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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带一路”战略金融支持相关问题研究
　　摘 要：“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为与国际金融交流合作提供了新平台，还为中国新常态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对国内金融业整体快速发展、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区开放创新的步伐、推进国内银行金融机构创新发展有促进作用。但同时，“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存在投资资金不足、基础设施投资风险、国别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金融环境不佳、缺乏长期金融规划合作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一些措施建议。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3/view-7127062.htm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金融支持；金融机构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4 DOI：10.3969/j.issn.15.10.06 　　一、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的背景及意义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和东亚中期间，发表演讲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战略。随后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一带一路”宏伟战略被正式纳入《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升到全面深化改革内容中，足见其地位之重大。“一带一路”战略沿线涉及到65个经济体，涉及总人口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两者分别约占全世界的63%和29%，从“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到现在，获得60个国家积极响应参与，这些国家不仅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还将会成为重大的受益者。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符合沿线国家地区的需求，有助于解决国内产能过剩问题、拓宽中国战略空间、优化经济结构，不仅为与国际金融交流合作提供了新平台，还为中国新常态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对加快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一带一路”战略对国内金融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一）有助于促进国内金融业整体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推进国家战略的实施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布局，为国内金融业走向世界、创新发展提供宽阔的道路。当前国内金融业存在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国际核心竞争力不强、金融业风险控制不严等问题。国内金融业参与“一带一路”战略，将会与国际接触合作更加密切，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加大，国内金融业资源配置更优化。国内金融业务走向海外有助于分散金融市场风险，提升国内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同时，战略中巨额的投资需求将带动多元化融资渠道创新，促进互联网金融融资渠道创新发展，重建金融新格局，带动国内金融业整体快速发展。 　　（二）有助于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带一路”战略要与沿线国家地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必然要进行货币结算支付，各国货币不同，作为战略发起倡议主导国家，选择人民币作为沿线国家地区主要结算货币或许成为一个新的切入点。当前，中国与28家央行签订互换协议，涉及沿线国家地区有18个，规模达到1.4万亿人民币。在大陆14个清算行安排中，沿线的7个国家（地区）支持人民币成为区域计价、计算和投融资货币。预计货币互换协议沿线国家数目将逐步增加，货币互换及人民币使用面不断提升，在人民币业务政策框架基本确定， “一带一路”战略不断推进过程中，人民币将会以人民币对外信贷、QDI 等方式输出，人民币在沿线国家地区使用范围逐步扩大[1]。为满足人民币支付结算的需要，沿线国家地区的国内金融分支机构将有所增加，境外人民币结算网络将不断扩展，人民币境外循环体系将形成，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将会大大提高，在世界最长的经济带长廊中形成人民币区域。同时，亚洲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将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让人民币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激发更多的市场需求，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三）有助于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区开放创新的步伐 　　一直以来，上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金融保险行业发展条件优越、综合实力强、国际化程度高等优势，国家政策大力扶持，积极推进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使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并具有计价支付、储备等国际货币的职能[2]。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条件是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人民币没有国际化，上海金融中心将仅仅局限于国内，而不是全世界各国参与的金融中心。“一带一路”战略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自贸区开放创新提供重大机遇，其推进国内金融创新，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加快推进创造了两大决定性条件，而“一带一路”战略能促进国际间合作和对外开发的程度加深，进而促进上海自贸区开放创新。 　　（四）有助于推进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发展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企业与沿线国家地区合作交流将带动相关贸易规模扩大，对外投资将进一步增加，大大推动了贸易金融的发展，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寻找新的海外投资项目，为投资合作项目带来新的活力。