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长空的英雄——中国空军（八）
国府初迁重庆的那段日子别提多懊糟了；前方战事的不断失利，让相当多的国人都陷入了迷茫和失望之中。
中国既不能和，战又很难。在战场上，日军占有压倒性优势，而我们在国际上几乎孤立无援，处境艰难。
1938年深秋的山城，依旧是那么美丽；可是接下来两年多的时间，这里将迎来从未经历过的残酷考验。
1938年12月2日，日本天皇裕仁下令对重庆展开战略轰炸；日军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随即向侵华日军下达了第241号大陆令，要求‘中国派遣军’与海军密切协作，集中兵力，投入优良飞机，消灭中国空军。
接到命令后，日本驻华陆海军各航空队开始忙活起来，侦察机频频出现在重庆上空；被列入战斗序列的日军陆、海航各部队也开始紧张的战前训练。
12月26日上午10:30，陆军第1飞行团第60战队的22架三菱97重爆Ⅰ型轰炸机作为第一批攻击力量从汉口起飞；13:35，首批敌机飞抵重庆；就此拉开了重-成空战的大幕。
而经过1938年一年的鏖战，到这会儿中国空军已经精疲力竭，几近油尽灯枯。
为了确保轰炸效果，日军煞费苦心，经过几次踩点儿、趟路之后，钻研出了一套“薄暮攻击”的战术，即把攻击时间定在傍晚或黄昏；这样做的好处，第一是中国空军长期消耗，具备全天候作战能力的飞行员越来越少，黄昏轰炸可以避开拦截，减少损失；第二个是黄昏那个点儿，正好儿是下班儿的高峰，市民要么挤在回家路上，要么已经到家准备吃晚饭，这会儿突遭轰炸，容易把人群弄炸了，造成巨大混乱和心理杀伤。
小鬼子这招儿相当毒辣和有效；给重庆防空造成了巨大威胁；每次日机都是偷偷摸摸儿的借着黄昏落日的掩护，切到重庆上空投弹；等他们走了重庆市区烈焰冲天，烟尘蔽日。
中苏空军几次起飞拦截，都无功而返。
进入1939年，随着重庆上空天气情况逐渐好转；日机轰炸频率也逐渐加大，大群日机隔三差五的就跑来狂轰滥炸一番；到6月上旬，10天之内，重庆连续遭到5次大规模轰炸达，平均2天一次。
长时间的疲劳轰炸，导致中国空军应接不暇；有的飞行员一天要起飞4、5次；有的飞行员返航的时候，把机头对准跑道，就由着飞机自己往下降，人已经睡着了。
6月11日，日机再次出动轰炸重庆，4大队郑少愚率队起飞拦截；激战中，郑少愚的2310号座机中弹38发，被迫迫降。23中队分队长梁添成的2307号机被击中，人机共坠于涪陵附近；这位曾经参加过“8·14”、“8·15”空战的老兵，陨落在了巴山蜀水。
终1939年全年，日机共出动865次，分34次轰炸重庆；中国空军全力拦截，仅击落日机30架，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空军战力水准下降到了什么程度。
到1940年，日军大本营认为光这么空袭重庆不是太给力；想一劳永逸的解决中国问题，还必须配合地面进攻。而这一年，中国空军流年不利，险些被打断了脊梁。
1940年5月13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召开联席会议，达成了轰炸中国大后方的《陆海军中央协定》，企图通过对重庆、成都的政治、军事目标的轰炸，加以地面进攻，彻底打消重庆国民政府的抵抗意志。
为此，日军制定了代号为“101号作战”的作战计划。
日军很重视这次行动，将之比作现代版的“对马海战”。
地上，驻武汉的第11军发起宜昌战役；空中，由‘中国舰队’参谋长井上成美领衔组成‘三人团’（剩下两位是第2联合航空舰队司令官大西泷治郎和陆军第3飞行团司令官远藤三郎）；指挥陆、海军战机297架，协同作战。
由于此前，中国空军在南线昆仑关会战中消耗过大，到这会儿作战飞机只有可怜的160架，其中战斗机仅剩112架；而且大多有伤在身。
而从1940年3月开始，由于欧战爆发，苏联出于其自身考虑，逐渐撤离了志愿航空队；到6月，在华仅留下了1个战斗机大队。
外援没了，战机性能又无法保证能突破敌机大编队组成的密集火网。这么点儿家当如果再打光了，天可就真塌了。没办法，中国空军大部分时间只能采取起飞避警战术；听见警报，赶紧起飞闪人；跑的慢了被人捂在机场上，那才叫一个冤。
可是看着敌人飞在自己头上，肆意轰炸老百姓；这帮飞行员心里都窝着一把火儿。
这天，天气晴好；日本海航、陆航起飞了120多架战机，又铺天盖地的朝重庆飞来；地面预警网发现后，赶紧报告重庆；空军战机纷纷离场。
