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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抗日战争（下）
作者：刘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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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统一战线。
&&&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 主要斗争方法。
&&&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新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 【南泥湾歌】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 年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蒋介石不仅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而且完全中断了八路军的军饷。好在1940年9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由副院长郝笑天和生物系主任乐天宇为正副队长，组成了一个考查队，对陕北地理条件作了全面考查。他们每到一处，就把那里的森林、气候、地质、土壤等自然状况一一记录下来，最终发现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通过科学分析论证，他们认为这片土地很适合耕种。回到延安后，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建议开发南泥湾”的报告。
&&&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心里特别高兴，找乐天宇进一步了解情况。最后，毛泽东问乐天宇：“那里的土地那么好，为什么这么多年人们没有开发呀？”乐天宇一时说不太清楚。毛泽东说：“麻烦你带几个人，再到那里作一次详细考查。‘要知上山路，需问砍柴人’。你们到那里后，多找些老百姓，听听他们的意见，特别是听听老年人怎么说。”乐天宇再次来到南泥湾，通过走访和座谈，老百姓告诉他们：南泥湾地处干旱地带，雨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遇上一年收，仓满囤子流。乐天宇把南泥湾老百姓对这片土地的评价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心里一直在盘算：如果开发这片土地，遇到荒年颗粒无收，那就劳民伤财，若是不开发，扩大粮食生产就是一句空话。他的决心一时难以下定。
&&& 春节来了，毛泽东利用拜年机会，多听听民众的意见。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积极献计献策。毛泽东见大家发言差不多了，肯定地说：“你们提的很好，很对，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请你们帮助想想办法。”这时，大家提出，多开荒以增加耕地面积，加强田间管理以增大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毛泽东又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老天不下雨，干旱怎么办？能不能打井浇灌？”大家告诉毛泽东：“陕北地表水太深，一般地方是打不出水来的”，接着又告诉毛泽东，“今年陕北不会干旱，龙年日炎炎，蛇年雨绵绵。去年农历是龙年干旱，今年蛇年就该雨量充足了。”毛泽东听了惊奇地“啊”了一声，急忙问：“陕北有这么一说？”大家说：“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人们都这么说。”毛泽东笑着问：“准吗？不准怎么办？谁负责？”问得大家一片笑声。一句农家谚语，就是对一个自然现象的总结。毛泽东在回来的路上，显得异常高兴，他似乎从刚才大家的发言中，获得了开发南泥湾这片荒凉土地的信心。
&&& 1941年春节过后，党中央、毛泽东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定出生产指标；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
&&&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23千米处。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增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制造军事摩擦，359旅由晋察冀边区调回陕甘宁边区，接替宋家川至葭县（今佳县）的黄河河防任务。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不仅取消了新四军番号，而且全部中断了八路军的军饷。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1941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外面的物资无法运进。&&&& 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359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屯垦，生产自救。朱德总司令亲自到南泥湾考察。33岁的王震旅长瘦小精干，年富力强。一到南泥湾，就按照行军打仗的习惯，对荒山野岭进行了全面侦察，根据地形地貌，合理安排生产。部队“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 战士们一双双紧握钢枪的手，拿起了锄头镰刀，披荆斩棘，风餐露宿，以丝毫不亚于前线战士浴血奋战的精神，开荒种粮，烧炭熬盐，养猪养羊，织布纺纱。没有房，他们自己动手挖窑洞；没有菜，挖野菜吃；没有工具，自制锄、铲。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在荒山野岭种上了小米、玉米等庄稼。开辟的数十万亩良田将硬生生的不毛之地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
&&& 1943年春节，延安鲁迅艺术学校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向359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是其中的插曲。这首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一下子唱红了整个边区。优美的旋律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颂他们把荒凉的南泥湾改造成了陕北美丽的好“江南”。那年秋天，“不要公家一粒粮、一寸布、一文钱”的359旅，还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上交了1万石公粮，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 在那个艰苦的岁月，拿起生产工具开荒种地、织布纺纱的不仅仅是战士，还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了。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有抗大的学员，有拿着笔杆子的知识分子，也有在舞台上表演的艺术家。尤其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也在分配给他的地里种上了蔬菜；总司令朱德背上竹筐拾粪积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手摇纺车细心纺纱……
&&& 1943年秋天，中央机关在延安枣园的书记处礼堂举行了纺线比赛。从重庆回来不久的周恩来和任弼时也参加了，最后双双获得“纺线能手”称号。这场后来延伸到广阔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帮助八路军、新四军胜利地走过了寒冬，不仅增强了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物质力量，而且改善了人民生活，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屯垦戍守南泥湾的359旅成了享誉全国的“模范”。
&&& 早在1937年3月下旬，周恩来在杭州与蒋介石谈判，4月国防政府给陕北提供粮食和被服；但未能就“改编后的红军总人数不少于4.5万人，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经费由国民政府拨付”达成协议。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国民革命军失利，损失惨重。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共红军改编为三个师，要求红军赶快出兵。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在洛川会议后发出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辖3个师，每个师4个团，共12个团；当即收到了国民党政府发给的第一批30万银圆军饷。
