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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山国王信仰看两岸文教交流
发布时间： 17:08
　　明末清初，闽、粤的福佬人与客家人开始向台湾较大规模移民。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民众在向台湾移民的过程中面临种种风险，需同自然搏斗，同土著搏斗，同其他族群搏斗。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心灵寄托往往是冥冥中的神明。因此，在奔向陌生的远方时，他们也往往随身携带着家乡的神像，以求得到神灵对他们的庇佑。客家人是除福佬人外，向台湾移民的第二大族群。伴随着粤东、闽西客家人移民台湾，客家民间信仰也随之漂洋过海到台湾。客家信奉的神明多而庞杂，其中以三山国王、定光古佛、义民爷、法主公等信仰最为兴盛。而三山国王信仰又曾被认为是客家人特有的信仰，在台湾客家人中有着巨大影响。　　三山国王信仰是从早期的自然崇拜发展而来的。古时落后，人们往往不能有效的抵御各种自然灾害，在彷徨无助中，只好求助于各种超自然的力量，即寻找各种特别的自然事像，以求得它们来保护自己。三山神崇拜就是源于这种普遍的心理，《潮州路明贶三山国王庙is?记载：“考潮州西北百里有独山，越四十里有奇峰曰玉峰。峰之右有乱石激瑞，东潮西惠，以石为界。渡水为明山，西接梅州，州以为镇。越二十里有中山，其地名霖田……当隋时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中山之石穴，自称昆季，受命于天，镇三山，托灵于玉峰之界石，因庙石焉。地旧有古枫树。降神之日，树生莲花，绀碧色，大者盈尺，咸以为异。乡民陈姓者白昼见三人乘马来招己为从，忽不见。未已，陈遂化。众尤异之。乃谋于中山之麓，置祠合祭。前有古枫，后有石穴，水旱疾疫，有祷必应。既而假人以神言，封陈为将军，声灵日著，人称化王。共尊为界石之神。”从这段文字中，可以得出三位神人原本是独山、明山、巾山三山间的界石，是粤东土著居民自然崇拜的一种。他们希望自己创造出的三山神能“水旱疾疫，有祷必应”，“淫雨害稼，祷于神而霁”，发挥着“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住区安全”的社神功能。　　三山神原只是承担着“人畜兴旺，五谷丰登，住区安全”的社神功能，后渐渐成为能显威助战，克敌制胜，有功于国家百姓的“多面神”。这种转变是需要的产物，特别是民众需要的产物。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出任潮州刺史，其在任时间虽仅只八九个月，但对潮州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曾为潮州淫雨害稼樯而祈助于三山神，“置立室宇，备具服器，奠飨以时”。后雨停了，农业获得了丰收。他派地方的长者“谨选良月吉日斋洁以祀神”，并亲自撰写祭祀的神文（《祭界石神文》）这样三山神就获得了官方的认可，由民间私祀的小神上升为地方的显神。后来移入粤东的客家人和福佬人也接受了三山国王信仰，并在世代传承中不断加工、渲染三山神的形象，直至其成为后来粤东民众信奉的众神中最显要的一位地方神。　　作为地方主要神灵，侍奉三山国王的庙宇分布广泛，数量极多。据《潮汕庙堂》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知的三山国王庙超过200座。其中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是揭西霖田祖庙、饶平鸿埕大庙，潮阳棉城蛇脐古庙和澄海银砂古庙。其他仍然香火旺盛的还有六十余座。　　随着粤东人民移民台湾，三山国王信仰和崇拜也传播到了台湾。台湾的三山国王信仰是与粤东民众移民台湾、开发台湾交织在一起的。　　大陆民众移民台湾，首要面临的问题是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据《台湾府志》载：“茫茫大海，何问其道途？……船苟遇飓风，北则坠于南风气，一去不可复返；南则入于万水，朝东皆极险也。。为了消除这种心中的恐惧，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们将“多面神”三山神携带上船，希望在他的庇佑下平安渡过台湾海峡。这些少数的幸运儿千辛万苦渡过险恶的海峡后，所要面对的不是一片乐土。当时台地还未得到开发，四处瘴疠弥漫，瘟疫肆虐，随时会威胁着人的生命。《海上见闻录〉卷二载：“初至，水土不服，疫疬大作，病者十之八九，死者甚多。”府志也载：“水土多瘴，人民易染疫病。”?在科学技术落后，医疗条件又缺乏的艰苦条件下，人们往往只能向他们所熟知的神灵求助。因此，粤民在东渡台湾时，自然迎接从小到大就极为尊敬的三山神，常相左右，祈求能获得他的保护。　　另外，因为粤东客家先民东渡台湾的时间较晚，西南部平原的肥沃之地已为福佬人所占，他们只能向中北部的丘陵地带开垦。这些地方在当时大多是尚未开化的原住民居住地，原住民为了自身的生存，以及在猎人头祭祀习俗的影响下，经常“出草’，即割人头。粤东客家先民常常成为他们猎取的对象。为了求得生存，粤东客家先民就组织乡勇，建造木栅、隘寮以自卫，并请来三山国王试图以“山神”来压制“山番”。台湾作为一个移民的社会，先来的垦拓者（福佬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排外或仇视后来者（客家人)，那么在福客交界之地常常发生冲突就在所难免。身为弱势群体的客家人，只能寄希望于武功显赫、扶弱除恶的三山神，希望在福客冲突中能得到三山神之助，所以许多三山国王庙分布于内山或福客交界之处。有鉴于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三山神虽为客家人的保护神，但大多数三山国王庙却分布在非客家或福佬客的地区。　　粤东移民离开家乡奔向未知的台湾时，随身携带的是本地最威灵显赫的三山神，希望神灵能助自己应对前途未知的危险。据不完全统计，全台现有奉祀三山国王或奉做主神的庙宇400多座，其中较有规模的130多座。在这130多座三山神庙中，历史最悠久的可数彰化县湖溪镇霖肇宫。据《荷婆仑霖肇宫志》载，明万历年间该宫自广东霖田祖庙分香火而来，是三山国王开台祖庙，辖区除跨湖、埔心、永靖及田尾四乡二十一村外，分庙分香遍及全台，是客家信众的善信圣地。该宫主神是巾山、明山、独山三位国王，以及神农大帝、财神爷诸神。为全台及大王角、二王角、三王角、祖牌角、神农大帝角共同奉祀；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是宜兰县冬山乡大兴村的大兴振宫，据说该庙始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垦首陈振福和三十六位族人由台北到此拓垦兴建的，是宜兰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庙宇。1998年，以该庙为中心创立了“台湾三山国王宫庙联谊会”，目前全台有133座庙宇参加；始于康熙五十年（1711)至雍正四年（1726)完工的员林广宁宫，则是员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庙宇，该庙辖有武东保、武西保、燕雾下保等七十二庄，香火鼎盛。这三座宫庙规模大，信众数量大，分庙遍布全台，在台湾拥有很大的影响。　　三山国王之大国王“善医”、二国王“善风水地理”、三国王则有“神威显赫”的武功，三位国王能解决客家移民在开发台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保佑他们顺利开展拓垦事业，达到了了他们求平安健康的期望。因此，在移民开发台湾的进程中，粤东的三山神随移民漂洋过海来到台湾，继续受到粤东移民的崇祀，这便是台湾同胞信仰三山神的渊源。台湾民众对于从祖籍传来的乡土神非常看重，在民间信仰中有一种“祖根”情怀。连横认为：粤籍台湾人祭祀三山国王，漳籍台湾人祭祀开漳圣王，泉籍台湾人祭祀保生大帝，除保平安外，“是皆有追远报本之意，而不敢忘其先德也”?。可以这么说，三山国王信仰与其他信仰一样，都是大陆移民及其后代与祖国沟通的纽带，正是这些信仰使得他们身在台岛，心系祖家。在人为因素而阻隔两岸交往的时期，人们无法回乡探亲，只能转向神的世界，寻求精神的寄托，台湾同胞对大陆文化的历史认同往往通过进香谒祖活动曲折的折射出来。如在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开展“皇民化运动”，企图从文化上征服台湾人民，但台湾同胞心怀祖国，除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殖民运动外，各地神庙冲破重重阻烧，想方设法到大陆祖庙去进香谒祖，以此表达两岸一体，同根同祖的民族情感。若实在无法成行，则是通过向西遥祭的形式，寄托对大陆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在这一时期，台湾同胞曾开展“拜妈祖，怀祖国”活动，每逢妈祖诞辰，各地妈祖庙就组织“绕境弘法”活动，有的则组织进香团，绕道香港、日本前往妈祖祖庙谒祖。两岸关系正常化以来，更是有数以百万计的台胞横穿台湾海峡到大陆进香谒祖。以三山国王信仰为例，近20年来，台湾有“三山国王庙”寻根问祖团及散客近10万人次到饶平揭西祖庙寻根访祖。仅在2006年，台湾及海外就有25个团体。从历史上看，两岸民间信仰在凝聚两岸民族情感维护两岸统一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两岸要实现一统，文化的认同是重要基础。可以说，每一次的进香谒祖的活动，都能吸引大量的信仰者参加，“祖根”情怀通过民间信仰活动得到进一步深化，并沉淀于两岸民俗文化的交流中。　　除了继续推动目前正在进行的两岸民间信仰活动和民俗活动外，如何借助两岸民间信仰组织和宫庙，把两岸的文教交流与合作加以向前推动是非常重要的。两岸文化与教育的交流和合作，所需做之事还很多，如组织两岸大中小学教师的互访活动，交流经验，进行合作；组织两岸大中小学的学生，开展互访活动，举行各类的益智比赛，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加强两岸的学术交流，定期举办各类相关的研讨会，创造一种互学互帮的学术氛围等等。其中较为成功的当属研讨会的定期召开及相关成果的出版。如在闽台都有非常大影响的三山国王信仰，对于三山信仰的研究两岸很早就展开了。对于三山国王研究较早的是台湾，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业已开始，其中，也有日本学者，研究论著也较多。邱彦贵先生《台湾国王研究目录》，共收集1934年至1993年的研究文章68篇，其中有4篇是日本学者的。68篇文章有综合研究的，有从台湾史、移民史、民俗学、人类学等多角度去研究的。去年10月，台湾中州技术学院与彰化县客家文化协会、揭西三山国王祖庙联谊会共同主办了“2009年海峡两岸三山国王信仰与民间合作交流研讨会”，就三山国王信仰的形态、祭祀类型、聚落信仰与民间信仰交流展开讨论，促进了两岸三山国王信仰的交流；大陆方面，日至5日，在粤东揭西县召开了首届“揭西县三山祖庙学术研讨会”，许多学者做了精辟的学术报告。会后，台湾一些学者陆续到三山祖庙参观、咨询研讨会情况、交换资料，开启了两岸文术上的交流与合作。