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功铸特区 情系深圳
　　——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
　　中共深圳市委 深圳市人民政府
　　今年10月15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创办经济特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为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无论是经济特区的创设，还是经济特区的发展壮大，都凝结着习仲勋同志的心血和汗水，都得到了习仲勋同志的积极倡导和鼎力支持。当年，习仲勋同志与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有着不舍的情缘。今天，深圳经济特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切缅怀他老人家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丰功伟绩，特别是重温他为创办和发展经济特区所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对于我们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深圳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要求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具有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创办经济特区的重要推动者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习仲勋同志作为当时广东省委主要领导，思想解放，目光敏锐，视野开阔。他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广东实际，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中央认可。
　　在1979年4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同志明确表示，在现行经济体制下，广东经济难以有大的发展，希望中央“下放权力”，允许广东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实行单独管理，可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以利于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他的这一建议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许和支持。邓小平同志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5月11日至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中央工作组，赴粤、闽两地进行考察。同年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等广东省领导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的汇报，提出了试办进出口特区等初步设想。同年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同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正式出炉，也就是广东干部群众所熟知和对之充满感情的“中发（1979）50号文件”。这个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1980年3月24日，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参加的会议，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回顾经济特区创立的历程，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出，正是由于习仲勋等同志的积极建议，才促成了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做出了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的重要战略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习仲勋同志无疑是创办我国经济特区的重要推动者。
　　经济特区建设的卓越领导人
　　习仲勋同志不仅是创办经济特区的重要推动者，还是经济特区建设的卓越领导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由于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实行政治边防，经济十分落后，与一河之隔的繁荣香港形成巨大反差。习仲勋同志主政广东后，在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坚持不争论的作法。他多次到深圳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把发展特区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作为特区工作的中心任务。他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指导可以说殚精竭虑，不知疲倦。
　　最令我们难忘的是，无论在建立经济特区之前，还是在建立经济特区之后，习仲勋同志都对深圳的改革开放寄予厚望，给予指导，充分体现了他领导广东、深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超前性和卓越性。他主政广东期间先后于1978年7月上旬和1979年6月两次视察深圳，其中1978年视察深圳是习仲勋同志来到广东后首次外出考察。他先后视察了沙头角、莲塘、罗芳、皇岗、水围、渔农村、蛇口等地，足迹几乎遍及后来的深圳特区。当时主要的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当时深圳提出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指示省委有关部门尽快落实。他强调，要搞好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也要学习。最能体现习仲勋同志对经济特区卓越领导才能的，就是他当年处理深圳“逃港”事件的方法和智慧。“逃港风”成为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深圳（当时宝安县）的一个主要社会问题，习仲勋同志认为制止群体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他认为防范外逃要标本兼治，“标”，是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但这只能一时奏效；“本”，是要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正是由于习仲勋同志为主要领导的省委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妥善处理好“逃港”事件，为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创立及发展奠定了基础，扫清了障碍。
　　他高度重视经济特区的建设，要求大家克服闭关自守的观念办特区，省里专门成立了经济特区筹备和管理机构，负责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他经常听取特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亲自过问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规划制定。当时就确定了深圳经济特区总面积为327.5平方公里，分东、中、西三大片，共18个功能区，拟综合发展工业、旅游业、房地产业、商业和其他各项事业。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保证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健康发展。
　　如果说当年邓小平同志亲自圈定的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是党中央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栽下几株幼苗的话，那么，三十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历经历届市委市政府和全体特区建设者的精心浇灌，这些树苗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如今的深圳不仅看不到“逃港”现象，而且因为今天深圳人民丰衣足食过上了富裕的生活让当初逃港者懊悔不已，现在许多深圳籍的香港居民都希望回深圳定居生活。吃水不忘挖井人。每当我们倘徉在深圳繁华的街头，不禁怀念起为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习仲勋同志。我们深切地感到，没有他老人家当年的大力倡议，就不会那么快地促成深圳经济特区的诞生；没有他老人家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卓越领导，就不会有深圳今天的辉煌成就！
　　发展经济特区的坚定支持者
　　1980年11月，习仲勋同志调往中央工作，先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中央领导集体一员，习仲勋同志对党的特区事业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对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当经济特区的发展面临困难与挑战的时候，习仲勋同志总是本着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立足改革开放的全局，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特区，从而成为发展经济特区的坚定支持者。
　　习仲勋同志调往中央工作之时，正值特区建设初期，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办经济特区没有先例，所以特区创办之初，人们还基本沿用过去的思想观念，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区的出现，冲击了传统的旧体制以及由此形成的旧观念，在全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响。同时，办特区是个新事物，建设者的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于是，对深圳经济特区的怀疑甚至否定的声音也不断传出，特区创办之初争论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办特区、特区是不是新“租界”的问题，一些内地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把深圳引进外资的做法视为“祸水”，甚至有人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1982年1月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央到云南传达《中央紧急通知》，传达中央领导同志对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简报的重要批示精神，习仲勋同志指出，对于对外开放，“我们不能因为出了问题，就因噎废食。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关系到我们四化建设成败的大问题，是个战略问题”。在云南调研期间，他仍然关心关注深圳的情况，在不同场合引用深圳的事例来说明情况。1987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同志，亲临深圳视察。这次视察他很高兴，表示深圳特区的建设出乎意料的好。他还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认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不断总结经验，勇于开拓，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1988年12月、1989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同志，又两次来深圳考察。他说，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难免出现某些失误，但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他还强调，特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还曾高度评价、欣赏深圳的勇于改革开放的精神，称赞深圳市委市政府班子是个实干的班子，敢闯敢拼。
