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史中的以讹传讹（陆续补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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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此国庆佳节，新朋老友又欢聚，献一篇重新修改又补充了新内容的旧帖，以后再陆续补充。
　　民国军史中的以讹传讹
　　人说谎言要是重复了一百遍，就能让人相信那是真的。联想到今天民国时期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以讹传讹，以及网络上的人云亦云，以及地滩“纪实”作品中的无中生有，于是还真得承认，历史上本来不是这么回事的事，说的人多了，也便让人认为就真的是这么回事了。
　　在有关民国历史题材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即总以今天的善恶美丑标准去衡量乃至臆造古人的同类标准，甚至强迫古人跟着今天的我们赶时髦，结果弄的是驴唇不对马嘴。
　　美与丑，时髦与俗套，在不同的年代，是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乃至完全相反的标准的。比如明清时期盛行的三寸金莲，用当时人们的眼光对比今天我们的眼光，就发生完全颠倒的评判结果。但有些写手与编导，却不管这一套，用一句艺术要符合时代审美标准作托词，硬要安排古人按照今天的时尚追风。比如男女作风问题，这要是在七十年代以前，它绝对是一个最最遭人唾弃最最让人抬不起头来的问题，但在今天，它似乎已是一个男人成功与风光的标志，所以《狼毒花》一类的作品就用其对主人公大肆渲染；比如“同志们”与“弟兄们”的称呼，在民主革命时期，前者代表的是一种时尚，而后者代表的是俗套，但今天似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听腻了“同志们”的年青人似乎感觉“弟兄们”更有人情味，于是李云龙、谷子地等才会口口声声地高喊“弟兄们”；比如我军的指导员、政委等政工干部，在坚持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战争年代，是比同级军事干部更红更牛的角色，而在经历了极左浩劫以后的今天，人们似乎对政工干部产生了某种抵触，因而影视中的政工干部要么被回避掉，要么被描写成只会卖狗皮膏药的政客，要么被表现为同级军事干部的附属。
　　民国时期军事题村作品中，各个不同时期用不同军队派系所用的枪械、军装、称谓等非主题的元素，在今天的影视与“纪实”中，就更是可以随便扭曲肆意强奸的重灾区，不仅商业片戏说片如此，就连中央台黄金档热播的主旋律，就连列为重点工程的大片，也一片狼籍，令人惨不忍睹。不信你看吧，《长征》这样的史诗片中能让三十年代的红军使用五十年代的枪械；《大决战》这样的重点工程片中能让国民党军穿上压根也没穿过的美英式军服；《西安事变》这样热播的电视剧中能让当年作为贬意的“少帅”变成美称；《集结号》这部上了新闻联播并被举国睹目的大片能把我军指导员描写成一个听到枪响竟尿了裤子的窝囊废……真正让人无语了。
　　那些“纪实”写手和那些时髦导演们，或看重了票房市场的厚利，或拘于史学功底的浅薄，那么他们借着一句艺术是可以虚构的这样一个万能档箭牌如此戏说臆造也就罢了，可一些貌似严谨的“主旋律”也有这样的倾向，也跟着他们一起起哄叫好，就愈来愈加重了这种以讹传讹的恶果，就不能不说是对历史的亵渎了。
　　诚然，艺术总要虚构，总要顾及当代人对美的欣赏视角，但这虚构是要有个框框的，突破了这个框框，就不是能够允许的了。象我上面举的例子，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艺术虚构的原则。
　　历史可能并不浪漫，它有许多让我们遗憾的东西，有许多是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比如zhonggong军队战争年代政委说了算的问题，比如zhonggong历史上左的言论与行为问题，比如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军官兵的审美情趣问题，这些可能都是今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年青人所不喜欢的。但历史已经发生了，它就是那么回事，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它不会因我们的好恶而改变；不管它合理不合理，应该不应该，对也好，错也好，它已经发生了，它只能告诉我们以后如何去借鉴，而我们却无权去更改已经发生了的历史。
　　一些反映民国时期军旅战争的影视和“纪实”作品越来越多起来，与之成正比的，是喜爱这类题材的读者和观众也多起来。然而，更多的历史爱好者或一般的观众，更愿意坐在自家沙发上从电视上了解和欣赏历史。这是应该的享受，现代化的传媒给我们提供了这么优越的条件，我们理当享用它，你总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象我等这帮发烧友一样没事就带着两个面包外加一瓶矿泉水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冷清的档案馆里去翻那些堆了许多灰的原始档案吧。但遗憾的是，许多有意或无意地担负着给大众传播历史知识的写手、编导们，也不愿意穿越时空到历史的层面去调查走访，不愿意去花精力翻查那些尘封着的原始档案，他们创作的素材更多的也主要来自地滩“纪实”与前人所拍的影视作品，再加上自己的主观臆造，于是，一部新编历史剧便诞生了。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是编导与写手们对大众市场的评估，观众喜欢怎么看就怎么拍、读者喜欢怎么看就怎么写。于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新作，便越来越歪，越来越背离真正的历史。
　　我也曾向一些编导演提出过一些人物身份语言等方面的失实和不妥之处，可人家更是理直气壮：您说的也许对，可我们得考虑多数观众的欣赏习惯，或者说的赤裸一点，我们得考虑票房呀。人家都这么说了，那我就更不好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不能不承认的是，尽管这一类喜欢戏说和臆造的创作者在面对批评时总要说一句“我这只是一部艺术作品，没要求大众把它当正史”，尽管多数的大众也没能从显意识中认识到这样在随随便便的欣赏之中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但它实际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却是相当严重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担忧了。
　　因为这个担忧，便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才能用最简单最让人愿意接受的方式纠正这些被误读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想来想去，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文字。也许很粗浅，也许都是一些非主题的旁枝末节，但绝对没有半点虚构；不敢奢望能讨人喜欢，不敢奢望能起到多大作用，只想尽一点责任，尽一点历史爱好者的良心。
　　（一）称兄道弟的荒唐
　　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象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和书信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时，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大小。从一些国军将领的来往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这种称呼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份稍低一些的军人，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军人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这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注重论资排辈的国军中，是丝毫也不能乱的。
　　称兄道弟的场合和适用的对象，从本义上讲并不难理解，之所以闹出上述的笑话，多半是我们的一些编导对国军军人的断代以及具体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够熟悉的缘故。
　　那么，国军军人该如何断代呢?
　　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国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阎锡山、程潜、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薜岳、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荃、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林彪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之风），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到是在涿州守城时，傅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份的原由。
　　当然，除上述三所军校外，也还有大量其他军校的毕业生，不好一一断代，但也有着前后辈份的关系，就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衔蒋命去了前线，于是蒋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时给白发一电报，电文中有“使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的词句。以当时蒋白二人的出身资历和任职来说（蒋出身保定协和陆军速成学堂，白出身于保定军校），蒋称白及夫人为兄嫂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但反过来，如果白也称蒋为“介石兄”的话，就是大大的不尊了。还说北平傅作义与杜聿明会面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傅作义称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杜聿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兄”，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实际的情况是，当年杜聿明在北平见傅时，对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称的。