为了巩固“三山神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增进海内外学术交流，为进一步开展三山神学术研讨会创造良好的条件，由贝文喜、杨方笙经过持续六年的时间，把研讨会的论文和征集的资料，汇编成《“三山国王”丛谈》一书。三山国王信仰的学术研究不仅是潮汕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是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组成部分。弘扬三山国王文化将加深两岸同胞的了解和亲情，为弘扬中华文化，实现两岸文教共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开展三山神信仰研究只是两岸文教交流的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推进和加深两岸人民的交流，其中又以加强两岸青少年的交流尤为重要。1998年由厦门大学主办，台湾东海大学协办的海峡两岸大学生“闽南文化研习”夏令营在厦、漳、泉闽南三角举行。闽台12所大学105位学生，对闽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历史进行了历时10天的的全面考察和研习。他们考察厦漳泉的经济开发区、学校和名胜古迹，探寻“海上丝绸之路”，观看闽南地方戏曲表演，听取关于闽南文化的学术讲座，进行闽南文化学术研讨，举行文娱活动等等。通过这些活动，加深了台湾学子对大陆、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各方面的了解，增进了亲情和友情。各种形式的夏令营是两岸高校为加深两岸学子彼此了解、认识而搭建的平台，两岸民间信仰组织可以借鉴两岸高校办夏令营的经验，以民间信仰为依托，组织学生到彼此宫庙参观访问，了解宫庙当地的历史、风土人情，既为台湾学生了解大陆提供一个平台，也为大陆学生了解台湾提供一个机会。　　近年来，两岸学者提出了“五缘文化论”即地缘、亲缘、神缘、业缘、物缘，民间信仰是神缘中的最重要内容，它有着人群覆盖面大、流行地域广等特点，对于加强两岸同胞的亲情，加强两岸文教的交流，都将发挥自身独特的功能，并可取得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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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ICP备号-1过台湾_小宗师专辑：色小说阅读，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比比读小说网第一章岛天苍茫一出海公元一六二四年，中国还是朱氏的天下。坐在龙椅之上的，是大明王朝第十五位皇帝朱由校，年号天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因父亲朱常洛刚登基一个月就匆匆离世而突然龙袍加身的少年天子，对于江山与权力的兴趣，竟然远远不及刀锯斧凿的木工活计。刨木料、刷油漆、制作精巧木器，甚至于起梁搭架盖房子。当堂堂天子终日仅津津有味地埋头于自己的木匠手艺之时，木料飘香的皇宫里，所有朝政大事，就悉数归入宦官魏忠贤之手。在后世画家笔下，魏忠贤往往被绘成马脸、哭丧眉、鼠眼、八字唇，横溢的奸相令人生恶。但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家伙真不是一点本事都没有，据说他箭法精准，能左右手挽弓，这是武的一面，回过身也有足够的智力步步为营往上爬，并在刀刀见血的宫廷拼杀中，一把攀上了巅峰……玩弄起权术来，他真是无人能及，并且肆无忌惮，胃口极大，铲杀起东林党人更是心狠手辣，一时之间北京城里鸡飞狗跳鲜血四溅。而此时，却并非国家安定边关祥和的锦绣时光，辽东彪悍的后金已经崛起，他们在能征善战的努尔哈赤率领下，正剑拔弩张地向南边蚕食而来，关外已是一片不堪。如此百般困扰之中，倘若魏忠贤能够在擅权敛财、斩伐异己中抽出一点空隙，将目光往东南海面外眺望，他会看到什么呢？这一年是明天启四年。农历六月十五日，十三艘船只先后从日本长崎离岸，驶往茫茫大海。坐在船上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二十多个结拜成兄弟的中国海商以及他们的随从。为首的那个人被称为盟主，叫颜思齐，福建漳州海澄人，而年纪最小的则是泉州南安石井人郑一官，即郑芝龙，当时他不过二十岁。按《明史纪事本末》的说法，郑芝龙的父亲是泉州府的一名库吏，仕途平平，却生有五子，并且胃口极大地按龙、虎、豹、麟、凤来取名，个个都是生猛勇兽。然而，还不待儿子们成年有作为，父亲就黯然早逝了，家境顿时陷入困苦。尚是年少的郑芝龙因为排行老大，一下子就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他带着弟弟郑芝虎、郑芝豹赴广东香山澳，即今天的澳门，投奔了舅舅黄程。对他而言，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出行。黄程在澳门经商，不是一般的小商，而是海商。这个身份在当时并不怎么光鲜，被明王朝称之为“海寇”，他的很多生意都与日本有关。日本那时正处于江户时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在江户，即现在的东京，建立了幕府政权，铁腕治理国事。一六二三年，德川家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就职，下令锁国。除了开放长崎等个别港口外，一律禁止外国人来日本，也禁止日本人远渡海外。侨居长崎开展海上贸易的颜思齐、郑芝龙等人对德川幕府不满，试图举事，掀翻德川幕府，占领长崎。不料未及行事，先败露了消息，顿时遭德川幕府追捕，于是仓皇出逃。这件事记载于清康熙年间泉州人江日升所著的笔记小说《台湾外记》之中。都知道小说可以虚构，可以将一点捕风捉影的事实夸张或者改头换面，但时间已经抹去了很多纹路，时间让人们的眼光变得宽容或者迷糊，于是后人还是很愿意将书中内容广泛地当史实加以引用。但真正的史实又是怎样的面目？它的眉它的眼如何飘忽闪动？没有答案，一切都已经深锁在岁月的烟雾中，而无法明辨了。台湾北港至今仍醒目地伫立着一块“颜思齐登陆之地”大石碑。但史学界通常却更倾向于另一种说法：天启四年，那个叫郑芝龙的年轻人，并非与颜思齐一起因造反之事败露而逃离长崎，而是被侨居长崎的大海商李旦所派，动身去澎湖，替占据那里的荷兰人当翻译。他动身的时间也并非农历六月，而是那年的一月。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郑芝龙天启四年离开日本，其实是由李旦所派赴笨港与颜思齐交易。时间有点远了，许多真相都已经被历史烟雾隐藏，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让今天的我们无能为力。颜思齐可能在天启元年就已经在台湾笨港登陆了，然后开始从对岸的漳州泉州两地陆续招徕三千多汉人，开始了拓荒垦地。今天嘉义县水林乡的颜厝寮，被认为曾是颜思齐的主寨。当年聚在这里的全是来自漳州的颜姓乡亲，村子因此得名。 除颜厝寮以外，那些从大陆招来的垦民还相继分成左寨、右寨、先锋寨、后寨、肖船寨、海防寨、抚番寨、粮草寨、北寨等，总共十寨，并发给耕牛和农具，开始了汉人在台湾最早的开荒拓垦。而同时，海上贸易也持续展开。这其实是颜思齐的老本行了，早在日本时，他的腰包正是赖以在这个行当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苦搏杀而渐渐富足起来的。嘉义县新港乡妈祖宫前的“思齐阁”和“怀笨楼”，是后人为怀念颜思齐所建。三百多年过去，“开台王”、“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这样的桂冠仍然归属于他。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天启元年颜思齐赴台，其实正是李旦在背后策动主导的结果，李旦不仅出钱出力，第二年还把自己的儿子李国助也送抵台湾。日本学者一度认为李旦与颜思齐经历相似，可能是同一人，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认为两人除了有经济往来之外，其余的互不相干，李旦是同安人，而颜思齐是漳州海澄人。历史不忍细看，愈看，竟愈纷扰杂乱。关于李旦这个人，其面目其实一直并不太清晰，而且有神秘色彩周身笼罩。关于他的记载，多见于荷兰人的史料之中。据说他早年曾在马尼拉经商，后来与占据该地的西班牙人有了矛盾，财产土地被没收，便赴日本定居。究竟他经的是什么商？不详，等到其姓名与行为见诸文字时，已经是个拥有一支相当壮观的武装船队的大鳄了，气魄不凡地纵横驰骋在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地的一大片海域间，偶尔出手抢一抢别人的货，或者像正经生意人似的自己运一些货卖。台湾、澳门等处都是李旦船队经常抵达的地方。一般每年李旦所属的船队都会数次到台湾，运来的是日本的工艺品和金属，交易走的是丝绸、瓷器、茶叶、鹿皮。有人计算了一下，那一船货物价值，大约有十万两白银。那年，还是单薄稚嫩少年的郑芝龙，携带着自己更单薄更稚嫩的两位弟弟，怯生生地抵达澳门时，澳门已经是葡萄牙人与中国贸易的热闹商港，高鼻深目金丝卷发的洋人满地行走，洋腔忽来窜去，灯光五颜六色，眼前的景象与他家乡真是大相径庭。郑芝龙站在那块陌生的土地上，欣喜、兴奋也心绪纷乱，他说的只是一口保留有许多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时期汉语语言特点的闽南语，其余的语言一概不会。但这难不倒他。他开始学做生商，开始跟葡人交往，眨眼间也能叽里呱啦地把葡语说得顺顺溜溜了。不知是为了经贸方便，还是因为与百分之八十多信奉天主教的葡国人打交道，打久了，在不知不觉间也受到影响，总之郑芝龙也接受了洗礼，成为天主教徒，“尼古拉”是他的教名。但郑芝龙最终并没有在澳门扎下根，命运常常会因了一个偶然的契机而蓦然拐弯改变：某日其舅又遣他乘李旦的船只，押送一批糖、奇楠、鹿皮等货物从澳门驶往日本，他蓦然发现那里有更广阔的世界与更缤纷的机会。而李旦对这个机灵、勤快、上进的小青年也一下子喜欢上了，他让郑芝龙留下来，协助其经商。郑芝龙如鱼得水。天启四年的那个春天，尚青春年少的郑芝龙在樱花千朵万朵璀璨中，孤身离开日本长崎，登舟向茫茫海天远行。他所背负的使命，与阉党横行的朝廷关系不大，无论是忙于引绳削墨的明熹宗朱由校，还是埋头于独揽朝纲、结党营私的魏忠贤，肯定都不屑将其看进眼里。可是中国东南面一座岛屿的历史，日后却悄然间因他而改变。那座岛就是台湾。二郑一官台湾面积三点六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绿岛、钓鱼岛、兰屿、彭佳屿和赤尾屿等，隔着一个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最窄处仅一百三十公里。据说早在六亿年前的古生代晚期造山运动开始，台湾海峡地区出现了一个“台湾滩”，这是海峡中的最高处，深度仅二十公尺，但两岸间许多地区仍然连为一体。到一亿九千多万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和白垩纪之间，两岸间发生剧烈的地壳运动，台湾才开始成为陆地。