在金融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银行面临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银行通过离岸银行业务开展国内财富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浦发银行等先后筹划寻求海外投资项目机会，积极拓展海外客户资源，有利于银行打造大品牌，依托大数据建立客户关系紧密的社交金融生态圈，为银行走向海外主流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形成国内外业务互补的局面。同时，银行业在跨时区、跨国家、跨币种等维度上的国际结算、财务顾问、融资保函、保理、担保和贸易融资等业务需求也随之增加，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一带一路”战略将提升银行业中间业务收入比重，降低银行业长期以来对净利差业务收入的高度依赖，为银行业在推行利率市场化过程中转型提供新机遇。 　　三、“一带一路”战略面临金融支持问题 　　（一）缺乏巨额的投资资金作为支撑 　　全方位基础设施建设和实现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内容，沿线国家地区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进程相对落后，面临巨大的融资缺口问题。据估计，2010年到2020年10年间，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才能支撑目前的经济增长水平，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另外投资3000亿美元。目前提供资金的主体主要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及新成立的丝路基金，而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初始核定资本各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各为500亿美元，丝路基金仅为400亿美元，三大开发性金融机构资本金总额为2400亿美元，与8万亿美元的投资需求相差很大。2015 年各省“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一带一路”基建投资项目总规模已经达到1.04 万亿，数据表明中国政府在积极稳妥的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但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中对投资资金需求迫切、需求量大、周期长是面临的重要问题。
　　（二）沿线国家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面临不确定性影响因素 　　项目投资建设过程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因素。一是沿线不同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投资建设需求集中在能源开发、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具有资金需求量大、投资期限长、收益不确定性大及回报期长等特点，同时受沿线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力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投资项目存在结构性和可持续性风险。二是项目投入资金能否被有效管理并使用，是否被违规挪用于其他方面。三是国内资金贸然的输出可能遭到沿线国家地区的排斥。因外资的输入将对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产生影响，尤其是数额巨大的资金易造成国内经济的动荡，为了稳定国内经济发展，沿线国家地区可能会制定资金输入的限制性政策。 　　（三）面临国别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冲击不容忽视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金融开放进程将不断加速，国内将面临外部金融风险的冲击，国别风险是银行业所面临的风险之一，它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因经济、政治、社会变化等突发事件导致该国家或地区借款人或债务人没有能力或拒绝偿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债务，进而导致银行业金融机构遭受损失。许多沿线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在国内动乱、社会安全、外交关系和经济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表现在：中国因南海争端问题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在安全关系、政治关系、战略关系三大关系上的紧张；东南亚和中亚国家地区汇聚多民族、种族、宗教和文化冲突，区域间未达成共识；部分东南亚国家国内政治派别斗争尖锐，反政府抗议激烈，国内政局反复动荡[3]。可以看出，国际问题的争端、国内政局动荡不稳定、矛盾尖锐等不利因素将会给国内金融机构拓展业务造成风险，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将面临着国别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一旦遇到风险，不可避免带来金融风险。 　　（四）部分沿线国家地区金融环境不理想 　　金融环境是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方面，部分沿线国家地区金融环境不佳。一是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低，其中，银行金融机构存在信用等级差、信贷间接融资条件差等不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金融服务业的开放。二是金融市场环境不好、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效率低、相关制度不完善、汇率波动幅度大等。不理想的金融环境将延长项目周期，增加投资成本，阻碍“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金融支持效果，形成战略推进障碍。 　　（五）长期金融规划合作尚未建立 　　当前国内与周边国家进行货币互换等金融合作旨在防范金融风险，但金融合作的层次较低，缺乏实现长远的金融与货币一体化目标的金融战略规划及分步实施的具体方案[4]。“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长期的逐步推进的过程，需要与沿线国家地区进行长期金融规划合作，实施金融合作的媒介是国内的金融机构，因此，金融机构要做好“一带一路”战略长期金融规划合作。 　　四、促进金融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对策建议 　　（一）拓展多元化融资供给途径 　　解决资金不足问题需多管齐下，在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提供长期资金作用的同时，大力拓展民间金融、保险和基金行业、国际融资合作、国内银行信贷及债券直接融资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一是积极引导国内民间资金参与。民间资金伴随国家战略参与丝路基金，也可以通过互联网金融、BOT、PE 基金等途径参与投资。