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谈国民党为何打不过共产党？
张学良：所以说，后来我们的军队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中心思想。这种思想指的就是彼此的感情，主要是军官和兵之间的关系。那时候军官勇敢点的，都带着兵。有一次，一个兵对我说：“你都舍得了，我们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你明白？说白了就是讲义气，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敢干，我还怕什么。
赵一荻：这是感情，不是信仰。
访者二：我想起来一个问题，您从国外回来，蒋先生还是希望您去带您的子弟兵。这时候您会不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您的兵别人还是带不了？
张学良：也不能说带不了，没有那么好。
访者二：比如说，后来何应钦替您带东北军，是不是他觉得自己做不到？
张学良：是。带是带了，但带得不那么坚固。
访者二：不像您自己带兵。
张学良：那时，我已经出国了，如果我的部队有要紧事，他还打电报问我呢。
访者二：您出国这段时间，还是要照顾他们。
张学良：我不是一定要管这事。可是他们有事，军队里出什么问题了，人要调换，那时都是于学忠负责，他还是问我的意见是什么。现在说句新话，叫遥控。（笑声）
访者二：您那么早就发现遥控了。
张学良：这完全是一种感情，不是什么主义，这就是感情。
（责任编辑：王春艳）
【】&&&&【】&&&&【】张学良曾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王海晨（温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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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国难当头的年代，岂有不败之理？！
张学良说：“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国民党内战前途的预判基于对这一铁律的认知，后来国民党失败的事实又一次验证了这一铁律的千真万确。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一国之王，一军之帅，如果带头走正道，谁敢不走正道！如果国王和军队统帅走邪道、玩权术，那自然是“国将不国”、军不成军。
张学良晚年口述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奴才最大特点就是你要他怎么的，他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是他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张学良说：“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就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而且热衷于玩权术，导致军心动摇，这也是国民党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
■把张学良在口述中围绕的战略基本要素拼接起来，可以看出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
张学良在口述中没有提到“战略”一词，有的人认为他的口述通篇表述“乱七八糟”，所述内容“七零八落”，更有甚者说他纯是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笔者认为，张学良口述方式虽然有失科学，但不失艺术；表述虽然有失语言规范，但不失具体生动；观点虽然有失系统，甚至像火花一样，一闪即逝，但不失深刻精辟。只要认真研读，就能发现有条逻辑链条贯穿在零碎的口述背后。以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这一问题为例，就会发现他的回忆和分析基本上是围绕战略基本要素而展开的，把这些“崩豆”式的叙述拼接起来，就会发现一位军事家的系统思想在零乱中跃然纸上。
战略首先着眼于长远问题。那什么是长远问题呢？当然是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国家战略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国家利益。而张学良对国民党军事失败原因的分析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国家战略是由政府官员参与制定的，由不是为了国家的一群人制定出的战略还能是国家至上的战略吗？更不用指望它能解决国家长远问题。长远的问题要靠深思熟虑来解决，战争年代难得聚到一起的国民党将军们竞相以低级打油诗来消磨会议时间，这样的会议怎能有深思熟虑的战略计划出笼呢。
战略的第二个特点是全局性。解决全局性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不可能是简单界定的准则，它是一种思想方法，要排列优先，然后选择最有效的行动路线。九一八之后，民族危机问题上升为中国第一位全局性问题，而不是以前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对国民党政权构成的威胁”。这是当时的形势，如果“排列优先”，抗日一定是第一位的，“攘外必先安内”战略显然不是“最有效的行动路线”。所以张学良说：“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宁可叛变。”国民党放弃全局性问题，将可以动员的所有战争资源都用在内战战场，使本来有限的抗日有生力量在内战中被不断地消耗。这样的战略无疑是错误的。
战略的第三个特点是高层次重大问题。什么是高层次重大问题？张学良首先强调的是产生战略的基础――思想信仰，指出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导致正确战略不能产生。接着他指出官员的腐败，因为任何战略计划都是要由人来把它变成现实，军政官员的腐败、具体政策的错误，不仅瘫痪了政府，也瘫痪了前线指挥机关。
张学良特别强调人心在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强调国民党军队不择手段寻求胜利的愚蠢。这两个问题张学良阐述得十分清楚而且生动具体，国民党军队因为不择手段地欺压百姓导致战场上的四面楚歌，又因为得不到百姓支持而对百姓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越是四面楚歌，越是对百姓肆无忌惮，结果百姓“都被逼得当共产党了”，因此红军“越‘剿’越多”，红军越多，国民党求胜之心越切。“而假使你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胜利之上，而不考虑其他任何后果，则你可能将国力耗尽，而再也不能获致和平。”