此时，在两岸间分别出现喜马拉雅山脉和中央山脉，但是两岸间还是相连的。白垩纪和古新世时期，也就是在约五千四百万年前，水逐渐漫上来，中间成为浅海，开始形成海峡。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台湾海峡之间曾有一条浅滩，从福建东山岛向东偏南延伸，经台湾海峡至澎湖列岛，然后再到台南。在一千两百万年前，它曾是连接两岸的“桥梁”， 台湾的早期哺乳动物、早期原住民及其文化，就是通过它，从大陆的华南地区渐渐东迁入台，直到八千五百年前它才被海水最后吞没。一九八一年，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林观得教授在美国世界海平面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东山陆桥”的概念。一九七~年，台南县左镇菜寮乡发现了一个二十岁左右青年男子的顶骨化石，被称为“左镇人”。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三万年前从大陆到台湾的，与福建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同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有着共同的起源。被定为台湾一级文物古迹的圆山遗址，位于基隆河下游的台北盆地，距今已经四千年左右，这里出土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也曾在福建和广东发现过。《临海水土志》这本书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书的作者叫沈莹，三国时期吴国丹阳的太守。黄龙二年，即公元二三~年春，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万名官兵浮海东渡，首航台湾。据说此次台湾之行历时一年，风高浪涌，礁石林立，好不容易抵达彼岸，最后却因为疾病流行，水土不服，官兵死伤十之八九，最后回来时并不是空着双手，而是将数千名台湾人顺便带到大陆。如此千难万险的一次行程，回来后总会向人反复说道。应该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几十年后，吴国临海郡太守沈莹就是根据这些从台湾返回的吴国官兵以及他们带回来的台湾人所介绍的情况，在公元二六四至二八~年间写下了《临海水土志》一书。那时台湾被称为“夷州”。《临海水土志》中称，“夷州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过了数百年，至隋朝时，台湾的名称又有了变化，被称为“流求”。史载隋炀帝曾三次派人赴流求。第一次是公元六~七年，去流求是为 “求访异俗”，就是了解风土人情；第二次是公元六~八年，派人去是为了“慰抚”；第三次是公元六一~年，据说这次去了一万多名官兵，由武贲郎将陈稜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领，从广东义安，即现在的潮州起航。船抵达时，当地人起初以为来的不过是中原的商船，彼此颇为友好。后来的气氛却恶劣了，传说是因为武贲郎陈稜与当地酋长谈判，最终没谈成，双方刀枪相向。关于隋军的三次台湾之行，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其实并不太多，但台湾彰化市有一条街，至今仍与陈稜的名字连在一起，街名就叫“陈稜街”。泉州德化县浔中乡宝美村《德化星坊南市族谱》里，有关于当地苏姓家族的迁移记载：“苏氏一族于南宋绍兴年章节分支仙游南门、兴化、涵江、泉州晋江……台湾，散居各处。” 很显然这份族谱是后人所著，因为那时的台湾其实还被称为“琉求”。而到了明中叶，漳州人林道乾以及出生于广东省潮州饶平县的林凤等数个海盗集团，又以台澎为据点，呼啸在海上，风里浪里驾船驰骋。他们的随从，从几百至上万人不等。以澎湖为基地的林凤，最盛时据说曾拥有船舰三百多艘，人员四万以上。如果时光往前追溯，会看到另一种景象。早在十三世纪时，因为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写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而使东方的富裕与神秘深为欧洲人所眼热。十五世纪初期，欧洲国家开始了对外的扩张，通往印度新航路被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了，欧洲与亚洲的距离刹那缩短，世界进入了海权时代，原为欧洲大陆边陆的几个大西洋沿岸国家，借此登上世界舞台。而远东海面，至十七世纪初，则已成为欧洲三国角逐的形势：葡萄牙租下明帝国的澳门、西班牙殖民菲律宾吕宋岛、荷兰盘踞爪哇。重商、攫取财富，他们各自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远东海面展开商业和殖民的竞争。而台湾，因为恰好处于三角争斗的范围之内，于是成了几大帝国角逐的猎场。相对于西班牙与葡萄牙，荷兰人是最晚来东亚的，但此时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已经在跨越重洋的征战中纠结起强大的势力与胃口。一六~二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它首先是一个殖民与军事组织，其次才是一个经济组织。一六~三年八月，东印度公司在荷兰出售了一千两百大捆来自中国的生丝，获利二百二十五万荷兰盾，实际上，这批货物是同年二月二十五日船长希姆斯柯克在柔佛海面，即今新加坡外一艘葡萄牙轮船上抢来的。同年七月，韦麻朗船队还在澳门附近又截获了一艘驶往日本的葡萄牙船，船上的中国生丝后卖得一百四十万荷兰盾。这两次抢劫事件所获利润相当于东印度公司原始资本的百分之五十六，更重要的，中国物资居然可以获如此厚利，也让他们目瞠口呆，胃口跟着也膨胀起来了，然后更急切地要把手伸出去抢夺。荷兰人在爪哇岛的落脚点是巴达维亚城，即现在的印尼雅加达。最初几年，贸易的发展没有预想的顺利。为了更方便地开展东方贸易，他们认为必须在中国本土或附近的岛屿建立一个据点。在他们的计划中，中国沿海几个地方进入他们筛选的视线：第一是已经被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第二是九龙江河口、围头湾内的厦门岛与金门岛，第三是澎湖，第四才是台湾。按照这个序列，他们首先对澳门下手了。一六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荷兰出动千余人，发动了与葡萄牙争夺澳门的战争。衔在葡萄牙人嘴里的那块肥肉，荷兰也想抢啊。显然荷兰人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葡萄牙人根本也不是软主，一番交手，荷兰人以失败而告终。就是这之后，澎湖岛进入荷兰人的视线里。澎湖居于台湾海峡中央，由六十四个岛屿组成，西面距厦门七十五海里，东面距台湾岛最近处仅二十四海里，是东亚海运的咽喉部位。据史籍记载，公元六一~年，即隋大业六年，汉人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即公元九六~年至一三六八年之间，汉族百姓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后，又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南宋孝宗乾道七年，即一一七一年，泉州知府汪大猷派水军造屋两百间屯守澎湖，并把澎湖划入泉州府辖下的“编户”管辖，这是大陆封建政权首次在澎湖地区常年驻军，进行有效统治。从此台湾开始开式纳入中国封建王朝的势力范围。到了公元一二九~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巡检司，级别不高，属九品，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隶属于泉州路的晋江县，是大陆封建政权第一次在澎湖地区设立行政机构。茫茫大海间的一座孤岛上，天高云淡，黄发垂髫都怡然自得，本来并无须为之耗费多少精力，就能够永保平安无事了。但人算不如天算，事情还是来了。一六~四年，正是郑芝龙在泉州安南石井村出生的那一年农历七月，荷兰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率三艘战舰向这里驶来了。当时，明朝军队守卫澎湖分春、冬二汛，春汛之后、冬汛之前的夏季，恰好是明驻军撤回大陆期间，所以韦麻朗到来时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这么顺利地拥有一个“荷兰据点”，让韦麻朗喜不自禁，他马上号令伐木筑舍。占澎湖不是他们主要目的，澎湖不过是一块跳板，他们真正要窥视的是中国大地丰沛的物产。韦麻朗派先前结识的李锦、郭震、潘秀三位华商去跟福建官员谈通商一事，遭拒，又派通事林玉往福州贿赂税监高宷。高宷是宦官，从朝廷里摇摇摆摆而来，不觉间就认为自己头上顶有光环，看人睹事便有了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不知是不是真有谁给他撑腰，总之福州人看到他胃口非常大，胆子更大，只要有钱，一切好说，不行也马上变行。见荷兰人来求，高宷钱眼又开了，一开口就是三万金。这件事眼看就要成了，不料福建巡抚徐学聚却不乐意，脸一黑，拒绝了。这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参将施德政与都司沈有容被徐学聚派去澎湖。沈有容是万历七年的武举人，他出行的目的倒并非交战，而是打算以语言的力量谕退荷兰人。一边文绉绉地去，另一边施德政则已经集结了五十艘战船，并做好了火攻的准备。十二月十五日，韦麻朗见局势不好，稍有犹豫，最终还是带着舰队离开了澎湖。韦麻朗肯走，据说是因为沈有容——气势如虹啊，没想到明朝有这样的武将。临行前，韦麻朗特地找来画师为沈有容画了一张像，并将铜铳、铳弹以及一些特产当成礼物，送给沈有容。没有找到如何“谕退”场面的记录，你来我往的竞力，针尖麦芒的角逐都凝结到一块石碑上了。碑如今嵌在澎湖天后宫后殿柱壁间，已经陈旧斑驳，上刻“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被称为“台湾历史第一碑”，是目前台湾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块石碑。碑何人所立已经不详，或许真是神佑，一九一九年澎湖的这座天后宫进行维修时，有人无意间在祭坛下发现了它，一段历史浓缩其上。柔软之舌，竟成为锐利武器，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退强悍之兵。一个文人在古碑前多看了几眼，一恍惚，突然有了个奇怪的联想：它应该是沈有容那条不烂之舌的雕塑吧？有勇有谋，能言善辩，这个叫沈有容的人在澎湖便有了自己的地位。但无论如何，就这样半点利益未得就悻悻退出澎湖，荷兰人还是不甘心的。一六二二年七月，另一个叫雷耶斯佐恩的荷兰舰队司令，又率领七艘战舰近千士兵再登陆澎湖。与十八年前一样，这时也是夏季，恰好又是明朝驻军撤回大陆的空白期。