　　习仲勋同志对深圳经济特区的全力支持，极大地鼓舞了特区建设者开拓创新的热情和勇气，从而促进了深圳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1979年，全市总产值仅有1.96亿元，人均GDP仅606元。经过10年努力，到1989年已经突破100亿元，达到115.66亿元。深圳创造了建设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和深圳大学当年建设当年招生的深圳速度，大胆改革，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充分发挥了经济特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试验田”和“窗口”的先锋作用。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深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关于深圳“姓社姓资”的第一次大争论也终于划上句号。正是由于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经济特区的关心、爱护和支持，才使得特区建设者从各种非议中解脱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特区火热的建设之中，从而不断推进特区事业向前发展，为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由此，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在南中国海边高高飘扬。
　　经济特区成长的真情见证人
　　习仲勋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并没有选择待在家里颐养天年，而是继续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关心关注经济特区事业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习仲勋同志晚年选择住在深圳，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说：“现在我退居二线了，就要在深圳住下去，在深圳恢复我的健康。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
　　从1990年9月到2002年，除了在珠海经济特区短暂住了一阵，整整12年，习仲勋同志都在深圳度过。在深圳期间，习仲勋同志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除了坚持散步以外，身边工作人员会给他读至少三份报纸，这当中除《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再就是《深圳特区报》。当时在任或离退休的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前来看望，他都会说“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设好”，满口不离深圳的发展。习老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的深圳是生机勃勃、热火朝天向前发展。他常说：“深圳是小平同志种的一块试验田，现在长的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后，对外传递了坚定走改革开放、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号，当时已经在深圳休息的习仲勋同志感到非常高兴，特意找了当时深圳市的主要领导谈话。他说，现在小平同志支持深圳的改革开放之路，你们有了“尚方宝剑”，要大胆解放思想，坚定地走下去。每到“七一”“十一”或元旦新年，他会专门给深圳市委市政府写信致贺词，对特区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欣慰，向广大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候，同时勉励深圳在党中央、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取得更大成绩。这些由习仲勋同志亲笔签名的祝辞、贺词，有时会刊登在《深圳特区报》上，让人看后很感动。1999年元旦，他亲笔签名的元旦贺词发表在《深圳特区报》上，贺词饱含感情地说：“二十年前，我在广东工作，带领省委一班人认真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经中央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建立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示范区，十几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创造了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奇迹，对此我深感欣慰。”习仲勋同志晚年很少参加公开活动，但在2000年11月14日，他出席了深圳经济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他在一幅赠送给工作人员的书法中写道：热爱深圳、服务深圳、宣传深圳、奉献深圳。他一直记挂着深圳，连送书法都忘不了深圳。习仲勋同志居深期间对深圳每次讲话、指示、题词，市委市政府都在第一时间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传达，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并按照习仲勋同志的要求做好经济特区的各项工作。
　　习仲勋同志多年来对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关怀指导，一直是鞭策、鼓舞特区人民与时俱进、勇创佳绩的强大精神动力。深圳经济特区人民没有辜负习仲勋同志的教诲和期望，30多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发扬特区精神，充分发挥经济特区“试验场”“窗口”“排头兵”和示范区作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和探索，迅速实现从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巨大历史性跨越。2012年，全年本市生产总值1.29万亿元；进出口总额4667.85亿美元，跃居内地大中城市首位，其中出口2713.7亿美元，实现20连冠；全口径公共财政收入4502亿元，其中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482亿元；人均GDP接近2万美元，综合经济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同时强化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努力改善民生，实现了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历史性变革和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精彩缩影和成功典范。
　　今天，我们深切缅怀习仲勋同志，就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发扬他们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和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敢闯敢试的优良品质和光荣传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把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更大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在此关键时刻，去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出京调研视察的第一站选择了深圳，提出了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试验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要求。习总书记的嘱托让我们倍感振奋、倍增干劲，深觉肩上责任重大。为此，2013年新春伊始，全市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树立优良工作作风”学习大讨论活动，深入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深圳重要讲话精神，以“转作风、促改革”为全年工作开局破题，以新作风开创新局面，用创新和实干再铸深圳特区新辉煌。今年5月，市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了《深圳市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方案（年）》，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领域的改革，在前海开发、商事登记、权力制约、收入分配、基层服务管理方面重点突破，并提出了相应的路线图、时间表和项目库。同时我们紧紧围绕主题主线，牢固树立“深圳质量”理念，始终坚持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打造绿色低碳新优势，开创社会建设新局面，提升文化发展软实力，强化全国经济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引领作用。
　　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正确指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按照“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要求，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推进深圳经济特区各项事业，为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共同追求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以更加辉煌的业绩告慰习仲勋同志英灵。
　　习仲勋同志永远活在深圳人民心中！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深圳5月26日电　(记者 万鹏)今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框架下的第四届中非青年领导人论坛在广东深圳开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非关系是面向未来的事业，中非双方应该积极推动青年交流，使中非友好事业后继有人。中国共产党和非洲政党都高度关注青年工作，希望中非青年响应时代召唤，为探索国家发展道路贡献智慧，为推进中非友好合作做出贡献，积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