&&& 国防政府对八路军发饷数目，是根据协议对三个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当时法币1元合抗战前1银圆，以后几年略有增加，但总数没超过75万元。军饷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9月起，改编后的八路军陆续进入山西境内抗日。11月初，太原失守。毛泽东当天就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再扩大3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隐蔽地扩大部队兵员。”
&&& 1938年，日本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调集6个师团30万兵力夹击徐州，造成河北、山东等平原日占区兵力空虚。毛泽东及时抓住机遇，做出从山区到平原开展游击战的决策。八路军分散游击，发展部队。1939年八路军扩大5倍，兵员达25万人。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发饷，一般遵守协议按时发放。那年6月周恩来的副官蒋泽民到西安领取48万元军饷。但遇特殊情况就拖欠，事后也会补发。1939年冬至1940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国防政府就对八路军停发军饷。事件平息后，中共据理力争，八路军在1940年4月份又领到拖欠了半年的军饷。那年八路军扩大了10倍，达到40多万。这些部队大多靠自己征集给养。国民政府只对原协议中的4.5万人发饷。八路军兵员虽越来越多，都是以独立团、军分区、武工队的名义，而正式编制依旧是三个师的番号。8月20日，彭德怀打响了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歼灭日、伪军约7000人，打出了“百团”旗号，暴露了八路军实力。因国共合作协议中的12个团变成120个团，10月国民政府暂时切断对八路军供应。12月国防部长何应钦宣布停发延安方面的军饷。
&&& 国民政府给新四军发饷，按照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时对蒋介石的要求，每月应发给新四军经费18万元。实际只给了新四军每月8万元。后经叶挺和项英多次要求，增加到每月13.5万元；另外江北的新四军每月经费3万元，由安徽省政府廖磊、李品仙提供。1941年初皖南事变，新四军被宣称是“叛军”。国民政府再也没有给新四军发放军饷了。
&&&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1941年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慷慨陈词：“别忘了，我们也有两只手，我们要么散伙，各自活命去；要么靠一双手自己救自己。”他亲笔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认为这是克服经济困难的唯一办法。于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北的沟壑山川拉开了帷幕。
&&& 在总结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时，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迅速扩大到敌后各根据地。1943年，晋绥、北岳、胶东、太行、太岳、皖中等6个抗日根据地，扩大耕地面积6万亩以上，达到了部分粮食、蔬菜的自给。根据地军民终于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繁荣了经济，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资基础。
&&& 精兵简政，生产自救，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抗日民主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处处是鱼水情深。
&&& 【鱼水情深】
&&& 1941年春节过后，党中央、毛泽东作出决定，号召边区党政军民，把大生产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所有单位和个人，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订出生产计划，定出生产指标；命令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种地。这一年，果真像民众说的那样，陕北风调雨顺，各种农作物都没有受到任何灾害，边区农业获得了特大丰收。党政军民各部门都按计划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任务，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一目标。这一年，359旅在南泥湾开荒11000多亩，种上了小米、玉米、高粱，收获粮食36万多斤，为解决边区粮食紧缺、繁荣地方经济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一年，困难农民减免了公粮，人民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显著提高。陕北人民真正认识到，毛泽东、共产党、八路军所做的一切，都是造福人民的。
&&& 第二年春节一到，民众怀着感激之情，积极热情地组成秧歌队，喜笑颜开地涌到党中央驻地，他们一边打着腰鼓一边高呼：共产党毛主席大生产运动决策伟大英明！前来欢迎秧歌队的毛泽东听了民众的喊声，边走边对身旁的周恩来说：“恩来呀，我们伟大英明什么？是困难逼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去向人民拜年磕头，人民指给我们一条生路，是人民伟大英明啊！”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领袖，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但不管多么繁忙，他的心里总是牵挂着人民群众，延安期间，无论是住在杨家岭、枣园，还是王家坪，他都时刻密切联系群众，逢年过节总是将左邻右舍的老乡们请来一起欢度佳节。在枣园期间，他不仅亲自为老人家祝寿，而且还主动到乡里为群众拜年。毛泽东与当地的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给人们留下了向群众拜年的故事。
&&& 一、除夕拜年问计。
&&&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管工作多忙，每年春节都要到当地基层政府给民众拜年。他借这个特殊时机和特殊形式，既加深了同民众的感情，密切了与民众的关系；又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直接倾听到民众的意见和呼声，了解了民心和民情。
&&& 1941年春节的前一天，毛泽东一早就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当毛泽东走进乡政府院内，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年长的老人就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见状，加快脚步，笑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走进窑洞里坐下，你一言我一语地亲切攀谈起来。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大家听毛泽东这样一说，便自然而然地将所见所闻如实讲了出来，情不自禁地夸起党中央和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顿时，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谈什么是好，显得十分拘谨。毛泽东看出大家心里有顾忌，不敢畅所欲言，就引导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毛泽东这番话，使大家陷入了沉思。大家想：世上，哪有一个达官显宦不愿听老百姓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话语，可唯独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偏偏爱听老百姓的批评意见。共产党真是老百姓的亲人啊，于是，大家敞开心扉，无拘无束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的说：从打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的说：吃粮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难就会加重，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你一言，我一语，意见越提越多。