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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
材料二& 1．如果德国或意大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法国，俄国应使用其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如果德国或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进攻俄国，法国应使用其所有的军队和德国作战。2．如果三国同盟或组成三国同盟的国家之一动员了它的所有的军队，法国和俄国一经接到这件事情消息，不需要任何事先的协议，应立即同时动员它们的全部军队，并将这些军队调到尽可能靠近边界的地方……
——王绳祖《国际关系资料选编》
①材料一中反映的是哪次科技革命的成果？
②材料二是哪两国签订的协议的内容？主要针对哪些国家？
③哪一国家的加入使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造成了什么后果？
④材料一和材料二有关系吗？说说你的理由。
⑤就本题涉及的知识，结合现实，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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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二次科技革命（或第二次工业革命）。
②俄法。德奥意结成的三国同盟。
③英。两大军事集团形成后，积极扩军备战，激烈争斗，使世界局势日益紧张，最终导致了一战的爆发。
④有。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列强加紧侵略扩张，在这一过程中，为增强实力，缔约结盟，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
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维护世界和平，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只要言之有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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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之前的德国和如今的中国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一个崛起的大国必然也不可避免的会对国际外部环境释放他的张力。一个实力上升的强国一定会影响着国际和他周边邻国的关系。如何在崛起中处理好外交关系保证本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保证其崛起的过程不被打断，俾斯麦时期的德意志帝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例子。同时后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警醒了例子，因为它采用了与俾斯麦时期完全想法的外交路线。从此德国的崛起被打断，德国依旧没有逃脱循环往复的历史规律。非常值得一读的一本书，如果你对德国有十分浓厚的兴趣的话！&低姿态的崛起强者必遭嫉妒。――俾斯麦日，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告成立。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场地缘政治版图的革命：原本破碎的心脏地带被整合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使其由一个承受四方压力、列强争衡的场所，变为向四周扩展影响的重要权力中心。近两百年来，一直是法国在不断地努力，以获取欧洲大陆的霸权，而此时这一进程彻底结束了。用当时的一句妙语来说，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对于德国来说，统一是它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明确标志，同时也是它承受各种新的压力与义务的开始。很快，德国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著名悖论：实力越是增加，其他大国就越是疑惧，它的外部安全压力反而不断增加。为了应对这种强大带来的风险，统一之初的德国试图放低姿态，采取一条类似“韬光养晦”的路线。如果从大战略的角度来考察，这可以看成是一个摸索时期。新帝国的脆弱性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个德国基本上就是普鲁士王国的扩大。但两者在实力上却不可同日而语：普鲁士只是个军事强国，但德国却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足以引起周围国家不安的大国。统一以后，它的面积增加了近一倍，人口也从1930万增加到3460万。更重要的是，统一促进了经济的惊人发展，一位历史学家指出：“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然而这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又有非常矛盾和脆弱的 一面，尤其是在内部结构上，使得德国在形成大战略，或者是任何全局性的筹划方面都十分困难。这些突出表现在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战略决策体制三个方面。一、政治结构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完全是妥协与平衡的结果。这种妥协既体现在自由主义和君权思想之间，也体现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要求和各邦分立的传统之间。因此，统一后的德国虽然有了一部宪法，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宪政国家，其政治体制基本上属于“混合型”：即是君主制与民主代议制的混合，同时也是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的混合。帝国国会（Reichstag)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实行普遍、平等、直接选举的帝国国会选举法被写入帝国宪法，成为德国统一在法律上的象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俾斯麦政治合作的重要成果。帝国国会拥有397名法定议员，由全德25岁以上男子普选产生，其主要权力在于批准包括军事预算在内的各种法令。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德国成为一个真正近代化的代议制国家。与英、法等西欧国家相比，德国的国会权力要有限得多。它可以决定是否通过某项法令或财政预算，但本身却没有立法权，也不能对政府提出不信任。作为政府首脑的帝国宰相名义上向国会负责，但实际上是向皇帝负责，因为皇帝决定其去留。此外，各邦君主的代表还组成联邦参议院（Bundesrat)，负责立法，从而又分去了帝国国会的部分权力。相形之下，德意志帝国对于传统的君主权力却做了最大限度的保留。君主与代议机构――帝国国会和各邦议会的关系是按立宪君主制的原则决定的，即君主是唯一的主权代表，拥有充分的统治权，特别是在军事、对外政策等领域，君主拥有一人专断的权力。军事上，皇帝沿袭了普鲁士那种“士兵国王”的传统，军队只效忠皇帝而不效忠政府，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君主。在外交方面，除部分有关贸易、交通、关税等国际条约需要帝国国会同意外，其他国际条约（特别是同盟条约与和约）只需皇帝一人批准。在宣战问题上，只要帝国本土未遭直接攻击，皇帝只需取得联邦参议院同意就可以宣战，而不需要经过帝国国会的批准。事实上，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皇威廉一世甚至没有获得联邦参议院同意就宣战了，联邦参议院事后追加了同意，这才使宣战行为合法化。从帝国与各邦的关系上，德国则是一种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的混合体。一方面，德意志帝国包含的统一因素并不多，表现为一种松散的联邦制。比如从主权上看，各邦君主是国家主权的共同享有者，仅仅在国际交往中皇帝才是德国唯一的主权代表。这一点在皇帝称号的确定上就可看出。1871年帝国成立时，威廉一世试图使用“德国的皇帝”（Kaiser von Deutschland)这一称号，但由于其含有对其他各邦拥有主权的意思而被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国王拒绝，最终改为只具有民族意义的称号――“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在军队构成上，德国最重要的军种就是陆军，而陆军是由几个主要邦的陆军凑起来的，平时主要向各邦的君主负责，战时才形成统一的德国陆军并由皇帝行使指挥权。一些重要的军事机关也属于邦，比如一些书上提到的所谓德国总参谋部，实际上它真正的名称是普鲁士总参谋部。从机构和位置设立上看，只有帝国国会和宰相是代表帝国层面的。帝国不设各部，而是由宰相的办公室负责帝国具体的行政事务，直到1878年宰相办公室才进行扩大，分出8个“帝国办公厅”，分别负责外交、财政、内务、海军、邮电、铁路、司法和阿尔萨斯-洛林事务，其负责人称为“国务秘书”（Staatssekretar)。所以德意志帝国不存在部长，除宰相以外也不存在别的帝国大臣。另一方面，德国又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这主要是因为普鲁士邦在帝国事务中起着过于重要的作用，比如它拥有帝国2/3的土地和3/5的人口，德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基地都在其境内。而且，帝国税收与各邦的税收分开，普鲁士邦的税收收入长期高于帝国的岁入。到1913年时，普鲁士的总岁入仍比帝国总岁入高约1.2亿马克。更重要的是，普鲁士在政治决策中占有极特殊的位置，其国王就是德国皇帝，而帝国宰相，一般都兼任普鲁士首相，（除1873年和年两次短暂的中断外）。在由各邦代表组成的帝国立法机构――联邦参议院中，普鲁士占了58个议席中的17席，足以否决任何它不同意的提案。可以说，谁掌握了普鲁士，谁就能掌握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命运。二、社会结构统一以后的德国社会也是一种充满矛盾和各种张力的结构，其主要矛盾包括德意志传统的分立主义和统一国家之间的矛盾，及与社会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之间几乎是势均力敌的对立。在刚刚完成统一的时候，第一类矛盾表现得十分突出。由于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用武力来强制实现的，普鲁士与原先敌对各邦（如汉诺威、萨克森等）之间就存在着战胜者与失败者的裂痕。而且，在德意志历史上，以王朝为基础的分立主义根深蒂固，对王朝的忠诚一直是比民族认同更为牢固的纽带。对此，俾斯麦在其《思考与回忆》一书中指出：“在王朝的家庭统治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特殊的民族性，在绝大数情况下包含各种不同成分，它们的组合既不是以族的相同也不是历史发展的相同为基础，而完全是以这样一种大可争议的事实为基础：即由王朝借助亲属关系、共同继承关系或在选举皇帝时从皇室获取继承权等来达到加强和继承的权利。无论这种小邦分立的组合的起源是什么，它的后果总是：各个德意志人随时准备用火与剑与自己的德意志邻居和同族人搏斗，如果发生连他本人也不理解的纠纷，只要王朝有令，就亲自把对方置于死地。”这种分立主义还涉及波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问题。统一的德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其基础是民族认同，而不是对王朝的效忠。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生活在德国土地上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居住在德国东部的波兰人该如何定位？