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才毛喻原_历史频道_新浪网
散才毛喻原
　　人，究竟要怎样地活过平生，才算不负我材？
　　每每夜黑酒深之际，扪心自问，甚感困惑。纵观前史或转顾周边，总有人殷勤早慧，自来便心雄万夫，别有怀抱。一生常在奋斗中，到老荣登成功学C这就算是所谓的栋梁之材。当然更多的人，挣扎泥涂，在"伟人"的所谓使命征程中填沟转壑，籍籍无名仿佛未曾于此世往还，这就是所谓的草芥之命罢。
　　栋梁易伐，草芥易焚，似乎都不是生命的最佳存在；又或者说，二者皆是强梁穹窿的牺牲。贵为卿相和贱列刍狗，终归是他人命途的沙砾，铺就的是被践踏的道路。
　　在此二者之间，还有第三种人生可参吗？伟大的庄子用他那特殊的诗化哲学，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树木C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C这就是为后世遗贤所躬奉的"散材"。
　　散材之木，难为器用；不伤斧斤，故而独立延年于人世间。从市井的势利眼光看，这样的人生迹近失败。然而，千载以来的君子士夫，独爱散材一般自由超迈的人生，常以"散人"自居，唯求苟全于乱世。即便是如此退让低调的人生观，倘逢真正的恶世，亦难苟免于伤害。譬之当世"散宜生"C聂绀弩的命运，便可见出散亦难生的坎啊
　　我辈多为散淡中人，其中散而为材者，当属吾兄毛喻原。我们神交既久，又皆从南方各自小城流落帝京，扼腕谋面于世纪初年，寻常过往十余载，知人论世，多有暗合。其人市隐蜗居，虽著作等身，却几乎无闻于俗世。一直想用拙笔绘之神形，以使后人尚知浊世犹有洁士。恰好其新著散文集将梓行，嘱余弁言于前。遂值此霾天寒夜，捉杯濡毫，以酒为墨；重读庄子，绕室徘徊作提刀夜奔状，以为吾兄养气行文……
　　四川乐山，三江汇注之地，自古文脉渊深。1955年的小毛诞于此高山厚水之间，仿佛正蕴涵了青衣江峨眉山这样一串好古雅名字的灵性。八字推来他也许一生命硬，尚未降生便已失恃C其父先他之来三月便耿耿远去。其母平凡工人一个，不得不拖着三个儿子迎向即将到来的大饥荒年份。
　　寡母善良慈爱，克勤克俭，遗腹子面世的毛喻原，童年并无多少饥饿的记忆，且一直是哥仨中最爱读书的少年。文革之际，乐山乃武斗最严重的地区，他曾经在一次无知的逃荒中，初尝了差点饿杀的恐惧C也许这，成了他喜欢观察思考今世的起点。
　　整个初中高中，他都是学生干部。当两个哥哥都被热血裹挟积极参与造反之时，他却沉陷在苏联文学的最初惊艳中。似乎有些人天生就是那种老师偏爱，女生暗恋的男孩，十几岁便显得老成持重的他，果然遭逢人生最初的艳遇。一个驻军团长的女儿，他的女同学，开始发起了对他持久地追求。
　　在一个最清教徒主义的时代，他与这个"冬妮娅"的故事，缠绵悱恻，却又那么单纯干净。最深情的密约，也突不破那个年代特有的胆怯和坚守。酷似少年保尔的他，最终失散于误会的他们，都只是在禁锢的青春中领略了爱与美的怅然。在今天重读他的《冬妮娅之恋》，我依旧还能感到某种疼惜。
　　我们这一代红色风暴中成长的男人，对世界的质疑，一般来说，多有一个起点。
　　老毛的家，就在古城平民聚居的寻常巷陌之中。他家斜对门的邻人，有一个远比他大的青年，靠修理自行车维持生计。这个贫贱的手艺人，也许因为职业积习，成了那个年代极少有的自行车发烧友。他某天在闹市终于发现了一辆传说中的三枪牌单车，便亡命地偷走了。孰料这是乐山最高首长的坐骑，于是判刑入狱。老毛中学时分，这个鹤立鸡群的盗车人刑满归来，开始了对他最初的潜移默化。
　　那时，牢释犯统称坏分子。这个坏分子每夜收工，喜欢独坐街边拉京胡。因为音乐或者好奇，中学生老毛慢慢开始成了他家的常客。懵懂青涩的他，发现这个邻人像一个高深莫测的江湖奇人，随时聚集着一批奇形怪状且来路神秘的汉子。他们在一起大碗喝酒，分析时事，抨击当时的各种弊政，听得他心惊胆战，却又仿佛醍醐灌顶。
　　他在这一批时代的流配归来者身上，发现了世道的秘密，开始一惊一乍地审视这个共和国的来历。一边是学校的五好学生进步青年，一边是街头的贱民聚会旁听者；两边的教育迥然不同，他像一个身负绝密的孩子，活在某种惊恐和不安中。
　　类似的际遇，朱学勤兄也曾经在他的《失踪的思想家》中回忆过。而我的少年，也曾有大致相似的启蒙。我从无数故事和亲历中感知，在中国底层，无论处于怎样的兵荒马乱和高压恐吓之下，都一直有某种江湖道统在秘密传承。正是这样一些不惜扛枷负锁的人，在民间社会坚守常识，揭发真相，思考着国家民族的走向。
　　而今，当霜鬓艰深的他，也成为这样一个纯粹的民间思想者之时，我在他那早已不复存在的深巷瓦砾中，似乎找到了那一起点。
　　1974年的中国，文革进入疲软整顿期。因为副统帅的决裂，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反思那个畸形时代的诸恶。这一年，高中毕业只能下乡落户的毛喻原，成为了乐山周边山区的一个喜欢挑粪的农民。
　　他的母校乐山一中，曾经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省一中。抗战时期武汉大内迁乐山，武大班师之后，馆藏的图书多数留给了该校。文革的焚书运动中，校方封存了那些"毒草"予以保护。这时，童蒙已开的老毛和他的平生兄弟莫斯等哥们，因为强烈的求知欲而无所求，于是开始了他们冒险的偷书计划C他们定期攀援母校那些熟悉的门窗，像翻越一个愚昧罪恶的时代一样，直接进入民国的宝藏。那些沾濡着前朝精英手泽唇香的书卷，就这样流进了山野怀梦青年的私囊。所谓涓滴之珍啊，在最荒芜的年代，像一脉骨血暗传，就这样以最乱法的方式，滋润了这些穷乡僻壤青年的腹笥和远大视野。
　　他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C当多数同代人还在背诵最高指示时，他们早已熟稔了费尔巴哈叔本华尼采了。因为知识，他很快成了乡村小学的民办教师。而村小边上孤独改造的某个老右派，又必然地成为了他在乡村生活中唯一的朋友。仔细考察我们身边很多人的优异，皆因尘世间这样一些看似偶然甚至荒诞的际遇交往。
　　那个时代的毛喻原，在真正的底层社会窥见了人民C那些蓬首囚面挣扎泥涂忍气吞声的人民。他一边习武健身，甚至伪装成了一个民兵连长，一边在心底纵情滋生着自己独立人格的反骨。他甚至在很长的时间里，独自策划查勘地形，准备了一个特别招展的大字横幅，密谋在某个深夜挂上乐山的最高楼房……
　　他把他对他的同姓帝王的质疑和愤怒，凝聚在那一个节省口粮买来的巨幅长卷里。在临近行动的前夜，他忍不住告诉了那个老右派的忘年之交。但是，他接到了一个真正深通中国的前辈的劝阻和警告。那个为了成就他的前辈，中止了他的无谓冒险。他度过了他的灭顶之灾，最后还惨不忍睹地看见了那个孤独男人，在一次被羞辱的爱情之后，乱刀自杀……
　　有时，我总在想，一个男人的一生，究竟社会要提供多少生命和血泪，才能浇灌出这样一个另类啊。很显然，老毛正是在这样一些坚硬的残酷事件中，更深地看见了他所处的国运中的悲哀。
　　文革中坚持读书、思考甚至写作的少数青年，基本上成了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首批应试者。老毛和莫斯不约而同，甚至有些怀才不遇似的一起被西南农业大学录取。他分在茶叶之类的特产专业，其优质异秉依旧使他像高中时代一样，成了班上的异类。
　　但是，几乎从进校开始，老毛就对中国大学教育彻底失望。他在人群中横来直去，对周遭世界保持着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其实，那时的大学，远比今天的大学要宽容和开放。而学生们多来自于社会各界，独立人格和思考，也远比现在的孩子们要好。有那么一年，中国曾经允许高校学生竞选人大代表，一时间多数大学掀起了竞选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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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〇年
　　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并肯定了以“五四”为起点的文化革命的历史功绩，指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推吴玉章为主任，艾思奇、丁玲为副主任。会议决定为建立民族、民主、科学、大众的新文化而奋斗。文协主办的《中国文化》月刊创刊。　　西北文艺工作团成立。王亚凡、彦军、苏一平担任领导工作。　　延安新诗歌会由肖三、柯仲平、何其芳、公木等组成，并创办《新诗歌》会刊。　　延安文艺月会由丁玲、肖军、舒群发起组成。会刊为《文艺月报》。　　茅盾到延安鲁艺讲学。　　1月1日　　“工余剧人协会”正式公演曹禺的四幕话剧《日出》。王滨导演，钟敬之舞台设计，李丽莲、张成中、王一达、干学伟、韩冰、林白、田方、颜一烟、范景宇、方琛、石天、刘镇等参加演出。　　1月17日报载：《日出》自元旦演出以来，八天内观众近万人。演出效果甚佳，获得一致好评。中共领袖毛泽东、洛甫等对于原作者曹禺先生备予赞扬。工余剧协将致电曹禺先生，表示敬意。　　于敏l月24日撰文《评〈日出〉公演》。说《日出》公演测验了戏剧工作者的能力，测验了延安观众的欣赏水平。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洛甫同志对于这一部戏的一致赏识和对于曹禺先生的备加赞许，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日出》的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曹禺先生的艺术的远大前途。导演演员二十多天的排练，取得很好效果。饰黑三的田方，有舞台经验，很成功。饰陈白露的李丽莲，演得也很成功。　　《新中华报》1月31日发表“本报启事”：《日出》公演后，得到延安各界推许。现有于敏同志作短文发表，但这是于同志个人意见。希望能引起各界热烈讨论和批评，最后将由本报加以总结。　　工余剧协2月14日致曹禺先生电：“四川江安国立剧校转曹禺先生：敝会已选定先生之《日出》为第一次公演剧本，业于本年元旦起上演，地僻道远，未克先期奉闻，万望原谅。所有敝会此次演出之纪念册，总结文字等件，一俟印就，当即奉寄，望能赐予教言。先生如有新作，祈早赐寄，以慰渴望。此候撰祺!全国剧协陕甘宁边区分会工余剧人协会启皓。”　　1月4日——12日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在延安女大大礼堂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从4日开幕到12日闭幕，历时九天。知名文化人个人代表123名，文化团体107个，代表274名，共计五、六百人。文协从1937年冬成立至今两年间，成绩显著：创办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发起延安反侵略大会。成立剧协、音协、美协，并举办各种座谈会。派出抗战文艺工作团到前线。成立文艺顾问委员会，诗歌总会，举行创作竞赛。出版《边区文化》、《文艺战线》、《文艺突击》。此次代表大会，更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会场上有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斗争”，“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洛甫的题词：“政治抗战军事抗战文化抗战是抗战的三条路线”。吴玉章的题词：“文化是时代物质的反映，但文化又是时代精神的先导。因此，文化人必须站在时代思潮的最前线。”　　大会选出主席团成员：吴玉章、高自立、王学文、陈康伯、杨松、艾思奇、吴亮平、李初梨、周扬、冯文彬、肖三、张庚、冼星海、丁玲、何思敬、傅连璋、魏一斋、肖向荣、王曼硕、柯仲平、梁金生、柯柏年、陈唯实、胡考、蔡若虹、杨醉乡、赵毅敏、马海德、何其芳、塞克、饶正锡、鲁之俊、曹葆华、向隅、沈鸿、李强、金茂岳、周立波、乔木、王震之等四十四人。　　