粮食问题早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可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几年部队来到这里，人口剧增，粮食就更不够了。加之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个县归边区政府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但有5个县先后被国民党抢过去，八路军募补区内的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这样一来，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不景气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一度出现民心动荡，对边区政府和部队都有些微词，甚至有人诅咒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民众不但没有追查压制，反而鼓励民众畅所欲言，直抒胸臆，从工作上查找原因。1939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民众的批评意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并向全党全军发出了“精兵简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
&&& 毛泽东身体力行，不声不响地开荒种地，与群众一起发展生产，共度难关。
&&& 二、初一拜年讨经。
&&& 1942年初一清早，毛泽东要给边区劳模吴满有拜年。可吴满有与他儿子吴凌旭却喜气洋洋用土车推着宰杀好的一头猪，给毛泽东送来。半路上，父子俩迎面碰到两个熟悉的老乡。老乡见猪肉很好，要买些回去过年，遭到吴家父子的拒绝，有些不解。面对老乡的疑问，吴满有笑着说：“我不是要出去卖掉这猪肉，而是要送到咱延安的一个大户人家去。”老乡还是不解地摇摇头。吴满有进一步说：“如今的共产党，你说，算不算咱中国最大的大户？”说得两个老乡恍然大悟，哈哈大笑起来。一个说：“原来满有兄是给中央政府机关送肉啊！嗯，中！中！中！满有兄到底是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比俺们就是想得周到些！”吴满有说：“二位兄弟，对不起了！今天俺推的这猪肉不能卖给你们了。改日，等新猪出槽了，俺再宰杀几只，让大家来尝尝鲜。”吴满有父子俩继续赶路。吴凌旭一边走，一边说：“爹，咱们这样一路走过去，会遇到很多熟人的，都这样回答他们的询问吗？”吴满有很得意地说：“对！我这也是宣传嘛！让大家也学学我吴满有，多想想咱们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多想想咱们的八路军将士！”他们推着猪肉进入中央办公厅的院子。刚将车子放下，恰好遇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笑着问：“吴满有！我还说要去你那儿拜年呢，你就来了！”吴满有说：“哪能让主席跑山路，去我那山旮旯呢。我领着儿子向主席拜年来了，顺便送点肉给主席您和朱总司令打打牙祭。”吴满有忙叫吴凌旭给毛泽东鞠躬行礼。毛泽东望着吴满有推着的一大车肉，说：“这大新年，你咋把一整头猪都送过来呢？也该留点猪杂给孩子们打打牙祭呀。”吴满有说：“八路军将士在前方杀鬼子，春节还不知道吃什么呢？您和朱总司令指挥千军万马，这样动脑用神，不吃些肉，那可不行！”毛泽东说：“你杀了一头猪，连个猪下水都没留给自己，全部送给我们吃。这很让我毛泽东感动，也让我心不安呢。”吴满有忙问：“主席何出此言？”毛泽东说：“你吴满有是这样赤胆忠心为共产党，为八路军将士着想，我毛泽东心里过意不去啊！我们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太少了！”吴满有说：“主席！您大可不必这样自责，支援抗战，打垮日本鬼子，我吴满有不能上战场，只能用种粮食、养猪羊牛来支援。这大过年的，你们都是离乡背井来到陕北，莫说是送一头猪，就是送上十条牛也是应该的。”毛泽东说：“有你吴满有这样的好百姓支持，我们还怕小日本打不走吗？抗战很快就会取得胜利的！”吴满有说：“还是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靠八路军将士，我们老百姓只能助助阵，壮壮威。”毛泽东说：“助阵呐喊壮威就是力量，没有老百姓的力量支持，没有人民的力量支持，那一个政党都不能取得抗战胜利！”毛泽东邀请吴满有父子到自己的窑洞去。吴满有怕影响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推辞起来。毛泽东见状，风趣地说：“今天是大年初一，还不到春耕时节嘛，我们要好好聊聊。”
&&& 吴满有和他儿子吴凌旭走进毛泽东住的窑洞。毛泽东拿出红枣与花生来招待他们。毛泽东高兴地问：“满有哇，听说你们家交纳的公粮竟是全村的一半还多，今天把你种粮食的丰收经验给我讲讲看。”吴满有谦虚地说：“俺哪有啥经验，只不过多费了点心思而已。”毛泽东认真地说：“这‘心思’就是经验嘛。你要详细说，要把你的种植经验推广，让所有的庄稼人都学着你干。”随即，毛泽东又说：“不要急，你可以慢慢想，把它们归纳成几个方面去讲。”毛泽东坐在那张旧式桌子上，铺好了纸，拿着笔，准备记录。吴满有总结性地说：“要说种庄稼嘛，第一是要选好种子，第二就要整好土地，第三要施好肥，俗话说：庄稼是朵花，全靠肥当家……”毛泽东记下这几句话，插言说：“你这话就说得很好哇，很通俗，还押韵哩。”吴满有继续说：“合理密植也是庄稼种植的一个关键问题。”吴凌旭时而望着父亲，时而望着毛泽东。他对毛泽东问父亲的话感到有些惊讶。毛泽东问：“怎样才叫合理密植？”吴满有说：“像玉米，一般采用扣种法，铲地时开苗，株距八寸，行距亦为八寸，一垧地保苗为15 000-18 000株。而我采用人工间苗，株距六寸或七寸，一垧保苗25 000-40 000株。如果人手多，采用平翻起垄按种法，把株距缩小到五寸双株或四寸单株，一垧地保苗可以增加到50 000-60 000株。而高粱铲地时开苗，株距在三寸-四寸，一垧保苗30 000-35 000株。如果人手够，可以用人工间苗，留拐子苗，一垧留苗可以增至50 000株左右。”毛泽东听了非常赞赏地说：“这就是你吴满有种植成功的经验嘛。这样先进的经验为何不去推广呢？”毛泽东记下后，来到吴满有身边，紧紧地握住吴满有的手，说：“非常感谢你给我传经送宝，如果今年开春全边区都采用你的密植技术，产量肯定要翻番的！”毛泽东略作停顿后，又问：“现在老百姓对共产党边区的政策有什么意见？”吴满有说：“老百姓非常拥护边区政府的政策。”毛泽东连连摆着手，说：“满有，咱不要听你的好话，你今天就要把老百姓的真话掏给我听。”吴满有笑着说：“要说意见嘛，早些年对征收公粮任务过重有些反应，自从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来，粮食丰收了，意见就少了。”毛泽东又问：“老百姓对边区共产党的民主选举、干部作风，还有农村的乡风问题，你听到什么，见到什么，都说给我听！”吴满有稍微回忆了一下，说：“三三制选举，老百姓非常拥护！要说问题，二流子的赌博恶习有些地方还在泛滥；另外，有些不法商贩贩卖毒品，在延安周边地区也有苗头，城镇里的妓女也还有！”毛泽东说：“你的眼睛是火眼金睛啊，看出了问题，看到了要害。这些恶习确实还存在，我们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虽说我们不能一下子彻底铲除，但我们必须遏制它！”谈完话，毛泽东看见吴凌旭的眼睛总是盯着自己手上那支自来水钢笔，便笑着对他说：“狗娃仔，你是不是很喜欢钢笔哇？好，今天到我毛泽东家里做客，没什么东西送给你，这支钢笔就权当礼品送给你！”吴满有忙说：“主席的钢笔要写大文章，咱狗娃子不能要！”毛泽东笑着说：“送给咱们的狗娃，让他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锦绣文章，不是更好吗！”说着，将钢笔送到吴凌旭手上。
&&& 三、春节拜年祝福。