4大队24中队龚业悌副中队长率5架‘燕子’盘旋在涪陵上空；起飞后2架‘燕子’出现机械故障，不得不返回机场；就这么个功夫，日机编队出现了。
敌众我寡，100:4，龚副中队长带余下的3架战机毫不畏惧迎了上去；激战中，尽管击伤了2架96陆攻，但4大队飞行员陈少成、王云龙战死。
这么躲也不是长久之计；而且飞机能躲，地面目标是固定的；比如蒋公的委员长行营；在6月24日的空袭中，蒋公险些中弹。
技不如人，机也不如人；得琢磨点儿盘外招儿了。
为了对付敌人狂轰滥炸，昆明空军军官学校研制出了一种“浮游炸弹”；这种炸弹个头儿很小，用个小降落伞吊着，弹体上有个定时装置。
警报一响，地勤把“浮游炸弹”悬挂在“燕子”机腹，飞行员一旦发现日军机群，加速飞到它头里，在其上方前200米，算好时间把这小炸弹投下去，时间一到自动引爆。
刚开始的时候，日本飞行员还真着了几回道儿；不知道中国空军扔下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凑近一看，“嘭”，炸了。
吃了几次亏之后，日机也找到对付的办法；其实这“浮游炸弹”就像飘在天上的小地雷，躲开就可以了。
8月23日，80架日机对重庆进行了“101号作战”的最后一次大轰炸；市区内大火蔓延，遮天蔽日；轰炸造成市内自来水设施严重破坏，救火工作无法进行，大火连续烧了7、8天；重庆半壁山城几近毁灭。
此后，由于日军大本营将目标转向了越南，要把陆航第3飞行团调往华南；经‘中国派遣军’与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共同商议，决定终止“101号作战”。
疲惫不堪的中国空军以为能喘口气儿了；但是谁也没想到，10天之后，1940年9月13日，将成为中国空军史上的一次梦魇。
自从全面侵华以来，日本海、陆航空队在跟中国空军交手的过程中，如果不是数量和飞机性能占优，其实占不到多大便宜。
受“战斗机无用论”的影响，尽管鬼子的轰炸机造的异常皮实，但毕竟不敌战斗机灵活；而且受机舱布局限制，存在着致命的死穴。
比如日本陆军主力机型96陆攻，整个机身被设计成个刺猬，机枪到处都是，看着是挺吓人；但时间一长，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就找到了它的气门儿；一旦发现96陆攻编队，中国空军通常会让开正面，绕个小圈儿，飞到96陆攻的机尾位置。
有人说了，机尾上不也有机枪吗？
别急，96陆攻的机尾机枪是冲上打的；我们是要进入机尾水平线以下。
而在这个位置上，机尾机枪够不着（枪口往下，瞄着的正好是它自己的方向舵。），机腹下面的机枪射界有限，也够不着。
这个位置就是96陆攻的命门；在这儿只要抓住时机，或射击机体，或打其一侧的发动机，那是非常顺手的；一梭子子弹打完迅速做横滚脱离；剩下的事儿就是看着96陆攻冒着黑烟往下掉吧。
所以在历次空战中，中国飞行员只要攻击位置得当，常常一击即杀。
一路飘红的伤亡数字让日本人意识到，轰炸机毕竟代替不了战斗机；尤其是航程远、格斗能力强的战斗机。
为了给轰炸机保驾护航，同时也积蓄日后对美英作战的空中力量；三菱公司推出了由掘越二郎设计的零式舰战。
经过几年的秘密研发，1940年7月15日，三菱重工完成了“12试舰战”的各项测试试飞。
此消息一经披露，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航空队立刻提出申请，要求把当时还没有定型的‘12试舰战’赶紧派到中国战场，为轰炸机护航。
一周之后，12架‘12试舰战’从日本九州大村基地和横须贺基地直飞中国大陆；火线加入到正在执行“101号作战”计划的驻汉口的第12航空战队。10天以后，日本海军正式将“12试舰战”列编，命名为“A6M1零式舰上战斗机11型”，这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零式战机。
其实，零式刚进驻武汉，中国空军高层就知道了。
零式在汉口基地开始也没啥具体任务，成天在天上东游西逛；汉口基地附近的情报人员和前沿的观察哨都曾报告过，汉口日军有“一种小型又快速”的飞机出现，而且“机腹下挂有炸弹状物”。但是情报人员和陆军的观察哨以及设在各地的预警网，航空知识有限，谁也弄不清这款飞机机身下面挂着的是副油箱还是炸弹。
8月初，空军1大队的几架SB-2轰炸机奉命执行轰炸宜昌的任务；回基地后，飞行员也报告，在返航途中遭到“一种新式日机追逐”。
