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左庶长开府震动朝野-大秦帝国1:黑色裂变全文在线阅读最新章节-第七文学网
大秦帝国1:黑色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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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左庶长开府震动朝野
&&&&秦孝公并没有轻松起来，他忙的是另一番事情。
&&&&卫鞅虽然已经明确做了左庶长，成为总摄国政的大臣。但卫鞅如何行使权力，才最有利于大刀阔斧的变法？这是国君要匡定的大事。目下，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卫鞅的这个变法作坊建立起来，使之立即投入运转。去冬大雪天的时候，秦孝公就想透了这个最关键的环节，决意仿效东方列国，使卫鞅成为开府治国的丞相。丞相开府治国，这是进入战国后东方列国的普遍做法。所谓丞相开府，就是丞相建立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全权处置国家日常政务，国君只保持军权、官吏任免权和大政决策权。国君和开府丞相的这种分权治国，在战国时代达到了最高程度，也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最高水准。丞相开府治国的实际意义是，国家战车由一马驾驭变成了两马驾驭，治国效率与国家生命力明显增高。象魏国、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国王其所以能全力在外交和军事上斡旋，就是因为国家政务由开府丞相全权处置。丞相治国权的稳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了国家由于君主年幼或昏聩无能，而产生的迅速衰落与政权颠覆，大大的有利于国家稳定。
&&&&但是，对于落后的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长期的马上征战，秦国的权力机构从来都很简单。早秦部族时期，是直接的军政合一。一个最高头领加左右两个庶长，便是全部最高权力。立国之后虽然官署多了些，但与东方大国相比，依然带有浓厚的简单化与笼统化。即或在春秋最强盛的那一段——秦穆公时期，秦国的官制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军政合一，权力结构的划分依然很是简单笼统。在这一点上，秦国与早期周部族有很大的不同。周人出了个圣人级的领袖，这就是周文王。他对发达的中原殷商文明不是排斥，而是靠拢吸收，使周部族在作为殷商西部诸侯的时候，就在官制民治方面与殷商王朝的中央政权保持着大体上的同一性。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没有后来另一个圣人级领袖——周公旦全面制定《周礼》的可能。也就是说，周部族在诸侯国时期，已经做到了与中原发达文明保持大体同步，已经完成了国家权力结构方面的基础准备。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一直没有涌现建立基础文明的圣人，所以在成为诸侯国三百年后，依然保留着简单落后的官制，保留着落后的治国方式。
&&&&整个春秋时期，秦国的官制很简单，名称也很怪诞，这一点与楚国大体相当。国君称为“伯”，实际上是“霸”的意思。执政大臣称为“庶长”，先后曾经有过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等不同设置。掌军事的大臣为“威垒”与“帅”。掌国君护卫的将军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为“行人”等等。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将百里奚的官职定为“相”，大约因为百里奚是东方士子而用了一个东方执政大臣的名称。从此以后，“相”这个职位在秦国一直没有出现过，直到秦孝公时期，执政大臣仍然叫左庶长。秦献公时期，有了“大夫”的设置，但职劝依旧很模糊。譬如甘龙是上大夫主政，同时又有一个执政的左庶长，事权自然就多有纠葛。
&&&&秦国没有设过丞相，也从来没有过由一个大臣独立开府来行使权力的先例。长期征战，闭锁关西，秦国朝野长期孤陋寡闻，对重臣开府治国所知甚少，也很难理解。相反，对开府的另一面——分权倒是更为敏感。在贵族和庶民的眼中，都觉得这是在和国君分庭抗礼，大有叛逆之嫌。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稍稍有一些“开府”的影子。实际上，也就是**个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办些粮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这种“开府”，和东方大国的丞相开府在权力、规模和政务效率上远远不能相比。
&&&&秦孝公很想从卫鞅变法开始，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
&&&&他很明白，由于诸多原因，卫鞅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卫鞅打开局面，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争国家，卫鞅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孝公本来就是个胸怀开阔、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自与卫鞅促膝长谈，对天下大势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雄心大起，便决意与卫鞅这样一个乾坤大才共同驾拉秦国这辆锈蚀的战车。秦孝公是自信的，他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更不会想卫鞅会成为威胁。目下，秦孝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增大卫鞅权力，使卫鞅成为与他共同治国的总政大臣，而不是秦国传统的左庶长，即或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他思虑周密，既要扎实的达到实际目的，又不想国人疑虑，反复揣摩，便采取了“重实轻名”的方略——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象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