　　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作为长者的张治中要是这么称，就显的掉价了；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则是明显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的这位黄埔六期的小学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的资历和地位在当时的国军将领中是很低的，而且，虽然其生性残虐，外表却十分的虚伪和谦恭，并不象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象是个小流氓一般。抗战时有一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陈或坐或踱，而戴则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叫，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份关系，戴才称陈做老师的。张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资历在陈之上，且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胆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也不行，戴笠与张治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与傅作义的关系，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那部电影中的导演愣是安排戴对张治中称“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等，这种情况下，如果职级相差不大，多数便以同辈相待，可以互相的称兄道弟了。
　　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还有向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为示谦虚或借重时使用。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给李电报，“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换了贴子的把兄弟之间，年长的一方（哪怕只大一天）称对方时使用。张自忠留给冯治安的绝笔信中，就有“仰之吾弟”的称呼，盖由于二人是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单凭张对樊以“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
　　至于社交中称“公”的，只适宜对少数位高权倾、资深望重者。同一辈份的人可以使用，辈份稍低的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不同的是，称“公”时，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称李宗仁“德公”，称李济深“任公”，称程潜“颂公”等。
　　因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份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此多说，也没什么说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而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导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民国军人的出身与社交关系，才不会闹出笑话。
　　说起少帅，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张学良。的确，一直长演不衰的少帅戏中，不仅剧名用少帅直接命名，戏中“报告少帅”、“有请少帅”等台词也不绝于耳，就更让人感觉少帅就是张学良的专用代称了。
　　“少帅”二字，从字面本意上理解，似乎有“少年英俊”或“少年统帅”的含义，这也许是今天人们之所以用其代称张学良并借指某些少年得志而掌权者的主要原因吧。
　　其实，这其中有两个错误，两个至为荒谬的错误。第一，少帅在当时不是张学良的专称。“少帅”，即不是一级军衔，也不是专门特指哪一个人的别称，而是一种泛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高的军衔就是上将。只不过按照前清的惯例，人们仍然习惯称一些较大的军阀为“帅”。比如称吴佩孚“玉帅”（吴字子玉）、“吴大帅”、称张作霖“雨帅”（张字雨亭）、“张大帅”、称孙传芳、唐继尧等作“联帅”（孙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唐曾任西南联军总司令）等，这都是一种习惯性的尊称，在社交中可以公开使用。要是敌对方面的人员称之，则往往戏谑地将某人的特点（往往是不好的特点）加上帅联称，如称辫子军首领张勋“辫帅”、称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胡帅”等。总之吧，那个年代称这个帅那个帅的很多。因为手下人在公馆里往往称他们的主人作“大帅”，相应的对于这些“大帅”的亲属，便也往往戏谑地称作什么什么帅，比如什么“舅帅”--------军阀的小舅子、“姑帅”--------军阀的姑爷（即女婿）、“少帅”--------军阀的子侄等等。
　　在那个群雄割据混战的年代，被称作“帅”的军阀是此起彼落，大帅们三妻六妾，他们的儿子不会比他们的数量更少，少帅自然就比大帅更多，至少肯定不会仅仅指张学良一人。西北军阀马麒之子马步芳、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之子陆裕光等，都是当年风流一时的“少帅”。
　　您可别误会，不要以为只有长大成人并带兵打仗了才能称作少帅。不是的，恰恰相反，称某公子为少帅，往往是称那些未成年孩童的，而一旦长大成人了，再称少帅就显的不恭了。
　　当然，出身军阀家庭，子承父业，并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当首推张学良，而更主要的是近些年来一些文艺作品的炒作，于是给人一种误解，好象“少帅”就只是张学良的专用别称似的。
　　如果说“少帅”作为张学良的专门代称已经被现在的人所接受，作为第三人称，到也勉强说的过去的话，那么这第二个错误就是绝对不该有的了。
　　第二，少帅在当时不是一个美称，因而不可以当着张学良的面称。就象“小姐”一词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尊卑荣辱一样，“少帅”一词也同样的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感情内涵。“少帅”一称，在当时与称“姑帅”、“舅帅”、“胡帅”、“辩帅”一样，更多的带有贬意，而绝对不含丝毫敬仰与爱戴，往最好处说亦不过是逗小孩子玩时的戏称。
　　对于张学良来说，他的的确确是个“少帅”，而且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少帅”，而且在他已经长大成人接统奉军后，将其称作“少帅”的也大有人在，但称张学良作“少帅”的人们，其内心所想表达的感情却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在一些与奉军敌对的阵营中，此称呼多带有蔑视的心理。在当年的京津一带，此称呼还带有憎恨的心理。因为当年吴佩孚直军在当地表现出良好的军纪，而奉军的军纪则极其败坏，人们对这位花花大少并没有半点好感，这和今天一些无知青年包括一些无知导演说到少帅时那种打心眼里流露出的羡慕与崇拜是截然不同的。帅府内部包括张学良自己知道不知道人们背后称他少帅时的感情表白呢，也知道。所以，当时的人们称呼“少帅”时，都是背地里私下谈论，而绝对不敢当面称呼。奉军内部有没有人如此称呼少帅呢，有，但绝对更只能是背后称呼。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剧中人不论是辈份高低、职务大小，也不管张此时是统军将领还是幼稚孩童，都毫不顾忌地称张“少帅”，甚至当面喊叫，似乎这一称呼充满着无限的敬仰与爱慕，这就是荒谬失实的了。
　　实际上，当年在奉军和大帅府里，彼此之间的称呼是很讲究的。一般来说，张的部属只能称他不同时期的官职，如“军团长”、“总司令”等。于凤至、赵四小姐则称他“小爷”。胡若愚、周大文等，虽是极好的慕友，公开场合也称官职，私下则称“汉爷”。张景惠、汤玉麟等少数几位父执，才能叫他“汉卿”。只有张作霖，才可以不分场合地叫他“小六子”。至于“少帅”一称，在大帅府里，就是背后，这样称呼的也不多，因为那些受到张家恩宠的人们在当时绝对不会想到“少帅”一称会在将近百年以后的今天变成如此的充满爱意。
　　张学良本人也是最讨厌人们称他“少帅”的。在他自己看来，“少帅”这种称呼，就跟古代的“衙内”一样，会令人们把他看成是依仗父亲权势横行霸道的孩儿辈，或者是阿斗一类的人物。而实际上，他所担心的一点没错。
　　曾经多年辅佐张作霖，后来被张学良诛杀于老虎厅的杨宇霆，在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最可能的接班人之际，恃前代老臣资格，在与人谈及张学良时，仍用轻薄的口吻称其“少帅”，使张学良感觉受到侮辱，更加对杨不满。杨之被诛，固然不是一句“少帅”惹来的，但张学良对人们称他“少帅”的不满，对杨屡屡在背后称自己“少帅”的羞愤，却是事实。由此可见，作为张作霖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杨宇霆，称呼一句“少帅”都会招来杀身之祸，其他人特别是张的部属下人们怎么可能敢于当着张的面称呼“少帅”呢？其实，许多当年追随张学良的将领，出于对他的尊敬，即使在多年之后，在与人谈及张学良时，在写回忆文章时，对“少帅”一称，也很是忌讳，一般是不会使用的（但近年有人开始这么用了，不知是这些人也在追风呢，还是捉刀者擅自的下笔所至）。只是近些年，一些无知的文人和编导们出于羡慕与崇拜或者其它不为人知的心态，才以夸张的标题和做作的声势，而“少帅”“少帅”地嗲叫个不停。
　　影视中这方面的错误最多也最显而易见。比如近年公映的影片《太行山上》，就有国军官兵手持司登式冲锋枪射击的场面，让人晕呕不已。当然还有更离谱的，前几年的也是主旋律的影视作品如《长征》、《大决战》、《新四军》中，红军使用司登式、新四军和解放战争中的解放军用现役五六式的镜头甚至是特写镜头也履履出现，真让人不知说什么是好。如此严肃的作品出现如此荒唐硬伤，怎能不为中国的影视悲叹。司登式冲锋枪是英国在二战中后期生产的，进入我国是在四六以后的事了。我真不知道导演们是怎么把它用在了三十年代的中国军人的手中的，实在荒谬至极。
　　你可不要以为这是编导们的幽默，就象某个小品中刘备用摩托罗拉一样，是为了博得观众开心一笑，不是的，人家可是正剧。不过，你在感到浑身发冷的同时，也必然会感到它的让你绝对笑不出来的另一种幽默的。
　　中国使用和制造冲锋枪并不比冲锋枪的故乡西方列强晚多少。在二三十年代，中国还是全世界范围内使用冲锋枪最多、创造的战例最为辉煌的国家，但那不是司登式，也不是M3，而是第一代冲锋枪的汤姆森和伯格曼。
　　最早购进冲锋枪的应该是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于1922年购自美国檀香山的汤姆森M1921式，共三十支，带一百发弹鼓和二十发弹匣那种。全部装备其卫士大队。陈炯明叛变时，卫士大队奋起自卫，该枪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给叛军以很大杀伤。有一部短片，孙中山开完国民党一大步出会场，孙身边几名卫士肩扛的便是此枪。大约在1923年，广东石井兵工厂最先仿制该枪成功，但由于其制造工艺复杂和成本过高的原因，产品并不多。后刘湘川军亦仿制，到其兵工厂交由中央的1938年止，共出品达4700支之多。其嫡系部队曾大量装备，如土城之役时的郭勋祺旅中，每个步兵连均有三个冲锋枪班，火力密集程度可想而知。