按照张学良的分析，战略本身如同一座金字塔，这座金字塔的底部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民心，而政府和军队统帅位于金字塔顶端，党和军队是支撑战略金字塔存在的中间部分，维系金字塔结构不散的则是思想信仰。国民党因为“没有中心思想”使战略金字塔在搭建之初就失去了重心，政府政治的腐朽和军队统帅的昏庸使党心涣散、军心动摇，最终，民心的丧失使金字塔失去了依托，这才是国民党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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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谈国民党为何打不过共产党：我们不得民心(4)
&&&&第一，当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被吃掉两个师之后，张学良发现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政策是不一样的。1935年末，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陕西前线传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那两个师整个被共产党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剿共&时受了伤，他说一句话，把我伤心透了。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只能流亡要饭去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后来，我也公开说了，那个时候中央啊，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完全是一种推诿。因为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这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说那时候中央的事情，后来我发现的，我非常难过。我打仗损失了两个师，政府啊，不容许我们杂牌军队招兵，因为军队太多了嘛，他用这种只减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我们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不会不知道的嘛。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张学良发现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张学良说：&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这话我今天可以说，但我不希望记录下来，他就是借刀杀人嘛。&&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借刀杀人。那为什么还打？没起来反抗，已经很客气了。&&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所以这种待人的法子不会成功，只会失败。&
&&&&第三，张学良发现不仅他发现了，几乎所有杂牌军，包括共产党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那时中央不是我说，不公平啊！对人家不公平，谁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时两广是陈济棠，青海是马步芳，宁夏是马鸿逵，新疆那会儿是盛世才，华北是宋哲元、韩复榘，陕西是杨虎城。他们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谁都明白了，这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打，你不给我钱，你也不给我弹药；人打没了，你也不给我补充，又不许我自个儿招兵，这干什么呢？&&谁也不是傻瓜。中央军可以招兵，我们不可以，枪械损失也不给补充。你政府用这种手段，等于让杂牌军自消自灭，一箭射三鸟，他怎么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咧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党中央政策不公，导致&剿共&内战谁也不真打。&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国民党的失败，在张学良看来，败于党员信仰的缺失，也败于民心和军心的丧失，更败于党内的腐化及蒋介石的独裁。
&&&&张学良在晚年做口述历史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王新衡对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听他话的，让他高兴的人。&张学良对奴才的理解与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说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奴才最大特点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他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去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
&&&&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呐。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张学良说蒋介石心胸狭窄，不仅用人专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权力看得过重。西安事变前，&我和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他和我的出发点不同，从个人出发点说，先说我啦，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即使共产党跟我们争，他还是中国人。他（蒋）认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产党是他真正的敌人。&&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这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周恩来有一段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呀，固然蒋中正他有他的短处，我们对他不是十分赞成，但是我们为抗日非拥护他不行。所以共产党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为了大局呀。他说，蒋先生如果不&剿共&，领导全国抗日，还得是他&。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张学良的意思是说，蒋介石没有大局观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