宋涛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坚持改革和创新，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愿与非洲国家政党就此加强交流互鉴，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发挥政党的引领作用。

本届论坛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主题为“青年如何在探索符合国情发展道路中发挥作用”，旨在为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创造良好氛围。来自非洲的近40个国家的近40个政党的70余名青年政治家代表出席。

《瞭望》第34期封面：续写“深圳传奇”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视察深圳。深圳这个承担改革实验田和对外开放窗口的城市，用30年时间从小渔村成长为大都市，成为改革开放的尖兵和经验提供者。回顾过去我们发现，邓小平等领导人视察深圳时常在改革开放的关键节点，他们发自深圳的声音影响着中国的发展。以下内容选摘自2010年《瞭望》第34期：原文链接：.cn/c/sd//

　　邓小平：视察深圳坚定国人改革开放信念

　　1984年1月24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中，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此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4个年头，特区的建设热火朝天，但国内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围绕特区的非议同样云谲波诡。

　　邓小平来到深圳，在亲眼目睹了深圳的发展变化后，欣然提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此后，“特区不能办”的议论基本上没有了。应当说，特区的发展不负众望，各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到了1987年6月左右，邓小平肯定地说：特区是成功的，不但决定正确，而且办得成功。也就是说，到十三大前夕，邓小平完全肯定特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邓小平1984年视察特区，还有三个深层次原因：

　　第一个深层次原因，是出于到20世纪末实现翻番目标的考虑。

　　到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实现翻两番，是党的十二大向全世界的承诺，邓小平对此看得很重。他在1983年6月曾指出：翻番不能实现，搞得不好，有可能改变十二大的决议，那就严重了！这不但在国内是个政治问题，在国际上也是个大的政治问题。

　　因此，1983年春他就翻两番问题视察了江苏、浙江、上海，视察的结果是这些地方没问题。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提出各地都要有具体落实规划，而且 沿海要比内地多翻一些，这样全国才能拉平。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自然想到了沿海的广东。他在1983年3月说：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最 近香港有个报道，说广东的速度放慢了，是什么原因？我们有些同志对开放政策仍是有顾虑的，也要加以注意。

　　邓小平提出，在当时资金短缺的情况下，速度要快，就要借外债，就要充分利用外资。而特区恰恰是利用外资的窗口。所以，邓小平也是要亲自调研广东实现翻番的条件，看看特区利用外资能不能为加快发展提供资金、提供模式、提供经验。

　　第二个深层次原因，与解决香港问题的需要有关。

　　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中英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会谈共举行22次，最终形成了中英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3个附件。邓小平视察特区正是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期间。

　　邓小平设计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五十年不变”，即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他认为这 样规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可以使人们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有利于我们和英国谈判，有利于顺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荣。

　　问题是这个“五十年不变”，怎么能让香港人和英国人相信这一点？当时许多人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特区特别是深圳就在香港对面，当时深圳主要吸引的 是香港的投资，深圳与香港熙熙攘攘的人员来往已经是“例行公事”。如果深圳的发展和繁荣受到影响，不能保证，那怎么能说服人们相信香港五十年不变的政策？ 所以，邓小平视察特区，与1984年的整体工作，特别是香港问题有很深密的思考上的联系。

　　第三个深层次原因，则与邓小平的一个大构想相联系，这就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4年6月，邓小平解释说：我们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 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道路。

　　1984年12月，他在同撒切尔夫人谈话时指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 义。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香港)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 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可见，邓小平视察特区，也就是要看看这个小范围和小地区的吸收资本主义的资金和管理模式，到底会是什么情况？他要在实践中检验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

　　江泽民：避免改革反复，强调发展创新

　　1990年6月，在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一周年前后，他亲自到深圳作了三天的实地考察。他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十年的成就，提出要继续把特区办好，发挥在改革开放中的“排头兵”作用。同年11月下旬，江泽民出席了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在11月26日的招待会上，他发表了重要讲话：

　　“经济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丰富了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经济特区要在过去十年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不停顿地把各方面工作推向前进”；“经济特区的有关政策，党和国家要 保持其稳定性和连续性，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望，再过十年，当经济特区庆贺它建立二十周年的时候，将会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更大成绩，将会更加生机勃勃。”

　　1994年6月，江泽民来到深圳，针对社会上“特区还能不能办下去”的疑惑，他指出：“我认为有必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地加以重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