&&&&秦孝公没有册封卫鞅为丞相，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秦国尚左，在两个庶长中，左庶长为首，右庶长次之。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非嬴氏公族不得担任。进入战国，秦献公将治民的政务权分给了上大夫甘龙，左庶长协助国君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但在朝野国人的心目中，左庶长依然是最重要的军政大臣。去年冬天，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将甘龙的治民政权回归到左庶长嬴虔手里，为的就是给卫鞅执掌大政铺路。当卫鞅从嬴虔手中接掌左庶长权力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是与东方列国的开府丞相具有同等权力的大臣了。
&&&&但是，这种大权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列国那样的开府丞相。丞相总理政务的要害是开府设立权力机构，仅仅有个人权力而没有开府，就无法全面处理国家事务。开府的根本之点是配备属官，其次是建立府邸。这两件事对于目下的秦国来说，都很不容易。
&&&&去年冬天，秦孝公已经给卫鞅准备好了两个忠实能干的助手——景监和车英。这两人原来的官位是内史和前将军，配给卫鞅的左庶长府，便显得位置太高，朝臣侧目，卫鞅也不容易接受。当秦孝公坦率的说明这一点时，景监和车英慷慨表示，愿意自贬官职做卫鞅的属官。于是，便有了去年冬天大雪时分景监被左迁为长史、车英左迁为栎阳将军的一幕。秦孝公的安排是，景监做左庶长府的长史，车英做左庶长府的卫尉。这两人虽然都是军旅出身，但却具有不同的才能特点。景监有政事才能，虑事周密且很有担待，出使魏国和洛阳，已经隐隐然有了大臣风范。他做长史，可以为卫鞅挑起所有琐细烦剧的国政事务的重担。车英则对军中事务具有很高的天赋，又是一个机警勇猛的剑士。他做左庶长府的卫尉，非但可以给卫鞅提供军旅变法的许多情况，更重要的是，卫鞅具有了一支得力的护卫力量。这两个干员做卫鞅的左膀右臂，卫鞅的左庶长府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构架轻巧而又具有最高出政效率的变法作坊。
&&&&南市大集上徙木立信的消息迅速传开，秦孝公比谁都高兴。卫鞅做事，总是别出心裁，一举打开局面！象给国家树立信誉这样的大事，谁能想到用如此便捷的方式去完成？然则仔细一想，却发现这是一个极具匠心的奇妙点子。老秦人十有**不识字，淳厚而又愚朴，若是出一篇慷慨激昂的文告，一定是既读不懂又记不住，最多是在士子吏员中间流传罢了。而今由左庶长这样的大臣出面，做一个活生生的故事，万千庶民眼见为实，众口传诵，谁不相信？
&&&&当晚，秦孝公便带着景监和车英来到卫鞅的小院子。
&&&&夜色沉沉，暖中带凉的春风中散发着微微潮湿的泥土气息。君臣三人都很高兴，秦孝公抬头望望天空，“老天爷也信守节气，谷雨将至了。”话音落点，天上一阵隆隆雷声，漫天细雨沙沙而下。景监车英一齐拍掌大笑，“好！风调雨顺，好年景！”秦孝公爽朗大笑，“左庶长徙木立信，老天爷谷雨立信，天人合一啊！”车英一指前方道：“君上，左庶长没睡。”秦孝公一看，前方黑沉沉夜色中惟有那座熟悉的小院子里灯光闪烁，感慨一叹，“左庶长睡觉早着呢，走吧。”
&&&&客卿小院笼罩在茫茫雨雾里，清净无声。景监上前轻轻敲门。院内传来老仆人沙哑的声音：“谁？”景监低声道：“我，景监长史。”老仆人拉开木门，让进景监，却见国君在后，慌得忙不迭要躬身行礼。秦孝公摇摇手道：“免了免了。左庶长呢？”老仆人道：“一直在书房里，晚餐还没用哩。”秦孝公没有说话，径自大步向亮着灯的书房走来。
&&&&轻轻推开书房门，秦孝公愣住了。偌大的书房里堆满竹简，码成一座一座比人还高的小山，小山上挂满了写字的布条，一张书案夹在书山中，是仅有的容身空地。卫鞅手里拿着一支长大的鹅毛翎，正在竹简小山中转悠忙碌，竟对敲门开门浑然无觉。
&&&&秦孝公默默注视一阵，轻声笑道：“先生，该用晚餐了。”
&&&&卫鞅恍然回头，见是秦孝公站在门口，忙小心翼翼的从竹简小山中绕了出来，拱手道：“参见君上。”秦孝公指着竹简小山道：“这一座座书山，都是经典么？”卫鞅笑道：“经典已经收起来了。这是第一批新法令，草本。”秦孝公惊讶默然，他知道，这一定是卫鞅一个冬天昼夜辛苦的结果。看着卫鞅清癯泛黑的面孔和红红的眼珠，他一把拉起卫鞅的手，“走，先咥饭，后说话。”来到客厅，景监已经吩咐厨役将重新热过的饭菜搬来，却是一陶罐羊肉，一小盘苦菜，一爵米酒。秦孝公笑道：“你先咥饭，我等暂候片刻。”又对景监车英二人笑道：“我们到先生书房看看吧。”就和二人出了客厅。
&&&&卫鞅匆匆吃了几块羊肉和苦菜，将一大爵热腾腾的米酒大口饮尽，便用清水嗽了嗽口，吩咐老仆撤下饭具，便起身要来书房。却不想秦孝公三人又到客厅，景监笑道：“不出君上所料，左庶长咥饭也忒快了。”卫鞅笑道：“快久了，便慢不下来，如何是好？”孝公笑道：“以后尽给左庶长羊骨头，看他还快得起来？”四人大笑一番。卫鞅拱手道：“臣请君上，对第一批法令过目。”孝公笑着摆摆手，“法令的事有你，不急。今日专议左庶长开府一事。”卫鞅道：“开府头绪太多，一时难以就绪，还是做事要紧。”孝公道：“老秦民谚，磨锄不误镑地。开了府名正言顺，做事更快，还是先开府吧。左庶长有何想法，尽管道来。”卫鞅沉吟道：“臣之本意，想一年后再议此事。”孝公道：“却是为何？”卫鞅道：“一则，急切间难以找到精干的属官。二则，国府正在艰难时刻，新建府邸也不合时宜。三则，秦国朝野是否接受东方人做开府大臣，尚须时日方得清楚。”孝公大笑，“天翻地覆，三则小事何足道哉？”说着掰起手指道：“先说第一桩。我今日给你带来的这两位，可算满意？”
&&&&卫鞅大是惊讶，“景监？车英？给我做属官，岂非贬黜两位新锐大臣？”
&&&&景监笑道：“左庶长何时有了世俗之见？不接纳我这个长史？”