(来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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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国民党,蒋介石张学良：为什么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站在今天的时间点上，回望这90年，值得总结、回忆、探讨和深思的事情，可谓数不胜数，但有一个话题，长期以来海内外政界和学术界聚论不已，这就是：当年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
　　近年来，笔者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史料过程中发现，张学良围绕这一话题从国共两党比较的角度谈了许多看法，比许多人谈得具体、生动、深刻，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各自特点。
　　张学良虽然说自己的生命到36岁就结束了，但他从1925年认识孙中山起，就开始和国民党打交道;从1934年任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开始，就和共产党打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都有较深的了解。他和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也都有过较深的交往，支持过蒋介石也扣押过蒋介石，又和周恩来亲密接触过，直到晚年敬佩之情仍难以磨灭。正因张学良具有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地位，决定他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有其特殊的价值和重要意义。
　　国民党缺乏信仰，共产党甚至每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
　　历史证明，一个信仰坚定的党，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思想，共同的目标使四面八方的人走到一起，统一的思想使走到一起的人从此不再分开，而且使更多的人不断地被影响、吸纳，从而使这个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一个没有共同目标和缺乏统一信仰的政党终究是没有前途的，它会使已经走到一起的人散向四面八方，即使它暂时是强大的，也会因共同目标的模糊和信仰的不统一而由大变小，由强变弱。张学良在分析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时，对此有着深刻的论述。
　　一是国民党没有“中心思想”，缺乏统一的信仰。他说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的原因，也就是没有中心思想”。国民党虽一直高唱信仰三民主义，也向他的党员采取各种方法灌输，而张学良认为：“所谓信仰是从内心发出来的，属于自个儿的……信仰不是旁人给你加上的。”只靠硬性灌输是不能使党员树立起信仰的。“那三民主义，真正的三民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可以说多数人不知道。背总理遗嘱，就在那儿背，他的真正彻底的意思在什么地方?谁也没有深刻地研究。”就像“中国的老太婆子，整天嘟嘟囔囔‘阿弥陀佛’，你问她‘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她不知道。”
　　二是没有国家思想。国民党的军队没有中心思想，那它靠什么来维系呢?张学良指出，国民党的军队靠“彼此的感情”维系。“彼此的感情并不是指兵啊，是指那军官呐。兵都是招来、募来的。那勇敢点的，就是带兵的，就是军官。”“等于义气用事，你是好汉，我就跟你，你不行了，我还可以跟别人。”国民党的军队“都是自保，他投靠谁，也不是对谁倾心……换句话，有奶便是娘。谁给他奶，谁就是娘。谁拉他一把，给他俩钱，给他个官，他就跑谁那去了。今天他帮着你，明天假如那边给他拉一拉，他就跑那边去了。”“根本没有什么国家的思想。”所以国民党军队，包括中央军“都是雇佣兵，少数的人是团结的，多数人是雇佣兵，今天我可以在你这当兵，明天我也可以到别处去当兵。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之点在这。所以我跟蒋先生讲，我们打不过他(们)，固然他(们)人少，我们人多，但他(们)团结，我们是个(盘)散沙。”
　　三是蒋介石的中心思想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人家批评他(蒋介石)，说他是买办政治。他确实是这样，投机，就是我能利用我就利用。你要说他有没有中心思想?没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这个权益，我就得。原来我对蒋先生很尊重的，后来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义。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独尊。”
　　与国民党正好相反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完全是党的主义，守着党”，“共产党有目的，他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他能成功……共产党，红军，他们确实有他们的信仰，共产党信仰他的主义。信仰就是力量啊。”
　　张学良非常佩服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所谓的二万里长征，几万里长征，(红军士兵)被包围，没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们)还回来。当然了，他(们)的领导是共产党啊……那是共产党成功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问问自己，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什么情况下都跟你走?如果换成我们，还不早就把兵都带没了?”
　　张学良经常和他部下讨论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他的结论是：“主要是共产党、红军信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一个思想——共产主义，这是第一样;二一样，他们经历了万里长征，剩下的这些人哪，可以说都是精华呀。也不光是他的官，他的兵也是这样子。这可受不了呀!”
