第二十条罪状是：“最可异者，东厂原以察奸细，缉非常，非扰乎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倾陷。野子傅应星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傅继教为之投匦打网，片语违欢，则驾帖立下。”东厂扰民，于此亦可见一斑。对于宦官的横行不法，百姓如果稍有不满，议论一下，便会大祸临头，甚至惨遭杀害。魏忠贤当政时，“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甚至剥皮、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有一次，有四个人夜饮密室，其中一人吃饱老酒后，大骂魏忠贤，其他三人吓得都不敢出声。还没骂完，番子--即东厂及锦衣卫派出的特务，便突然出现，将四人逮捕，交给魏忠贤，骂魏忠贤的人马上被剥皮、碎割，其余三人吓得“魄丧不敢动”。真是特务多如牛毛，侦察无所不到。据当时人记载，魏忠贤派出的心腹、爪牙“遍布寰宇，充塞京师”。京中各衙门的皂吏衙役，唱戏、卖小曲的、厨师、裁缝、篦头、修脚师傅等等，都受到魏忠贤的重赏而充当耳目，所以很秘密的一些事，如写一份状词、一封书信及小范围的密谈，往往都被密报给魏忠贤，有谁要是触犯了魏忠贤的忌讳，立刻就会被处死，连尸体都找不到。这种高压政策造成的恐怖气氛，弄得人人自危，“无论民间重足侧目，而士大夫无一夕敢舒眉欢宴，坐谈间无一语敢稍及时事”。即使住在很偏僻地方的人，也感到无名的恐惧，让人窒息，如“针刺在体，卧不贴席”，直到魏忠贤伏诛后，仍“思之，令人毛骨犹竦”！凡此种种，都表明宦官的逞凶肆虐，使明代封建专制主义的枷锁更紧地套在人民的身上，加剧了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
&&&&宦官专权，同时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明争暗斗，阉党、东林党之争，沸沸扬扬，直至明亡。
&&&&东林书院石牌坊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斗争。但是，以江南著名知识分子顾宪成、高攀龙等为代表的东林党，其中有不少人是当时的有识之士，他们从巩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忧国忧民，主张调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整饬吏治，坚决抵御后金的侵扰，毕竟要比阉党好得多。尽管东林党中也颇有依附草木的小人，他们的门户之见也是很深的。魏忠贤秉政后，两党之争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一大批在天启初年“废斥殆尽”的官僚政客，重新聚集到魏忠贤的名下，企图卷土重来。当御史李应升、给事中霍守典等人上疏抨击魏忠贤后，特别是副都御史杨涟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后，“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阉党崔呈秀、王绍徽、阮大铖等炮制《天鉴录》、《同志录》、《点将录》等，将东林人士悉数列入，献给魏忠贤，让他按图索骥，把东林党人统统打下去。结果，朝臣中的东林人士罢斥一空，“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不少人更惨遭杀害。这样一来，“忠贤之党遍津要矣”。阉党对东林党人打击、构陷的手段，是十分残酷的。被时人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顾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被诬以受熊廷弼贿赂的罪名，入狱后勒令追赃，“遂五日一比，惨酷更甚。比时累累跪阶前，诃诟百出，裸体辱之，弛则受拶，弛拶则受夹，弛拶与夹则仍戴镣以受棍，创痛未复，不再宿复加榜掠。后讯时皆不能跪起，荷桎梏平卧堂下，见者无不切齿流涕。”杨涟在狱中死得更惨，“自下狱，体无完肤，及其死也，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置棺中。”杨涟、魏大中、左光斗的尸体从诏狱后的小门中运出时，已腐烂不堪，“臭遍街衢，尸虫沾高攀龙题诗扇面沾堕地”，真是惨绝人寰。当然，东林党人是不会就此灰飞烟灭的。作为一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自然有它的社会基础。