SB-2轰炸机尽管样子很糙，但在当时，它可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轰炸机中飞行速度最快的一款；以往日本的战斗机根本追不上。但这次，日军的“新机”却可以在后方来回变换位置而不被甩掉！
多条情报汇集到高层，大家尽管知道日军添了一款新家伙；但谁也判断不出来这是一款什么飞机；这会儿正是日军“101号作战”高潮时候；结合战局；航委会判断，这可能是日本新式的单发轰炸机。
因此，也没有给予更高的关注。
这一疏忽，酿成大错。
8月18日，中国空军派出9架SB-2轰炸机前往宜昌轰炸；结果被埋伏在云端的零式当场击落了4架。
零式首战告捷，开胃菜吃的相当爽。
于是，8月19日，日海航12航空队派出全部12架零式战机，护送54架96陆攻前往重庆轰炸。此行，零式展现了其强大的续航能力。
此时，日军“101号作战”已接把中国空军飞行员们折磨的接近崩溃。
倒不是说中国空军战斗意志丧失了，而是被长期跑警报弄的相当搓火；大家都不愿再忍受这种消极避战的鸵鸟政策，因此纷纷向上级请战。
这会儿空军高层也觉得，总这么躲着不是事儿，尤其是蒋公的行在也被炸了以后。
本钱尽管不多，但如果集中起来，再加上准确的情报，还是能打一场伏击战。
因此空军下令将驻重庆白市驿机场的4大队调往成都太平寺机场，跟那儿的3、5两个大队会合；准备倾中国空军全部的战斗机力量打一场胜仗；以提振士气。
9月12日，日机窜犯重庆；中国空军3、4、5大队倾巢而出围攻来犯日机；击落敌机7架。但没碰到零式。
9月13日，幸运之神没上班；日机到点儿开工了。
这天一大早，重庆空军情报台就发出警报；日机编队分别从武昌、汉口起飞袭来。
4大队大队长郑少愚随即随即率3、4、5大队共计33架战机起飞拦截。
等他们从成都飞到三峡上空的时候，日机编队已经过去了；双方由于时间差，谁也没看见谁。
这会儿情报再次传来，有56架日机已经到了重庆上空，开始投弹；空军指挥部命令战斗机群赶紧到市区增援。
等郑大队他们赶到市区，地面上已经是浓烟滚滚。
这些飞行员这个气；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爬升起来一搜索，远远儿的只看见东边儿日机返航的背影。
就在犹豫追还是不追的时候；地面上又通知，赶紧下来加油，后续还有敌机要来。
没赶上这波儿不要紧，后面还有。
郑大队晃晃翅膀，通过手势告诉其他飞行员；找地方降落。
就在这时，位于编队右前上方的4大队23中队中队长王玉琨突然发现一批叫不上型号的陌生飞机，风驰电掣的冲了过来；机身上的旭日徽在太阳光的反射下格外显眼。
日机偷袭！王中队长赶紧向郑大队示警。
双方遭遇的位置，在壁山县上空。
自从零式熟悉完场地之后，日本海航第2航空队给他们的任务之一，便是要寻歼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后来几次护航入川轰炸，阴差阳错双方都没照面儿。
头一天日机轰炸重庆，吃了点儿小亏；日本人就琢磨报复。
今天再来，除了轰炸机、战斗机外；狡猾的鬼子还带来了侦察机。
96陆攻轰炸完毕返航了，这些侦察机可没走，悄悄儿的躲在云层里观察；而护航的零式则假模假式的跟着大部队返航。
等中国空军的战斗机群出现后，日军侦察机立即把零式招了回来。可巧儿就掐住了中国空军准备降落加油的空档。
零式一出手，就给了中国飞行员们一个下马威。
处在23中队队尾位置的王广英，眼瞅着从高空中直窜下一个白点；转瞬之间，就把他斜前方24中队中队长杨梦清的座机给击落了。
紧接着，又看见几架“燕子”冒着黑烟掉下去。
而这会儿，他的飞机也被日机咬住并击伤，左侧机翼折翼，仪表盘被打的粉碎；他自己幸亏有钢板护住了要害，但腹部和腿部多处负伤。不得已弃机跳伞。
几十架战机在天上来回穿梭，机炮声、机枪声和飞机中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中国空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中。
这些莫名的日机速度奇快，机动性也远在“黄莺”、“燕子”之上；以往中国空军致胜的法宝“高速＋盘旋”彻底失灵了；而且，“黄莺”、“燕子”上又没有无线电可相互联系，各机只能各自为战；不时就有飞机的断翼残片和跳伞的飞行员像落叶一样飘落下来。
剩下还没被击中的中国飞行员，苦苦咬牙死撑；速度不行、机动性不行，那就只能不断通过急转弯来规避日机咬尾。
可这样一来，既耗油又丢高度；不到5分钟，空战高度就从3500打到了1000。
