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卖国求荣的可耻下场(图)_中国经济网――国家经济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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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汉奸现象的思考--《红广角》2015年10期
抗日战争时期汉奸现象的思考
【摘要】：汉奸现象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本文从历史、道德和法律等层面,分析了什么是汉奸;从伪军、伪政权的公务人员、主和派、投降派、亲日派和当顺民的老百姓等各个阶层,厘清了谁是汉奸;从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缺乏具有凝聚力的中央政府、国力衰弱和核心价值观的缺失等多角度,分析了为什么会当汉奸。
【作者单位】：
【分类号】：K265【正文快照】：
在中华民族14年的艰苦抗战中,一方面,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抗击着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这是中华民族的主流;另一方面,一批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中国人,当皇协军、干维持会,赞美侵略、歌颂“共荣”,帮助鬼子杀同胞,这些人就是汉奸。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学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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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是个沉重的话题。记得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有一句话：抗日战争之所以打了８年，是因为汉奸太多。中国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纪念活动已经于２００５年夏末步入尾声，索绕在脑子里的汉奸问题又不期而生：到底什么是汉奸，为什么当汉奸？沦陷在日本敌占区内的２亿人民（中国的一半人口）都是怎么过来的？无需探究汉奸一词的来源，汉奸是叛徒的同意词，大体有两类人：一是民族败类，二是卖国求荣。受林思云有关文章的启发，本文仅论及民族败类，下次再谈卖国求荣。 当谈到汉奸时，人们对汉奸的愤恨和蔑视时常盛于对敌人，这是因为帮助敌人打自己人的人对自己人知情知底，造成的损害更大，故而坏上加坏。当被斥之为汉奸时，这些坏人被比喻为狗，无地自容。他们被判死刑，还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敌人也被处死或击毙，但他们一死了之，无耻辱可言，这是因为他们的本性是狼。情感的问题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问题是谁是汉奸。前者属于价值判断，后者属于客观判断。为了避免对民族败类作出简单判断，我们应从历史环境审视汉奸这个现像，从客观的多角度看待当年那一场历史悲剧。
民族意识民族是一个有共同语言、地域、文化的社会整体。在中国历史上，本族人是汉族人，汉族人即中国人。外族是指北方游牧民族如契丹、匈奴。为获得生活资料和自然资源，剽悍的牧民频繁袭扰入侵中原。他们有时也建都立朝。唐末，契丹入侵，建立辽朝；而后女真人建立金朝，趁辽宋对峙，灭辽与北宋，占据中原；再后蒙古人入侵，灭掉各占中国半壁江山的金与南宋。明代是中国的统一时代，但好景不长，满族人入关，建立清朝。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败类是“集体中的堕落或变节分子。”民族败类可见是汉族人投降于入侵外族人的分子——屈服于外族统治，并为外族统治提供服务。该定义似有两个层次：一是主动意义上的助纣为虐、祸国殃民，二是被动意义上的委曲求全、明哲保身。依此定义，在以上朝代中生存过来的汉人都有汉奸之嫌，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屈从和投靠，这些朝代何以存在并且持久？ 一位蒙古历史学者（Ｓｅｃｈｉｎ　Ｊａｇｃｈｉｄ）说，游牧民族所需要的是他们所不能生产的东西，基本有三：粮食、棉布、金属。游牧民族之所以用战争方式索取，是因为汉族人不和他们通商易贸。这是典型的“贸易或奴役”的强盗逻辑，听起来外族人入侵是不得已，要不就是汉族人自找的——谁让他们有索要时，我们没有给予呢？于是，朝廷和诸侯们逼迫人民多产粮食多织布，自己则忙不迭地上供、联姻、求和、勾结。这是第一层次上的“叛变”，即狐假虎威、认贼作父。 第二层次上的“叛变”涉及的人员广，但程度浅。这些人是社会最底层，没有人身支配权的人。不管谁来当政——本族人还是外族人，他们都一如既往地受人宰割。“叛变”对于没有自主权的草民来说没有丝毫意义，因为这里根本没有效忠的问题。另外，虽作为汉人，但他们不代表汉族，因而无丧失民族大义或者民族气节可言。