而此时的荷兰，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西班牙、葡萄牙联合舰队而气势如虹，已经掌握了远东大部分海域的制海权，实力非同一般。当时有人统计，荷兰船舶总吨位已经相当于英、法、西、葡四国之和了。大约是将十八年前那次无功而返当作了前车之鉴，这一次他们摆出来的架势明显不一样了。从登上澎湖的第二个月开始，荷兰人就开始在澎湖兴建红木埕要塞，后来又在白砂、八罩附近兴建类似的堡垒。这些堡垒多为每边五十六米的方形城堡，每堡安置火炮二十九门。红木埕要塞历时三个月完工，一千一百五十名华人劳工在期间一半病死累死饿死，幸存的五百七十一名被送往巴达维亚贩卖，最终抵达的也只有六十五名，其余均死于途中。外人打上门来，并且理直气壮地在你的地盘上筑窝建巢，这样的一桩事可谓大了，应该足以吸引朝廷的目光了吧？偏偏此时北方战事吃紧，后金势不可挡地攻城拔寨，努尔哈赤几乎兵临北京的门户山海关了，而各地揭竿而起者也此起彼伏，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的大明江山岌岌可危。不过据明史记载，福建巡抚商周祚还是派人去巴达维亚找荷兰人谈判，请荷兰人立即从澎湖退走，理由是：“因为这岛是中国皇帝的财产”。但荷兰人不肯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大致有二：一要跟中国通商，二要中国禁止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通商。谈判后来又来来往往谈了几回，却是越谈，荷兰人越是增兵添将。而福建巡抚的口气也一直未改变，坚持只有荷兰人离开中国管辖多年的澎湖岛以外的地方，双方才有商可通。因此僵住了，彼此都没有退让的意思。剑拔弩张的时候，接下去一场战争往往就紧随而来了。明天启四年正月，新到任不久的福建巡抚南居益决心用兵，福建水师四十艘舰船运着两千多将士在澎湖北部的吉贝屿登陆，突入镇海港，筑城自守。六月，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福建总兵俞咨皋率水师的增援部队又登上澎湖岛，对荷兰施加更大的压力，终于使退守风柜尾的荷兰人无法再坚守下去。双方议和，荷兰人从澎湖退走，退往台湾大员，即现在的安平。据认为，李旦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很大作用。年初时他的义子郑芝龙离开日本平户抵澎湖，而他在这一年八月也来到这里。因为通荷语，闽南话又是他的母语，荷兰人竟让李旦作为他们的代表，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李旦很卖力地在海峡上驶来驶去，经过调解，这一年八月二十二日，双方达成协议。四天后荷兰人开始撤往台湾，而郑芝龙也与他们一同动身。荷兰在大员登陆后，欣喜地发现，这里并非荒芜一片，比他们想象的好，好很多，不仅有生机，还有资源。一六二五年二月十九日，荷兰首任台湾长官宋克给上司的报告就这样描绘道：“……土地肥沃，出产非常丰饶，有鹿、山羊、猪等野兽，野鸭、野兔亦悠游其间……”那个春天，二十岁的郑芝龙离开日本长崎，到澎湖给占据岛上的荷兰人当翻译，因为聪颖好学，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青年，在与外国人经商贸易的几年中，竟学会了数种外语。但他肯定志不在此。无论如何，小小的通事之职，都不可能与他踌躇满志的内心契合起来。那期间，并没有太多需要他出面翻译的机会，荷兰人反而数次派他到台湾海峡上，参与对往来的商船进行截击抢夺之举。相信这种活对郑芝龙来说肯定比当翻译更充满刺激。但抢了半天，夺得半死，一切财物却并不在他手中停留，转眼间已经全部归属了荷兰人，这个过程估计也令他颇为感慨并浮想联翩。德韦特是荷兰第二任台湾长官，他还在澎湖任职时，曾在一封信中写到：“经过雷约兹司令的批准，我们每天都期望能够在这里集中二三十艘中国帆船，通事一官被派往北方去截击与俘获一些船只”。这里所说的“一官”，就是郑芝龙。三郑芝龙明政府历来严禁对日贸易，即使在弛禁时期日本也不在开禁之列。倭寇太猖獗了，朱元璋无奈之下，甚至“以倭寇仍不稍敛足迹,又下令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但也正因此，对日贸易的利润极为丰厚，所谓“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因此许多人不顾政府的明令禁止，私下里提着脑袋血脉贲张地从事对日贸易。据《大日本史料》记载，自万历四十二年至崇祯十七年间每年在长崎登陆的中国商船数为：一六二一年六十艘，一六二五年九十艘，一六三一年八十艘，一六四一年九十七艘，一六四三年三十四艘，一六四四年五十四艘，对日贸易成为屡禁不绝之事，中国商人从中获得了可观的利益。日本西部的矿山盛产银，西方人称日本是“银岛”，中、葡、荷等国商人从吕宋与长崎将银运往澳门再运回中国购买货物。有学者认为，“在十七世纪……从日本载运出口的白银每年可达十五万至十八万七千五百公斤……最终还是流到中国大陆”。一六二五年，郑芝龙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提携帮助、并被他认作义父的大海商李旦于这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在日本平户去世了。而在台湾笨港安营筑寨的颜思齐，在这一年的九月，因为去诸罗山打猎，感染伤寒，也猝然而逝，年仅三十七岁。简直难以置信，在短短的时间内，与自己关系密切的这两个人竟然相继去世了，郑芝龙在悲痛之中，心头估计也难免掠过暗喜：李旦与颜思齐在台湾的资产，包括海上贸易所必需的船只，将由他全盘接管过来。一夜暴富，必定同时潜藏着万千玄机与角斗。一六三三年九月，李旦之子李国助曾给荷兰驻台湾的长官普特曼斯写过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李旦在一六二四年“曾主持荷兰人从佩斯卡多尔迁至福摩萨”。佩斯卡多尔指的是澎湖，而“福摩萨”则是葡萄牙语“美丽之岛”的意思。明嘉靖二十三年，即一五四四年，葡萄牙一支殖民船队在漳州人的领航下驰往日本，途经台湾，远远望见岛上山川雄秀，草木葱茏，不由发出Formosa的感慨，后来福摩萨就成为许多外国人对台湾的称呼。另外，李国助在信中也抱怨了郑一官，说在父亲李旦死后，李家大部分财产都被那个叫郑一官的人侵吞走了。其实在荷兰人从澎湖迁到台湾后的第二年，郑芝龙就已经不再担任荷兰人的小翻译，而是自立山头了。他这样的人，哪里甘于永远蜷曲在别人翅膀下，俯瞰万众、一呼百应才真正符合他的胃口。据江日升的《台湾外纪》中记载，那时郑芝龙从福建招徕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人，将部下分为十八先锋，结为“十八芝”，而他自己的名字，也从“郑一官”正式改为“郑芝龙”。单这些部将，人手肯定不够，老家还有数千人也陆续紧随而来，除了耕耘颜思齐、李旦留下的那些田产，同时也开始着手拓垦新的荒地。此时的郑芝龙已经羽毛渐丰，他的胆量与欲望都在风浪的捶打中渐渐壮大膨胀起来，在海上也挂起大旗，建立起武装集团，将部将分为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官衔。有衣穿，能果腹，穷苦汉人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贪求？来投奔的人一直络绎不断。初时郑芝龙的船只不过数十条。至第二年，已达一百二十条。再一年，已多达七百条，而队伍也迅速扩大到三万余人。势头相当好，越来越壮大的队伍从容在闽粤间呼风唤雨，官军多次派兵追剿，哪里剿得了？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崇祯元年，即一六二八年，一支共有四十三艘戎克船的船队从福建漳州出发，转眼间却被郑芝龙劫去二十艘。而在这前一年，朝廷其实就已经向郑芝龙招手示好了。出面招抚的是曾任泉州知府的蔡善继。然而当郑芝龙欣欣然率众到泉州见到蔡善继时，却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热情与诚意，这让郑芝龙与一同前来的两个弟弟都感觉很不好。招抚失败了。郑芝龙其实是愿意到帝国的金字塔中谋得一官半职的。动荡漂泊虽也叱咤风云，毕竟非正统，毕竟没有名分可以理直气壮地光宗耀祖。交战的官军败在他手下，他抓了俘虏，好酒好菜招待了一场，然后又客客气气送人家回去，走时特地捎上话：“某非敢拒官军，不得已耳，苟得一爵相加，当为朝廷效死力，东南半壁可高枕矣。”这个姿态再明白不过了，他很愿意归属朝廷，但朝廷得给他一官半爵。一六二七年，朝廷上天崩地裂，那位终日沉迷于制作木工活的天启皇帝，终于重蹈其父光宗皇帝的覆辙，因服仙药，在八月间突然暴死，年仅二十三岁，在位仅七年。保护伞一没，百官马上上书弹劾宦官魏忠贤。魏忠贤末路到了，人人喊打声中，他自知难有好下场，三个多月后也上吊自尽了。宫廷内的天翻地覆，离郑芝龙毕竟有些遥远，但摆在面前的许多末世乱象他必定会看进眼里。年境不好，凶象迭出。有资料显示，明洪武二十六年，即一三九三年时，福建的人口仅为三百九十一万人，到了明后期，已经在五百万人以上了，而耕田面积洪武二十六年时为十四万六千二百五十九顷，到万历六年，即一五七八时，却仅有十三万四千二百二十六顷，也就是说与人口不断增长相反，而可用来耕种的土地却越来越少。加上那场从天启六年起的大旱一直在各地持续蔓延，闽南地区也久未见甘霖，许多村落连草根树皮都被人剥光吃尽。大灾之年，却成为郑芝龙大展身手之时。他趁机招揽泉州数万饥民赴台拓垦，扩大自己在台的产业，竟应者如蚁。崇祯元年，朱由校的四弟、十七岁的朱由检坐到龙椅之上。新皇登基，并不能给天下带来奇迹，天灾依旧，人祸不断。这个千疮百孔的王朝，已经拖着年迈的双腿，走得越来越蹒跚艰难摇摇欲坠了。这年七月，朝廷再次招抚郑芝龙。这次出面的是福建巡抚熊文灿，熊文灿显然吸取了泉州知府蔡善继的教训，即承认郑军攻荷有功，诏授郑芝龙为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同时授权让郑芝龙负责扫荡在台湾海峡一带横行的海盗。官衔郑芝龙喜欢，而后面那个权限更令他动心——其他海盗势力消灭了，余下的就是郑家的天下了啊！郑芝龙窃喜之中顺从了，他离开自己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此时，他的部众已达三万多人，船只则逾千艘，真可谓人多势众兵强马壮了。新皇登基了，但天象仍是恶劣，各地都比赛似的恶劣，福建大旱已经整整三年，没有雨，没有水，许多田地早已颗粒无收，靠什么果腹？这事让福建巡抚熊文灿一筹莫展，真的头疼啊，饥民的怨恨之火快烧着乌纱帽了。恰在此时，郑芝龙很及时地献上一个计策：召饥民赴台垦荒。有记载说，此次招荒民赴台，“一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舶载至台湾，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他在台湾不是曾有“十八芝”吗？不是有大片大片的田产吗？所以他很清楚，那里确实太富庶了，而且雨水丰沛，气候湿润，最夸张的说法是“插根扁担都能成活”。农人从来无法抗拒土地的诱惑。之前，虽早有大陆百姓三五成群零星东渡，并陆续留居下来，开垦种植，生儿育女，但有组织有规模的移民，却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当一艘艘船舶从大陆离岸，穿越海峡万顷波涛，将饥肠辘辘的人们一批批载离故土，前方岛屿上，那许多抛荒空置、无人问津的大片沃土，终于等到了苏醒的时刻。