边区文化协会常委、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鲁艺院长吴玉章致开幕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洛甫(张闻天)作报告《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日寇灭亡中国的奴化运动与奴化政策；二、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中心任务；三、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四、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旧文化；五、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外国文化；六、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与三民主义；七、中华民族新文化与社会主义；八、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与大众化问题；九、关于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形式问题；十、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历史发展；十一、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历史发展中的特征及其前途；十二、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当前的具体任务；十三、关于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其特点与工作；十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基本队伍——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包括广大的青年学生)；十五、全力为争取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而斗争。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报告抗战以来的边区文化运动，边区教育厅长周扬报告两年来的边区国民教育工作，吴玉章演讲新文字问题，张庚、柯仲平、冼星海等十一名代表分别报告抗战中的戏剧与音乐，冯文彬报告文化与青年，庄栋报告世界语，中宣部副部长罗迈(李维汉)讲抗战中的两种不同的教育政策。　　毛泽东同志带病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共产党的文化革命，总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新社会新国家。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文化是反映政治、经济的，又影响着政治和经济。旧文化是旧政治、旧经济的反映，新文化是新政治、新经济的反映。中国今天的民主革命已不是属于历史上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样的旧范畴，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说明了中国今天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中国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五四”以前是旧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与封建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以后，则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奴役文化及封建文化之间的斗争。这时文化上的一支新军出现，是共产主义文化思想，以鲁迅为领导者，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努力攻打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大会由诗人肖三讲中苏文化关系，八路军总政宣传部部长肖向荣讲部队教育工作，《新中华报》总编辑李初梨讲边区新闻事业，自然科学院院长陈康伯讲边区工业建设，杨松讲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丁玲讲文化大众化问题，柯仲平、杨醉乡、高波分别讲民众剧团、抗战剧团、烽火剧团工作情况。　　大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通过边区文化界加入毛泽东同志所发起的宪政促进会案、组织少数民族文化促进会案、成立鲁迅研究会案、组织新文字健全委员会案。还通过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简章。　　大会选出文协执委会成员：毛泽东、洛甫、王明、罗迈、吴玉章、林伯渠、谢觉哉、王学文、陈伯达、吴亮平、杨松、李初梨、潘汉年、许光达、艾思奇、周扬、李卓然、赵毅敏、肖三、肖向荣、彭加伦、曾涌泉、徐一新、刘芝明、曹葆华、孟庆树、江青、柯柏年、向仲华、董纯才、冯文彬、李昌、胡乔木、刘光、何思敬、张庚、王曼硕、冼星海、陈康伯、傅连璋、魏一斋、马海德、江一、何其芳、马达、蔡若虹、塞克、姚时晓、李丽莲、向隅、胡蛮、胡考、马健翎、柯仲平、丁玲、饶正锡、梁金生、鲁之俊、金茂岳、陈唯实、王思人、屈伯传、成仿吾、沙可夫、杨醉乡、陈明、严文井、王震之、沈鸿、李强、胡笳、钟敬之、唐荣梅、杜矢甲、郑律成、吕骥、范文澜、力群、张琴抚、刘亚洛、林洪、李少斌、张琴秋、刘御、孙雪苇、赵枫、林纳、杨超，王斌、田方、王滨、张仃、周立波，吴伯箫、庄栋、师田手、李又然。吴玉章为主任，艾思奇、丁玲为副主任，吴伯箫为秘书长。　　《新中华报》1月10日社论《庆祝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开幕》。谈到“在每一次革命运动中，文化运动都是起着很大的作用，它替革命运动作了思想上有力的准备。在今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文化运动是一条重要的战线”。“今天，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召集——不仅象征着文化界光明的前途，边区文化界更进一步的团结，也是全国文化界亲密团结的先声”。“边区文化界当前的任务是更进一步的倡导代表大众利益为大众服务的大众文化，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创造出真正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来!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及文化界应成为全国的模范，对全国起推动的核心作用。”　　《新中华报》1月17日社论《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成就》：表现在确定了中国革命运动和文化运动的方向，强调全国文化界统一战线，应该从各方面提高中国文化，为建立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而斗争。　　1月4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举行年会。会议内容为欢迎从大后方来延的于黑丁、曾克、陈学昭等同志。报告各部一年来的工作，选出丁玲、周扬、肖三、周文等九人为新理事。　　1月6日　　《新中华报》发表章罂的《关于延安的戏剧——片断的介绍》。说延安的戏剧很活跃。鲁艺仅成立两年成绩突出，多次演出受到好评的有《流寇队长》、《团圆》、《大丹河》、《打虎沟》等。独幕剧有《希特勒之梦》、《还我孩子》、《一心堂》、《今天》、《棋局未终》、《到马德里去》、《绿包袱》等。还有许多剧团不只在延安演出还到乡村演出。　　1月8日　　冼星海在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边区的音乐运动》，强调音乐是一种宣传工具，改造社会的工具，用音乐做为斗争武器，配合着抗战，发挥其威力。抗战两年半来，国防音乐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上海救亡歌咏协会和其他许多民众歌咏团，担负起了先导责任。后来又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会，中国音乐协会。全国出版歌集和刊物有《大众歌声》、《民族呼声》、《战歌》、《解放歌声》、《抗敌歌集》、《救亡歌曲丛集》、《中国抗战歌曲集》、《西北歌声》、《战地歌声》、《西北号角》等。电影插曲很受观众欢迎，如《八百壮士》、《保卫我们的土地》、《保家乡》、《长城谣》、《太行山上》、《旗正飘飘》、《打回东北去》、《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等。战前的《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自由神》、《青年进行曲》、《救国军歌》亦不逊色。《五月的鲜花》和《松花江上》遍及全国。话剧《最后胜利》、《一年间》也有好歌插入。新歌剧受欢迎的有《农村曲》、《军民进行曲》、《异国之秋》、《流亡三部曲》、《黄花曲》，还有《台儿庄》、《小战地服务队》、《战地之春》。新地方戏曲《查路条》、《一心堂》都是成功的。鲁艺音乐系于日成立后的两年来，收了三届学生，一届比一届进步。边区音协成立后，经常举行音乐晚会，竟有五百人的大合唱团。演唱的大合唱有《生产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青年大合唱》、《保卫西北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歌剧有《农村曲》、《军民进行曲》、《异国之秋》。舞蹈有延安女子大学、烽火剧团、抗战剧团、鲁艺实验剧团的《苗人舞》、《生产运动舞》、《烽火舞》、《保卫黄河舞》、《小小锄奸队舞》。民歌研究会成立后，收集了数千首民歌。鲁艺每届毕业生，有百分之五十到前线去。边区音乐运动的优点是：以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理论与实践一致；创作技巧不断提高；采取民主或集体的方法进行；成为全国音乐运动的中心。今后努力方向：建立全国音乐界的统一战线；要使歌咏深入大众；把音乐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培养大量歌咏干部；提高创作水平；加强理论、创作、出版工作；纠正一切不健康的作风，杜绝感伤、失望、颓废、悲观的歌声；音乐工作者要深入实际生活。　　