再往下就是地面了；中国空军的回旋余地被压缩的越来越小。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还在天上坚持的中国飞行员们本来以为日机大老远从汉口、宜昌过来，油料必然不足以支撑久战；胜负就在最后5分钟，只要咬牙挺住；便可以利用日机油尽返航的时机予以重创，这样就能反败为胜了。
但是这个让所有飞行员们苦盼的机会就是不出现；日机就像磕了药一样兴奋；越打越疯。
4大队飞行员徐吉骧中尉在格斗中发现自己的座机无论爬升、滚转、下降还是加速均不如对方；虽然他多次占位咬上了日机，但是射击时对方总是能快半拍摆脱。
等到对方打他，那就一打一个准儿了；他的座机被打得体无完肤，就连飞机上细细的翼间张线都被打得卷起来了。
幸亏座舱有防弹钢板，徐吉骧才没受伤。
徐吉骧也曾想咬牙耗到日机没油再削它；结果几个回合下来他的“黄莺”油先没了，空中就停了车。小徐只好把飞机迫降在一片稻田里，飞机被摔得七零八落。幸好油箱已空，飞机没有烧起来。
从接敌到这会儿，空战已经打了半个多小时了；日机仍没有返航的迹象；反而更加咄咄逼人。
可中国空军的“黄莺”和“燕子”们油表一个接一个亮起了红灯。
再打下去，中国空军最后一点儿骨血也要烟消云散了。
郑大队不得已，作出打散队形脱离战场的示意；3、4、5大队的飞行员们拖着遥遥欲坠的飞机返回基地。
回到基地，地勤一检查；每一架死里逃生的战机身上都背负了重重弹痕。
中国空军经此一战，险些全军覆没。
袍泽遇难，损失惨重；曾经屡立战功的3大队雷炎均中队长落地后，嚎啕大哭；“飞机差别太大，根本没有机会还手！”；在场人员无不黯然泪下。
战后统计，中国空军出发时的33架战机；只有9架完好；在空中被击落了13架，迫降损失了11架；重伤飞行员8人，牺牲飞行员10人。
在此，请允许我记录下他们的名字：
杨梦清烈士，上尉，曾单独击落敌机2架；国府追赠少校军衔；
曹&&飞烈士，中尉，曾击落敌机1架，国府追赠少校军衔；
何觉民烈士，中尉，曾击落敌机1架，国府追赠上尉军衔；
黄栋权烈士，中尉，曾击落敌机1架，国府追赠上尉军衔；
刘英役烈士，中尉，国府追赠上尉军衔；
张鸿藻烈士，中尉，国府追赠上尉军衔；
司徒坚烈士，中尉，国府追赠上尉军衔；
余拔崴烈士，中尉，国府追赠上尉军衔；
康实忠烈士，少尉，国府追赠中尉军衔；
雷庭枝烈士，少尉，国府追赠中尉军衔。
负伤的飞行员有：
郑少愚，4大队大队长；
陈盛馨，4大队21中队中队长；
龚业悌，4大队24中队副中队长；
王广英，4大队23中队分队长；
徐吉骧，4大队飞行员。
&&&&空战结束后，在壁山县民众帮助下，空军一一寻回了阵亡飞行员的遗骸；烈士骸骨经清洗用白布包裹入殓，10口棺木上覆盖着国旗和军旗。
次日，日军战报宣称，此战“击落支那空军机27架，大获全胜。”
一场24:0的大败之后，国民政府大为震惊；蒋公更是恼怒异常。
9月14日一大清早，蒋公就把空军高层叫到一块开会；指着鼻子把空军从上到下骂了一遍。
空军怎么回事，黄埔精神哪儿去了；“太不中用了。”
&&&&蒋公咆哮着：一定要复仇！
&&&&看着蒋公跟那儿发飙，一帮空军将领没人敢接茬儿搭话。
&&&&后来，4大队代理大队长刘宗武站起来说了一番话。
&&&&刘大队对蒋公说：“我是航校三期，您的学生；今天为了救国家，救同胞，我万死不辞，心甘情愿；但是也要让日本人付出一定代价才好。我们的飞机，本来在数量上质量上就都不如他们，如今他们又拿出今年新出的飞机，来打我们十年前的旧货。我们连还手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牺牲有什么意义？我报告您以后，服从命令，必定死给您看！”
散会之后，刘大队驱车返回基地；从剩下的飞行员中挑了9人跟他一起执行这一几乎有去无回的自杀任务。
大家都知道，再次出动挑战昨天异常凶残的“莫名日机”，肯定凶多吉少；但被选中的飞行员无一人推辞；默默的收拾好行装，驾机起飞。
9架“黄莺”排好队形，沿长江向下游飞去。大家都做好了血洒长空的准备；静等突然出现的日机。
途中，刘宗武大队长收到了返航的命令；这队怀着必死决心的壮士，这才掉头向成都方向返航。
仗还要打，仇也要报；但这些历经战火、所剩无几的飞行员太宝贵了；他们是中国空军再次展翅翱翔的种子和希望，真的不该这样无畏的牺牲掉。
壁山空战之后，航委会痛定思痛；又从苏联购入了93架“黄莺”的改进型伊-15-3和“燕子”的改型伊-16-10、伊-16-18战机。
经过几个月的疗伤和训练，中国空军稍有起色。
敌人亡我之心不死，密切注视中国空军动向的鬼子们当然不会消停。