　　最大量生产汤姆森的当属晋绥军阎锡山，从1926年开始设立专门的冲锋枪厂进行生产，至中原大战时，其最高月产量曾高达900支。阎锡山对于冲锋枪的贡献极大，他是全世界第一个将冲锋枪普及到全军每个步兵班的。早在阎军参加北伐时，晋绥军每个步兵班便已普遍装备冲锋枪一至二支，这一点比制造和使用冲锋枪一直领先的西方军队提前了差不多二十年。他还是全中国第一个将冲锋枪称之为冲锋枪的。一直到抗战时期的1941年，由国民政府兵工署规范的兵器名称中仍然没有冲锋枪一词，而将此种兵器称作手提机枪，冲锋枪一称是在抗战后期才开始的，而阎锡山早在1926年便已使用这一名称了。
　　毕竟汤姆森对工艺的要求太高，制造不易，相对来说，伯格曼则结构简单，更适合简陋设备条件下的粗工生产，所以，除了山西、四川曾大量生产汤姆森外,各兵工厂和修械所生产的冲锋枪，主要的都是被俗称为花机关的伯格曼。在这方面，北洋军阀比西南军阀更早地开发和生产。由其把持的奉天，天津、巩县、汉阳，金陵，上海等各大兵工厂都曾大量生产此枪。北军中的伯格曼迅速普及，特别是高级将领的卫队，更是如此。南方军阀生产此枪比北军稍晚，但也很快普及，就连名列末位的四川小军阀罗泽洲师的修械所，就连比罗泽洲还小的福建小军阀郭凤鸣旅的修械所，就连倍尝艰苦穷困的红军根据地的修械所都可以生产此枪，可见伯格曼在当年普及的程度。
　　将冲锋枪成营成团的装备，绝对不是二战时期的苏军首创，中国要比他们早的多。比如张宗昌的卫队旅，比如冯玉祥的手枪旅，都是整营整团甚至整旅的装备，就连川军小军阀罗泽洲部队，也是师有手提机枪团，旅有手提机枪营，团有手提机枪连。实际上，除晋绥军是将冲锋枪每班一至二支平衡配备外，那时多数军队都是将冲锋枪集中使用，手提机枪连、营极其普遍。
　　在红军中，也有大量使用柏格曼的战例。朱德在井冈山时期，有一个卫士班，也是每人一支伯格曼。每到敌兵追近，朱便亲自指挥该班狙击追敌。著名的抢渡大渡河十七勇士，便是每人一支盒子炮，一支花机关，一把大刀的超级配备。在国军的剿匪战报中，也每每有“匪军装备虽劣，但往往集中驳壳、手提机枪猛扑一点，致频频得逞”的字眼，可见那时的伯格曼，当之无愧的该属于明星级的兵器。
　　如果反映北伐和十年内战内容的影视片中出现冲锋枪，刘湘部队和阎锡山部队，就应该是仿汤姆森，其它别的部队则全部是伯格曼，不可能有其它别的枪型大量出现，出现了就是错误的。
　　二三十年代之所以大量生产冲锋枪，主要是为了填补轻机枪火力的空白，是意图使之完成突击步枪或轻机枪的职能，川造汤姆森的枪管比原枪长出许多，就体现了这种用意。全面抗战爆发后，各路军阀的兵工厂全部划归国府统一生产，轻机枪的生产规模迅速提高，基本可以满足前线消耗，加之这时国人也还并没有认识到冲锋枪应有的战术价值，冲锋枪的生产便停止了。整个抗战时期，除八路军曾少量生产外，大后方的国府兵工厂并未生产过一支冲锋枪。在美援来到中国之前的抗战中，冲锋枪的使用远远不如二三十年代，当然也有，但很少。
　　随着美援的到来，美制冲锋枪成批进入中国，其型号有汤姆森M1928和M1A1，并有少量M3。全面内战爆发后，又有加拿大制英式司登冲锋枪大量进入中国，此一时期的冲锋枪便主要是以上几种。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也有少量苏制PPSH41冲锋枪使用。柏格曼因为早已停产，而冲锋枪的寿命又极短，在内战中估计不会再有堪用的了。
　　对于有万国武器博览馆之称的中国军队来说，特别是对于靠搜集缴获来补充武器的zhonggong军队来说，在他们手中出现什么枪都是不奇怪的，但三十年代的人用四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枪则真真是“拿起狗来打砖头”的天大怪事了。
　　（四）武装带的泛滥
　　武装带我也不知道如何定义，但今天并不难见到，只要走在大街上，你看所有各单位大门口站岗的保安，他们多数系的就是武装带。
　　武装带为军官专用，因旧时军官佩军刀于腰带左侧，为防较重的军刀将腰带坠斜影响军容，故置一肩带右肩左斜地吊住腰带，这加了肩带的腰带就是武装带。后来军常服很少再佩军刀，但武装带却并没有跟着军刀一起从军官的身上解下，因军人扎武装带比扎腰带更显英武，因而得以保留。
　　有些人将今天我军用的外腰带称作武装带，是错误的。武装带与外腰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有肩带而后者没有肩带。还有，腰带有宽有窄，而武装带中的腰带部分全是宽的，如果是扣眼式的，则全部都是双排扣的。国民政府时期的武装带又俗称斜皮带。在当时如果说：这小子有出息，扎上斜皮带了。就意味这个人由士兵提拔为军官了，因为一般只有军官才能有资格扎武装带，而士兵通常只能扎腰带。
　　中国军人扎武装带始自一九二二年奉军的整军经武。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后，开始实行一系列军事改革，不仅其军事思想，组织编制，军需制度等有别于北洋旧制，就连军服军饰也是另搞一套，其中就有武装带的采用，开创了中国军人系武装带的先河。而关内的北洋直系皖系及西南军阀的川滇粤桂等军系从始至终都采用的北洋旧制，北洋军服又是从日军移植而来，军刀直接挂于内腰带上，故没有武装带的配置。至于电视剧中比如中央台正在热播的《啼笑因缘》中北洋军人系的武装带，还有前几年看到的一部反映李烈钧讨袁的电视剧中反袁军系的武装带，都只能归功于导演们想当然的臆造。
　　黄埔建军时，由王伯龄主持的军服设计，也采用武装带作为师生军常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成为大革命时期很是风光的一个亮点。后来军服虽有改动，但武装带仍旧保留下来，直到抗战胜利后，武装带才在中国军人的腰上解脱下来。
　　武装带源自西方军队，上个世纪前半叶比较流行，二战结束后基本废止。今天，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的军队和中国极多数单位的保安仍旧使用外，军队中已经很少见。
　　但我们擅长戏说的导演们似乎却并不甘心，不管历史上中国军人的武装带是什么时候开始扎的，什么时候开始不扎的，而只凭着好看，就将其无限地前后延长。从辛亥起义的民军到四九年仍旧与新中国对抗的国军残军，都硬性地给他们扎上一条，反正扎了比不扎好看，管他历史真实不真实呢。不仅如此，许多影视中还给压根就没扎过武装带的侵华日军也扎上一条，似乎不这样就显不出小日本的威风和俊美。于是便有了如《啼笑姻缘》中那样的佩着北洋军的肩章，扎着国军时期的武装带的怪物；于是才有了象《亮剑》中楚云飞那样的戴着不知哪一国的军帽，穿着似乎是美军式样的开领军常服，佩着国军抗战胜利以后才有的帽薇和领章，扎着国军抗战胜利以前使用的武装带的怪物；于是才有了象《东宁特遗队》、《亮剑》中那样的不知穿的是哪一国军装的日本鬼子。
　　（五）美式军服的胡绉
　　国军军官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取消了武装带，军官常服采中西结合式，是在中山装的基础上，肩部加有肩袢，腰部加有一条类似风衣那样的布制束腰带，有点象猎装，但上衣领口系风纪扣封口而并不开领，领花在领口处，军衔标志在肩袢上。尽管加了西方风格的肩袢，更多的还是中式风格。这么说吧，解放战争时期国军的军官常服，一个最大的特点第一是取消了武装带，第二是军常服上衣并不开领，而且压根就没有过开领。
　　抗战后期，接受美援后，曾有美械装备的国军，但那只是武器，并不包括军装。不错，在远征军，驻印军等少数部队中，曾有过美式夹克，美式皮鞋和英式钢盔少量的供给中国军队，但从没有过西式开领的军常服供给中国军官。老电影《战上海》中国军军长邵壮所穿的美式军用夹克，即为抗战后期美援军服之一，在国军中确有此种情况，但数量极少，而且那只是夹克。当然也可能会有以下两种特殊情况：即在华的美军顾问将自身军装作为礼物赠给要好的中国军官，或者个别留学英美军校的学员由国外穿回。但不管哪种情况，都绝对是风毛麟角，一千人中也难有一个，而且即使这样，拥有这种西式军服的人也只能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偶尔穿一下罢罢酷，而绝对不敢在正式场合公然穿着。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军官从上将到少尉，不敢说百分百，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直穿的就是国军中式军服，那种严格系着风纪扣而从不开领的中式军服。
　　但电影中电视剧中却又是一番景象了。大概是从文革后期的一部由王心刚主演的电影《侦察兵》开始，银幕上的国军军官穿上了开领的象是二战时的美式军服又象是现在我军正在穿着的夏常服那样的军装。七十年代末又有一部电影《保密局的枪声》紧随其后，那里面的国军也全部是这种装束。不过这时好在还没扎武装带，给解放战争时期的国军扎武装带是大约九十年代后期导演们的再创造。再之后便以讹传讹一窝蜂似的在电影电视剧中普及开来，这原本不伦不类的军装于是被许多人误认为就是那一时期国军的标准军装了，实际上这都哪跟哪呀？
　　你仍旧不要以为这是编导们故意的搞笑，不是的，人家仍旧是正儿八经地教育电视机前的观众并使他们同样正儿八经地相信，那时的军装就是这个样子。
　　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至少对于电视机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观众来说是这样。
　　从电影电视剧中学习历史，已经成为许多人包括许多导演最便捷的功课，而它所造成的危害也正由此通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因为我们的驻地正处在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的关系，与此有关的电影电视剧便屡拍不止，官兵们便经常地被派去充当群众演员过一把戏瘾。我就有机会曾向一些导演指出过服装道具的失实，可人家很是礼貌很是坚定地说：“您搞错了，您看某某电影某某电视剧中的国民党军官，不都是这么穿的吗”。到把我驳的无言以对。
　　真盼望着有一天中国也能出现象《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那样的作品，也真的希望那些无知的导演虚心地听一听别人的意见，踏踏实实地补一补自己的军事历史修养。
　　（六）是大炮还是小山炮
　　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电影中，将75口径的山炮称作小山炮的，我是只看到《集结号》中有这种现象。那里面曾不止一次地通过团长与连长之口不屑一顾地将缴获的日四一式75毫米的山炮称作小山炮，这牛逼就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第一，是当时没有将75毫米口径的山炮称作小山炮的；第二，是当时作为一个团长和连长，是没有权力处理缴获的这个大家伙也没有理由对其不屑一顾的。
　　再怎么去翻国共两军的原始档案，再怎么去读双方将士的回忆文章，都绝对看不到将75山炮称作小山炮的记载，到是称其作大炮的比比皆是。
　　大与小，快与慢，都是相对的，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换着不同的定义的。兵器的口径与射速也是如此。比如说早年的79口径套筒步枪（也就是后来人们说起的老套筒），就是典型的小口径连发快枪，这是相对于更早时的11毫米以上的口径和每次仅装弹一发的步枪而言的。你要是拍那个年代的电影，要是从清末新军口中说出79口径太大说它射速太慢的话，那就是胡说八道了。
