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还得抢人——中国最缺大学的十大城市
中国最缺大学的十大城市▼
注：巧合的是，以上十大城市，大学生密度全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6年末，全国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人数超过200人。
统计范围：
2016年中国GDP百强城市前35名
为什么要搞“中国最缺大学的十大城市”排名？
暑去秋来，丰收之季。
又到大学开学季，这是一个播种人才的季节。
21世纪最贵的是什么？人才。国家之兴，首在人才。
老人多青年少的人口结构，在未来几十年内将是中国的定局，短期难以改变，如何度过这个国家的特殊过渡期？
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对于提高人口质量，实际效果显著。
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资本、劳动数量的增加更为重要。美国1929年至1957年的国民经济增长额中， 33%是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做出的贡献。
在当下中国经济增长下降，并且劳动力人口亦下降的关键时刻，庞大的高等教育人口，将是扭转颓势的决定性力量。
2006年至2016年十年间，中国的技术革新速度突飞猛进。十年中，中国人口增幅仅为5%，GDP增幅255%，全但是，授予国内的发明专利从2006年的2.5万件，飙升至2016年的30.2万件。增幅超过1100%。连续六年居世界首位。
十年间，中国的发明专利增长速度狂飙突进，奥秘何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自本世纪初的扩招潮之后，大学生大规模涌入社会，提高了中国精锐人口的知识水平。至今日，中国22岁至35岁以下人口，近一半是大学生。
创新能力，出自青年，出自人才储备。是否拥有足够的大学生，考验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的深度。
当下，中国面临着欧美的前狼阻击，印度与越南等后虎的追击，前狼后虎，高素质的青年一代，是中国最大的底牌。
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在校大学生，但是，作为财富的一种，中国留住大学生？
城市竞争，人才的争夺也成为关键。而大学生作为传统人才的代表，成为城市竞争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大学生的来源有两种，一是内生，一是外来。
内生的关键，就是城市的大学在校生人数，很多城市为了大学落地，跑省跑中央，争取高校总部或者分校落地，为了就是多自产人才。
外来，就是抢人。最近几年更是如此，各地纷纷出台鼓励政策，送户籍送公寓，抢人大战，硝烟弥漫。
十余年来，笔者考察数十座城市，所到之处，多数城市有一个鲜明的共性，就是诉苦自己城市的大学太少，希望能够多办几所大学，赢得大学生培养的主动性。尤其是一些沿海城市，经济发达，却没有足够大学，每年都去抢人，为此，我们特推出“中国最缺大学的城市”排名。
鉴出于统计的便利性，我们首期统计了2016年中国GDP百强城市前35名城市的高校在校生情况，在中国最强的35大城市中，进行了相关排名，按照得分高低排出了中国最缺大学的十大城市。
排名方法：
在校大学生人数，除以当地常住人口（结果乘以10000，取整数），得出该城市每万人大学生在校生人数，也就是大学生密度。
没有进入统计范围的城市，都可以按照这个计算方法，自行计算本城市的情况。
大学姓官，不姓民。
大学不是想建就建，需要省级乃至中央政府的审批。而且，在高校构成中，官办高校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从这个排名中，我们可以看到，最缺大学的十大城市中，除深圳是副省级城市之外，其它所有的城市，都是普通地级市，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多依照权力体系而非市场体系。占优势的基本都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在前三十五名的城市中，几乎所有省会城市，以及直辖市，全部都高校充裕，在校大学生充裕，哪怕是中部不太富裕的省会，也没有一个入选最缺大学生的城市。
相反，进入“最缺大学生的十大城市”榜单的诸城，绝大多数在经济领域都是声名显赫，但是在权力体系中并不占优，经济再发达，财力再雄厚，大学不是你想办就能办的。
两大启发：