1941年3月14日，日海航第12航空队12架零式从宜昌起飞，掩护10架三菱97舰攻水平轰炸机飞往成都搦战；得到情报后，航委会也想检验一下自壁山惨败后寄予很大希望的苏制战机的战力。
因此下令5大队会同3大队的一个中队，调集31架伊-15-3出击，迎战零式。
这一仗，空军从上到下都很重视；5大队大队长黄新瑞、副大队长岑泽鎏率部亲征，配属的那个中队（28中队）也由中队长周灵虚带队出战。
本来计划的挺好；5大队埋伏在双流机场上空；等敌机一到，以逸待劳，趁其不备杀他个人仰马翻。
可是真等敌机来了；情况就不乐观了。
一开始，确如航委会所料；20几架日机闷头光顾着炸双流机场了；谁也没注意云层里躲着的中国空军。
黄大队长率先垂范，发起攻击。
等进入近距离的格斗之后，中国空军笑不出来了；零式机再次展现出优异的性能：水平盘旋、垂直爬升、最大加速都在伊-15-3之上。
日机编队很快就摆脱了被动局面；利用战机优异的性能，打的5大队节节败退。
混战中，黄新瑞大队长被击中迫降（虽经地面人员抢救送往医院，但终因伤势过重，2天后不治牺牲。）；岑泽鎏副大队长被击落在双流机场附近，人机同殉；28中队周灵虚中队长也在空战中牺牲。
当天，3、5大队的战机总共被击落了8架，被击伤坠毁了8架；飞行员袁柄芳、江东胜、任贤、林恒、陈鹏扬等战死。而日机再次无一伤亡。
事后，航委会不得不承认，新换装的战机也无法跟零式抗衡。
没办法，还是继续“跑警报”吧。
进入1941年，日本三菱又推出了一款新式轰炸机——三菱1式陆攻；并于当年5月列装部队（首批30架交付给了驻台湾的高雄航空队）。
与此同时，日本和美国的谈判也陷入了僵局；日军大本营开始策划发动太平洋战争。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日军加大了对重庆、成都、兰州等地的轰炸。试图在转身东向之前，能最大限度的摧毁中国空军。
这一锤子，把本来就已经伤筋动骨的5大队彻底推进了深渊。
‘3·14’空战后，5大队痛失正副大队长，飞行员和战机损失惨重。
1941年4月，3大队预定前往缅甸接收美国出售的P-40，便把还能用的伊-15-3移交给5大队，航委会也着力补充，以图重整士气。
经过1个月的恢复；转场到兰州休整的5大队好歹能上天了。
5月20日，5大队29中队飞行员吴国瑞会同驻兰州的4大队21中队4机联合击落了一架三菱97重轰（这也是这一阶段，中国空军唯一的战果。）。
打下了敌机，大家脸上有了笑模样。
可是，悲喜就在一线间。
正当第5大队踌躇满志，准备再立新功时；一场灾难降临了。
5月25日，5大队接到敌情通告，说有敌机来袭。
正巧那天，5大队新任大队长吕天龙胃病犯了；没法儿带队飞行。吕大队只得向空军第3路司令杨鹤宵请假；任务改由29中队中队长余平想代为领队。
等5大队全部家当——17架还勘用的战机加上4大队的1架起飞后；余平想中队长就把这个编队带到了陕西南郑躲避敌机。
事情到这儿，还不算糟。
第二天，空军第3路司令部根据情报紧急通知降落在南郑的5大队；说有敌机空袭，要大家赶紧起飞躲避。
中队长余平想又开始忙活，张罗飞行员们编队起飞；这一忙活，余平想就忘了通知大家起来以后去哪儿。
大错就此铸成。
起飞以后，5大队先向西北飞了1个多小时后到达了甘肃的成县机场；看看快没油了，下去加油吧。
这边儿正在加油，那边儿机场的警报响了。
尽管这会儿5大队还有1/3的飞机还没加上油；那也不管了，飞起来再说。
这么一乱，余平想也没时间告诉大家，接下来再到哪儿降落。
起来之后没一会儿，就碰上敌机了。
2架零式突然攻击，5大队措手不及，被击落了3架飞机。
不好的是，这其中就有这位余中队长（降落后获救）。
敌机虽然飞走了，可是5大队的领队机被击落了，剩下的飞行员也傻眼了；接下来该去哪儿啊；领导走之前也没交代。
群龙无首，5大队在天上兜了好几个圈子，终于在燃油耗尽之前，找到了天水机场。
可算到家了；飞机排队降下来了。
没等他们喘口气儿，9架零式战机鬼魅一般，出现在了天水机场上空。
这会儿5大队再也起不来了，飞行员疲惫不堪，飞机燃油耗尽；一大帮子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零式从容的把停机坪上的15架飞机全部击毁；然后又摇头晃脑的从容返航。
事后，日军把天水之战的战报和照片印成传单，在重庆上空可劲儿的散发了一气儿。
5大队悲催了。
航委会先是把当事的15名飞行员全部隔离审查；然后把没带队和带了队没交代任务的吕正龙大队长、余平想中队长关进了监狱；继而以指挥不力为名，将第3路司令杨鹤宵撤职查办。
