沼田德重小说真的死于八路军手上吗

□ 王 烨 王兴明 宋庆祥

  碧波荡漾的徒骇河,在江北水城聊城东绕城而过,奔腾不息奔向渤海。


  73年前,这里曾发生了一场震惊日军的伏击战,但由于种种原因被湮没了。
  1939年7月16日上午,参加鲁中及鲁西“大扫荡”的日军第114师团主力3000余人,在聊城稍事休整后匆匆撤往济南。这支队伍徒步走过城东徒骇河上的小石桥,在整理队形时,突然遭到埋伏在大路两侧的我八路军部队的猛然袭击。没等敌人醒过神来组织反击,我游击健儿在青纱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一仗,日寇伤亡200余人,其中第114师团中将师团长沼田德重胸部、腹部多处中弹,虽被抢运到济南日军陆军中心医院抢救,但仍于8月2日毙命。
  抗战初期,在我军新兵多、装备差的情况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应该成为当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是,却长期无人知晓,这是为什么?聊城大学、聊城军分区、聊城市委党史办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历经7年的调查研究,近日终于使“聊城大捷”的真实面目浮出历史的水面。 

  日军刻意掩盖了聊城伏击战


  对日军第114师团在聊城东的惨败,当时的日本新闻报刊只字未提,甚至连沼田德重之死,其内部资料中也含混地简记为“聊城东,战病死”。很明显,日军为稳定其军心,对这次战事刻意进行了长期封锁,以至形成了历史盲点。而且,114师团败回济南之后,很快接到回国解队的命令。
  日军第114师团是鲁西人民的宿敌。1938年11月,3路日军围攻聊城时,114师团所属的平田大队率先抵近并攻入聊城。15日,在内奸王金祥和顽固派的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策应下,聊城被日寇攻陷,坚持在敌后“守土抗战”的民族英雄范筑先专员壮烈牺牲,大批涌进城内的114师团官兵,参加了对我抗日军民的屠杀。1939年元月至2月底,114师团西出卫河,参加了3万日寇对我冀南、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冲垮了八路军筑先纵队的两个团,占领了我鲁西抗日根据地基本区域的冠县、馆陶、丘县县城。3月初,我鲁西区党委与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各部,在向长清县大峰山转移途经茌平县刘寺(今属高唐县)一带时,被114师团的快速部队分别包围,经苦战方得突围。5月,114师团在泰肥山区参加了9路日军围攻我115师主力和鲁西党委机关的战役,被我毙伤1300余人,遭到失败。在114师团入侵鲁西之始,用杀人放火的手段恐吓无辜群众,先后血洗了阿城、寿城、郓城等城镇,造成数千人死亡。114师团在鲁西血债累累,民怨军恨,人人欲得而诛之。
  1939年6月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组织了以第5师团为基干,配之以第21、32、114师团及第5旅团各一部共2万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对鲁中山区进行了首次“大扫荡”。因为我军在5月底的博山夏庄小战中,曾经缴获日军此次作战的文书,对敌人的作战意图、路线、战法、重点等了如指掌,中共山东分局于6月6日即下达了关于反扫荡作战的工作指示,及时制定了对策,安排了反制工作。在反扫荡的40多天里,我八路军歼敌1000余人,迫使敌人于7月中旬陆续撤退。6月30日,参战的114师团奉命由鲁南转而北上,企图在各部的策应下寻战我115师主力部队,破坏我泰运抗日根据地。
  正在运西地区发展的115师独立旅、中共泰西地委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在杨勇旅长和段君毅书记的具体指挥下并肩作战,以连为单位展开了“反扫荡”斗争。7月11日,日军114师团800余步骑撞入我独立旅旅部驻地郓城县肖皮口附近,被我独立旅集中兵力进行了痛击,歼敌150余人,缴获战马10余匹。损失惨重的日军草草收兵,在沼田德重的带领下退到聊城休整。114师团的最后一战,在聊城丧师丢帅被斩首。
  日军中将沼田德重,是一个令人发指的战争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是我八路军击毙的日军4个名将之一,也是我军击毙的最高级别的日将之一。沼田德重1936年8月1日任日军第2师团司令部少将部附,1937年2月10日随该部侵入我国东北地区,其后,他多有调任,先后参加了淞沪、淮河、徐州、武汉会战。1939年3月晋升为中将,出任华北方面军第114师团长,驻于济南、兖州。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浸染的沼田德重,把弱小的被侵略民族视为可以随意欺凌和杀戮之物,不仅作战残忍凶狠,而且每天都要玩弄1到3名处女。他在中国奸淫了数千名少女,一生写下了18本日记,专门详细记录其玩弄女性的过程和体会。被他强暴的妇女,几乎全部被他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所滥杀。同时,他也被宁死不屈的一些少女撕咬得五官不全,六根残缺。他每侵入一地,为他寻找、抢夺年轻美貌的处女,成为他的参谋、卫士的重要任务。在济南日军医院中奄奄待毙的沼田德重,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在日记中写道:“上帝缔造了那么多肤色的人种,那么多的民族,那么多的美女,而我在40年中所享用的女人仅仅是黄种人!我多么希望大日本军队能北进,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南进太平洋,发动对美、英、荷的战争,那么我将有机会享用白种美女、黑种美女、棕种美女的不同味道。”还做着到70岁要玩弄1万名女性的罪恶之梦。

  速战速决无法统计 


  抗战初期,我八路军一战毙伤200多名日寇,算得上较大的战斗成果,应该逐级上报,载入史册的。专家阅读鲁西的抗日回忆录,发现毙敌数名、十数名的小仗都有多方记述,在全军的战绩表册里,歼敌100至200余人的战斗占绝大多数。唯独聊城东伏击战,在我党我军中长期无人念及,更无记载记述。为什么?研究认为可能缘于四个方面:
  一是速战速决无法统计。日军每师团满编人员为11982名。114师团作为辅战单位,估计是拼凑一个联队(2548名)参战,另配骑、炮、工、信、运诸小队,总兵力3000余人。我八路军来聊城东伏击日军的是一支“以连为单位分散作战”的小部队――一个连。我八路军每连160人左右,基干连200―300人。以小击大,以少胜多,必须在猛打一阵后快速退出,根本不容观察敌寇死伤情况,自己没有伤亡,也没有缴获什么战利品,因而没有估算并上报战果。我参战连队首长对这次战斗既没有看清也没有讲清击毙了多少敌人,顶多给上一级首长说一声自己连在聊城东伏击过大队日军,打死了一些鬼子。这次出色的战斗,可能被参战部队自己给淡化了。
  二是战事紧急没有总结。当时战斗频繁,休整很少,加之战场上的伤亡情况没有来得及统计,所以没有把这次战斗总结成典型战例。带领和指挥这次战斗的我军指挥员,虽然级别低,但是胆大心细,英勇善战,很会打仗:一阵猛打即能毙伤200余人,说明我军伏兵距敌很近,猛烈的火力发挥出极大威力;我军不仅有青纱帐掩护,近敌的机枪射点和投弹点也应有简单的隐蔽工事,且我军的进退路线既隐蔽又安全;沼田德重多处中弹,充分证明我军指挥员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在千军万马之中能识别出敌酋并及时组织善射的士兵专打蛇头。
  三是此次伏击战没有列入上级计划。此战在战前虽然经过了充分准备和策划,如敌情侦察,战地的选择及建设,当地军民的配合等,但是并不是被上级列入计划非打不可的仗。参战指挥员充分利用我军反扫荡期间“分散游击,连自为战”的原则,充分行使和发挥了自主权,有可能是负责侦监敌情的连队顺手牵羊而为。
  四是战斗信息丢失。战斗结束不久,参战连队离开了原有的建制,被编入其他部队。这种情况在当时屡见不鲜,如管大同率领的平原纵队,刘星率领的汶郓巨嘉支队,石新安率领的东汶支队,这些在鲁西抗战中屡建战功又初具规模(都在千人以上)的主力部队,都在战斗中根据需要撤编调整,补充了兄弟团队。人事的变迁和人员流散,造成信息丢失,使当时参战的官兵,无从议论和宣传自己参加过的战斗。
  聊城东伏击战的情况,是北京军区战史研究员张子申、薛春德在披阅大量敌伪资料和解密资料时发现的,他们把有关情况写成《为奸淫万名处女而战的恶魔》一文,收入其2005年5月出版的专著《历史的耻辱柱》。聊城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我根据地内党政军民有关活动和战斗结果的研究分析,发掘出了“聊城大捷”这一史实。
  1939年的鲁西泰运地区抗日武装多元化存在,有坚决抗战、屡打胜仗的八路军,也有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军,还有分化中的土匪、杂牌军、民团甚至少数会道门类的武装。土杂类的武装或以占地掠财为目的,或以保障本乡本土安全为主,从不主动对日军作战,这类武装绝不会远去聊城袭击日军。
  我八路军的泰西6支队和鲁西北筑先纵队是鲁西区党委的两只铁拳头,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总兵力1万余人,是地方的主力军。八路军第115师机关和主力第686团,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带领下,于1939年3月1日到达鲁西,进入郓城以北地区,转战泰运一带,对日伪作战屡战屡胜,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信心。另外,1939年的4月份,时任运西地委(七地委)副书记的万里同志,带领八路军工作团西出东平、平阿开辟新区,建立了聊、阳、阿3县边区县委,地委军事部长徐翼也在3县边区开始拉队伍、打据点,聊城南部的基层党组织和游击队乘势而起,日益活跃起来。
  115师6支队1营防区距聊城较近,曾经到过也比较熟悉聊城,其主管干部曹志尚、解抑峰,是1938年2月5日东平汶上抗日武装举行起义的骨干,万里同志带其连队来开辟聊阳阿边区,聊阳阿边区距聊城城区仅10余里,非常适于参战连队作前进出发地。那时,聊城南部有两支八路军的游击队,规模都在50人左右。专家分析认为,在聊城东伏击日军114师团的,应是八路军115师6支队第1营的一个连队。1940年春,115师6支队撤编改入其他部队,战斗信息的丢失成为必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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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根据地曾经是八路军最富饶,最巩固的根据地,最盛时拥有44个县(其中22个县完全控制)800万人,部队6.3万,有丰富的粮食和兵员。因为富庶而被八路军称为中国的乌克兰,日军则称其为八路的兵站。而日军从开始重视冀中根据地,到完全摧毁这个根据地,花费了3年的时间,下面就听老萨说说。

冀中是八路军最富裕,最强大,最稳固的根据地

冀中的地位很重要,这主要是从几个方面决定的。

就面积和人口来说,冀中有近4万平方公里,比台湾面积还大,人口又有约1000万人,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密集的地区。八路军在此不但有相当的活动空间,更有至少25万的兵员可以提供。

就军事意义来说,冀中地处中国最为重要的三条铁路,也就是平汉铁路,津浦铁路,平津铁路之间,冀中的军事力量可以随时切断日军华北的运输动脉!而且,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司令部以及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都设在北平,距离冀中也相距不远。冀中对日寇在华北的控制有相当的影响,所以从原则上来说,即使冀中地区的八路军不出击,只要没有和日军勾结成一体,那么他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威胁!