一，经济体系讲效率，权力体系讲公平。大学设置，应在城市之间相对均衡。
大学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应以相对公平为主，地无分南北，皆同此凉热。有的撑死了，要分流资源；有的饿瘪了，看着别人的城市坐拥众多大学流口水，均非有效配置。
二，建议开放社会办学。十大城市中，多数经济发达，财力雄厚，若开放办学，本土大学生匮乏之弊，立等可解。
当下中国虽有部分民办高校，但是办学条件严苛，基本没有强势大学，中国未来也应该放手培养一些民办知名高校。
自产不足，只能靠抢。
能够抢别的城市的人，自然也是本事，证明了自身的魅力。
抢人靠什么？
深圳数十年来，都是中国第一抢人大城。号称中国的大学生的收割机。抢人当然首要靠经济实力，是否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是否有比较高的收入水平。十大城市竟然全部不约而同处于沿海相对发达区域，绝非偶然。
其中，深圳、佛山、无锡、东莞的人均GDP超过10万，泉州、南通、唐山等也接近，中国最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几乎都诞生在这些城市。就业前景广阔，抢人大战，财雄势厚。
但是，事实并非仅仅如此。
在经济实力、收入水平等“硬实力”之外，还需要有软实力。包括社会文化领域的切合度，包容度，居住环境，甚至是改革力度。
深圳能够成为中国青年之城，孔雀南飞之城，除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之外，长期以来，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也至关重要。
2016年，深圳的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为67.7%，而这并非深圳高峰期，在九十年深圳的黄金时代，这个比重一度超过70%。东莞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更是高居全国第一。达到73%，佛山接近50%。
改革的力度和诚意，属于更深一层的因素。最近几年对于抢人来说也日益重要。
在抢人大战中，很多城市一再突破先行城市体制，在国家变革滞后的情况下，率先解放了一些市场要素。最典型的是，户籍制度在最近几年的抢人大战中受到巨大冲击，很多地方出台了宽松的户籍政策，众多城市开放了大学生自由落户，甚至部分城市还提供公寓甚至创业、安家资金。
大学的重新布局，其实也是教育改革的机会。
一是，大学的分布，更为均衡。如果大学更多属性是公共资源，则可以更公平，如果允许民间自主办学，大学成为一种市场资源，则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有更好的机会，使大学发展水平与经济发达程度相当。
二是，大学的设置将更合理。十大最缺大学的城市的名单中，除深圳之外，其它九大城市，几乎都是工业城市，这类城市，职业教育类大学，非常适用。
当下高校的弊端之一，就是流行升格，专科变本科，学院变综合性大学，大家都去搞综合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反被忽视。未来乘新增大学设立之机，可以多搞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类的高校，中和当下高校的结构。
这个排名其实暗藏密码。
最缺大学的十大城市，落脚在城市。
若落脚在大学生，这个排名也许同样流行，只需改名为“最合适大学生就业的十大城市”。
富庶，开放，就业机会多，本土大学生那么少，有此高枝，何不择之？
若落脚在大学，排名仍然有效，只需改名为“最值得兴建大学的十大城市”，未来国家若重新打散大学体系，进行教育资源转移，往哪里转移？可以参照这个排名。
北京的大学搬迁到雄安，只不过是第一步而已，改革没有终结，大局在后，从雄安到全国一盘棋，才是实招。
十大城市分项说明
世界工厂，实至名归。
佛山在过去的近四十年中，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制造业重镇。当下佛山的人均GDP超过上海，跻身全球高收入城市，大器初成。同时，美的、格兰仕，万和等家电巨头，驰名全国，就业吸纳能力十分强大。
2016年，佛山的在校大学生，仅为5万人，大学生密度在中国GDP35强城市中最低，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武汉千万人口，百万大学生，每万人中大学生人数约1000人。
以全国平均水平计，佛山大学生规模，可以扩大到20万左右的规模，若以武汉为标杆，则佛山大学生规模，可以达到50万至100万。数十倍于当下。
