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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方立天文集 第六卷）
作　　者：方立天
出版时间：
字　　数：452 千字
书　　号：156811
ISBN：978-7-300-15681-1
开　　本：大32
包　　装：平装
印　　次：1-1
定价：￥80.00
本书是对佛教文化中国化的探讨，全书一方面介绍中国佛教的历史演变、各类典籍、基本教义、制度仪轨、寺院殿堂、名胜古迹等；另一方面论述佛教与中国政治、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等具体文化形态的互动关系，佛教与儒、道的冲突与融合，以及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和对外影响。又结集相关论文十四篇，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内在思想关系。本书旨在有助于深入了解佛教文化中国化的基本轨迹，佛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重要作用及其未来走向。
方立天，浙江永康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助教、讲师，1984年特批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哲学系宗教学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宗教高等研究院院长。历任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主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专著有《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等，其中《佛教哲学》获第一届中国图书奖荣誉奖，《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2005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前言 　　第一章印度佛教的创立、演变和外传 　　第一节释迦牟尼的创教活动和早期佛教 　　第二节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 　　第三节印度佛教的向外传播 　　第二章佛教传入中国及其变化和发展 　　第一节佛教初传中国 　　第二节三国西晋佛教的初步流传 　　第三节东晋十六国佛教的隆盛 　　第四节南北朝佛教学派的涌现 　　第五节隋唐宗派佛教的创造和繁荣 　　第六节五代以来佛教在衰微中延续 　　第七节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章佛教的各类典籍 　　第一节佛典的结集 　　第二节佛典的翻译 　　第三节中国僧人的撰述 　　第四节写经、刻经和排印本藏经 　　第五节佛典的目录和结构 　　第四章佛教的基本教义 　　第一节佛教的伦理宗教理想 　　第二节佛教的宇宙“真实”学说 　　第五章佛教的制度和仪轨 　　第一节教徒和僧籍 　　第二节丛林和清规 　　第三节仪式和轨范 　　第六章佛教的寺院殿堂 　　第一节寺院建构的演变 　　第二节殿堂配置和塑像释名 　　第七章佛教的名胜古迹 　　第一节三大石窟 　　第二节四大名山 　　第三节八宗祖庭 　　第四节著名喇嘛寺 　　第八章佛教与中国政治 　　第一节印度佛教的政治意识 　　第二节佛教与中国历代政治 　　第三节佛教思想的社会政治作用 　　第四节佛教与中国政治关系的特点 　　第九章佛教与中国伦理 　　第一节印度佛教的伦理道德观 　　第二节早期汉译佛典适应中国儒家伦理的倾向 　　第三节儒家的排击和佛教的调和 　　第四节世俗宗法制和佛教孝道论 　　第五节佛性论与修养法 　　第六节中国佛教伦理的特色 　　第十章佛教与中国哲学 　　第一节汉代佛教与方士道术 　　第二节佛学从依傍玄学到补充玄学 　　第三节佛教神不灭论与唯物主义神灭论的斗争 　　第四节隋唐佛教宗派对古代哲学的发展及其和儒、道会通的趋势 　　第五节佛教哲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及其日益儒化的表现 　　第六节佛教对中国近代哲学的影响和作用 　　第十一章佛教与中国文学 　　第一节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及其影响 　　第二节佛教推动音韵学的前进、律体诗的产生和诗歌的发展 　　第三节佛教导致说唱文学——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 　　第四节佛教为古典小说提供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第五节佛教对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 　　第六节佛教为我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新的词汇 　　第十二章佛教与中国艺术 　　第一节佛教建筑——佛殿、佛塔和经幢 　　第二节佛教雕塑 　　第三节佛教绘画 　　第四节佛教音乐 　　第十三章佛教与中国民俗 　　第一节佛教节日与民间节日 　　第二节轮回和成佛观念与民间风俗 　　第三节佛教某些制度和佛事与民间习俗 　　第十四章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 　　第一节中国佛教基本特点产生的根源 　　第二节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 　　第十五章中国佛教的对外影响 　　第一节隋唐佛教宗派对朝鲜的影响 　　第二节隋唐佛教宗派对日本佛教和文化的广泛影响 　　第三节禅宗和净土宗与越南佛教的密切关系 　　第四节藏传佛教的对外传播 　　第五节近代中国佛教输入东南亚地区 　　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 　　中国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一部分 　　佛教与中国文化（访谈录） 　　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古代浙江籍佛教学者与中国文化 　　佛教的人生哲学 　　——兼论佛儒人生哲学之异同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佛人生价值观之比较 　　佛教与汉地习俗 　　融合：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选择 　　谈谈佛教与中国民俗 　　佛教与中国古代人生哲学 　　佛教与中国文化 　　研究国学离不开印顺著作和理论