1月10日　　《新中华报》发表王向立写的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将军的报告文学《旅长在火线上》；田间的通讯《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外》；华君武的漫画《前方将士要军粮》；钟灵作、梅生刻的宣传画《要求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　　1月11日　　为纪念重庆《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博古写代论《祝新华二周年》，董必武文章《新华日报二周年纪念》，叶剑英文章《纪念新华日报二周年》，潘梓年文章《我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郭沫若题词：“‘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冯玉章题字：“精诚团结，抗战到底。”　　1月15日　　毛泽东同志为吴玉章六十寿辰赠祝词。祝词说，老人为什么可贵呢?“可贵的是他一辈子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类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如果开头做点好事，后来又做坏事，这就叫做没有坚持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　　1月17日　　中共中央祝贺吴玉章同志六十大寿。贺词说：“你是炸摄政王的组织者，你是黄花岗起义的参加者，你是辛亥时内江起义的英雄，你是一九二五——二七大革命的领导者，你现在是我党的优秀的领导人和全国人民最高民意机关的代表，你的生活和斗争，是近几十年里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你对党对人民解放事业的忠诚，你的崇高的人格，你的高尚的革命道德，你对同志对人类真诚的热爱，你的艰苦耐劳认真切实的作风，你的谦逊和蔼的态度，将永远成为所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模范。”林伯渠发表《向一位老战友致敬》和《林老贺诗》。　　鲁艺教职员给吴老献词。写道：“我们这一群年轻的献身革命的艺术工作者快活地围绕在你身边。象围绕着一个给我们温暖和光亮的火炬。你不但是我们很尊敬的老同志，而且是我们很亲近的领导者。我们一致热烈地祝贺你的健康。我们举起我们的手，犹如举起盛着快活的饮料的酒杯。”　　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联合祝贺吴老六十寿辰。签名者：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张邦英，秘书长曹力如，民政厅长高自立，财政厅长霍维德，教育厅长周扬，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建设厅长刘景范，副厅长朱开铨，边区最高法院院长雷经天，保安副司令王世泰，保卫处长周兴、副处长谭政文，审计处长曹力如。　　1月20日　　中宣部召开文化工作委员会议，到会的有洛甫(张闻天)、吴玉章、周扬、艾思奇、陈康白、杨松。杨超作记录。讨论文化委员选举及文化俱乐部的事。　　《新中华报》发表钟灵作、梅生刻的宣传画《八路军坚持敌后苦战，顽固分子却偏要响应汪精卫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发表马达的木刻《燃起新文化的火炬》。　　1月24日　　毛泽东同志在“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上题词：“发展抗日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方然文章《延安的文艺工作》。说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创作方法：“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应当广为传播。在延安，一些有名的作家如丁玲、周扬、沙汀、何其芳等在紧张的工作着，无名的文艺工作者也尽了极大的努力。延安的文艺组织有：文化协会，鲁迅艺术学院，全国文艺协会延安分会等。团体有：抗战文艺工作团、诗歌总会、文艺突击社、戏剧界救亡协会、文艺战线社、讲演文学研究会、之路社、山脉文学社、光明社、文艺工作团等。文化协会的抗战文艺工作团，由刘白羽负责，先后到华北前线；鲁艺文艺工作团由荒煤负责。他们宣传的基本原则是：抗战的、大众的；不脱离政治，不脱离群众。　　2月5日　　毛泽东同志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说：“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2月7日　　毛泽东同志为延安《新中华报》改刊一周年撰文《强调团结与进步》。说“这个小型报，是全国报纸中最好的一个。其主要的原因，一是共产党办的，二是在民主政治下。没有这两个同时具备的条件，要办得这样好，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中写道：“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　　2月14日　　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电影队，为拍摄阳翰笙的名作《塞上风云》外景路过延安。电影队三十多人在队长、导演应云卫的带领下，乘三辆卡车于1月4日离渝，2月14日抵延。启程前，周恩来同志指示说：这部影片很重要，要尽力拍好。欢迎你们去延安，但是要注意，去多少人回来多少人，以免给国民党制造口实。他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可能会接见你们并讲话，你们不要作记录，以免回来时国民党无事生非，给你们增加麻烦。他还亲自写了一封给延安接待部门的介绍信。出发时，郭沫若当场赋诗赠别，其中道：“不入虎穴焉得子，岂得甘心羊兔训?此去凌塞将半载，不教耳鼻徒健在。”　　毛主席、朱总司令于15日设晚宴款待电影队。毛主席说，大家一路辛苦了，到延安来很不容易呀，多住几天，去延安各方面看看。他谈了抗战的形势和当前的任务，并亲笔题词：“抗战、团结、进步。”朱总司令介绍了解放区战场八路军的胜利喜讯。　　文化界16日举行座谈会，出席者有吴玉章、吴亮平、艾思奇、周扬、李初梨、冯文彬、张庚、丁玲等，宾主共百余人。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吴玉章致欢迎词。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谈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吴亮平、周扬、丁玲以及应云卫、舒绣文、周伯勋相继发言。应云卫谈他的工作经验，张庚谈敌后戏剧运动，也谈到《日出》在延安上演一事。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晚会上，吴玉章致欢迎词，应云卫讲话中表示要为抗战、团结、进步而努力。曾一度谣传遇害而今自前线归来安然无恙的袁牧之也略讲前线情形。演出节目有鲁艺的独幕话剧《闲话江南》，烽火剧团小朋友的《烽火舞》。最后是冼星海指挥五百人的《黄河大合唱》。据星海日记载：“他们非常感动。老应听了之后抱着我，又跟我握手，他们说：‘伟大!感动!’两句话。”　　西北摄影队18日乘车北上，到榆林、内蒙工作。领队应云卫，同行者有盛家伦、王士珍、周伯勋、吴茵、沈逸千、舒绣文、黎莉莉、陈天国、高英等。　　为拍摄《塞外风云》外景前赴伊盟扎萨克等地的西北摄影队，在该地工作五个月后，于9月5日在返渝途中抵达延安。延安文化界多是故旧，相遇甚欢。7日晚举行欢迎晚会，周扬代表延安文化界与鲁迅艺术文学院致欢迎词。该队队长应云卫讲话。晚间偕观《日出》。8日下午朱德总司令设宴招待队长应云卫偕同该队周伯勋、盛加伦、王士珍、舒绣文、黎莉莉、吴茵、陈天国、李农等三十余人。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高自立、肖劲光等同志以及茅盾、艾思奇、周扬、杨松、肖三、丁玲、肖向荣及文化界人士亦应邀参加，宾主欢聚一堂，谈欢甚洽。席间该队同人提出关于最近国际形势与华北抗战诸问题，由朱德总司令解答。后到文化俱乐部参加跳舞晚会。　　十月中，电影队安抵重庆。在欢迎会上，郭沫若当场赋诗赞扬电影队：“以艺术的力量克服民族的危机!以塞上的风云扫荡后方的乌烟瘴气!”　　重庆《新华日报》登出长篇特写《〈塞上风云〉摄影队的塞上行》。　　2月15日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主办的《中国文化》(月刊)在延安创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张闻天(洛甫)直接领导，艾思奇任主编，林默涵等负责编辑。毛泽东同志写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一书首次发表。该书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毛泽东同志于1939年致吴玉章(陕甘宁边区文协常委、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鲁艺院长)一信：“写了一篇理论性质的东西(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文，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送上请赐阅正，指示为感!”　　《中国文化》创刊号还发表胡乔木的《读书随感》，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冼星海的《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肖三的《高尔基底社会主义的美学观》，沙汀的《记贺龙将军》，何其芳的《一个泥水匠的故事》。该刊出至第三卷二、三合刊后停刊。每卷六期，共出十五期。　　2月16日　　《文艺战线》第1卷第6号出版。小说有严文井的《一家人》，刘白羽的《在黄河的一弯上》，孔厥的《过来人》，魏伯的《我们跟下原弥熊师团》。报告文学有何其芳的《七一五团和大青山》，刘亚洛的《一支工人分队的出发》。木刻有焦心河的《陕北的丰收》，江丰的《会议(平型关连续画之一)》，力群的《加紧生产(延安生产运动之一)》。还有老舍和周扬的《关于文协工作的建议》。　　2月20日　　毛泽东等同志发起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何思敬致开幕词。吴玉章作报告，毛泽东同志讲话，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3月1日《新中华报》)。　　延安反侵略分会筹备会委员有文艺界的丁玲、周扬、周文、张庚、冼星海、向隅、杜矢甲、王曼硕、何其芳、蔡若虹、胡考、赵毅敏、钟敬之、胡乔木、塞克、袁牧之等。　　2月29日　　边区文化协会在文化俱乐部召开蒙古文化促进会首次筹备会。出席者：吴玉章、艾思奇、丁玲、曹力如、莫文骅、李卓然、赵通儒、贾拓夫、徐一新、张仃、冼星海、巴彦图、阿拉腾扎布、乌勒图纳素图等三十余人。讨论简章、工作纲领及大量征收会员等问题。　　《新中华报》3月22日发表《蒙古文化促进会缘起》。促进会筹备委员有：吴玉章、林伯渠、高自立、王若飞、李卓然、艾思奇、杨松、冼星海、柯仲平、罗迈、贾托夫、柯敬史、许光达、冯文彬、张琴秋、李富春、丁玲、刘春、白如冰、周扬、曹力如、肖三、肖劲光、肖向荣、蔡若虹、莫文骅、赵通儒、张庚、张仃、师田手、高阳、乌勒图纳素图、杜矢甲、巴彦图、巴布多尔汗、阿拉腾扎布、李初梨。　　12月5日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北公学文艺工作团联合组织蒙古文化考察团，赴绥德一带考察蒙民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活动，为期三月。