佛山不仅经济发达，财力雄厚，就业机会多，民风亦开放。当下，佛山的净流入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为48%，远远超京沪，每年吸纳青年人口数十万。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制造业重镇之一，未来，佛山谋求成为中国创新中心城市之一，未来也可能成为工业设计之都。佛山的大学产出，反差极大。
扩建大学，佛山所急。佛山足以容纳50所左右大学。鉴于佛山是闻名全球的“世界工厂”，佛山兴建的大学，可偏向理工科，兼顾职业教育。不要都搞高大上的综合性重点大学。
有财力，有气度，此城不来，更待何地？
孔雀东南飞，至此不徘徊。
数十年来，深圳不仅是中国最大的人口熔炉，也是中国最大的人才熔炉。
深圳人口超千万，民间更盛传真实人口接近两千万。同时，深圳是中国第四大城市，人均GDP更达到主流发达国家的顶级城市水平。深圳经济发达，草根企业与巨头企业共存，富有活力，就业吸纳能力强大，华为一张嘴，能吞十万人。
深圳拥有数十家大学的分校或者研究院，国内顶级的清华北大，都在深圳开设了研究生院，不过，深圳本土大学却乏善可陈，没有一所拿得出手的大学，本土大学产量也低，在校生不足10万，深圳人口比武汉多，经济比武汉发达，若以武汉为标杆，则深圳大学生人数扩张十倍，亦不为过。
鉴于深圳是中国四大都市之一，繁华且多元，新增大学建议以综合性大学为主体。
一旦高校开放，深圳将成为高校投资热土。
就大学生就业而言，深圳仍是首选城市之一。
温州商人，遍布天涯。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性城市之一，温州模式天下闻名。经济发达，民间富庶。
温州人口超过917万，直奔1000万。在校大学生人数，却不到10万。若以全国平均水平论，温州在校大学生起码也要达到20万才及格。
省会杭州大学生多，但是杭州本身也是发达城市，人不好抢。温州纵有天下气度，天下人也不可能只专情温州，最佳选择，还是能够自己多培养。
富庶之地，包容之城。
东莞是中国著名的工业城市，繁华开放。各种阶层的人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生存机会。
东莞人口超过八百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两百万，这里是外地人的天堂，也是民工的乐园。
在校大学生仅有11万，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反差大，东莞的产业升级，需要更多人才，除了继续抢人外，扩建大学，也是东莞一直以来的心愿之一。
鉴于东莞的城市特点，东莞的高校结构，也宜以理工大学主体，兼顾综合性大学。
20万至50万在校大学生，富庶的东莞完全可以容纳
河北虽穷，唐山却河北最富裕的城市。以经济实力而论，唐山排名全国25位，超过省会石家庄。人均GDP达到8万，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接近一线城市水平。
唐山人口接近800万，在校大学生人数却只有11万。河北的大学生，基本集中在石家庄。唐山的两大邻居北京和天津，更是高校林立。
唐山未来新增高校来源，一为本土兴建，另外一个就是来自北京和天津的高校搬迁或者设立分校。
按全国平均水平，唐山完全可以容下20万在校大学生。可扩张一倍左右。
千年古城，闽南独秀。
泉州是福建第一经济大市，民间富庶，工业发达，晋江，石狮等均为国内知名经济重镇。尤其服装，运动品牌独步国内。泉州容纳就业的能力强大。值得一提的是，泉州是千年古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历史积淀深厚。
以泉州接近900万的常住人口，却只拥有不到13万的在校大学生，缺口极大，泉州起码需要20万以上在校大学生，以泉州之富庶繁华，50万以上也并非不可能。
泉州需要有世界眼光，新增高校除来自国家层面和福建省内，还可以从海外募资建校，泉州是福建著名侨乡，华侨多达600万人，商界领袖众多，这个优势需要利用。
当下福建高校资源主要集中在福州和厦门，高校资源分布与经济资源分布不一致，若开放办学，泉州高校有望井喷。
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
南通被誉为“北上海”，是上海陆路通往北方的必经之地。祸福相依。
离上海太近，一方面使通州得风气之先，成为最早一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经济和繁荣，但同时，南通不少人口也被上海吸附。南通的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还少30万。成为少数几个经济繁荣却人口倒流的城市之一。