　　从民初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人们一般将除了迫击炮以外的57毫米以上的火炮称作大炮，而将45毫米以下的步兵炮、高射炮以及60毫米以下的迫击炮称作小炮或小钢炮，大于75毫米的，往往就称作重炮了。在整个民国时期，小炮的品种在当时是很多的，而且一直是在不断进步的，但大炮的种类却极单调，就只有75毫米这一种，而且是在不断退步的。至于重炮，其数量极少，远远无法与75口径的山炮、野炮相比。
　　和枪的口径大小是相对的一样，炮的口径大小轻重也是相对的，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的。在清末刚刚从国外引进火炮时，因为主要是57毫米和75毫米两种口径，所以当时有将75毫米火炮称作重炮的。但到了民国初年，大于75口径的火炮又进入到中国，75口径的山炮和野炮，才将重炮一称让位给了更大口径的火炮，但一直到大陆解放为止，重炮在中国的战场上都占极其少数，75口径的山炮和野炮也就仍然是国共两军的绝对主力大炮。
　　为什么呢？这要从民国时期暨解放战争中火炮生产装备的情况来说了。
　　和小炮的生产与列装正相反的是，自从1912年民国肇始，到1949年河山变色，中国军队的大炮（即75口径为主力的山炮和野炮）的生产与列装是一代不如一代一直走下破路的。
　　先从生产上说，洋务运动后，中国的兵工生产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进步，到民国建成后的北洋军阀统治初期，中国的兵工生产达到了民国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颠峰状态。这一时期，能够生产大炮的，有上海、汉阳、沈阳、太原等数家，特别是沈阳与太原两家，大炮的生产相当多。到了北伐完成后，由于连年的战乱，上海、汉阳等厂的大炮生产已经停止，无力再恢复生产。沈阳与太原两家，仍然保持了几年的强势，但随着日本的入侵，先是全国也是全亚洲最大的兵工厂沈阳兵工厂落入敌手，之后不久，太原厂也沦陷。这时全国能够生产大炮的，就只剩下广东石井与湖南株州两厂，但该两厂与沈阳和太原比起来，却连其五十分之一的能力也不具备。到了全面抗战暴发后，这两个厂也停止了生产，从此一直到大陆解放，中国再没有哪一家还能够有能力生产大炮。
　　再从军队列装的情况看，大炮的装备情况也同样是一直不断地走下坡路的，特别是队属炮兵，就更是如此。民初北洋陆军时代，每师编制有一个炮兵团，每团野炮一个营，山炮两个营，每营六门制炮连三个，全师共有75口径野炮18门，同口径山炮36门，共计全师大炮54门。
　　有的人可能认为这只是编制表上的数字，不，这不是仅仅停留在编制表上的数字，而是基本满员的实力数。在当时袁世凯统治时期，北洋陆军的编制绝对是齐装满员的，极少出现过后来兵员吃空额和炮兵团缺炮骑兵团没马的情况。北洋陆军时代，是中国近代陆军建设唯一一个和列强相比不逊色的时代，之后就开始落后无法与人相比了，直到今天。因本人有专门文章论述此一情况，这里不再聱述。
　　北伐完成后，因为此时军队数量膨胀而大炮的生产基本停止，国军的大炮装备就很差了。到军队编遣时，多数中央军每师能有一两个连大炮就算很不错了，而此时的炮兵连，也已不再是北洋时期的六门制，多数能维持四门制，有的只是每连两门而已。到是杂牌军中，尚有部分师继续维持了师属炮兵团的编制，比如湘军何健师、五省联军改编的王金钰师、西北军的韩复榘师、石友三师、孙良诚师、直鲁联军改编的刘珍年师、徐源泉师等，均有师属炮兵团的编制，但此时的炮兵团已经不再是编制75山野炮54门，而多数已减少至36门了。东北军和晋绥军的大炮装备是最多的，但两军均没有将炮兵团编到师，而是平时集中管理，战时配属各师作战，但就总数来说，东北军与晋绥军的炮兵是最强大的。
　　到了抗战时期，由于全国再没有哪一家能够生产大炮，而全靠进口，故此时队属炮兵的装备也下降到了几乎最低点，许多正规军的陆军师一门大炮也没有，战时能够得到的加强平均也少于一个连的水平，许多中央军的王牌军，才有一个12门制的75毫米山炮营，就算是特别牛逼的了。长沙保卫战时，曾在北伐时以铁军著名的第四军，全军总计仅有一个军属炮兵营，共有75毫米山炮12门，所属各师一门大炮也没有。因为任务的需要，第九战区配属给该军一部分炮兵，计有105毫米榴弹炮一个营共6门，76.2毫米野炮一个营计11门，75毫米山炮一个营计12门，37毫米战车防御炮一个连计4门，加上该军那12门75山炮，总计不过45门火炮。在今天，象上述这种口径的火炮，而且只有45门，即使是配属给一个主攻的步兵连，连长大概都会一肚子不满，但在当时，一个担任主要防御任务的著名的第四军一个军，能有这样的火炮配备，在九战区炮兵参谋长陈宏樟眼中，却被描绘成“炮兵……火力相当强大”，从这位当年的炮兵行家的口气中，我们应该能够知道当时炮兵的情况了吧。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由于有了美国的外援支持，重炮方面有所加强，美制105毫米的榴弹炮已经装备到少数几个王牌军（整编师），但直到这个时候，即使是五大主力这样的部队，每个师（整编旅）的大炮，也最多没能超出12门，而且也全是清一色的75山炮，就是谷子地不屑一顾地说出的那种小山炮。象李弥第八军这样算是很有名气的嫡系中央军，一个军总共仅一个8门制的105榴弹炮营，所属各师的75毫米山炮营，也都是8门制；东北战场也小有名气的新七军，全军不过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连，还是上级配属的而不是编制内的，所属三个师中，只有新三十八师有一个12门制的75毫米山炮营，其他两个师一门大炮也没有。至于中央嫡系以外的杂牌军队，就更不用说了，比如淮海战役中，象四十四军这样的部队，全军只有11门半个世纪以前出厂的旧式沪厂造仿克式75山炮，下属的师一门也没有。
　　至于zhonggong军队的情况，以前的不说了，就说装备改善以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吧，以装备最强大的东北野战军中装备最好的一纵（也就是后来的三十八军）为例，到了大决战时，全纵也就是仅有75山炮30门，75野炮13门，105榴弹炮9门，所属各师一门也没有，全由纵队掌握，战时根据需要向下配属。
　　这是东野的情况，全军最牛最牛的了。其他的部队，谁敢和东野比呀。当时陈谢集团奋战豫西时，其九纵全纵队仅有山西造75毫米山炮3门，最强的四纵，也不过全纵8门75山炮而已。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战役时，其王牌一纵（也就是后来的一军）全纵队连一门75毫米的山炮也没有，威力最大的重武器也就是13门不同口径的迫击炮而已。
　　《集结号》反映的中原部队，其装备情况远不如华东，更不如东北，但要比西北强，估计和陈谢集团差不多。即使他们真能象东野那样的牛逼，哪个连长敢那么大市，对一门四一式75山炮如此的不屑一顾，又有哪个团长敢对于一门新缴获的75山炮那么随便地调配。别说作为一个中原部队的连长团长就敢对四一式山炮那么地不屑一顾，即使他就是华东的或是东北的，即使他是个旅长师长，缴获一门基本完好的四一式山炮，也够他乐几天的了。
　　诚然，就象我们早已不再将8毫米甚至10毫米口径的步枪称作小口径步枪一样，也没有谁再将75毫米口径的火炮称作大炮了，但今天的标准不能代表昨天的标准，不然社会就不再是前进的了；同样的道理，就象今天我们可以对二十吋彩色电视机不屑一顾，但三十年前的我们却无论如何在谈起二十吋彩电时没办法不羡慕一样，今天哪个步兵团要是再缴获一门75口径的山炮也同样不会有谁再把它当作宝贝了（122毫米榴弹炮营早就列编到我军步兵团了），但今天的眼光不能代表昨天的眼光，不然我们就没办法区分历史与现实了。
　　（七）飞雷筒不是步兵用的
　　先说说什么是飞雷筒。
　　飞雷筒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土法研制的一种工兵兵器，又名抛射筒。一般口径300—500毫米，中原我军各纵队都有，但标准不同，口径各一。该筒以发射炸药包为主，炸药包重一般十余公斤，大的有二十余公斤的，射程达二三百米，爆炸威力远比一般炮弹大许多，主要用于打击敌堡垒，也可杀伤敌步兵，因主要靠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把人震死，故许多被其杀伤的敌军士兵从表面看并无外伤，因而在当时有“土原子弹”、“没良心炮”的叫法。
　　飞雷筒在影视中出现的不多，《大决战》之《淮海战役》中有，最近上映的新片《集结号》中更有多个镜头，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但可惜的是，后者在电影中那样的使用，却是一处硬伤，因为它根本不可能用于一个单独打阻击的步兵连中。
　　首先，飞雷筒在当时，属于技术兵器，但又是土造技术兵器，安全系数不高，很难驾驭，弄不好会炸了自己，所以它是工兵专业分队才能操纵的家伙。在当时的工兵连中，每连也就那么四到六具，多的也不过八九具，而且这个工兵连还不能干别的，就得专门伺侯这几个大家伙。象影片中那样在一个主要任务用于打阻击的步兵连中配备那么多具，绝对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是那么轻易就可以由一个步兵连玩得转的，何况这个连还只有四十几个人，就是玩得转，光伺侯它，也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其次，飞雷筒主要集中用于攻坚，少有用于防御作战的。当然少有不是没有，也有用于防御的例子，但那是大规模防御作战，一般是旅或纵队一级的防御作战，由旅长或纵队司令直接掌握，由工兵单位操纵，作为旅或纵队防御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绝对不可能加强到独立打阻击的步兵连由连长指挥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加强到某一主要防御方向的步兵单位，那也得是整个的工兵连加强过去，不可能只把那几个大家伙交给步兵连就行了。而实际上，即使工兵连肯这么做，也不会有哪个步兵连长敢接，因为他们伺侯不了那玩艺
　　第三，飞雷筒在发射时，要在下部安置大型座板或将筒身大部埋在土里，才能吸收那强大的后坐力，并保证射击的安全和准确。你想呀，能够把十公斤二十公斤甚至更重的炸药包送到几百米远，那后坐力得有多大，岂能随随便便斜着放在地上就可以发射的。影片中那个放置法，有点糊弄小孩子的感觉了。
　　相比起来，这最后一点容易原谅，因为影片中表现的基本不是特写，一晃就过去了，不认真看是看不出来的，但前两点却是致命的。
　　（八）驳壳枪该怎么携行
　　电视剧《井冈山》中，有大量贺子珍背驳壳枪的戏。片中的贺子珍左肩右斜地挎着一支驳壳枪，一条皮腰带，紧紧地扎住那好看的小蛮腰，也紧紧地将枪的背带前后全部扎在其中，那枪背带调整的很短，被牢牢捆扎住的驳壳枪的枪盒几乎挨到了腰带上，人看上去很干练。还有最近让许多人爱的流口水的《狼毒花》，那片中的主人公（叫什么我忘记了）也是一样，那把盒子炮竟然被九龙带（驳壳枪子弹带）给完全地箍在了里面。男女演员的身材都不错，配以这样的捆扎法，甚是好看。可我不明白的是，这枪到底是用来打仗的呢？还是作为一件饰品供他们臭美的呢？要是为了臭美，那我就不敢多管闲事了；可要是为了打仗的话，我可就为他们捏了一大把汗了，因为他们这样的捆法，要是遇到紧急情况，可怎么能够迅速地把枪抽出来呢？
　　我们在一些旧的文献照片和一些文革前老电影中，看到人们背驳壳枪时，都是将枪背带置于腰带也包括身上的所有带子之外的，都是将枪的背带放的很长从而使那长长的木盒子吊到屁股下面的，同时，更多的人都是采用右肩左斜的方式背挎的。为什么呢？这是有道理的。
　　其一，作为随时准备抽出来应付突然情况的手枪来说，它背在身上，不能被任何的其他的带子所束缚，而只能置于其他带子的外面。这是一条铁律，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军队都必须遵守的铁律，谁不遵守，谁就是找死呐。