而盘踞台湾的荷兰人，那时期也一直为扩大土地种植面积而向大陆招徕垦民。一六三六年九月，荷兰人甚至发布了一项奖励政策，就是在往后四年里，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大米，贮入粮仓里，这样，他们的驻台部队就无需再向岛外购粮了。据荷兰人写的《大员商馆日记》中记载，一六三六年至一六三八年的两年间，从大陆到台湾的船只每年大约有三四百艘，经商或者是捕鱼的，船从对岸来时，往往也会把招徕来的汉人带到岛上。一六三七年时台湾已经可以年产糖三四十万斤了，这一年七月十日，两艘贩糖的商船从厦门驰抵大员时，船上曾载有六百位来台湾耕种的人。一个多月后的九月四日，另一艘从厦门贩运绢丝的船，也运来一百八十人。而在另一本《热兰遮城日记》中，荷兰人记载了从一六五五年三月至一六五八年二月间，乘船往台湾去的移民共有一万七千八百零八人，共中一万六千二百四十一是男人，一千五百六十七人是妇女。抛荒袒露的土地开始了春华秋实，这令一些在东南亚谋生的华侨也看到台湾的商机。厦门同安人苏鸣岗二十岁左右即赴印尼谋生，在西爪哇万丹经商，稍有积蓄后，又迁居巴达维亚。那时印尼也属荷兰殖民地，为了“以华治华”，能文能武并且通晓马来语和葡萄牙语的苏鸣岗，被荷当局破例第一个任命为“甲必丹”。所谓“甲必丹”，是日本人对葡萄牙语“Capitan”这个字的音译，它其实是欧洲人在南洋殖民地上采取的一个制度，就是赋予原有地方上的地主、贵族以权力，通俗一点说，大约相当于一方的小头目，或者说是“侨长”。后来苏鸣岗又被聘为评政院议员，在当地，已经算是相当有名望的显赫之人了。一六三五年，五十多岁的苏鸣岗动了落叶归根的念头，他辞去甲必丹职务，次年离开巴达维亚城。本来台湾他只是路过，目的地其实是厦门，不料那时明朝海禁非常严厉，回老家困难重重，于是只得暂且在台湾留下了，不想，一留就是三年多。这个被认为“政治手腕比生意高明”的生意人，在台期间向荷兰人申请了一大片土地，然后回大陆招来大批百姓，主要以开垦种植稻米、甘蔗为主。而当地，与苏鸣岗类似，先是向荷兰人申请土地，再从大陆招徕大批农民进行开垦种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岛在渐渐增多的炊烟中，生机丰盈起来。第二章墙上旌旗一朱成功公元一六二四年是日本的宽永元年。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七日，一个被称为田川氏的日本孕妇在长崎平户海滩捡拾贝壳海菜时，忽然感到阵阵腹痛，于是避到一块岩石旁，生下一个男孩，孩子的父亲就是郑芝龙。几个月前，当郑芝龙离开长崎往台湾去时，他所娶的日本妻子田川氏已经有孕在身了。明天启四年那个炎热的夏季里，年轻的郑芝龙正在千里之外的澎湖岛上，给占据那里的荷兰人当着小小的翻译，男婴清脆嘹亮的啼哭声根本无法传递到他的耳畔。这是郑芝龙的第一个儿子。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匆匆在日本海滩上降生的男婴，三十八年后，竟然挥师数万，东渡海峡，一举将荷兰人逐出台湾。男婴初名福松，在日本生活了六年。六年里福松在日本还有了一个弟弟，取名七左卫门，生于一六二九年，比福松小五岁。他是否也是郑芝龙之子呢？似乎存有疑义，因为没有资料表明郑芝龙一六二八年曾再返日本。明崇祯三年，即一六三~年的五月，已经腰包丰厚的郑芝龙派族弟郑芝燕赴日本，打算把田川氏母子接回泉州安平老家，却被拒。那时期日本正实行锁国政策，幕府发布政令不准百姓尤其是妇女出国，包括福松和田川氏。郑芝龙曾因此勃然大怒。他已经手握十万大军以及千艘船舰，俨然是东亚海面上的巨无霸了，却不能将自己的妻儿接走，哪里能咽下这口气？民间有一种演绎，说郑芝龙派船接妻儿，不是派一艘，而是几十艘船舰呼啦啦直抵日本，罗列成行，蔚为壮观，这股阵势终于吓着幕府，于是只好放走福松。另一种说法是，郑芝龙虽然派得出几十艘战舰，但他其实只是让另一个族兄弟郑芝鹗带数十人再赴日本平户。除了带上大量礼物之外，郑芝鹗身上还携带了一张“军威图”，图中所绘的是郑家水军平定四海的威武场面。什么意思？一手软，一手硬，幕府不会看不懂：如果执意不放人，将挥师而来，兵刃相见。幕府做了妥协，同意让福松走，但田川氏和七左卫门暂时留下。郑芝龙同意了，毕竟长子回来了，他没有失面子。回到泉州老家的福松，取名郑森。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春天，财力已经非常雄厚的郑芝龙，开始在晋江与南安交界处一个叫安平的地方，动工兴建自己的豪华府地。府地共有一百三十八亩，西抵西港，北达西垵头，南临安平桥头，直通五港口岸，大张旗鼓修建了三年零两个月才完工。那不是一般房子，高檐耸立，镏金错彩，甚至大船可以通过一条宽阔的水道，霸气十足地直接驶进郑氏的大院落之中，让人瞠目结舌。“五虎游击将军”这是一六二七年郑芝龙被朝廷招抚后所获得的一个头衔，一六二八年任海防游击，一六三~年加署总兵，一六四~年又擢升为福建总兵官。官也算不小了，关键是重兵在握，又有钱又有权，恰好又有机会，机会就是他的雄厚资本，连那时官方血淋淋的海禁都禁不到他头上，为什么？因为把持着那一带海面的人，就是他自己，所以他高挂郑氏旗号的船队，仍然可以昂然航行于大陆沿海以及台湾、澳门和日本、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之间，叱咤风云，高歌猛进，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海外诸国的经济贸易，财源滚滚，富可敌国。有一份资料表明，单生丝出口日本，在一六四一年至一六四三年间，郑氏家族的生意就占了整个中国输出量的百分之六十二至百分之七十九之间，丝织品占了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八十间。而此时，大明王朝却往另一种相反的境地迅速滑去。除了东北方强悍后金的呼啸南下，各地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也潮水般汹涌迭现，仅陕西一境，就有起义军一百多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大明的气数真是走到尽头了。连许多戍守边疆的官军，因为拿不到军饷而哗变，居然枪口一转，也加入到起义军队伍中，一起将王朝的基座拱得犹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只破船。年少的崇祯皇帝虽有挽社稷之心，然而千疮百孔的江山，此时却早已病入膏肓、气若游丝了。一边是家族财富潮水般暴增，一边是王朝气象晚秋落叶般迅速衰败，这个奇怪的景况，反差之大、对比之强烈，逐一进入了从日本归来的小男孩郑森眼中，并随着他的成长而愈演愈烈。一六四四年三月十九日， 闯王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将自己妻女杀死杀伤之后，逃到紫禁城后的煤山，在这棵树上上吊自尽了。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在一根哀伤绝望的绳子之上了。但南逃而去的皇裔王孙以及文武遗臣们却仍存有残喘之心。这一年五月，明神宗朱翊钧之孙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郑森就是在这期间去的南京。朱由崧给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封了一个南安伯后，郑芝龙的三弟郑鸿逵，即郑芝凤，也获得一个镇江总兵、镇海将军的头衔，并统领六千兵马扼守长江。而二十岁的郑森正是在此时跟随三叔的这支队伍，离开家乡到达南京，进入国子监，拜东林党首领、礼部尚书钱谦益为师。据说，钱谦益还替郑森取了一个字，叫“大木”，寄寓了“大木撑天”之意。镇江处于长江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扼南北要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数重山之外的镇江，成为南京的一个屏障。而武进士出身的郑鸿逵，被委任到镇江时，内心究竟有没有涌出“千古兴亡多少事”、“天下英雄谁敌手”之类的感叹呢？即使有，其实也无济于事了。草草垒起的金銮殿已经危如累卵，根本难以再支撑下去。仅过了一年，南京城就被清军攻破，朱由崧被俘，然后被杀。不过郑鸿逵却侥幸没事，清军一过长江他就知道守不住了，于是带着队伍南撤。撤到杭州时，遇上了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唐王朱聿键。一六四五年农历闰六月十五日，朱聿键在福州一幢宽大的老房子里称帝，年号隆武，升福州为天兴府。那幢房子据说在宫巷，当年是福州大理寺衙门，现在的房子外面则挂着一块牌子“林聪彝故居”。而这个林聪彝，是林则徐的第三子。那年，鼎力捣鼓唐王朱聿键登基称王这件事的，除了郑鸿逵外，还有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以及郑鸿逵的大哥、郑森的父亲郑芝龙。此时整个中国宛若一锅乱粥，战乱与饥荒这两把大火，几乎将所有人的平静生活都焚毁了，哀鸿遍地，民不聊生。闯王李自成虽然顺利拿下京城，一举结束了大明王朝，并斗胆登基称帝，但眨眼之间，他的帝王梦就被从关外浩浩荡荡涌进来的清军碾碎了，北方大地迅速成为旗人的天下。而遥远的南方，龟缩在福州的小王朝虽是战战兢兢，却仍然怀着某种侥幸，指望能够苟且生存。已届中年的朱聿键六神无主地舞动手中破破烂烂的小皇旗，他能够做的就是把廉价的乌纱帽，一顶顶慷慨地封赐出去。几乎掌控隆武朝整个军政大权的郑芝龙被封为太师平国公。他从泉州前往福州拜见朱聿键时，颇具心机地把自己已经从南京回到老家的儿子郑森一同带上了。此时，已经二十一岁的郑森文武兼备，相貌堂堂，谈吐不凡，“问之，对答如流”。朱聿键一见之下，颇为欣赏，只恨自己没有女儿可以许配，便当场封他忠孝伯，并赐他改郑姓为国姓朱，而名字，则由森改为成功。与帝王同姓，在那些时代，向来是无上的荣光，他“国姓爷”的称呼就由此而来。但后世的人们却并不习惯称其为朱成功。郑成功，人们更愿意这样称呼他。二北伐一六四六年八月，清兵大举南下，本来被隆武朝赖以御敌抵抗的郑芝龙，此时却动了归顺清朝廷之心。他不是从书斋里熏陶出来的，风里浪里的日子没有把士大夫关于操守、礼义、忠君之类的理念装进他脑子，独善其身、兼济天下对他而言似乎有点远，他是实际的，是直接的，是功利的。既然当年归顺大明王朝时曾尝过甜头，那么“招安”这个词在他看来就有了另一种解释，可以与种种花团锦簇的形容词画上等号，所以就很自然依照惯性得出乐观的判断。何况，这个曾被许多人称为枭雄的人物，永远是那么趾高气扬地自信，一刻的不自信似乎都对不起自己超人的胆略、才情与天生的霸气。讲义气、重友情、爱面子，这更符合郑芝龙的逻辑，因此很多人相信，郑芝龙之所以生出离心，还与一件事及一个人有些关联。那个人叫陈谦。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前半年，弘光帝朱由崧赐给郑芝龙“南安伯”的敕印，就是由陈谦从南京送到福建的。赐的本来是“南安伯”，但抵达福建后打开印一看，才发现错了，“南安”刻颠倒，竟成了“安南”。南安不过一个小地方，而“安南”却可以覆盖闽广，格局霎时不一样。陈谦没有把印立即收回，而是教郑芝龙将印先收好，待他回朝将敕文改过再更换。但陈谦尚未回到南京，弘光王朝已经溃散了，“安南伯”终究没有改回“南安伯”。就是因为这件事，郑芝龙与陈谦成了朋友。