总序 这部集子的缘起是，今年（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一次学术研讨会茶歇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和我面谈，约我重新编一部个人文集出版。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我的五部专著和六卷本文集，现在又约我重编一部文集出版，对于人大出版社的这种盛情雅意，我极为感动，深为感激。 五年前出版的六卷本《方立天文集》，约结集了我的一半著述；现在这部文集，收集了迄今为止我撰写的绝大部分作品，并根据著作的性质，分别按中国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法藏与《金师子章》、佛教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佛教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宗教、中国古代哲学以及杂著等不同内容，统编为十卷十二册，约五百万言。十卷本比六卷本增加了约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是《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卷二册，中国佛教和中国佛教文化新增的文章较多，各成一卷，关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宗教的著述则合成一卷，杂著一卷包括多年来撰写的序言、前言、创刊词、书评、追念前贤、治学等内容。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o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哲学大辞书》（辅仁大学出版社，1993年后陆续出版）、《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等，撰写过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条目。《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中的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部分为我所写，《中华的智慧——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精粹》（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一书，我撰写了葛洪、僧肇、法藏、慧能、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七篇。这些为集体著作撰写的稿子，均不收入本文集中。此外，有一些与他人合作而非我执笔的文章也未予收入。 新编十卷本文集的内容，反映了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探索的方方面面，记录了我漫长学术生涯的前进足迹，也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折射出了社会和时代的变迁、进步。借此作序的机缘，回顾和总结个人学术生命的历史因素、生涯规划、耕耘布局、治学方法、主要收获、经验教训以及人生体悟等，是我十分有兴趣的。 1949年我初中毕业。不久，家乡（浙江永康）解放。1950年春，我到上海，在华东税务学校（后与华东粮食学校合并，更名为华东财政学校）学习，随后留校工作。约在1953年，我由从事行政工作转为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先后讲授或辅导过中共党史、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教学过程中，我逐渐对哲学的思辨性、抽象性产生了兴趣，幻想日后能遨游在自由的思维天地之间。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年轻在职干部报考高校，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我的生命开始真正和哲学结缘。学习期间，我又对中国哲学最为喜好，内心默默地许下心愿，期盼毕业后能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61年北京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为我实现从事中国哲学教学和研究的夙愿提供了最佳的舞台。此后，我又想中国哲学历史很长，必须确立一个时段作为研究重点。经过反复思考，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为学术研究的重心。这一时期的哲学广泛涉及儒家、道家、道教和佛教等多个领域，我又选定其中的佛教哲学作为研究重点。我之所以这样选择，一是深感佛教哲学内涵丰富，与中国文化、哲学的关系密切；二是受家乡、家庭传统佛教信仰的影响，对佛教有一种自然的亲和感；三是在治学取向上，个人比较偏爱冷门，好攻难点，不畏艰苦。也就是说，理智的判断、情结的作用和性格的特征，决定了我开始研究当时被喻为“险学”的佛学，且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永不走回头路了。 经过上世纪60年代初数年间的探索、运思、实践，我确定了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交叉结合、互动互补的佛教学术研究方案，并粗略地制定了近期、中期研究规划和长期目标。个案研究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研究。我认为，一部佛教史就是佛教代表人物和广大信徒的信仰修持史，一部佛教思想史主要是佛教代表人物的思想成果史。研究历史上的佛教代表人物，就能展示佛教尤其是佛教思想演变、发展的途径和内容。根据这一思路，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代表人物如道安、支道林、慧远、僧肇、道生、梁武帝萧衍等着手开展佛教的研究。在日后的研究中，也始终倾心于对不同佛教代表人物如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禅宗创始人慧能等的关注和研究。 佛教文献是佛教思想研究的基础，把握佛教文献的文字、结构、内涵、实质，对于佛教思想的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在整个佛教研究工作过程中，我比较重视资料的积累，参加了《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的整理工作，并对有的佛教文献做了标点、校勘、注释、今译，有的已整理成书出版。 在若干个案微观研究和一定资料积累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我又开展了对佛教的宏观研究。重点工作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佛教哲学的整体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我撰写了《佛教哲学》一书，在书中我着重论述了佛教的人生价值论、宇宙论（要素论、结构论、生成论和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丰富内涵，力求用现代语言表述佛教哲学理念，运用现代的多元方法进行分析研究，并力图立足当代社会背景，发掘和评判佛教的价值与弊端，贡献与缺陷。二是佛教文化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说是佛教文化的中国化研究。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专书和《佛教中国化与中国化佛教》等有关论文中，我把佛教中国化界定为“三化”，即民族化、本土化和时代化，并叙述了佛教中国化的不同阶段、途径和方式，还通过与中国的政治理念、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间信仰、社会习俗等的互动关系，揭示出佛教中国化的实质，总结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的六个重要特点：重自性、重现实、重禅修、重顿悟、重简易、重圆融。 我研究佛教秉持的是“中国本位”立场，我认为中国人是以先前本国文化结构去理解佛教的，是以中国人的实际需要和精神需求去对待佛教的，是以中国儒、道本土文化去改造佛教的。