　　其二，驳壳枪枪身特别长，一般都在300毫米以上，所以，枪背带的长度应调整到当右臂伸直或略弯曲时刚好方便地握住枪把，这样才能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右臂略弯把那长达300多毫米的毛瑟手枪从盒套中抽出来。二战时德军一般将手枪置于腰带左前侧，美国人习惯将左轮斜挎到屁股上或固定在右大退部而且一般都放置的偏下，也都是为了右臂伸直时方便地握住枪把抽枪的。
　　再来看《狼毒花》和《井冈山》中男女演员的背枪法，要想抽枪，势必得将右臂使劲地弯曲才能握住枪把，而要再将那300多毫米的枪身完全地抽出盒套，右臂就还得再使劲地弯曲。可人的胳膊就那么个构造，不是主观上的努力就可以无限弯曲的呀，尤其象剧中贺子珍那样娇小的女人，腰带又系的那么靠上，她要想握住紧挨着腰带的枪把，右臂就已经得弯到差不多极限了，她要怎么弯曲大臂才能将那300多毫米的驳壳枪从木盒子里抽出来呢，而且那枪背带又让皮带给紧紧地束缚住纹丝动不了。我真是为她担心，这要是遇到白狗子，人家哪怕就是远在一百米以外冲过来活捉了她，她的枪也未必能抽的出来。
　　实际训练与作战中，驳壳枪抽枪的要领大致是这样的，如果是右肩左斜的背法，是用左手握住枪盒下部，将枪体送至身体的左前侧，右手握住枪把，同时用拇指按压盒盖卡扭开启盒盖，双手合力将枪抽出；如果是左肩右斜的背法，则先用右手抓握枪把及枪盒上部，将其送到身体前侧或左前侧，左手接住，下面的步骤与右肩左斜的背法相同。当然，因为驳壳枪的木制枪套较重，向下的垂力较大，单手操作也并不困难，但要是皮制枪套，单手操作就明显困难了。
　　显然，上述两部片的导演和演员，对他们使用的重要道具是一丁丁点也不熟悉也不练习一下，因为只要他们练习一下抽枪的动作，哪怕就练那么一回，就知道这样的携枪法要想抽出枪来有多么的困难了，遗憾的是……人家没那个空。
　　（十）中正式不是抗战时的主力步枪
　　前几年，有人写过一篇文章，是讲常德之战中国军队的轻兵器强于日军的，后来此文曾在网上转载，再后来又有人依样画葫芦地论证说整个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轻武器强过侵华日军，于是这一论点被许多人接受并转载。
　　前后文章之所以说抗日军队的轻武器强过侵华日军，其中一个根据，是说中国军队装备的中正式强过日军的三八式。这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先不说中正式是不是真的就强过三八式，即便真的就强过三八式，常德之战中的抗日军队装备的步枪是不是都是中正式呢？我看不全是。那整个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装备的是不是主要是中正式呢，更绝对不是的。
　　中正式是1935年由巩县兵工厂依照德二四式步枪仿制成功的（此说有争议），被列为国军制式步枪。许多网友可能认为既然是国军制式步枪，那当然肯定就是抗战的主力步枪了。
　　实际不是这样的。虽然中正式是国军的制式步枪，但作为使用量特别大的步枪来说，由于受国防经济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太甚，其转产与换装来的十分的缓慢（目前解放军现役步枪五六式、八一式、九五式三代同堂的现象，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因而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正式的装备仍然只占少数。
　　1937年9月开始，全国各路诸侯的兵工厂全部陆续内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以前各自独立的兵工厂此时全部划归国有统一计划统一整编，使每一兵工厂都不分地域与派系地集全国某一方面的精英专门生产某一种或某几种产品，达成了人才、原材料与设备的合理互补与优势联合，使中国轻兵器的生产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步枪的生产专由第一厂、第二十一厂和第四十一厂等三个厂承担。
　　从现在能够搜集到的数据来看，第二十一兵工厂自1939年至1943年12月为止（1938年以前的生产数字没找到），6年间共生产汉阳造206814支，中正式的生产纪录为零。这就说明直到1943年底为止，作为全国第一大步枪生产厂的二十一厂，仍然没有转产中正式，而全部的产品，仍然是诞生于半个世纪前的老枪汉阳造。
　　当然，这三个厂的历史有所不同，故而生产的重点可能会各有侧重。二十一厂总体上是金陵厂的底子，但该厂的枪厂却是汉阳厂的枪厂归并的，汉阳厂以汉阳造而闻名，故而生产汉阳造也许多些。一厂虽然是汉阳厂的老底子，但一厂的枪厂却又是接收的原来巩县兵工厂的枪厂，所以也许一厂步枪生产的重点是中正式。遗憾的是至今没能找到一厂和四十一厂的生产数字，不过有一份1945年三个厂的生产能力统计，却很可以说明些问题。这份统计表上，写明一厂月产量5400支（也有2000支与4000支之说），二十一厂月产量8000支，四十一厂月产量1000支。这也就是说，后两厂生产能力加起来，还不如与二十一厂一个厂的产量。而且一厂在搬迁来渝的过程中，先后两次遭受日军飞机的毁灭性轰炸，损失惨重，历经辗转抵达重庆后，因元气大伤，所以一直迟至1940年底才恢复生产，而以成功研制中正式而闻名的枪厂的复工，则更是推迟到1942年7月，与顺利搬迁基本没受损失而于1937年底复工的二十一厂相比，其总产量的差距就不言而喻了。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即使一厂的枪厂从1942年7月复工后所产全部为中正式，那么依照它的能力，它所出品的中正式的数量也远远无法与二十一厂出产的汉阳造相比。四十一厂原为粤军陈济棠的兵工厂，广东割据时期，以生产元年式、二一式为主，迁渝后所产到底是汉阳造还是中正式不清楚，但该厂出品能力更远低于二十一厂，不管它生产什么，都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
　　除此三厂外，还有位于东南敌后的五个小厂，也可以生产步枪，但这五个小厂的生产能力，就更微不足道了。
　　整个抗战时期，生产步枪的兵工厂，就这么几个。而从以上几家兵工厂的出产情况来看，则汉阳造直到1943年底以前，仍然占全国步枪产量的绝大多数。
　　那么在抗战的绝大多数时间段，我军战士手中主要是什么步枪呢？
　　抗战前中国的步枪生产，与全国兵工厂集中重组后的情况截然不同。在那时，除了中央政府所辖的兵工厂，还有象东北军、晋绥军、桂军、粤军、川军等地方军阀的兵工厂，还有数不清的象河南别廷芳、四川罗泽洲、湘西陈渠珍、闽南高为国、义勇军冯占海、匪军孙殿英那样的小型的和袖珍型的兵工厂，也都自己仿制步枪。仿制的型号也是什么都有，但除山西外，多数是以毛瑟98为基型的各种型号的仿制品或各种仿制品的仿制品。这之中，也包括汉阳厂的汉阳造和巩县厂的中正式。除主要靠仿制，各路军阀也包括中央军还通过各种合法的和走私的渠道购买洋枪，但其数量则少于自造。抗战的健儿们，绝大多数就是拿着这些在内战中打的老掉了牙的万国造加土造的杂式步枪参战的，而这其中，国产的汉阳造占据了最大的比重。
　　那中正式所占比重有多大呢？中正式的改良任务是由二十一厂于1943年10月完成的，大量生产则是从1944年初开始的。有数字表明，从1944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时止，以生产汉阳造著名的二十一厂制枪厂，这一年只生产汉阳造350支，便结束了它半个世纪的风云际会，停工下马，开始全面转产中正式，其他两厂也开足马力生产该枪，从三个厂的生产能力上看，其总产量应是不小的，但考虑到生产与装备的时间差，估计到抗战接近尾声时，抗日军队手中的步枪，中正式仍然不占多数，只是以很快的速度逐渐在增多罢了。
　　综上所述，如果说常德之战或某一次局部战斗是中正PK三八，也许没错，但要说整个抗战时期主要是中正PK三八，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是，在整个抗战时期，中正式只占我军装备步枪的很小一部分。
　　(十一)“东北军”、“晋绥军”等岂能用于正式文牍
　　前些年有部很火的电视剧《远东阴谋》，剧中有一场景，是一处军队驻地，驻地门前树了一块牌子，上面赫然书着“东北军XX师司令部”，当时看了很是吃惊。无独有偶的是，这几年又有一部比那更火的电视剧《亮剑》，那里面也有一处军队驻地前的大牌子，上面同样赫然地书着“晋绥军XXX团”，这可就真是蒙人太甚欺人太甚了。
　　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说起某军某师属于东北军、某军某师属于晋绥军，某军某师属于新桂系，等等等等，这都没有什么奇怪，都是尽人皆知的。但是，东北军、晋绥军、新桂系等这样的叫法，不是象“东北野战军”、“山东野战军”那样根据作战任务区分的军队编组，不是象“济阳舰”、“辽阳舰”、“岳阳舰”那样对某一舰船的命名，也不是象“云南省军区”、“青岛警备区”、“长山守备师”那样冠以地名的地方军事单位，它们代表的是军队的内部派系，是那一特定历史时期军阀割据的产物，是政府软弱因而无法有效控制军队的家丑，是与大一统的国家军队水火不相容的，因而是无法见容于国家政权的，因而是上不得正式台面的。所以，这种东北军、晋绥军、新桂系的称呼，都是私下里的，可以用于私人通信，可以用于非正式的交谈，可以用于秘密的会议，但它不能用于正式的文牍，不能出现在正式的会议上，不能书写于正式的表牌上。打个比喻，因为目前我军招兵体制的原因，往往在某一团队中，某一省的人特别的集中，又由于我军干部流动受限的原因，所以领导层中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因而官兵们便往往会在私下里议论说某某连长是“山东派”、某某指导员是“河北派”。只要在部队生活过些年头的人，相信绝对不会认为我说的是天方夜谈。但，即便他真的是铁杆的“山东派”或铁杆的“河北派”，他敢在正式的文件中使用“山东派”、“河北派”这样的字眼吗？
　　在民国的前一个时期，也就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说到“苏军”、“川军”、“陕军”等时，它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两个含义。有可能是和说起“东北军”、“新桂系”、“马家军”等一样表示的是某一军事派系，也有可能就是象今天我军“云南边防第X团”或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保安第X旅”等冠以地名的地方军队单位一样表明的是他所属的军队番号，因而有时他这么说就是合理合法名正言顺的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要加以区分的。因为在民初，国家的军队又区分为中央陆军和地方陆军，属于中央的全称作中央陆军第X师或第X混成旅，属于地方某省的则称XX省陆军第X师或第X混成旅。这属于某省的军队，在当时又往往简称作省军，比如“苏军”、“陕军”、“赣军”等，这是完全可以也应该公开地使用的。
　　容易混淆的是，从地方军队区分上说属于某省军的，其派系所属可能又属于另一个军队集团了，所以说某同一个将领或同一支军队，他这么说可能就是名正言顺的，而那么说可能就是荒唐可笑的了。比如李凤翔部福建陆军第三师，从军队区分上说，他属于闽军，但从军队派系上说，他又是不折不扣的直军。再比如胡毓坤部直隶陆军第四混成旅，从军队区分上说他是直军，但他这个直军与曹吴那个直军可不是一码事，从军队派系上讲，此时的胡毓坤是地地道道的奉军。所以李、胡二人就可以公开地分别使用闽军、直军这样的名份，正式的文牍上可以用，官方的会议上也可以用，军队的旗帜上官兵的臂章胸章上也可以这么标明。但他们直军、奉军这样的派别是绝对不可以在正式的场合和文件上使用的。
　　这种冠以省名的军队称呼，到了民国的后一个时期即国民政府时期，其含义所指，就只有一种情况，即指军队的派系而不是番号了。如1928年以后所称的川军、粤军、滇军、湘军、黔军等，所寓都是军队派系，便不能再象民初那样公然使用了。
　　“东北军”、“晋绥军”更都是军队派系名称，当然是绝对不可以昭然于大牌子之上的。《远东阴谋》、《亮剑》等剧中这样的处理方式，就只能归于编导的无知了。