第二年陈谦再来闽，这次不是为郑芝龙而来，他的主子也由唐王朱由崧换成了鲁王朱以海。鲁王跟隆武帝朱聿键一样，也是明太祖的后裔，南京被清军占领、弘光朝解体后，他被迎为监国，把一六四六年定为监国鲁元年，却并不把福州称帝的唐王朱聿键当回事，更不奉隆武年号。两人就针尖麦芒干上了，为谁才是明正统水火不容。被鲁王委以特使来闽的陈谦，其实预感不好，他心有恐惧，怕有不测。他派人问郑芝龙，郑芝龙却胸脯一拍，说“我在，无妨也”。结果并非无妨，隆武帝竟将陈谦杀了。没有其他原因，无非陈谦呈上一封信，信是鲁王写的，上面对隆武帝的称呼不是“陛下”，而是“皇叔父”，隆武帝大怒，怒火波及陈谦，陈谦成了阶下囚，接着又迅速被斩。整个陈谦被囚被斩的过程，郑芝龙其实都没有不闻不问，他一直心急如焚地问、想方设法地问、火冒三丈地问，但隆武帝还是没给他面子。陈谦身首异处后，郑芝龙伏尸痛哭，是真真切切一场愧恨交加、肝肠寸断的大悲恸。“有我，无妨也”，这话犹在耳，可是他还在，对他话信以为真的陈谦却死了。他觉得自己在江湖上脸面扫地，信义全失。恼怒、内疚、怨恨，那些日子，类似的情绪将郑芝龙团团笼罩，恰好此时清军伸出诱惑，许以闽、粤、浙三省广阔的土地。他脚一跺，投奔而去了。郑芝龙的举械，导致了南明隆武朝的迅速崩溃。朱聿键被俘、被杀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实。而身为隆武朝御营军都督、挂招讨大将军印的郑成功却不愿与父亲同进共退。父与子在改朝换代之际，竟生出了二心，分别固执己见地站在了两个不同阵营之上。郑成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用词已经相当决绝：“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父不听儿言，儿只有缟素而已。”清朝廷授予郑芝龙闽粤总督的官衔，郑芝龙笑纳了。一切看来很顺利，当年高官厚禄的情节似乎马上又要重复上演一次。但是这一次郑芝龙错了，错得很大。他从泉州来到福州后，很快就被押往北京，随即软禁起来。而他在泉州安平的老家，则迅速遭受洗劫。那时，他的妻子田川氏正在安平。一六三~年他只接回大儿子，直到一六四五年冬妻子田川氏才离开日本跟随他身边，但仅仅几个月，郑芝龙降清了，郑芝龙被软禁北上了，留下孤独无援的她。清兵洪水般涌来，为免受羞辱，她剖腹自尽，时年四十岁。家仇国恨沉甸甸地挤压在郑成功心头，一六四六年这个多事之秋，二十二岁的郑成功经历太多的骤然变故。他有兵权了，他挂起帅旗了，但王朝灰飞烟灭了，接着家破人亡又赫然展现。刀光血剑宛若一场连天的大雨，一下子将他的生活完全淋透。埋葬了母亲田川氏之后，传说郑成功曾有一个焚烧儒服之举。他来到泉州市郊一座孔庙里，先恭恭敬敬地磕拜先师，然后将从前捧卷苦读时所穿的青衣长衫点一把火烧毁了。他不再是书生，不再文弱地躲进书房与笔墨经卷为伍。他要拉起队伍，从此走入血腥岁月，走上反清复明之路。厦门岛，那时还不过是一个荒凉的边陲小城，而距厦门仅两千三百多米之遥的小金门，面积十四点六平方公里，它成为郑成功最初的立足之地。作为孤臣孽子，他已经没有退路，严酷的局势已经把他逼到人生的悬崖边上，他只能以一己之力，在这个苍茫的海天之间、这个小小的岛屿之上，开始了遥远而艰辛的跋涉之旅。如果这是一场赌博的话，他已经把自己的未来一丝不留地全部抵押了进去。当然，另一种说法是郑成功起兵应该在安平，而非小金门。无论如何，一面旗子在那个阴郁幽森的年代里好歹竖起来了：招讨大将军。这曾是那位已经被清朝廷所杀的隆武皇帝朱聿键赏赐给他的一个封号，这时索性就在天地间张扬起来吧。一六五六年，他甚至将厦门改为“思明州”，公开昭示怀念并欲恢复明朝之意。渐渐有人往这面旗子下聚集了，沿海各地不愿归顺异族的百姓以及郑芝龙残留的余部，他们各自带着忐忑不安与隐约的期许一拨拨投奔而来。武装队伍壮大得非常快，并且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很快就在中国东南沿海土地上生长拔节，成为令清王朝坐立不安的一根利刺。无海即无家，这曾是郑芝龙一贯的理念，现在轮到郑成功将其继承与发扬了。除了按明朝例，在厦门建立政机机构，委任吏官、户官、礼官、兵官、刑官、工官等官职外，郑成功还在厦门、苏杭等地设立商行，把内地货物集中到厦门上，然后贩运到日本。当时设在台湾的英国商馆估计，台湾每年平均有十四至十五艘大船赴日本贸易，另有五六艘大船赴马尼拉贸易。经济的强盛，令他兵马迅速扩大。鼎盛时期，他所拥有的水陆精兵达到了二十多万，战舰五千余艘。顺治十五年，即一六五八年五月，接受吏官渊庚钟、工官冯澄世、参军陈永华等人的建议，郑成功率十七万大军开始浩荡北伐。他的目的地是南京。作为明朝开国京城以及南明政权的定都之地，南京在郑成功心目无疑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如果能够攻下南京，并且再趁机收复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即可以凭半壁江山与清对峙。正是怀揣着这样的一种理想，郑成功出发了。这是一支壮观的队伍，据说“连樯八十里，见者增慄”。然而队伍行进得并不顺利，农历八月初十，舰队在羊山突遇飓风，船翻百余艘，人亡数千名，甚至六位姬妾以及他的第四子郑睿、第七子郑裕、第八子郑温也一同葬身鱼腹。第二年五月，他再率大部队北上，大部队一路挥马扬帆水陆并进，先后攻下了瓜洲、镇江、芜湖等一大片地区，再抵崇明，入长江，七月初七逼近南京。很顺利，一切指日可待。他太兴奋了，眺望钟山，思绪万千，挥笔写下了《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这应该是他起兵以来最辉煌的时刻，如果能够接纳部下意见，一鼓作气，那么将守军兵力薄弱的南京城一举拿下，那已经是瓮中捉鳖了。胜利离他确实仅一步之遥了，偏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起骄心了，竟然轻敌，猫戏老鼠般对南京城仅仅围而不攻，不料竟因此铸成大错——人家哀哀示弱，不过是使用了缓兵之计，聪明绝顶的郑成功竟两眼迷离，没有看出来。然后，清的大批援兵排山倒海地来了。七月二十日，被困南京城内的清军伺机突围，居然成功。而各地赶来的大队人马也闻风而动，相继发难，已经松懈下来的郑军顿时大败，损失镇将以上十四人，而整个陆军则损失了大半。七月二十八日，万不得已，郑成功只好班师，一点点往南撤去。九月初七悻悻回到老根据地厦门。这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失利，令好不容易积攒起力量的郑家军元气大伤。仰天长叹，郑成功悲从心生。命运真不是自己可以任意左右的东西，已经拼上血性竭力了，似乎树渐绿花渐开，美景可期，突然一阵莫名地雨打来风刮来，功败垂成，再回头已是一地败絮。每每午夜梦回，锥心刺骨之痛必定令这个相当自负的男人悲从心生。但军事上的受挫并不是唯一令他忧心如焚的。三年前，清王朝曾针对沿海频繁迭起的反清活动，给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天津各地督抚下达了一个禁海敕谕，要求禁海迁界，坚壁清野，严禁任何船只入海贸易，其目标直指郑成功，目的就是为了动摇郑氏军队的根基，令其弹尽粮绝自动消亡，可以“不战而坐看其死”。海禁不是顺治皇帝的首创，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有了“寸板不许入海”的规定，浩瀚无垠的大海对那位农民出身的皇帝来说太没有安全感了，关起门来他才觉得有底气掌控这个偌大的江山。洪武七年，即公元一三七四年，他甚至下令撤销了自唐朝以来就已存在的专事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宋元时期曾兴旺得光泽闪闪的海外贸易戛然而止了。三借父胁子郑成功帅旗高扬期间，被软禁的郑芝龙正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折磨主要不是来自肉体，而是来自心灵。之前的几十年，郑芝龙目中何时有人？有的最多只是老天爷的脸色——天气的优劣决定了他生意是否顺利。但他那个不听话的儿子，在中国南方动静弄得实在太大了，清廷已经被震得头皮发麻，鞭长莫及之下，手中只剩下一张牌了，这张牌就是他，郑芝龙。驰骋万里海疆时，他可以生龙活虎，而一旦被关进笼子，他就不过是只死老虎了，一声呵斥过来，立马就得给远方的儿子苦苦写去信，招降的信，一封又一封。当然，办法并非只有一种，顺治皇帝还拿出最传统的加官晋爵的方式，下诏册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靖海将军。高帽一顶顶送出来，施恩普惠之后，紧跟着还有威胁恐吓，恐吓仍然冲着郑芝龙，有一次郑芝龙甚至被放到案板上，行刑官高高举起大刀，凶神恶煞地做欲砍下状——连这样猫玩老鼠的游戏都用上了。那一瞬间，不难想象郑芝龙的表情与心情都是何等的不堪。“借父以胁子”，这一招确实够狠。一个曾在万里海天恣意纵横、一呼百应的枭雄，曾有过多么八面威风唯我独尊的风光日子，到如今却落得如此不堪的际遇，能救他于苦海之中的，也唯有当年被他寄予厚望的长子郑成功了。然而远在南方的郑成功却已经凝成一块石，此时无论软的还是硬的，他眼一闭，将对父亲的疚痛都一股脑忍下了，就是不予理会。“儿只有缟素而已”，这话他在父亲绝意降清时已经说过了，他不能原谅父亲当初的一意孤行。但不理会不等于他漠视兵源、粮源日渐枯竭的窘境。他双眉紧锁，远眺海面。海的对岸，就是台湾。一六二四年荷兰人从澎湖退到台湾安营扎寨，三十多年过去，竟仍未离开。以利诱与武力这两把大刀，他们一步一步在台湾将势力扩大。一六五~年时荷兰人在台南，花了十五匹棉布的价格，向当地原住民购下一块地，建起了一个防御性城堡，叫“普罗民遮城”，可屯兵七百余人。因为城楼是用红色砖瓦所砌，所以当地人又称之为“赤嵌楼”。现在的赤嵌楼已不复当年模样了，同治元年，即一八六二年，它毁于一场大地震。光绪年间，在废墟的基础上，建起了文昌阁与海神庙等建筑。不过文昌阁与海神庙之间，却留下一个半圆形的石井，当地人称之为“红毛井”。往下探看，幽幽不见底。关于这口井，曾传说它其实是个神秘通道，从井口这一头下去，穿过一个宽阔的湖底，出来的那一头，便是荷兰人兴建的另一座城堡，叫热兰遮城。安平古城外当年有一个能泊船上千的内海，叫台江。而台江的外围，是一连串从南至北列队成行的沙洲，因为在潮水的涨落之中，这些沙洲时浮时没，宛若游动的大鱼，便有了形象的叫法：鲲身。这七个鲲身中，七鲲身几乎与本岛相连，而最北端的大鲲身全长十三点九公里，宽约一点四公里，一六二三年荷兰人就是把他们的热兰遮城建在大鲲身上的。大鲲身的北面，与之隔着一条水道相望的，是北汕尾岛，北汕尾岛的这一头是大员港，那一头则是鹿耳门港，而外面则是浩瀚的台湾海峡。在荷兰语中，“zee”是海的意思，而“land”则是陆地。作为“海陆之城”，热兰遮城地理位置确实是十分险要的。当时这道墙共砌了三道，四周还建有往外突出的部分，称为“稜堡”，是十七世纪欧洲城堡的典型建筑。当年，这里是荷兰驻台湾总督府所在地。而东面两百公尺外则是以棋盘式布局建起的大员市镇，镇中有法院、医院、孤儿院、税务所，甚至还有货物检验所和妇女感化所，相当欧化。而且，为了防止火灾，荷兰人还禁止用木材、茅草等易燃物建房修屋，大部分房屋都采取与热兰遮城一样的红砖修砌。居住其中经商谋生的，除了中国人、荷兰人，还有一部分日本人。这期间，另一个西方列强也曾到台湾分过一杯羹，那就是西班牙。早在一五六五年，西班牙就已经在菲律宾建立了第一个东亚殖民据点，它千里迢迢盯上这里，一则为了财富，二则为了传教。一六二四年荷兰占据台湾后，西班牙海上航行的经济贸易受到威胁，于是，一六二六年，西班牙驻马尼拉总部就派遣提督安敦尼率舰队，开进台湾北部基隆港。