团员十人：朱丹、王亚凡、刘炽、杨思仲、陈叔亮、李庆森、马寅、许光禄。由王铎、焦心河领导。内分文艺通讯、音乐戏剧、木刻漫画三组。　　3月4日　　鲁艺实验剧团重新组成。团长田方，副团长王滨。研究科科长于敏，干事干学伟、陈锦清；演出科科长王滨，干事张守维、张平；指导科科长田方(兼)，干事地子、龚伟；管理员郝正良。团员朱明哲、徐一枝、杨志远、齐瑞棠、祁椿、安琳、曹达、李丽莲、熊塞声、张成中、张东川、苏远、田民、杜德甫。　　3月5日　　香港电：蔡元培五日晨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75岁。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前清翰林，民国纪元前留学法国。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国府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被捕者十余人，蔡氏愤慨政府对学生无理处置，于5月9日离京赴法。　　延安文化界4月14日于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蔡元培、吴承仁先生大会。毛泽东赠挽：“老成凋谢”；周恩来赠挽蔡氏“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挽吴氏“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文化界代表艾思奇、青年界代表刘光相继讲话。　　吴玉章4月26日为蔡元培敬挽：《孑民先生千古》：“正气常存，文章盖世，尤堪幸组织大同盟力保人权，众话申江思盛德；寇气尚恶，傀儡登场，更可痛纵容宵小辈暗施奸计，我凭延水吊英灵!”　　3月8日　　林伯渠赋诗《咏梁红玉》。　　中国女子大学为纪念“三八”妇女节演出三幕话剧《秋瑾》。该剧由颜一烟编剧、翟强导演、钟敬之舞台设计。演员有夏革菲、吴雪、张昕、邓寿雨、丁洪等。　　3月11日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阐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方针和原则。　　3月12日　　大众读物社成立。该社先属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后属西北中央局领导。社长周文，参加工作的先后有金照、胡绩伟、胡采、守一、林今明、杨蜚生、方之中、思俊、王牧、白彦博等近三十人。任务是“供给边区识字少的群众以文化食粮，并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准，以开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启蒙运动”。下设报纸编辑科、丛书编审科和通讯科。具体工作有：主办《边区群众报》，编辑出版《大众习作》、《大众画库》、《大众文库》、《革命节日丛书》，建立全边区通讯网等等。至日停办。　　3月15日　　延安举行生产总结发奖大会。劳动英雄冒着狂暴风沙走进了中央大礼堂。亲自拿过锄头参加生产的毛泽东、洛甫、李富春等同志，出现在主席台下的座位上。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代表中央报告去年生产总结和今年生产任务。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先后讲话。陈强、黄立德、王正阳、徐秉文、杨正奇、李子原六人获特等奖。各机关选出劳动英雄甲等104名，乙等252名，丙等262名。有奖旗、奖金、奖章。　　3月16日　　延安举行“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毛泽东同志讲话说：“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成功。”“现在有些地方，不准妇女开大会，不准妇女讲话，不准妇女讲自由平等，不准妇女办事，这是不对的。我们现在妇女要开会，要讲话、要办事，妇女们要自由平等。”模范妇女名单中有鲁艺的张菊、杜粹远、李莫愁、李群、王思真、施涛、张永英、向开秀、苏灵扬。文化协会的丁玲。模范妇孺工作者名单中有鲁艺的冼星海，文协的李又然。为纪念“三八”节，连日演出话剧《梁红玉》、《岳母刺字》、《秋瑾》。　　3月19日　　抗大三分校在大礼堂举行毕业典礼。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讲话勉励大家：一、不怕日本；二、不怕顽固分子；三、不怕困难。陈云勉励大家：一、不怕作小事；二、对老干部相处要好；三、在工作中加强学习。最后演出话剧《闲话江南》、《反正》及手风琴、提琴、口琴独奏。　　3月20日　　大汉奸汪精卫成立伪政权。仍称“国民政府”，依旧以南京为首都，沿用青天白日旗，另加黄色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为争夺正统地位，遥奉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为行政院长兼代主席，周佛海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1944年11月，当日寇将要覆灭前，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代主席由陈公博继任。日寇投降后，陈公博等一批大汉奸被引渡回国，先后被枪决。　　桂林文艺界同人在4月6日《新华日报》撰文《我们声讨汪逆!》。有胡愈之的《汉贼不两立》，夏衍的《要表示我们民族的意志》，艾芜的《把它当成一面镜子》，冰兄的《连狗狐蛇鼠也不如》，李桦的《要提防“文化进攻”》，孟超的《怎样反汪》，周钢鸣的《更要努力》，林山的《扑杀另一种狗》，周行的《除恶务尽》，鲁彦的《呃“和平”》，戈茅(徐光霄)的《没有功夫唾骂》。　　重庆《新华日报》于5月8日登出“诗歌讨汪特辑”：艾青的《仇恨的歌》，光未然的《去你的》，厂民的《兄弟，就这末干吧!》，力扬的《举起我们的投枪》，冯玉祥的《捉汪》，王亚平的《告诉你》，方殷的《火祭》，戈茅(徐光霄)的《一头驴子》。　　3月22日　　刘文怡发表《救救灾难中的华北同胞!——袁牧之先生访问记》。文称：袁牧之先生于1939年1月由大后方路过延安赴华北敌后考查戏剧运动。一年来袁先生遍历冀晋各省考察，工作极为努力。现为整理材料，特由前方归来，于二月初返抵延安。记者访袁先生于寓所。晤面后，记者即以前后方曾盛传袁先生遇难谣言之真相相询，袁先生以笑置之。此次回延系暂时性质，去前方或返重庆尚未确定。对此次华北遭受水、虫、病、兵四大灾害之惨状，均详为见告。　　3月25日　　《边区群众报》创刊。属大众读物社报纸编辑科主办。毛泽东同志为该报题写报名。胡绩伟任主编。日，该报从大众读物社独立出来，由周刊改为三日刊。谢觉哉被聘请为社长。胡绩伟仍任主编。　　4月5日　　鲁艺平剧团成立。团长符律衡(阿甲)，研究科科长符律衡(兼)，教务科科长陶德康，演出科科长罗合如，指导科科长陈冲。(见鲁艺通告艺字第7号)　　《中国青年》杂志第2卷第6期发表何其芳的论文《怎样研究文学》，立波的散文《雾里的湘西》和力群木刻《梅爱文被捕》。　　4月9日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为加强对各剧团的领导，决定成立西青救剧团总团部，由高沂、吴雪、李之华、金紫光、丁洪、苏琦、陈千一等七同志组成总团部团务委员会，高沂任总团长，吴雪任副总团长，金紫光任艺术指导。成员有李之华、陈戈、邓止怡、胡果刚、胡沙、程云、田蓝、陆静、查烈、王永年、丁洪、张一鸣、沈贤、潘秋、余康，鲁亚农、黎虹、拓新、陈千一、林开甲、黄宇、宁森、易晓光、崔雄昆、石涛、王唯真、黄耘、黎阳、李兆澄，苏琦、彭虹、雷进太、雷平、张建真、朱漪、尹文元、刘朋、张林簃、刘明学、陈克、白秋、吕雪熙、张伟、郭仙梅、罗廷芳、苏毅、查玉英、崔海、赵翠娥、黄歌、鲁明、张一林、薛晓、牛纯仁、程昶昌、李俊、田有生、杨嘉祥、史明杰、曲宏、赵廷峰、刘建萍、吴刚、王华、王全安、肖世健、王亚男等。此外，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成立直属剧团，由前西青救第一剧团与大后方来延的四川旅外剧团联合组成。该团曾于4月1日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公演《塞上风云》，效果颇佳，深得赞许。　　黄钢在《新中华报》发表报告文学《新疆归来者》，马达的八幅连环画《开荒的故事》。　　4月10日　　毛泽东同志在鲁艺二周年纪念日，亲笔题写“鲁迅艺术文学院”校名，并题八字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鲁艺将八字校训手迹镌刻在院内一面土墙上，得以朝夕共勉。中央干部教育部罗迈(李维汉)也为鲁艺题词：“高举着鲁迅的旗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奋斗。”　　葛陵在《新中华报》撰文《我们的路——献给母校鲁艺——两周年纪念》。　　4月12日　　毛泽东同志为“四四”儿童节题字：“天天向上。”邓颖超同志题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新中华报》发表郁文的通讯《三个小朋友的介绍》。发表16岁毛岸英从苏联写来的信《中国儿童在苏联》，该报加了按语说：“这是一个16岁的小朋友从苏联写来的信，我们可以在这封信件看到苏联人民对中国儿童的热烈的爱护和对中国抗战的伟大的同情。值此‘四四’儿童节纪念大会开幕之际，把这封信发表出来，作为一件宝贵的礼物。同时我们也代表全中国的儿童向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全苏联的人民及儿童们致敬。”　　4月13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植树已完毕。该院规定一个同学负责保护三株树。该院开荒已于十三日完成。边区政府要每人植树十株。　　程秀山在6月14日《新华日报》撰文《“鲁艺”在生产战线上》。说鲁艺开了生产动员大会，主任黄霖讲话，要大家响应党中央号召，把马列主义原则运用到生产工作实践中去。具体要求：加紧生产，争取做劳动英雄，严守劳动纪律，开展劳动竞赛，团结得象一个人，坚决反对偷懒倾向，百分之百的完成生产任务。　　4月15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常务理事丁玲、肖三、周扬、周文、曹葆华发表《向总会报告会务近况》的报告。报告写道：分会成立已经一年。第二届理事会业于本年1月3日经全体会员大会选出，当选理事为：丁玲、肖三、周扬、塞克、何其芳、吴伯箫、曹葆华、天蓝、柯仲平、雪苇等。复于2月15日举行扩大理事会，增选周文、刘白羽、立波、荒煤、庄启东五人为理事，并进行推选常务理事，当选者为：丁玲、肖三、周扬、周文、曹葆华。又由常务理事会互推周文担任总务部，丁玲担任组织部，肖三担任出版部、周扬担任研究部的工作。本分会工作报告如下：一、组织方面；会员已登记67份。直接领导的文艺小组，在工厂、部队、学校、机关先后建立起来的共19个单位，29个小组，会员325人。派出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共六组：第一组由刘白羽领导，第二组由雷加领导，第三组由卞之琳领导，第四组仍由刘白羽领导，第五组由周而复领导，均先后前往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工作；近复组成第六组，由肖三领导，前往晋西北工作。