从经济上说,冀中是所谓华北的乌克兰。民国时期,华北并不是富裕的地区,甚至常年需要输入大量粮食以弥补空缺,但冀中则不一样。冀中平原的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著名的产粮区。晋察冀根据地的山西地区,属于严重缺粮区,大米白面是不存在,军队连小米和山药都吃不饱。连八路军司令部的彭德怀也是吃小米,柿子,土豆掺杂一起的所谓杂粮饭!由于粮食极为宝贵,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不可避免出现贪污,聂荣臻司令员规定,贪污10斤小米就可以枪决。这比贺龙规定贪污500元就枪毙还要严格的多。所以冀中不但能够负担起当地10多万军人和干部,脱产民兵的粮食,还可以大量补充到晋察冀根据地。仅仅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的半年多内,冀中就提供了1900万斤粮食,而当时享受这些粮食的根据地军民也只有200多万人,相当于半年内送给每人7斤粮食。所以如果冀中根据地挂了,晋察冀的晋东北和冀西根据地会陷入极度的困难中,很难长期坚持下去,也难以发展。

除了粮食以外,冀中还有棉花,矿产,渔业等丰富资源,这些都是日常需要的重要物资。

从群众来说,冀中是河北的核心区域之一。现在如何,老萨不清楚,在民国时期,这里属于比较开放的地区,交通便利,信息交流也比较快。由于和北平,天津这两座北方第一第二的大城市距离不远,所以冀中地区的民众相对文化程度较高,尤其几乎村村都有些见过世面的人,容易接受抗日思想,有一定民族意识。不像中国一些地方那么愚昧,根本不管统治者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闭着眼睛做亡国奴。而且这里是自古以来的所谓燕赵之地,民风比较强悍,用台湾老兵的话来说就是:这里平时农民斗殴也经常出人命。该省从军的人很多,以威震北方的西北军为例,大部分都来自河北,陕西,河南三省,其中河北人占一半以上。北洋军阀,地方军阀如韩复榘等人也大量在冀中招兵买马,当时县城都有各种军阀的征兵机构。所以冀中的老军人较多,地方相对比较尚武,男青年好勇斗狠的很多,是比较容易拉起队伍的地区。

----------------超过20部以上的八路军抗战电影都发生在冀中根据地,包括地道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回民支队,平原枪声,粮食,白洋淀等等。因为冀中是八路军最稳固,最富裕,最强大的根据地,号称八路军的乌克兰!

冀中根据大概分为三个时期

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底,是所谓根据地的黄金时期。

所谓黄金时期,就是乘着日寇和国民政府正规军正面血战,无暇顾及敌后的空袭,八路军在冀中建立了自己的力量!

这一时期,日军在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的领导下,全力对付正面战场的大规模会战,试图短期内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根本无心也无力兼顾敌后战场。

对于敌后的八路军,基本是放任不管,视而不见。

用日军自己的说法,就是日军对于华北的控制仅仅局限在大城市,军事上有重要意义的县城,以及重要的铁路公路线附近几公里而已。日军在这个阶段,并没有区分国军和八路军,对冀中此处八路军武装力量也毫无认识,几乎没有给予什么打击。冀中形成一个真空区域,八路军机敏的把握这个时期,飞速壮大。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到1940年底(百团大战结束),是所谓艰难时期。

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正面战场超过20万规模的大规模进攻大体停止,抗战进入持久战。

日军华北方面军南下作战的一部,逐步回到原建制。日本的战略思想也由击溃国民政府,转为扶持中国伪政权统治中国,以帮助日军及早从中国泥潭脱身。

所以,此时除了正面猛烈进攻国军以外,也开始加强对敌后占领区的控制。只是日军在冀中兵力实在太空虚,连较大规模的扫荡也做不了,更无法控制面积广大的农村。八路军又采用游击战,四处在农村游动,日军显然难以短时间内歼灭八路军全部主力,只能慢慢的来。

这个时期前后约2年时间,刚开始的1年,日军主要处于撒网阶段,通过占领县城和修筑沟通县城的公路来扩大实际控制区。这一阶段虽然日军控制了冀中所有的县城,还将冀中通过公路隔断为很多分散的地区,却无力控制农村,也就不可能歼灭八路军主力,占领八路军的地盘。

不过从1940年开始的1年内,情况就开始急剧变化。日军大体完成了初期撒网,开始了中期的深度撒网。在新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老狐狸多田骏的指挥下,日军开始通过修建更多的据点和公路,建立伪政权和伪军,将力量逐步渗透进入农村,开始实际控制农村,这下就让八路军非常吃惊且难以招架了!

到了百团大战的1940年中旬之前,冀中地区所有的县城和约一半的农村已经被日伪军控制或者基本控制,日军已经大体控制了冀中的大局,八路军陷入严重的被动中。八路军也知道时态严重,决定乘着日军还没有完成撒网之前,孤注一掷发动一次大规模战役,这就是百团大战。大战目的自然是试图打破日军的战术,但百团大战并没有成功,反而导致八路军更为被动。

1941年初到1942年5月是所谓的崩溃时期

1941年1月到1942年5月,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失败,战略目的没有达到,还遭受了战术上的严重损失。日军顺势反击,虚弱的八路军无法正面对抗,更进一步加大了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控制。此时八路军已经根本无力打破日军的战术,陷入绝对的颓势,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1941年中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下台,新司令官冈村宁次上台的时候,冀中已经有百分之七十地区是完全日军控制的日占区和日军力量绝对优势的游击区。

冈村宁次上台以后,开始了约1年时间的最后阶段撒网,也就是所谓治安肃正作战,终于占在1942年5月之前完成了所有的部署。

这个时期,日伪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冀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地区(包括农村),将八路军挤压到一块被分割成几千块的狭窄地区,已经失去了游击战的空间,时刻处于日军的威胁下,实则已经必败。

为什么只控制三分之二,而不是百分之百呢?关键在于冈村宁次认为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缓慢蚕食,可以通过一次战役就彻底歼灭冀中八路军,实现对冀中的控制。

在1942年5月1日,日伪军抽调2万多人发动最后的大规模攻势,也就是五一大扫荡,以微小的损失击垮了冀中根据地,打垮了八路军4万多正规军,5万多地方武装和民兵!

-----------------富饶的冀中大平原,这里就是传统的燕赵之地,当年民风彪悍,男人比较尚武,是很少的兵员基地!

老萨分析历史,丝毫不带偏见的作出一个结论:事实证明,日军并非对付不了八路军的所谓游击战。只要他有相对足够的时间,尤其有相对足够的兵力(注意只是相对足够),基本歼灭八路军,摧毁八路军控制区是不成问题的。

冀中根据地的兴亡,就最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而之所以日军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兵力,说到底,完全还是国军在一线死撑的结果。

如果抗战中没有一线的国军以巨大的代价正面硬顶,日军集中在华100多万主力24小时围着共产党的部队打,用不了3,4年时间就可以基本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正规军的有组织抵抗,八路军恐怕就只能成为抗联那种零散的游击队了。

老萨对于抗战有个基本观点,自然不见得所有人都会赞同,这就是是:抗战诚然是国军的正面战场,还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军构成的敌后战场组成!不过,有个国内外史学界公认的观点是--国军绝对是抗战的主力,起到的是主要作用,而控制部分敌后根据地的共军起到的则是次要的牵制作用,是配角!

抗战可以没有共军,但绝对不能没有国军!如果没有国军,战争就不可能胜利,八路军也会死路一条,中国会亡国,沦落为朝鲜,波兰那种国家,战后仍然任人宰割。

如果抗战没有八路军,不会对战局有着任何本质性的影响!战争也许会伤亡较大一些,时间也许会久一些,最终一样会胜利,国军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换句话说,八路军是否存在,对抗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只有一定的辅助作用。

我们以往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肆意夸大八路军新四军的作用,甚至说国军不抗日,见到日军就跑,这自然是不可取。当然也不是说八路军新四军对抗战没有贡献,它们在敌后的作战,多少牵制了一些日军,造成日军一些损失,也影响了日军对地方的控制,尤其是粮食的征收有一些影响,这也是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贡献。

不过因为政治原因,非要说八路军新四军贡献极大,没有共军抗战就会失败,国军就会覆灭,国民政府就会投降,这就没有必要了。

实际上,国家任何一个非党棍(指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抗战历史学家,都和老萨的观点基本一致。

其实分析这个观点没有丝毫难度,简单的看一看抗战战场上被击毙于国军和共军的日军将领就可以很好的看出来。

老萨研究这个多时,除去我党宣布击毙还活了30,40年的没死的几个,还有什么乱七八糟暗杀,单纯就国军,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击毙的来说。

国军方面在八年抗战中,毫无疑问的是击毙了41个日本少将军衔以上将领,这都有中日双方资料作为印证。

只是,我们的解放军作家宣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击毙的6个日军将领里面,除了阿部规秀是中日双方认可的,其余5人全部存疑。

如59师团53旅团长山县业一少将,我党说是他在带着4个卫兵出游的时候,被新四军孙仲德部当场全部击毙。但日方资料明确说他死于这个所谓击毙之后,也就是不是当场死的,这显然和我党说法有着很大的矛盾。既然是新四军一个营兵力伏击区区5个鬼子,打死了以后,为什么不上去补枪或者确认是不是军官呢?至少也该把武器拿走吧,怎么能让他活着回去呢?况且抗战时,我党并没有宣传击毙山县业一,要知道他可以是不亚于阿部规秀的现任旅团长,甚至我党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直到80年代,日本方面宣布二战阵亡将领名单以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才将他揽到新四军的账上,这岂不是搞笑。

至于114师团长沼田德重也是类似,八路军在80年代宣布1939年7月初将他击毙,沼田德重本人在8月死亡,有趣的是7月底该师团就回国休整了。而八路军宣布的所谓使用部队伏击沼田德重的战例,各方面都不符合基本军事常识,甚至可以说是瞎编,很难让人置信。况且也像之前说得那样,沼田德重是比阿部规秀还大的师团长,为什么战时八路军不大肆宣传?估计又是战后发现沼田德重死于山东,就不管是不是于学忠击毙的,或者自己病死的,先揽到自己账上。

35师团35步兵团团长饭田泰次郎,八路军连他到底死在河南,还是河北都不能确认,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而清水喜代美和吉川资死亡也是类似,不多说了。有意思的是,清水喜代美少将只是一个大队长,而不是我们之前宣传的旅团长。而国军击毙的所有少将,全部清一色的联队长,大队长应该是少佐或者中佐军衔,就算追赠也应该是中佐或者大佐。为什么八路军击毙的清水喜代美却是一个追赠少将?很简单,因为它是战斗力低下的独立混成第4旅团的大队长。这种独立混成旅团都是临时组建拼凑起来的,所以不但士兵乱七八糟,连军官也一团乱,捡到篮子里就是菜。换句话说,军衔混乱,恰恰说明击毙的日军部队是垃圾部队。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驻山西的第一军所辖独立步兵第十旅团为例:独立步兵第10旅团旅团长板津直俊少将,司令部设太原。下辖独立步兵第227 大队大队长矢木野二少佐、独立步兵第228 大队大队长岩见新太郎大尉、独立步兵第229 大队大队长海野精中佐、独立步兵第230 大队大队长掘江三鹿喜大佐。区区死个大队长的军衔就有四种,说明这个独立步兵第10旅团之混乱。清水喜代美也是一样!而国军仅仅一个第三次长沙会战就击毙了5,6个大队长,这对于国军来说不算什么!