恰如荷兰人为了长期落脚，在安平修建了热兰遮城，在台南修建了赤嵌城一样，西班牙人也修起了一座基隆城。两年后，又一批西班牙舰队开到台湾西北岸的沪尾，即今天的淡水，修建起一座圣多明哥城。之后，他们再沿淡水河而上，渐渐占据了台湾北部的大片土地。但西班牙人在这里待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仅十六年。他们本来指望凭借北台湾展开对日贸易，获取东方财富，不料推行锁国政策的日本并不准许西班牙船只靠岸，钱挣不到，却还得依靠从马尼拉提供金钱维持北台湾驻军的花费，这笔账算一算确实有些亏，西班牙只好渐渐将这里的驻军人数减少。这是占据台湾南部的荷兰人非常乐意看到的，他们很高兴，因为有了可乘之机。一六四一年八月，荷兰人率领三艘战舰和三百多人抵达鸡笼，要求西班牙人投降，未果。一六四二年八月，荷兰人再次派兵北上。这次不仅增加了兵力，并且不再磨嘴皮，干脆来硬的，将炮口朝向城内，直接射击。西班牙人无力抵抗，仅仅坚持了十天，就开城投降了。西班牙人一走，北台湾也尽归荷兰人手中。偌大一个台湾，都成了荷兰人天下，鹿皮、樟脑、槟榔、米、砂糖，这里丰富的物产令他们获利颇丰，每年从台湾输出的货物价值都达几百万荷兰盾。一六三八年，单输往日本的鹿皮，就有十五万张之多。“台湾真是公司的一头好奶牛”，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总督在喜不自禁中说出的话。那些年，除了一六二八年郑芝龙组织大陆移民赴台垦地开荒外，零星来台的汉人一直持续不断。同宗兄弟或者同族、同村的亲戚熟人相互帮衬，一起搭船东渡，这在闽南各地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宗族观念根深蒂固于他们的脑海里，在披荆斩棘的艰苦岁月里，他们彼此为盾，互相取暖，也尤为重要。从有限的记载里可以看到，单一六三七年下半年，就有十九艘船运载了一千九百五十三人到台湾，一六三八年一月至十一月，则有三十一艘船只运载了三千二百六十三人到台湾。一六四六年清兵入关后，战乱与饥荒又使大量大陆百姓往台湾迁去。据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六四七年统计，单赤嵌附近的耕地，就比两年前增加了近一倍。这一时期，在台的汉人已经有两万人左右了。地耕出来，物产也接连有好收成，一茬茬沉甸甸的粮食令千辛万苦东渡来台的人有了丰收的回报。然而荷兰人眼却红了，他们开始强征重税，这样那样，此项彼项，总之是生着法子发狠掠夺。凭什么？当地原住民与汉人忍了很久，最终没忍住，反抗相继展开，各地战火此起彼伏。不就是一条破命吗？豁出去拼一拼，说不定就能改变点什么。郭怀一就是这么想的。泉州同安人郭怀一传说曾是郑芝龙的旧部，当年郑芝龙归顺明王朝，将队伍一把拉回大陆，郭怀一却没有跟随，他已经习惯了无拘无束的生活，更愿意留在天高皇帝远的台湾，在今天的台南县永康市一带，从事拓荒垦殖。但自由的日子终于还是被荷兰人毁掉了，荷兰人每月都对在台劳作的汉人征收高额人头税。越收还胃口越大，一六五一年，人头税平白无故突然又提高了整整一倍。真是忍无可忍。一六五二年农历八月，郭怀一召集一千多位汉人举行起义。这是一个不对等的武装冲突，郭怀一这边仅有几条火枪，大多数人只能手握大刀、木棍、竹竿，而荷兰军队却有先进的枪炮。虽然起义军攻下赤嵌城，并且得到台湾许多地方百姓的响应，一度使起义队伍壮大至四五千人，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约有三千多起义人员饿死或被杀死，而郭怀一则中弹而亡。之后，荷兰人展开残酷的报复性屠杀，赤嵌地区被俘被杀或最终饿死的汉人达三千多人，尸陈遍地，哀鸣连绵。这个事件震动全岛，一海之隔的郑成功必定也有所听闻。但那时，他的队伍还在与清军苦苦作战，他一门心思还花在如何北伐之上。北伐失败了，转过身，他的目光终于有暇落到对面的台湾岛上了。他想起一个名叫何斌的人。祖籍漳州的何斌跟郭怀一一样，传说也曾是郑芝龙的部下，而且早年也曾去日本经过商，而后又随郑芝龙去了台湾。郑芝龙被明朝廷招降时，何斌是想跟随的，但天不作美，他从台湾动身前往投奔途中，竟遇海盗，千辛万苦捡回了一条小命，一腔腾达之欲却已经被浇灭，心情沮丧中便只好折回台湾。因为通高山族语言，又很快学会荷兰语，于是他便在荷兰人那里谋了一个通事，也就是翻译，一干二三十年。何斌与郑成功见上面是在一六五七年夏季。清朝廷虽有海禁之令，但真正对占据台湾的荷兰人构成威胁的却是凭借强大武装控制东南沿海的郑成功。顺治九年，即一六五二年，因为荷兰殖民者怀疑郭怀一起义是郑成功所策动，便对郑到台的船只严加检查，并在海上将郑氏的商舶拦截缴获。这事换个人或许也罢了，但郑成功却罢不了，他被惹恼了，桌子一拍，立即下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这等于断了一门心思巴望来东方发横财的荷兰人的财路。荷兰驻台总督揆一于是想出一招，一六五七年夏天，他让通事何斌渡海到厦门，找郑成功商谈通商之事，表示愿意“年输银五千两，箭柸十万枝，硫磺千担”，请求恢复通商。就是这次，何斌突生奇想，提出一个建议，他让郑成功去台湾，将其父郑芝龙当年盘踞开发起来的台湾重新夺回来。但那时郑成功眼中更急切的任务是从旗人手中夺回大明江山，他要先北伐。通商要求郑成功倒是应允了，但他又暗地托何斌代他在台湾，向一切进口船只货物征收商税，这事并非白干，也有利可享，而且利不小：郑成功允许何斌可以从中提取一定数量作佣金。两头受命，两边服务，聪明机灵的何斌无形中就成了“双面间谍”。他后来每年向郑成功缴纳税银达到了一万八千两，一笔不大却也不小的财富。这件事虽然力图做得隐秘，小心再小心，一年多后荷兰人却还是发觉了。何斌在东印度公司的职务立即被解除，并被判处缴纳二十万元罚金。局势恶劣起来，立足已经险象环生，何斌觉得该为自己另寻出路了。他寻机将鹿耳门至赤嵌城的水道探测清楚，连同荷兰人在台湾的布防情形，绘制成一张地图。那时荷兰人已经将他盯起来了，明着逃是无法脱身的，必须金蝉脱壳。大年初一那天晚上，何斌在家中大张花灯、烟火、竹马戏、彩笙歌妓，把荷兰总督与酋长们请来赴宴欢饮，而一只船此时已秘密停泊在附近了。半夜潮水将退的时候，何斌假装腹部绞痛难忍急着上厕所，中途一拐，由院子后门溜下船，驶向厦门。那张精心绘制的台湾地图，也悄然带上了。恰巧此时，京城巍巍宫殿之中正人心慌惶：时年不过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在正月初七那天夜里突然在养心殿驾崩。四个多月前，因为最宠爱的妃子董鄂妃的病逝，让这个多愁善感的多情皇帝如五雷轰顶，抑郁难忍中再染上天花，终于在养心殿里撒手归天了。关于顺治皇帝的结局，其实还有另外的版本，除了出家当和尚一说外，还有人认为是在那年率军南征时，被郑成功部队一炮轰中，当场毙命。清朝廷不想让这个耻辱公之于众，于是假借天花病来掩饰。至今泉州南安郑成功宗亲郑梦彪手中，还珍藏一本年代久远的手抄本，名为《延平王起义实录》。这其中，记载了顺治被郑成功炮击身亡的过程。此事的真实性虽为史学界所不屑，但闽台民间却一直盛传，并对此津津乐道。皇帝亲征，然后被土炮击中而亡，即赔性命又丢面子，这么跌宕的情节确实太富传奇性了，却未必与事实相符。不过顺治反正是死了。国丧期间，朝廷通常没有大动干戈外出征战的惯例，也就是说，那期间，咄咄逼人的清兵，只忙乎着为自己的主子披麻戴孝，而不会再燃烽火，大兵压境。郑成功大喜过望。感谢苍天，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啊！四东渡顺治十八年，即一六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仍未回暖的寒风中，金门岛料罗湾战船密布，旌旗猎猎，四百艘船舰和二万五千名将士，在郑成功的亲率之下，向着海峡对岸出发了。这是一场志在必得的战役，说到底郑成功与他的军队此时也没有再输一场的资本了。作为向导，何斌也一同东去。次日凌晨，郑氏大军抵达澎湖，四月初一浩浩荡荡的郑家舟师又在薄雾之中驶进鹿耳门，从赤嵌楼以北的禾寮港登上了台湾岛。这一天是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这个日子后来被历史记住了。从鹿耳门外海进港其实有两条路：南航道口宽水深，但有荷兰军舰停泊那里，岸上又有重炮瞰制航道；另一条航道就是鹿耳门了。有一张一六二六年西班牙人绘制的台南港口古地图，勾画出了当年鹿耳门地势之险要：狭窄、细长，而港道下的暗礁更是幽深莫测。郁永河在《裨海记游》中也曾这样写道：“鹿耳门內浩瀚之势，不异大海，其下实皆浅沙。深水可行舟处，不过一线，而又左右盘曲；非秦熟水道者不敢轻入，所以称险。”正是由于鹿耳门航道水浅礁险，水路却长达数十里，之前荷方又以破船将水道堵塞，只有涨潮之时，才能容船通过，所以，荷方掉以轻心了，认为郑氏军舰根本不可能从那里通过，只在南航道上备有大炮。熟读兵书的郑成功决定铤而走险，避开南航道，从北航道长驱直入。行动前，他特地焚香祈祷：“成功受先帝眷顾，敢不竭力，无如寸土未得，依然孤岛危居。今天冒波涛前来收复台湾，苍天如保佑我，富假我潮水，助我行舟。”四月二十九日黎明时分， 热兰遮城上的荷兰哨兵发现海面上突然冒出一片船舰，慌乱之下连忙向揆一禀报。揆一登城后，持望远镜察看一番，竟然笑了。这时候他还是自信的，认为自己有枪有炮，并且部队训练有素，再多的“唐船”又如何？照样落得葬身此处的下场。郑成功率部果然向南航道驶来，并且喊声震天，炮火不断，作出将要冲过南航道的架势。而北航道上却毫无动静。用孙子兵法作解，这叫声东击西。荷兰人果然上当，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南航道上。不料午后海水突然大涨，而那些摆出架势大有向南面进攻的郑家船舰，却突然掉转航向，向北而去。有何斌所绘的地图引路，在薄雾四起中，这些船只顺利从鹿耳门陆续驶入了。郑成功以手加额，兴奋地慨叹一句：“此是天哀怜孤家！”当时荷兰驻守在赤嵌城中的军人约四百人，而驻守在热兰遮城内的也只有一千一百人左右，兵力虽不多，但武装先进，城堡坚固。在登陆后不到两小时，郑成功军队就占据了有利地形，并扎营修工事，将互为崎角的赤嵌楼与热兰遮城分隔开来。他又用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老战术：以静制动，先将赤嵌城团团围住，切断水源，隔绝供给。零星的交火持续进行，荷军数次组织进攻，最后都无功而返。七天之后，赤嵌城里的荷兰人撑不下去了，放弃城，乘船离去，离去时他们从郑成功那里得到了八十袋米、十只活猪、十只绵羊与山羊等物品。这是温柔政策，郑成功让赤嵌城里的荷兰人动员热兰遮城里的荷军也放下武器。离开自己的国家已经很久了，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快走吧。然后，郑成功部队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热兰遮城形成合围。热兰遮城共三层，最底层在地面三米多的深处，周长六百多米长的城墙上，是用糖水调石灰制成的砖砌成的，那砖竟比石头更坚更硬。而墙头上则设置了三十门大炮。与赤嵌城相比，无论规模、武器、人员，还是粮草的储备这里都更充裕厚实，于是就需要更多的耐心和韧性来与之周旋。这个城，郑成功围了近九个月。并不是枯守死等，一边接连给城中的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写信，告诉对方只要乖乖离去，既保存性命，还可以带走私人财宝，同时，郑成功还下令南北各路人马开始屯垦拓荒，按镇分地，按地开荒。