二、出版方面：分会出版的《文艺突击》已满一卷，经第二届理事会扩大会议决定改名《大众文艺》，将内容改变为适合于对文艺大众教育的刊物，因发行困难，拟暂只发行前方部队和延安附近各地。出版通俗的文艺丛书，专供前线士兵和群众阅读。三、研究方面：在研究部之下成立了文学顾问委员会，聘请作家担任，经常替各文艺小组看稿，并每月出席文艺小组一次，作各种文艺报告。并负有编印文选、介绍读物的责任。每月由研究部召开文艺座谈会三次，文艺演讲会一次。总务方面：每月召开全体文艺晚会一次，报告本分会各部工作进行状况，并发动出版募捐、征收经费等。由总务部经常和总会通信，报告本分会所有工作，取得密切联系。必要时，召集与本分会有关的各文化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以推进整个抗战文化运动。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出版的《大众文艺》创刊。周文主编，肖三编辑，方纪协助。从日至同年12月15日止，共出九期。第一期文章有艾思奇的《弄文艺的人要注意宪政运动》，塞克的《我写歌词的几个基本原则》，雪苇的《写作讲话》，肖三的《谈延安——边区的文艺小组》。小说有丁玲的《真》，刘白羽的《一百五十双鞋》，柳青的《追求理想世界的人》。诗有肖三的《儿童节》，曹葆华的《西北一天》。　　《中国文化》杂志第1卷第2期出版。文章有洛甫(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艾思奇的《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肖三的《高尔基底社会主义的美学观(续)》，崇基(艾思奇)的《〈日出〉在延安上演》，师田手的《记边区文协代表大会》。创作有荒煤的《抬一口棺木回来吧》(报告)，曹葆华的《西北哨兵》(诗)，贾芝的《我们笑了》(诗)。　　艾思奇在1月6日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抗战中的陕甘宁边区文化运动》中说，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来，已有两年半的时间，文艺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各种宣传画、漫画、木刻、壁画等在三千五百件以上。音乐作品在三百件以上。戏剧作品从活报到大戏在一百种以上。诗歌、小说、报告之类数量特别多，难以估计。边区出版了政治(《解放》周刊)、军事(《军政杂志》)、文化(《中国文化》、《文艺突击》、《文艺战线》)、妇女(《中国妇女》)、青年(《中国青年》)、工人(《中国工人》)、科学卫生(《国防卫生》)等刊物，油印石印了《前线画报》，还有《今日新闻》和三日刊《新中华报》。边区建立了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边区师范、卫生学校、各剧团、文化协会等。在“文章入伍”的号召下，边区组织了文协的抗战文艺工作团(共派出五组，20人左右)，鲁艺的前方实习团，部队、工厂、农村、学校中的文艺小组等。边区文艺创作的特点是：大胆尝试了各种形式的利用；都以新的抗战的现实为内容；利用旧形式，并加以改造；提高了延安干部和群众的鉴赏水平。缺点是：有公式主义毛病，如戏剧上有四五个脸谱(一个日本人，一个汉奸，一个老百姓，一个抗日军官)；作者接触生活不够；不能掌握旧形式的规律；没有系统地建立艺术理论。今后的任务是：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扩大现有剧团，扩大文艺小组，编印通俗读物，继续编好《中国文化》，建立文化俱乐部，改造民间旧剧团，建立大众读物编辑委员会、国际宣传委员会、文化保健委员会、文学顾问委员会(已建立)，剧团管理委员会等。　　4月16日　　《解放日报》载：绥德文协分会成立。该会出版有《文艺生活》、《新诗歌》、《西北儿童》、《陕北文化》等刊物。　　鲁迅艺术学院丛书之一《歌剧集》，由读书生活出版社经售。内有《农村曲》、《军民进行曲》(向隅、冼星海、李伯钊、王震之等集体创作)。重庆《新华日报》登出广告。　　孙施谊写的独幕剧《人约黄昏》，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的《抗战文艺》6卷1期发表。同期还登出他的导演手记《关于〈人约黄昏〉》。此剧在延安演出。　　4月19日　　周扬在《新华日报》撰文《小形式问题》。说产生以抗战为主题的大作品，是很困难的，而报告文学一类的小型作品则非常流行。作家虽然有生活经验，有丰富感情，但他们不熟悉题材，不善于想象，所以写出的东西是无力的。尽管如此，这批抗战中的文艺新军，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仍然具有伟大意义。如果他们能够改变旧的生活方式，到群众中去，并用适合的形式去表现他们，那么就能写出更好的令人满意的作品来。　　4月26日　　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刘文怡文章《延安出版界近况》。说延安在文化上也是全国中心之一。虽然印刷条件很困难，但出版很活跃。《新中华报》与《新华日报》——可谓姊妹报纸，同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特点是小报的形式，大报的内容。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主张，中央领导人的文章均首先在这里发表。同时有系统地反映陕甘宁边区的生活。《解放》——中共中央机关理论杂志，与重庆印刷的《群众》可称为姊妹杂志，1937年4月创刊。《军政杂志》——代表八路军全体指战员的刊物，1939年1月创刊。《中国青年》——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机关杂志，1939年4月创刊。《中国妇女》——全国女同胞的喉舌，创刊于1939年7月。《团结》——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委员会的机关杂志，创刊于1938年2月。《中国工人》1940年“二七”创刊。《中国文化》是边区文协的机关杂志，1940年10月创刊。　　焦心河在《新华日报》撰文《鲁艺两年来的木刻》。说鲁艺全校教职员工共住21孔窑洞。美术系同学12人住一孔。每当上实习课时，连教员带模特儿15个人挤在一个小窑内，无法施展。虽然各方面都很困难，但并未因此而不努力学习。他们想尽办法弄到12副木刻刀子，自己动手磨。沃渣从上海带来的刀子，大家轮流使用。第1期就有12幅木刻创作。陈铁耕、胡一川、罗工柳来鲁艺后，正式成立了木刻研究班。每到纪念日，他们就印很多木刻，配以街头诗，贴在延安周围。为纪念中国新兴木刻的栽培者鲁迅，曾举行延安首次木刻展览会，共展出二百幅作品。并突击手印二十册《木刻集》，除送给中央首长外，还寄苏联一本，许广平一本。以胡一川为首的五位同志，带了二百多幅作品到敌人后方去了。　　5月4日　　冼星海离开鲁艺，将途经西安(5月13日到)、兰州(10月22日到)去苏联进修。　　诗人郭小川随三五九旅政治部“奋斗剧社”参加陕北绥德二百余人的《黄河大合唱》的演出。第二天即写出《我们歌唱黄河》一诗：“我们唱出黄河的愤怒，唱出黄河的悲哀，让我们集体的歌声，和黄河融和起来!唱吧，我们的歌声不叫敌人过黄河!唱吧，我们的歌声不许我们周围有破坏者!”　　5月5日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成立。校长陈云，副校长冯文彬。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青年》杂志第2卷第7期上题字：“目前中国青年的唯一任务就是打胜日本帝国主义。”　　5月8日　　著名作家肖三所著两篇随笔《朱德》与《毛泽东》出版。它写出了中华民族革命领袖生动逼真的形象。同时出版《田左明一声不响》、《母亲、儿子、女儿》两篇小说，描写了中国妇女为中国自由解放而斗争的英勇事迹。　　5月10日　　“五四”筹委会举行音乐晚会，有提琴、口琴等独奏，有青年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节目。时间经济，表演紧凑，颇得听众好评。青联发起延安青年歌咏团，从事歌咏音乐研究。参加者有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青干校、马列学院、鲁艺、陕北公学等十余单位，现已正式成立，并着手准备百人以上的各种大合唱。　　5月14日　　绥德警备区剧团公演七天，演出有姚时晓的独幕剧《棋局未终》和《闲话江南》，很受各界欢迎。现已演出四十多个剧本。戏剧协会已于5月9日成立，它团结了绥德剧人，并准备深入农村作抗战宣传。　　5月15日　　文抗编的《大众文艺》第1卷第2期出版。文章有艾思奇的《“五四”运动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丁玲的《作家与大众》，默涵的《文学和科学》，李又然的《关于名气》，塞克的《戏剧工作者的纪律问题》。小说有周文的《我的一段故事》，雷加的《遗书》。报告文学有荒煤的《路》。　　鲁艺文艺工作团陈荒煤、梅行、黄钢合写《关于敌后文艺工作的意见》，在《抗战文艺》第6卷第2期发表。该文写于日山西武乡。文中说，四个月来，我们一直参加部队生活，主要开展部队文艺活动。收获有：提高了认识，重视了作家上前线，“文章入伍”。建立了部队文艺工作的初步基础。解答了一些理论问题。写部队生活的作品有二十万字以上。优点是：不怕麻烦地讲解工作意义，克服了对方的冷淡态度；帮助部队成立了文艺习作会，出版了《血花》；有艰苦作风，如八昼夜行军和战士一样。领导人陈荒煤曾到敌占区作民运工作。　　5月16日　　冼星海从西安写信给延安鲁艺的妻子钱韵玲，说：“朱德总司令送我相片，请你保存。”“我常想念着你和妮娜，为着爱我们更应加倍努力，我们要贡献一切所有为民族解放为实现我们的最高理想。”“我去后你要加强政治学习，政治的基础是每个艺术人材必须具备的，我希望你能彻底了解马列主义并且应用它。等我回来时，大家互相讨论，互相研究”。“现在全国都风行着一个《黄河大合唱》。我想以后要把原稿保存得很好，不然，外界的音乐商人乘机做他们的生意。目前印行《黄河大合唱》的书店恐怕有几十家。未免使生活书店太难过了。《音乐季刊》最近在上海印出五线谱的《黄河大合唱》，上海非常欢迎。你有空要替我留心关于我的一切消息，尤其在各报上和音乐杂志的批评。”“听说茅盾已在鲁艺工作，是否?”“最近看什么书?有两本书你一定要看的：(一)《论共产党》，(二)《唯物史观》，你看完之后再看《辩证唯物论教程》，好吗?”　　5月20日　　鲁艺为培养部队艺术干部，决定增设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6月11日招生，名额二百名。课目有：政治、部队艺术工作、戏剧、美术、文学、音乐、军事常识。学期一年。班主任由本院党总支书记宋侃夫兼任。　　5月25日　　《中国文化》杂志第1卷第3期出版。有丁玲的小说《入伍》，艾思奇的论文《“五四”文化运动的特点》，周扬的文章《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二三零感》，默涵的杂文《“基督教的道德”与“人民的道德”》。　　5月26日　　延安各界齐集南门外热烈欢迎离别延安二年的朱德及夫人康克清和由新疆来延参观的大文学家茅盾先生、社会科学家张仲实先生。茅盾讲话说，八路军朱总司令及各位同志都是创造抗战胜利的人物，我将于可能时赴前线一行，搜集此项材料以为日后写作之用。张仲实说进入边区后看到中国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青年儿女，中国抗战之胜利及建立新中国之伟大任务，全靠他们来担任。　　5月27日　　延安各界于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欢迎朱总司令、茅盾先生、张仲实及康克清同志。会上吴玉章致欢迎词。四位被欢迎者相继讲话。