二是支持注重投资周期性长、投资回报较低的保险公司和社保基金参与基础设施投资，鼓励主权财富基金、养老基金，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投资[5]。三是要积极引导沿线国家地区以及其它国家参与。利用中国―东盟、中国―欧亚、中国―中东欧等多类政府性基金，最大限度的获得各国对基础设施银行融资支持。四是发挥国内银行信贷作用。以更加积极优惠的政策鼓励商业银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合作，建立健全的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补充机制，为“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设提供大金额、长期限的融资支持。五是发挥债券市场的直接融资作用。鼓励更多的沿线国家政府和金融机构在香港等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亚洲债券市场开发适合于“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债券品种，缓解融资缺口问题。六是创新发展“基金+银行”新组合模式。沿线不同国家地区的融资结构特点不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银行信贷间接融资占比高，直接融资比重较低，而西亚地区融资主要以基金的形式出现，两地区应取长补短，探讨“基金+银行”新组合模式缓解资金的需求[6]。 　　（二）加强沿线国家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风险评估 　　对“一带一路”战略中沿线国家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风险评估尤为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投资周期长、收益回报不确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强真实性调查和审查，建立事前、事中、事后三层项目风险控制体系，做好投资项目的风险与收益预算。加强对沿线国家经济、金融、投资政策情况研究分析，充分了解沿线国家相关政策变化，顺应政策导向，与沿线国家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沟通，合理控制投入资金的额度，确保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领域，防范大额资金投入对沿线国家造成的影响。 　　（三）建立健全国别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防范体系 　　“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要建立完善的国别风险控制体系。一是建立与沿线国家合作的风险处理机制。国内要加强与沿线国家风险管理的合作交流，提高社会不稳定等突发事件引起的风险的共同应对能力，共同维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金融的稳定。二是建立国别风险救助机制。成立金融风险稳定基金，防范因国别风险造成的损失。三是发挥保险行业风险规避作用。一方面，制定优惠的政策鼓励国内商业保险公司参与沿线国家人身和财产等投资保险活动。加大商业保险公司的政策支持，如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鼓励商业保险公司与沿线国家地区保险公司加强合作，共同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意外保险、财产保险、责任保险等保障。另一方面，促进贸易信用保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结合，扩大贸易信用保险所开展的业务范围，加大发展中长期业务的力度。当前对在海外投资保险在制度设计和运行等方面可能不适合沿线国家地区投资项目，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善和调整，开发适用于沿线国家地区海外新型跨境保险产品。四是建立事前风险预警机制。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充分对沿线国家地区进行动态、有效的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隐患。密切关注国际金融形势发展对沿线国家地区影响情况，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分类、分级管理，并制定应对突发性金融风险处理预案，逐步建立国家安全金融网络保障，提升国家金融安全保障力。 　　（四）建立国际金融合作监管协调机制 　　在“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地区建立高效的监管协调机制，共同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密切与沿线国家金融监管沟通，建立“一带一路”战略监督机构，重点监管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环境，保持与沿线国家地区金融合作业务的政策协调性和监管一致性。信用环境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平台，需从多个方面尝试改善信用环境，加强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征信管理部门和信用评级机构的交流合作，完善信用评级体系和标准，推动征信市场稳健发展，营造良好的信用评级环境，为金融合作监管提供有利条件。 　　（五）制定长期金融规划合作，构建金融服务体系 　　国内金融机构应结合自身特点和竞争优势，制定适合自身的网络化布局和差异化经营战略部署，推进跨境货币金融合作框架的设计，形成一套适合“一带一路”战略长期金融规划合作。发展股权融资、质押贷款、进出口信贷、融资租赁等金融业务服务，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金融产品的支持。积极鼓励国内新型互联网支付结算行业参与沿线国家地区，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便捷的金融支付结算服务，逐步建立金融跨境支付结算的金融服务体系。 　　（特约编辑：何雁明） 　　参考文献： 　　[1]王勇.金融支持“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N].金融时报，. 　　[2]游春，胡才龙.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研究[J].金融纵横，2012（3）：27-31. 　　[3]易诚.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合作[J].甘肃金融，2014（4）：10-13. 　　[4]蒋志刚.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金融支持主导作用[J].国际经济合作，2014（9）：59-62. 　　[5]张茉楠.“一带一路”的金融战略及其体系支持[EB/OL 　　].[]，http：//cn.chinagate.cn/photonews//content_.htm. 　　[6]曾培炎.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新机遇加强亚洲金融合作[J].全球化，201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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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开发性金融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证券时报网（）06月20日讯