&&&&车英则肃然拱手道：“卫尉车英，参见左庶长。”
&&&&“君上？这……”卫鞅一时间感到困惑。
&&&&“左庶长啊，如果合适，就不要推托了，他们都想跟你长点儿本事呢。”孝公爽朗一笑，“景监做左庶长长史，总领事务。车英做卫尉，配备甲士两千，护卫左庶长府兼领栎阳将军。如何？”
&&&&刹那之间，卫鞅心潮奔涌，默然有顷，拱手断然道：“臣，谢过君上。”
&&&&“再说第二桩。景监之意，将招贤馆改做左庶长府邸，如何？”孝公笑问。
&&&&景监接道：“招贤馆暂无他用，将来需要时再建，左庶长意下如何？”
&&&&卫鞅笑道：“有何不可？自然好极。”
&&&&秦孝公一拍掌，“既然如此，景监车英筹备，一个月内左庶长开府理事。”
&&&&“臣下遵命。”景监车英齐声应命。
&&&&“再说第三桩。朝野臣民的任何风浪，有嬴渠梁一身承当，左庶长放手变法便是。变法强秦，生死相扶。左庶长莫要忘了这句话。”
&&&&“变法强秦，生死相扶。卫鞅不敢相忘。”
&&&&君臣四人的笑声溶汇进无边无际的绵绵春雨之中。
&&&&四月里的一个晴朗日子，招贤馆改造的左庶长府竣工了。高大的石坊中央镶嵌着四个斗大的铜字——开府总政。石坊左右石柱各悬红木大牌，右边镌刻“天地有道”，左边镌刻“律法无私”。进得石坊，是一个新拓的方圆十余丈的车马场，分东西两区整齐排列着数十根拴马石桩。车马场尽头是府邸大门，已经由原来的小门拓宽为三开间的红木大门。中间正门宽阔，可容轺车直接进入，门额镶嵌四个大铜字“左庶长府”。左右两道偏门稍窄，供寻常官员人等出入。进得大门，迎面一道巨大的青石影壁，上面镌刻着一头威猛怪异的独角法兽——獬猘。影壁后面便是原来的招贤馆场院，现在变成了一片方砖铺地的小院子。坐北向南的正面是一座六开间大厅，厅门正中三个斗大的铜字——国事厅。大厅东西各有两排九开间的厢房，每间房门口都挂着一块木牌，分别写着田土曹、赋税曹、市曹、工曹、军曹、法曹、吏曹、出令曹、功曹等各色名目。每个门口都站着两个威武英挺的长矛甲士，国事厅大门口则有四名甲士，使整个院子充满威严肃杀的气氛。大院子西边有一个小偏院，原来是招贤馆士子们住的一片小房子，目下改造成了卫鞅的起居住所。
&&&&这两个院子连在一起，便是秦国的新任左庶长开府理事的府邸。这座府邸虽然不大且只有两进，但在秦国却是最大的官邸，在狭小简朴的栎阳城堡中，这座府邸简直就与国府秦宫不相上下！虽然是在一个月里匆匆赶修出来的，粗犷简朴，但其赫赫威势已经使栎阳国人大为震惊了。在栎阳大集上见过卫鞅的人，便纷纷在店铺、饭馆、客寓或街巷邻里，激动神秘的向人们讲述那个白衣左庶长的“天人贵相”和言谈举止的气魄。一时间，卫鞅在栎阳国人的口中变成了一个神奇的天上星宿。有能人甚至说，卫鞅是周武王的开国丞相姜尚转世，国君派金令箭使者在渭水河谷追回来的。栎阳国人的这种传闻议论，迅速弥漫到了一座座县城和山野乡村，秦国庶民被各种传言搅得兴奋异常，心里暖烘烘的，都觉得老秦国要变了，庶民百姓将神奇的富裕起来，秦国也将神奇的强大起来，所有欺负秦国的东方大国都将被打得一败涂地！
&&&&这些弥漫朝野的神奇传闻，卫鞅和他的开府班底不知道，秦孝公也不知道，或者说，他们紧张繁忙得无法知道这些。一个月来，景监和车英全力以赴的筹备开府，景监要遴选各司一职的十八名属官和二十名书吏，还要将国君书房的有关典籍和卫鞅带来的典籍，以及长史、太史两大国府书房的秦国史料集中起来，建立一个包括东方各国法令典籍在内的大书房。车英则除了遴选两千甲士外，更要全力督建左庶长府的修葺改造。卫鞅则埋首整理第一批法令，完成一件，送秦孝公审阅一件，经常是君臣二人通宵达旦的商议法令和实施步骤，仿佛又回到了初次畅谈时忘我忘形的时光。
&&&&眼看将近五月农忙，秦孝公决意选在四月底举行左庶长开府大典。
&&&&这一天，天刚蒙蒙亮，车英便亲自率领三百名长矛甲士开到左庶长府，除了府内护卫，剩余的二百多名甲士全部在石坊内外排成两列，中间形成了一个长长的甬道。景监和所有的属官书吏也全部到齐，各守其职。秦孝公本来要景监做今日的司礼大臣，可是景监却提出请太师甘龙做司礼大臣。秦孝公想了想恍然醒悟，不禁对景监的练达成熟连连赞叹。景监自己昨天已经搬进了左庶长府内的一间小屋，和属官书吏们忙碌的整理缮写，一直到四更方得歇息。五更鸡鸣，景监便下榻梳洗，又和络绎不绝赶到的属官书吏们忙起来。看看卯时已到，景监便快步来到大门口迎候。
&&&&太阳刚刚照亮栎阳箭楼，大臣们或骑马或步行，便纷纷来到石坊外按照序次排成两列。
&&&&将近卯时，一辆破旧的牛车哐啷哐啷驶来，车上坐着白发苍苍一身大红吉服的老太师甘龙。到得石坊下，甘龙在牛车上打量了打量威势赫赫的府邸，脸上毫无表情。景监快步迎上，拱手躬身道：“左庶长府长史景监，参见太师。”甘龙点点头，淡淡笑道：“内史大臣，别来无恙？”景监一闪念，知道甘龙有意呼出自己原来的高位，却仍然恭敬笑道：“景监无才，只做得属官。太师请。”便上前伸手扶甘龙下车，却发现甘龙非但坐了一辆破旧不堪的牛车，而且车厢板竟然连草席也没有铺，大红吉服竟然坐得皱巴巴一片灰土。甘龙明明有一辆秦献公特赐的青铜轺车，也是秦国大臣中唯一的一辆轺车，为何今日偏偏乘了这辆破旧不堪的牛车？待得扶下甘龙，景监的布袍大袖顺势一掸，甘龙屁股上的灰土已经大半干净。甘龙沙哑的笑道：“垂垂老矣，轺车站不得，只有坐这牛车了。”一句话，便将理由说得顺理成章。待到仆役将牛车赶到车马场中，大臣们竟然惊讶得一阵小声哄嗡。今日朝臣们都是新衣骏马，以示喜庆。这辆破旧的牛车在衣着簇新的人群和威势赫赫的府邸衬托下，显得分外寒碜，分外不是滋味儿。一时间，大臣们好象生了虱子，浑身不自在起来，扯扯衣服，拽拽衣襟，咳嗽着东张西望。
&&&&“国君驾到——！”卫尉车英一声高呼，全场不禁愕然。
&&&&但见一辆青铜轺车缓缓驶来，六尺车盖下肃然坐着黑衣秦孝公和白衣卫鞅。君臣并乘一车，这是上古尊贤的最高礼遇，寻常人们从传说中听到的，大约也就是周文王为姜尚拉车八百步的故事。但春秋战国以来已经三百余年，可是没有一个国君在正式的典礼场合与大臣同乘一车！在秦国变法的当口，这种礼遇宣示的内涵是谁都清楚的。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竟忘记了参见国君的起码礼节。还是太子傅兼领上将军嬴虔带头高呼，“参见君上——”大臣们才醒悟过来，纷纷躬身拱手，参差不齐的行起礼来。秦孝公却仿佛没有看见，先行跳下车来整整衣冠，然后肃然拱手做礼，“先生请。”便伸出双手，扶住正要下车的卫鞅踩到地上。
&&&&就在朝臣们又一次愣怔的时候，担当司礼大臣的太师甘龙骤然高声宣呼：“开府大典起行——！君上携左庶长入府——！”