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一次军阀混战。它也是在北伐后新军阀间问鼎中原的终极逐鹿之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走向。借此战役蒋介石虽取得了名义上的对全中国的支配权，但中国的整体国防力量遭受了严重削弱，国民党内部派别纷争依然剧烈，这使中国在日后面临日本侵略时，不得不吞下由此酿成的苦果。

枪炮未响先打笔战：冯玉祥亲自上阵 吴稚晖惬意痛骂

就在阎锡山仍纠结于打不打的时候，自编遣会议开始就引发的军队编遣问题重又喧腾起来。大家都知道，第一集团军即中央军，可是蒋介石却要求把第一集团军与中央分开计算，再外加一个中央区，算成两个单位。

别人才一个单位，还要削减，你有两个单位，还要扩大。这成了助饷之外，引发中央和地方冲突的最大原因。

可是当初这样的编遣方法，正是阎锡山自己在会上提出来的，如今他又不能否认，只能眼泪倒回去往肚里流。

正好阎锡山已起倒蒋之念，便趁势与蒋介石展开笔战。2月10日和13日，他两次致电蒋介石，主张戡乱不如止乱，并要蒋礼让为国，和他同时下野出洋，以弭争端——以前我糊涂我错了，我都认，可如果你糊涂你错了，也得认！

对于这种突袭式逼宫，蒋介石经历过多次，早就练就了一套金钟罩似的心理素质。他立即复电予以驳斥：“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滔之时。”

一石掀起千层浪。随着蒋阎分歧的公开化，南京为之震动，各种谣言纷传。蒋系的政客幕僚都赶紧拿起笔杆应战，除胡汉民、谭延闿等发电报对阎锡山进行责备外，吴稚晖也亲自出马，给阎锡山发去了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

蒋阎正式撕破脸，乃是冯玉祥最乐意看到的。蒋介石和西北军一度势不两立，但现在大家毕竟可以谈条件了。倒是曾经关系不错的蒋阎之间却越搞越僵，双方开始互相攻讦，电报措辞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

在笔战中被蒋介石弄得灰头土脸的阎锡山卖弄机巧，在仍想给自己留后路的同时，又有意为冯玉祥招仇恨。果然，潼关的讨蒋通电一发，蒋阎笔战马上延伸至蒋冯笔战。

3月13日，吴稚晖致电冯玉祥，称冯虚悬爱民之志，实质不过做了阎锡山的傀儡，同时劝他摒除干戈，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投入建设——你有这闲工夫闹事，多救济一下大西北的灾民吧！

冯玉祥接电后大怒，他自认熟读《三国》，又嫌幕僚写的文章太过文雅含蓄，便亲自执笔，用《三国》中诸葛亮骂死王朗的笔体，草拟了一封复电。

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老冯游戏笔墨，写来甚是酣畅淋漓，在他的想象当中，吴稚晖一读之后必然会气满胸膛，然后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可惜的是，吴稚晖的脸皮并不像王朗那样吹弹即破，也就不可能发生被骂死的情况，反过来，老冯自己倒很快就被动起来。

在蒋氏幕府，吴稚晖素有“疯狗”和“妖怪”之称，他与张布雷等笔杆子不同，笔战其实不是他的真正强项，他最擅长的还是打嘴仗，“放屁”乃是他的口头禅。冯玉祥亲自上阵来吵嘴，恰好点燃了他急欲喷发的肾上腺素。

吴稚晖先是提笔起草一封复电，将正在得意扬扬中的冯玉祥一顿臭骂。于是，起初讲究论经据典的笔战迅速发展成以人身攻击为主的骂战，“老少年”在其中如鱼得水，好不惬意。

在吴稚晖的诸多“骂作”中，有一篇名为“从东说到西”的文章最为有名。在这篇大作中，他从东到西，将参与反蒋的三个大人物冯、阎、汪全都拎出来骂了个遍——

冯玉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不要东张西望，说的就是你。你还不要会错了意，你虽有曹操的野心，可注定取得不了曹操一般的功业。你问我这是为什么，简单，因为你是“草包出身”！

阎锡山：治世的村中魈，乱世的狐狸精。我给你算过命，你终有一天会被观音姐姐摄入净瓶之中！

汪精卫：治世的好阿囝，乱世的泥公仔。别看你自诩什么党的领袖，没用，成不了多大的气候，最后只会跌进汤罐里，越弄越糟！

战事开启：冯玉祥阎锡山红眼 蒋介石几近失态

中原大战的潘多拉魔盒一打开，不仅冯、阎红了眼，蒋介石也几近失态。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并且不时挥舞着拳头，一副声色俱厉的表情。与会者从他的训话中不时能听到“杀、杀、杀”的字眼，那情形，就好像老蒋自己也正持矛持戟，在战场上冲杀一样。

从会场上走出来，将领们相视愕然，神情极度不安，显然他们也都被蒋介石的情绪给感染得不轻。

自接受杨永泰“削藩策”后，蒋介石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可以说从来就没断过，但哪一次挑战也没中原大战来得这么剧烈和严峻，其心情之紧张与惶恐可以想见。

中原大战的整个形势是，陇海线位于全局中央，津浦、平汉是其左右两翼。蒋介石认为，陇海线的得失胜负，对战局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不仅亲自对这一战场进行指挥，而且把主要兵力都用在了这一方面，手下能打一些的将领及其中央军精锐部队几乎全部部署其间。

按照郑州会议的决议，阎、冯在战略目标上曾将徐州与武汉同等看待，即陇海、平汉两线兼顾，但在两边幕僚的建议下，最后决定将战略重心集中于徐州。阎、冯任命徐永昌、鹿钟麟为陇海线的前敌指挥官，所使用部队包括晋军的三个主力军以及西北军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在各自体系中都是战斗力较强的劲旅。

5月11日，中央军与陇海线上的万选才、孙殿英开始大规模交战。万选才所部对外号称十万，其实只有五六万人，战斗力不济。孙殿英仅有近万人，打起仗来更差劲。激战几天后，万、孙两军渐渐不支，于是只得按照“先计败”的预定计划节节后退，其中万部退至归德，孙部退至亳州。