6月20日上午，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2017陆家嘴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周小川表示，&一带一路&为中国金融业开放提供了新机遇。中央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号召以来，各方面都积极响应，推动各项政策落地生效。&一带一路&是开放之路，涉及大量的新型金融合作，会带来进一步开放的需求，也为我国金融开放和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开发性金融可以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我国首先探索的开发性金融是以服务国家战略、市场运作、自主经营、注重长期投资、依托信用支持、不靠政府补贴、保本微利、财务上可持续性的金融模式。这种模式可在&一带一路&中有更好地发挥。该模式不会形成对财政资源的挤占，避免滋生道德风险和导致市场扭曲等问题。&一带一路&建设也为金融机构开展海外布局，为贸易、投资、资本运作等提供更好金融服务提供了发展空间。
周小川表示，总之，回顾国内外的改革历程，应该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地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从制造业、服务业开放的经验可推导出，金融行业不是例外，同样适用于竞争与开放规律。金融服务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由竞争机制带来压力、动力、进步和繁荣，会发展得更好。
（证券时报网快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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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账号？发挥开发性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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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责任编辑：赵艳艳
光明网讯 在8月9日举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克拉玛依论坛上，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执行副会长李吉平发表名为“发挥开发性金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作用”的演讲，全文如下：
各位来宾，朋友们，远道而来的国际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参加此次“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o克拉玛依论坛。克拉玛依是中国大西北的宝石，如今在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克拉玛依因为其独特的区位优势而成为中国与沿线各国深化多双边交流的中心。今天，克拉玛依迎来了“丝绸之路经济带o新疆克拉玛依论坛”的胜利召开，这将为克拉玛依的发展搭建新的平台，带来战略性机遇。借此机会，我就开发性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谈几点看法。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待发掘的增长潜力很大。沿线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经济发展所急需、但是财政和商业资金无法完全覆盖、市场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的开发性领域，例如交通、电力、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这些开发性领域，表面上看是缺少资金，实际上是缺乏资金持续进入、良性循环的市场、信用、规则和制度，需要进行系统性的培育和开发。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依托政府信用筹集中长期资金，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柱产业、社会民生和国际合作等领域，致力于解决政府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领域，面对市场缺损和空白，以创新方法积极进入，主动建设市场，运用市场机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有重要参考价值。
开发性金融并非无偿援助的财政资金，而是一种保本微利的引导性资金，通过发挥金融杠杆作用，引导商业性资金进入瓶颈领域，最终实现这些领域的市场化和可持续运作。把政府信用转化为法人信用、商业信用、市场信用，促进法人建设和相关制度建设，孵化出一个个能够商业化运营的企业，把开发性领域建设成为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成熟领域，开发性金融才走完流程，这是一种政府信用支持下的金融创新，需要靠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以及其他市场主体合作、共建才能实现。
带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开发性领域，是开发性金融机构的重要使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全球的投资机构和企业积极参与，对开发性领域的投融资和项目成功运行十分关键。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选择项目，提供关键性的引导资金，构建符合市场规则的投资运营模式，比如PPP、BOT模式，让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到开发性领域中来。今年7月23-24日在中国成都召开2016年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呼吁多边开发银行之间共同采取行动，以支持高质量基础设施的投资，并拉动私人投资。可以看到，国际社会已经普遍认识到动员社会资本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开发性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机遇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应该善用多边金融合作机制，开辟更多融资渠道，动员更多资金，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开发性金融的作用，过去20年，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把国际经验与中国国情和发展的阶段特征相结合，为国际金融的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随着市场对开发性金融的需求，中国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开发性金融机构相继诞生，开发性金融在推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是国家开发银行为主发起的开发性的金融社会组织，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业务管理。