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军真正击毙日军将领数据太少,很不好看。一些御用文人就挖空心思把日军公布的部分死亡将领,不管到底怎么死的,先都算在自己账上,这样至少表面上好看一些,有些面子。

就算我们把这些存疑的都算上去,就算都是真的,双方也是41:6,也就是将近7:1。而虽然抗战结束时候,国军有400万规模,但八路军也有90万正规军,新四军也有20万,双方也差不多是4:1的兵力。显然不用老萨什么多说,事实很清楚了。如果把存疑的去掉,恐怕就是让人难堪的41:1了!

其实这并不稀奇,作为游击战,本来就对战局影响甚微,更难以消灭到敌人的将领。就算没有存疑的阿部规秀,也是八路军在并不知道的情况下,用迫击炮对准有日军驻扎的房子随便开了几炮,结果意外的中了头彩。虽然炮毙了阿部规秀,但实际阿部规秀发动的这次扫荡还是成功的,八路军并没有能够扭转扫荡中的被动局面,随后代理的指挥官一样完成了扫荡。

其实,这些所谓问题,其实本不是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史态度问题。

只要有军事科学院存在,严格审核所有战史著作,只要不按照官方战史来写就一律不允许出版,情况也就不会改变。这也导致到今天这些基本历史常识,仍然是所谓疑问!

-------------------------上图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击毙的日军将领,下图是国军击毙的

第一个阶段 寺内寿一时代:鬼子只是路过,冀中完全真空,八路军先到一步,得以大发展,打垮了试图回来的国军

1.抓住时机,先行一步,抢占冀中

这个阶段八路军在冀中的扩张,老萨前一篇文章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党抢在一个有利时期,也就是冀中正好处于实际控制军阀29军宋哲元部撤退,而中央军尚且没有进入的空挡,突然进入几乎是真空地区的冀中,并且采用铁血手段吃掉游杂武装,迅速发展起来。

几个月之后,无论是29军还是中央军再试图返回河北省,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八路军已经在这里形成了气候,他们建立了数万人规模的军队,建立了政权,谁敢进来就打。最终,国军几次试图染指冀中冀南地区,却被八路军集中数倍主力,通过3次大规模战役歼灭近10万人,从此河北省几乎被八路军独占。

这边就抛去国共的问题不说,单独说说八路军和日军的问题。

这个阶段,日军对于冀中的控制,几乎是不存在的。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1937年,鬼子是路过冀中,1938年年底才开始占领一些县城。

日军七七事变占领平津以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指挥下,依靠所谓速战速决,三月亡华的目标,几十万大军分头南下西进。河北境内,日军十多万人沿着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分别前进,国军则出动几十万重兵拦截。双方经过南口会战,保定会战,石家庄会战以及津浦路战役,日军以相当的惨重伤亡击退了国军的防御,仅仅南口会战日寇伤亡近万人。

而就在这一时期,冀中地区作为正面作战的主战场,在国军撤退以后,短时间内成为真空地带。

为什么会这样?在江苏,安徽,浙江,福建等国民政府控制核心区域,地方政府是不允许撤退的,而且国军撤退也会留下一股正规军武装力量作为敌后作战,所以这里基本都是国民政府的敌后游击势力。新四军后来也是通过武力打垮国民政府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把他赶走,这才抢到了江苏省中部和北部的地盘。

不过河北省却非常特殊!在当时,河北省为地方军阀宋哲元的地盘,当地党政军全部都是宋哲元29军的势力,中央军根本无从插足。

所以在河北省正面激战开始之时,宋哲元表面上也安排了诸如张荫梧,石友三,孙殿英等敌后武装力量,却因为29军自己为了保存实力,擅自放弃河北省南下溃逃,导致地方政府几乎全部垮掉。

而宋哲元为了保存实力,下令原本应该在敌后作战的29军系统的张荫梧,石友三,孙殿英等大部也随着一起撤退,最终只留下一小部在河北敌后,兵力虚弱,不是八路军的对手,很快就被吃掉。

宋哲元军阀自保的心理,导致冀中在抗战前几个月,成为真空区。

而此时蒋介石的中央军,此时也鞭长莫及,管不了这里。当时他们正在河北正面战场和日寇血战,伤亡惨重,根本无力再兼顾地方的事情和敌后抗日武装的组建。况且当时也不允许蒋介石这样做,因为如果这样做了,就等于是抢宋哲元的地盘,宋好一点也就是明争暗斗,厉害一点说不定直接倒戈投靠日军。

在同时的张家口战役中,宋哲元在日军已经杀到眼皮底下的时候,仍然不允许增援的中央军晋绥军进入察哈尔省核心地区,甚至武装阻拦火车。

所以,冀中就出现了八路军最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

在1938年蒋命令兵力不过1万人的张荫梧收复冀中的时候,八路军已经先行在冀中站住脚,正规军兵力发展到4万以上,还吃掉了张在冀中的少量部队,张已经远远不是对手。

而当时日军在上海又打响了,随后规模宏大的太原会战又爆发,日军兵力极为空虚。所以寺内寿一大将下令,在河北省的日军除了必须固守平津的部队以外,余下一部驻守重点铁路车站,其余尽数南下。

即使这样,在山西境内的日军也出现一个第5师团被国军几个军夹击的场面!华北的日军都是以劣势兵力和绝对优势兵力的国军作战,作战是比较困难,也是比较危险的。以台儿庄为例,攻击台儿庄的日军也不过就是2个旅团组成的支队,约3万兵力。而国军在台儿庄一线部署了15个师,总兵力约10万人。

由于一线日军兵力捉襟见肘,甚至自身难保,在日军敌后控制区,基本就只能放空,没办法兼顾!

实际上在这个阶段,日军根本没有想到要控制敌后,因为他们认为敌后根本不是问题。他们认为国民政府很快就会投降,只要打垮了国军正面战场的抵抗,对付敌后游击队又算得了什么!以日军在东北的经验,到时候只要回头对付敌后的国军即可,根本是小菜一碟。在张学良败退出东北三省以后,日军调集大部分主力,用了区区1年多就基本搞定了五十万规模义勇军。

所以,冀中吕正操部在1937年全年,除了一开始作为东北军的保定战役时期同日军二三次小规模战斗以外,根本没有和日军有过正面的交手,因为冀中几乎没有日军存在,你想打也打不到。

日军由于兵力不足,甚至无力控制交通线和交通线附近的重要县城。

1937年12月12日,吕正操奉命率领3个主力团去晋察冀军区整训,就这样大摇大摆的通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甚至杀入了定县,新乐。

更令人无语的是,日军由于兵力虚弱,居然在八路军经过的定县火车站都没有驻军。所以八路军和日军没有交火,八路军放了一把火走路而已。

而新乐的则遇到了日军一小部的拦截(最多一个中队),吕正操以一个团的兵力攻击了一天,战死五六十人,毫无进展,只得退兵转而越过县城。

直到这个时候,日军才稍微重视八路军的存在,并且给予了报复。

日军是一个极为信奉睚眦必报的军队,任何时候他们如果吃亏了,一定用数倍兵力进行报复,非要占到便宜才行。

在抗战中,鬼子如果正面进攻失败,一般会集中双倍兵力再打一次,一定要觉得占到便宜才行。

如果是在敌后被袭击,也会立即报复,他死了多少人,一定要杀死比这还多的国军才行。

就算杀不到国军,鬼子也会在当地屠杀大量平民泄愤,总之日本人不能吃亏!

这些都是鬼子特有的野蛮手段,整个8年都是这样!

东史郎记录了日军一次报复性作战:三月十五日。距驻地三里左右,有一些零星的村子,我们今天曾经去扫荡了一次。但无论何时,无论我们怎么扫荡,总也抓不到敌军的残兵。所谓的扫荡也就是抓些鸡或猪回来,要不就是找姑娘取乐。今天就抓了三只鸡做成素烧鸡,大伙儿兴致勃勃,酒兴高涨,高谈阔论。

就在我们围着炉子唱歌的时候,从漆黑的远处传来了沉闷的炮声。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炮声。

"有敌情!"霎时这个念头如闪电般在我们脑子里划过。

户外,传令员奔跑在洒满清辉的弯曲小道上。他大声催促着:"森山队马上到联队本部集合!"随即又迅速消失在夜色中,只留下军靴的"哒哒"声。

我们全副武装朝本部跑去,赶到本部又接到守卫北城门的命令。没多久,传来了令人悲愤的消息,并随之传来了上级的命令:"森山队第二小队遭到敌人包围,正在浴血奋战,森山队马上赶去救援。"

中队长一行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惊愕和悲愤,马上就行动起来,恨不得能插翅赶去救援。清辉洒在我们身上,大地消失在广漠的黑暗中。城墙被我们甩在身后,只有道路在我们面前不断延伸。我竭力压抑着自己想早些赶去救援的念头,一言不发,努力与部队步伐一致,"嚎嚓嚓"地跑步前进。我们一行怀着悲痛的心情,行走在一轮清月映照的广阔大地上。我们全副武装,以备与可憎的敌人拼死一斗。三辆卡车全速赶上了我们,载着我们狂驰。不知司机是怎么想的,居然在半路上停下来,唠叨起来,这时马上就有人催促道:"你说一句话的当儿,就会失去一条珍贵的生命,别唠叨了,快开吧!"