历史上波兰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并入普鲁士的波兰人只是效忠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仍保留着波兰人的民族独立性，因此在普鲁士统治下波兰问题并不突出。但是德国统一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建立在德意志民族基础上的国家形式反过来也刺激了波兰人的民族意识，很多波兰贵族宣称他们可以成为普鲁士人，但绝不会成为德国人。与民族问题相混合的还有宗教问题。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德意志境内就存在着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给德意志带来巨大灾难的“三十年战争”部分原因就来自这种宗教矛盾。德国统一并没有使宗教问题消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有所复活。当时在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的民众中间，1871年的胜利和帝国的建立，被看做是路德的新教对（不仅是法国的）天主教的胜利。然而新教虽然在全德范围获得了主导地位，但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却是天主教占优势。这些天主教占优势的地区（如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和以新教为主的普鲁士之间存在的分离倾向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传统的宗教原因。另外，波兰人也主要信仰天主教，与德国的新教基础不断产生矛盾。在德国决策层，特别是普鲁士政府看来，确保新教的主导地位，对于维护德国国内稳定和统一是至关重要的。在1906年，德国宰相毕洛夫就十分担心，一旦奥匈帝国解体，其德语地区（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并入德国，将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将因此增加1500万天主教徒，新教徒将由此成为少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与‘三十年战争’之前的比例类似。这将导致德意志帝国分崩离析。”第二类矛盾主要存在于社会阶层之间。传统的德国社会基本上以农业为主，掌握土地的容克地主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是政府官员，特别是陆军军官的主要来源。然而到德国统一时，工业化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在1850――1854年，德国45.2%的国内净产值来自农业、林业和渔业，20.4%来自工业和手工业。到1870――1874年时，前者下降到37.9%，后者上升为29.7%。这样，传统的国内权力结构就不断背离新的经济基础，迅速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开始积极要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权力。然而，新的德意志帝国是由普鲁士的封建贵族为主导而建立的，容克地主阶层仍可以凭借有利的社会地位坚持原有的权力分配。而且，德国的统一时间相对较短，工业化过程又十分集中，因此德国不像工业化过程相对漫长的英、法等国那样，有足够的时间扫除传统的精英阶层，或是将其吸附到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在工业社会中保留了由封建-军事精英组成的权力“硬核”。这就造成德国独特的社会现象，即同时存在工商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两个势均力敌的利益集团，双方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对政府发挥影响，由此产生的二元张力是刚统一不久的德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统一日益巩固，德国国内的第一类矛盾――德意志传统的分立主义和统一国家之间的矛盾有所下降，而第二类矛盾――工商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彼此矛盾却不断突出。特别是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矛盾的主体进一步增加，局面也更加复杂化。三、战略决策体制德国的战略决策体制主要可以从外交和军事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德意志帝国政府的代表是宰相，向皇帝负责，主持处理日常的政治事务，外交也由宰相负责。1878年之前，帝国宰相办公室负责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德国驻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构均直接向俾斯麦本人负责。到1878年宰相办公室扩大后，设立“外交办公厅”，其长官称为“外交国务秘书”（Der staatssekretar desAuswartigen Amtes)，类似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但权力要小，实际上是协助宰相处理外交事务。德国当时外交政策制定的基本流程是：使馆收集外交信息，由外交办公厅汇集各方面信息并呈报宰相，宰相形成判断并主导制定政策，皇帝进行最后裁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则由宰相下达具体指令，驻外的外交官员负责执行，或是由宰相亲自出面直接与其他国家驻德使节进行沟通。但在现实中，这种程序往往被打断。由于当时德国的外交官都出身贵族，因此有些情况下，外交官也会利用与王室之间的特殊关系直接向皇帝报告，从而引起宰相与外交官之间的冲突。统一之初，德国驻法大使阿尼姆伯爵，不同意俾斯麦的对法政策，主张德国应帮助稳定法国的国内政局，并使其重新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而俾斯麦认为，法国的共和制与动荡的政局对德国有利，因为这些是阻止法国与俄国结盟的主要障碍，而一个君主制的、稳定的法国则会成为沙皇俄国“可能的、合适的盟友”。阿尼姆遭到俾斯麦驳斥后并没有服从，而是干脆绕过俾斯麦，直接向威廉一世皇帝写信，这就严重破坏了宰相对外交事务的统一领导。俾斯麦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两人的冲突最终以阿尼姆被解除大使职务并以“处理公务文件不当”的罪名受到法律制裁而结束。从“阿尼姆事件”以后，德国在外交方面的决策完全集中到作为宰相的俾斯麦手中，只要皇帝不进行硬性干预的话，外交政策就完全按照他的思路进行。但是在军事领域，宰相的权力却极小。德国的军事制度基本上是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延伸，是在绝对王权体制下形成的、被小心保存下来以免受文官和代议机构染指的一整套设计。德国实行军政和军令分开的制度，普鲁士陆军部主要负责全德军事行政方面工作（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除外）。普鲁士总参谋部在其中也有很大权力，平时负责制定作战计划，战时负责具体落实和执行皇帝的命令，实际上是整个德国军队的总参谋部。此外，还有几个由一小部分陆海军将领组成的“军事内阁”，每天向皇帝作出报告，就军事问题进行讨论决策，实际组成了一个与普鲁士陆军部、总参谋部平行的，只向皇帝负责的军官集团。这三个主要军事决策机构之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联系，全德国的武装力量也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在军令方面，如军事计划、军队的组织训练、动员和使用等，则完全由皇帝一人专断。另外宰相在其中也可以发挥一点象征性的作用，如在国防预算、兵员补充、装备、军需等方面需要他副署以赞同皇帝意见。所以，军队（主要是普鲁士军队）在德国的战略决策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而作为帝国政治领导人的宰相无权干预军事决策。这样，当德国进行战略决策时，其政治体系和军事体系在体制上是相互割裂的，仅由皇帝一人充当两个体系之间的结合。总体上看，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在制度准备上是先天不足的，其决策体制、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各个利益集团、各个机构都试图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但又缺乏完善的法律和机制规范，只能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形成一种比较均衡的大战略，而且就连进行某种全局性、连续性的筹划都很难。可以说，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的大战略只能以一种“背着十字架跳舞”的方式艰难发展，并且严重依赖俾斯麦个人的智慧和手段。强大带来的危险及其应对一、强大招败的危险从外部环境来看，新统一的德国同样面临很大问题。首先，德国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它位于欧洲中部，既有漫长的、复杂的陆上边界，又濒临海洋，具有典型的海陆双重地缘特征，力量容易被分散到不同的方向。同时，它又处于大国的包围之中。在陆地上，德国东临俄罗斯、南接奥匈、西部与法国相连，唯一不与大国接壤的北方则是北海和波罗的海，而这一方面也面临着英国的海上霸权。所以俾斯麦总结说，德国处于“中心和无屏障的地理位置，国防线伸向四面八方，反德联盟很容易形成”。更重要的是，德国的统一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力量结构，而且这种改变，是以在战场上打败欧洲五个大国中的两个大国的激烈方式来实现的，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弹。这种由强大带来的压力突出表现在英、俄这两个大国对德国的态度上。在统一前，当普鲁士陷于和法国或奥地利的较量时，英国和俄国会或多或少地加以援手，属于普鲁士的“天然盟友”。但是统一以后，德国一跃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而法国与奥地利反而处于需要保护的状态。对于这种革命性的的变化，英国与俄国的立场基本一致，那就是德国的相对优势不能再进一步扩大，法国不能受到进一步削弱，反而应给予支持以便平衡德国。英国在这方面的反应最为迅速。早在德国统一战争结束之前，英国就开始表现出扶持法国、抑制德国的倾向。当普法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英国试图用“人道主义”压力来干预普军对巴黎的围困。从停战到法兰克福条约签署之间的这段时间内，英国部分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又四处活动，力图阻止法国向德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保守党的主要领导人索尔兹伯利（此人后来数次出任英国首相）甚至不赞成英国在战争期间保持消极的“中立”，认为政府应该开展积极地外交行动：“难道这（指避免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不是一场值得冒险的危机吗？”最能概括英国立场的则是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士累利于日在下院的著名声明。他明确指出，普法战争绝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代表了德意志土地上的革命，这是比法国大革命更重大或同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我不会说在社会意义上比法国革命更重大或同样重大。它的社会意义将体现在未来。