事儿还没完。
7月1日，航委会下令：第5大队自本年初接受伊-15-3新机以来，共计毁机32架；损伤12架；为惩前毖后，自即日起取消其部队番号，改称无名大队。5大队所有队员在军装左胸前佩戴布条一块，上书红色“耻”字，以示惩戒。
这可是‘飞将军’刘粹刚生前所在的部队啊！刘中队长在天有灵，就请护佑您的5大队吧！
7月25日，装备了新式战机的高雄航空队进驻汉口。日军海航加大了对抗战大后方的空中打击。
8月11日，20架零式由宜昌出发，9架1式陆攻由汉口起飞，直奔成都而来。
等地面警报传到成都双流机场时，日机编队已经临空；无名大队仅存的4架伊-15-3和4大队的1架起飞迎击；在温江上空与敌遭遇。
一番攻击后，敌轰炸机群高速撤离。
无名大队转入追击，结果中了零式的埋伏；缠斗中，我方4架战机被击落；无名大队29中队副队长谭卓励、分队长王崇士、黄荣发和4大队飞行员欧阳鼎力战牺牲。
随后，更加感人的一幕出现了。
5天后，黄荣发中尉的女友杨全芳，闻听心上人为国捐躯；赶来吊祭，之后杨全芳在无名大队飞行员宿舍找到一把手枪，举枪自尽殉情。
航委会感其英烈，将二人合葬于成都北郊空军烈士墓内。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年轻的生命，还未绽放，便已凋谢。
‘3·14’空战后，中国空军被一连串的失利笼罩着；制空权完全被日军掌握；以至于日本航空队飞行员妄言，“重庆空军已无丝毫抵抗之能力，我旭日旗尽可飘扬于支那上空。”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撤回。
1941年6月22日，元首发动了“巴巴罗萨”计划，德军闪击苏联；苏军在战场上腹泻般的一溃千里。苏联西线自顾不暇，又担心继续援助中国给日本西进制造借口；遂关闭了中国通往中亚的国际通道。
中国被彻底孤立起来。
此时此刻；中国空军能够作战的飞机不足百架，仅存的伊-15-2、伊-15-3、伊-16-10、伊-16-18等一听到防空警报，只能起飞避敌。
大后方成了没有房顶儿的屋子；日机肆无忌惮表演的舞台。
1941年6月5日，日机出动24架飞机，分3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来的太突然，重庆市民纷纷涌入位于石灰市、瓷器街之间的较场口防空隧道。平时可容纳6000多人的隧道挤进去了12000多人。结果造成隧道内通风不畅，氧气稀薄；人群又开始往外挤。
但是，避难的人们忘了一点；这个隧道的门，是向里开的。
越往外挤，门越打不开；门越打不开，人群越惊慌失措。最后由于窒息、踩踏，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大隧道惨案”；据当时掩埋尸体的工人说，用了20辆卡车，1天1夜才把遇难民众的遗体运完。
2个月后，日陆航第3飞行团长远藤三郎收到潜伏在重庆的特工报告；蒋公将于8月30日在黄山官邸召开军事会议，这厮觉得机会来了。
于是从即将离任回国的意大利驻华大使处套出了黄山官邸的位置。
8月30日，远藤集中了200多架各式战机；分批前往重庆轰炸，欲置蒋公于死地；下午，远藤亲自带队飞抵黄山官邸上空，指挥空袭。
蒋公躲避及时，未被殃及；但空袭中官邸被毁，卫士2人牺牲，4人受伤。
而随着黄新瑞、岑泽鎏、周灵虚等一批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将百战身死，空军栋梁痛折；血，快要流光了。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阵营里，有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活动极少见诸报端，却飘忽于朝野上下；官职并不显赫，却令达官贵人或拉拢或排挤，或敬畏或厌嫉；其名罕见于正史，却为民间津津乐道??他，就是日在南京郊外坠机身亡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戴笠。 关于戴笠的生平，当今比较全面、翔实的记述首推沈醉先生的长篇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戴笠》，而且不少读者关于戴笠生前军衔为“中将”的印象也源出此书―― “他自己虽然只是一个中将，但他的部下却有十来个中将、三十多个少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也常常在招待外宾的宴会上和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时，穿上军服，挂起中将领章，佩上五颜六色的小牌牌（勋标）”。 