再之，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属于“家族所有制。”人们的群体概念最高不过是家族和宗族，而不是民族或国家。因此，我们不必也不应把现代的民族概念生搬到过去，硬套在个人，让历史削足适履去苛求我们的先辈。中国人有着悠久的民族历史，但缺乏强烈的民族意识。在中国近代朝代中，思想超前的人可能有一些，但绝对是有知识的少数人。清朝的孔尚任写过一传奇剧《桃花扇》，借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合之情，写明代兴亡之感。当侯身着清朝服装寻访李，希望重续前缘，李断然拒绝，两人决裂。今天，“非我族类”的意识大大提高，人人都是李香君，人人都骂身着日本军旗的赵微。 退一步讲，假如“叛变”一词能够成立，我们很难接受我们的汉族先辈曾是汉奸，而我们又是汉奸的后代。不知那时的汉族人是否意识到为外族人服务是不光彩的事，或是无所谓的事，或两者皆有之。假如意识到，想必大家彼此彼此，心照不宣。时间久了也就忘了，或不当回事了。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种现像叫作“得形忘意。”的确，在以后的抗日战争日本敌占区内，许多人开始以为与敌共事是出于生存的权宜之计，是同流但不合污。可是时间久了，光复的希望泯灭了，这些人开始慢慢合污，以后不能自控，自拔。水到自然渠成，同流必然合污。 民族意识远远落后于民族的存在。民族意识的增强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人们开始对语言、地域、文化的认同，到以后发展为对它们的骄傲，这个缓慢的过程逐渐把具有共同特征却互不相识和往来的人连接一起，并使他们产生民族主义的思想情感共鸣。民族主义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起源于欧洲的１３世纪，正式确立于１７８９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１７９９－１８１５战争。中国民族主义开始于鸦片战争，确立于抗日战争。
民族主义在中国过去的千年历史中，７０％的时间是外族人统治汉族人。不过可以让汉人感到安慰的一点是，这些外族人霸占但没有征服过中国，他们最终还是被汉人“打败”了，或者准确地说同化了。许多事情只有回首时才能看清。回顾历史时，我们看到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是由人民不知不觉地或者半睡半醒地创造和保存下来。我们今天不觉得在世界上矮人三分，相反认为自己在文化历史上优越他人，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是站在先辈们的肩上。 从入侵者的角度看，这些能攻善战的少数民族能打仗但不善管理，这是因为他们文化上的东西不是很多，于是外族人干脆用中国人和中国权术谋略对中国进行统治。１３世纪忽必烈在中国建立元朝，采用“行汉法”政策，即使用中原的统治机构来统治汉人，并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元朝的官方思想。元朝统治者将国民分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在这种制度下，汉族反抗元政府暴政的起义曾发生过多次，但都未能成功，大多数汉人还是服从统治，拥护朝政。在１７世纪中，满族人侵入中国，建立了清朝，将汉人、藏语人，蒙古人和维吾尔人纳入版图。为了有效地控制民众，满族人把自己描绘为儒家圣人的代表和中国文明的化身。但日子长了，满人反而真地被中国文化逐渐地同化。几个世纪下来，许多满人把自己视为华人，从而保存和延续了中华文明。 当人们今天津津乐道乾隆盛世时，并没有想到它是满族人的盛世。这应验了孙子的“不战而曲人之兵，”但文化战是持久战，一打就是一俩个世纪。文化的韧性需要好几代人的耐性。太平天国起义者试图以满族人是蛮夷为由唤起大多数汉人的同情，但这一策略并未奏效，因为满族人已经被汉化得不足以被认为是一个外部的族群。洪秀全意识到同化的问题，故而打出基督教的旗号。最终，太平天国没有打败野蛮的外族满人，反被外族人雇佣的汉人左宗堂、曾国藩打败。 当汉人和外人溶为一体时，本族和外族的界限也就消失。这就是为什么屡遭外族侵略的汉人，却常把侵略者和为侵略者服务的人当作自己景仰的英雄，如灭亡中国西辽的成吉思汗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军事天才，帮助清朝镇压汉族农民起义的左宗堂、曾国藩被誉为民族英雄。 从被侵略的角度看，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主要是外族人虏获中国人口，而不是彻底地毁灭中国，这是其一。民族战争都屡屡以少数外族人胜多数中国人，并以少管多，这是其二。综合两者，这就是为什么被虏获的大批汉人能够继续生存、繁殖，没有归化。这也是为什么征服者反而最终落入被征服者的汪洋大海，被汉人包容、同化。 同化的通俗联想是染缸，中国人很自豪这一软功夫。我们在军事上不善于兵来将挡，在文化上却善于水来土掩。我们的长城没有挡住外族人，却锁住了自己人。我们的文化则不仅挡住了敌人，而且还溶解了他们。清朝末期，外族人改由海路入侵中国，但他们的思想侵略还是失效了。直到近期，君不见，凡是有点蓝色的海洋文明，到中国后都被褐色的黄河文明慢慢泥土化、风沙化。 任何民族都自豪自己的文化，但中国更喜欢像慈祥长者一样被人前来致敬、讨教。