我们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已经完全不复存在，而就在六个月前，这些原则还被政治家们接受并当作指针。当然被扫荡掉的不仅仅是外交的传统。你们面临一个新的世界和一种新的影响力量，要应对新的未知的事物和危险……均势已经完全被破坏，受冲击最大、最能感受到这种巨变带来的后果的国家，就是英国”。实际上，英国真正担心的是，德国实现了统一之后会怎么办。这个崛起的大国会不会利用自己增长了的实力来进一步扩大优势，最终实现称霸？在德国统一的初期，英国决策层内部的这种怀疑十分强烈，可以说不少人认定德国会采取进一步的扩张。比如迪士累利本人就认为：“俾斯麦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波拿巴，对他应当加以遏制”，而且“俄国和我们为了这个具体目标可能结成同盟”。1871年以后英国驻德国大使奥都?罗素也认为，俾斯麦的目标就是使“德国在欧洲称霸，使德意志民族在世界称霸”。而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就被认为是德国统一所有欧洲操德语地区的开端。相对而言，俄国对德国崛起的反应却没有英国那样迅速。这一方面是因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和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之间的传统纽带仍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俄国借法国战败而取消了1856年巴黎和约中屈辱性的“黑海中立化”条款（主要是限制俄国在黑海拥有海军），也算是从德国统一中获得了部分利益。不过，这些对俄国的影响都是暂时的，德国统一对欧洲力量结构带来的深层次变化很快就在俄国政策中得到了体现。俄国和英国一样，开始从德国传统的反法盟友转变为法国的支持者。1872年9月，俾斯麦费尽力气将德、俄、奥三国皇帝拉到柏林进行会晤，以显示“君主国的团结”时，俄国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明确向法国驻柏林大使示意，俄国将支持法国重建自己的陆军：“我已向您说过这一点，而且乐意再说一遍，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对俄国这种立场，俾斯麦有过准确的判断。他认为俄国在普法战争时还没有预见到“战后会有如此强大和团结的德国作为它的邻邦”，而一旦态势明了后，俄国就会划出新的底线：“对于俄国政策来说存在一种限度，法国在欧洲的重要性不允许被缩小到超过这个限度……我相信法兰克福和约是达到了这个限度的。”至于被德国打败的法国和奥地利，对德国崛起自然更加怀有敌意。在法兰克福条约中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后，法国对德国的仇恨变得根深蒂固，复仇的意愿可以说主导了1871――1914年法国全部的对德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44年内，法国只要有打败德国的机会，就会尽全力争取，任何与德国不和的国家都是法国潜在的同盟。相对而言，德国与奥地利的矛盾还是属于可调和的。奥地利国力较弱，而且面临国内危机。1867年成为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国”后，奥匈帝国对于夺回德意志的领导权已经失去兴趣，普法战争结束后，奥匈进一步感到复仇无望，因而将力主对德复仇的首相博伊斯特解职，默认了德国的成功。但是，一旦德国卷入其他纠纷，奥匈保持观望并伺机对德报仇的可能性就会重新出现。二、俾斯麦的初步应对措施面对这些压力，俾斯麦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本人深谙大国崛起必遭疑惧的规律。在《思考与回忆》这本政治遗嘱性质的书中，他就着重指出了由国家强大带来的危险，一再提醒德国人应谨慎处理与其他大国关系。但是，认识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又是另一回事。在德国统一初期，俾斯麦仍然延用普鲁士时期的一些老办法来应对这些新出现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想让德国表现得像统一前的普鲁士那样，“装作”自己还没有崛起。这可能也算是一种德国式的“韬光养晦”。比如对于英国，俾斯麦就一再放低姿态，希望引用普鲁士和英国在历史上的结盟传统，来化解英国的疑惧和压力。1870年11月，英国驻德大使罗素向俾斯麦表达英国对俄国破坏巴黎和约中黑海条款的严重关切，并进而提出，英国认为德国背地里为俄国此举撑腰，以作为俄国在普法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回报。俾斯麦对此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借机对英国作了一番友好表示，称德俄之间没有秘密协定，双方的关系是一种公开的，同时又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同盟关系。对于这种关系，他“不仅不打算否认，而且还公开宣称这是友谊和对以往友善举动的感激所形成的民族和家族联盟。他的任务就是保持这种联盟直到未来出现更有利的联盟”。同时，他又强调，英国和奥匈是德国的“天然盟友”，为这样的联盟德国准备做出牺牲。这就明确暗示，如果英国愿意与德国结成历史上英国与普鲁士之间的那种同盟关系，德国可能放弃支持俄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用以往英普关系的模式来套英德关系。但是这种做法已经不可能成功。统一后的德国毕竟不是原先的普鲁士，英国对一个大陆上新兴强国的疑虑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对于俾斯麦的建议根本没有接招，此事很快不了了之。对于奥匈与俄国，俾斯麦用的也是普鲁士时期的老办法，那就是强调君主之间的联合。当时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发展，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都感到了威胁。而在俾斯麦那里，几乎所有的威胁或危险都是机会，都可以利用它们来吓唬其他人与他合作，实在不行还可以用来对付国内的反对派。俾斯麦是梅特涅的崇拜者，自然想用国际共产主义（特别是巴黎公社以后）来恐吓一下君主们，从而恢复“神圣同盟”，稳定欧洲的大国格局。但是这种普鲁士时期的老办法还是有点问题。德国的实力与当初的普鲁士不可同日而语。奥匈与俄国都担心，一旦形成一个“君主国同盟”，强大的德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同盟的核心。另外，奥俄之间在巴尔干问题上还存在竞争，两国也不愿被拉入同一个联盟体系。所以，奥匈希望德国与俄疏远，并在关键时刻支持自己对付俄国。俄国的意图则更复杂一些，它一方面不愿意承认德国新拥有的国际地位，不愿按德国的想法行事，另一方面认为自己拥有“行动自由”，仍可以与法国甚至奥匈保持良好关系来要挟一下德国，所以俄国也不急于接受俾斯麦关于三国恢复某种“神圣同盟”的想法。针对这种局面，俾斯麦很快变通了那种老普鲁士的做法，加入了更多的权力政治手腕。他先对付实力相对较弱的奥匈帝国，认为只要拉过来奥匈，再与实力相对强大的俄国进行讨价还价就有了很好的本钱。在此后近二十年中，俾斯麦关于德奥俄三国关系的政策都贯穿了这种思路。俾斯麦在与奥匈的谈判中明确表示，德国不会以牺牲德俄关系来换取德奥关系的改善，奥匈最后只能屈服。奥匈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二世对柏林进行一次正式访问，这被看做是奥匈接受被德国打败事实的表示。两个德意志大国之间的友好表示，自然使俄国感到一些紧张。为了避免被德奥两个国家排除在外，俄国沙皇与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也主动访问柏林并“恰巧”形成了三位君主同时聚会的情景。但是这一次“三皇会议”充其量只是一种外交姿态，并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文件。事实上，通过聚会奥俄两国都明白，在两国的矛盾和竞争不可能消除的情况下，不能让对方单独与德国加强关系，三国同时进行接触是最好的选择。1873年5月，德皇威廉一世在宰相俾斯麦和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的陪同下回访俄国，并签署了俄德军事同盟协定，规定缔约双方在任意一方遭受其他欧洲大国进攻时提供二十万军队进行支援。这一协定表明，俄国准备在下一次德法战争期间至少再次保持中立，这相当于间接地保证了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占领。但是俾斯麦并不十分在乎这点利益，相反，他更看重的是德、奥、俄三国关系的协调。在他看来，只要这三个国家能在外交上保持一种基本一致，那么法国的复仇就不足为虑。因此，他声称该协定如果没有奥匈参加将是无效的，希望把奥匈拉入，但奥匈却不愿参加这样一个有约束力的保证。作为一种替代，奥匈反而直接与俄国谈判。1873年6月，当沙皇访问奥匈的香伯龙（Schonbrunn)时，两国达成了一个非常笼统的协议，只是泛泛地保证要“维持欧洲和平”。对德国来说，该协议当然不像俄德军事协议那样有价值，但是毕竟缓和了奥俄这两个大国的关系，避免德国在其中作出选择，所以俾斯麦还是满意的。1873年10月，德国也加入“香伯龙协议”并形成了“三皇同盟”，即第一次“三皇同盟”。在经营奥、俄、德三个“君主国”的关系时，俾斯麦也时刻关注着英国的反应。他担心“三皇同盟”的形成会刺激英国，促使其与法国联合，因而不断向英国释放信号，强调这一同盟不会损害英国的利益。为此，他坚持在国际事务中放低姿态，同时也做了一些实际行动来表明德国的诚意。比如在1873年夏，德国就促成英国与俄国达成了一次划分中亚势力范围的协定，帮助稳定了英俄关系。总体上看，在年间，这种“低姿态”还是收到了一定成效。德国的整体外部环境有了改观，英俄对德国崛起的戒心似乎有所减少，而意大利也由于害怕法国干涉自己与梵蒂冈之间的争端，主动向德国靠拢。一时间，德国崛起所引发的的结构性压力似乎已经消除。“战争在望”危机然而，以普鲁士的方式行事并不会让别人把德国错当成普鲁士，更不能改变德国崛起的事实。当1875年“战争在望”危机爆发的时候，外部环境“大幅改善”的假象很快就破灭了，德国式的“韬光养晦”也遭到了严峻考验。这次危机的根源在于德国崛起带来的各种压力的汇集，但是爆发的直接原因却更加复杂一些，与当时德国国内的一场政治-宗教斗争有很大关联。一、“文化斗争”与法德关系紧张前面提到，普鲁士是以新教为主的国家。早在19世纪初，普鲁士就确立了新教的国教地位，并实行政教分离。而天主教势力则努力维护自身作为少数派的权力。1852年后，普鲁士邦议会中就曾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罗马天主教政治派别。该派力图在一个新教占优势的国家里维护天主教会的权利，但是从来没有妨碍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来实施它的政策。然而到德国统一以后，随着国家与民族两个概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宗教与政治之间、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这一点与当时欧洲的大环境也正好合拍。在19世纪下半叶，罗马天主教被不断排挤出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教分离已经成为欧洲的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天主教决心进行反击。在教皇庇护九世的领导下，欧洲的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巩固教权运动。1864年，罗马教廷发表题为“谬误的大纲”（Syllabus of Errors)的文件，反对政教分离，重申教会对世俗事务的权力。1870年又发表了“教皇无谬误说”（The Dogma of Papal Infallibility)，称教皇代表神意。这样一来天主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激化。对这场国际范围内的政治-宗教斗争，俾斯麦本来希望置身事外，1870年时还要求普鲁士驻罗马教廷的大使采取严格克制和中立的态度。但是，这场斗争很快就波及到德国国内。首先，德国的自由派人士、新教势力都强烈反对罗马教廷的做法，而天主教势力也分为两派，不接受“教皇无谬误说”的一派遭到德国天主教主教团的迫害，开始请求国家的保护。其次，德国境内的天主教政治派别开始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整合反对派力量，于1870年12月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央党。