&&& 日是农历正月元宵节。毛泽东等领导在中央机关的餐厅为枣园乡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举行祝寿宴。毛泽东亲自给他们敬酒，祝贺他们延年益寿，老当益壮。老人们感动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笑着答：“尊老敬贤，应当应当！”饭后毛泽东还送给他们每人一条毛巾和一块肥皂作为礼品，并请他们看了《列宁在十月》的电影。为了感谢毛泽东和党中央对边区人民的关怀，日春节，延安市政府、群众团体的代表送来许多东西，还送来一面写着“为民谋利”四个大字的锦旗，给党中央拜年。为了欢迎大家，机关的同志在礼堂摆放了两行桌子，上面堆满了花生、糖果、香烟，招待他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笑容满面地同大家一一握手问好，亲自为每个人斟酒。领袖与群众水乳交融。浓浓的情意和着阵阵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枣园的上空。转眼又过了一年。1945年大年初一，大雪纷飞。这天一大早，毛泽东推开窗门望望雪景，随后吩咐警卫团的同志做好准备，一会儿给老乡拜年去。“来而无往非礼也。”毛泽东向周恩来建议说：“今年赶个早，我们到老乡家中去吧！”周恩来说：“这个办法好，不然他们又要抢先了。”任弼时抽了一口烟，笑着说：“这叫做一礼还一拜。”毛泽东说：“好，那就这么定了，我们吃过早饭就动身。”匆匆用罢早餐，毛泽东等人一行十人，带上礼品，来到枣园乡政府。在乡里值班的乡长杨成福正准备出门，打开大门，竟见到了毛泽东，惊喜万分，挥动双手，满脸兴奋地迎上去。毛泽东抢先握住他的手，和蔼可亲地说道：“你们辛苦一年了，我们给你们拜年来了。”“不敢当，不敢当。”杨成福显得有些不大自在。“什么不敢当，难道只有百姓给领导拜年，就不让领导给百姓拜年吗？”没等杨成福回话，毛泽东马上又岔开话题：“年过得还好吗？”“托主席和共产党的福，好，好，好。”杨成福一面回话，一面递烟、沏茶。周恩来看着杨成福那忙乎的样子，微笑着对他说：“成福同志，我看你别忙了，主席要给大家拜年，你就领我们到各家走一走吧！”杨成福心中一愣：主席和首长们日理万机，现在要迎接全国解放，时间宝贵，全村20多户人家，住得又分散，都去拜年既费精力又费时间。于是急中生智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对毛泽东说：“主席，我看这样吧！现在去，他们不一定都在家中，我看不如我去把他们的家长请来，集体拜年，这样一来您都见到了，二来更亲热些，您看如何？”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说好。约半个小时左右，村里的群众都来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把客人请到座位上，端茶、敬烟、敬酒，给小孩递花生、瓜子、糖果，如一家人团聚过年一样。整个乡政府大院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大伙边吃、边谈。毛泽东与老乡们拉起了家常，详细询问了机关、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临走时，毛泽东与大家握手告别，并对杨成福说：“你是乡长，我是你的一户居民，以后开会不要忘记通知我。也欢迎老乡们常来机关作客。”深受感动的乡亲们依依不舍地将毛泽东等人送出了大院。离开了枣园乡政府，毛泽东等又来到延安市政府给同志们拜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延安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正忙碌着，身穿崭新灰色棉布军装的毛泽东大踏步走来。工作人员在忙乱中站下，向毛泽东问好：“毛主席好！”。毛泽东也向大家问好：“同志们好！过年好！”毛泽东在噼哩叭啦的鞭炮声中，推开了延安市长梅永泽的办公室。此时的梅永泽也是一身灰色棉布军装，上衣肩头已经破了，补个深灰色的补丁，虽然是一身戎装，但仍不失儒雅的文人本色。他正在审阅一份文件，听到门响，吃惊的抬起了头。是谁连报告都不打就推门进来了？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透过黑边眼镜看到来人时，竟愣住了：怎么是毛主席啊？毛泽东看到如此情景，双手抱拳，大声说：“给梅市长拜年了！给延安人民拜年！”毛泽东的突然到来，使延属分区副专员兼延安市政府市长梅永泽乱了方寸。梅永泽一改平日沉稳持重的性格，扔下文件急慌慌的迎了过来。毛泽东伸出宽厚的大手，握住了此刻兴奋而又慌乱的梅永泽的手，再一次向梅永泽和延安人民拜年。看着笑吟吟的毛泽东，梅永泽已经从容自如多了，他握住了毛泽东的手：“给毛主席拜年！应该我们给毛主席拜年！”梅永泽请毛泽东坐，并说要请毛泽东喝他这里最好的茶。毛泽东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了一包日本烟，递到了梅永泽的手里：“梅市长，这是朱老总缴获的战利品，送你一包！”梅永泽搬了把椅子坐在了毛泽东的对面：“谢谢毛主席！谢谢党中央！”此时此刻的梅永泽，竟感动得热泪盈眶……股股暖流涌遍了他的全身。
&&& 四、元宵献上金匾。
&&& 在延安期间，毛泽东与在大生产运动中给他代耕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杨步浩，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日，是杨步浩40岁生辰。周围七个村庄的邻里亲友200多人前来祝贺。毛泽东也派代表前来庆贺，并送给他一条写着“与人民同寿”的大红绸帐，礼洋20万元。杨步浩这一天换上了新衣服，准备了油糕米酒，站在大门口满面春风地接待客人。当他接过毛泽东送来的贺礼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两行热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忙，却把一位普通农民的生辰也记在心里。1946年春节，在杨步浩的提议下，决定以延安县川口区六乡人民的名义给毛泽东敬献一块金字匾。匾上写什么呢？经民主讨论，大家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革命，把千千万万受苦人救出了苦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大家认为在匾上绣上“人民救星”四个字最好。为了做好这块匾，杨步浩找延安城里有名的书法家毕拱斗写字，又找手艺最高的木匠做匾牌，忙活了好几天。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杨步浩带领川口区六乡的秧歌队来延安给毛泽东献匾。一路上吹吹打打，从南关边区政府门口开始，秧歌队一直扭到王家坪军委礼堂院子里。“人民救星”大红金字匾吸引了满街的群众。杨步浩紧握着迎候在大门口的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您是咱受苦人的大救星。今天，向您献匾，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祝贺您身体健康。”一串五百头鞭炮响过，毛泽东微笑着接过匾，高兴地说：“延安川口区六乡的530户2 400多口人，经常和咱中央机关来来往往，像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了金字匾，对中央这样关切。我感谢六乡的全体人民，祝贺今年夺得大丰收。”
&&& 【陕北足迹】
&&&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陕北13年，先后在吴起镇、下寺湾、直罗镇、安塞、瓦窑堡、延长、延川、清涧、保安、延安住过。其中在延安的先后住所有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毛泽东在陕北留下了不朽的足迹。
&&& 日，毛泽东率领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吴起镇。此后的10多年间，他与陕北的土窑洞结下了不解之缘。毛泽东在陕北住过多少窑洞？他到吴起镇，指挥了“切尾巴”战役，在甘泉下寺湾总结了长征，到富县东村打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后又经安塞到了瓦窑堡。此间他在这一带生活了7个月，基本上都住在陕北红军提供的窑洞里，有时也住在老乡家的土炕上。东征期间，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渡黄河，此间他到过延长、延川、清涧，总结东征、西征时又到安塞，在红军驻地保安（今志丹县）住了半年多。
&&& 1937年１月13日，党中央从保安进驻延安城。当天，他住在城内二道街商会罗廷桢新修的院子里；5天后，搬到凤凰山北麓城隍庙砭李建堂的石窟里，一直到6月份，毛泽东才在工作人员的劝说下搬到距石窟100多米的吴洪恩的石窑里。毛泽东在凤凰山北麓城隍庙砭李建堂的石窟共住了5个多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里写成的。由于石窟阴暗潮湿，终日见不到太阳，很多人建议搬出来，毛泽东一直不同意。
&&& 后来，因遭日本飞机轰炸，加之潮湿得了关节炎，手臂麻木不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于日搬到杨家岭。1940年又从杨家岭搬到枣园，到1942年间，他先后因施工及安全考虑，来回在杨家岭和枣园之间搬了几次。在枣园，他多数时间住在后沟的土窑里。那里安静、隐蔽、安全。当然，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没有住在陕北的土窑洞里，就是1945年他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那段时间。从重庆回来后，他又先后在王家坪、杨家岭、枣园后沟居住，直到日他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他基本上都是借住在老乡家的窑洞里。日，毛泽东东渡黄河到山西，从此与陕北土窑洞告别。临行前，他感慨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 望着毛泽东在陕北留下的足迹，不禁让人想起：山沟里确实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带领八路军新四军，辛劳为民族，一心救中国。是毛泽东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是毛泽东领导中国走向光明，他指引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穷人的生活，他建立了敌后根据地，他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毛泽东是穷人的救星，是边区的太阳！