我会广泛联络国内外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作为开发性金融参与者的社会各界，在中国社科院的指导下，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为有关各方提供“融资、融智、融商”服务。在融资方面，运用“社会组织搭台、央企民企协作、金融机构融资”模式，培育开发“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协同主要金融机构组织社会资本，依托我会自身的资产管理和信用评级平台，为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在“融智”方面，落实习近平主席的要求，联合丝路基金、清华大学等共同发起成立“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开展规划、研究、咨询等服务。在“融商”方面，搭建境外中资企业年会、空中丝绸之路国际论坛、伊斯兰金融研讨会等国际合作平台，开展海外高端培训，组建会员联合体，支持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未来，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愿意与各方深化合作，不断发挥政府、企业、金融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聚集金融和产业等资源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谢谢大家！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责任编辑:赵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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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庆明 宋有为来源：上海证券报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的国家战略，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丰富的经济内涵。本文从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入手，分析“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经济背景，指出我国与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契合点以及存在的挑战，并从多边合作、完善金融体系、丰富风险管理工具等三个方面，就金融如何支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政策建议，对金融业来说，有现实意义。 　　DD亚夫 　　随着我国集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高潮的结束，高投资时代已经逐渐过去，我国正日益由高投资拉动的高增长时代转变为以消费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大量先进的工业产能存在向外转移的需求。 　　产能在国家间的转移，不仅能够延续先进产能的生命周期，而且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有利于迅速提高它们的工业化和工业技术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是利用外资，并连续多年保持发展中国家中最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的地位。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却是极为迅速的。 　　我国对外投资与对外负债上，因为结构上的不匹配，尽管是持有对外净头寸，但净收益可能是负的。要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就必须调整对外投资结构，增加收益率相对高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大幅降低收益率极低的外汇储备投资。 　　目前我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工业出口国、“一带一路”区域内最大的资源消费国，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充足的产能和资本，能够与沿线各国形成良好互补，区域合作的空间巨大。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在当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自此，“一带一路”战略正式成为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则是发展潜力巨大的大量发展中国家。整体上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一带一路”战略的目标是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实现共同繁荣。要实现“一带一路”战略，当然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背景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工业产出国，也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行列。从国际上看，高中低收入国家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产业转移路径，先进国家带动后进国家，后进国家依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资金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是作为大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表现，并且从经济上来看，我们也具备这个能力。 　　1.我国快速工业化阶段已经结束，有内在的产业外移需要 　　伴随改革开放，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加快。2000年时，我国工业生产规模尚不足美国的三成。入世后，我国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提速。2002年至2007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年增速均在10%以上，因为全球经济金融危机2008年和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和2011年年度增速再次回到10%以上。用当时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工业制造规模第一次超过美国。 　　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市场需求的相对饱和，中国快速工业化进程或已结束，工业产能过剩程度日趋严重。2012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幅下降到7.9%，为1991年以来的年度最低增速，此后两年增速继续放缓，分别为7.6%和6.9%。工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也从2006年的高点41.6%下降到2014年的35.86%，尤其是过去三年占比下降显著。 　　