在1871年的帝国国会选举中，他们以全德天主教运动的面目出现，在382席的总席位中获63席，几乎占全部选票的1/5，成为帝国国会的第二大党，也是俾斯麦政府最大的反对党。第三，天主教的积极活动与波兰问题产生瓜葛，因为波兰人主要信奉天主教，而不少天主教教会在波兰人聚居的省份鼓励使用波兰语，而不是像政府要求的那样推广德语。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就面临天主教教派利益与波兰民族利益结合起来的危险，使得原本是宗教权利的斗争很快与国家安全利益联系了起来。俾斯麦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以进一步明确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巩固新国家的统一。1871年夏天，政府逐步将天主教教会影响排挤出公共事务，并在全德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对教权主义的运动，被称为“文化斗争”（Kulturkampf，该词于1873年由进步自由党人发明）。但是，国家机器对群众性宗教信仰的斗争往往很难占上风，德国“文化斗争”的形势也迅速复杂化。一方面，政府简单的强硬手段不仅没有削弱天主教势力，反而使其得到了广泛同情，天主教的政治力量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874年1月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天主教中央党的席位由63席增加到91席。另一方面，德国国内的天主教势力得到了罗马教廷和法国天主教势力的支持，这样国内政治-宗教斗争就有了国际背景，而且迅速涉及国际政治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法德之间的敏感问题。1873年8月初，法国南锡主教发表了一封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要求他们为归还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和梅斯（分别是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的首府）作祈祷。一个月以后，巴黎大主教也发出类似的号召。后来，又有五个法国主教发表讲话，支持阿尔萨斯-洛林的天主教徒和德国主教团反对政府的镇压措施。面对这种情况，俾斯麦开始怀疑法国与罗马教廷正在阴谋联合发对德国，而法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更是加深了这种疑虑。在结束普法战争的《法兰克福和约》中，德国要求法国赔偿50亿法郎并以军事占领法国部分地区作保证，原打算借此使法国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延缓其复苏进程。然而法国偿清战争赔款的速度却出乎德国意料，到1873年时就偿清所有赔款，日，德国占领军也被迫完全撤出法国。（《法兰克福和约》规定法国要到1874年3月付清所有战争赔款，这可以反映出德国对法国偿款能力的最初预期。）日，法国国民大会选举了拿破仑三世的一个旧部下麦克马洪元帅作为法国总统，困扰法国政坛的宪法危机开始平息，法国国内局势逐步稳定。在军事上，普法战争一结束，法国就开始重整军备，到1873年时军事力量的恢复进一步加快。法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快速复苏很快引起了德国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德国军方率先作出反应。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早在1872年就着手制定对法“预防性战争”的作战计划。日，毛奇在对英国大使罗素的谈话中提到对法战争的可能性，紧张气氛开始出现。与此同时，一些谣言开始传播，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效果。1874年12月，报纸传出消息，称一名比利时人要暗杀俾斯麦，而巴黎主教将为此支付6万法郎。俾斯麦因此对比利时政府作出了十分严厉的反应。到1875年初，又有谣言称俾斯麦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为瓜分比利时做准备。1875年的另一个谣言是由“拉多维茨使命”引起的。当时，俄德关系出现问题，德国驻俄国大使因病离职，导致这一重要职位空缺。而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又希望疏远一下德国，以显示俄国对德国的重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于1875年2月向圣彼得堡派遣特使拉多维茨，协调一下德俄两国对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政策，并力图缓和一下俄国特别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德国的不满情绪，这就是著名的“拉多维茨使命”。然而，谣言也随之传播（俾斯麦认为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是主谋），称拉多维茨此行主要是希望在法德战争爆发前争取俄国的支持或中立，作为交换，德国将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这样，一场新的法德战争的可能性开始朦朦胧胧地出现了。二、“战争在望”？日，德国宣布停止出口马匹，原因是俾斯麦得到报告，称德国马匹商人突然接到法国方面的大量订单，要立即购买一万匹军马。而到3月12日，法国方面也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其国民会议通过一项法案，将每个营的编制从3个连增加到4个连，而每个团则从3个营增加到4个营。根据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估计，这项法案将为法军在战时增加14万4千人的兵力，从而可能改变德法之间的军力对比。这样，双方似乎突然进入了一种军事对峙甚至是临战的状态，局势进一步紧张。面对这种情况，俾斯麦的考虑比较复杂。首先，他不同意德国军方，特别是普鲁士总参谋部认为法国正在重整旗鼓，以便发动复仇战争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法国在找到一个盟国之前不会冒险对德国进行复仇。其次，俾斯麦似乎真的相信存在一个国际性的、反德的天主教联盟，而法国和罗马教廷则是其中的核心。在国内“文化斗争”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德国迫切需要在外交上取得一次对法国的胜利来挽回颜面，以证明新成立的帝国没有因“文化斗争”而分裂。第三，通过利用并加剧紧张局势可以争取其他大国的支持，以便对法国施加强大压力，制止或延缓其军力的复苏。因此，俾斯麦拉响了对法战争的警报。（这是历史学家对“战争在望”危机的主流看法。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俾斯麦是真心想对法国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日，德国的《科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联盟》的文章，将法德之间的紧张局势与“文化斗争”联系起来，指出国际上正在形成一个由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罗马教廷组成的“反对普鲁士化的德国的天主教联盟”，而法国的军力恢复则是为了准备“复仇战争”。4月9日，德国《邮报》又发表了题为《战争在望？》的著名文章，更加明确地指出法国正在准备复仇战争，从而在德国和全欧洲都掀起了一种临战的紧张气氛。与此同时，一些德国高级官员也开始释放信息。日，曾任赴俄特使的拉多维茨在晚宴上对法国驻德大使贡陶-比隆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发表了一番哲学见解。他首先称目前法德之间的危机已经解决了，但是又说，如果法国执意复仇，那么为什么德国要坐等法国重新武装并找好同盟呢？从“政治、哲学甚至是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德国在那种情况下采取预防性打击都是有道理的。5月2日，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会见英国驻德大使罗素，称发生预防性战争的责任并不在发动进攻的一方，而在挑起进攻的一方。但是如果欧洲大国站在德国一边，让法国感到复仇无望的话，战争就会避免。总体来说，俾斯麦这种做法还是典型的普鲁士方式，特别是统一战争期间的普鲁士方式，即主动加剧紧张局势，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外交互动来迫使对手做出大的让步。但他没有注意到，形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德国与普鲁士的地位完全不同。在1871年以前，普鲁士可以主动跳起来闹一阵子，然后迫使其他大国赶来“劝架”，但统一后的德国已经没有条件这么做了。对于其他列强来说，德国太强大，它的任何挑衅性行为都会被非常认真地看待，并且很有可能刺激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它。所以在1875年的时候，法国是需要保护的对象，德国自己才是需要防范的对象。德国鼓吹防范法国威胁，非但不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共鸣，反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各大国，特别是英国和俄国迫切希望保证法国的地位和力量不再被进一步削弱，以便制衡德国的崛起。这样，俾斯麦在这场“战争在望”危机中的失败就成为必然。更何况，此时法国的外交一反1870年普法战争前夕的那种笨拙和鲁莽，而是进行了相当高明的运作。法国外长德卡兹牢牢抓住其他大国对德国崛起的戒备心理，充分展现法国受到德国挤压和威胁的形象，促使大国进行干预。他一方面向英、俄、奥政府积极游说，将俾斯麦描绘成对欧洲和平的威胁，同时又运用国际媒体的力量，命人在拉多维茨谈话报告的基础上撰写一篇有关德国的预防性战争理论的文章，于日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极大震动。三、各大国的反应英国率先进行了干预。早在日，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就写信给德皇威廉一世，警告说如果德国试图再次打垮法国将引起严重后果。1875年4月，当德国《邮报》发表《战争在望？》一文后，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马上约见德国驻英大使，表示法国方面已经向英国作出保证，重组法军的目的仅仅在于恢复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尊严，在法国没有一位政治家相信法国可能在一场对德战争中获胜。5月9日，英国驻德大使罗素又紧急拜会德国外交国务秘书毕洛夫，宣称英国政府不相信法国有任何要开战或者以武力收复丢失省份的意向，英国政府对当前的动荡表示很大不安。与此同时，英国邀请意大利、俄国和奥匈联合向德国施压，要求“保证和平”。5月31日，德比伯爵在英国上议院又作了措辞十分严厉的演讲，重申法国没有任何发动战争的意图，指责“部分德国的高层人物”应该对这场危机负责。这一讲演被第二天的《泰晤士报》刊登，从而向整个欧洲明示了英国对“战争在望”危机的立场。俄国的立场也是同样。日至6日，俄国驻英大使彼得?舒瓦洛夫，在从圣彼得堡返回伦敦的途中专程在柏林停留，向俾斯麦和威廉一世转达俄国政府的不安。与此同时，英俄对德国的共同立场也促使两国在危机过程中联合起来。舒瓦洛夫到伦敦以后，向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报告，称俾斯麦正处于一种极差的心理状态中，总是疑心其他欧洲国家要联合起来反对德国。5月10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给俄国沙皇写信，提出两国共同行动，由俄国沙皇在访问柏林过程中作出和平倡议，而德比伯爵则命令英国驻德大使罗素进行全力配合。