南通在校大学生不满12万，总人口却超过700万，缺口巨大。
南通能否留住本土大学生，并且还去外地抢人？
无锡是长三角经济重镇，东南内生经济的典范。经济发达，民间富庶。三年之内，无锡有望跻身中国万亿俱乐部，而其人均GDP更是达到14.13万。超过上海。
无锡的企业起家于乡镇企业，与佛山类似，风行内生式发展模式，诞生了无数本土民营企业。经济富有活力，就业吸纳能力强。
江苏的高校教育集中于南京和苏州，无锡处于下风。但是无锡实力雄厚，一旦高校开放办学，无锡大学生在校人数，完全有能力扩张到20至50万之间。
鉴于无锡的城市特点，也应以理工类为主体，综合性大学为辅。
苏北重镇，四省通衢。
徐州处四战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一个侧面也说明徐州的先天区位优势十分强大，不仅工业发达，而且交通便利，是天然的区域中心。
徐州常住人口近900万，户籍人口达1000万。大学在校人数却只有15万，徐州的人均GDP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大学生缺口巨大。
风筝之乡，工业重镇，交通要道。
潍坊处于胶州半岛与山东腹地之间的连接点，地势险要。潍坊同时是山东经济强市，2016年GDP排名全国第32，超过全国一半的省会和首府。
潍坊是典型的强县弱市类型城市，其辖下的寿光、诸城、青州、高密等，均为中国强县。经济活跃。
潍坊虽是普通地级市，常住人口却达到935.7万，且还在持续流入中，未来有望进入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当下山东的高校资源主要集中在济南和青岛，而潍坊正好在两大豪门之间，若以全国平均水平计算，平衡潍坊经济发展状况，潍坊的大学生缺口，大约在5万至10万之间。
鉴于潍坊的城市特点，未来新增大学，可以理工科大学为主，综合类大学为辅。
来源：罗天昊国与城
作者：罗天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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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产业战略的五大迷局
国家崛起，必以城市崛起为先导。
中国已经跃升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与此同时，是国内数百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归根到底，城市的兴盛，最终还是落脚在产业的基础上。
为什么同时起步的特区中，深圳和珠海差距如此强烈？
为什么经济实力强大的苏州，在金融活力方面，反不如经济不发达的甘肃省会兰州？
不同的产业选择，导致最终的城市格局迥异。
近十年来，笔者考察了数十座城市，也见证了不少城市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出笼，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是，光从纸面上看，几乎所有的城市发展规划都是高大上，都要搞高技术产业，新兴产业，振兴服务业。
现实很骨感。一个城市到底适合搞什么产业，还有很多先决条件，并非所有城市都合适搞高大上。积数十座城市之教训，城市选择产业需考量五大条件。
（1）在全球、国家和经济圈中的三重定位
高端产业，遍地开花。
几乎所有的城市，在规划产业时，都恨不得以高新产业为主导。视低端产业为落后产能。但事实上，主导产业的层级，还需要从其所处的区域分工与定位考量。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中低端位置。以制造业为例，全球制造业分为四大方阵，美国为第一方阵，英法德日韩等其它发达国家为第二方阵，中国等新兴国家为第三方阵，广泛亚非拉后发国家为第四方阵。
在高新产业领域，最核心的技术控制在欧美的手上，如汽车的顶端技术在日、德和美国。大飞机的技术，中国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但是主要技术仍然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电子元件器核心技术也在欧美和日本手中。中国只在少数领域有所突破。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注定了多数城市要以大众产业，或者说中端产业为主，高端产业只能落地在部分先发城市。中国若失去大众制造的优势，将受到两面夹击。在高端领域，受到欧美的阻击，在低端领域，被印度和越南等国蚕食。