与之相伴的是我国日趋严重的产能过剩。据相关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已经从2009年近90%滑落至2015年上半年的约75%。另有研究粗略估算，当前我国钢铁、煤炭、平板玻璃、水泥、电解铝、船舶、光伏、风电、石化等九大行业产能过剩最为严重。 　　同时，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也已经出现净减少。改革初期，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只有7200余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到2012年底到达23241万人，此后则一改此前逐年增加的势头，出现了就业人数的净减少。年两年合计净减少就业人数142万人。 　　随着我国集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高潮的结束，高投资时代已经逐渐过去，我国正日益由高投资拉动的高增长时代转变为以消费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大量先进的工业产能存在向外转移的需求。尽管我国沿海与内地、东中西部之间存在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产业存在向内地的梯度转移，但是，整体上看，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走低，产能过剩严重，单纯依靠内部梯度转移也已经无法吸收，因而向外转移成为必然。 　　工业产能在国际家的转移，尤其是在高中低收入国家间的转移并非今天才有。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举，对工业尤其是重化工工业需求规模大，需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和钢铁等工业原材料。而此时，对于美日欧等发达工业国来说，二战后的工业化重建已经完成，钢铁等工业产能过剩严重，恰与中国的工业化需求相契合，于是顺势逐步转移到我国来。以钢铁为例，直到入世初期，我国还整建制地从欧美国家引进。 　　产能在国际间的转移，不仅能够延续先进产能的生命周期，而且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有利于迅速提高它们的工业化和工业技术水平。据保守估计，我国现有钢铁产能超过12亿吨/年，而当前以及未来我国需要的钢铁产量将低于8亿吨/年。从我国自身来说，也许可以称得上是绝对过剩，但从全球角度看，尤其是面对落后国家的需求来看，过剩仍然是相对的。 　　对于我国大量的过剩产能来说，如何更好更充分地加以利用，化解过剩问题，对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后续发展意义重大。化解过剩产能，直接拆掉不但是最低效的方式，而且由于产能建设的过程中大量使用银行贷款，直接拆掉导致的信贷违约将大幅推高银行的不良率，容易诱发系统性风险。 　　此外，先进产能如果直接拆掉，无论是对于我国，还是对有工业化需要的低收入国家来说，都将是一种巨大的浪费。通过开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市场或直接产能转移，尽可能延续先进工业产能的生命周期，将是化解过剩产能的最佳方案，也将会是多赢的结局。 　　2.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对外投资国，大量外汇储备使得对外投资资金供给充裕 　　我国对外投资增长迅速，已经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是利用外资，并连续多年保持发展中国家中最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国的地位。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却是极为迅速的。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仅200余亿美元，到2008年时超过500亿美元，2013年超过1000亿美元，2014年达到1231.2亿美元，首度超过当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 　　我国对外投资与对外负债上，因为结构上的不匹配，尽管是持有对外净头寸，但净收益可能是负的。从国际投资头寸表中所列的几大类投资形态看，直接投资的收益率往往较高、也较为稳定，尤其是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据估计年收益率能在20%左右，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属于较高行列；而外汇储备则因为主要投资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国债和其他高等级债券，其投资收益率较低，尤其是2008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回报率创出了历史新低。 　　因此，尽管我国国际投资总资产大于总负债，但是由于资产主要是低收益率资产、而负债主要是高成本负债，所以，年度的净收益可能是负的（即净成本）。而且，如果考虑到在过去十年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大约30%，尽管从国际投资头寸表上看是对外净头寸，但是每年却要付出大量的净成本。2014年度，净头寸出现减少，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成本大于收益。要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就必须调整对外投资结构，增加收益率相对高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大幅降低收益率极低的外汇储备投资。 　　我国对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亦不尽合理。当前，我国对外投资中最主要的部分DD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本不缺资金的发达国家，而急需资金的低收入国家则嗷嗷待哺。这种投向的不合理既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更是资源的浪费。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合作的契合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而差异就是合作的空间。根据我国政府发布的“一带一路”路线图，包括中国在内，“一带一路”沿线共有64个国家。通过分类比较可以发现，以欧洲国家和能源国家为主的20个国家人均GDP超过世界平均值，并普遍呈现出发展水平较高、政治稳定、人口较少等特征。而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值的国家主要集中于南亚、东南亚、中亚，虽然多数国家资源也很丰富，但普遍具有发展滞后、工业化程度低、技术落后的特征。其中部分国家的经济还饱受人口压力和政治动荡的拖累。 　　在64国中，中国的人均GDP恰处于中位数。但从总量来看，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工业出口国、“一带一路”区域内最大的资源消费国，具有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充足的产能和资本，能够与沿线各国形成良好互补，区域合作的空间巨大。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与其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以下我们从经济结构入手，以中国为参照，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及经济发展的切实需求，找出中国与各国的经济契合点。 　　