&&&&大臣们又一次莫名其妙起来，相互观望，不知如何呼应。在他们收到的大典礼仪中分明没有这一项，大家在石坊外迎候国君与卫鞅，完全是无意自发的表示一种喜庆，正式大典是安排在庭院内开始的。如今甘龙突然宣布大典起行，人们不禁茫然起来，嘴里没词儿，脚下黏糊，竟不知如何挪动。景监一直在机警观察，见此情状，立即向石坊门内的乐手们一挥手低声道：“奏乐。”等得钟鸣乐动，大臣们顿时自如起来，按照惯常礼仪一齐高呼：“恭请君上，携左庶长入府——！”
&&&&秦孝公始终是一副浑然无觉的庄重，听得乐声，便拱手道：“先生请。”伸出手来握住卫鞅的左手，俩人从容的从甲士甬道中并肩进入石坊大门，又穿过车马场进入庭院。朝臣们在甘龙、嬴虔、公孙贾三人之后排列跟进，秩序井然。
&&&&进得庭院，甘龙出列宣呼：“君上昭告上天——！”
&&&&秦孝公走到备好的三牲祭案前深深一躬，展开一卷竹简高声念诵：“昊天无极，伏惟告之：秦国贫弱，图治求贤。开府变法，顺乎民心。祈祷上苍，佑我臣工。国强民富，永念上天。秦公嬴渠梁三年四月。”
&&&&群臣齐声跟随，“国强民富，永念上天！”
&&&&甘龙：“左庶长昭告大地——！”
&&&&卫鞅走到祭案前深深三躬，展开竹简肃然念诵：“大地茫茫，载德载物。我心惶恐，伏惟告之：鞅受君命，开府治国，惟苦惟艰，无怨无尤；皇天后土，佑我庶民，百业兴旺，永念大德。秦国左庶长卫鞅，再拜大地厚恩。”
&&&&大臣们参差不齐的跟随着念了最后两句，“百业兴旺，永念大德。”便又茫然起来。这祭祀天地，原本是国君才有资格举行的大礼。卫鞅作为臣子，与国君共祭天地，本来就已经是别出心裁的惊人之举了，大臣们虽然事先已经知道，但却在细节上不知如何应对。按照国君祭祀天地的惯常礼仪，参加的大臣肯定是跟随宣呼最后两句。卫鞅祭地，很多人本来就心中别扭，还有一些人则不知该不该跟随，于是就出现了犹犹豫豫参差不齐。只有公孙贾特别清醒，非但立即跟随，而且特别响亮。他注意到国君的祭辞中明确提了“变法开府”，卫鞅的祭辞中却没有一个字涉及变法。他感到了这种精心安排的礼仪后面，隐藏着秦孝公和卫鞅山岳般不可动摇的决心。昭告天地，意味着变法和开府这两件大事已经得到了上天的认可，谁若反对，便是逆天行事。在这种时候，无论心中如何想，都必须做出最热烈的呼应。老太师甘龙不也一板一眼的做了司礼大臣么？“孟西白”不也亦步亦趋么？
&&&&正在公孙贾琢磨其中滋味的时候，甘龙沙哑苍老的声音又响了起来，“祭祀完毕，君臣进入国事堂——！”
&&&&依然是秦孝公和卫鞅携手并入，数十名官员随后整肃跟进。进得国事堂，秦孝公坐进正中长案前，卫鞅肃立在长案左手，三级台阶下群臣各自就座。甘龙在长案右侧高声宣布：“太子傅兼领上将军嬴虔，宣示国君开府诏书——”
&&&&嬴虔大步走上台阶，展开竹简宣读：“秦国欲强，秦人欲富，非变法无以建功。变法之途，非开府无以立威。今命左庶长卫鞅为开府大臣，总摄国政，力行变法，所颁府文谓之令。另任景监为左庶长府长史，总领属官书吏；车英为左庶长府卫尉兼领栎阳将军。自即日起，左庶长卫鞅即行开府。秦公嬴渠梁三年四月诏。”
&&&&嬴虔的声音本来就特别的低沉浑厚，加之他咬字又特重，在有些须回音的大厅念来，隆隆响过，仿佛铁锤在山石上凿出来一个一个大字，清晰有力。大臣们听得明明白白，卫鞅的左庶长府简直就是第二个国君府，生杀大权在握，竟成了七大战国中最有威势的开府丞相。
&&&&国事厅安静极了，粗重的喘息声清晰可闻。大臣们似乎感到紧张，却又说不清为何紧张。
&&&&“左庶长出令——！”甘龙的沙哑嗓音又响了起来。
&&&&卫鞅白衣玉冠，白丝束发，在一片黑色的秦国大臣中显赫而又孤立。他从容走出道：“卫鞅秉承天意君命，开府变法自今日开始。第一批法令十道，五道立即颁发实施，五道夏忙后颁发实施。立即颁发的五道法令：农耕奖励法、军功授爵法、编民什伍连坐法、客栈盘查法、私斗治罪法。上述法令，除立即快马传送各县外，一律在栎阳城门与南市张挂，公诸于众，举国同行。长史出令。”
&&&&景监早已经做好准备，闻言高声答道：“遵命！”一挥手，两名书吏抬进一张宽大的长案，上面码满了捆好的竹简。长案刚刚在中央摆好，景监又一声高宣：“特使领令——！”十六名劲装使者一声答应，整齐的走进大堂。
&&&&“北地特使——！”
&&&&“雍州特使——！”
&&&&“陇西特使——！”
&&&&“眉县特使——！”
&&&&“商於特使——！”……
&&&&景监一个一个的将捆扎好的竹简分发给十六名特使。特使们双手捧着竹简一个一个走出大堂。庭院里整肃排列着三人一组的十六组铁甲骑士，每组护卫一个特使奔赴秦国郡县。
&&&&快马流星，旬日之间，秦国的二十三县并三郡便活跃了起来，动荡了起来。商鞅变法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
01:05 零陵学院学报
一、一级以下还有三级“军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按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一级为公士，一级以下再没有爵称，而此处却说“一级已下至小夫”还有三级。这里的“小夫”是爵名，而“校、徒、操”则是职务的称号，这从“自二级已上至不更，命曰卒”可证。二级以上的上造、簪袤、不更都是爵名，而“命曰卒”的“卒”则是职务称号，而校、徒、操的身份，从下文“国尉分地，以徒、校分积尺而攻之”的记载来判断，校、徒、操是军队中服杂役的人。对于“出公爵”三个字的理解，历来分歧很大，俞越认为“出公爵”应为“出士爵”之误，（注：俞樾.诸子评议[M].）但这个意见被朱师辙用一个“非”字予以否定。（注：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M].古籍出版社，1957.以下凡引用朱师辙对军功爵制的意见，均见本书，不再一一注明。）朱师辙的意见，认为“谓在军爵之外”。这个意见更难令人信服，因为《境内篇》明明是说“军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当然校、徒、操是在军爵之内无疑。笔者倒认为俞樾的意见颇有可取之处，即“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虽属军爵之内，却在士卒爵称之外，是军杂人员的爵位。在这里必须对“自一级已下至小夫”有个明确的理解，即“小夫”是爵名，在小夫之上还应该有两个爵名，但由于史书失载，现在已无从查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中，在一级公士之下，小夫之上还有两级爵名是毫无疑问的。