演出节目有鲁艺的《黄河大合唱》、京剧《陆文龙》。　　茅盾抵延后，住在桥儿沟鲁艺东山窑洞里。他为鲁艺全校学生讲授《市民文学概论》。每周一次，每次四小时。主要介绍中国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中国市民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变化。　　茅盾回忆说，他在鲁艺住了四个月。走出窑洞，就可以看见山下鲁艺校舍的全景：鲁艺的校舍是延安唯一的道地的西式建筑。大约是1925年吧，西班牙的神甫在桥儿沟经营了这巍峨的建筑。全部是石头和砖的，峨特式的门窗，可容五六百人的大礼拜堂(现在是大礼堂)，那高耸入云的一对尖塔，远远就可以望到，那塔尖的十字架也依然无恙。鲁艺美术系的一个学生——富有天才的青年木刻家古元，曾经取这从前的“大礼拜堂”及其塔尖为题材，作了一幅美妙的木刻，题名曰《圣经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所巍峨的建筑四周的大树荫下，时时看见有些男女把一只简陋的木凳子侧卧过来，靠着树干，作成一种所谓“延安作风”的躺椅，手一卷书，逍遥自得地在那里阅读。大礼堂内，昨天举行讲演会，有学问、有经验、有斗争历史的“老干部”讲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形势，或者是从前线回来的老战士作一个华北抗日根据地文化动态的报告，或者是“长征的英雄”演述长征的故事，青草地、猓猓国、雪山，大渡河。但今天则是怡心悦目的晚会了，鲁艺的“实验剧团”演出了果戈理、莫里哀、莎士比亚的不朽名作，或者是曹禺的《雷雨》和《日出》，或者是鲁艺戏剧系教师王震之根据华北前方的实际生活新编的四幕剧《佃户》，或者又是姚时晓的现实主义的独幕剧《棋局未终》和《闲话江南》了。在桥儿沟，这些演员或学生，昨天也许她是从大都市来的，穿厌了绮罗、住惯了洋房，现在却是灰布制服、草鞋、爬山、吃小米的“鲁艺”学生!鲁艺有不少在“外边”成名的导演和演员，但更多的是崭露头角的新人，他们的技术曾使那多见多闻的中国制片厂的头等艺人大为惊讶。当拍摄《塞上风云》外景的一行人由蒙边回渝经过延安的时候，适逢演出曹禺的《日出》，他们看了以后赞叹道：“想不到你们在这里演出这样的大戏，而且演得这样好!”“鲁艺”聚集着全国各省的青年。他们身世多式多样：有在国内最贵族式的大学将毕业的，也有家景平平、曾在社会混过事的，更有些是“南洋伯”的佳儿女、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有海关邮局的职员，有中小学教员，有经过战斗的“平津流亡学生”。他们齐集在鲁艺，为了一个信念：娴习文艺这武器的理论与实践，为民族之自由解放而服务!　　茅盾到延安，是出于共产主义理想和对延安的向往，打算长期留在延安，因而把儿子、女儿都随身带着。儿子沈霜在陕北公学文工团和西北文工团工作；女儿沈霞在女子大学学习，后因人工流产而过早地离开人世，其爱人任战地记者，牺牲于太原前线。茅盾到延安后，一再提出恢复党籍的要求。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他留在党外对人民更有利，回到重庆比留在延安作用大。周恩来、张闻天将中央的意见转告于他。虽然他不愿离开光明的延安，回到黑暗的重庆，但仍无条件地接受了党中央的意见。　　5月28日　　边区文化界在文化俱乐部举行欢迎座谈会，招待茅盾、张仲实先生。到会者吴玉章、艾思奇、丁玲、赵毅敏、何思敬、周文、李初梨、张庚等四十余人。论及文艺创作取材及引用旧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内容诸问题。由何思敬报告延安新哲学会工作情况。后赴文协欢宴，参加后方政治部主持的欢迎晚会，观看烽火剧团演出的节目。　　周恩来副主席从西安赠给鲁艺音乐系一箱乐器。委托冼星海负责包装，并写明请周扬同志转交音乐系。　　6月1日　　《新华日报》发表凯丰词、吕骥曲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象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我们是抗日的先锋!”林祖涵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四周年题词：“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6月2日　　延安战歌社在文化俱乐部召开社员大会，通过新章程，选出新机构，提出“加强组织”、“深入工作”的口号。出席会议的有雷波(缪海棱)、刘御、师田手、余修、张惊秋、张松如(公木)、东方明、王亚凡、凌丁(孙滨)、王若望、陆石、戴碧湘、戈比舟(戈壁舟)等32人。选出刘御、雷波、公木、张惊秋等为战歌社执委，柯仲平仍为社长。　　6月4日　　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将该会名称改为边区音乐协会。推选吕骥等九人为常委。决定：(一)创作与编印新歌曲；(二)派人赴各团体帮助歌咏活动；(三)出版音乐刊物；(四)创办各种训练班；(五)举行延安歌咏比赛；(六)筹备聂耳逝世纪念会。　　6月6日　　丁玲在香港《大公报·文艺》第854期上发表文章《我怎样来陕北的?》　　6月7日　　于敏在《新中华报》发表剧评《介绍一部农民戏：〈佃户〉》。编者按说：《佃户》(三幕剧)是作家王震之从前方回来后第一部作品，将在鲁艺二周年纪念晚会上演出。《佃户》的产生，将会告诉我们戏剧题材的摄取，已有人在大胆地开辟新的领域了。希望边区及全国戏剧工作者继续努力于这个工作，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艺术方向迈进。　　6月8日　　鲁艺实验剧团演出三幕话剧《佃户》，王震之编剧，王滨导演。张守维、王一达等演出。　　6月9日　　重庆《新华日报》文艺之页，邀请重庆文艺界以群、胡绳、光未然(张光年)、沙汀、艾青、潘梓年、葛一虹、戈茅(徐光霄)、曾克、罗荪、于黑丁、戈宝权、姚蓬子、力扬、梅林等座谈民族形式问题。艾青说：民族形式和中国化是一个意思，中国化是科学化的现代语。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沙汀的小说，都是民族形式发展中的宝贵的收获。这种民族形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没离开中国的发展。沙汀说：中国的民族形式是不能离开现实主义的。民族形式的目标，应为一般大众所接受所享受。光未然说，民族形式应包括这样的原则：“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潘梓年说，民族形式问题首先是在一定的立场、一定的革命阶级提出的。民族形式不能和通俗化、大众化混为一谈。民族形式问题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提出的，而是从国际主义立场上提出的。形式不能离开内容。郭沫若著文说，新文艺的内容应是新民主主义的，形式应是民族的。　　周扬在《大公报》发表《新文艺和旧形式》一文，阐述了创造民族形式与利用旧形式的辩证关系。　　为祝贺校庆，延安鲁艺毕业生演出果戈理的《婚事》。该剧同样保存着果戈理那种辛辣、深刻的风格。　　何其芳在6月14日《新中华报》上发表剧评，评鲁艺演出的喜剧《果戈理的〈婚事〉》。　　6月14日　　冼星海从西安给延安的妻子钱韵玲写信说：“对一切人都要和气和谦卑，并且要虚心。以前我和你都没有做好，我们现在的确要好好地做人，好好地做事和不断地学习，因为我们是有责任去干一番事业的，有一分力就要尽一分力量去干。”“不过一切学习都先以政治课为基础，尤其是要热心于马列主义，不要嫌它乏味。假如你不弄通马列主义，你的艺术造就是有限的，请你接受我的忠实话。”“你不要忘记自觉地去接近共产主义，我希望你早些解决组织问题。你如果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可向周扬处报告，不要闷在心里。”　　6月15日　　冼星海在《中国青年》杂志第2卷第8期上发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　　《大众文艺》第1卷第3期出版。登有刘白羽的小说《二十棵树》，默涵的短论《做一个“适当其时”的作家》和《关于果戈理的〈婚事〉》，雪苇的写作讲话《慢慢儿来》。　　6月18日　　为纪念高尔基逝世四周年，《新中华报》在“特刊”里发表五篇文章：　　茅
盾：《纪念高尔基杂感》。　　何其芳：《高尔基——由这个名字所引起的一些感想》。　　若
茗：《纪念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高尔基》。　　荒
煤：《高尔基与文学语言问题》。　　立
波：《这样纪念高尔基》。　　该报在编后记说：真正纪念高尔基的意义应该是学习他的品质，学习他的不息的斗争精神去作不息的斗争。空洞的纪念形式，对死人或活人都是毫无意义的。今天来纪念高尔基，就附带提出这个号召：学习高尔基，研究高尔基。　　续范亭撰写散文诗《纪念高尔基逝世四周年》：你的钢笔利于钢刀，你的墨水就是血水。钢刀将砍尽魔王的头颅，血水已灌满了穷汉的身躯。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纪念高尔基学习高尔基》，指出：“高尔基的一生奋斗，是丰富的，艰苦的，斗争的，英勇的，坚定的，同时也是胜利的。在高尔基逝世的四周年，我们纪念高尔基，我们更应学习高尔基!”　　全国“文协”、中苏文化协会等十一个团体为纪念高尔基逝世四周年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了盛大茶会，参加者三百余人。臧云远、力扬、梓年、戈茅(徐光霄)等撰文纪念。　　6月20日　　肖三在《群众》杂志第4卷第16、17合刊上发表文章《高尔基底社会主义美学观》。　　6月21日　　鲁迅艺术文学院于9日举行二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朱德、洛甫(张闻天)、吴玉章、任弼时、康克清等同志参加了大会，茅盾、张仲实、冯文彬等同志也应邀出席。院长吴玉章讲话。周扬简要报告了鲁艺的成绩和以后工作的方向。他说，虽然我们学校的人比较少，毕业生有四百多人，但两年来教职学员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就有1925篇。他表示“我们要培养新中国的理论人才，建立新中国的文艺批评”。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说明在革命中的艺术的重要以及鲁艺在两年中的进步，说明在抗战中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为了建立中国的新文化，必须向各方面学习，向老百姓学习，才能建立起抗战的文化统一战线。朱总司令说：“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起来。”“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们英勇牺牲于战场，还不知他们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茅盾讲话中谈到抗战中文艺理论落后于现实的问题，谈到作家和理论家深入斗争生活的问题，谈到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联系问题。更希望我们真能够继承鲁迅先生的勇敢的不屈的精神努力于创作和批评，以巩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文艺堡垒。大会向毛泽东等同志献了锦旗，同学们向母校献了鲁迅石膏浮雕像。　　胡蛮8月11日在重庆《新华日报》撰文《鲁艺二周年纪念会中的美术展览》。