1．工业化程度决定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欠发达国发展潜力巨大 　　以工业增加值与农业增加值之比（以下简称“工农比”）对64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测算，并以此排序。若一国工农比低于中国，则认为该国工业化程度低于中国，将其划为工业欠发达国。 　　从排列情况看，欧洲国家和能源国家工业化程度和发展水平高。“一带一路”区域内，以欧洲国家和能源国家为主的22国工业化程度高于中国，并对应较高的人均GDP。其中部分国家人均GDP超过30000美元，已属于发达国家。但必须指出，大多数能源国家的工业体系偏重于石化行业，完备程度不及中国和欧洲国家。 　　工业落后制约经济发展，但也意味着增长潜力。64国中，共有31个国家（以下简称“31国”）工业化程度不及中国。其中除马来西亚等6国外，各国人均GDP均低于6000美元，有16个国家更是低于3000美元，经济发展明显受制于较低的工业水平。但从GDP增速看，31国中有22国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新亮点，相当一部分国家的GDP增速接近或超过5%的水平，未来增长潜力仍然巨大；而其余9个国家经济增长较差，主要是受政治动荡的影响。 　　2．31国经济发展存“两缺口”，对外依赖程度高 　　从一国投资、储蓄与净出口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测算31国宏观经济的均衡状况。结果显示，工业欠发达国存在产能和资本缺口。31国中有24个国家投资高于储蓄，除泰国外均为净进口国。其中相当一部分国家净进口额占GDP比例较高，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初期所呈现出的经济特征类似，符合“两缺口”模型所述特征：国内资本无法满足投资需求而产生投资缺口，其存在使该国被迫因依赖他国资源而产生外汇缺口。外在表现为显著的净进口，经济对国外产能、资本需求大、依赖程度高。 　　3．融资体系滞后，资本缺口突出 　　工业欠发达国信贷供给不足，致间接融资成本高企。31国中有24个国家实际利率高于中国，其中9个国家更是高于10%，信贷成本极高。除黎巴嫩和泰国外，22个国家的银行信贷占GDP比例显著低于中国，信贷供给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工业化进程的资本需求。 　　股票交投不活跃，致直接融资几近缺失。沿线64国中，有33个国家（含16个工业落后国）股票交易额占GDP比例低于10%，其中17个国家更是低于1%，股票投资极不活跃。二级市场的不活跃必然会导致一级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不足，企业无法通过便利的股权融资实现资本的快速扩张，制约了工业化进程，导致资本缺口矛盾更加突出。另有19个国家（含10个工业欠发达国）该项数据缺失，从这部分国家的总体发展水平及社会文化因素可以推断其国内并未开设证券交易所或交易极为不活跃。 　　4．风险管理市场区域性强，风险管理需求亦存缺口 　　风险管理市场区域性特征明显。沿线国家中，只有中国、印度、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少数几国境内开设有具备一定全球影响力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市场的体量虽已大幅增长，且并不缺乏明星期货产品，但其市场参与者及上市产品区域性特征明显，市场仍处于发展期。 　　此外，区域内各国市场的成熟度、完善度差异较大。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管理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不完善也带来了大类资产定价权的缺失，导致“一带一路”区域内因跨国资本流动和商贸往来而产生的风险管理需求多数只能被迫释放于欧美市场，严重制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本和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 　　5．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改善空间大。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而沿线各国滞后的基建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以最为基础的铁路和电力为例。64国中，只有泰国、印度、中国等7个国家在进入21世纪后铁路里程有实质性增加，其余各国铁路里程和铁路技术自上世纪90年代后再无显著变化；有15个国家2010年通电率甚至低于83.1%的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有12个国家属于工业欠发达国。 　　基建现状突出缺口矛盾。基建具有资本依赖度高、涉及工业行业广、投资回收期长等特点，因此基建滞后恰恰凸显了工业欠发达国的两缺口矛盾。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也说明，工业欠发达国的工业化进程，需要外部资源作为启动要素。 　　6．经济契合度极高，合作空间广阔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与“一带一路”区域内大多数工业落后国经济契合度高，反映出工业化完成国与工业化初始国之间的经济互补关系，蕴含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具体体现在四点：一是沿线各国发展存在的产能缺口与我国的产能过剩和经济转型需求相契合；二是完善基础设施的迫切需要与我国基建领域的优势相契合；三是沿线各国的资本缺口和金融体系的建设需求与我国充裕的资本相契合；四是我国不断完善的风险管理市场与沿线国家共同的风险管理需求相契合。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挑战 　　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但是看到广阔合作前景的同时并不能忽视背后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部分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推动改革和发展经济的主动性 　　与我国主动实施改革开放而全面迈入工业化进程不同，“一带一路”区域内部分发展中国家虽然增长潜力大，有发展经济的愿望，但是并没有推动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强烈决心和意志。同时，部分发展中国家受制于“两缺口”，启动工业化进程需要依赖引进外部资源。 　　2．政治动荡、法律缺失推高投资风险。 　　部分沿线国家由于经济落后、宗教冲突等原因而政治动荡，当地政府无暇着手经济发展，对国外投资的保护和支持力度较差。同时，这些国家亦缺乏必要的、保护财产权的法律体系，不仅不利于引入国外投资，而且会促使本国本已有限的资本外流。因此，中国与这些国家传统的援助贷款、项目承建、商品贸易等双边模式极易受到政治动荡的冲击。 　　3．基建落后阻碍区域合作 　　沿线国家大部分基础设施落后，区域合作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加强基建投资就成为重中之重。但这些国家之后的金融体系，无法为基建投资提供稳定的长期资本支持，引进外资、寻求国际合作是必然选择。这将极大地考验各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力度和政府间的合作效率。 　　4．社会经济制度差异大 　　沿线各国社会制度、文化宗教等差异巨大，不但社会经济政策对资本活动的限制有诸多区别，而且对各种新型金融工具的接受度也各有不同。