5月10日至13日，俄国沙皇在宰相哥尔查科夫的陪同下访问柏林，表示俄国不赞成德国对法国发动预防性打击，而且还要求俾斯麦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俾斯麦只能保证德国无意进行任何预防性战争，而哥尔查科夫则立即向俄国驻各国的使馆发电，称和平已经有了保障。至此，德国突然发现自己在欧洲完全陷入了孤立：英俄两个大国联合起来对德国施压，奥匈帝国冷眼旁观，而意大利则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接受英国的建议，同时又向德国透露信息，以便获得更多回报。其中，英国的干预最为积极主动，力度也最大，给俾斯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无讽刺地指出，英国在1870年时只要拿出这种劲头的十分之一，就能阻止法国进攻德国，也能阻止普法战争的爆发。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那就是在任何时候，如果我们试图对法国的再次进攻做出军事上的或外交上的准备（当然现在我们没有这样做），那么英国就将鼓动整个欧洲来反对我们而支持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只能全面撤退，并开始向各方反复解释德国没有任何先发制人的意图，而这一过程又延续了很长时间，使德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都陷入了很大被动。直到1876年2月，俾斯麦还在向帝国国会做出解释，试图撇清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可以说，俾斯麦一手拉响的“战争在望”危机，最终是以自己的全面失败而告终的。而失败的主要根源在于，他对于德国新的国际地位和战略环境的判断不准确，特别是没有充分估计到德国崛起在其他大国中引起的不安和防范心理。他沿用了普鲁士时期的老战术，结果违反了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一个崛起大国应尽可能避免成为矛盾焦点。这种失策使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英、俄等大国借机向德国亮明了自己的立场，而法国实际上获得了某种安全保障。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对此不无讽刺地评价说：“俾斯麦要测试一下欧洲的舆论，现在他得到了答案。”这一“答案”当然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在应对崛起带来的压力方面，“低姿态”是远远不够的，最多只能在风平浪静时发挥作用。“战争在望”危机对俾斯麦个人的打击也十分沉重。1875年5月底他提出辞呈，遭到威廉一世皇帝拒绝后又离开柏林，前往瓦尔青休假，一直到11月才重新回到柏林工作。在5个多月离群索居的时间里，他实际上是在进行自我放逐，使自己在一种极端孤独的情况下深入思考德国的处境和命运。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俾斯麦在这段时间都想了些什么，当然也无从知道这是否属于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归隐-复出”模式。历史研究所能显示的只是，在“战争在望”危机以后，那种德国式的“韬光养晦”开始调整，俾斯麦的对外政策也越来越充分地考虑德国崛起这个新的事实，逐步体现出一种深远的、全局性的战略谋划。增加的国际义务――近东危机与德国的选择如果说“战争在望”危机显示出德国崛起引起其他大国的压力，那么紧接着发生的“近东危机”则表明，崛起还迫使德国不得不背上更多的国际义务，并且接受伴随而来的各种深层次风险。这些仅仅靠俾斯麦在政策上“低姿态”已经无法躲避了。更关键的是，1875年开始的“近东危机”所冲击的正是当时德国外交的重心――“三皇同盟”。前面提到，所谓的“三皇同盟”并不是这三个国家要联合起来对抗谁（用今天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不针对第三方），而是希望通过这种联合的形式来掩盖彼此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争夺。对德国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只有俄奥和德国在一个联盟体系内，这两个国家就不会有太大的动力来寻求与其他国家（主要是法国）的同盟，法国就始终处于一种孤立状态。这样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安全都不会出现问题。然而这一联合面临两大冲击：一是英国的态度。英国对于大陆强国之间的联合历来不放心。俾斯麦的“三皇同盟”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梅特涅时期的“神圣同盟”，自然会唤起英国对大陆强国联合主导欧洲事务的担心。因此，只要有机会削弱这种联合，英国都会积极行动。二是东方问题的凸显。巴尔干地区居住的大部分是斯拉夫人，但从14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步处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之下。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土耳其帝国的衰落，巴尔干地区各斯拉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断加强，形成所谓的东方问题。在当时的欧洲，这一进程对于大国之间的力量格局是具有颠覆性的：首先，将加速土耳其帝国的瓦解，而如何分配这一巨大遗产将引起欧洲列强之间的严重冲突，甚至可以引发战争；其次，可能加强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甚至整个地中海东部的影响力，因为俄罗斯一直自视为“斯拉夫兄弟”的“解放者”，新独立的斯拉夫国家被认为是俄国势力的延伸；第三，一旦奥斯曼帝国崩溃，接下来的“欧洲病夫”就会是奥匈帝国。因为奥匈帝国境内居住着大批斯拉夫人，一旦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进一步蔓延，奥匈帝国也可能瓦解。注：1866年被普鲁士打败后，奥地利帝国内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通过1867年宪法的改革，匈牙利人争取到了和奥地利德意志人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在一些问题上，甚至有更多的发言权。奥地利由原来的帝国变为“二元的帝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帝国，简称为奥匈帝国。但是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其他的民族怎么办，因为从人口角度来看，德意志人和匈牙利马扎尔人都是少数，各900万人，占帝国人口多数的斯拉夫人（包括波兰人、捷克人和南部斯拉夫人）的数量几乎是德意志和匈牙利马扎尔人的总和：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有1000万人，波兰人为400万人，南斯拉夫人为300万人。还有300万罗马尼亚人和70万意大利人。因此，在东方问题上，俄奥两国的利益根本是对立的，而这种对立一旦激化就可能迫使德国不得不在两者间选择。这些构成了年近东危机的大背景。一、年近东危机的基本经过1875年7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爆发起义，反抗土耳其政府的统治。处于共同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解放的愿望（同时也希望借此从奥斯曼帝国获取领土），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俄国从一开始就通过多种渠道援助起义者。到了年底，奥匈帝国对起义的扩大开始感到不安，首相安德拉西于12月30日发布照会，提出一个温和的改革方案，并提请列强压苏丹接受该方案，以便安抚起义者和其他处于奥斯曼统治下的各巴尔干民族。但是，英国拒绝了这一照会，原因有两个：第一，首相迪士累利认为这场起义与英国关系不大，可以让其自生自灭；第二，更重要的是，迪士累利和外交大臣德比伯爵都认为，”三皇同盟“的存在使英国在欧洲大陆事务上孤立无援，因而希望这场起义可以加深俄、奥、德之间的分歧。到1876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局势越来越严重。年初，起义向南扩展到了保加利亚，德国和法国驻萨洛尼加的领事被杀。骚乱还蔓延到了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整个土耳其帝国似乎摇摇欲坠。为了平息事态，德、俄、奥再次试图进行大国协调，三国代表在柏林联合发出停火建议，但英国再一次拒绝。英国的这种立场普遍被认为是在鼓励起义。在这种情况下，塞尔维亚于6月底向土耳其宣战，7月2日门的内哥罗向土耳其宣战，危机进一步升级。面对这种形势，俄国和奥匈这两个在巴尔干涉及利益最深的大国有着各自的考虑。对奥匈来说，它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奥斯曼帝国的现状，但如果现状必然要改变的话，奥匈必须得到补偿，以便抵消俄国和塞尔维亚在巴尔干的壮大。对俄国而言，俄国国内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将巴尔干民族起义视为自己的事业，并将斯拉夫民族解放的成功看成是俄国势力的自然拓展。因此，塞、门两国对土耳其宣战后，俄国国内群情激昂，上千名志愿者进入塞尔维亚参加对土耳其作战，大量武器运往塞尔维亚，一名俄国将军甚至取得了塞尔维亚军队的指挥权。而俄国政府，特别是沙皇本人和宰相哥尔查科夫，对民族主义和民族解放并不认可，但也认为巴尔干地区局势的发展，有利于俄国攫取自己的利益。因此俄国政府认为有必要与奥匈达成一项协议，以便应对形势的发展。经过谈判，哥尔查科夫和安德拉西于日在赖希施塔特（Reichstadt)签订了一项秘密协议。双方同意，如果土耳其胜利，那么将迫使土耳其保持现状；如果塞尔维亚胜利，那么塞、门两国将扩大并瓜分新巴扎尔县（Sanjak of Novibazar），奥匈将获得波黑地区的大部分，俄国将恢复其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去的比萨拉比亚，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也可以获得独立；如果土耳其帝国崩溃，那么君士坦丁堡将成为自由市。注：这一协定俄奥双方都有各自不同的版本，起初对德国是保密的。俾斯麦本人也是在9月13日才从奥匈首相安德拉西那里得知这一协定。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该协议表明，奥匈已经在原则上同意了瓜分土耳其，这与日“安德拉西照会”所传达的信息有了很大变化；第二，双方似乎都认为土耳其将战败，因此谈判的重点集中在如何处理塞、门两国的胜利上。但战争的进展表明，土耳其人并不像斯拉夫民族主义者想象的那样弱。土耳其军队很快进行了重新部署，并于1876年9月决定性地打败了塞、门两国的军队。按照赖希施塔特协议，此时就应该考虑迫使土耳其保持现状。然而此时俄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内公众的情绪十分激动，在俄国政府内部，主张对土耳其发动战争的势力也占了上风。俄国的政策开始一步步向武力干涉方向发展。但是，要发动对土耳其的战争，俄国还面临两个主要顾虑：第一是英国的干涉，如果这样，那么克里米亚战争就将重演，而当年惨败的教训仍使俄国心有余悸；第二是奥匈的立场，如果俄军在巴尔干中南部与土耳其军激战时，奥匈部队突然前出多瑙河下游地区，俄军的后路将完全断绝。此时，俄国并不担心英国。因为英国国内舆论正在强烈谴责土耳其军在保加利亚屠杀平民的暴行，自由派领袖格拉斯顿更是在进行激烈的反土耳其宣传。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保守党政府很难采取任何保护土耳其的政策。对于奥匈，俄国起先准备进行武力“解决”，或是用武力进行威慑，因而转向德国进行试探。对此俾斯麦明确表示，德国不允许奥匈被打垮。这种态度使俄国又回到了赖希施塔特协定的思路上，即着手“收买”奥匈。俄奥两国于日签订了布达佩斯协定，（该协议同样对德国保密）。3月18日又增加了一个补充协议，奥匈保证中立并反对列强集体调停，作为回报，俄国同意奥匈占领波黑地区。做完这些准备后，俄国就放心地发动了对土耳其的战争。日，俄国向土耳其宣战，近东危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俄国并没能像预想的那样取得速胜，在一个名叫普列夫那的地方，俄军遭到了顽强抵抗。