同时，在国内也存在一个产业梯度。随着中国广阔内陆产业转移的完成，中国将形成一个U形曲线产业结构，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研发和高端的产业核心区，以及最终产品的销售中心，而加工制造这个U形曲线的底端集中于中西部。
以制造业为例，中国制造业将出现三大集团，一是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国家高精尖制造业，总量少，但是技术处于最顶尖行列。这些城市也不以制造业为主流。二是以长三角的无锡苏州，珠三角的佛山东莞为代表的大众制造业的中心，其技术先进，基础雄厚，在制造业体系中处于节点位置。三是当下承接产业转移最集中的大陆腹地城市。
就国家内部而言，多数城市，也将注定以中端产业为主导。
十二五期间，中国有很多城市好高骛远，走了弯路，而那些脚踏实地的城市，则普遍厚积薄发，发展良好。如中部和中南地区的武汉、长沙，合肥，郑州，重庆和成都，在过去几年中，老老实实搞大众制造，尤其是武汉和成都，都跻身国内GDP十大城市。
第三还要看同一经济圈内，不同城市的分工。
珠三角城市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东莞等经济重镇，其金融产业并不发达。东莞的金融产业哪里去了？很简单，被广州、深圳和香港代做了。在珠三角城市内部的产业分工中，广深的三产比较强势，是区域性金融中心。
全球，国家与经济圈的三重定位，对于所有城市都是一种制约，不是想干嘛就干嘛，尤其是很多城市喜欢搞跨越式发展，不愿意脚踏实地，老想投机，搞奇迹。
（2）顺应发展阶段衡量时间坐标
人生有年轮，城市有节奏。
尊重发展阶段，对于城市产业战略来说也至关重要。
很多地方认为，第三产业占比不高意味着城市不发达。事实上，到底哪种产业为主，要受到城市发展阶段的制约。一度风靡的“服务业突围”，导致了部分城市的战略失误。
在国家层面，部分人开始滋生了以世界工厂为耻的情绪，过去十年，中国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倾向，实体经济遭遇重创，直到2015年才重新转头，推出中国制造业2025计划。
美国经历多次危机仍屹立不倒，虽然美国是全球第一服务业大国，但它的制造业同样发达，甚至还是第一农业大国。合理的产业结构，使美国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调整能力。
英国巅峰期制造业占全球工业国家的比重约在45%。美国巅峰期占西方世界的53%。中国目前仅占全球20%，且大而不强，远未至顶峰。
从发展阶段判断，中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制造业仍是定鼎重器。这也决定了国内多数城市，将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
正面案例是，武汉等城市最近几年坚持制造业，夯实了产业基础，奠定了未来长久发展的根基。
十几年前，武汉曾实行“两通起飞”的战略，欲以服务业为主导，结果证明走了弯路。后来武汉重新调整了战略，推行工业倍增计划，收效甚大。
目前武汉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去年武汉的制造业占比40%左右，服务业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未来十年甚至更久，其产业还会持续。武汉服务业的占比，可能不适合像北京的近80%这么高，也许60%就很合适，这是不可跳跃的一个发展阶段。
先实现制造业的崛起，再成为服务业中心，最终实现全面崛起，武汉被称为“东方芝加哥”当服膺此道。
武汉的产业战略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长沙，成都，南昌，合肥等城市其实也走了一条类似的路，最近几年，中南区域发展速度称雄全国，选择老老实实搞实体经济，居功至伟。
跨越式发展导致失利的典型是珠海。
改革开放初期，其它珠三角城市都通过承接香港和欧美的产业转移，率先发展工业，此时的珠海，欲实现高起点发展，以旅游业及高新产业为主导产业。
珠海由此失去了发展工业的最佳时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珠三角各城市起飞的黄金时期，珠三角的制造业迅速发展，成为知名全球的“世界工厂”，以广州与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城市群亦完成了初步崛起。制造业的滞后，使珠海超常发展的梦想落空，在第一轮的发展中，珠海逐步落后，特区光芒消失殆尽。与深圳的差距巨大。
历史已经给予了珠海机会，可是它没有抓住，在练童子功的时候的耽误了，再想补课就难了。