在中央电视台的晚会上，中国的节目只要由欧美人来演，观众就特别沾沾自喜，那不是因为演出的水平或演员的努力，而是因为对来自发达国家的人对中国文化如此倾倒，所产生的心满意足和自我陶醉。常听到中华民族的自卑和自傲情结，这就是中国军事失败和精神胜利的结果。同化是我们精神胜利的法宝。 １９世纪末，中国的民族主义认为汉人和中国人是一回事，满族人不属于中华民族的范畴，这主要是为推翻满族人的统治作论证。在孙中山领导的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之后，官方对中国人的界定向外延伸了些，意在将那些非汉族人种囊括进来。这主要是出于这样一个残酷现实：对中国人作一种狭隘的界定将使中国失去领土。今天，“汉族人即中国人”的说法反而受到中国政府的批判。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只提汉族不提其它民族是图谋“分化”中国，至少是蛊惑人心的煽动。因此，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的历史。 中华民族的对外战争也笼统分成两类，统一战争和分裂战争：统一战争是正义战争，分裂战争则相反。依此，蒙古人和满族人攻灭汉人农民起义军，实现天下统一，被视为正义之战。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被说成是中华民族内部的纠纷。众知，历史不是过去，历史是对过去的解释。对过去的解释又服从于现在的政治需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一切被涵括进中华民族大家庭，汉奸也就属于人民或干脆大家庭的内部矛盾。既然家庭内部无所谓敌我，汉奸的历史旧帐也就一笔购销了。
爱国主义民国以前的历史旧帐可以购销，抗日战争时期的血债则别当另论。为欺骗中国人民，日本鼓吹大东亚的“同种同文”，试将自己扮演成开明的亚洲友邻。为响应，汪精卫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解释为高层次的民族主义。残酷的战争告诉中国人民，日本和中国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民族。直到今天中国人仍旧认为中日不可能和睦。 抗日战争提高和普及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然而，八年的抗日战争远非《地道战》和《地雷战》那样始终轰轰烈烈，情绪高昂。中国的悲观失败情绪在“七七事变”后就形成，以后随着政府军屡战屡败而剧增。在傀儡满洲国、蒙古国成立后，其它大小沦陷区维持政府相继成立。在“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举行了浩荡的民众“大迁徒，”向西部后方内地撤退。华北、华东和华南的百万民众大军扶老携幼，肩挑手提，长途跋涉，行程千里，最后到达政府区。蒋介石称，“全国军队之后退，绝不能谓为日本之胜利，”“我们采取的是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从长期的消耗战中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由于“大迁徒”被冠之以“不当亡国奴”的口号，那些不愿意背井离乡的人，也就可想而知其“愿当亡国奴”的暗示。可怜那些没能移居到重庆内地的人，他们要么因为没能力、没财力，要么因为舍不得土地家园，要么因为对时局估计不足，对敌人存有幻想，要么对时局彻底绝望，准备投靠。总之，城市平民和乡下农民没有什么选择，国民政府也没力量或决心保护他们。这也是抗日战争中出现的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像：往后方跑的是高喊抗日的有钱人，被遗弃在前方的是无助无辜的广大群众。可怜沦陷敌区的俩亿人民，对他们来说，接受“替罪羊”的现实是最大的务实。以后的历史也证明，沦陷区人民处于交叉火力之间，是交战双方的缓冲，是纯粹的战争牺牲品。另外，他们不仅同样饱受了战乱之苦、亡国之恨，而且还丧失了做中国人的尊严。 当战祸横行、国难当头、领土失陷，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应如何处理？１７世纪的英国启蒙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说，政府的第一职能和责任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侵。他认为，持强凌弱是这个世界上的规则，战乱频繁是常态。只有当政府失职，人民才妻离子散，生灵涂炭；只有当政府弃责，国土才被分割、沦陷。由此而衍生的问题是，当政府抛弃人民，人民有没有义务继续效忠政府？霍布斯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一个政府失职或失责，百姓们有权放弃政府而自谋生路，包括与占领者合作，为占领者服务。当然，霍布斯所说的政府是建立在“社会合同”基础上的政府。就是说，政府和人民处于对等和交换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只要一方违约，合同随即失效。另一名英国启蒙哲学家约翰．洛克也有相似说法：人民牺牲自然权益以换来政府的保护。当政府无能为力时，人民有权收回对政府的支持。法国思想家卢梭也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维持着一种契约。