二、二级上造以上至大良造只有十六级秦汉时期的军功爵制自公士至列侯共有二十级，而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包括一级公士在内共有十七级，从二级上造算起至大良造只有十六级，这在《商君书·境内篇》中所记载的因立军功而进行爵位时，表述得比较清楚。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故爵簪，就为不更。（故爵不更），就为大夫。爵吏而为县尉，则加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卿）……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故爵正卿），就为大庶长，故爵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以上一段文字，在各种版本的《商君书》中，其记载均略有出入，对此暂不作考辨。笔者所要说明的是，上引文字是根据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再加上笔者的理解而厘定的，括弧中的文字，是笔者根据上下文意而增补的，以下准备对上述引文作些必要的说明与阐释。上述引文中自“故爵公士也”，至“就为大夫”，是说明秦人在立有军功后逐级升迁的顺序，与秦汉时的二十级军功爵中的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四级不更，五级大夫与二十级爵制中爵名，顺序完全一致，说明秦汉时的二十级爵制与秦国早期爵制确有渊源关系。以下自“爵吏而为县尉”，至“就为大庶长”问题就多了，对此笔者准备分五个层次予以阐释。（一）“爵吏而为县尉，则赐虏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为国治，就为（官）大夫”。这是指拥有大夫爵位的人想要当官，可以任县尉，还要赐六名俘虏，外加五千六百钱，或爵为大夫为国治事，则进爵一级，而升为官大夫，这说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的爵位价值是非常高的，得了大夫爵位就可以享受这样优厚的待遇，这是以后秦汉二十级爵制中无法企及的。（二）“故爵（官）大夫，就为公大夫，（故爵公大夫），就为公乘”。这三级晋升次序，与秦汉二十级爵制中的官大夫、公大夫的晋升顺序完全一致，反映两者的渊源关系。（三）“（故爵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这是对五大夫食邑税情况的说明，凡是得到五大夫爵位的人，都可以享受税邑三百家的特权，下面的“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是“税邑三百家”的重文。这种食邑制度，后来为秦汉二十级爵制所继承。汉高祖刘邦在汉五年五月诏书中说：“其七大夫（公大夫）皆食邑。”（注：汉书.（卷一下）.高祖本纪（下）.）大概就是继承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中的食邑税制度而来的，但这种食邑制在刘邦之后就被废除了。（四）“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卿）……故客卿相论盈，就正卿。（故爵正卿），就为大庶长”。对这段文字的争议相当大。关于“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卿”，这说明五大夫受邑税最大限度是六百家，够六百家就可以进位客卿。对于“客卿”，一般的理解都认为是指山东六国的人到秦国来做官的称为客卿，而不知客卿是爵位名称，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中也没有客卿爵位，但在《商君书·境内篇》中客卿是爵名，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从“客卿相论盈，就正卿”的条文看，可以肯定客卿、正卿都是爵位名称，商鞅入秦后就是以客卿改封为左庶长，如此说来客卿就相当于左庶长，而正卿就相当于右庶长，下文的“就为大庶长”，应该是指“正卿相论盈”，而晋升为大庶长。朱师辙认为此处之大庶长应为庶长之误，或指左右庶长，因为大庶长在秦汉二十级爵制中为十八级，不应小于左更。笔者认为客卿即左庶长，正卿即右庶长，在此之上为大庶长是顺理成章的，至于大庶长在秦汉二十级爵制中列为十八级，那是秦国君称王后，或秦统一后对军功爵制改革中的新规定，在这次改革中，客卿、正卿都被排除在军功爵名之外，但这次改革什么时候完成的，由于史书失载，已难考证。（五）“故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这一段文字比较费解，但它说明商鞅变法时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与秦汉的二十级爵制确有不同。按秦汉时期的二十级爵制，大庶长为十八级，左更为十三级，大庶长比左更高六级，故朱师辙认为大庶长为庶长或左右庶长之误。其实这种“删字解经”的论断，并没有真实可靠的根据，笔者认为还是承认《商君书·境内篇》的爵名排列顺序为好，因为那是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与以后秦汉时期二十级军功爵制并不相同，这从下文的“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的记载中，更可以得到证实。“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也是难于理解的。俞樾认为“四更的四字，乃三字之误，古书三字每误作四。三更者，并左更、中更、右更而数之也。由左更、中更、右更而上之，即为少上造、大上造，故曰三更也，就为大良造”。（注：俞樾.诸子评议.此处转引自孙诒让.重校商子境内篇[M].）其实俞樾并没有把问题讲清楚，按《境内篇》原文是在“就为左更”之后，才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去了左更，只剩中更、右更，也不够三更，下面的“即为少上造、大良造”，也让人不知所云。朱师辙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更，改也，盖由左更四迁而为大良造”。这就是说从左更经由中更、右更、少上造，再加上大良造，恰好是四更，即四次迁升。按大良造就是大上造。《广雅释诂》：“良，长也，长亦上也。”