作战期间，杨永泰一直随军参赞。他的“削藩策”可概括为“四法对四军”，即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以政治方法应对阎锡山的晋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桂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依靠“四法对四军”，蒋介石先后度过了编遣会议、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等一系列危机。

现在这套谋略里面有的东西仍然适用，比如那个“以经济方法瓦解西北军”。只不过杨永泰又重新进行了引申，名之为“银弹外交”。

西北军大刀队力挫蒋军王牌 蒋介石遇偷袭险遭生擒

冯玉祥手下的吉鸿昌在战场上的表现确实无可挑剔。他号称“吉大胆”，一口大刀片舞得虎虎生风，手下的大刀队更是如狼似虎，猛不可当。

陈诚师的官兵就怕大刀片，一看到大刀，抱着脑袋就往回跑。吉鸿昌趁势举刀大吼：“兄弟们，杀呀！不关饷、不扰民的铁军，一定能打过关饷扰民的公子少爷豆腐兵啊！”

在西北军中，同样经常被冯玉祥夸赞为“铁军”的还有孙良诚部。在这两支“铁军”的猛攻下，陈诚师遭遇很大挫折，几度被围。幸亏该部武器优良，靠轻机枪组成的炽盛火力才得以突围而出。

蒋军射术尚可，但劈刺技术很差，除陈诚师外，其他部队也被打得节节后退。有的一线部队甚至还没打，就被突然跃出来的吉鸿昌大刀队给吓退了。有的部队则靠拆毁民房筑成地下堡垒，才勉强挡住吉鸿昌等部的凌厉攻势。

反蒋联军中，以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展最快，但是两翼的晋军却前进迟缓，大大拖了西北军的后腿。

抛开步兵武器，陇海线上的作战双方各有优势，阎锡山有炮兵，冯玉祥有骑兵，蒋介石则有空军。

当时中国国内拥有飞机的一共只有两家，除了蒋军就是东北军。蒋军一共拥有大小飞机五六十架，分布于东西战场。蒋介石夺取归德后，为了便于对西北军、晋军进行监视，同时也为了给己方的指挥和通信联络提供更加及时准确的情报，就在归德部署了一个临时航空班。

就在兰封正面激战之际，冯玉祥派郑大章的骑兵部队对归德机场实施了偷袭。5月31日晚，郑部骑兵疾驰八十余里，将归德机场予以破坏，共烧毁十二架飞机，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五十余人。

对蒋军而言，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但是如果行动组织者对归德方面的情况能够做到完全掌握，蒋介石的损失还将远远不止于此，因为他的专车就停在机场附近的柳河车站内！

那天午夜，专车上熟睡的所有人都被枪声和爆炸声惊醒了。看到飞机场上空火光冲天，蒋介石连忙下令开车，但因为没有准备，火车头与他们坐的车厢不在一起，没法开。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急得大叫：“火车头呢？”

专车上只有一个特务营，共两百多名卫兵，车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万一骑兵到达车站，蒋介石就有束手被擒的可能。

见情况紧急，蒋介石连通常从不离身的黑色披风也顾不上披，便带着几名卫士跳下火车，然后往东急奔，一直跑到六七里地外的一座村庄才停下脚步。

郑部在破坏机场后，也曾打算往车站方向突进，但机场到车站这个方向已被密集的火力封锁，加上机场周围围着带刺的铁丝网，骑兵们发动几次冲击都冲不过去，只得原路返回。

孙良诚也是突袭行动的组织者之一。他日后一提起这件事就叹气，说真是便宜了老蒋，如果当时分开来，一部袭击飞机场，一部去烧火车捉老蒋，估计这两个任务会同时完成。

得知险情解除，蒋介石专车上的人都长吁了一口气：“好险哪！”

激战十余天，中央军在陇海线上已全线动摇，不得不继续向后撤退。蒋介石集重兵于陇海线，本欲一锤定音，不料一波三折，仅有的胜利和进展居然都是靠“银弹”给搞定的，实在令人汗颜。南京政府内部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有人不无担心地问蒋介石：“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将来何以善其后呢？”

蒋介石听后愤然作色。他是一个毅力和韧劲都很强的人，虽然蒋军包括教导师表现出来的战斗力颇让他失望，但他并没有因此流露出丝毫颓唐的神情。

口袋里的法宝又不是只有一件，这件不行不会用另一件吗？蒋介石十分自信地对质疑者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冯玉祥陇海线全线总攻 遇雨季两军再陷胶着

鉴于傅作义已经在津浦线受挫，阎锡山没有把握独自搞定这件事，必须借助于冯玉祥。阎、冯的结合本来就是一场错误的“婚姻”。从冯玉祥开始，大多数西北军将领都对阎锡山心怀忌恨，认为他“为人柔奸欺诈，乃是多年为人所公认的大滑头”。如果冯玉祥不是受了韩、石倒戈等事件的刺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与阎抱团取暖。之后两人虽然结成了暂时的联盟，但仍旧貌合神离、各怀异心。

从来的“政治夫妻”，都是“势孤则暂时相顾，力充则互争雄长”。现在阎锡山“势孤”了，想到冯玉祥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在和周玳商谈一番后，阎锡山亲自写了一封长达十余页的信，并准备了五十万元现款和大量弹药、面粉，让周玳一并带去给冯玉祥，以便敦请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在陇海线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

周玳没有想到，冯玉祥看了阎锡山写的信，又听了他的话，竟然泪如雨下，哭了。

冯玉祥梨花带雨般地哭了好几分钟，才对周玳说：“百川老弟（阎锡山）不知道我后方的部队都是新兵吗？这些青年未受锻炼，若令其突攻徐州，是谓‘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是白白叫他们送死吗？”

之后不管周玳如何再三解释发动攻势的必要性，冯玉祥都置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

在得到保证和支持后，8月6日，冯玉祥终于在陇海线上发动全线总攻，时称“八月攻势”，其攻击重点并非柳河，而是宁陵。

攻势发起时，中央军在宁陵方面的很多主力部队已被调去津浦线，填补空白的多为新练部队，缺乏阵地战经验，遭到猛烈进攻后，稍遇挫折，就因不能沉着应战而溃退下去。

旗开得胜，不由得北方的政客们不欣喜。8月7日，虽然冯玉祥、阎锡山均因指挥军事而双双缺席，但扩大会议仍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得以正式召开。会议选举汪精卫等七人为中央常委，汪精卫同时出任组织部秘书主任。经过一番酸甜苦辣的争斗，这位常常自称“生平不识畏惧”的“革命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党魁之席。

阎、冯极力拉汪并促成扩大会议，是因为知道军事无法脱离政治。不过归根结底，军事仍是第一位的，若无战场上的胜利，一切皆无从谈起，这也是阎、冯不得不缺席他们企盼已久的扩大会议的主要原因。

8月上旬，青纱帐已布满田野，对面都不能见人，十分有利于西北军发挥其擅长夜袭近战的特点。可是正当西北军浩浩荡荡，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蒋军阵地扑来时，滂沱大雨突然不期而至。

连日大雨令河渠暴涨。部队冒险争渡，往往才走到半途，就被洪水所淹没。一时之间，枪炮雷雨震撼之声与士兵喊叫呼救之声混杂一片，真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最奇特的事情是，炮响则雨来，声停则雨止。

依靠上官云相的突出表现和雨季的帮忙，蒋军终于在宁陵一线挡住了西北军的攻势。

这已是双方第三次在陇海线形成对峙局面。对于此次功败垂成，西北军和晋军两边互相埋怨。西北军认为晋军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前进迟滞，无法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形成密切配合，说到底还是不愿意西北军先拿下徐州。说到难过处，冯玉祥简直痛心到了极点：“阎百川（阎锡山）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晋军则以为，冯玉祥固执己见，不将最有力的部队使用于柳河，却用于洪水泛滥、行动不便、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的宁陵，可谓是“以有用之师，用之于无用之地”。

蒋介石不惜血本满足张学良 东北军入关定胜负

在津浦中央军即将发起反攻的前夕，南北双方的拉张活动都进入了极其关键的时刻。

蒋介石在拉张上投入的本钱绝非阎锡山可比。蒋氏幕府中凡擅长交际，或与东北要员关系较好的幕僚几乎都先后被派往沈阳，些负责拉张的幕僚只要开口，蒋介石是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委任状给委任状，真正是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程度。张群在赴沈阳之前，恰值银行休假，不能提出现金作为活动经费。在上海的中国银行总部便致电沈阳分行，允许张群到沈阳后，可以随时支用款项。

在太原的人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原来阎锡山给薛、贾等代表用于打点的钱很少，只有两千多元，那点钱就连张学良的门房都糊弄不过去，而蒋介石的代表们却可以无限制地花钱。他们认为，张学良毕竟是一个花花公子，敌方挥金如土，己方却在那里土头土脑地办事，这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劝阎锡山放开手脚，也尽量满足张学良的胃口。

张学良是一个单纯的“花花公子”吗？也许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会得出这一印象，可是阎锡山说，你们错了！

你可以说张学良无政治上的大智慧，可是他绝不缺乏一个生存有道的诸侯所必须具备的聪明机智。他肯接见覃、陈，又不明确表态，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对蒋施压，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和筹码而已。

深知张学良要价的蒋介石还放出了大招：继委任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后，将平津地区以及黄河以北也完全交由张学良节制。

李石曾会晤张学良，两人再度商谈了东北军的出兵条件。张学良以“金融吃紧、兑现纷来”为由，要求南京政府除即付五百万元作为军费外，再借公债一千万元，用以整理奉票及偿付铁路外债。