一旦政府严重违约，人民可以放弃对国家的服从，回到无契约的自然状态。 处于历史转捩时期的中国百姓被遗弃在沦陷区里走投无路。于是，原来的道德义务对他们失去了约束；原来的法律条约对他们失去了限制。出于生存本能，他们可以选择被迫抵抗，或者被迫投靠。显然大多数人选择了代价小的后者。显然这些选择了后者的大多数人认为，他们之如此选择是因为没有选择。他们的潜意识是，只要当顺民，生命安全就可以得到保障。中国人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心理积淀和投机取巧、圆滑世故的素质，几乎能够化解一切尴尬。对他们来讲，亡国不仅是既定事实，而且是长久事实。晚投靠不如早投靠。直到１９４３年中旬，中国人才开始了解到日本人的统治不会长久。 为敌人服务、与敌人合作是迫不得已。也许当时的文化人如著名的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能做到蓄须明志，停止唱戏，但他们毕竟是敌人都为之忌惮的少数名人。最起码的爱国底线当然有，那就是不出卖，不助纣为虐，不帮助鬼子杀同胞。超过底线的是败类，是叛变。政府过失的后果导致个人选择的正当，但这不应导致个人道德的虚无。那么哪些人超过底线，超过底线的人有多少呢？这实在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另外所谓底线不是明确划分的线，而是一个灰色区域。至于类别，在沦陷区的各行各业里均有一些超过底线的人，而这些人大都是名人和领头人。当然这些人（比如商会）与敌人合作的动机不一定就是为了效劳日本。另外的一个极端类别是沉渣泛起的流氓地痞。这些人甘当走狗，没有良心可言。至于数量，也许用伪军（皇协军、治安军、和平救国军）作为例子可以说明一下问题的严重性。 郑浪平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指出伪军数量为６０万，郭绪印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史》指出伪军为６２万，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指出伪军之众超过百万。王晓华等人合著的《国共抗战肃奸记》指出抗战期间的败类之多、汉奸之广堪称举世无双。据该书记载，一位住在上海多年的英国侨民柯林斯在他的一篇回忆录写道：“汉奸的数量也达到可怕、惊人的程度，他们几乎是不受良心谴责，不在乎公众舆论。假如在英国，在西方随便一个国家，这种压力就能把他们压垮，而在这里，他们几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 自１９４０年春到１９４４年，德国军队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和中国一样，德国沦陷区里的不少人投敌，成为奸细和叛徒。和中国不太一样的是，德国沦陷区里同样有不少人参加抵抗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城市居民们的个人自发而大胆的违抗行动。比如，巴黎的叫化子用手风琴拉着“马赛曲”向德国兵要饭；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裸体从德国哨兵面前走过；步履缓慢的老太婆故意横穿马路，以蔑视雄壮的德军游行检阅。这样的即兴违抗行动虽小但给人极大鼓舞。这样的违抗在中国沦陷城市绝对不可能看到，这主要是因为日本鬼子对中国人太凶残。一人惹事，全家遭殃，这是所有占领区里的通则。即便这样，德国占领区里的恐怖和日本占领区比，仍然是大巫见小巫。日本占领区是一人惹事，全家遭斩。每念于此，日本占领下的中国人不敢抗日而甘居“良民”变得可以理解和原谅。几名在中国服劳役的美军战俘九死一生地在南方一城市跳下火车，没有一个城市居民敢于相助，每一个被问到人都用手势在自己脖子前来回两下，表示会被鬼子杀头。幸亏没被告密，结果是八路军内线几经周折救了他们。据说汪精卫于１９４０年在南京建都后，南京人不必再向日本城防守兵点头哈腰。和整个占领的屈辱相比，这点面子虽是长进但似乎微不足道。 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人这种麻木不仁的状况呢？回答是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在当时，国旗国歌呼唤不起大多数中国人的激情；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因为铁蹄的践踏而感慨。究其原因，中国人没有把中国当作自己的，按现在的话就是没有主人翁精神，没有公民感。中国社会始终是社会情绪严重对立的社会——统治阶级极尽骄奢淫逸，被统治阶级无奈水深火热。众所周知，人民对国家的忠诚主要表现为对政权的忠诚。当权者对人民的态度决定着人民对政权的信任和忠诚。我们老是谦卑地议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谈论人民对政府和国家的责任。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人民是否爱国，而是政府是否爱民、护民、敬民。道理很简单：只要政府爱民，人民便会爱国。当人民爱国，人民便会为国家利益而战，正所谓“凡战法必本于政胜。”反之，政权的不得人心和社会凝聚力的下降终会导致众叛亲离。