直到12月，俄军才攻克该地，土耳其的军事抵抗瓦解。1878年1月底，俄军抵达君士坦丁堡外围，但已精疲力竭，无力再行进攻。在这短短6个多月时间内，英国的公众舆论由于土耳其军的顽强抵抗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英国大众开始普遍同情土耳其，英国政府也得以迅速采取行动。（这也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说明依据公众舆论来进行决策判断是多么不可靠）1878年2月中旬，英国舰队到达了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区。在这种情况下，俄土双方停火，并于3月3日签署了《圣斯特法诺和约》。对俄国来说，《圣斯特法诺和约》在外交上是一个极大的败笔。当时的俄方代表伊格纳吉耶夫将军是一个泛斯拉夫主义的积极拥护者，陶醉于军事胜利，没有看到俄国在整个外交态势上仍然处于非常微妙和脆弱的地位。他在强加给土耳其人各项条款时，既没有理会俄国政府给他的指示，也不考虑其他列强的利益，甚至没有看一眼战前俄国与奥匈签订的条约。应该说，他在和约中为俄国直接索取的东西，并没有让欧洲国家吃惊，主要是黑海以东的一些领土，包括图尔察州、卡尔斯、阿尔达汗、巴亚济特和巴通等地，在欧洲部分则是德布鲁迪亚，用来向罗马尼亚换回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去的比萨拉比亚。但是，也许是出于泛斯拉夫主义的热情，他建立了一个大保加利亚，领土从黑海一直延伸到爱琴海，而且将由俄军占领两年。这样一来，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无疑大大增强，而且通过保加利亚的出海口获得了前出地中海的通道。这样一个结果对于奥匈来说，意味着封闭了它通向南方爱琴海的通道，更何况，原来布达佩斯协定中用以“收买”奥匈的波黑地区也享有了自治，奥匈仅获得名义上的监管权。所以，对奥匈来说，战前和俄国的所有秘密协定都白签了。而在英国看来，俄国无论通过什么方式获得地中海的出海口，都是坚决不允许的，为此英国在20多年前就已经不惜一战，（即克里米亚战争）。更何况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使地中海对英国的战略意义进一步上升。因此，英奥两国就带头反对《圣斯特法诺和约》。在和约签订三天以后，奥匈就邀请列强前往柏林召开会议，以讨论和约的修改问题。俄国的应对办法是在会议召开之前试图再一次“收买”奥匈，但此时奥匈已经不为所动，俄国只能转而直接与英国谈判。英国首相迪士累利的意图很明显，他不仅要防止俄国进入地中海，还要尽可能的扩大“三皇同盟”内部的分歧，因此十分乐意与俄国达成某种交易。日，英俄签署协定，俄国同意将保加利亚的边界从爱琴海后撤，同时将保加利亚分为两部分，这样英国对《圣斯特法诺和约》的反对意见就基本消除了。但是英国在这里又玩弄了一次计谋。它一方面同意俄国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获得领土，但另一方面又于6月4日与土耳其达成一项秘密条约，保证土耳其在亚洲部分的领土完整。英国通过这种保证，不仅取得了随时向土耳其派兵的借口，而且还强迫土耳其割让塞浦路斯岛，从而在地中海东部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同时，英国又与奥匈在6月6日签署协定，以支持奥匈获得波黑地区为代价，换取奥匈接受英俄协议的内容。近代国际关系史上著名的柏林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了。二、德国的两难境地在年的近东危机中，德国的处境十分微妙。从有利的方面来看，德国当时在近东和巴尔干的利害关系是列强中最小的，因而有可能采取一种比较超然的立场。（注：德国的利益比法国少，因为法国当时在这一地区还有相当程度的经济利益，而英、俄、奥的利益则都是战略性的。）从不利的方面来看，近东危机中最严重的一对矛盾就是俄国与奥匈的矛盾，危机的升级可能造成这两个大国的武装冲突，从而将德国置于两难境地：如果不干预，其中的一个国家可能被打垮，德国的战略环境将因此严重失衡；如果干预，则必然会得罪另一个大国，可能会造成其与法国结成反德同盟，从根本上恶化德国的安全环境。即使危机没有导致大国战争，而是由一个大国会议来处理的话，德国的环境还是非常不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可能乐于同法国打交道，奥匈则向英国靠拢，而德国将同样处于一个微妙而危险的境地：或者做两者之间的调解人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或者就倒向英奥一边，从而面临法、俄从东西两个方向的威胁。而随着危机的发展，对德国的怀疑也在增加，外交部官员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斯坦曾在信件中提及，一部分人认为德国希望趁近东危机升级的机会来“进攻某个国家”，但事实上“这里的两三位决定性的人物都没有丝毫这样的想法”。面对这种形势，俾斯麦非常清楚，在东方问题上德国越是积极主动，处境就越危险，就好像一个人陷入沼泽以后又拼命挣扎一样。因此，在近东危机的处理过程中，俾斯麦的基本原则就是紧紧抓住在东方问题上直接利害关系最小这一点，尽可能地消极回避，而“越是避免介入与我们无直接关系的争执，对于激发并利用我们的虚荣心的任何企图越是冷漠置之，那么我们的威望和我国的安全就越能持久……如果德国善于克制，那么它在未来的东方问题的争执中，就能利用它是在东方问题上利害关系最小的国家这种有利地位”。对于让德国出面调解这种要求，俾斯麦根本就是反对的，尤其是反对由德国主持一个国际大会。在他看来，这样的会议结果只能是暴露“我们三个朋友”之间的分歧，而他本人则会被三方一致指责。在危机中，他基本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不能爆发欧洲大战，因为这样一场战争最终必将涉及德国；二是不能让俄奥中的任何一方感到被孤立，从而导致其向法国靠拢。可以说，俾斯麦在年近东危机和柏林会议期间的全部政策，都是围绕这些目标和原则展开的。近东危机爆发后不久，俾斯麦就于1875年12月向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坦言，德国对于整个东方问题最关心的，就是防止其威胁欧洲和平，以及由“三皇同盟”建立起来的俄奥之间的友好关系。同时，他又反复强调，德国在巴尔干没有自己的利益。在国会演讲时，他甚至公开宣称“整个东方问题不值一个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性命”。除了这些消极回避的办法外，他还试图采取更积极的方式，那就是鼓动其他大国瓜分土耳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互相牵制的利益格局，减轻德国的压力。日，俾斯麦向英国建议由英、俄、奥共同瓜分土耳其帝国，其中奥匈占有波黑地区，俄国在比萨拉比亚得到补偿，而英国可在埃及获得巩固的立足点。1月5日，他向俄国提出同样建议。2月19日，俾斯麦再次向英国建议瓜分，同时声明德国是“在领土上感到满足的国家”，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土地没有兴趣。但英俄两国均未响应。1877年4月俄国对土耳其宣战以后，俾斯麦又建议由列强共同瓜分土耳其，并将埃及作为英国的份额。但俾斯麦的这些建议并没有起到作用，反而引起了其他国家的怀疑，认为德国试图用这种手段挑动英俄开战，目的是为了借机吞并荷兰。英国首相迪士累利还为此大光其火，称“必须要阻止（俾斯麦的）这种企图。我发现他到处在挡我的路……这个人是欧洲的麻烦，和俄国相比，俾斯麦更是我的问题，我下定决心要阻止他”。碰壁过后，俾斯麦再也不提瓜分一事。然而，俾斯麦这些做法并没使德国置身事外。在俄奥矛盾日益激化，英国又希望扩大“三皇同盟”内部分歧的情况下，危机的发展还是一步步将俾斯麦推到前台。1876年秋，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没有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而是通过德皇威廉一世驻俄国宫廷的私人代表冯?韦尔德将军询问，如果俄国与奥匈发生战争，德国是否将像俄国在德国统一战争期间那样，保持善意的中立。俾斯麦对此十分生气，因为这一渠道的传话使德国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外交案底（记录），不管德国做出什么承诺，俄国政府事后都可以表示与自己无关。俾斯麦愤怒地写道：“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让俄国在他们通过冯?韦尔德对我们说的事情上说话算话或负起责任，因为哥尔查科夫亲王完全是通过口头的秘密谈话的形式对王朝间的‘随从’讲的”。更令俾斯麦感到警觉的是俄国询问的内容。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兆头。“三皇同盟”的内部矛盾发展到极端，就是俄奥关系破裂，并迫使德国在两国之间进行选择。而无论选择哪一方，德国都是输家。因为未被选择的一方必然会向法国靠拢，从而使德国不得不面临一个敌对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对德国就变得十分关键，而对同盟的严重依赖将使德国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丧失，最终很可能变成德国为盟友，而不是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这些实际上正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情形。所以，俾斯麦极力避免作出这样的选择。他一开始采取拖延的办法，甚至想把韦尔德召回。后来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俾斯麦只能向俄国正面阐述自己的立场。他强调德国将极力保持欧洲的和平和“三皇同盟”的协调，同时也指出：“听任俄国的地位为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所严重地、长久地伤害（如果俄国的武装力量遭到厄运），这同我们的利益是不相符的；但是，如果奥地利君主国作为欧洲强国的地位，或者它的独立遇到如此严重的危险，以至于我们在欧洲势力均衡中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因素，将受到有朝一日会消失的威胁，那么这将同样深刻地影响到德国的利益。”该答复实际上是俾斯麦在东方问题的真正底牌，也是他所有对外政策的基础。他在回忆录中又强调了一点：“如果令我们痛心，俄国和奥地利之间不能维持和平，那么尽管我们可以容忍我们的朋友在相互敌对的战争中有胜有负，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两者之一受到如此严重的损伤和祸害，以致使其独立的、在欧洲具有同样发言权的大国地位受到威胁。”三、柏林会议随着近东危机的发展，德国置身事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对于普鲁士或者德国来说，1875年近东危机和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最大的不同在于，在克里米亚战争及其和约签订过程中，普鲁士拼命希望在其中有所作为，但没人把它当回事，而德国在近东危机中则竭力往后缩，然而最终还是被推向前台。这可以看成是德国崛起带来的一种连带结果，即责任的扩大。不管愿意与否，崛起的德国都必须卷入欧洲大陆各项事务，所背的“包袱”越来越多，行动空间则越来越有限。俾斯麦当时的处境正是如此。他向俄国挑明了德国在俄奥之间的立场后，仍在极力避免德国成为矛盾的中心。1878年2月，当各国在讨论召开大国会议解决问题时，他明确反对由德国牵头召开会议，也反对将会议地址选在柏林。在无奈同意列强在柏林召开会议的要求后，他又试图回避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一再提议让法国代表沃丁顿来当会议主持人。然而这些努力都没有起作用，最终俾斯麦不得不牵头在柏林召开欧洲国际会议。不过，即使被迫成为“调解人”，俾斯麦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判断还是没有动摇，那就是一旦德国偏向一方，另一方就会被孤立，就会寻求法国的友谊，从而可能出现一个反德联盟。因此，俾斯麦将自己定位为“诚实的掮客”，努力在柏林会议上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日，柏林会议正式开幕。而在此之前，很多问题已经通过双边渠道进行了秘密协商，部分问题已经达成了一致，会议只不过为其进行公开的确认，这可以说是欧洲“大会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比如关于“大保加利亚”，这是俄英最大的矛盾所在。