（3）存量与增量之争：守正与出奇
很多地方视传统产业为畏途。都将高新产业列为未来发展重点。欲以新兴产业破局。
但是，如果各地都以新兴产业为突围之路，新兴产业的竞争很快将从蓝海变为红海。
比如太阳能行业，各地一哄而起，最后行业动荡时，谁也难以幸免。
此外，新兴产业的崛需要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地方政府如何支撑既有的格局，等到新兴产业开花结果？
在产业转型大潮中，近年来无锡选择了新兴产业和高新产业突围。无锡尚德锋芒毕露，一度给无锡带来了莫大的荣耀。
但是后来，以无锡尚德为代表的光伏产业衰败，传统产业却危机重重，五年来无锡的工业占比，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2015年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竟然比2011年还要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曾连续6年在全省垫底。忽视传统产业，导致了实体经济遭遇重创。
无锡身边还有上海与南京两个综合性城市，发展服务业，显然不应是重点。同时，新兴产业难以成为主导产业，以太阳能产业为例，全球有46个国家将其作为未来支柱，而国内几乎所有的省市，也都将其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很容易同质化。无锡尚德最后在惨烈的竞争中落败，其实并不奇怪。
在高新产业领域，最核心的技术控制在欧美的手上，在国内，也存在一个产业梯度，最高端的产业，还是落地在中心城市，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科技园，深圳高新产业园等。无锡难缨其锋。
无锡过度依赖新兴产业和高端产业，甚至借太湖蓝藻事件，驱赶了不少传统制造企业，一心去搞高大上，最后光伏产业不保，传统产业不振，两头落空，忽视巨大存量，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致命的。
相对新兴产业，中国的传统产业存量巨大。
相对服务业，中国的制造业存量巨大。
对于多数城市来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比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重要；传统产业的更新，比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更重要。
值得肯定的是广东佛山。佛山的发展模式可谓三体一式：坚固厚实的实体经济、强盛丰茂的本土经济、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内生式发展。一直以来，佛山坚守制造业，第二产业比重维持在60%左右。佛山制造成为佛山市最响亮的名片。逐步确立了家电、陶瓷等几大支柱产业，积数十年之功，逐步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制造业重镇。近几年整体实力强势崛起，人均GDP直追上海。
佛山的启示是，坚守制造，坚守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一样可以有未来。守正出奇，对于多数城市来说，是必须遵循的铁律，没有奇迹神话，只有厚积薄发。
（4）特殊城市的产业布局
中国城市类型繁多，战略体系复杂多元。其中，有三大类型的城市，容易出现战略误区。分别是旅游名城，资源型城市，以及重工业城市。
与一般人印象中不同的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旅游城市，比那些因为贫穷的旅游城市，其文旅收入占比更高。
以舟山与铜仁为例。舟山2016年旅游收入为661.62亿元， GDP为1228.51亿元，铜仁旅游收入347.30亿元， GDP 856.97亿元为，舟山经济总量大，旅游收入与GDP的比重还是高于铜仁。舟山人均GDP达到106364元，而铜仁为27366元，差别巨大。
铜仁的第二产业比重，只有28.4%，可以看到，适度的工业化补课，对于铜仁未来至关重要。铜仁的梵净山驰名国内，但是到现在还没有通高速公路。
舟山不一样，市民富裕，本土旅游可以奠基。同时，其所在的长三角是富庶之地，文旅产业反比单纯依靠旅游的城市更为强势。
贵州这几年搞大规模工业化，经济突飞猛进，旅游的占比反提高了。2016年，贵州旅游总收入达5027亿元，增加值占GDP的10%左右，成为贵州的支柱产业。
穷而美，没有人来，消费不足。很多人都忽了波特在国家竞争战略理论中讲到的本土需求因素。