&&& 【人民救星】
&&& 创作《绣金匾》这首歌的作者，叫汪庭有，文盲，1916年生于陕西省商南县。1941年八路来到了他的家乡，他的社会地位及生活得到提高，开始了新的生活。为深深感谢八路军和毛泽东，他利用民歌《绣荷包》填词，表达自己的快乐心情。虽然汪庭有从未念过书，但他很喜欢家乡的秧歌。他所受的文化教育，得益于当放羊娃的时候，比自己年龄大的同伴经常传唱的《五更道情》《绣荷包》《五哥放羊》等民间歌谣的熏陶。这些陇东民歌带着厚重的泥土气息，或粗犷豪放，或婉转哀怨，或深沉缠绵，反映的大多是对封建制度的控诉，对劳动的赞美，对美好生活和甜蜜爱情的向往。1942春天，汪庭有决心自己编一段新曲目在来年春节时演唱。他想起了自己经常演唱的传统曲目《送金匾》。这个曲目是以歌颂古代忠臣良将为基础编唱的，一共有四十段，每段八句，唱腔是陇东老曲子中的《绣荷包》《织手巾》的曲调，歌唱了中国古代的四十位能征善战的帝王、元帅、将军和铁面无私、为官清正、刚直不阿的忠臣、清官。汪庭有对其他艺人讲：“如今的生活过得好，把咱们当人，是因为共产党里能人多。编些新词歌唱共产党，歌唱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比唱老词要好。”于是，汪庭有开始了编唱新词的工作。因为不识字，他编新词时遇到了很大困难，常常要把第一段唱词完全记住了，才去编第二段。可是后面一段编好了，前面一段又忘了。为了怕忘词，他想了一个法子，每段编好后，马上教给村上的娃娃们唱。这样，他就可以安心编下一段。每当自己唱不出时，就找孩子们唱。就这样经过快一年的时间，终于编成了《新编四十绣》。在第二年过春节时，他把编好的新词唱给群众听，博得了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很快，许多艺人都演唱起这个新曲目来。后来，陕甘宁边区的一些专业文艺工作者将这个曲目收集整理，选了其中十段唱词，对唱腔也进行了修改，把它作为新民歌，取名《十绣金匾》到处传唱：
&&& 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 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你一心爱我们，我们拥护你!&&& 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得红，金匾上绣的是，边区陕甘宁。&&& 二绣陕甘宁，世事多太平，军和民大团结，大家一条心。&&& 三月里是清明，金匾绣三层，金匾上绣的是，模范八路军。&&& 三绣八路军，抗战下决心，对民众多恩情，爱国爱人民。&&& 四月立夏天，金匾绣得宽，金匾上绣的是，八路军大生产。&&& 四绣军生产，比民忙大半，夜晚间守警戒，白天务种田。&&& 五月五端阳，金匾绣得亮，金匾上绣的是，边区老百姓。&&& 五绣老百姓，抗战最热情，组织起自卫军，打倒小日本。&&& 六月热气腾，金匾绣花云，金匾上绣的是，民众的劳动。&&& 六绣民劳动，有利有名声，行行出状元，二流子成英雄。&&& 七月里七月半，金匾绣得宽，金匾上绣的是，妇女的生产。&&& 七绣女生产，织布又纺线，加入识字组，要当女状元。&&& 八月里八月半，金匾绣得圆，金匾上绣的是，边区合家欢。&&& 八绣好家常，卫生身体强，全家人都和气，民主好商量。&&& 九月里九重阳，金匾绣得长，金匾上绣的是，移民上天堂。&&& 九绣难民来，政府好优待，老户们帮助他，吃用有办法。&&& 冬里天气寒，金匾十绣全，金匾上绣的是，政府恩情宽。&&& 政府恩情宽，冬学到处办，有吃有穿有文化，快活过新年。
&&& 汪庭有，1918年因商南闹旱灾，其父携全家出外逃荒。父亲用箩筐挑着他沿街乞讨度日，历尽磨难。直到汪庭有长到7岁，全家行至~县(今延安市富县)，便在羊圈沟落户。8岁时，汪庭有给地主家放牛，13岁开始种庄稼、卖柴草。18岁时，父母双亡，只有兄弟俩相依为命。汪庭有患上“柳拐子病”，关节粗大，疼痛，肌肉萎缩，手指不能弯曲。那时候“柳拐病”正在陕北大流行。毛泽东视察南泥湾问359旅旅长王震：“有没有发生柳拐病？”“没有，―个也没有。”毛泽东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看，困得同志们连‘柳拐病’都消灭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可见当时“柳拐病”对人民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第二年，汪庭有担心柳拐病凶起来，没有带满孝，就向其兄辞行，离开生活了12年的羊圈沟。汪庭有走村串乡干零活，却常常拿不到工钱，吃不饱饭，还被抓过壮丁。1936年，因去马栏区讨要工钱，便在陕甘宁边区新正县马栏区三乡杨家店子(今咸阳市旬邑县马栏镇杨家店落户定居。他在马栏开荒种地，学做木匠活。由于心灵手巧，做活认真又不计较报酬，渐渐成为周围小有名气的木匠。汪庭有从未读过书，但喜欢民歌和秧歌。1941年八路解放了他的家乡。
&&& 边区的新生活、新气象，给汪庭有生活注入了无限的激情。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愉悦和欢乐。再加上他悉心的搜取、荟萃和升华，于是就在挥动锯子和刨子的间隙里，不由自主地哼出歌来。他的歌，不是用文字写出来的，而是由感情化成一串串声音唱出来的，反映了穷苦农民翻身作主、自由生产生活的心声。这首《十绣金匾》唱的是《绣荷包》的调子，很有乡土气息。荷包本是民间男女表示爱情的信物。诗人艾青听到这首歌非常赞赏，但他同时指出，给人民领袖、政府、军队和共产党唱颂歌，应当跳出绣荷包的局限，理应绣大金匾。汪庭有采纳了艾青的建议，将《绣荷包》改成了《十绣金匾》。歌曲不仅深受群众的喜爱，同时也获得了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的高度赞誉。《绣金匾》歌颂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翻身过上好日子。这首歌一经传唱，不胫而走，很快唱红了陕甘宁边区。抗战胜利后，为了配合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在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十绣金匾》的“十绣”被精炼为“三绣”：正月里闹元宵，金匾绣开了，金匾绣咱毛主席，领导的主意高。二月里刮春风，金匾绣的红，金匾上绣的是，救星毛泽东。一绣毛主席，人民的好福气，你一心为我们，我们拥护你。二绣总司令，革命的老英雄，为人民谋生存，能过好光景。三绣八路军，坚决打敌人，消灭了反动派，全国享安宁。
&&& 《绣金匾》从个体来讲，它以农民汪庭有的个人经历为线条，叙述从旧社会到边区新社会生活转变的过程。从历史全貌来讲，由于《绣金匾》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删改、加工，从而真实地再现出土地改革、抗日战争等等中国革命的递进过程，堪称是小歌曲、大容量。汪庭有对毛泽东、八路军无限热爱，而对蒋介石、汪精卫却嫉恶如仇。他亲眼看到敌占区、国统区的日本鬼子、汉奸和顽固分子屠杀、抢劫、奸淫、放火等残酷情景，看到一些汉奸的可耻行为，于是编了《表顽固》、《防奸歌》。
&&& 1944年11月，汪庭有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大会，获甲等艺术英雄称号，受到表彰奖励。在这次大会上，他将《表顽固》唱给中央首长和与会代表们听，大家深受感动。从此，汪庭有决心读书识字，解脱没有文化的痛苦。他刻苦用功，不久便能看懂边区的《群众报》，在当地组织了一个秧歌队、两个卫生小组、一个宣传小组，团结周围农民，开展闹秧歌、教歌、读报、办黑板报等各种活动，成为马栏区三乡文化生活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庆阳民歌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较大发展，特别是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更使庆阳民歌在老解放区的土地上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边区太阳】
&&& 《东方红》是抗日战争期间，人民用以表达对共产党、毛泽东由衷的感激之情而创作的颂歌。作者李有源，日出生于陕西省佳县一户贫农家里。祖父李燕斌，靠租田种地、打零工过活。父亲李兴旺，长期给地主扛长工。&&& 1916年，刚满13岁的李有源，由于家境贫困，被母亲送到外婆家糊口度日。后来母亲设法让李有源进学校念书识字。李有源在县城县立小学念了一个冬天的书，成了村里唯一识字的人。辍学后，他利用放羊时间抓紧看《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书，自学了不少字，并把看过的《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闯王李自成》《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的故事讲给乡亲们听；利用进城挑粪的机会，在县城里小学听课识字、画画、拉板胡、弹三弦，尤其喜爱秧歌，成为方圆闻名的多才多艺的人。1935年10月，党中央、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李有源高兴地逢人便说：“毛主席到了陕北，咱们穷人有救了，有指望了！”他不顾危险，编顺口溜骂蒋介石，夸毛主席：“头次革命孙总理，蒋介石小贼吃便宜。绽足剪辫第一功，他的革命没闹成。二次革命毛泽东，民主精神才实行。提高工农革命军，商学各界都欢迎。”1936年3月，刘志丹率领红军东渡黄河抗日，经过神木路过佳县时，李有源听过红军的宣传，亲眼看到红军官兵纪律严明，便顺口编出一首歌谣：“蒋介石，大坏蛋，不打日本打内战。毛主席领导咱红军，爬山涉水走长征，天下百姓齐歌颂。”