故商鞅变法时的大良造，在秦汉二十级爵制中就改为大上造。大良造是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的最高级，在大良造之上再没有其他爵位。以上是从《商君书·境内篇》中归纳出来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虽然它与秦汉时期的军功爵制都是二十级，实际两者有很大的差别。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在一级爵公士之下还有小夫等三级，这三级是军杂人员校、徒、操的爵位。二级以上才是军队战斗人员的爵位，其排列顺序是：二级上造，三级簪，四级不更，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十级客卿（左庶长），十一正卿（右庶长），十二级大庶长，十三级左更，十四级中更，十五级右更，十六级少上造，十七级大良造。从以上所排列的爵级和爵名来看，一至十一级与秦汉时期的军功爵制基本一致。惟十二级大庶长，在秦汉二十级爵制中为十八级，两者相差六级。以下的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爵名与秦汉二十级爵制完全相同，而级别则各高一级。十七级大良造是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中的最高级，而没有秦汉二十级爵制中的十七级驷车庶长、十九级关内侯和二十级彻侯。关于秦国早期的军功爵制中为什么没有驷车庶长，其原因已难考清，而没有关内侯、彻侯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当时秦国的国君尚且称公，公与侯属于同级爵位，故商鞅在建立军功爵制时不可能设有侯级爵位，只有在秦国君称王之后，才能产生侯爵。据考证秦国在惠王时才开始有侯爵，当时也只封其子通国为蜀侯。（注：史记（卷五.秦本纪）、华阳国志（卷三）.）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中既然没有侯爵，那么大良造就成为军爵中的最高级，这从商鞅所得的爵位中就足以说明问题。商鞅是以左庶长的身份主持变法的，左庶长在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中是第十级，说明当时左庶长的分量是很重的。变法成功以后商鞅才进爵大良造，这时商鞅已是政府首脑，处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有侯爵，当然非商鞅莫属，否则不足以显示商鞅的政治作用和地位。由于没有侯爵，大良造就成了商鞅崇高政治地位的标志。在这里有个问题必须交待清楚，《史记·秦本纪》有一条资料说：孝公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封鞅为列侯，号商君。”据此可以说商鞅是封过侯的，其实这条资料自相矛盾而不可信。既已封为列侯，为什么又称商君而又称商侯呢？同是—件事，《史记·商君列传》所记与此不同。它说：“卫鞅破魏还，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而绝不言封侯之事。笔者认为《商君列传》所记是准确的。同时考查战国时期其他国家的封爵制度，此时也无封侯的先例。人所共知的战国四公子，即楚之春申君黄歇，魏之信陵君无忌，赵之平原君赵胜，齐之孟尝君田文，在本国都主持过政务，但他们也只封为君号而未封侯，说明战国中的其他国家也都没有侯爵。三、有乞庶子的权利“其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这说明有军功爵位的人有权力要求无爵位的庶民给他当庶子，一级乞一人，二级乞二人，以下以此类推。在没有战事时，庶子每月给主人服六天劳役，有战事时，庶子要随主人从军打仗，这很明显是一种封建依附关系，所以称有爵位的人为军功地主是恰如其分的，特别是达到五大夫爵位的人，拥有“税邑三百家”或“税邑六百家”者，已成为军功大地主了。有爵人不仅可以乞无爵人为庶子，而且低爵人犯罪还要给高爵人当仆隶。《商君书·境内篇》说：“其狱洁，高爵訾下爵级。高爵能，无给有爵人隶仆。”孙诒让解释说：“能，亦当为罢。言高爵有罪而罢，无得给有爵人为隶仆也。”（注：孙诒让.重校商子境内篇，转引自商君书解诂定本附录.）这是说高爵的获得者因罪而免爵，不能给低爵者当仆隶，反过来说，低爵位的人有罪免爵后，是可以给高爵者当仆隶的。在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中，是没有乞庶子和低爵有罪免爵后可以给高爵者当隶仆的条文。在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即庶子的地位与农奴、隶农有所不同，主人立功后，可以“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官兵之吏”，那就是说庶子还有机会进入政府或军队中充当下级官吏。四、可以不受限制地逐级晋升爵位受赐田宅能得爵（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上引《商君书·境内篇》文字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逐级赐爵的问题；二是逐级赐田宅的问题。（一）逐级赐爵的问题。《左传·成公十三年》正义引《汉书》称：“商君为法于秦，战斩首一者，赐爵一级。”《韩非子·定法篇》：“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首二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以上所引两条资料都说明商鞅时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其爵位的赏赐与晋升，都是根据在战争中斩获敌人的首级来确定的，故被山东六国之人称为“上首功之国”，（注：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其原则是“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即斩首一级，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首二级，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其余以此类推。