在柏林会议之前，俄外交大臣舒瓦洛夫对英国保证，俄国不会坚持“大保加利亚”，因此两国间最主要问题已经解决。尽管如此，由于列强之间的分歧，特别是俄国与奥匈之间的分歧过大，还是对大会造成了很大困难。俾斯麦作为大会主席，尽可能地在列强间保持平衡，并充分施展他的外交手段，推动大会的议事进程。在黑海沿岸的领土问题上，俾斯麦支持俄国的主张；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他支持奥匈把军队驻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新巴扎尔县。他还极力压制小国和弱小民族的要求，防止其“干扰”大国之间的交易，对于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利对很多小部族和少数民族装腔作势的关注也明确表示反感。在一份应受保护的少数民族的名单上，俾斯麦删除了“库袒-弗拉赫斯”这一项，并表示从未听说过这一名称。最终，会议于日成功结束，引发危机的所有直接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会议签署了《柏林条约》，对3月3日签订的《圣斯特法诺和约》进行了重大修改。其中《圣斯特法诺和约》的主要成果，也是英奥反对最坚决的部分――“大保加利亚”被分为三块：最大的部分名义上属于土耳其宗主权，但由俄军暂时占领，一个由俄国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国家的组建，实际上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第二部分是位于巴尔干山脉以南的“东鲁米利亚”省，在行政自治的条件下接受土耳其政治和军事的直接管辖，但由欧洲人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监督；“大保加利亚”剩下的部分（包括爱琴海沿岸的地区）则由土耳其人直接统治。条约还规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和罗马尼亚获得完全独立，而且在领土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俄国通过《圣斯特法诺和约》割取的土耳其在亚洲部分的土地基本得到保留，但归还了阿拉克尔特山谷和巴亚泽特城。奥匈则占领波黑地区，并取得了在新巴扎尔县驻军的权利，从而得以在军事上将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这两个斯拉夫国家隔开。进一步分析《柏林条约》的细节对本书的意义就不是很大了。总的来看，无论是柏林会议本身还是最终形成的《柏林条约》，其意义主要是象征性的。对于欧洲政治来说，它们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国平衡的时代，而平衡的支点则是在柏林；对于德国来说，意味着它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已经到了这一步：无论多么不情愿，德国都必须走到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背起更多的国际义务，而且其中很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是“自损”的。这一点在柏林会议以后马上得到了体现。俾斯麦费尽力气防止了俄奥之间的决裂，但代价却是俄德关系的恶化。在俄国国内，公众舆论对于《柏林条约》迫使俄国吐出俄土战争的部分成果愤愤不平，并且普遍把帐算到俾斯麦头上，认为是德国“出卖”了俄国，这样，俄国国内很快掀起了一股反德浪潮，俄德关系也降到一个冰点。“主动塑造”与大战略的构筑政策是可能性的艺术。――俾斯麦1878年的柏林会议是俾斯麦在外交上的杰作，然而对德国来说代价还是太大了一些。这种结果促使俾斯麦进一步认识到，德国的崛起已经创造了一种全新局面，所有政策应该以此为出发点。在对外关系上，他逐步改变了那种德国式的“韬光养晦”，开始用更加主动的方式来塑造欧洲的政治格局。大约从1877年开始，一种能够保障德国崛起的大战略逐渐地显示出它的轮廓，其核心则是两个相互协调、互为支撑的部分――外交与军事。（俾斯麦的个人威望和政治谋略使他得以避免国内政治的冲击，始终按他心目中的德国国家利益来推行一种稳定的、具有整体性的战略。这种“战略”虽然没有见诸任何资料，也没有证据表明俾斯麦本人有这种成体系的预先设计，但从年德国的各项政策来看，确实存在着一种全局性的规划和协调，如果将这些政策中深层次的、相对稳定的部分提取出来，实际就可以归纳为一种大战略。）大思路的设计――基辛根口述备忘录在政治领域，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真正的大师往往是那些对于人性，或者说人本身有着最深刻洞见的人。俾斯麦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在俾斯麦看来，强者必遭嫉妒几乎是人世间的一条定律，因而对于德国崛起招来的风险和压力，他从一开始就有思想准备。正因如此，俾斯麦对统一后的德国有一个比较务实的定位，那就是德国是一个欧洲大陆的强国，或者说是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在1871年统一后，人口、版图和经济军事实力已经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欧洲国家普遍担心，如果德国按照民族统一的逻辑继续走下去，将“从北海到亚得里亚海的六千万德意志人统一在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德国将从“潜在霸主”变为现实的霸主。这种结果，俾斯麦同样不愿意看到。他推行的“小德意志”道路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大德意志”国家超出了欧洲政治格局所能承受的极限，势必重复查理五世和路易十四与全欧洲开战的覆辙。可以说，主动放弃使本国变为“超级强国”，本身就体现了俾斯麦作为一名战略大师了不起的通达与智慧。而他对德国这种“大陆潜在霸主”的定位实际上也是一种承认欧洲“现状”的定位，即德国拥有其他大国可以容忍的相对优势。这种定位还包含着对德国地理特点的承认，是一种保守的，但是符合客观的判断。德国不同于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分别位于欧洲的东西两个翼侧，欧洲事务对其冲击较小。用泰勒的话来说，它们对其他欧洲列强“除了希望别管它们之外别无他求”，所以有充分的条件向“世界大国”发展。但德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只能将重心放在欧洲，“世界大国”地位只有在它成为欧洲“现实的霸主”后才能加以追求。只要德国在大陆上还不能为所欲为，欧洲以外的利益和目标就得始终往后排。而这一点恰恰是俾斯麦的继任者们所不屑顾忌的，结果他们的“大陆政策”和“世界政策”都遭到失败。但是，恰当的定位仅仅是一种基础。地处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强邻环视的事实，使得德国没有条件奉行一种随波逐流的对外政策，否则很容易成为多方矛盾的焦点。俾斯麦在1857年的一封信中就写道：“因为我们处于欧洲的中心，所以不能够消极地执行漫无计划的政策，而只满足于别人还给我们安宁；这样的政策今天对我们来说可能像1805年一样的危险。如果我们不设法成为铁锤，那么我们就将成为铁砧。”1875年的“战争在望”危机和近东危机爆发后，德国崛起带来的压力迅速显现，传统的方式和策略难以奏效，仅仅用“低姿态”也不能避免成为欧洲权力斗争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扬弃传统的战略思维，而用一种新的大思路来走出由崛起带来的重重困境。到1877年，这种大思路已经初步成型，集中体现在一份被称为“基辛根备忘录”的文件中。这份文件完成于日，是俾斯麦在德国疗养胜地基辛根口述的一份备忘录，其中对德国对外政策的总体构思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体现出一种宏大深邃的战略思考。以下就是备忘录的全文：我希望，如果英国人对埃及有企图的话，我们可以自然地鼓励他们：我相信，使英国和俄国之间保持平衡是符合我们利益的，在未来也是有用的。这种平衡将促使这两个国家都与德国保持就像本世纪初那样的良好关系，还可能与这两个国家同时发展友谊。也许这样一个目标实现不了，但谁能知道呢？如果英国和俄国能够同意，一个占领埃及，一个占有黑海，那么两个国家将长时间对现状满意，但同时也处于相互竞争状态，从而使它们不可能加入任何反对我们的联盟。当然，英国内部的问题反正使英国不可能这么做。一份法国报纸谈到我有“联盟的噩梦”，但任何一位德国大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可能是永远）都会有这样一种噩梦，这合情合理。反对我们的联盟可能由两个西方大国和奥地利组成，而俄国―奥地利―法国的联盟则更加危险。两个大国关系过于密切都会使我们随时面临第三个大国非常令人不安的压力。考虑到这些可能性，我希望看到（不是立刻，而是在一年时间中）东方危机产生以下结果：1、俄国与奥地利的利益和竞争的重心进一步向东移；2、俄国有理由在东方问题上采取强硬的防御立场并防卫它的海岸线，从而需要与我们的联盟；3、一种使英国和俄国都满意的现状，这样保持现状符合它们的利益，正如符合我们的利益一样；4、由于埃及和地中海问题使英国和一直敌视我们的法国分裂；5、俄国与奥地利之间的关系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它们很难形成一种反对我们的阴谋，而这种阴谋正是奥地利国内的天主教势力希望这样做的。如果我仍能继续工作，我将完成这一图画并使它变得更加精确。这不是一种获取领土的远景图，而是一种政治上的总体态势，其中每一个大国（除了法国以外）都需要我们的支持，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将防止出现反对我们的联合……在英国看来，占领埃及并不能解决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对黑海海峡的“双重锁”，即英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俄国占领博斯普鲁斯海峡对英国还是存在着危险，因为达达尼尔海峡较难防御，在一定情况下更容易从陆地上被攻占。对俄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心中暗自盘算的计划，但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还是会满足于一个被“锁上”的黑海。最终的结果将取决于谈判，而且也将随着战争中一些决定性战役的进展而发生变化。在我看来，这种结果是如此之重要，以至对我们在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的利益的损害都降到了第二位，因为这些利益无论如何都可能通过协定来确保。即使不可能防止一场英俄战争，我认为也必须进行斡旋，以土耳其为代价来实现令人满意的和平。俾斯麦在这份文件中，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对当时欧洲大国格局的总体把握，并对其可能的发展趋势作出了明确判断。其核心观点是要主动地对当时欧洲大国间的互动施加影响，使各大国彼此之间的关系都要弱于它们与德国的关系。这种在各大国之间当“中间人”的思路无疑受到另一位外交大师――梅特涅的启发。（克莱门斯?梅特涅，年任奥地利首相）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时任奥地利首相的梅特涅在各大国之间纵横捭阖，使实力最弱的奥地利成为欧洲政治的核心，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自己的利益。亨利?基辛格在他《重建的世界》一书中这样评论梅特涅外交政策的精髓所在：“通过保证使其他大国之间的分歧大于它们与奥地利的分歧，奥地利处于欧洲中部的地理位置被转化为一种外交资产，从而使奥地利在每一次国际危机中都扮演了‘中枢’的角色。英国首相卡斯尔雷认为梅特涅是大陆政治家中最‘讲理’的，也许有些胆小，但仍然是最方便打交道，最稳健，最少纠缠于抽象的原则。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则认为梅特涅是欧洲政治家中最意识形态化的，当然并不是随时准备与自己一起实践那些崇高的原则，但仍然是唯一能够理解他伟大想象的人。”当然，到俾斯麦执掌大权时，梅特涅那种用意识形态就可以有效团结大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俾斯麦时代的国际政治已经变得更加现实、更加崇尚实力，而迅速崛起的德国又不缺实力，所以，最后俾斯麦就用结盟这种精确的实力计算，来实现他对外部环境的“主动塑造”。