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处置了满洲国傀儡和各个汉奸政权的首脑。诚然，没有任何政府敢笼统妄称敌占区内的人民为叛徒。国民政府于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６日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规定汪精卫政府凡科长以上及科长相当的投敌者一律为汉奸。伪军在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宣布解散，其主要头目被审判，但下级军官和士兵被国共两方招募打内战。今天大陆和台湾两地的政府都对敌占区内的人民和伪军只字不提，担心由此产生的隔阂。德国傀儡维希政府的法国ＳＳ军队也没被处罚。针对因没有参加抵抗而心有余悸的法国人民，法国总统戴高乐不厌其烦地说：“我们都是抵抗战士。”１７世纪的英国人约翰．哈里顿（Ｊｏｈｎ　Ｈａｒｉｎｇｔｏｎ）早有一名句：“叛变从未蔚然成风。因为一旦如此，没人敢叫它是叛变。” 民族主义所概括的是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爱国主义所概括的是政治效忠和爱国行动。在欧美的中国人一般会有这样的感觉：当看到黄皮肤的人，第一感觉是亚洲人的认同，于是乎，我们不会计较此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或还是韩国人。第二感觉是中国人的认同。如果得知此人是中国人，我们不会在意其来自什么省份或城市。之如此是因为亚裔民族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地位使人的地域观念增大。随着界线的消失，人们的政治意识也从小的地域上升到大的地域。是否还记得列宁的话：“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民族主义曾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阶级意识则是无产阶级的鲜明特点。这话在今天显然有点可笑。民族划分高于阶级划分是不争的事实，如若不信，到Ｗａｌ－Ｍａｒｔ超市溜一圈并哼一曲《国际歌》，看有没有反应。 在美国，民族意识已经过渡到种族意识，种族意识已经过渡到国家意识（尽管有时有局部反归）。作为多民族和多种族的美国却没有建立在民族或种族概念之上。人们对美国的认同不是出于血缘或肤色，而是出于美国所代表的价值和理念。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真可谓“我的国家，不管对错”（Ｍ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ｉｇｈｔ　ｏｒ　ｗｒｏｎｇ）。二战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爱国主义真可谓膨胀到了极点。他们也许太爱国了，以致发展到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 写了这些文字，一吐为快。然而，“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６０年后的今天，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入籍美国。我们这些选择入籍的中国人有很强的民族主义，但有爱国主义吗？谁的爱国主义？首先，美国社会把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称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但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却把自己看作美籍华人，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也符合张明敏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其次，入籍意味着放弃原国的政治牵连，即放弃对中国的效忠。对于在情结上难舍难分的美籍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划分的界线，也是一个巨大而艰难的考验。这一考验每天都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松紧而进行着。最后，当我们面对美国国旗举起右手时，我们宣读的入籍誓言里有这样一句“当法律需要，我将代表美国持枪”（Ｉ　ｗｉｌｌ　ｂｅａｒ　ａｒｍｓ　ｏｎ　ｂｅ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ｈｅ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ｂｙ　ｌａｗ）。假如中美战事突起，我们真地愿意端着枪攻占大陆的山头吗？我们真地愿意为美国宪法去死吗？当中美之间存在战争状态，“叛变”的问题就会不期而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似乎没有中间余地：要么是汉奸，要么是内奸，左右不是。因此，这个沉重的问题最好留给读者自己去解答或者选择吧。但愿这种情况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