车子继续全速疾驰,掀起一阵沙尘。开了二三十分钟左右,左边出现了一个村庄。中队长说:"要是村子里有敌人就糟了。让我们先射一通再说。"

我们停住车,在车上架起轻机枪对着村庄狂扫一阵。村庄里只传来女人和孩子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并没传来敌军回击的枪声。由此可判断村子里没有敌军,我们再次启动了卡车。大约又过了十分钟,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潞王坟站,准备开始进攻。

我们到达一个小山丘。已经前进了几十分钟了,但既没看到敌人的影子,也没有听到一声枪响。"会不会全队都被杀了?"我们的心被这种沉痛的念头占据了。

终于赶到守备队的岗位。小队长荒井少尉等八人分别受了轻伤、重伤,一名士兵战死了,而敌人早高唱着凯歌撤走了。

今晚又有人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月亮的清辉冷冷地洒向大地,广漠的大地冻结在冰冷的月光下了。我们为了防止敌人来袭,挖了散兵壕,并蹲在壕里守卫。

夜色更深,不知何时起,觉得肚子饿了。野狗在黑暗的远处吠叫。我们竖耳倾听着风声、狗叫声,等候着敌人。但直到东方泛白,他们也没出现。这一夜可真长呀!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深深地叹了口气,呼出的气似乎都要冻成冰了。

阳光从地平线上洒向天空,村民们还在酣睡中。这时我们重新列队去村庄扫荡。我们的队伍向村庄开去。村庄里有一片树林。树林、房子和人好像都沉浸在熟睡中。用重机枪堵住退路后,我们进人村庄。村民们惊慌失措起来,左右逃窜。中队长下了命令:"逃跑者格杀勿论,没逃者带走审讯!"

拂晓时分,突然响起了枪声,夜似乎也被惊醒了,树林和村子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我们挨家挨户地扫荡,看到什么砸什么。在村子边上的壕沟里,有十二三名妇女和孩子吓得筛糠似的发抖。她们都把脸伏在地上,为那场即将降临到她们身上的灾难而浑身颤抖,犹如看到恐怖的地狱一般。农民们汗流满面、没日没夜地劳作,但到头来苛捐杂税和麦子的歉收总把他们压得直不起腰来,农民们就是这样世世代代过着这种毫无希望的贫穷日子。而现在,可怜的她们又要经历野兽般的战争,她们被死亡和地狱吓得惊慌失措、痛哭不止。已经有一个少年被杀了,一个老婆婆抱着尸体,把自己的头靠在尸体上放声恸哭。少年毫无血色的脸被仰放在老太太的膝盖上,无力地垂挂下来。老太太骨节粗大、满是皱纹的大手沾上了鲜血,她就用这手轻轻抚摸着少年的脸,失神地盯着少年毫无表情的面容,痛哭流涕。她们是昨晚起就呆在这儿的,还是看到我们进村后才逃到这儿的?在这么危急的时刻,她们居然都抱着被子,难道被子对她们来说当真这么重要?

有人把枪口瞄准了她们,我猛然制止道:"她们都是些女人,并不想逃跑,不要杀她们!"女人和孩子是无辜的,没有理由去射杀这些善良的人们。

六个年长的农民被带了过来。他们跪伏在地上请求饶命。但没有人理会他们的祈求,只听"呀"的一声,士兵的刺刀刺向其中一人。那人应声倒地。其他五人更是惊慌不已,一边本能地大叫:"大人!大人!"一边抱拳叩头不止。被刺倒的人痛苦地挣扎,手指在地上到处乱抓,一会儿,又被刺了一刀,他被刺了两刀后就死去了。只听见"呀!呀"的喊叫声在空中回荡,顿时地上传来一阵呻吟声,过后,六个人全都被杀了,他们都是老人。

吐血声、愤怒的呻吟声和杀人时发出的喊叫声全部消失了,只剩下蟋曲的尸体和鲜血在朝阳中闪耀。他们不是残敌,而是些善良的老人。仅仅因为他们没有向我们通报残敌会来进攻,或是因为他们可能暗地里与敌军串通一气,再就是因为我们的战友被他们的同类杀伤了而无处发泄,所以他们就遭到了灭顶之灾。他们是一群无辜而又善良的农民,他们跪在地上哀求饶命。面对这样一群人,我是无法举起刺刀的,但有的士兵却毫无顾忌地挥刀砍去。重机枪瞄准那些四处逃散的农民,"哒哒哒"地扫射着,很多农民被射倒了。我们杀的都是些年迈体弱而无法逃跑的农民。

不一会儿,一轮又大又红的太阳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升起来了。灿烂的朝阳照耀在挺拔的白桦林间。远处的村庄和近处的树林里都升起了几缕炊烟。炊烟在阳光下袅袅升起,这是在做早饭吧!狗停止了吠叫,枪声也停了,女人们的恸哭声没有了,死的呻吟和诅咒也消失了,早晨来到了。血染的大地上只有约三寸高的小麦,绿油油的一片,无边无垠。这么一大片麦田,以后将会由谁来耕种呢?

这就是这一阶段日军的作战模式,日军无心占领农村,甚至县城也没有兵力占领。他只在铁路线或者守备队被袭击以后,发动报复性的攻击,但屠杀完了以后就会撤走。

所以,这种打法对于八路军毫无威胁,因为八路军不会同日军硬拼,而是游击作战。所谓游击很简单,就是日军来了,八路军就跑,双方主力是不会碰撞的。

此次定县和新乐被八路军袭击以后,日军集中周边的兵力,突袭八路军在冀中控制的高阳,安新二个县城,击溃了这里的八路军,并且对定县城东南大小王耨村一带居民进行集体屠杀,残杀了200多老百姓,因为当时这些居民曾经帮助过八路军。

只是这仅仅是报复性的还击而已,日军报复以后,很快放弃这些地域,回到自己的驻地,保持战前态势。为什么呢?因为日军根本没有兵力占领这些地区。

1937年12月22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纲要》中明确写道:首先完成军队驻地及主要交通线附近的治安,逐渐向外扩展而及于全区。

此时,规模空前的徐州会战又爆发,华北日军为了围歼徐州地区国军几十万重兵,调集30多万大军赶到徐州。这样一来,河北境内更是唱了空城计,一些重要县城的日军也南下去了,之前占领的高阳,安新等县城也放弃了。非守不可的县城也只留下一些伪军,这又为八路军的生存扩张提供很好的空间。

1938年2月,吕正操的一个主力团北上大清河以北地区,这里本来不是八路军的地盘,是日伪军控制。现在日军撤离以后,此处就成为真空地区,八路军很快击溃此处的小股伪军,占领霸县等地。日军当时兵力严重缺乏,仅仅出兵反攻霸县,八路军立即放弃霸县撤走。日军随后因为无兵可用,占领霸县以后又撤退,继续由拼凑的伪军防御,随后又被八路军消灭数百人。

这样几次以后,日军因为没有伪军可以使用,只得完全放弃霸县这类县城。

至于日军反攻霸县同时,也顺便扫荡了献县、河间,都顺利占领县城,只是因为没有兵力长期驻扎,随后都放弃了。

自然,八路军战史上都写着是我军苦战,迫使日寇逃走!

随后1938年中旬,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爆发。为了对抗国军近百万大军,日军几乎把在华全部可以抽调的兵力拿到武汉一线,连日本国内仅仅只有一个近卫师团,河北境内日军自然空虚又空虚,连日常例行巡逻都很困难了。

直到1938年底武汉会战结束之前,日军再也没有什么活动,冀中地区异常安静。

所以,从1937年到1938年底这1年多时间内,在河北省八路军迅速从2000,3000人发展到10万以上。日军不过只有第10,20,27这三个师团各一部,总兵力区区2万多人,却要分兵把手津浦,平汉,平津这三条铁路,以及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各大城市,兵力实在是空虚到了极点,只能放任冀中八路军不管了!

更有甚至,武汉会战期间,连第10和27师团都全部南下去了,面积为18万平方公里的河北仅剩一个第20师团,整个师团可以作战的士兵,平均每个人要管10平方公里的地区。要知道,钓鱼岛才4平方公里,北京颐和园那么大才2.9公里,就算是铁臂阿童木也管不了这么大的地方。

所以当时日军对于冀中地区的控制,最多仅仅是覆盖了铁路运输线附近的几公里地区,以及少数具有极其重要军事意义的县城。大部分县城根本没有日本人的,至于农村根本就是完全放弃的,实在是力不能及。

这也就是冀中老百姓所谓:37年38年我们这里没来过鬼子,我们不知道鬼子长啥样!

换句话说,冀中根据地基本处于不受日寇威胁的态势下,八路军在这里轻松建立44个县的政权,建立了各种组织,军队扩充到6.3万人

当时是冀中的所谓黄金时期,吕正操回忆:他不但可以骑着马在冀中任意驰骋,甚至可以开汽车到处跑。

---------------------乘着冀中实际控制军阀宋哲元跑路,蒋介石中央军又在河北激战的有利时期,八路军先是安排冀中地下党起义,组织了河北游击军,军长为老红军孟庆山。随后又让中共地下党员吕正操窝里反,拉走东北军一个团成立了自卫军。两股军队合拢,瞬间成为冀中最强的力量,很快就控制了冀中。等到几个月后国军敌后部队试图进入冀中,已经不可能了!

2.八路军为什么能在冀中站住脚?

自然,八路军能够在冀中站住脚,也和他们的特点有关系。

有部老电影叫做《新英雄儿女传》,说的就是冀中的故事。

八路军控制一个地区,大体是电影中这样。

在八路军到了这个地区之前,当地的村子基本都组织了自己的自卫队。小村子的自卫队主要是防匪防盗防溃兵,以及对付其他村子的武装力量(防止别村强行来本村征粮要钱之内)。实际对付不了正规的军队,只有大的联庄武装,才能对付一些军队。

八路军到了这里以后,首先从军事上打垮和吓垮本县的敌对武装力量,占领县城,并且驻军。

在军事保证的基础上,八路军派出宣传员进入地方村镇,宣传抗日的道理。自然,这种抗日宣传是从地主到贫农都赞成的。

同时,宣传人员强调所谓的合理负担政策,也就是税收主要有地主和富农承担,贫农只需要承担较小的一部分,而且以粮食形势提供。这就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样,立即受到低层老百姓的支持。而地主富农虽然不满,却因为抗日的大旗号在此,谁也不愿意背着汉奸的骂名,而且这其实也并不是和他们商量,坚决不执行只要死路一条。

一旦宣传到位了,八路军代表就开始活动。当时冀中敌对武装力量基本都被八路军消灭,但半民众自发的联庄武装,还是很普遍的。

由于联庄武装绝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如果一味强行武力进攻,怕是杀人太多,搞得民怨太大,无法收场。所以,八路军对于联庄采用武力手段和外交手段并存,将联庄武装最终全部瓦解。

这部电影中,女主人公杨小梅的丈夫张金龙(著名导演谢添饰演),就是一个大联庄的自卫队军官。结果八路军到这个联庄,先用武力给这个联庄武装一个下马威,将来征收粮食的张金龙他们用手榴弹吓走。随后,八路军用外交手段逼走了联庄的头头何世雄,这个联庄自卫队瞬间瓦解,大部被八路军吃掉,不可靠的人赶走,于是枪法不错的张金龙也就失业了。