天启皇帝一死，崇祯皇帝上台，东林党的潜在力量又活跃起来，极力想如法炮制，把阉党及与阉党有关系的人，统统一网打尽。两派政治力量继续较量着，一直闹到明朝灭亡，在南明弘光小朝廷仍流波不息，重开内战。梁启超曾经慨乎言之：当他们“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张献忠、李自成已经把杀人刀磨得飞快，准备著把千千万万人砍头破肚；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著看风头捡便宜货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门户党派之争，闹到明朝亡了一齐拉倒”。这里，虽然梁启超对明末农民军是敌视、丑化的，但对两党相争的后果，却叙述得颇为形象。
&&经济上： 横征暴敛，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摧残。
&&&&宦官管理皇庄，假托威势，逼勒小民，致使很多百姓“荡家鬻产，儿女怨声动地，逃移满路”，“民心伤痛入骨”；侵夺民田：仅谷大用一人即占民田万余顷，刘瑾修理庄田，不仅侵占不少公、私土地，还毁掉官民房屋3900余间，挖掉民间坟墓2700多座。
&&&&遍设税监，大肆搜刮：如京师九门的税务都由宦官把持，每门坐镇宦官多达十余人，轮收钱钞，竞为削，行旅苦之。
&&&&提督市舶司，控制海外贸易，贪污中饱：如宪宗成化初年，宁波市舶司宦官福住，极为“贪恣”；尔后在广东的宦官韦眷，在市舶司任内更是“聚珍宝甚富”。
&&&&奏讨盐利，甚至贩卖私盐，使盐法大坏：如成化十九年(1483)，宦官梁芳“侵盗库金以数十万计，不足则给以盐……前后请两淮存积余盐不下数十万引……商引壅不行，边储日匮”。
&&&&勒索贡品，民不聊生：如武宗正德初年，浙江镇守太监王堂、提督市舶司太监崔瑶等人，对富阳县的茶叶、鲥鱼二种贡品，百般勒索，“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
&&&&派至各地的矿监的疯狂掠夺，对社会经济更是罕见的浩劫。大规模派遣矿监，始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天下在在有之”。派宦官负责某些矿的开采，明成祖朱棣时已经开始。如太监王彦主持开黑山金矿，拉了六千人，开了三个月，“止得金八两”，后来宪宗成化年间，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共二十一场，岁役夫五十五万，死了无数人，“得金仅三十五两”。这不过是宦官藉开矿为名，营私舞弊，劳民伤财而已。明神宗朱翊钧更是个贪财好货、嗜钱如命的皇帝。户科给事中田大益曾忍无可忍地批评他：“以金钱珠玉为命脉。”他派出的矿监遍及天下。其实，“求矿不必穴”，有些地方根本无矿，而宦官“务为劫夺以应上(皇帝)……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何以故？万历二十六年(1598)吏部尚书李戴一针见血地说过：“奸人……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至于趁机拆毁民房，抢劫家财，挖掘坟墓，掠取葬物，更是史不绝书。但是，矿税掠夺所得，是否都到朱翊钧的私囊中去了呢？并非如此。仅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的九年间，宦官报上来的显然大大缩小了的矿税银近三百万两，而“群小藉势诛索，不啻倍蓰”，“大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大率入公帑者不及十一”，“私充囊橐，十得*”。宦官们的腰包，简直要撑破了！社会经济日益凋敝，阶级矛盾也就更趋激化。矿使以及税监在天下横行的结果，是到处“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桑交困”，“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仇恨的种子在人民的心中发芽，反抗的烈火不断在各地燃烧。
&&&&军事上： 宦官监军，加速了军队的腐化，边防大为削弱，动摇了明王朝的统治。