沈醉先生曾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在戴笠身边工作多年，他的记述应当是不容置疑的，即便戴笠平时“很少穿军服”。透过以下事例，也可看出戴笠生前拥有“中将”军衔是合情合理的：（1）在戴笠手下，军统局本部的处长、各省站的站长，一般都是少将军衔，他这个老板拥有中将军衔理所当然。（2）“只要他下过手令晋级的特务，铨叙厅在任免时都不能打折扣，他可以将一个上尉一下提升到上校”，如果戴笠自己的军衔不高于上校两、三级，想必难以做到这一点。（3）戴笠为蒋介石的反共独裁政策效尽犬马之劳，生前深得蒋的宠信，死后亦由蒋亲择墓地，赏赐区区“中将”军衔何足道哉。况且，人们也确实在沈美娟所著《孽海枭雄――戴笠新传》中目睹戴笠生前佩戴中将领章的半身照片。 然而，翻开当年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编印的《国民政府公报》，看到的却是另一番事实――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6月11日国民政府令：“陆军步兵上校孙立人、凌琦、戴笠、??晋任为陆军少将。此令。”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3月8日国民政府令：“故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应予明令褒扬，着追赠陆军中将，准照集团军总司令阵亡例公葬，并交部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政府笃念勋劳之至意。此令。” 《国民政府公报》全文刊载的“国民政府令”，可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即：戴笠生前的最后军衔是“少将”，且任期仅一年，而“中将”不过是在他死后追赠的“哀荣”。回顾戴笠近20年的特务生涯，此说也不无道理。 众所周知，戴笠是南京政府军事特工系统的重要创建者，但他真正担任军统局局长恐怕只有一年光景，大致从1945年3月晋任陆军少将起，到1946年3月遇难身亡止。而在1938年8月成立军统局后的六、七年间，他一直是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因戴笠资历太浅（黄埔军校第6期肄业），不足以担任局长，蒋介石便指定其“侍从室”第一处历任中将主任贺耀组、林蔚、钱大钧先后兼任军统局局长。至于戴笠名声很大，几乎成了“军统”的象征，那是由于历任局长“都了解蒋介石的意图，从来不去过问军统局的工作和人事经费，全部由戴笠一手包办，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戴笠脑子里也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局长存在，一般外勤特务，甚至不知道还有个局长，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 此外，按照当时南京政府“追赠”或“追晋”军衔的惯例，假如戴笠生前已是中将军衔，那么，以其对主子的忠实与贡献，死后即使不能追晋为“上将”，至少也会给与“中将加上将衔”的褒赏。 至今，在戴笠生前军衔问题上似可两说并存：“中将”一说出自知情人的记述，并有照片为证；“少将”一说源于当时最高当局明令。孰是孰非，暂无以论定。沈醉先生在上述回忆录中还谈到：戴笠死后，“过去一向不满军统和戴笠”的军政部长陈诚，“不承认军统局自己超升的特务们的军阶”。据此推测，戴笠本人的军衔，莫非也是军统局“自己超升”的？抑或另有什么缘由？ ――原载《军事史林》1995年增刊 再说戴笠军衔之谜 伟凡《戴笠生前军衔之谜》一文，对戴笠生前的军衔问题提出了疑问，读后有同感。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割据，形同独立王国，乱委军职，私授军衔的现象极其普遍，不足为奇。