启示是，穷而美的地方，光靠美丽事业容易成为空中楼阁，适度工业补课，只要在生态压力范围内，有多快就搞多块。搞文旅也要有钱开发。
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误区也不少，最典型的是，都想搞文化产业。
其实鲁尔等发达国家的传统资源城市转型，有两个隐秘的前提，一是，这些城市转型前已是发达国家主流城市，资本雄厚，衍生产业和文化产业都有很好的基础。欧美处于强势地位，搞文化旅游产业有根基，有市场。二是，它们的转型持续了数十年才最后成功。
国内很多资源型城市转型，其实不合适学鲁尔。国内资源型城市，多数是穷人城市。国富民穷且贫富分化严重，普遍消费市场不足。
北京可以把首钢老厂区和798工厂搞成文化产业基地，但是很多穷地方的资源城市，搞了多年的文创产业不见效果。总体经济实力跟不上。山西、东北、陕西这些地方的资源型城市文化产业搞不起来，根源就在于此。
只要资源没枯竭，就继续搞资源，有煤炭，有石油，难道不开采？亏损则需国家担责。鲁尔区、日本北九州转型，国家都曾补贴。
继续搞资源产业的同时，唯一的问题其实就是产业接续和衍生产业的问题。最好的选择，是上下游以相关产业。还是工业。文旅是辅助产业，不能主业。
湖北的黄石转型相对成功。除矿业以及有色金属外，黄石还有以东贝为龙头的机械制造业；以美尔雅为龙头的纺织服装业；以劲牌为龙头的食品业。转型要成功，还是靠工业。
重工业城市转型的要害，不在抛弃，而在中和产业结构。
很多传统的重工业城市，其实技术基础，产业工人的素养也很好。东北长春的汽车、装备产业就很有基础。关键有三点，一是由重到轻，发展大众消费型的产业，二是发挥技术优势，装备制造，重工业领域的存量盘活，三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不能一说转型，就往服务业方面靠，甚至有部分中国著名钢城，不顾本身特点，要抛弃钢铁行业，搞大健康，搞生态产业，这就偏了。
（5）权力坐标
中国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与权力，交替决定资源配置。
中国城市的公共资源安排，是按照政治地位排队。在这种体系中，直辖市处于第一梯队、省会处于第二梯队，计划单列市处于第三梯队，其它常委兼任书记的地级市属第四梯队，一般城市处于第五梯队。县级市处于第六梯队。镇处于第七梯队。
在文教领域，中国最顶级的高校，包括北大与清华，均设立在北京。在医疗资源方面，2016年中国十大医院中，北京独占其四，在经济领域，110多家央企中有超过80家以上的总部驻跸北京，超过其它所有城市总和。至于中央机构，则更是全部集中于北京。北京世界500强总部已是世界第一。它是中央银行所在地，也是三会所在地，是政策的策源地。2016年，北京的本外币存款余额亿元，冠绝全国。北京对于资金的吸附作用，远远超过其它城市。
这样的城市，三产自然发达。2016年，北京三产占比达到80%以上，为国内最高，它的金融行业增加值居第一位，占GDP比例为17.1%；文创产业也超过10%。
北京在全国的地位，正如省会、首府在各个省和自治区的地位。
在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中，三产都比较发达。很多落后地区的省会，三产也能够比发达地区的一般城市厉害。无它，全省的资源都集中在它手中。
比如经济发达的苏州，其本外币存款与GDP的比值不过1.3，但是，经济不发达的甘肃省会兰州，其存款余额与GDP的比重，竟然可达2.8，吸金能力强过经济发达的苏州。
在一省之内也是如此。苏州经济比南京更强势，但是吸金能力就不如南京。南京的本外币存款与GDP比值达到2.7。吸纳资金的能力强过苏州。
不仅公共资源的分配要考量城市的权力所处层级，很多没有完全走出审批制的垄断行业、半开放行业，都依赖城市权力体系。比如地级市可以搞城市银行，再发达的县级市，都没有权限搞，这就不是市场选择，是权力布局。
处于权力体系中端乃至下端的城市，产业选择空间就小多了。笔者这些年看到很多禀赋一般，层级也一般的城市，产业规划中却有种种宏图伟略，说说可以，真推行就是致当地于不利之中。
充分考量自己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合理布局产业，也是很多城市需要尊重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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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天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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