&&& 1937年冬，共产党领导八路军绥德警备区一团政治部民运股进驻佳县，李有源家的窑洞便成了党的干部常住的地方。从此，他有了接受党的教育的好机会。白天，李有源与大伙一起扛着镢头上山挖地，晚上围在一起开会学习。他们经常谈论抗日的意义，讲革命的道理。渐渐地，李有源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情更深了，于是经常编写一些歌词歌颂共产党、八路军和毛泽东：“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领导有功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齐声称舜尧。”还编了不少秧歌剧，如《捉特务》《种棉花》《小女孩放哨》等，在佳县城乡演出，很受群众欢迎。1940年佳县成立了人民政府。李有源和家乡的劳苦大众一样，获得了解放，生活一天一天好起来。他把遇到的新人新事编成秧歌来歌唱。
&&& 1942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李有源赶着羊群走到山昴，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霞光万丈。他心中一动：“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最好不过了”。于是，用陕北的信天游，即时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后来有一次挑着粪桶到县城去担粪。到了城里，他又见到墙上“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的标语，自然而然地接上了“他是人民大救星。”1943年春节闹秧歌，张家庄村秧歌队进佳县县城演出。李有源的侄子李增正是伞头，第一个唱出“东方红”，受到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与好评。
&&& 1944年春，李增正任佳县移民队副队长，带领70多个农民到延安开荒种地。他们走一路，唱一路，从佳县、米脂、绥德一直唱到延安。延安文艺工作者马可一行去黄河边上的一座山城---葭县采风。这儿接近陕甘宁边区北部边境，大都是丘陵地带，气候寒冷，土地贫瘠。因此，边区政府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下南路”到延安一带去开荒。前往葭县的路上，马可已经碰过好几支移民队。旅途的最后一天，路程特别长。到了目的地，有些同志累得倒头就睡。忽然，附近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歌声。那是一支本地民歌，曲调相当亲切、新鲜。他们循着声音找去，看到一个青年农民正站在一群老乡面前教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这个教唱的青年名叫李增正，是一支正待集中的移民大队的副队长。他说，这首歌是他叔叔李有源编的。马可觉得歌的曲调淳厚感人，就把它记录下来。第二天，移民队出发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李有源。李有源带了一支新歌，特地从家里赶来交给侄儿，嘱咐他在路上教大家唱。这支歌是鼓励移民安心南下，不要在路上惦念家乡（移民在第一年多不带家眷）。李有源的文化程度不高，歌词写在一张粗麻纸上，笔迹不怎么顺畅。
&&& 由于学习群众的语言还很不够，交谈中，马可常常流露出知识分子的习惯话和职业述语。尽管大家对李有源的创作天才表示敬佩，相信他的作品会推动群众的歌咏运动。而李有源睁大两眼，听不懂意图。在他看来，帮助政府做好工作，编些歌给大伙唱，是天经地义的平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因此，谈话一开始，几乎就僵了，幸而话题马上转到编写移民的秧歌剧上去，空气又活跃起来。原来，李有源在一生的劳动和生活中，凝聚了不少经验和智慧，常以诗的语言，迸发出饱满的政治热情。他不仅作曲，也编秧歌剧。他听了马可编的秧歌剧《下南路》，坦率地提了一些意见，指出几处不符合生活真实的地方。通过这次谈话，李有源等于给大家上了一堂关于生活、剧作、诗歌的课。这是马可走出“小鲁艺”后遇到的最好的教员之一。马可说：“劳动人民中间有数不尽的卓越的艺术天才，并非只有我们才特别具有艺术的先天禀赋！艺术作品的提高，决不只是一些专业技术的加工，更重要的是继续深入思想改造。深入生活，虚心学习民间艺术”。著名音乐家马可和人民歌手李有源的这次会见被音乐界传为美谈。&&&& 关于采访李有源、李增正，发现《东方红》的情况，著名音乐家刘炽说：“在采访过程中，李有源叔侄偶然谈起他们编了一个移民歌，第一段词就是《东方红》，后几段是关于移民的词。当时很需要这方面的歌。在这以前只有《刘志丹》歌中的第二段，有歌颂毛主席的词，并且还有些浪漫色彩。‘毛泽东来势力重，他坐上飞机在空中，后带百万兵’。那时红军根本没有飞机。另一首是鲁艺写的，没唱出来。第三首就是《东方红》。对于《东方红》的第二、三段词是请张松林和公木同志填的。在人们的演唱过程中，又给这个歌曲注入了新的生命。在音乐上，没有增加新的音符。后来由军乐团一演奏就更加雄伟、更有气魄了。”
&&& 在马可采访李有源的当天，屈增全与李增正带领移民队从佳县出发，经米脂、绥德等地，一路把《东方红》和《移民歌》唱到延安。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根据李增正的演唱作了记录，把《东方红》作为《移民歌》的第一段，发表在日的《解放日报》上。马可等鲁艺文艺工作者回到延安后，也把《东方红》介绍给延安的同志，并请张松林、公木填了第二段、第三段词，由作曲家贺绿汀和李焕之先后编了谱，就形成了后来的《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那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那里人民得解放。”《东方红》在流传过程中，群众也作了些恰当的修改。如歌词中的“谋生存”三个字，从当时李有源自己的想法和整个形势来说，是对的；但是，党和毛主席领导革命的目的，不仅是为人民谋生存，而且还要为人民谋求更大的幸福，为实现革命的伟大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于是把“谋生存”改成了“谋幸福”。&&&& 还有一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也很出名。这是以甘肃省庆阳市的民歌形式唱出的陇东红色歌谣。陇东红色歌谣流布于庆阳市七县一区及与之接界的平凉、陕北、宁夏的周边地带。作者孙万福，1883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一直务农，虽不识字，但聪慧过人，擅长吟诗编歌，有出口成章的本领。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西征时，解放了他的家乡。这个翻身农民，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激发了他的劳动热情和创作热情。1943年，年已花甲的孙万福，当选为劳动英雄，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心情无比激动的孙万福，紧紧搂住毛泽东的肩膀，黏着口沫的胡须因兴奋而颤动。他说：“大翻身啦!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赎了，牛也有了，这都是你给的。没有你，我们这些穷汉子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接着，唱出了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 高楼万丈呀平地起，盘龙卧虎呀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来了咱领袖毛泽东。呀，毛泽东！&&& 天上三光呀日月星，地上五谷呀万物生，&&& 来了咱领袖毛泽东，挖断了苦根翻了身。&&& 呀，翻了身，毛泽东。
&&& 这首歌，当即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重视。贺敬之对歌词进行了精心修改和艺术润色，周扬在《解放日报》撰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此，《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唱遍了中国各地。
&&& ***抗战小资料：毛泽东在陕北13年住地---吴起镇，下寺湾，直罗镇，安塞，瓦窑堡，延长，延川，清涧，保安，延安。而在延安先后是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
&&& 第二节& 全民抗日
&&& 中国末皇帝.东北义勇军.满洲毒气弹.华北伪政权.汉奸汪精卫.陪都蒋介石.黄河反扫荡.&&& 八路军总部.敌后武工队.冀中地道战.民兵地雷战.铁道游击队.抗日小英雄.南下彭雪枫.&&& 长江新四军.粟裕千里马.陶勇破敌阵.火烧竹篱笆.苏中反清乡.东江根据地.琼崖游击队.