也就是说，我是在中国文化、思想、哲学的演变、发展的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佛教文化、思想、哲学的流传、兴衰。因此，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也分外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探，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撰写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我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目的，其一是为了阐扬中华智慧，其二就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佛教哲学。 在以上微观和宏观的学术研究取得相应成果的基础上，我开始全力专攻自己学术生命中的“重点工程”，开展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整体研究。我从中国僧人的佛教著作出发，在与中国儒道思想、印度佛教思想的互动、比照中，千淘万漉，吹沙觅金，历时十五年，先后撰写百余篇文章，尔后形成了九十余万言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一书。全书设为绪论、总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实践论（修持论）和结语七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的五编三十二章为全书的主体，心性论与直觉论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两大要点，由此而初步构筑了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在该书的“绪论”中，我分述了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具体方法：结合现代哲学发展的要求，筛选、归结中国佛教的重大哲学问题，构筑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体系；运用现代语言，诠释中国佛教哲学的概念、范畴；寻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原来意义；体会中国佛教某些哲学语言的言外之意；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中国佛教哲学理论思维成果；进行比较研究，以把握中国佛教哲学的思想特色；阐发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与意义。这八条是我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研究方法的初步归纳和总结。 从上述可见，我对佛教的研究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佛教哲学的现代化研究、佛教文化的中国化探索、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体系的构筑。这五个方面的研究，大体上体现了我的佛教研究轨迹，构成了我迄今为止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我的学术视野有所扩大，研究领域也有所延伸。在中国佛教和中国哲学“双耕”的基础上，我对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产生了兴趣，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做了一些探求性和探讨性的研究。 探求中华文化精神，是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此我撰文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了中华文化三大传统（儒家的人本主义、道家的自然主义、佛家的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即关于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式、态度、思想、观点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还强调思维方式对一个民族思考问题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宗教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的重要的现实意义。我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归结为宗教本质观、宗教价值观、宗教历史观和宗教适应观。我认为，对宗教的本质和功能缺乏科学认识，会导致宗教学和宗教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长期以来在宗教领域里流行的是“鸦片论”和“斗争论”，而毛泽东主席生前多次指出宗教是文化，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又积极倡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命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主要脉络，就是从“鸦片论”、“斗争论”发展为“文化论”、“适应论”、“引导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领域的最伟大的理论创新，最重大的理论贡献；这对于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清代散文家姚鼐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 “义理”，指的是研求经义、探究名理的学问。回眸以往岁月，我在中国国学这块丰腴的田野里默默耕耘，主要是走探索义理之路，也就是着力探索中国哲学思想，尤其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这是一个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过程，也是一个体悟智慧、增长智慧的求智过程。每当回忆起驰骋独立思考、直抒胸臆的心路历程；每当回想起爬梳剔抉、笔耕凝道、学思有得、开心明目的收获时刻；每当联想起漫漫人生征途，深涧、峻岭，大川、坦途，独木小桥，阳光大道……此时此刻，不免心潮澎湃，难以自已！ 光阴荏苒，人生无常。虽然如今我已近耄耋之年，但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后我仍将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自己的能力和努力，争取有所撰述，从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做出自己绵薄的贡献。 在即将结束序文时，我要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的盛情约稿，我还应该深深地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杨宗元、李红、符爱霞、吴冰华、吕鹏军、许微微、胡明峰诸同志，感谢他（她）们认真、细致、严肃的编辑工作态度。没有他（她）们的辛勤劳动，这部文集在半年时间里出版问世，是不可想象、绝无可能的。