瓦解老政权和武装力量以后,八路军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结构,选取自己的村长,民兵队长,妇救会主任等等干部,建立政权。

这里面一些干部是上面派来的,但大部分还是本土的老百姓。诸如电影中杨小梅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因为不满丈夫经常家庭暴力,去参加了县里面的妇女干部培训,回来成为妇救会主任。而一直暗恋杨小梅的贫农牛大水,因为出身和政治可靠,也被任命为民兵队长。

自然,刚开始的时候,无论八路军也好,干部们也好,对低层老百姓都是不错的。当时兵匪横行,大姑娘小媳妇都不敢出门。但八路军控制区,这点就好得多。八路军战士九成都是本乡本土的男青年,一来都是乡里乡亲,不能不客气一些,二来由于八路军纪律严格,抢劫强奸偷盗行为基本没有,对女人也很客气。

基层干部们待遇不高,吃穿用都和老百姓一样,贪污问题在当年算是破坏抗战,数量稍大就可以枪决,所以贪污也不多。

总体来说,这一整套班子,看起来比之前军阀宋哲元的地方政府要好,也受到老百姓的支持。

不过,随着政权的建立,就开始对于思想和行为上严格控制。

宋哲元时代,冀中农村基本还是北洋时代的所谓村自治。村长,保甲长之内都是原有的传统乡绅,地主等一些人。

这些人的坏处是往往利用权力欺压老百姓,比较腐败。但好处在于地主农民都是世代共居一地,做事什么往往留有余地,不会赶尽杀绝。一般地主对于自己的佃户,往往还是讲道理的,大部分会给他们留条活路。

对于言论控制上,由于宋哲元地方政府的力量实际渗透不到农村,所以农村除了交税纳粮以外,大体属于无政府状态,没人管的。

这也是为什么冀中历史上多次出现暴动,甚至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的原因。

不过共产党一来,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组织结构更为严密,不但要控制村民的行为,还要控制村民的思想。这种控制,不是宋哲元时期的说说而已,而是落实到杀头的真的控制。

对于任何反对八路军的行为甚至语言,一律严格打击。地方实际上是实行报价连坐制度,农民之间必须互相监督。

一旦有不轨行为,一律给予严惩,也就是杀!

雷鸣远神父记录一个对八路军不满的男青年被杀后,她本来是家庭妇女的老婆在村里到处骂八路军,结果也被活埋。活埋的时候,本来还将他八岁的女儿也扔进去。在最后关头,一个八路军的学生兵还有些任人性,将小女孩抱出来,说:母亲是反革命,女儿不是。

这才救了女孩一条命,但这个母亲因为她的话被活埋了!

这类行为还多的是,反对他们的一律严惩,随便扣一个汉奸的罪名。总之,大体上和建国后极左时期区别不太大。这个上一篇说了很多了,不多说了!

而共产党的那套,很快也就开始了。对于地主和所谓有产阶级,是根本的不信任和打击迫害。电影中的张金龙有武功,还擅长使用手枪,但却只能在八路军民兵里面做一个小小的班长,因为他是富农出身。而其实狗屁不通的牛大水,因为政治成分可靠,倒是成为民兵队长。

纵观整部电影,倒是张金龙潜伏到日伪控制的县城杀了一个汉奸会长。而牛大水他们没看到有什么表现,甚至在后来五一大扫荡中基本没有抵抗就被俘虏。

政治上还只是一部分,还有经济上。以往红军的军费,主要是通过打土豪,也就是杀地主抄家获得的。

因为现在是抗战,要团结抗日,不能用杀地主的手段了,只得改为用别的。

对于当时无法消灭的地主和富农,则以所谓合理负担给予榨干。很多地方地主富农负担的粮食,超过田地产量的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百,导致地主富农要卖地才能交足。更有意思的是,地主富农卖出的土地,必须由八路军政府以极为廉价的价格购买,不得卖给别人,实则等于变相强迫地主富农出卖土地。

最终八路军控制区的地主富商,基本都是倾家荡产,富农也受到很大打击,农村经济一落千丈。

所以很多地主富农对八路军心怀不满,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拒绝交税不是枪决也是坐牢。

还经常搞什么爱国募捐,将钱款摊派到富商地主头上,实则等于变相的抢夺。冀中地区仅仅1939年秋开始,就强迫100万元的军费捐款,最终强行摊派给各地的有钱人,按照资产多少交钱。

以另外一个发展很好的山东根据地为例,1938年募捐的欠款居然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即使1939年仍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六。换句话说,大部分的财政收入都是从地主富商那里强行搞来的。

著名电影《回民支队》里面,曾经和日寇血战的大队长白守仁,就是因为自己是地主,却毫无田地收入,还被政府斗争,一怒之下拉走部队要回乡报复,最后被马本斋击毙了。

有钱人如此,农民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当时农民种植的谷物,棉花等不允许自由买卖,必须强制交给政府。这样即使是粮食丰收的年份,农民除了最基本的口粮以外,根本一无所有,日常生活根本无钱。只有八路军军属,才有一定补助粮食优待。

所以一旦荒年,就算八路军控制区也一样大量老百姓饿死。无耻文人刘震云的温故1942中,把他的是日战区的老家延津县硬说成是国民政府控制区,讥笑国统区有上百万人饿死,还编造日本赶来来救灾的神话。

实际上,就在同一年,我党控制的晋冀鲁豫根据地,饿死的老百姓也有三四十万,逃荒的上百万人,这一点国家养活的职业作家刘震云们就视而不见了。

到了1942年,华北才开始普遍搞什么减租减息。其实这个减租减息才是对地主相对比较公平的,但当时大部分较为富裕地区都已经沦陷,冀中根据地也丢了,八路军控制的都是贫穷的山区了,用彭德怀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大村子连富农中农都没几个! 再搞这个,意义不大了。

这个阶段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日军除了少量报复性扫荡以外,和八路军基本处于互相隔离,互不干涉的状态。

日军当时期望速战速决,击溃国民政府,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然后割让中国的华北一部,大体控制上海,然后让中国做出巨额赔款以结束侵华。

这样一来,日军在占领东北的基础上,又控制了华北相当一部分地区,更控制了上海,所谓满蒙计划也就实现了。

在日军看来,只要国民政府屈服,宣布同意这个条件,那么日军立即可以将正面战场的几十万大军调回自己的占领区。

在日军看来,停战了以后,以如此雄厚的兵力,消灭日军实际占领区内区区游击队有什么难度!

当时东北抗日义勇军和抗联也没有支持几年,就被他们基本消灭了!

所在在这段时期,日军根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占领区。退一万步说,就算日军有这个意图,他也绝对没这个实力,兵力太空虚了,顾不上。

-----------------------八路军新四军开始对普通民众都是不错的,深受人民爱戴。但真正站住脚以后,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有自己一套控制地方的方法,对于异己一律狠狠打击,对于地主富农商人毫不留情,严格控制人民的行为和思想。甚至延安的一个农妇伍兰花因为税收高骂了毛泽东几句,被中央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以后即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后毛觉得不妥,才将其的性命保住。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仅仅一个延安整风就造成上万人死亡!

第二个阶段 杉山元和多田骏时代:鬼子占领了县城,修建了公路,又开始逐步控制农村

1.杉山元时代,日军控制了所有的县城,形成所谓的点,再修建沟通县城的公路,由点形成面

1938年底武汉会战结束,日军虽然占领武汉地区,却没有能够歼灭国军主力,甚至自己还伤亡惨重。而当时日本已经抽调近百万重兵到中国战场,占领了华北华中大面的领土。国军仍然保有300,400万的正规军,继续控制着中国西南,西北地区,没有丝毫要投降的意思。

日本军部沮丧的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进入持久战,那么扶持伪政权以减少日军在华兵力,并且通过军事打击和外交手段迫使中国屈服,就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而当时国民政府在敌后已经有很多的部队,保守估计也在60万以上。

别的不说,华北五省为例,国民政府建立了苏鲁战区和冀察战区这两个敌后战区,统一指挥江苏,山东,河北,察哈尔四省敌后抗日。在山东,由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的10万大军,还有沈鸿烈等其他国军抗战部队不下5,6万人在敌后转战,建立了多个根据地。在河北,石友三,孙殿英,张荫梧,朱怀冰四大力量在冀南,冀西坚持抗日,总兵力也有5万以上,其中朱怀冰还是中央军嫡系。而山西,国军和日军正面对峙,并且在日军敌后放置重兵,仅仅后来的中条山,国军就投入了18万大军。在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率领35军为主3万大军,10万民军坚持在西部抗战,多次发动反攻。

唯一只有察哈尔省,国军敌后力量薄弱,没有大规模的部队,只有东北挺进军,骑兵旅等游击作战。这主要是因为察哈尔省除了长城以南的少部分地区,北面全部是没有任何经济和军事意义的草原,荒漠,戈壁,无论日军还是国军都难以在这些地域长期驻扎,都放弃了!而长城以南的地域太狭小,国军大部队没有活动空间,只能以小规模游击队进入。

这个时期,日军开始重视建立伪政权,而伪政权的建立必须同实际性控制自己占领区相联系,那么,日军也就不得不重视敌后的占领区。

在1938年底之前,日军对于冀中地区的控制仅仅限于铁路沿线几公里而已,对于其他地区只有通过铁路,公路的线,连接成的点而已。

1938年12月,日本军部撤换了只懂得正面作战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由曾经担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大将接任!

杉山元58岁,后来的日本陆军大臣。当时他已经从军30多年时间,参加过从918到抗战前几乎所有涉及中国的军事事件,对中国也比较了解。

不过,当时如果对付敌后的游击战,日军经验并不足,只有一些在东北对付义勇军和抗联的经验。

所以,杉山元开始也是在摸索。杉山元上台以后认为:寺内寿一时代的所谓大城市和大城市通过铁路形成的线,对于正面作战有很大的意义,但对于控制敌后毫无意义。

日军想要控制华北,必须将线转变为面!

从1939年1月开始到1940年3月,杉山元在华北进行了三次治安肃正作战。

日军最初的目标,仅仅是尽量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建立更多的点和线,形成所谓的面,他们认为只要有面,就可以控制占领区了。

所以开始日军的战略,仅仅是多修路,多占领县城而已,这和日军之前采用的报复性扫荡没有大的区别。

从1938年底开始,日军开始进行两件事。

第一,开始对冀中根据地的县城发动进攻,最终目标是完全控制所有县城。县城就是一个个的点!

第二,开始修建沟通县城的公路,将县城的点通过公路形成线,再形成面!

自然,占领县城的目的并不是像之前,仅仅是日军武力占领,还希望组织地方伪政权,帮助日军管理数量巨大的人口。

至于修路,除了沟通日军据点以外,也有破坏八路军游击战,不让八路军肆意游动的目的,限制八路军的游击战。

修路方面,日军倒是很有经验,他们修路很有水平!