&&& 【中国末皇帝】
&&& 溥仪，爱新觉罗氏，3岁登基，中国末代皇帝。他的乳名午格，字耀之，号浩然，日生。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国民政府与清室协商，保留了许多对皇室的优惠条件，承诺支付溥仪400万银元的年薪，同意溥仪保存皇室。1917年，溥仪在张勋、康有为等人拥护下，再次登上皇位，史称“丁巳复辟”。在孙中山等人的反对和声讨下，丁巳复辟仅12天就失败了。九.一八事变后，1934年-1945年，他在伪满洲国做日本人控制下的傀儡皇帝，年号康德，又称康德皇帝。日本败战后，溥仪和日军一起企图逃亡东京，在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获，成为战犯。
&&&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同时生了重病。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慈禧太后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3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正式登基，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初次登上了大清王朝皇帝的宝座，即位时年仅3岁。
&&&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告清王朝灭亡。它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封建帝制。溥仪虽然退了位，但是皇帝尊号仍存，可以在紫禁城过小朝廷生活。他在大学士陆润庠和侍郎陈宝琛辅导下，学习汉文；在都统伊克坦教导下，学习满文；在庄士敦指导下，学习英文。除了读书，还有许多古怪的嗜好，玩骆驼、喂蚂蚁、养蚯蚓、看狗打架，更大的乐趣是恶作剧。用藏有铁砂的油糕给太监吃，用铅弹向太监窗户打。贫苦出身的乳母王焦氏教了他一些做人的道理。溥仪退位在宫中的时候仍用宣统纪年，有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触犯王法者由慎刑司处治。袁世凯对小朝廷仍然效忠，民国二年元旦派人给溥仪拜年；隆裕太后去世，袁世凯通电吊唁，全国下半旗致哀。鉴于溥仪放肆，参政院于1914年11月提出“维持国体建议案”，要求政府对小朝廷予以管制。袁世凯不得不派人向溥仪提出善后办法：1.尊重中华民国，废止与国法抵触行为；2.用民国纪年；3.赏赐只能用于家庭和家族，官民只能赐物，不能赐谥；4.皇室机关不能对人民发告示、给处分；5.皇室人员用民国服装；6.由民国司法厅办理宫内犯罪案件，执事、太监违规由专任内廷警卫的护军长官处理；7.裁内务府慎刑司。小朝廷内部机构臃肿，用费浩繁，太监为非作歹，盗窃成风。溥仪只得加以整顿，遣内监，裁机构，削官员。即使这样，有限的经费还是难以维持小朝廷，溥仪乃大肆出卖宫中古物、金器、名画等。
&&& 日丁巳复辟时，溥仪请遗臣张勋，以调解段祺瑞代表的国务院与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之间的矛盾为名，率4000定武军入京，把黎元洪赶下台。7月1日，张勋兵变，宣统复辟，年仅12岁的溥仪又坐上了龙椅，大封群臣：封赠黎元洪为一等公，任命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等为内阁议政大臣，万绳式、胡嗣瑗为内阁阁丞，梁敦彦、王士珍、张镇芳、雷震春、萨镇冰、朱家宝、詹天佑、沈曾植、劳乃宣、李盛铎、贡桑诺尔布为外务、参谋、度支、陆军、海军、民政、邮船、传、学、法、农工商、理藩等部大臣，徐世昌、康有为为弼德院正副院长，还任命了各部尚书和督抚。3日，段祺瑞出兵讨伐，12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次日溥仪宣布第二次退位，只坐了12天龙椅又下了台。复辟期间曾有一架共和飞机在紫禁城上空投下小炸弹，炸到了紫禁城东六宫当中的延禧宫，建筑轻度损坏。这是东亚第一次空袭轰炸。1922年溥仪大婚，娶了一后一妃。皇后是婉容，妃子是文绣。在紫禁城中，溥仪或读书吟诗，或作画弹琴，或养狗、养鹿、捏泥人，有时还到宫外坐汽车逛大街。
&&& 日，冯玉祥无视优待条件，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并大肆偷盗宫中财物。溥仪搬进皇后婉容府（载沣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第二年2月移居天津租界张园和静园，与清朝遗老遗少以及张作霖、段祺瑞、吴佩孚等往来。溥仪被逼宫后，日本各大报刊登出同情溥仪的文章，为以后建立满洲国造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国联军中，派兵最多、打得最狠的就是日本。不久，溥仪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将领土肥原贤二等人的帮助下，他又从天津逃离，回到满洲。11月，在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的帮助下，溥仪潜赴旅顺，不久到奉天。日，日本扶持溥仪在东北部分地区建立“满洲国”，9月与日本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而满洲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日-日，溥仪在伪满洲国执政，建年号为“大同”。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下，于长春就任伪满洲国临时执政。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其军事指挥机构为满洲国军事部。该部辖有参谋司、军政司、铁路警备司，除首都长春外，伪满洲国将其统治地域划分为11个军管区。长春地区的伪军，有禁卫军司令部(辖禁卫步兵团、禁卫骑兵连、禁卫炮兵连)、宪兵司令部(辖首都宪兵团)、第4高射炮队、第1飞行队、高等军事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军需学校、兽医学校)。沈阳、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热河、牡丹江、佳木斯、通化地区分别被划分为第1至第8军管区，兴安地区为第9、第10军管区，乌苏里江右岸的勃利地区为第11军管区。各军管区内主要编有伪军1个混成旅(步、骑兵各1个团)、1个宪兵团、1个教导队、1个工兵队。沈阳第1军管区因离首都长春较近，除上述兵力外，还编有高射炮队(驻鞍山、本溪)、第2飞行队、迫击炮团、第1汽车队(汽车团)、陆军训练学校教导团。热河第5军管区由于是作战地带，兵力稍多，没有编制混成旅，但编有7个步兵团，另有1个炮兵连。佳木斯第7军管区除上述兵力外，还有第2师(步兵2个团，骑、炮兵各1个团)，另1个山炮兵营。兴安军管区地属蒙古地区，该区全是蒙古部队，以骑兵为主，主力为兴安岭骑兵师，在王爷庙还建有1个兴安军官学校。此外，伪满洲国还建有一些机动部队，主要有铁石部队、江上兵艇队(后改为陆军江上军)、高射炮队、汽车队、铁路警护军等。满洲国伪军数量基本上保持在20万人左右。溥仪虽执政，实际是个傀儡，毫无军队指挥调动权，一切需看日本关东军的脸色行事。
&&& 为了讨伐东北义勇军，1933年春，日伪军在满洲国建立“集团部落”，先在吉林省磐石县试行，之后陆续在包括热河省的东北四省推行。它把散居各地的人家强行集中一处。一个部落通常为百户左右，也有更多的，最少不低于50 户。周围筑两丈左右高的围墙，四角建炮楼，墙外挖壕沟，拉上铁丝网。部落内除由青壮年组成自卫团，还驻扎警备队，有的是伪军，有的是日军。选址都是交通便利处，并修筑警备道，有警备电话，与县城和附近部落连通，一处遭袭，别处即来增援。平时进出搜查粮食、盐、布匹等等，凡是抗联需要的一切，都严禁带出部落。人们进出还要登记挂号。来客人要挂号，串亲戚要挂号，不挂号就会被视为通匪。来客人要有居留证，串亲戚得办行路证，上山打柴，下河抓鱼，都得有证，连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
&&& 1934年溥仪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3月1日登基。康德是康熙和德宗光绪的缩称，意在纪念，并寄托了祗承清朝基业之愿。溥仪还兼任满洲国陆海空军大元帅、满洲国协和会名誉总裁。1934年至1936年三年间，日伪军仅在通化地区就烧毁民房1.4万间，废弃耕地33万亩，将1.2万户居民赶入集团部落。日伪建立集团部落后，根据地、游击区成了无人区，抗联与群众分离了，就像鱼儿没了水、瓜儿没了秧。从此天大房子地大炕，野菜树皮是食粮，饿死冻死的比战死的多。日军还在吉林东部实行三光政策，一年间屠杀10万吉林人民，并对抗联进行频繁讨伐，使抗联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抗联始终坚持游击战，能打就打，打了就走，不能打当然也走，人熟地熟，走到哪儿都不愁。东北人烟稀少，许多偏僻的地方都有人烟，因为早年这些土地大都无主，开垦了就是自家的。抗联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军事编制，没有后方，因而也就没有兵员、给养、弹药补给。可到处都有人。有人民群众的支援，一切就不成问题。这就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点。
&&& 日，苏联对日宣战。11日夜溥仪乘火车逃往通化，13日到达大栗子。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在大栗子召开会议，通过了溥仪的《退位诏书》。溥仪在《退位诏书》上签字后，在此举行了“退位”仪式，宣读了《退位诏书》。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后，企图逃亡日本，与日本关东军的将兵们于奉天机场候厅室被苏联红军抓获；在苏联被监禁5年。软禁5年期间，他曾去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日本统治者在中国的罪行做证明。
&&& 溥仪一生做了三次皇帝。第一次是3岁时继承先人的皇位。第二次是1917年，张勋在北京复辟，受拥戴又做了12天皇帝。第三次是1932年，日本人在东北扶他上了伪满洲国皇位，这一幕随日日本投降而结束。
&&& 【东北义勇军】
&&& 一、成立中共满洲省委。
&&& 日周恩来、瞿秋白在汉口日租界鲍罗廷公馆主持召开了“东北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南满地委书记邓和皋(邓洁)、北满军委负责人胡濂之(胡步三)和哈尔滨日报社社长穆景周等。会议讨论了东三省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决定成立中共东三省省委即中共满州省委。10月24日，中共中央派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兼秘书长陈为人到东北筹建东北地区党的统一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在哈尔滨道里中国十三道街48号，召开了哈尔滨、大连、长春、沈阳等地共40名党员代表参加的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和满洲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两个《决议案》，宣布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会议选举陈为人为临时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决定“临委机关”设在奉天（今沈阳），同时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出了第一号通告，宣布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领导奉、吉、黑三省党委。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会议没有决定建立革命武装。1928年9月，中共满洲省临委改为中共满洲省委，从此东北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推动了东北三省各地党组织工作的开展。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北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运、军运斗争日益高涨，中共满洲省委成为东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领导核心。