&&&&宦官监军，始于何时？史籍上记载不一，有待深入研究。但早在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就曾经派宦官赵成赴军中监视、侦察。朱棣当了皇帝后，更派了宦官王安、王彦之等人监军。到了英宗正统年间，宦官任监军的名义，正式出现。史载正统二年(1437)，甘肃驻军在*阿台朵儿只伯时，即派出太监王贵监军。此后，每次军事行动，都派出宦官监军。正统初年，宦官吴诚、曹吉祥、刘永诚等还直接统帅军队。不难想见，让那些不学无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家伙率领军队，不打败仗，那才是不可思议。英宗朱祁镇让司礼太监王振统军，*也先，造成当时震惊中外的“土木之变”，便是典型。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在王振怂恿下，决定“亲征”也先(亦称乜先，瓦剌部，这时他已在实际上统治蒙古各部)，“命下，二日即行”，仓促率领五十万大军迎战，数战皆败，八月十五日退至土木堡， “也先人马四围，大战，大军倒戈，自相蹂践。虏寇大肆杀戮，邀留上驾”。所谓“邀留”，是为尊者讳的说法。实际上，朱祁镇当了俘虏。随行的数百名文武官员，有的被杀，有的成了阶下囚。五十万大军土崩瓦解。宦官监军，直至明末。侯方域曾写诗一首，对崇祯时期宦官的监军，作了委婉的嘲讽：“轸念苍生甚，恭承禁旅遥。貂亲节制，号令出云霄。敢谓明威远，或传将士骄。数曾城上见，未可达王朝。”《明史·职官志》序说：“初领五军都督府者，皆元勋宿将，军制肃然。”“既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疆事遂致大坏，明祚不可支矣。”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即以崇祯朝而论，京畿卫戍之权、监督军队之权， 统统交付宦官。结果，这批宦官“挟势恣肆”，掣肘将领，侵蚀军饷，避敌殃民，谎报军情，冒功请赏……无所不用其极。更荒谬的是，天启时魏忠贤“选京师净身者四万人，号曰净军”。崇祯末年，更大为发展，让他们守城。最后，李自成进京时一声炮响，这支庞大的不男不女的特种武装，立即作鸟兽散。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史上的一幕滑稽剧！&&明朝的宦官，为什么这样猖獗？答案只能从明朝高度发展的极端专制主义的君权中去寻找。
&&&&明太祖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君主专制时代，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期，所谓集权于中央，实际上不过是集天下大权于皇帝一人，由他高踞于封建等级制金字塔的顶端而已。出身贫苦，在元末农民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朱元璋，在刚登大宝时，鉴于元朝亡天下的教训，还能注意“人安为宝”，派人晨昏“画角吹难”，提醒臣民“为君难，为臣又难”，“创业难，守成又难”，甚至还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但是，等到天下坐稳，特别是在各地小股农民起义均被*、宰相制度被废除、功臣宿将几乎全部被翦除后，便深居简出，重温历代君主千年帝业的酣梦。不难想象，在朱元璋心目中，连徐达、李文忠、刘基、朱升等等一大批曾经跟他一起赴汤蹈火的元勋尚不可信，还有什么人值得信赖？久而久之，便必然形成这种局面：谁跟他接近最多，便最受信任。享有这个“得帝独厚”机会的，当然只有宦官。因此，尽管在开国之初，朱元璋三令五申，不得重用宦官，但头一个做不到的，正是他自己。从这样一件事上，我们不难窥知其中消息：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喜欢结交儒生，礼贤下士，家中有不少门客。有一天，文忠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元璋听了大怒，说：“若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门客教之。”遂把文忠门客都杀了，“文忠惊悸，得疾暴卒。”(按：李文忠非“得疾暴卒”，乃为朱元璋毒死。见潘柽章：《国史考异》卷二)此时此地，朱元璋已把宦官作为自己不可缺少的“羽翼”，宦官的地位，也就可见一斑。此例一开，在朱元璋的儿孙们看来，重用宦官，当然就是信乎有证，不悖祖训了。