但被视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出现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实际上，费解的事还多呢。象戴笠这种早已戴上中将军衔后又授予少将的，在国军中央军中，也还大有人在。较为突出的如国军五大主力中的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的军长胡琏、孙立人、廖耀湘，便都是在任军长后较长时间才晋升少将军衔的。这不论是从国际惯例上，还是从国军当时的实际情况上，都是讲不通的。 抗战初期，国军中的阶级，按惯例，旅长一般是少将，师长多数是中将，军长则全部是中将。抗战开始后不久，逐渐撤销旅一级编制，师长有少将也有中将，军长则仍然全部都是中将。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是美械装备的国军王牌，尽管我没看到过胡琏等人任军长时的照片，但佩中将军衔是肯定的，是理所当然的。可按《国民政府公报》所载，胡琏是日晋升少将，而其任十八军军长则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8月。孙立人是日晋升少将，其任新一军军长也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5月。廖耀湘是日晋升少将，此时的廖耀湘，早已在一年前的1947年9月便是辖有两个军六个师的第九兵团司令官了,任新六军军长则是在这四年前的1944年5月。我们无法想象，难道他们曾经是上校军长、上校兵团司令官吗？肯定不会。那难道是《国民政府公报》弄错了，也不会。
那又是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解释或推测。 自从护法战争开始，中国进入新的战国时代，军队高层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打仗，至于军队的法制化建设，特别是军衔这样的“务虚”的事物，实在不是他们愿意花太多的精力去急于考虑的。黄埔建军后，军衔就没个章法，虽然各级军官也有将校尉的军衔并且也佩戴着相应的军衔符号，但那军衔的授予却不是依据什么军衔条例而是军衔授予者凭惯例而为之，而且连同职务一同授予的什么什么将什么什么校，也更多的体现一种职务附加名称，而不主要体现军衔的严格含义，于是才会出现某某人担任某部中校参谋又兼某部上校参谋处长的咄咄怪事。 司马戡曾将这随职务而变动的军衔称作临时军衔，我认为这样的定义是恰如其分的。它也的确真的类似于西方的职务军衔或临时军衔。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类似于职务附加名称的“中校主任”“上校处长”之类，授予者和本意却并不是将其看成是职务附加名称的，他们也是想要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军衔的，只是由于他们可能未必真正读懂军衔的含义，或者他们认为军官不能没有军衔可又无法可依，于是就在任命职务的同时也连同军衔一同任命，换个职务也又根据该新职所习惯对应的军衔连职务和军衔一同换了。 在当时，军衔的授予佩戴也特别的随意，特别的不严肃。地方军阀部队自不用说了，就是中央军，也是如此。比如据史说回忆，有一次，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时，说国军军队和列强相较，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一旁的张治中听后，当场将上将领章摘下，换成中将。其军衔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34年，国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由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铨叙厅，制定陆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这其中有一项便是将官阶与职级分开，任职与任官分立。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