&&& 1928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周恩来，从苏联回国途经奉天(沈阳)，向陈为人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和共产国际有关指示。陈为人陪同周恩来，走访了工人居住区，接见了兵工厂的党团员，鼓励他们进一步开展党的工作。12月21日,中共中央派刘少猷、程寄如夫妇从上海赴奉天(沈阳)，参加中共满洲省委工作。
&&& 日，刘少猷暂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6月7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满洲工作会议。8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满洲省委由刘少奇等7人组成。14日，刘少奇和夫人何宝珍辗转到达沈阳，住工业区78号。8月22日，刘少奇与省委常委孟坚在沈阳被捕。9月初，刘少奇与孟坚因“煽动工潮”证据不足，获释。26日刘少奇赴哈尔滨领导中东路工人罢工。10月1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讨论《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11月10日,刘少奇派杨一辰到兵工厂开办工人夜校。
&&& 日，刘少奇再次到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行动委员会。根据刘少奇“在工人中建立赤色工会”的指示，“三十六棚”工厂委员会成立。2月，刘少奇结束在哈尔滨的巡视工作，回到沈阳。3月13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中东路工人斗争总结报告》，总结党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的经验教训。月末刘少奇奉调中央。满洲省委书记由饶漱石临时代理。随后，中央派李子芬(刘树青)到东北组建新的满洲省委，李子芬任书记兼宣传部长。5月7日，林仲丹任满洲省委书记。8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工作会议决定撤销满洲省委，成立满洲总行动委员会，林仲丹任书记。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陈潭秋(孙杰)任满洲总行动委员会书记。9月24日-28日，陈潭秋和林仲丹出席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10月24日，撤销满洲总行动委员会，恢复满洲省委。11月16-22日，陈潭秋在沈阳主持召开满洲省委扩大会议，贯彻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确定满洲党的工作路线。12月7日，陈潭秋等6人在哈尔滨被捕，中央巡视员何成湘代理省委书记。
&&& 日中共满洲省委改组，中共中央派张应龙任书记。 9月19日，满洲省委讨论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任务、方针和应变措施，发表了党的第一个抗日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21日作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的紧急任务的决议》，23日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11月22日，张应龙被捕。12月18日罗登贤任满洲省委书记。1932年1月，罗登贤主持制定《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文件，提出党要联合并支持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方针。2月6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25日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再次研究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问题，决定派干部到各地指导创建抗日武装。周保中、杨靖宇、赵尚志、杨林、冯仲云等人先后被罗登贤派赴各地，到李杜、马占山、王德林等抗日部队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到吉东、海伦、磐石、海龙、东满、珠河、汤原、巴彦等地创建反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基础。3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反对满洲独立政府宣言》。6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会议”，批评“满洲特殊论”、“满洲落后论”，同时决定调罗登贤到上海工作。
&&& 1933年7月，李实代理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9月，李实奉命调离东北，中央任命宣传部长李耀奎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10月30日，李耀奎在哈尔滨被捕，宣传部长马良任满洲省委书记。1934年10月马良被中央调离东北，杨光华任满洲省委书记；而上海中央局此间遭到破坏。满洲省委由此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1935年4月，杨光华与宣传部长谭国福、组织部长赵毅敏奉命去苏联。满洲省委工作由团省委书记小骆(张文烈)主持。1936年1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韩守魁(金赤民)等人到东北传达关于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的指示（即王明、康生指示信）。6月，小骆以省委代表名义向东北各地党部发出通知，撤销中共满洲省委，以三大游击区为基础，相继建立了南满、吉东和北满三个省委，抗联各军也相应地进行了改编。抗联第1、2军合编为第一路军，由南满省委领导；第4、5、7、8、10军合编为第二路军，由吉东省委领导；第3、6、9、11军合编为第三路军，由北满省委领导。
&&& 二、涌现东北义勇军。
&&& 日，九.一八事变。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的罪恶，指出日本要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号召东北人民奋起抵抗，赶走日本侵略者。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斥责国民党政府卖国不抵抗的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籍学生3000余人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斗。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要求“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号召各级党组织要组织、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游击战争。24日，驻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向其所辖各县通电，呼吁军民团结共同抗日。25日，驻吉林省城的第25旅张作舟部开抵榆树，宣布抗日。同月末，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驻吉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率所部在永吉县老营盘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并通电全省。10月初，邓铁梅在凤城县四区小汤沟顾家堡子创建东北民众自卫军，邓任司令。他们在装备、训练等方面相形见绌的情况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不援助的情形中，冒着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包围，自发地组织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
&&& 10月12日，中共中央向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建立游击队，开辟游击区。同月，《红旗周报》第20期发表了周恩来的文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指出，现在组织救国义勇军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即，中共满洲省委作出在各地创建反日游击队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在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号召广大人民群众掀起反日浪潮，一些爱国的、有民族气节的东北军部分官兵纷纷起来抗日。他们不顾一切，揭竿而起，杀向抗日疆场。尤以马占山为首的东北义勇军首当其冲，率先于1931年11月，与日本关东军主力多门师团和张海鹏伪军进行战斗，毙敌甚多，博得全国人民的喝彩和援助，成为抗日民族英雄。义勇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义勇军的队伍随之扩大，加入义勇军行列的不仅有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和中华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还有地方官吏和土绅，甚至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他们纷纷举起抗日义旗，与义勇军一起以血肉勇敢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东北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在东北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 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30余万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孤悬敌后的困难条件下，勇敢顽强地阻击日军进犯。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在可能的条件下给予了领导和帮助。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义勇军的斗争，动员工农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以后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 由于义勇军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他们中的领导人大多是一些旧军队的军官，政治上比较落后，相互间派别繁多，意见分歧，互相猜疑，甚至火摒，所率部队成分复杂，纪律松弛，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仅持续年余就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中，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事实证明，他们担负不起领导群众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