&&&&明代皇权大肆膨胀的另一个结果，是皇帝被进一步神化，所谓“每日清晨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太平气象家家乐，都是皇恩不可量”。差不多至迟从晚明开始，以神化皇帝、崇尚君权为核心的“天地君亲师”的神牌，在千家万户供奉起来。皇帝被神化，只能导致君臣隔阂，到宪宗、孝宗时，皇帝与大臣“竟以面对为可怪，一逢召对，遂有手足茫茫之感”。最典型的例子是，宪宗成化七年(1471)，有次召见时，群臣“皆同声呼万岁，叩头”而已。明中叶后，某些大臣陛见时，简直如坐针毡，如履薄冰。神宗皇帝有次召见方德清、吴崇仁二相，商议张差闯宫的案件，方德清只知连连叩头，吴崇仁“则口噤不复出声，及上怒，……崇仁惊怖”，竟然吓得昏死过去，“乃至便液并下”，“如一土偶，数日而视听始复”。这种极不正常的政治局面，遂使皇帝将宦官倚为心腹，为阉人专权，打开方便之门。
&&&&历代封建王朝，都逃不出这条规律：随着政治局面的稳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多，作为全国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皇帝，消费欲越来越大。因此，几乎每一个王朝中叶的帝王，无不以比起乃祖乃兄不知要大多少倍的胃口，肆意追求消费，吮吸民脂民膏，力图穷极人间天上最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明王朝也不例外，明中叶后的皇帝，特别是武宗朱厚照、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更是醉生梦死，荒淫无耻。以朱翊钧而论，成天耽于酒、色、财、气，“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既然二十年不坐朝，也不召见大臣，那么，必须由“宸躬独断”、皇帝料理的国家大事，由身不离左右的宦官代为料理，也就势必不可避免，久而久之，“乃称肺腑矣”，宦官手中的权力便越来越大。稽诸史籍，真是历历可数：朱厚照喜欢喝酒，宦官便投其所好，“利其醉，不时进觞，遂日酣酗，不及亲政”。刘瑾每次奏事，专挑皇帝被杂伎逗得乐不可支的时候，这样，他一奏事，皇帝便说：你干什么，这样麻烦我。因此刘瑾便趁机自作主张，处理大事。魏忠贤奏事，则选择天启皇帝朱由校“引绳削墨”，摆弄木工工具，玩得最起劲的时候。这一来，形同顽童的朱由校，便十分讨厌，荒唐地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是以恣威福惟己意。”惟其如此，明中叶后司礼监的宦官才掌握了“照阁票批朱”的大权，使司礼秉笔太监的权力“居内阁上”，“而相权转归之寺人(宦官)”，内阁大权旁落，无所作为。“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真是荒唐。宪宗时，人们嘲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其实，这些阁老、尚书，并非都是草包，关键正是在于他们手中的权力已被转移到宦官手中。
&&&&但是，不管宦官的权力有多大，他毕竟不过是代行皇帝手中的权力，或者说是皇权的一种特殊使用形式而已。“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如果没有皇帝的圣旨作为后盾，或者假传圣旨，也就是“矫旨”行事，拉着皇帝的大旗作虎皮，出身流氓、无赖的魏忠贤之流，即使再狡猾，威福也是作不到宫门之外的。因此，宦官得势时，可以搞乱天下，但他们自己的命运，完全操在皇帝的股掌之间。皇帝一旦发现宦官走狗不走、需要另换走狗，或者觉察到他们有野心、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时，皇帝一翻脸，一挥手，这些宦官立即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下来，跌个粉身碎骨。王世贞说得好：“即狼戾如(王)振、(刘)瑾者，(皇帝)一(即皱眉头)而忧，再而危，片纸中夜下而晨就缚，左右无不鸟散兽窜，是以能为乱而不能为变也。”以刘瑾而论，虽被军民称为“站的皇帝”，权倾朝野，威风赫赫，但最后武宗一翻脸，刘瑾就被凌迟处死。这就是宦官的下场！透过刘瑾被杀千刀时以及刘瑾、魏忠贤之流屠戮臣民时的阵阵血腥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宦官专权的祸首，是皇权，是浸透封建专制主义的皇帝制度。
&&&&但是，“一瑾死，百瑾生”。只要封建专制主义存在，皇帝制度依旧，宦官得以孳生的条件便继续存在。因此，杀了刘瑾，曾几何时，又出了个魏忠贤，其作恶时间之长、危害之大，都超过了刘瑾。等到天启皇帝一死，崇祯皇帝上台后猛砍三斧头，除掉魏忠贤，并将与魏忠贤狼狈为奸的阉党管家婆客氏鞭死，焚尸扬灰。但又曾几何时，崇祯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