如果再结合《境内篇》提到的“故爵公士也，就为上造也。故爵上造，就为簪……故爵大庶长，就为左更。故四更也，就为大良造”逐级迁升的情况看，可以断定秦国早期军功爵制是由下往上逐级迁升的，不像秦汉二十级爵制有民爵、吏爵之分和“爵过公乘，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注：后汉书·明帝纪、安帝纪、顺帝纪.）按公乘在军功爵制是第八级，意思是民爵不能超过八级，超过八级就要把超过级数转让给儿子、兄弟和兄弟之子。由此可见，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与秦汉二十级爵制在爵位晋升方面是有明显差别的，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从一级公士到十七级大良造可以逐级晋升，畅通无阻，而秦汉的二十级爵制则有侯爵、卿爵、大夫爵、小爵四个等级，各个等级之间界限森严，待遇悬殊，难于逾越，后来又有“民爵不得过八级”的规定，一般士兵想获高爵已不可能，至此，军功爵制也就逐渐失去鼓励士气的作用，而走向轻滥和消亡。（二）逐级累计赐田宅。上文引证的“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不仅说明赏爵是逐级上升的，而且说明赐田宅也是逐级累计的。引文中最关键的就是“益”字，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增加的意思。即每斩获敌首一级，就赐爵一级，增赐田一顷，宅基地九亩。据《通典·州郡典·风俗》记载：“商鞅佐秦，以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这就是商鞅变法中对土地制度改革的内容，即改一百步为亩的小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仍然是“百亩给一夫”，但宅基地的数量不详，假定也是一家九亩，那么所谓“赐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就是在原有一夫田一顷，宅九亩的基础上，再加田一顷，宅九亩，即拥有一级爵位的人，可以占田二顷，宅基地十八亩，拥有二级爵位的人，可以占田三顷，宅基地二十七亩。其他爵位以此类推，至八级公乘可以占田九顷，宅基地七十二亩，至于九级五大夫以上，有了赐税邑三百家或赐税邑六百家之后，是否还按爵级增加田宅，由于史无明文就难以推断了。关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规定的逐级累计赐田宅政策，在秦汉二十级爵制中也有变化，汉高祖刘邦在汉五年五月诏书中说：“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好像食邑的级别向前提了两级，即由九级五大夫提到七级公大夫。又说：“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这又似乎在说高爵者除食邑之外，尚可赐于田宅。下面又说：“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注：汉书（卷一下.高祖本纪下）.）即按功劳大小不同，赐与不同数量田宅，但赐田宅的具体数字，并没交待清楚。只有《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出土后，我们才第一次知道汉初（吕后二年）各级军功爵的具体受田宅数字。现将原文摘录如下：关内侯（受田）九十五项，大庶长九十顷，驷车庶长八十八顷，大上造八十六顷，少上造八十四顷，右更八十二顷，中更八十顷，左更七十八顷，右庶长七十六顷，左庶长七十四顷，五大夫廿五项，公乘廿顷，公大夫九顷，官大夫七顷，大夫五顷，不更四顷，簪三顷，上造二顷，公士一顷半，公卒、士五、庶人各一顷，司寇、隐管各半顷。宅之大，方卅步。彻侯百五宅，关内侯九十五宅，大庶长九十宅，驷车庶长八十八宅，大上造八十六宅，少上造八十四宅，右更八十三宅，中更八十宅，左更七十八宅，右庶长七十六宅，左庶长七十四宅，五大夫廿五宅，公乘廿宅，公大夫九宅，官大夫七宅，大夫五宅，不更四宅，簪三宅，上造二宅，公士一宅半、公卒、士五、庶人一宅，司寇、隐官五十亩。（《户律》）上引《二年律令·户律》条文，是按侯爵（关内侯、彻侯）、卿爵（大庶长至左庶长）、大夫爵（五大夫至大夫）、小爵（不更至公士）、庶民及轻刑罪犯六个等级分别占有不同数量田宅，不难看出高爵和低爵之间占有田宅数量的差距是很大的。一是侯爵级，因彻侯有封国故无占田数字，但可占一○五宅，关内侯可占田九十五顷、九十五宅，其占田宅数量是惊人的。二是卿爵级，与侯爵占有田宅数量相差不多。大庶长占田九十顷、九十宅，以下每低一级少占田二级、二宅，至左庶长尚可占田七十四顷、七十四宅。三是大夫爵级，与卿爵级相比，占有田宅数字突然下降。大夫爵的最高级五大夫占田廿五顷、廿五宅，其最低级大夫仅占田五顷、五宅。四是小爵级，与大夫爵最低级占有田宅数很接近，不更占四顷、四宅，以下两级递减一顷、一宅，至最低级公士仅占田一顷半、宅一宅半。五是庶人阶层，占田一顷、一宅，与商鞅变法时占有田宅数量相同。六是轻刑犯人，占田半顷、半宅，商鞅变法时无此项记录，反映了西汉初年地广人稀的特点，使有劳动力的人，在农业生产中充分发挥作用。从以上六个层次层次受田宅情况隶分析，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即卿爵级和大夫爵的前三级，其占有四宅数量高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官大夫的占有田宅数量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相等，大夫及小爵四级的占田宅数量均低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这说明军功爵制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向高爵方面倾斜，特别注意保护高爵拥有者的权利，低爵者已不可能像秦国早期军功爵制那样可以逐级晋升至高爵，也不可能逐级累计取得赏赐田宅的权利，也再没有乞庶子的权利了。到了汉中期以后，八级以下的爵位已成为荣誉头衔，几乎得不到什么实际经济利益了。