各国之间在进行资本合作、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时，不仅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针对性地创新，更需要政府间建立良好的制度沟通和对接机制。 　　5．风险管理市场效率低，对欧美市场存在依赖 　　沿线各国区域性的风险管理市场只能服务于特定区域内的特定需求，风险管理工具的产品体系不完备，相当一部分风险管理需求对欧美市场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而更广泛更深入的经济合作需要一个统一、高效、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风险管理市场，以此打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欧美风险管理市场的路径依赖。 　　金融如何支持“一带一路”战略 　　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合作共赢为目标的“一带一路”战略愿景已经绘就，当前和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愿景落到实处，将潜力转化为行动，结出硕果。 　　如何将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优势结合起来，特别是将中国的工业产能优势、资本优势、技术优势与沿线相对落后国家之间紧密联系到一起，还必须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 　　1．充分发挥“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合作金融组织的作用，坚持多边合作模式。 　　面对“一带一路”区域内复杂的形势和挑战，通过搭建“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开放性合作平台而形成区域利益共同体，将是突破合作瓶颈、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有效路径。 　　“亚投行”有57个创始成员国，与“一带一路”涵盖的国家高度重合。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亚投行”的作用，通过多边的利益共同体，有利于克服传统双边合作易受政治冲击的劣势。对于那些政权更迭频繁、政局不稳定国家来说，通过这种多边合作模式，能更有效保护投资项目的权益以及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持续经营。 　　2．建设和完善市场化金融体系，增加金融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支持力度 　　“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金融体系发展滞后，其工业化进程面临巨大的资本缺口。因此，为了满足各国工业化进程的资本需求，可从三个方面加强金融支持。 　　（1）帮助区域内国家建立和发展直接、间接融资体系，搭建跨国证券交易所作为融资平台。同时，适度推进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吸引区域内优质企业到我国进行股权和债券融资，在方便国内资本对外投资、增加对外资本供给的同时，也丰富海外人民币的投资标的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为后续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培育市场基础。 　　（2）推动我国商业银行在沿线国家开设分行或子行，加强货币清算等基础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要更好的服务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和经营活动，我国的商业银行也必须同步跟进。尤其是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其银行体系落后，结算效率低，货币汇率波动大，往往无法满足企业的需求，不利于企业投资和经营。我国商业银行的同步跟进，也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使用。 　　（3）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契合沿线国家的融资需求。考虑到沿线各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差异，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区域内的金融大国，应针对各国、尤其是那些贫困国家的社会文化特点和切实需求，丰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定制化、个性化程度。 　　3．将中国打造成为“一带一路”的风险管理中心，解决经济合作的后顾之忧 　　（1）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着力发展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丰富品种，完善市场体系，加强对外开放。 　　首先，应该尽快丰富我国风险管理工具种类，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现实需要，上市和丰富外汇类、商品类的期货、期权，形成完备的产品体系。其次，建立场内、场外相结合的风险管理市场体系，丰富市场层次，满足多元化的风险管理需求。最后，通过交易所间的产品合作、增加交易时段等措施，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对外开放，切实吸引区域内各市场主体通过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实现风险管理需求。 　　（2）尽快加强风险管理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在培育跨国股权融资市场和债券融资市场、完善风险管理市场的同时，应尽快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搭建以市场指数发布、金融衍生品市场结算服务、期货交易所跨国合作为核心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基础框架，为后续“一带一路”区域内指数类期、现货产品的开发、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广以及资产定价权的确立打下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这也将对打破“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欧美风险管理市场的路径依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3）推进金融机构参与风险管理市场建设，提高市场服务水平。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区域内的风险管理需求，应调动银行、券商、期货公司等金融机构参与风险管理市场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我国金融机构已有的风险管理经验以及服务网络优势，为“一带一路”区域内各市场主体参与我国风险管理市场提供更加优质的配套服务，在协助各主体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的同时，也能够形成中国风险管理市场的品牌效应，增加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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