日初稿，19日定稿
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前言 　　佛教是人类历史上的重大社会现象，它是包括教主、教义、教徒组织、清规戒律、仪轨制度和情感体验等复杂内容的综合体，也就是由佛教徒及其组织、佛教思想文化和佛教仪式制度三种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佛教既是一种信仰实践，又是一种社会力量，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佛教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宗教文化现象，包摄着相互联系、交渗互涵、极其广泛的内容。 　　它包摄着信仰观念。佛教的一整套神话、教义信条，体现了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超现实的实在性的虚幻信仰。“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66～6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佛教信仰观念是对客观现实的、幻想的、虚灵的、神奇的反映，是颠倒了的世界观。这是佛教文化的最深层结构。 　　它包摄着社会意识。佛教信仰观念的许多内容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且在不同阶级社会里，往往是特定阶级利益和需要的反映。在佛教社会意识里，既有着历史和时代现实生活的投影，也包含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折射。 　　它包摄着道德规范。佛教社会意识中的重要内容就是宗教伦理道德规范。佛教对人生的价值、意义作出了特定的判断，提出了一整套约束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在历史上曾产生过正负两方面的巨大影响。 　　它包摄着文学艺术。佛教十分重视通过文学艺术手段来表现自己的存在和力量，推广自己的教义和思想。佛教文学艺术对于吸引广大信徒，形成信徒的宗教意识、心境、激情、道德感、美感，以及影响世俗文化的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它包摄着心理习俗。周恩来曾非常精辟地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周恩来选集》，下卷，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的一种真诚而又虚幻的心理需要。从宗教的信仰和仪式中激发出来的特殊的情感体验，使教徒们获得内心的宁静和解脱，并且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逐渐渗透到民族的情感内核、心理结构和风俗习惯之中。在中国，佛教信仰就饱含着藏族、蒙古族和傣族等的民族情感和心理结构的凝聚。 　　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考察、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宗教的产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人类获得自我意识时，对自己力量的虚妄认识，对自己软弱的可怜补充，是一种必然的异化现象。同时，宗教也是人类文化发展过程的必然阶段。宗教现象是和人类的文化现象紧密联系着的。从一定意义上说，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两大类。神话，一般地说，也是包含宗教的和世俗的两个方面。在中国，自汉魏两晋南北朝以来，儒家、道家(和道教)、佛教三家的思想文化汇合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种成分的复合结构。有的学者说:“不懂佛学，就不懂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撇开佛教文化，连话也说不周全”。这是深切了解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的有识之见。我们对佛教的分析研究，必将有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透彻的了解。 　　佛教在中国流传、发展了两千多年，经过试探、依附、冲突、改变、适应、融合，深深地渗透到传统的中国文化之中。人类文化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割断。我们要批判继承和发扬我国优良文化，就必须反思过去，探寻佛教文化在人们传统观念中生存的种种因素，分析佛教文化在人们心灵中积淀的种种影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吸取中国佛教文化中一切有价值、有活力的精华，来充实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 　　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无神论与有神论是对立的。要克服、超越宗教的价值体系和种种偏见，我们应当借助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性根据，要克服、消除宗教心理，我们还必须运用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的力量，应当通过大力颂扬人的尊严、价值、才能、个性的文艺作品，去和高扬神的威严、恩德、灵异、神性的宗教形象表现相抗衡。只有恢复人的真正尊严，才能推倒神的虚构威严。 　　二 　　笔者写作本书的目的，是为读者了解“中国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提供一点基础知识。为此，本书的内容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简要地阐明佛教的诸要素，另一方面揭示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 　　在阐明佛教诸要素方面，本书设七章，从佛教的历史、经典、教理、仪轨制度和寺院五个侧面加以论述。首先叙述印度佛教的创立、意义和历史演变、对外传播，并以较多篇幅系统地阐述印度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变化及其中国化、民族化的过程，以便于读者对于佛教获得一种历史感。接着是从多种角度简述卷帙浩繁的各类佛典，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的佛教学者的作品的形成、类别和结构，并有重点地论述佛教的基本理论，剖析佛教信仰和观念的特质。随后是介绍佛教宗教实践活动的主要仪式，确定教徒宗教生活和维护僧团组织秩序的重要制度。最后是介绍佛教僧侣活动的基地和佛国世界的缩影——寺院，并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寺院，从历史沿革和人文景观两方面加以简要说明。意在通过历史、理论、制度和实际的多方面说明，使读者能对佛教有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 　　在揭示佛教与中国文化的横向联系方面，本书设六章，分别从政治意识、伦理、哲学、文学、艺术和民俗六个方面加以论述。在阐述佛教与政治、哲学、伦理三者的关系时，着重跟踪历史的发展进程，从不同时代的历史实际出发，力求客观地揭示彼此之间的真实关系。