尽管五月底，他的部下黄安等人带着一些粮草从金门抵达台湾，但同时也带来了六千将士，加上先前到来的二万五千人，三万多张嘴的吃饭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当时一个叫菲力普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土地测量师留下一本日记，叫《梅氏日记》。郑成功夺下赤嵌城后，菲力普被俘，他在战俘营里目睹了郑氏军队屯田垦地的情形：每个将官手下有一千人到一千二百人，在山脚和每个能开垦成水田的土地上，每一两百人为一群，很认真地耕种土地。他们种很多番薯，多到足以食用三个月。每个角落都备用来耕种，甚至道路也不例外……食不果腹当时确实成为郑家军最大的困扰，但热兰遮城内的荷兰人境况却更为不堪。郑成功给揆一写信，他非常有耐心，信不是写一封，而是接二连三地写，都是动员揆一认清形势赶快投降。其实早在一六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当郑军大队人马还在澎湖候风时，郑成功就已经给揆一写过信，告诉对方台澎两岛所居住的都是中国百姓，那是中国的土地。饱读诗书出身的郑成功，仍旧认为文字是有力量的，是可以征服人的。但揆一并不以为然，他其实是瑞典籍的，出生于斯德哥尔摩，受雇为荷兰卖命，他不相信荷兰会轻易放弃在台湾的利益。而不放弃台湾，就意味着不放弃他，所以他抱有幻想，以为增兵迟早要来，于是对郑成功的拒绝也是接二连三。援军确实来过。四十六岁的揆一那时其实已经被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撤职，一六六一年六月东印度公司派检察长克伦克率两艘战舰驰往台湾接替揆一的职务，不料船近台湾时，才发现洋面上已经布满郑军战船。克伦克逃回巴达维亚，将台湾的情况报告公司。几天后公司拼凑了七百多名援军分乘十艘战舰驰往台湾。他们七月五日出发，却是在一个多月后的八月十二日才抵达台湾海面。但双方并没有马上交火。那些日子海上风狂浪大，荷军不敢贸然前行，所有船只都停泊到港外，远远观望。直到九月八日，风浪平息了，枪炮才突起。荷军开始出击了，但他们并没有如愿。虽然武器落后，但凭借着人多势众，郑军以火攻、以埋伏、以密集的炮弹攻击荷舰，总能以巧制胜。这场交火时间拖得有点长，一直到年底，来增援的荷军已经仅剩下两艘战舰了。见大势已去，他们悻悻掉转船头驰回巴达维亚。困守在热兰遮城里的揆一，眼睁睁地看着飘着自己所供职的那个国度旗帜的船只渐渐远去，恼怒、失望、无奈。郑成功也看到了。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机会来了。接下去的日子，一场又一场猛烈炮火从郑家军这方接连向热兰遮城发射。这是来硬的，软的也有：将翻译李仲派往热兰遮城，再次把自己的意思告诉揆一：“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他要重申的是，台湾不是荷兰国土，而只是先前郑芝龙练兵的场所，所以，他渡海而来，予以收回。一六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热兰遮城里的荷军召开了一场“台湾评议会”，商讨自己的去留。没有太多的争执与犹豫，二十九位成员中，有二十五人同意立即投降。也只有这样的一条路摆在他们眼前了。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双方在离热兰遮城一百多米外的大员市税务所签订了缔和条约。虽然各自提出的条约建议有出入，但最终还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一致看法：一、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忘记仇恨。 二、荷方将城堡、大炮、军用物资、商品和现金交给郑家军。 三、荷兰人可携带一切返回巴达维亚必须使用的食物、工具等物品。 四、荷兰士兵得以扬旗、鸣炮、荷枪、击鼓、列队上船。 五、双方释放所有俘虏。十几天后，揆一带领下属离开台湾。延续三十八年之久的荷据时代终于结束了，而这一年，郑成功也恰好三十八周岁。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写下这首《复台》诗时，郑成功内心必定有欣喜，有感慨，有对自己部将生死相随的感激之情。但在兴奋之余，他也难免悲愁交织。翘首东望，他必然会想到自己的父亲郑芝龙。此时广阔的大陆已经进入清康熙元年，顺治皇帝的第三子、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的辅佐之下，开始了自己漫长而辉煌的帝王生涯。为了更彻底地斩断内地抗清民众与郑成功之间的联系，顺治皇帝在临终前已经签署了一个迁界令，于是清王朝开始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勒令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里至五十里，并尽烧船只，片板不准下海。为了让迁界令得以彻底实施，清朝廷还派出四位大臣，分赴各省监督执行，违者立即施以严刑。派到福建来的是兵部尚书苏纳海，他不折不扣地执行朝廷命令，清空界内，将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什物全部烧毁，城堡全数拆除，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据《福建省志》记载，一六六一年福建全省十九州县滨海共有二万五千九百四十顷土地被划为界外，那基本上都是最适合百姓居住与耕种、捕捞的好地方。三十至五十里的不毛之地，给清王朝的权力统治建构了一道防火墙，却使当地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当然，它也确实将郑成功部队阻隔在了海峡对岸。海禁的建议是一个叫黄梧的人献上的。黄梧原是郑成功部将，镇守海澄。海澄位于漳州九龙江下游江海汇合处，从海澄镇顺九龙江而下至海门岛的这段河道，“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所以古时海澄又有“月港”之称。月港出名很早，最初是因为造船。丰富的河流与遍地的巧匠，令其在宋代时造船业就极为兴盛，以至于能够与福州、兴化、泉州的造船业齐名。放眼一望，这里的水运条件真是太好了，江面开阔，水深浪平，进一步是浩瀚的大海，退一步是无垠的陆地，舟来船往，贸易终于在明景泰四年，即一四五三年应运而生了。明成化弘治年间，当地已经出现了“风回帆转，实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世贾，竟骛争持，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的繁华。而到了万历年间，即一五七三至一六二~年的四十多年里，月港更是进入了“四方异客，皆集月港”的全盛发展时期，拥有七条往西洋、三条往东洋的直接航线，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对外交通贸易中心和当时从中国经吕宋至美洲的主要起航港，输出货物主要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砂糖、纸张、果品等；输入有：香料、珍宝、番米、椰子、绿豆、番被、番藤席、草席、番纸、番泥瓶、番镜、火炬、粗丝布、西洋布、漆及皮货、矿货等，成为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外贸港口，征收船舶税占福建省税银的大半。月港的风光历时二百五十年，十七世纪中叶厦门港兴起后，终于衰亡，但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仅仅从军事角度上看，易守难攻这一特点，就注定了它的重要性。清军大举南下后，郑成功孤守金门厦门，而海澄则是拱卫金门、厦门的屏障，是最重要的外围据点。不料顺治十三年，也即一六五六年六月，黄梧却献城降清，将郑氏军队贮存在海澄的粮粟二十五万石和无数军器、衣甲以及各将领的私蓄，一并献上。久攻不下的闽南，突然豁开了一个大缺口。郑成功痛心疾首，他太悲愤了，简直暴跳如雷，不仅为那些支撑军队衣食的大量物资，更痛的是自己竟看走眼，将那个位置交给这样一种人：“吾意海澄城为关中河内，故诸凡尽积之。岂料黄梧如此悖负？后将如何用人？”仰天长叹，世事确实太难料、人心确实太叵测了啊。那时期，虽然郑氏军队降清者无数，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给郑成功当头一棒。此去了，彼又来了，生生不息，源源不断。但这个黄梧却不一样，黄梧太聪明了，脑子比别人转速快几圈，降清后他很快做出两件事，事情不大，似乎也没费多少劲，却如同两把利刃，深深刺伤郑成功的命脉：其一，他向清政府举荐当时还不被重用的施琅；其二，他献出“平海五策”，建议内迁居民、拆除房屋、斩断郑氏根基。不过是县衙一名普通小差役出身的黄梧，用这两个建议，证明了自己看人断事的眼光是如何又准又狠。而他的另一个奏议则更狠更绝：他认为郑芝龙是一切的“恶首”，“必先断绝芝龙，使之音问不通，则成功只海上匹夫尔……请密奏剪除芝龙，以绝盗根”。密奏是一六五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呈的，清廷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不予采纳，他们仍把郑芝龙当成手中的一张牌，用以制控郑成功。但这事总算被挑起了头，四年多后，即一六六一年十月初三，在郑成功挥师渡台之后，清廷终于想起黄梧的那个密奏，于是动用了屠刀，将郑成功父亲郑芝龙以及三弟郑世恩、四弟郑世荫、六弟郑世永等全家十一口人，以“谋叛律族诛”，全部斩杀于北京。紧接着，在各处的郑氏祖坟，凡能找到的，都被掘地挖开，尸骸弃之荒野，任日曝狗啃行人践踏，极尽侮辱。最亲近的人，才能有最致命的伤害。黄梧表出这样的忠心，当然令清廷十分受用。顺治帝一高兴，授他以“海澄公”，给予敕印，并追封其祖上，赐金在他家乡霄岭营建造宗祠，似乎很光宗耀祖了；顺治十七年，又晋太子太保。顺治死后，康熙帝仍然对他重重加恩：康熙六年，授其一等公，准袭十二次，并赐予金匾。但人生苦短，他其实并无福享更多的荣华富贵，康熙十三年，即一六七四年病逝于漳州，终年五十七岁。在他死第二年，从台湾西征而来的郑经攻下漳州城，马上将他的灵柩一把砸开，又把他及儿子黄芳度的尸体拖出来车裂，再将黄家在漳州的数十口人一并杀死，以泄郑家在心底憋闷许久的一腔愤恨。这当然都是后话了。五安平城母亲自尽了，父亲被杀了，祖坟被毁了，郑成功家国两失，回去的路已经条条断绝，余下的，只有脚下这个千辛万苦从荷兰人手中夺回来的岛屿了。一六六二年六月十四日，郑成功将台湾改名为“东都明京”。荷据时期所有的体制与机构都全部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按大陆旧有政权的体制机构，设置了一府二县，府即承天府，取泉州佛寺承天为名，府署就设在赤嵌城内，这是明朝在南京设立应天府、在北京设立顺天府之后，第三个以“天”命名的都城；而二县即天兴县与万年县。至于官制，则仍沿用明旧制，设了吏、户、礼、兵、刑、工六官，并置六科都事及察言、承宣、宾客等司。这是中国在台湾岛上设立的第一个行政机构。荷兰人建的热兰遮城被改名为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