鲁艺成立两年来，第三届青年艺术干部已完成了学习任务，准备发挥自己的才华。木刻、漫画、绘画、塑雕、工艺美术、舞台美术、建筑设计等等，在题材上和技巧上，都有很大进展。连环画方面突出的有蔡若虹的《旗》，王式廓的《平型关战斗》，华君武的《逆流》，朱吾石的《边区农民》，焦心河的《中央十大任务》，陈叔亮的《儿童抗战连续漫画》，古元的《自由在苦难中成长》，孙也的《十五个勇士》，张映雪的《死灭为生长》。近一年的木刻有焦心河的《儿童》，夏风的《换上新衣》，施展的《春灯》等。工笔有陈叔亮的《延安秋收图》，符律衡的“写意”等。木刻领导者有马达、江丰、力群。绘画领导者有王曼硕、王式廓、蔡若虹。漫画领导者有蔡若虹和张仃。建筑设计和美术工作领导者有钟敬之。雕塑方面有马、恩、列、斯合像，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同志的肖像。　　6月23日　　陕甘宁边区剧协分会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召开代表会议，出席者各剧团等四十多个单位代表。这是剧协分会成立后首次各戏剧团体代表会议。决议有：一、加强剧协分会本身工作，出版刊物，编印小册子，定期公演；二、为使剧运在边区普遍开展，深入到农村中去，建立各地剧协分会，并普遍成立当地剧团；三、加强边区剧协分会与全国剧协总会的联系，并与各地分会发生联系。张庚、王震之、钟敬之、柯仲平等21人当选为本届理事会理事。该会设立执行委员会，执委会由七个团体组成，处理日常会务工作。延安“工余剧协”决定取消，由剧协直接领导所属各会员剧团进行联合公演。本年戏剧节(十月十日)将公演《钦差大臣》。　　6月2日报载：边区剧协常务会决定本年戏剧节首次公演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由实验剧团、青救总剧团、陕北公学、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等联合演出。　　6月25日　　《中国文化》杂志第1卷第4期出版。文章有张庚的《戏剧与观众》，茅盾的《关于〈新水浒〉——一部利用旧形式的长篇小说》，何干之的《团圆主义文学》，柯仲平的《论中国民歌》，胡蛮的《欧化的中国美术之批判》。　　为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新中华报》10月6日发表一组旧体诗作：李根源的《寄慰前敌将帅诸公》，朱德的《和李印泉先生原韵》，吴玉章的《和印泉老兄“七·七”三年抗战纪念感赋原韵》。　　董必武赋七律《三台即景》，说“丁丑(一九三七年)一月初至延安，时值频年内战后，民物凋敝。七七抗日军兴，因公赴汉，人事羁绊，即未回延。庚辰(一九四〇年)八月，再到延安，则城中房屋，十九皆遭敌机轰毁，市民迁居城外，南北东西，日趋繁荣，盖人民经济上无复旧时负担，政治已得自由，故虽受日寇严重损害，仍有此欣欣向荣之象也。偶过‘三台胜境’(石碑在延安城东北里许延水东杨家岭上)，感赋长句”。诗中写延安：“地生小米斜坡种，人住悬崖曲径通。城郭旧容虽已毁，黎民苏息乐和衷。”　　7月11日　　总后勤、工余剧协联合演出多幕话剧《一年间》，夏衍编剧，翟强导演。　　7月12日　　文协领导的文艺小组工作有很大进展。组员已达三百余人，遍及边区各地。为了积极帮助组员，最近拟请茅盾、周扬、艾思奇、丁玲等作文艺报告。文协决定近日召开各文艺小组联欢大会，作家丁玲、肖军将到会。　　边区文协文艺小组于7月20日举行联欢晚会。主席报告开会意义，文艺小组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报告文艺小组历史及今后工作方向。新由后方到延安的作家肖军，在群众要求下，对创作问题阐述颇多。最后游艺有独唱，《人约黄昏》朗诵，肖三朗诵诗，丁玲唱昆曲，周文唱京戏等，颇为热闹。　　7月14日　　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下午在文化俱乐部举行茶话会，欢迎文协总会理事茅盾，会员舒群，成都分会理事肖军，晋东南分会理事孙泱，新从前方归来的肖三、胡考等。　　7月15日　　鲁艺成立音乐工作团，教务处处长、音乐系主任吕骥兼任团长，下设研究科、演奏科、音运科。　　鲁艺成立美术工场，场长钟敬之。共有十几位美术工作者，分创作科，包括绘画、木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设计、摄影等小组；研究科，包括美术理论、技术练习、政治学习等小组；工务科，分工场管理、材料产品等股。还附设有印刷、铸造、木工、洗印几个工房。(见鲁艺通告艺字第4号和《解放日报》7月30日报道)　　美术工场于日新调美术部部长江丰兼主任，原主任钟敬之任实验剧团主任；华君武任副主任。(见鲁艺日通告第35号)　　《大众文艺》第1卷第4期出版。登有曼硕的小说《我们的朱医生》，肖三的通讯《贺龙将军》，张仲实的短论《抗战三年》，周文的文章《搜集民间故事》，默涵的短论《关于文学的才能》，荒煤的工作报告《鲁艺文艺工作团在前方》。还有黄钢、葛陵、杨明、梅行、荒煤写的十四个故事。围绕文学上的“才能”问题，发表了陈正亮的来信和雪苇、何其芳的回信。封面木刻为王大化所作。　　7月24日　　朱德同志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作报告《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谈四个问题：一、三年来华北宣传战的一般形势；二、敌人在宣传工作中重视利用艺术；三、我们对艺术在宣传工作中的作用的看法；四、我们对艺术工作者的要求和希望。谈最后一个问题时说： (1)一个好的艺术家，应当同时是个政治家。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对不能超然。艺术家要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才能做一个好的艺术家。所以，必须学马列主义。决不能看轻了这一点。(2)艺术家应当参加实际斗争，体验生活。他不应当站在群众之外，而应当站在群众之中；不应当是旁观者，而应当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战士。只有这样，才能深入生活，创作出好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所喜爱。除上述要求外，我们还希望艺术工作者做到：(1)要团结，要习惯过集体生活，要善于表现集体的力量。因为我们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者，在伟大的共产主义的事业当中，无论是怎样的个人，都显得渺小了。(2)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意见，才能进步。不要老想着“文章自己的好”。(3)艺术工作者应当学习军事。因为我们生长在伟大的斗争的时代。不但因为要表现这个斗争必须具有军事知识，而且你们也应当、也可能参加实际的武装斗争的工作。朱德同志最后说：我相信，将来在战士中会产生卓越的艺术家，同时在艺术家中也会产生英勇的、伟大的战士。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要靠你们，创造光辉灿烂的新民主主义的艺术，也要靠你们。愿同志们努力!　　7月25日　　《中国文化》杂志第1卷第5期出版。登有茅盾的《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尹达的《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立波的《湘西苗民的过去和风俗》，荒煤的《刘伯承将军会见记》，何其芳的《过同蒲路》(诗)。　　7月27日　　延安音乐界在女大大礼堂举行聂耳逝世五周年纪念大会。到会代表千余人。由鲁艺音乐系同学唱聂耳挽歌。吕骥报告聂耳的经历及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音乐的贡献。指出聂耳创作的成功是因为：一、了解大众的痛苦生活；二、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教育；三、对革命实践的努力。大会一致通过以聂耳逝世那天——7月17日为人民音乐节。　　8月1日　　胡采主编的《大众习作》，由延安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周文、胡采等组成编委会。毛泽东同志题写刊名。共出6期，于日终刊。除发表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民间故事、绘画等外，还有写作经验介绍和带有指导性的理论文章。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辟有“大众习作”栏和“原作与改作”栏。该刊引起普遍重视，刚从大后方归来的徐特立亲自跑到杂志编辑部作了许多指示。创刊号载有周文的《发刊词》和《关于故事》，胡采的《谈谈搜集新闻通讯材料》，“大众习作”14篇，“原作与改作”3篇，“公开信”3篇等。　　8月2日　　冼星海从西安给妻子钱韵玲写信说：“如果我有稿费来，也须捐十分之一给我们的党支部，至紧，至紧。我们要养成无产阶级的习惯。”“我应当以工作为前题，在这大时代里我们要把一些自己所能做的贡献给民族，一切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我们是渺小的，一切伟大的事业不是依靠个人成就，而是集合全体的力量而得到成功。个人光荣和成功是暂时的，是虚伪的。真正成功和光荣是全人类的，我想你同意我的话。”　　8月3日　　鲁迅诞生六十周年，《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我们怎样来纪念鲁迅先生?》指出要继承鲁迅“创作的光荣传统和他一生所抱的为民族、为人民和为求进步而斗争的精神”；“要学习他坚强不妥协和坚持抗战到底的精神”；“要加强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重庆文化界举行纪念鲁迅六十周年诞辰大会。郭沫若、田汉、张西曼、葛一虹、沈钧儒等到会并讲话，一致强调“学习鲁迅不屈不挠的精神”。成都文化界亦举行纪念会，叶菲洛主席，杨波、王朝闻等出席。桂林文化界纪念会，司马文森主席，宋云彬报告鲁迅生平，聂绀弩、温涛、林林、谷斯范相继讲话。　　8月5日　　何其芳在《中国青年》杂志第2卷第9期上撰文《一个平常的故事》(答中国青年社的问题：“你怎样会来到延安的?”)　　8月10日　　青干学生会与青救总剧团联合公演曹禺名著《雷雨》，连日观众踊跃，获得好评。为救济绥德等地灾胞起见，举行义卖公演一天，将所售票钱420元全部捐赈。　　叶澜在8月27日《新中华报》发表剧评《关于〈雷雨〉的演出》。编者按说：“《雷雨》于本月上旬由青救总剧团演出，前后公演达一星期，场场满座，颇得延安一般人士的好评。本报现发表叶澜同志新写的关于此次演出之意见一文，纯系讨论性质，尚希各界人士特别是戏剧界的同志对此多发表意见，以期对此问题能得到确切之结论。”剧评说，继鲁艺演出《日出》之后，青救总剧团又演出《雷雨》。此剧是曹禺先生在同一时代的前后两部“姐妹作”。我们应从历史的观点对《雷雨》作一正确的认识和评价。作者用一支锋利的现实主义的笔，来发掘中国旧社会制度正隐藏的黑暗角落，使观众看到旧制度必然的没落、崩溃、死亡，代之以新生的、光明的一面。在《雷雨》里是寄托在出走的工人鲁大海身上。剧中的悲惨结局，不是哪个人的罪恶，而是整个社会的罪恶。正如作者所说：“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怒，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曹禺企图在一个大家庭里，用一根巧妙的亲骨肉的线索来贯穿剧中所有人物，要他们在这条线索上翻筋斗。