　　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不得民心，把老百姓逼得都当共产党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千古铁律，张学良对此体会极深。他说：“九一八以后，无论是学生，还是老百姓，抗日情绪都很高哇。有人说这是受共产党的鼓动，这话我听不明白。老百姓的抗日情绪不能说是共产党鼓动的，这得反过来说，是人民自动，共产党顺应。”
　　张学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就是因为共产党顺应了民意，并且说到做到。“既然大家都赞成抗日，那我共产党就去做。共产党的厉害，就是共产党能够看清这事情的趋势，知道民众往哪走，他知道了民众的意思，他就能够真正去那么做。”
　　张学良是个军人，一生军事生涯虽短，但他和日本打过仗，又是中国高级将领中跟苏联红军打过仗的，和北洋军阀打得更加激烈，和国民党新军阀也交过手。他说，打了那么多的仗，胜败不论，最不值得的是和红军打仗。他晚年一回想起“剿共”战争，就感到伤心：“那所谓‘剿匪’，真让人伤心啊，‘剿匪’的军队都实行坚壁清野，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是在后头，前头的军队呀，我也出去视察了，归我管嘛，我一看伤心透了，那房子都给人家烧了，坚壁清野呀!”“事实用不着烧房子，为什么烧?因为烧了，军队可以占便宜，可以把好东西都拿走啊。”“所以我反对内战，那内战真是没有人性啊。连我到前线去都没有地方睡觉，房子都被烧了。”
　　共产党之所以越剿越多，就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对老百姓过于残忍，将老百姓“逼上梁山”：“那时政府真叫不讲理，都是自己的人民，你怎么能把人民当成俘虏看待呢?你是中国军队，怎么能那样看待老百姓?你那不是逼着老百姓上山当共产党吗?”“那真是把老百姓逼到山上去了，逼得老百姓都当共产党了，跟共产党一块儿和我们斗争。那杂牌军没有军饷咱不说，正规军也是一样，连烧带抢啊。老百姓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投奔共产党，和我们对打，我承认，这是官逼民反!”
　　老百姓和共产党站在了一起，国民党就陷入了被动挨打的汪洋大海之中。张学良说：“‘剿匪’的事归我管之后，我去各部队巡察，那才知道，共产党真厉害呀!你一不小心，他就来袭击你了。我一个部下，带着一个营的人，让共产党给袭击了。是这样的，他出去，好像为什么事情出去考察去，看见一个老太婆在门口缝鞋呢，她是共产党的侦探、眼线。我们的军队来了，她怎么办?在那地上立有一个杆子，她那个门上有个绳子，她一拉门上的绳拴，杆子就倒下来了，共产党看到了，就知道有军队来了。”
　　张学良举了许多亲身经历的例子，来说明国民党军队大失民心：“我们的军队在那驻扎，一个小孩，十五六岁的小孩跑来玩儿，一边玩儿，一边他把我们的军队都数了，有多少炮，大概有多少兵，他都给你数了，然后，他跑去向共产党报告。那共产党的玩意儿可多了。”“那个刘殿华的军队，到一个地方，当地的人给他摆上酒席，放鞭炮表示欢迎，但老百姓在鞭炮里面藏着炸弹，鞭炮一响，引燃了炸弹，把刘殿华炸死了，军队首长都被老百姓炸死了呀。”
　　面对老百姓，国民党军队束手无策。“他们的这些玩意儿最后我们也都知道了，那你知道了也没法子呀，你没法子对付老百姓呀!你上哪儿知道谁是共产党啊?你也区分不出来呀!老百姓和共产党都一样，你怎么区分?所以你没法，你总不能看见老百姓就抓起来呀。”“多数老百姓对中央的军队，也包括我们这些军队不好，恨军队，那时候军队确实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像坚壁清野之类的，那很多了。所以我跟蒋先生说，为什么共产党我们剿不光，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中国的古书上说，天心自我民心，天听自我民听。你不得民心，那你就得等着失败。”“北方的土话说：抖起来是你好运气，倒霉是你自己找的。”
　　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不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是大陆人民不要国民党啦。简单说，国民党在大陆时，把大陆看成征服地一样，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什么都要，房子、女人、钱，这帮坏蛋。真让人伤心。”
　　“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失败，都有它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蒋先生不承认我这个话，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
　　国民政府内部的高官们只是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中原大战之后，张学良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但他因军务在身、下野出洋和身体等原因较少出席会议。1935年11月、12月他出席了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这是他一生中在南京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段经历。在此期间，他对南京政府和国民党政治、高官素质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他说：“我不会外交辞令。开始时我对国民政府有好感。我到南京后，大失所望，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国民政府军队的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
　　张学良通过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看清了国民党中央高官们的真实面目：国民党中央开会“乱七八糟，蒋介石讲话新名词很多，但空洞得很”。“那时候蒋先生讲话，最爱说三个词：死干、硬干、快干。大伙儿也不爱听，闲得没事啊，就尽在那儿做打油诗。”“我不晓得谁做的了：‘一生猪狗熊，两眼财权势，三是吹拍骗，四为礼义廉。’”一个执政党中央开会，庸俗到如此程度，那基层如何可想而知。