五、低级爵的树墓制度“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爵一等，其墓树，级一树”。朱师辙注曰：“此树墓礼也，自小夫以至于大夫，死，得立墓树，以官级大小为差等。”小夫即一级公士以下三级爵位中最低一级的爵位名称。大夫在军功爵制中属于第五级，如果按—级一树的规定，小夫的墓上种一棵树，大夫的墓上就可以种八棵树，这是给予低级爵位者死后的荣誉。按此规定，没有爵位的人死后其墓是不能种树的，这虽属小事，也显示有爵位者与无爵者在政治待遇上的差别，也说明秦国对军功爵制的重视。至于官大夫以上为什么没有墓树的规定，大概有其他荣誉标志，惜史书失载，现已无从查考。以上所提到的五个问题，都是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春国早期军功爵制所特有的制度，与以后秦汉二十级爵制是不同的，至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中规定的有爵者可以以爵减刑免刑、复除及食邑制度，在秦汉二十级爵制中都基本继承下来了，故不再一一列举。必须说明，以上所介绍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也并不是完全由商鞅所创建的，实际上早在商鞅之前，秦国就已经有了军功爵制。据《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晋秦战于麻隧，秦师败绩，晋获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左传·襄公十一年》记有“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不更、庶长都是军功爵名，说明秦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军功爵。另外，商鞅是以左庶长身份主持变法的，也说明在商鞅变法之前，秦确实存在着军功爵，商鞅只把已有的军功爵加以整顿，并赋予它以新的生命力，故有的历史学家说商鞅所建立的军功爵制，“非是商鞅尽新作也”。（注：左传·襄公十一年正义.）这个评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商鞅所建立的军功爵制，虽然并非全属新作，但商鞅为军功爵制所确定的一些原则，却改变了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面貌。商鞅颁布了四条与军功爵制有直接关系的法令：一、“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二、“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三、“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四、“有军功者显荣，无军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注：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这四条法令对秦国的历史可以说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第一条奖军功，戒私斗，使秦人一致对外，并稳定了秦国的社会秩序。第二条对腐朽的宗室贵族给予了致命打击。宗室贵族原来仅凭血缘关系，就可以坐享荣华富贵，此后如不立有军功，就被开除属籍，失去贵族特权。第三条建立了明确的军功爵等级制度，并根据军功爵的等级享受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第四条规定只有在战争中立有军功的人才能得到显贵的荣华，没有军功的人，不管多么富有，也得不到盛德美名。综观商鞅建立军功爵制的目的，就是鼓励秦人杀敌立功，只有立了军功才能得到官爵利禄，才能得到荣华富贵，这就是商鞅所说的“利禄官爵，抟出于兵”，“富贵之门，必出于兵”，（注：商君书·农战篇.）舍此别无出路。商鞅把军功爵的价值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认为官爵是君主驾驭人民，人民为国尽力的重要手段，他说：“明王之所贵惟爵，其实不荣，则民不急，列位不显，则民不事爵，爵易得也，则民不贵上爵，列爵禄赏不道其门，则民不以死争位矣。”（注：商君书·错法篇.此据百子全书·商子·错法.）又说：“行赏而兵强者，禄爵之谓也。禄爵者，兵之实也，以故人君之出爵禄也道明，道明则国日强，道幽则国日削，故禄爵之所道，存亡之机也。”（注：商君书·错法篇.）以上两段话是从君主角度说的。认为君主手里最贵重的东西是爵位，所以赏赐之道必须把握好，这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事，商鞅还说：“凡民之所疾战，不避死者，以求爵禄也。明君之治国也，士有斩首捕虏之功，必其爵足荣也，禄足食也。”（注：商君书·君臣篇.）这是从民的角度说的。老百姓在战争中不怕死，就是为了获得爵禄，那么明君就要满足其要求，赐给他们有足够荣誉的爵位和足以维持生活的俸禄。如果能够这样授官予爵，“其国必无敌”。（注：商君书·靳令篇.）商鞅为了提高军功爵的政治地位，甚至提出了“不官无爵”（注：商君书·农战篇.）的原则，即没有军功爵的人不能当官，有爵才有官，所以在商鞅的言论中经常是官爵并提，实际是爵重于官，这也是秦国早期军功爵所特有的情况，以后的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就逐渐演变为重官轻爵了，到西汉初年，除保留一条非列侯不得任宰相外，其他都是只提官而不提爵，至西汉中期，不是列侯也可以任宰相，或先拜相后封侯，爵位已不是任官的必要的条件了。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极大地鼓舞了秦军的斗志和士气，使秦国的军队成为战国七雄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秦始皇就是依靠这支军队而统一了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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