吕正操回忆:我们破路,敌人却要求交通方便,以发挥其技术兵团威力,更有力地统治冀中,所以在进行每次战役时,都强迫群众修道,在战役的空隙,也都派部队包围村庄,强迫群众去修道,监视群众修道。在敌兵力薄弱的地方,敌人就送条子,命令群众修道,这样做当然无效。有时敌人还散糖果,或发给少量工资,加以利诱。起初,敌人修路是为了便利交通运输,连接各个据点;后来,还企图阻碍我军的行动,更小块地分割我根据地,缩小我军的活动范围,扩大敌人从点线到面的占领。

因此修路也有不同形式。

一是修筑公路干线,主要是平大公路,把路修得高出地面一米;路旁挖沟,深两米,宽近三米,还有的挖得更深、更宽。路面可并行三辆汽车,目的在隔绝我道路两边的联系,分割我们,使我们不易破坏,不易伏击。

二是修筑据点联络公路,一般与地面平,以能行汽车为限,路两侧有小水沟。主要为了联络据点,对根据地进行三角形的分割。修路时遇房拆房,遇坟平坟。

三是修平行公路,在一条路旁设平行路,行动时它可并行,以避免我军伏击,遇伏击也可互相掩护。

四是修公路圈,在主要据点周围,以五里为半径,修一公路圈,然后进行“扫荡”,驱逐五里地以内我方军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建立伪组织;然后再修第二圈,以十里为半径扩大。就这样以波浪形式逐渐向外伸展,扩点为面。

只是修路也好,占领县城也罢,都有些困难。占领县城尚且其次,关键修路自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尤其是冀中这么广大的地区,哪怕和平时期修路也是需要旷日持久,更别说现在还是战争时期。而且八路军在1938年1月已经抢先将冀中所有公路破坏,所以日军几乎是0起点开始修路。显然,修路是一个苦活和累活,需要至少2年到3年时间。

不过,过程虽然艰难,而日军修建公路的方法,却还很有成效的。

一开始是日军以兵力掩护,派民夫修建公路,八路军也发动群众破坏。经常是群众白天帮助日军修路,晚上就帮助八路军毁路,一段时间敌我双方的主要对抗就在这个路上。

吕正操回忆:敌人修筑石德铁路,曾派五千余兵力掩护,原定五个月内完成,但由于深县、衡水、晋县、束鹿等县的男女老幼积极破坏,打破了敌人的原定计划,敌人不得不再增加兵力,多设据点,并且再也不敢雇用当地民众,而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调入。在群众连续破坏下,八个月后敌人才试行通车,但无人乘坐。于是,敌人不得不实行免票乘车,或贴以伪币及奉送乘客糖果、礼物,以引诱群众乘车。虽是这样,而这一地区的人民,始终坚持着民族立场,誓不乘敌车,而且继续予以破坏。

日军进展缓慢,很快转变策略。他们白天修路以后,同时增设护路的据点,安排日伪军驻守,并且强迫道路周边的老百姓参与保护公路和铁路。尤其毒辣的是,一旦这些路被破坏,日军就对负责这段道路的老百姓进行屠杀和惩罚。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对破路有所顾虑。毕竟相对路来说,人命比较重要,为了路就牺牲这么多人,值得吗?而八路军游击战主要依靠老百姓,所以也不能不顾及老百姓的安危。

这样一来,日军修路的进度就有着明显的提高。

吕正操回忆:由于冀中军民的卓有成效的破路工作,使得敌人不得不加强对交通线的保护。在铁路及主要的公路上,每距二里到五里修一碉堡或看道房子,如通过村庄则增设为据点。在重要的两路交叉点,建筑吊桥,昼放夜起。碉堡附近,或交叉道口,设有固定或临时的岗哨,昼夜监视。夜间,在铁路两旁伏设交叉射击的火力配备,并不间断地派出巡查队,来往巡逻。

路旁十里以内的村庄,强迫建立所谓“爱护村”,担任道路的修筑及保护。由爱护村派人,在交通线上站岗,在每个碉堡之间派三人至五人为一组,以马灯、梆子、铜锣等为联络警戒信号。此外,更有传路牌的办法,由“爱护村”派人持路牌,从这一据点传到那一据点,并由日本人在牌上盖章。如果不能按时传到,敌即沿路巡查,有时在巡查中沿路开枪射击。送牌人迟误了时间,或遭囚禁,或被杀害。

在比较大的火车站上,敌人经常配备着坦克、装甲车队,或设有具有射击设备的装甲轧道车,作不定时的反复巡查。

在主要公路两旁,修筑五尺高的土墙,并把路旁的壕沟,挖成底大口小的形状,使我人马都不能通过。估计在我可能通行的路口处则伏设地雷。在电杆上绑手榴弹或缠以铁丝,以防止我军民砍拔破坏。还有的夜间在电杆上挂灯笼,“以增强戒备”。此外,在铁路及主要公路两旁,三至五里以内,禁种高秆作物,原有树木一律砍伐。

除去以上的一些办法外,敌人更实行种种残暴的镇压政策:路被破坏一次,敌人即在靠近村庄捉杀一人,将人头挂起,以威胁民众。拔一根电杆,罚洋千元;失电线一丈,罚洋百元。而且,还经常到沿路村庄去搜捕。

-------------------------游击战一项重要的作用就是破路,日本人也针对这个防御。其实总体来说,八路军开始破路,日军是很难对付的。但稍后日军搞了这些看护铁路公路的爱护村,强迫老百姓守路,一旦路毁了就杀老百姓,这样八路军就很为难了!所以冀中根据地最后的毁灭,同破路不利有着很大的关系。

简单来说,日军使用这些残忍的办法,最终铁路公路还是修建成了。公路的危害开始还不太大,但修完以后,八路军就感到相当大的困难。

在百团大战之前1年多,八路军就已经感到公路网对于冀中游击战的极大威胁。1939年2月,一份发往八路军总部的密电,即引起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的重视和警觉。这份密电是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发来的。电文指出:“日军最近修路的目的与过去不同”,“一是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由任丘到大成、河间的公路修得比地面高5尺,两旁沟深8尺到1丈, 沟底宽6尺,沟面1丈6,把根据地划成不能相互联系、支持的孤独小块,部队也不能转移,便于敌人逐次分区‘搜剿’。第二种修法是,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 安国县已完成三层,敌人汽车在路上不断运动,阻挡我军入其圈内。决不能让敌人修成,否则将造成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

可以,实际上公路封锁还是逐步修建成了,只是在这个阶段由于时间太短,尚且没有完备而已。

再说武力进攻县城上,日军倒是比较成功,很快实现了占领所有冀中县城的目的。

在华北,日军更是在1年内控制了388个县城中的312个。只是当时日军作战方式和寺内寿一时代没有什么不同,采用还是传统的扫荡。

传统的扫荡,也就是日军一般从几个据点出兵,然后分为几路攻击某一个点,而这个点多是八路军固守的县城。

日军分几路突击的目的,是迫使八路军分散兵力多路迎击,这样就可以保证每支部队战斗力的绝对优势。

同时分几路突击,也可以从四面合围,歼灭八路军主力。

只是实施的时候,日军的目的却往往实现不了,只能占领固定不动的县城,消灭不了八路军的主力。

从1938年底到1940年1月已经进行了3次治安肃正作战,随后到百团大战的半年间,日军又发动了2次治安肃正作战。

这里就要说说八路军的打发了!

八路军在冀中进行的是所谓游击战,虽然有6万多正规军和至少5,6万的地方武装,民兵,仍然还是这样。

有人说红军时代就是游击战,八路军时代只是延续而已。其实这种说法不正确,红军只有在南昌起义后井冈山时代前期才是所谓游击战,井冈山中后期,以及建立中央苏区以后的五次围剿,则是完全的运动战了,甚至红军长征也是运动战,到了陕北的山城堡等战役也是运动战,不然又怎么可能一次歼灭国军一个团一个旅一个师呢?

也就是说,抗战以后,八路军放弃了红军时代的运动战,改用井冈山初期的游击战。

标准的作战模式是,日军只要一来扫荡,首先八路军主力立即转移,不让日军找到,说通俗点也就是开溜。日军扫荡的地区是固定的,八路军只要脱离这个地区,自然就没事了!

日军扫荡都是短期的,一般几天,最多一周。所以日军所到之处找不到八路军,就将老百姓屠杀一通,抓一些青壮年的所谓嫌疑分子回去交差。

期间八路军的民兵或者游击队可能有零星冷枪什么,但给日寇造成伤亡肯定是极少的。

经过几天扫荡,日寇携带的粮食用尽,县城据点空虚,不能支持,就带着俘虏和抢来的东西回到出发点。

这时候,八路军主力又回到这里,收复失地,继续坚持抗日。

对于老百姓被屠杀,八路军是管不了的。

一来,八路军战斗力弱,对付日军150人一个中队,也至少需要一个团兵力,即使这样,己方伤亡人数也会巨大。以平型关战斗为例,以三倍兵力绝佳地形,第一流的八路军对付日军1000辎重兵,歼灭敌人800,自己伤亡也高达1000多人。

而敌后八路军战斗力更差,往往十倍二十倍也对付不了日军。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攻打日军几十个人固守的据点,也往往使用几十倍兵力,打上很多天也吃不了。新四军最大的车桥战役中,集中几个团兵力,连车桥里面30多个日军都没有全歼。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使用游击战有一定道理,和日寇战斗力差距太大,不敢正面碰,因为碰不了!

二来,八路军的目的主要是保存实力,扩大自己力量,抗战相对是次要的。日军是极善于报复的,你杀他10个人,他一定要杀你100人。所以每次八路军打了日军,日军都来报复,这样长期以往,八路军损失远远大于日军,损失太惨重,这就不符合发展扩大革命军队的目标了。抗战对于八路军只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之前的一个过程,八路军的根本目标是占领中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日军只是在中国的匆匆过客而已。

所以,尽量和日军保持均势,互不进攻为好。老萨的地雷战中写道,山东地雷战的故乡海阳,其实日军只有40,50人,而八路军有3000正规军,地方武装还有数千,双方兵力相差几十倍,却多年相安无事。其实只要八路军想打,这区区几十个鬼子,就算咬也咬死了。

三来,人民被屠杀,也是一种武器,雷震远神父在日军攻破安国县城,大肆屠杀几天撤退以后,带着神职人员救护县城老百姓。吕正操却极为愤怒的制止他,说要枪毙他。

雷震远神父表示不能理解,性格直爽的吕正操直白的说:老百姓被杀,就会仇恨日寇,就会更支持我们。所以老百姓死的越多,对我们抗日越有利!