俾斯麦结盟的开始一、德国结盟的目标与对象选择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俾斯麦的同盟体系可以说是最庞大、最复杂的外交工程，但在两个问题上又是十分的简洁。首先就是目标问题。考虑到德国强大的实力，欧洲当时已经没有一个大国能单独对它构成威胁，但一个敌对的大国联盟就能使德国处于实力和地理上的完全劣势。而且，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打败后，成为德国无法调和的敌人，德国任何新的敌人都会成为法国进行复仇的天然盟友。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首要战略目标就非常明确，那就是防止出现一个敌对的同盟，用俾斯麦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至少要剥夺战场上同我们对峙的两大劲敌之一，试图与另一劲敌联合起来进行报复的希望”。俾斯麦从1879年开始的结盟活动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目标。其次就是主线，或者说是主要方向问题。俾斯麦正确地判断，来自法国的复仇战争是德国最现实、最直接的威胁，但真正实质性的威胁来自俄国。因为根据实力对比和地理条件，只有一个包括俄国的反德同盟才可能真正威胁到德国的生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要德国与俄国的关系是一种巩固的友好关系，那么任何敌对的同盟都不足以威胁德国，而且德国还能在欧洲事务中获得相当大的主动权。因此俾斯麦时期德国的主要战略方向是在东面，或者说是俄国方向，他本人也“始终致力于不仅保障德国不遭受俄国的侵犯，而且关心安抚俄国的情绪，和维护对我们的政策的非进攻性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与俄国结盟似乎是德国最简单，也最符合逻辑的做法。但俾斯麦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敏锐地看出了这种简单逻辑背后的巨大陷阱，而且采取了一种迂回的、看似违反逻辑的政策来实现他的目的。柏林会议后的俾斯麦认为，第一次“三皇同盟”解体后大国关系飘忽不定的状态，可能导致俄国与法国结盟，而一旦俄法同盟成为现实，奥匈很可能为了恢复在德意志的地位而加入这一同盟，从而重现历史上的“考尼茨同盟”。为此德国必须采取主动结盟的方式来防止这一结果。注：在“七年战争”期间（年），奥地利宰相考尼茨于1756年组织起奥、法、俄三国同盟对普鲁士作战，也称“考尼茨同盟”。然而在结盟对象的选择上，俾斯麦做了十分周密的分析。首先，他承认，与俄国结盟最能解决问题，因为“同俄国的同盟在物质方面会更加强大”，而且王朝纽带更加牢固一些。但是，如果德俄直接结盟，而且“德国的政策把自己可能做的事限于同俄国结盟，并根据俄国的愿望抛弃其他国家，那么德国的政策在同俄国的关系中就会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为俄国的地理位置和专制的制度，使它始终能比我们更容易放弃同盟”，而对俄国的依赖性将使德国被迫追随俄国的冒险性政策，从而可能卷入于己无关的冲突。另外，还有一个时机因素，那就是俄国当时反德情绪高涨，如果德国马上向俄国要求缔约，那么就会被视为是因为害怕俄国才缔约。那么，即使能够缔约，俄国的要价也会很高，而且德国在同盟中必然处于从属地位。俾斯麦的估算最后使他选择了与奥匈帝国结盟。首先，奥匈帝国是俄德奥这三个“东方帝国”中最弱、地缘位置最不利的国家，与之结盟将有效减弱其不安全感，防止其自行其是，而德国也可获得对奥匈政策的巨大影响。其次，奥匈在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与英法结成所谓的“克里米亚同盟”。如果奥匈在与俄国的竞争中感到过于无助，可能会再次向英法寻找帮助，这样法国也能找到盟友，而德国在这种情况下又会被迫依靠俄国。实际上，当时英奥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合作已经非常密切，并迫使俄国于1879年7月完全撤出保加利亚。俄国资深外交官舒瓦洛夫承认，被迫撤出保加利亚是俄国在欧洲孤立的结果。从这一角度来看，奥匈与英国（包括法国）再次形成某种“克里米亚同盟”是很有可能的。俾斯麦后来对俄国驻德大使萨布洛夫称，德奥结盟的目的是为“在奥匈与西方国家之间挖‘一条壕沟’”，这并不完全是托词。第三，奥匈帝国曾是德意志联邦的重要成员，是德意志民族居核心地位的帝国。德国与奥匈结盟，用一种替代形式满足了德国国内那些要求德奥合并为“大德意志”的民族情感。（然而总体上说，国内政治考虑在德奥同盟中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将1879年俾斯麦在国内政治中转向保守主义，与德奥结盟之间寻找必然的因果关系则更加牵强。）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一旦德奥结盟，所谓的“东方三帝国”就会形成二比一的态势，俄国将处于劣势，也会更好说话，更容易被拉入一个新的“三皇同盟”。二、德奥同盟形成俾斯麦与奥匈结盟谈判本身进行得并不困难。1879年8月中旬，俾斯麦访问奥匈帝国城市加施泰因，得知奥匈首相安德拉西可能要退休，但愿意为了建立德奥两国的反俄同盟而多留任几周。俾斯麦马上表示，希望突出一下德奥的友谊来使俄国改变态度。这次会晤后，德奥两国的外交部门就开始着手谈判准备。9月21日，德国宰相俾斯麦亲自来到维也纳，和安德拉西谈判关于同盟条约的具体条款。当时的困难在于，俾斯麦想让这个条约不仅有反俄义务，还有反法义务，但奥匈坚决不愿承担反法义务。（反法义务这一意愿主要来自德皇威廉一世，他认为如果德国与奥匈结盟是必不可少的话，那么它的矛头也应该针对渴望复仇的法国人。）根据安德拉西的说法，他和俾斯麦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争论，而且非常有戏剧性，也很能体现俾斯麦的风格。当时俾斯麦用威胁的口吻说：“我最后一次劝告您：还是收起您的反对意见为好。”之后，他进一步提高嗓门，说：“请接受我的建议吧，否则……我就得接受您的。”然后，俾斯麦就让步了。建立德奥同盟的真正障碍来自俾斯麦的上级――德皇威廉一世。威廉一世此时年事已高，对于血统之亲、王朝之间的血缘纽带十分看重。他根本不理解，为什么德国要与十几年前刚刚打过仗的奥匈结盟，而针对的又是几乎从来没有和普鲁士为敌的俄国，更何况当时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他的外甥。来自老皇帝的坚决反对，使俾斯麦着实伤了一番脑筋。（在德国一战以后出版的《年欧洲各内阁重大政策：外交部外交文件集》中的第三卷第8章中，大部分文件都是关于说服威廉一世的。）最终，俾斯麦采取了强硬行动。9月26日，俾斯麦召开了普鲁士内阁大臣会议，要求内阁成员在德奥同盟得不到批准时，就全体辞职。内阁成员表示同意。事已至此，威廉一世只能让步。10月7日，德奥同盟条约在奥匈首都维也纳签字。从性质来看，德奥同盟条约应该属于防御性的，其主要规定有四条：第一条，如果德奥两国之一受到俄国进攻时，“缔约国双方必须用其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彼此进行援助，并因而只能在彼此同意下共同缔结和约”；第二条，当两国之一受到其他大国的进攻时，如果俄国没有卷入这种进攻，双方恪守善意的中立，但如果进攻国得到俄国支持，则第一条关于全部军事力量相互援助的义务就同样生效；第三条，条约期限为五年；第四条，此约为密约，但如果俄国出现进攻的迹象，缔约双方“应通知亚历山大皇帝，至少秘密地通知他：双方认为针对它们任何一方的进攻，就是针对双方的进攻”。如果将这些条款用更直接的语言说出来，那就是法俄联合进攻德国时，奥匈将支援德国。而俄国进攻奥匈时，德国也参战。因为在当时，俄国进攻德国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法国如果没有俄国的配合，也绝对不会单独向德国复仇。1879年德奥同盟是欧洲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被历史学家称为“很快布满全欧的同盟之国的第一条织线”。需要指出的是，德奥同盟虽然在字面上是针对俄国进攻的，但它并非是一个以反俄为最终目标的同盟。它的真正价值是“钉住”奥匈，使它不再游离于德国的影响和控制之外，然后运用这种更加有利的地位，迫使俄国在更加现实、理性的基础上考虑对德关系，以便重新稳定德俄奥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这是俾斯麦与其继任者之间的又一个主要区别：俾斯麦将德奥同盟看成是实现目标的主要工具，而俾斯麦的继任者则将其视为目标本身。这可能与俾斯麦为了说服威廉一世同意与奥匈结盟时，大力宣扬俄国威胁有关，在这一过程中，后来主导德国外交的荷尔斯坦，对俄国的威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奥联合抵御俄国威胁，成为他战略思维中的一个定式。）当然，以德奥同盟来迫使俄国向德国靠拢，是有风险的。因为同盟很可能产生相反的后果―刺激俄国与法国接近。为防止这种局面，俾斯麦还有另一套“保险”，那就是与英国之间的结盟谈判。英国当时在阿富汗与俄国争夺激烈，因而对联德反俄的提议反应比较积极。1879年9月，当德奥还在进行结盟谈判时，俾斯麦就向英国询问，一旦德国在自身利益没有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出于对英奥的友谊”而与俄国发生冲突，英国政府将持何种立场。对此，英国首相迪士累利回答，如果德国因在东方问题上支持英奥，而与俄国发生冲突，那么英国将使法国“保持沉默”。应该说这种回答是英国能做出的最合乎逻辑的保证。如果俾斯麦确实要与英国结成一个反俄的联盟，那么迪士累利政府可以说给出了英国所能给的最大牌。因为这样意味着德奥两国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解决掉俄国。但俾斯麦的批注却是：“没有别的了吗？”而且，此后俾斯麦再也没有提起这一问题。而英国此时对于加强与德国合作十分积极，10月，德国驻英大使还专门提醒国内，英国会为德国的援助开出更好的条件，而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利虽然对俾斯麦的意图持怀疑态度，但仍于10月15日向德国驻英大使保证“我们可以防止任何法国政府参加俄国一边来反对他（指的是俾斯麦）”，而“一旦发生对德奥的袭击时，他可以指望我们的善意和支持”。但德国都没有作回应。对于这一过程的合理解释就是，俾斯麦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与英国的接触作为目的，而是作为改善与奥匈谈判地位的手段，同时又用来对俄国施加影响。一旦真实目的达到了，他就不再需要这种辅助手段。三、德奥同盟对俄国的影响及“三皇同盟”的形成从俄国的反应来看，俾斯麦的策略非常成功。德奥同盟谈判和德国向英国试探结盟的保密工作故意做得很差，消息很快就传到俄国。结果，俄国国内的反德浪潮迅速平息了下去，俄国对德政策重新趋于理性和务实。1879年9月底，亲德的萨布洛夫出任俄国驻德大使，并提议订立一项相互安全协议：如果俄国与英国开战，那么德国将保持中立；如果德国与法国开战，俄国将保持中立，并促使其他国家也这样做。另外，俄国将尊重奥匈的完整，条件是：奥匈不扩充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俾斯麦对此十分满意：“现在我对维也纳的政策已经得到了最好的收据。我知道，一旦我们钉住了奥地利人，俄国人就会主动凑过来。”但是，俾斯麦对于签订一个俄德双边协定并不感兴趣。现在他手上已经有了德奥同盟这一张牌，接下来需要争取俄国的加入，以便反过来制约奥匈。通过这种方向完全相反的努力，俾斯麦就可以确保德国在德奥同盟，进而在德、俄、奥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他认为一旦德、俄之间的裂痕无法弥合，奥匈将放心大胆地利用德奥同盟来向俄国挑战，德国将由于德奥同盟，而被奥匈拖入东方问题的矛盾中。）因此，俾斯麦直截了当地向萨布洛夫指出，俄德协定必须包括奥匈，因为“三皇同盟”是“能够为欧洲和平发挥最大稳定作用的唯一体系”，德国非常乐意重新建立这一同盟。对此，俄国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几乎全盘接受了俾斯麦的设想。而此时的障碍主要来自奥匈。奥匈原以为，德奥同盟的签订，将使德国“自动”支持奥匈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对于奥匈帝国的新任首相海默尔来说，最理想的莫过于和英国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