蒋介石照旧不打一点折扣地全部应承下来，同时电请财政部长宋子文予以筹措。见宋子文在复电中有所怨言，蒋介石批示道，如果不给这一千万公债，怕就怕张学良在出兵问题上又生借口，所以“请兄忍痛筹付，勉过此关为盼”。

毕竟军事胜利决定一切，打赢了仗，一切皆有，打输了仗，万般皆空，而在中原大战持久不决的情况下，能够决定战争胜败的又只会是张学良，谁赢谁输可都只取决于他的一句话啊！

能答应的全部答应，不能答应的“忍痛”也要想办法答应。不久以后，蒋介石又承诺张学良，东北军只要入关，驻平津部队的薪饷也由中央负担。

阎锡山让张学良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也同样授予了这项官衔，而且含金量比阎锡山的还要大得多。

9月10日，张学良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商讨时局。张学良在会上首先发言，可以看出张学良其实对时局有着非常清醒和犀利的认识。骂完阎、冯，张学良也没放过蒋。总之，阎、冯、蒋没有一个是好人，全是坏蛋。东北方面何去何从，不是看好人坏人，而是应该看倒向哪一边更有利于东北利益。张学良的意见是，在“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的旗号下出兵助蒋。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候中央措置”。自9月20日开始，东北军每隔三小时就发一列运兵车入关。于学忠率部于9月21日到达天津。获悉东北军大兵压境，齐聚北平参加扩大会议的政客们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埋怨“老派”真是不济，以致张学良被一众“佻达急利之徒”所包围，有人认为张学良出兵，暴露了其“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北平的八大胡同、三海、中山公园、前门戏院，哪一处不是张学良及其左右日思夜想的？

当然还有人一语道破机关：张学良只动兵而不至于用兵，轻而易举间就能将华北收于囊下，他为什么不干？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奉军时期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东北军时期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入关“剿共”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西安事变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入陕甘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本关东军自己公布的资料表明，仅1931年——1934年两年半时间里，关东军在东北战死2万7000余人。

1949年5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中共东北局等的电报中，对抗联工作从总体上进行了高度评价：抗联干部领导抗联斗争及参加东北的斗争是光荣的。此种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兵力概览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陆军方面

国内战争期间奉军在中国最先使用坦克，最先进行了飞机坦克的空地配合作战，最先使用氯气弹，当时日军在东北军仓库中发现的航空毒气弹。根据史料记载，东北军的确有储存和使用毒气弹这类化学武器的记录。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晋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率军轻取重镇涿州，奉军反攻，展开了三个月的围城战。或许出于对国际法的无知，奉军竟然公然使用毒气弹攻城，并请记者观摩。由于对风向的掌握不足，这次攻击偷鸡不成蚀把米，没能拿下涿州不说，反而给奉军自己造成一定损失。九一八以后，未闻东北军再有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推测其全部储备都在沈阳陷落时为日军所获。

胡献群将军提到第五军装甲兵团入缅时，有装备一种雷诺战车装备37mm炮与机枪一挺，依其描述应为FT-17。

其实，日军在渖阳投入的坦克，多为轮式装甲车 ，从战斗力对比而言，雷诺NC-17坦克还要胜之一筹。因此，有战斗经验的东北军坦克部队未经抵抗就束手被擒，实在是一件令人扼腕的事情。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空军方面

东北空军全盛时期（即张作霖统治时期）装备飞机300架，共5个航空兵队。由于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弥漫着武器至上的观点，中国东北兵工厂有自己制造飞机的技术，飞机除了购买和西方列强赠送以及战场上缴获的之外，东北军自己制造的战斗机很有特点，战斗机被称为辽F1式．为双翼型，它吸收了德国和法国战斗机的优点，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机型为双翼型，装备有两挺刘易斯航空机枪。轻型轰炸机称“辽FHl式”，可载4枚50千克的航空炸弹；中型轰炸机称“辽H1式”，每架轰炸机有2名飞行员，2挺机枪，可载4枚100千克的航空炸弹，飞机航程比较远，是东北自制飞机中技术含量最高、制造难度最大的飞机，价格比较昂贵，制造困难，因此仅有10架。当然．这些高端技术的应用，也提高了奉系军阀的军事地位。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按照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指示“空军官兵不得擅自行动”仅仅100余名日本士兵如入无人之境，未遇一兵一卒的抵抗就冲进东塔机场，东北空军262余架飞机落入敌手 其中有英制维梅型轰炸机．法制布莱盖型、波太型、高德隆型轰炸机，德制容克型侦察轰炸机，日制甲式战斗机和八八式侦察机。还有刚刚从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进口尚未启封安装的40架新飞机。经营10余年的东北空军，一夜之间成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牺牲品。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海军方面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辽宁驻军

骑兵第3旅张树森部，驻通辽；

独立炮兵第6旅 王和华部，驻北镇、锦县；

独立炮兵第7旅 刘翰东部，驻锦县；

省防二旅张海鹏部，驻洮南；

铁甲车队 曹耀章部，驻沟帮子；

工兵第11团 杜维纲部，驻义县；

东北空军、海军及宪兵司令部，均驻沈阳；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吉林驻军

独立第21旅赵芷香（后张治邦继任）部，驻宁安、德惠、绥芬河；

独立第22旅苏德臣（后赵毅继任）部，驻双城；

独立第23旅李桂林部，驻长春；

独立第24旅李杜部，驻依兰、富锦、佳木斯；

独立第25旅张作舟部，驻吉林；

独立第27旅吉兴部，驻吉林；

骑兵第4旅常尧臣部，驻农安；

省防第1旅孙鹤喜部，驻方正；

炮兵第10团穆纯昌部，驻长春；

工兵第11营 佟荣甫部，驻吉林；

哈尔滨特区公安大队 王之佑部，驻吉林；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黑龙江驻军

省防步兵第2旅苏炳文部，驻海拉尔、满洲里；

省防骑兵第1旅王南屏部，驻绥化；

省防骑兵第2旅吴松林部，驻克山、拜泉；

独立骑兵第2旅程志远部，驻满洲里、小蒿子站（今泰康）；

省防步兵第3旅马占山部，驻黑河、海伦；

工兵第12营 刘润川部，驻齐齐哈尔；

种类多、涵盖广、规模大，国内首屈一指

设备优、技术新、重研发，产品精良国内领先

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具有生产规模的炸药工厂，投入生产后，产量不断增加，月产TNT从12吨增至120吨，苦味酸从三吨增至30吨。此外，东三省兵工厂还安装有三吨电炉，能自行炼制普通工具钢，能制造各种通用工具机，有月产工作母机10台，修理机动车三辆的记录。为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928年，兵工厂成立了科学研究会，各厂厂长和技师、技士作为委员，每星期集会一、二次，对外称为俱乐部。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整体介绍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49军

1937年10月底，49军被调到淞沪战场。105师在钱江弄、江桥一线坚守阵地，遭到日军重火力猛攻，626团团长顾忠全阵亡，该团一营伤亡过半。109师在纪王庙、马同桥一线与数倍日军苦战，四个团长中高睦姻、姜奎举等三个团长相继阵亡，营长伤亡了2/3。109师一个整师基本打光了。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51军

1937年8月，第51军被调往山东，负责海防守备，于学忠任第3集团军副司令兼第51军军长。1938年1月升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不久又改任第5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2月，于学忠被任命为鲁苏战区总司令，指挥东北军51军、57军到鲁南山区打游击。此间他不再兼任51军军长职务，114师师长牟中珩升任军长。从1939年到1943年，在鲁南抗战5年中，于学忠部伤亡惨重。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53军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57军

1938年3月，在台儿庄战役中，57军的333旅奉命驰援守卫山东临沂的庞炳勋部。面对日军精锐坂垣师团，333旅官兵毫不畏惧，血战15昼夜，先后攻克敌人三个据点。战斗中，333旅伤亡官兵一千多人，有的营只剩下十余人，有的连队军官全部伤亡，由军士自动代理连长作战，前赴后继，战斗不止。日军亦伤亡惨重，伤亡2000多人。为此，333旅受到会战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57军亦通令全军，称之为“解临沂之围，壮本军之誉”。

1939年2月，57军被调到鲁苏战区，在于学忠指挥下在敌后进行游击战。在此期间57军的高级将领开始走向反动。1940年9月15日，57军军长缪徵流同日军代表谈判，商定了“互不侵犯，共同防共”的秘密协定。这件事被111师师长常恩多和333旅旅长万毅获悉，常恩多和万毅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秘密拟定了除奸方案。

1940年9月22日晚，常恩多和万毅带人抄了军长缪徵流的军部，抓获了副军长朴炳珊及与日军签订协议的谈判代表，缪徵流仓皇出逃。但蒋介石不仅不将通敌人员严办，反而斥责常恩多“不识大体”，还撤销了57军番号，111师、112师直接由鲁苏战区指挥，并阴谋瓦解111师。1942年8月3日，111师一部在常恩多、万毅和鲁苏战区政务处长郭维城的率领下，在日伪顽反共嚣张的严峻时刻，毅然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在奔赴解放区的途中，常恩多牺牲在担架上。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67军

日军船队虽凭借重火器反扑，又派飞机助战，但在67军沉重打击下，终于溃不成军，被击沉汽艇五艘，毙伤三四百人后狼狈逃窜。日军恼羞成怒，又调集二十余门火炮、五架飞机，出动三千余人，于20日再次猛攻67军正面。吴克仁亲临前线，指挥御敌，敌我双方竟至演成肉搏。67军官兵终以重大牺牲压倒敌焰，粉碎了日军强大攻势。大城防线鏖战月余，67军以伤亡两千余人的代价重挫敌锋，歼敌数千，并阻扼敌军南犯，掩护了友军安全撤退，受到最高长官部的通电嘉奖。

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骑兵第2军

何柱国在抗战胜利后双目失明，退役养病。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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