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并不算稀奇。冀中五一大扫荡时,北疃村被日军包围,并对准地道投掷毒气,杀死了近千老百姓。而战斗还没打响的5月26日上午,定南县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就向军分区八路军正规军要求支援。但27日上午战斗打响,打到中午,八路军部队还是没来。此后鬼子朝老百姓躲避的地道扔毒气,并且将逃出来的人集体屠杀,杀到28日上午才撤退,前后杀了近千人,但八路军正规军还是没来!

赵铁夫在回忆北疃战斗时,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从这次对敌战斗的情况看,按原定的战斗 方案,战前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游击队和民兵的战斗是非常英勇顽强的,负责这次战斗的赵树光同志的指挥也是坚强有力的。遗憾痛心的是七地委、七军分区未能按原定作战方案去做,在关键时刻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援,这是造成这次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

赵铁夫说,北疃战斗后,县委曾几次向地委提出,查一查分区部队位置,但均无结果。赵说,“我于此事,于1944年秋,中共北方分局在阜平召开高干会议上,曾提出过批评意见。似也没能得到一个答复。事实上,直至今天,也没谁能说清,当年分区部队没能按计划支援北疃,是由于有什么客观原因,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

无独有偶,关于潘家峪大屠杀也是这样!1941年1月25日,3000多鬼子2000多伪军到潘家峪屠杀了1000多老百姓,当时只有少数村民自发抵抗了一下。但是26日第二天,冀东主力团12团就赶到了潘家峪做安抚工作,还将12个幸存青年编入了部队。大家都知道,普通行军和急行军速度相差一倍甚至二倍,如果12团既然能够第二天赶到,说明他离得并不远。如果真的有心和鬼子拼了,该团完全可以急行军赶到这里。这样鬼子多少要分心和八路军作战,顾不上屠杀老百姓了,多少能救一些人。为什么不这样,其实很简单,鬼子有3000人之多,八路军怕是上万人也对付不了,区区一个12团哪里敢惹!这个12团八年最辉煌的一次战斗,不过自称歼灭了日军200人,其他都是歼灭100,200伪军之内。该团真正硬上去,恐怕全军覆没,只得先顾自己了!

日军对于游击战没有太好的办法,几次所谓扫荡,都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战役,是1938年11月到1938年12月,日伪军出动6000多人。此战日军试图围歼八路军主力,结果是失败了。日军兵力空虚,还分为多路,导致各路日军之间有巨大的空档,熟悉地形的八路军可以任意突围。结果日伪军打了20天,只抓到一些小鱼小虾,草草收场!

第二次战役就来了真格的,日军出动1000多人攻打安国,博野,蠡县,八路军虽然拦截,但不是对手,三个县城很快丢失。

随后又是三次战役,第五次战役就是著名的齐会战斗。

这五次战役后,日军已经占领了冀中地区全部的县城,完成了所谓占领县城的目的。

随后,就是需要修建公路,将县城之前联络起来,形成所谓的网,把网内的八路军赶出去。

虽然吕正操在回忆录中自称日军此次作战是失败的,并没有抓住八路军主力。但就后来看来,日军并没有失败,这只是日军整体战略的第一步而已。

在占领了县城之后,随后就是修路,同时从各个县城集中主力,对冀中八路军部队进行合围歼灭。

情况对八路军很不利,好在老天帮助八路。日军在1939年7月的所谓第六次战役刚刚开始,冀中突发百年难见的大水灾,冲毁了道路和农田,日军只得望洋兴叹,被迫停止了进攻,直到1940年。

总体来说,杉山元大将在华北的不到1年时间内,他的政策并不是很成功。

日军在杉山元离任的1939年9月之前,虽然占领了冀中所有的县城,能够确保县城附近的安全,也形成了一些面的控制区,但对农村的控制还是非常有限的。

以正定县为例,全县240个村庄,日伪控制的不过94个,其中还有一部分夜间还会有八路军进入。

而吕正操八路军控制核心的高阳县城,日军只能控制县城周围,通往保定的道路经常被破坏,很多电线杆被砍断,深夜还能听到枪声。

以国军当年围剿中央苏区的先例来说,占领县城以及重要城镇,并不能消灭红军。因为中国是农业社会,农民和农村在中国是主要的力量。八路军需要的粮食,衣服,兵员的来源都是农村,所以八路军只要控制了农村,就有相当的力量!

换句话说,杉山元时代对于八路军的打击是有限的,占领县城和修路,在1939年10月杉山元离任之前,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

为什么会这样?一来杉山元上任期间太短,前后还不到一年,能控制所有的县城已经实属不易。

其次,还是所谓兵力极度短缺的问题。

以河北省的110师团为例,他总兵为21个步兵大队,临时编组为90个中队,却负责河北省中部高达6万6000多平方公里的警戒,扫荡,占领,运输等任务。平均1个中队负责的范围高达50平方公里,平均3个人负责1平方公里,相当于每个人要负责47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区域。这么大的地区别说管人,还要和人作战,就算管一群只会吃喝拉撒的猪,你一个人管得过来吗?

恐怕现在冀中地区的城管,也要比这个数量多几倍吧!

至于日本人最需要的伪军和伪政权,当时都在草创期!

1938年1月1日,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才正式就职,由于大汉奸内讧,日本人的限制,战争还在激烈进行,这个政权并没有什么实力,基本是空架子。

1938年6月,伪山西省临时政府才在太原成立,归属在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9年1月10日,伪青岛市临时政府才成立,归属北平伪政府。

到了1939年伪政府才开始逐步发挥作用,之前基本没什么用处。

至于伪军的建立也是缓慢的,以河北的伪治安军来说,从1939年9月才开始组建。

杉山元时代,伪政府和伪军都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不过,占领县城和修路的成果还是很明确的。

杉山元时代短短近1年内,日军成功的占领了冀中地区所有县城,建立了公路铁路网,修建了一些据点,形成了很多的面。

----------------------上图就是日军修建的公路,经常都有这种铁甲巡逻车和巡逻队来回巡逻。路两边都有很高的封锁沟,人很难攀爬,大部队是很难通过的。还强迫民众看守公路,一旦发现哪里有八路军通过或者公路被八路军破坏,就杀死或者重罚负责的老百姓!下下图是破坏公路的八路军!

2.冀中八路军最大一战,齐会战斗真相

八路军在河北可以轻松打掉了5万多河北国军,打日寇又是怎么样呢?

吕正操说冀中打的最漂亮的一战,就是贺龙的齐会战斗,是所谓漂亮的平原围歼战。

那么老萨就来说说齐会战斗。齐会战都并不复杂,很简单!

1939年1月,贺龙率领120师主力来到冀中。

到冀中的最初目的,可能是向取代吕正操,因为冀中非常重要,而吕正操毕竟是东北军旧军人,不可信。

所以吕正操也曾说:我这个司令官不行,请贺龙同志来做的。

显然这是气话,显然吕也是明白的!

本来吕正操部只有691团是正规军,其余6万人都是民军。

这些军队虽然也去山西冀西受过训,战斗力毕竟提升有限。

之前遭遇日寇,他们不敢正面对抗,都是首先开溜,最多打一个敌人的尾巴。

而这次贺龙带着120师主力来到冀中,自然要打个开门红,给冀中的军民看看。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土匪一般聚成一团第一次起事的时候,都要选择一个必胜的战斗去打,绝对不能败,这样才能拉起自己旗号。

120师到冀中后不久,正好赶上日军对冀中第三次第四次战役围攻,贺龙选择了一股日军打,这就是齐会战斗。

为了选择这个目标,贺龙煞费苦心。本来日军从2月开始进攻,多股日军反复出动,有的是机会。贺龙为了慎重考虑,直到4月20日才选中了合适的目标。

八路军战史中记载:4月20日驻沧县之日军第27师团第3联队吉田第2大队800余人,连同伪军数十人,分乘汽车50余辆浩浩荡荡开进河间城。22日,又随带80余辆大车补给队,耀武扬威地向河间城北的三十里铺进犯,企图对齐会地区的八路军进行重点"扫荡"。

这股敌人显然是最合适的!

首先,他们的兵力仅有800多人,而贺龙的主力为120师师独立第2旅(辖第4、第5、第716团),独立第1旅(辖第1、第2、第715团),共6个团7000多兵力。

要知道,这6个团并非吕正操的那些民军出身的部队,其中一半,也就是4000多人都是120师的精锐部队,军官大部分是老红军出身。这样算来,光是正规军兵力有接近10倍优势。

更况且,这一线还有数量高达1万多人的民兵,八路军总兵力是2万人。

其次,日军此次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因为是例行扫荡,之前没有遭遇过八路军什么打击,所以这部日军毫无警惕的深入八路军控制区几十公里,而周边只有三个县城有日军,但总兵力还不到500人,平均每个县城仅有100,200人。就算倾城而出,这些日军也算不了什么,更别说他们距离这股日军都有一段距离,短时间内是绝对赶不到的。

再次,此次日军是前来扫荡,并不是在自己的据点,而是深入八路军腹地。所以120师实际上是在打伏击战,并不是攻坚战,也不是遭遇战。就战术上,八路军有着极大的优势,日军是绝对的被动。只要用兵合理,实战中会有极大优势!

最后,八路军是在自己根据地作战,除了直接使用的7000多主力,外围还有2,3万部队,更有根据地老百姓支持。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八路军都有绝对优势。相反日军失道寡助,到了八路军控制区基本两眼一抹黑,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忙的向导。

作战过程也就不多说了,大家随便上网百度百度。

结果是,贺龙冀中7000多主力在齐会村伏击了这股日军。

23日,日军集中兵力攻击齐会村,贺龙命令最精锐的716团3营死守该村,这个716团有铁军的称呼,是走过长征的主力部队。鬼子拼命进攻,一度占领齐会村大部,还发射毒气弹,把贺龙都熏倒了。

随后贺龙调动全部主力,反包围日寇。这样一来,日寇就在野外无依托情况下,被八路军重兵合围了。

关家脑战役,彭德怀用2万八路军猛攻两天,对付不了冈崎大队500多人,己方伤亡2000以上,最后在敌人援军赶到的时候被迫撤退。

虽然打的很狼狈,毕竟也击毙了冈崎大队长,而且日寇还算固守险要地形(如果关家脑也算险要的话),并且日军大部队援军用了2天就赶到关家脑。

这次八路军以10倍优势,在根本没有任何地形可以借助防御的平原上,围歼日寇区区800多人,结果让人瞠目结舌!