这似乎“巧”了一点。同时《雷雨》是部暴露文学的力作，全剧中心点在说明旧制度的没落毁灭。但毁灭的另一方面，新的力量的滋长，对于光明面的处理，只是一个简单的模糊的侧影。作者的艺术技巧达到了高度的水准，语言运用获得了很大成功。《雷雨》就在抗战的今天介绍给广大观众仍有价值。中国青年需要回头看看旧社会如何充满着难以想象的卑鄙、龌龊、黑暗与罪恶。这次演出，获得相当大的成功，演员阵容整齐，有创造性和苦干精神。此次演出花费不到三百元。　　8月14日　　鲁艺举行晚会，欢迎由大后方归来的周恩来、徐特立、董必武等同志。参加晚会的各机关领导同志及代表甚多。节目有苏联剧作家罗穆新作的独幕剧《钟表匠与医生》、平剧《坐楼杀惜》和音乐节目。　　8月15日　　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追悼张自忠将军大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不幸于五月十六日在豫鄂会战中光荣殉国。大会布满花圈挽词。毛泽东同志挽词：“尽忠报国。”朱总司令挽词：“取义成仁。”周恩来挽词：“为国捐躯。”王稼祥挽词：“誓驱倭寇三载沙场千日战，尽忠民族一朝殉国万古传。”　　《大众文艺》第1卷第5期出版。在“八路军诞生十三周年”专栏里发表肖向荣的《发扬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小三(肖三)的《八路军万岁》(歌词)，朱德的《诗四首》 ,肖三的《朱德司令在延安》和《贺龙将军》。在“鲁迅先生六十生辰纪念”专栏里，发表周文的《鲁迅先生和“左联”》，茅盾的《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丁玲的《开会之于鲁迅》，胡蛮的《鲁迅在生活着》。短论有艾思奇的《纪念八一》，周文的《再谈搜集民间故事》，默涵的《批评的观点》。此外，有雷加的小说《左佐木》，黄钢的速写《小林武夫》，公木的诗《岢岚谣》，郭小川的诗《我们歌唱黄河》，以及王大化的木刻《母亲》，季纯词、向隅曲的歌《自卫军》。　　8月20日——12月5日　　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　　十八集团军彭德怀副总司令8月31日就“百团大战”的伟大意义答《新中华报》记者问。　　9月6日鲁迅艺术文学院为庆祝八路军百团出击的胜利，特举行晚会，公演话剧《日出》。　　9月8日鲁迅艺术文学院为庆祝百团大战致电朱彭总副司令。电报说，看到百团大战的捷报，我们感到莫大的兴奋和欢喜。我们这样大规模的战役进攻，在抗战三年来还是空前的创举，在世界上，也是伟大的战绩。今日我们能用百团的大兵，给敌人以威猛的反击，不独使敌兵寒胆，而且大振我全国抗战的人心。八路军能有这样的成绩，是百万战士艰苦战斗的结果，也是朱彭总副司令指挥若定所致。我们鲁艺全体同志，在这里谨向你们致热烈的敬礼，并向前方的全体指战员遥致亲切的慰问。　　9月21日为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抗大、军政学院、供给学校、医科大学，在抗大校址举行联欢晚会，并邀请女大、鲁艺两校同志参加。抗大政治部主任李逸民致开会词，总政谭副主任、抗大三分校校长许光达演讲。节目有鲁艺工作团的演奏与歌咏，女大的大合唱，抗大青年队的舞蹈，鲁艺平剧团的《打渔杀家》，后勤政治部的《捉放曹》，医大的《珠帘寨》。　　朱德总司令在9月26日《新中华报》发表《扩张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的文章。　　边区文协为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于10月6日给朱彭总副司令发出贺电。贺电说：“我们是文化领域的工作者，我们的任务在于把伟大抗战的一切英勇斗争场面反映出来，以帮助推动这创造新中国历史行动中又一次空前的杰作。我们愿意追随在你们以及你们领导的八路军全体将士的后面，用我们的笔，我们的艺术，将这辉煌的伟绩，再现出来，传播开来，使它永久深深地活在全国全世界进步人类心中。我们愿贡献自己一切微薄的能力，为你们及你们领导的八路军将士的工作尽自己应尽宣传报道的义务。”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即文抗)为庆祝百团大战胜利，于10月17日给朱彭总副司令和百团大战将士们发出贺信，表示“愿以我们千万支笔写出你们这种雄伟的诗篇，写出人民大众对你们的歌赞，写出整个民族的鲜红的心，用以昭示全世界：我们中华民族是一定团结到底，抗战到底，而且必然要胜利的”。全国剧协陕甘宁边区分会也致电祝贺。　　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10月27日就“百团大战”发表长篇谈话。　　8月25日　　延安大众读物社在文化俱乐部召开边区各县三科科长茶会，征求对《群众报》的意见。到会50多人。大众读物社有周文、胡采、金照、林今明、张思俊、赵守一、叶天、冯仁杰、黄一修参加。发言者有王自强、鹿鸣、高步林、郭水源、马立中、辛安亭、周文。　　《中国文化》杂志第1卷第6期出版。登有艾思奇的论文《当前文艺运动的任务》，刘白羽的小说《四箱子弹的缘故》。　　8月27日　　陕北公学文艺工作队(即西北文艺工作团前身)，为庆祝母校三周年纪念，赶排四幕名剧《蜕变》。此剧史行导演，演出者有张云芳、黎虹、袁静、李建彤、王亚平、阮艾芹、李慕林、韩戈鲁、刘方、胡岚、石鲁、阎明智等。定9月19日公演。《蜕变》是名剧作家曹禺于抗战以后的第一部巨著，主题、技巧均为抗战剧作中之上乘。陕公文艺工作队多为以前的戏剧工作者，故《蜕变》的演出当能获得好效果。　　《新中华报》11月9日发表叶澜的剧评《略谈〈蜕变〉》：陕公文艺工作队(后称西北文工团)在延安首次上演的曹禺巨作《蜕变》，是一部产生于抗战烽火中的有力剧作。不但较之过去的《雷雨》、《日出》和《原野》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对腐朽社会的症结做到了无情暴露的地步，同时也注意去解决这些阴暗面。但全剧在描写《蜕变》过程时，强调了“好人主义”、“好政府主义”，企图依靠单枪匹马的个别人物冲垮腐朽力量。其次在描写正面力量时，作品有些模糊与凌乱，一些理想人物缺少真实性。　　9月1日　　西北文艺工作团的前身陕北公学文工队正式成立。当时只有四十多个青年，以五孔窑洞、五块钱起家，在陕北公学驻地杨家湾挂起了“陕公文工队”的牌子。与此同时，绥德分区成立了“民众剧社”，即后来的西北文工团第二团。陕公文工队由王亚凡任队长，彦军任副队长，苏一平任指导员。分有戏剧组、文学组、音乐组、美术组、时事组。成员有朱丹、石鲁、闻捷、李建彤、刘迅、碧波、林丰、张涛、高歌、沈霜(茅盾之子)、程士名、刘方、刘鹏杰、徐瑞林、阮艾芹、胡岚、吕崇实、郭介人、闵力生、张云芳、万淳、东方明(谢雁翔)、韩戈鲁、邵梦虹、陈影、肖汀(郭新民)、李凝、王贤敏、岳松、白衣(贺春波)、周戈、陈若绯、李庆森、裴然、李琦、舟冰、肖松、关鹤岩、高禄寿、肖玲、黎虹、阎明智、史轮、李锋、李升、伊力、程铁、张沼滨、马尾、凌丁、兰运富、韩十波等。　　延安新诗歌会由肖三、公木、刘御等发起组成，柯仲平、何其芳、李雷、天蓝等积极参加。他们除了经常在创作上互相研究外，还出版油印刊物《新诗歌》。　　延安新诗歌会(战歌社、山脉文学社联名)编印的《新诗歌》创刊。日终刊。延安版6期，肖三主编；绥德版6期，高敏夫主编。肖三在《出版新诗歌的几句话》中指出：“延安——陕甘宁边区是诗境，是诗的生活，自然，人们都喜欢写诗歌。”——这是一个朋友从大后方来延安不久以后说的。的确，我们这里写诗的人真不少，写出来的诗歌也很多。但是这里的十几个刊物，内中三个文艺刊物是无论如何容纳不下的：篇幅少，纸张又贵，诗歌又和别的文章不一样，总是被抽。延安的诗歌运动——街头诗运动，诗歌朗诵运动——开全国之风。但是“只开风气不为师”，我们还得继续充实这一运动的内容。写诗歌要有诗歌环境，在这里面彼此吟诵、推敲，彼此欣赏、批评，然后大家能前进、向上，然后能使得诗歌的声音更大，更宏亮，达到得更远。这些就是我们出版《新诗歌》的主要原因。“诗人，起来!现在这时节不能贪取甜蜜的睡乡。莫忘了，千万战士的热血流在中原的沙场上。每个人都应该和他们在一道。你现在不能丢炸弹，动刀枪，——你应当写些诗歌给他们唱：诗人，诗歌可比子弹和刺刀。”　　《新诗歌》第一期有隐夫的《原上草》，海棱的《巧连环》，铁夫的《雨》，公木的《孤儿叹》，肖三的《梅花》，若望的《黄河水手谣》。　　9月3日　　由郭沫若、田汉发起，重庆文艺界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举行张曙追悼大会。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钱之光等同志送了挽联。郭沫若致悼词，说张曙先生的功绩始终都是为了大家，为了民族，“离开了民族的精神没有文化，离开了民族的精神没有一切。”田汉讲述了死者的生平。周恩来同志说，张曙先生之可贵在于和聂耳同为文化战线上两员猛将，这文化战线包括着文艺、诗歌、漫画、木刻、音乐各部门，给全民的抗战起了伟大的推动作用。救亡歌咏便是最鲜明的，代表了大家发出了反抗的怒吼，代表了大会发出了要求团结的呼声。张曙先生便是这样的工作者中的一个，这功绩是永远永远不磨灭的。只要很好的动员全力，正确地发挥张曙先生勇敢的精神，挺得住，再接再厉，自然慢慢地就有办法。　　音乐家张曙夫人周畸在重庆《新华日报》用血泪写成一篇悼文《血的回忆——给曙和大大》。张曙与女公子大大于日在桂林遭敌机轰炸遇难。　　9月5日　　艾思奇在《中国青年》杂志第2卷第11期发表《文学上的才能是哪里来的?》。　　冼星海从西安给钱韵玲写信，说：“四川打电报请我当教员，当然我不会去的，不管他们拿出一百八十元代价。我不是用钱买得动的，不理他们是对的，因为艺术家有他自己的人格，也有阶级性和党派性的。我是不容被人动摇的，你也是一样，如不然，我们的艺术是为着什么?你现在很进步，我真喜欢，假使我们了解我们的目标和路线，我们永远是快乐的。我们要时刻站在民众面前，替民众谋利益的。”　　9月8日　　张庚在《新中华报》发表长文《纪念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中国剧运的开展》。文章说，苏联人民艺术家，曾受列宁勋章及红旗勋章的莫斯科艺术剧院创始者之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死于日。今年是他逝世二周年。他的体系是什么呢?是一种使演员随时引起自己创造的“灵感”的方法，他最痛恶的，就是在舞台上装模作样，做一定公式化的动作和打一种老先生谈文章的腔调。他称这是舞台上的刻板法。他反对刻板法，要求演员要有真实的表演，不但有真实的外形，而且更重要的有真实的感情。文章指出，在我国新剧运将近三十年中，许多前辈努力使戏剧负起重大的社会使命，也竭力反对剧场的庸俗化。但是在剧场的历史上我们新的精神常常被庸俗的不良传统所腐化了。文明戏如此，话剧在今日的上海何尝不如此。戏剧在中国，曾被奴役于商人营利的目的，养成了“以观众的喝彩或赞许而自满”的恶习。因此，我们必须培养大批新的象斯氏一样从基础训练开始的艺术家，以斯氏精神忠于艺术，忠于艺术的社会使命，看重真实性，注意从基础做起。　　9月13日　　丁玲的小说《入伍》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五天。　　9月15日　　《大众文艺》第1卷第6期出版。茅盾撰文《谈〈水浒〉》。在“‘九·一八’九周年特辑”里，登有雷加的《忠魂塔》，吴伯箫的《青菜贩子》，魏伯的《真主及其他》，师田手的《一天》。短论有默涵的《〈雷雨〉的演出》，肖三的《对有志于文学者的一点意见》，周文的《创作生活和集体生活》。柯蓝速写《节省运动》。诗歌有田间的《敢死队员》，刘御的《两个“小鬼”》。　　9月19日　　陕北公学举行三周年纪念大会。到会有朱总司令、洛甫、吴玉章、高自立、肖劲光、周扬、蔡畅、冯文彬、傅连璋、孟达等。校长罗迈(李维汉)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