文中强调佛教与中国政治关系的复杂性，认为佛教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致是基本的，这表现为佛教往往被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来对付社会危机、干预社会危机和逃避社会危机。但是佛教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有矛盾的一面，“三武一宗”的四次灭佛事件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文中还指出，佛教在长期为封建统治阶级作为麻痹人民革命斗志的工具的同时，也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进步的人们所利用，表现出佛教社会功能的多重性质。在阐述佛教与中国伦理的关系时指出，虽然佛教也力图保持自己宗教伦理的个性和特征，但是在长期专制社会中始终采取迎合、附会、调和、融合儒家伦理的基本立场，成为儒家伦理的附庸和补充，表现了中国儒家伦理本位的巩固和强大，也表明了佛教的适应能力和妥协性格。至于佛教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情况又有所不同。初期中国佛教哲学依附于魏晋玄学而流行，随后不久引发出佛教哲学与世俗哲学的论战(如神灭和神不灭之争、因果报应和反因果报应之争等)，此后中国佛教学者转而注重佛教理论的改造和创新，形成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提出了许多与印度佛教哲学不同的命题和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哲学，后来又为宋明理学所吸收，与中国固有哲学合流，成为古代传统哲学的一部分。本书在阐述佛教与文学、艺术、民俗三者的关系时，着重从中归结出几个主要问题，来展示佛教在这些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文中通过对佛教翻译文学，以及佛教对诗歌、说唱文学、古典小说、文学理论批评和词汇的关系的简要论述，认为佛教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是重要的、显著的。文中在简要介绍佛教的建筑、雕塑、绘画和音乐之后，认为佛教在中国艺术史上的贡献更是主要的、巨大的。本书认为，佛教在文学、艺术上所起的作用和在伦理、哲学上所起的作用不同，它的积极作用超过了消极作用。本书还就寺院的节日、僧侣的生活习惯对于民间节日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作了简要叙述，借以进一步窥见佛教文化影响之深广。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当然不止于这些方面，但上述这些方面却是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本书第十四章，阐述中国佛教的基本特点，这是一篇带有总结性质的文字，意图在于揭示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异同，以便从宏观上更好地认识、把握中国佛教的基本风貌，尤其是中国佛教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特殊性格。至于最末一章，简要论述了中国佛教的对外影响，与开头一章论述中国佛教渊源于印度佛教，是首尾呼应的。 　　本书绝大多数章节的题目和内容，都有浩繁的佛教文献，其中包含着许许多多互相矛盾的史料和观点，可作素材。限于本书的篇幅和笔者的能力，撰写时仅限于引证最必要、最典型的资料，对于在同一问题上的不同见解，也不予论列。笔者只是根据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径直从正面论述有关问题的基本史实和基本思想。本书采取纵横交错的叙述方法，由此必然在内容上出现某些交叉重复的现象，这一方面当然要尽量避免和减少，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不同主题内容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仍保留了某些必要的重复。三 　　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社的朋友就约我写一本能够雅俗共赏的佛教小书，我自己也有撰写这样知识性读物的设想，所以就满口答应下来，并开始收集资料，看书，思索，写作。但因中间忙于其他更为迫切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任务，致使这项计划停顿了很长时间。近数年来，由于现今人们观念深处的传统文化与扑面而来的改革浪潮的碰撞，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反思热潮，这股思潮深深地感染了我，于是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紧写作，终于在1986年秋基本完成初稿。随后又拨冗抽暇，经过四个月的集中整理、补充、修改，共成15章。敝帚自珍，顿生喜悦。然也自知这只是阐述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大要而已，离雅俗共赏的要求尚为远矣。 　　本书如果能够对于宗教学工作者、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外交统战工作者，以及导游和旅游者，提供各自需要的某些佛教知识，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欣慰了。自然，我希望本书对于我们伟大国家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能有所裨益，因为运用自己的专业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我们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崇高职责。 　　中华书局时任副总编辑陈金生同志和时任副总经理熊国祯同志，对于本书的写作给予了真诚的推动；在写作过程中，已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石峻教授帮助我确定全书的架构，并看了初稿的某些章节；著名画家范曾热情为我题写书签。这些都是我衷心感激的，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 　　笔者于1962年在中国佛学院进修期间，曾问学于知名佛教学者周叔迦先生。先生亲自为我开列阅书目录，精心指导，热心教诲。本书的佛教仪轨制度和寺院殿堂两章，均系参照先生的论述而成，除随文标明外，再借此表达我对恩师的缅怀之情。 　　笔者本人并不信仰宗教，但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不赞成复兴宗教，但也不鼓吹消灭宗教。这是经过长期的观察、思索之后，作出的理性判断。我把自己的任务限定为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宗教，力图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宗教的复杂现象，肯定在我看来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在我看来应当否定的东西。由此又应当说，本书是阐述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的初步尝试，许多论点是个人的管窥之见，偏失疏漏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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