双方激战到24日,日军以十分之一兵力劣势,居然杀开齐会村附近八路军层层拦截,突围出村外包围圈。

随后一路到处都是八路军的伏击合围,但最终日军居然一边作战,一边行军几十公里,期间还带着重武器,辎重,以及伤亡士兵,杀破八路军十倍兵力拦截。在没有援军接应的情况下,日军于25日晚上突围了出去,自行返回了河间县城。

期间三个县城日军都以100,200人规模发动求援,都被八路军阻击住,无法前进,对吉田大队没有什么帮助。

此战后,八路军宣称参战日军800多人中伤亡700多人,仅有80多人乘着大风逃走。

有趣的是,老萨查看1958年出版的《冀中抗日简史》里面说的却是日军100多人逃走。

照常理来说,1958年是大跃进时期,正是极左最厉害的事情,只会夸大,不会缩小。换句话说,100多人逃走才是相对可靠的。

为什么一会说80多人,一会说100多人,主要这还是我党关于八路军资料的一个特点。

我党的八路军公布的战绩,基本还是抗战期间的宣传资料,后来是不敢随便更改的。

而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抗战期间无论八路军,国军,日军都有吹嘘的习惯,一般战绩都翻几倍,伤亡减少几倍。自然战时哪个国家都是这样,美英苏都不例外,可以理解。

比如第三次长沙会战,战时宣布击毙日军5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参战日军总数不过10万左右。

关键在于,战后日本也好,国民政府也好,都重新修改了当时的数据,比如蒋纬国主持的70年代抗战历史资料中,就说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1万多人,不再瞎吹了。

可是,我党则不是这样。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还是七十多年前,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战报,基本都是当年胡吹的数据,所以数字基本都不可靠,甚至有的说被击毙大量日军高级军官,根本就活的好好。有的战斗究竟有没有发生过,都值得怀疑。

诸如这个齐会战斗,数据居然是战后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的,可靠程度可想而知。

就比如齐会作战为例,数据就颇有水分。

只是老萨没法买到27师团战史,不能侧面应征这个战斗。目前老萨拥有的所有日本方面资料,除了《支那驻屯歩兵第3联队史》以外,就没有一个提到齐会作战。唯一提到的《支那驻屯歩兵第3联队史》,对于齐会作战轻描淡写一通,只是说遭到八路军一次突袭,日军苦战击退八路军。根本没有说有什么其他的,也自然没提到有什么惨重的伤亡。根据联队史的记载,老萨依靠自己半吊子的日文水平来看,日军该联队在齐会战斗那几天,战死的士兵也就十来个人。

正常来说,如果是800多日军被歼灭700多人,在华北方面军历史上,应该是一个罕见的大失败了,应该大书特书一下。事实上,日本方面根本就没什么人提到这回事,反而诸如百团大战中的一些伤亡100,200人的战斗却写的清清楚楚。而自称伤亡几十人的平型关战斗,日本也写的很明白,反而齐会战斗却不写,这就很让人狐疑。

一个合理的推断就是,该战斗日军伤亡根本就很有限,虽然不见得是他们说得战死10几个人,但伤亡总数最多200,300人,占参战部队一半左右。这种伤亡对于日军来说,虽然比平时大,但终究没什么了不起的,日军没有在意,只是计入日常作战消耗中了,在联队历史里面提一提而已。

正面资料如此,我们再从我党提供的侧面资料来分析分析,就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首先,一个基本常识在于,吉田大队长自己没事,而关家垴战役中,日军伤亡约七成,大队长就阵亡了。以日军军官的作战特点来说,绝对不可能部队伤亡九成,大队长还能不死的。就算他没有战死,回去也会切腹的。事实证明是没有,吉田大队长活的很好。一般来说,日军军官阵亡率远远高于普通士兵,这不符合逻辑。

再次,此战有个有趣的细节,之前说这个大队带了2到3门山炮,而战后八路军先说缴获山炮1个,随后改为缴获炮架1个(火炮的架子)。那么另外2,3门山炮去哪里了?

一个基本常识是,1门山炮需要多匹马和炮兵携带,如日军常用的41式山炮就需要6匹马背负。如果真的只剩下几十个或者100多日军,又是被包围在坟地随时可能完蛋。那么自己步兵突围还来不及,还有心情带着这几门笨重的大炮走?光是马匹就要十多匹,可能吗?稍微有智商的指挥官,肯定是就地一颗手榴弹破坏了大炮,先保住剩下一成士兵的生命啊!

另外,《冀中抗日简史》中写道70多辆弹药大车,有10多辆逃走。这和山炮是一样的,步兵自身难保,还有心情带着这10多辆笨重的大车吗?照常理来说,日军激战3天,这80多辆车的大部分弹药都应该打光了。显然,这10多辆车里面应该就是还没有打完的弹药。都慌不择路逃到坟地了,还有心情把所有剩余的弹药带走吗?这更不符合逻辑。

最后,我党自称日军伤亡700多人,注意是伤亡。那么按照战时死亡和受伤(包括轻伤,日本轻伤不在受伤统计)比率约为1:2来说,那么实际日军死亡人数应该是200人。这和贺龙时候声称日军遗尸100多具,倒是可以对的上。那么余下的500多伤员哪里去了?贺龙仅仅俘虏了3个重伤员,也就是日军以为死了,但心脏还在跳的人。那么剩下的500多人,显然是跟随吉田一同回到河间了。

那岂不是说,按照我党的数据,吉田大队出来扫荡的800多人,结果500多伤员和100多没受伤的共600多人回到了河间,占日军参战兵力百分之七十五。

请问,这个歼灭战,到底歼灭了什么?怎么打的。既然伤员最终都回到河间县城,你怎么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是受伤的,多少人没受伤?那么你事后说打伤了500多人,有什么证据?凭什么这么说?

八路军的伤亡究竟有多少?

开始对外宣传是歼敌700多人,自己伤亡200人。由于当时美军也打不出这种战绩,见老百姓不相信,又改为伤亡2000多人,一般认为这个数字还有缩小。

因为此战中,连贺龙本人都受伤了,团一级干部,甚至旅一级干部就伤亡多人,显然战斗打的很激烈,伤亡绝对不可能小。

如果参战的7000多正规军仅仅伤亡200人,也就是伤亡为百分之二,那么绝对不可能有几个团级干部和副旅长牺牲,这也是不符合逻辑。

显然,如果八路军真的歼灭700多日军,自己伤亡2000多人是最低程度的,也就是八路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敌我双方伤亡比率仍然高达3:1,参战八路军正规军伤亡了接近三分之一。这个伤亡比率,倒是比较符合历史现实的,当时国军也大体是这样。

如果日军和八路军大体势均力敌,八路军伤亡就不敢想了。

现在,我们就暂且把所有吹牛的数据当作真的,就这样来说,贺龙以7000主力八路军(包括几个著名的老红军团),附近还有1万多民兵的情况下,在方圆140余平方公里的宽阔空间,对区区800日军围攻3天,居然让其中至少100多人在没有援军支持的情况下,杀出几十里突出重围,带着大炮和辎重,顺利回到自己的县城!

可以说,怕是三国演义里面常山赵子龙也做不到吧。

而八路军己方伤亡2000多人,一个副旅长都战死,包括团政委在内的多名团级干部牺牲,贺龙本人也被毒气弹搞伤,这说明什么?

第一,不会打围歼战。如果部署合理,十倍兵力应该是可以吃掉的,因为火力上也有最少3倍优势,不是单纯人多而已,毕竟小鬼子又不是刀枪不入。当年武装到牙齿的八国联军,还被义和团用大刀长矛拦在去北京的路上!

第二,战斗力太弱。鬼子这次也就带了2,3门山炮,一说重机枪仅有4挺。120师除了没有山炮以外,重机枪,迫击炮都有绝对优势,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优势,就这样也无法全歼日军。而对于这种近距离突袭作战,山炮的意义不大,主要依靠轻武器和迫击炮。可见八路军经过初期的大扩军,兵员鱼龙混杂,素质根本无法和老红军时代相比。而且长达2年多时间不打正规战,就打打冷枪,新兵实弹射击还不到20发,有没有战斗锻炼,导致新兵无法成长,老兵水平也急剧下降,突然一打运动战,部队根本不适应,胜任不了!

第三,此战我们可以看到,且不论数据的水分,就按照我当公布的数据来看,八路军在这种作战中,基本对付不了日寇。在这种绝佳情况下打这点鬼子,尚且伤亡如此巨大,如果这样持续打下去,冀中八路军恐怕不用1,2年就要消耗光了。

第四,再说,这个27师团也不是什么日军强悍部队,属于三流而已。本来是中国驻屯军,在华北作战中表现极差,成为笑柄之一,后来在南方作战中也被国军重创。

而这样一战,居然还被宣传为冀中历史上最漂亮的一战,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战后虽然我们大肆宣传齐会作战,诸如:1939年6月26日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有一条通栏大标题:《华北新胜利与贺师长光荣负伤》!

实际上,真实的战斗情况以及真实的伤亡数字,八路军高层朱德,彭德怀,甚至毛泽东本

日寇在二战期间,曾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上海!他们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些丑陋行为甚至连畜生都不如!就在日本这些罪恶的军人里,还有一个最变态最无耻的将领沼田德重!

沼田德重是日寇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淞沪会战和徐州会战,杀害了无数抗日的中国军人!1937年12月,沼田德重带军从南部入侵南京,在南京烧杀抢掠,丧尽天良,是南京大屠杀的凶犯之一!在他的刀下,倒下过千万中国人的冤魂!

沼田德重不仅在战场上无恶不作,心理上更是变态之极!他曾发誓要在70岁以前,奸淫10000个处女!沼田德重还说过,希望日本能够对苏联,对美国发动战争,这样他就能享受用白种美女、黑种美女、棕种美女的不同味道!这个人渣,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甚至连自己的妹妹和同事的妻子都没有放过!

在东北、在高丽、在南京、在徐州...被沼田德重奸杀的无辜少女,更是数不甚数!在像这样一位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恶魔,简直万死难辞其咎!

1939年3月,沼田德重任日军第114师团师团长,入驻济南,发起对国民党鲁苏战区和山东八路军的扫荡作战。在3月到6月的数次扫荡中,沼田德重一直没有遇到中国的主力部队,反而多次遭受鲁西军区部队的伏击,不仅没有取得战果,反而造成日寇较大的伤亡。

1939年7月,沼田德重不得不下令撤军,停止扫荡!在从聊城撤退的途中,沼田德重遇到了鲁西部队的伏击,指挥战斗的正是鲁苏游击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当时的八路军战士,个个群情激奋,誓要将这个恶魔毙于枪下!

就这样,中国战士们人人冲先,拼死杀敌,多次开枪击中了日寇师团长沼田德重,击毙日军114师团200余人,取得了一场大胜!而当时已经垂死的沼田德重在送往医院抢救过程中,伤重不治,终于命丧中国!沼田德重也成为被中国军人击毙的第一个军衔最高的日本将军!

这位丧尽天良、恶贯满盈的杀人魔王,能死在中国军人的枪下,实在是大快人心!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在中国十几年的暴行,终有一天他们会此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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