　　在南京期间，发生了中央党部事件，即汪精卫遇刺事件，这件事对张学良刺激尤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开幕式那天，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本来大家在外面等着蒋先生出来照相，后来说他不来了，那大家就不等了，就开始照相了。相照完了，大家正要离开时，刚转身，枪响了。这一打枪，大家‘哗’的一下子都散了。”“都吓跑了，连警察都跑了，什么警卫，那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张继)两个人了。那真是丑态百出。那凶手都被我和张溥泉抓住了，跑回来的几个警察还在那掰枪栓呢，掰也掰不开，我说算了吧，现在人都抓住了，你还掰枪栓干嘛?”“那事儿都完了，警察得清理现场，抓凶手啊，凶手不一定是一个人啊。警察看见一个人在厕所坐着呢，警察就问他：‘你在这干什么呢?’那人回答：‘在解手。’警察问：‘解手你怎么坐在地上啊?’那都吓得……警察又问：‘你是干什么的?’他回答：‘我是中央委员。’‘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不带证件呢?’那人说：‘我证件扔马桶里了。’他怕刺客知道他是中央委员啊。”
　　张学良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影子：“要紧的时候人都没了”，“一遇危险，聋子放炮仗——散了”，连中央委员的证件都不敢要了。一个党在这样一群人领导下，又是处于战争年代，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国民党政策不公，军队分成亲儿子和干儿子，把杂牌军都挤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众所周知，在整个民国绝大多数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从人数、装备、控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等方面来看，都远远优于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可就是消灭不了。原因在哪里?除了国民党缺乏信仰和不得民心之外，还丧失了军心。
　　国民党是怎么丧失军心的?张学良以自己为例，他说：“当年我开始时，我现在可以说，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
　　第一，当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被吃掉两个师之后，张学良发现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政策是不一样的。1935年末，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陕西前线传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那两个师整个被共产党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剿共’时受了伤，他说一句话，把我伤心透了。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只能流亡要饭去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后来，我也公开说了，那个时候中央啊，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完全是一种推诿。因为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这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说那时候中央的事情，后来我发现的，我非常难过。我打仗损失了两个师，政府啊，不容许我们杂牌军队招兵，因为军队太多了嘛，他用这种只减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我们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不会不知道的嘛。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张学良发现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张学良说：“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这话我今天可以说，但我不希望记录下来，他就是借刀杀人嘛。”“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借刀杀人。那为什么还打?没起来反抗，已经很客气了。”“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所以这种待人的法子不会成功，只会失败。”
　　第三，张学良发现不仅他发现了，几乎所有杂牌军，包括共产党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那时中央不是我说，不公平啊!对人家不公平，谁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时两广是陈济棠，青海是马步芳，宁夏是马鸿逵，新疆那会儿是盛世才，华北是宋哲元、韩复榘，陕西是杨虎城。他们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谁都明白了，这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打，你不给我钱，你也不给我弹药;人打没了，你也不给我补充，又不许我自个儿招兵，这干什么呢?”“谁也不是傻瓜。中央军可以招兵，我们不可以，枪械损失也不给补充。你政府用这种手段，等于让杂牌军自消自灭，一箭射三鸟，他怎么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咧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国民党中央政策不公，导致“剿共”内战谁也不真打。“我一想起这内战，就难过呀。所以西安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那就是叛变呐。”
　　蒋介石只用奴才不用人才，共产党正相反，用人才不用奴才
　　国民党的失败，在张学良看来，败于党员信仰的缺失，也败于民心和军心的丧失，更败于党内的腐化及蒋介石的独裁。
　　张学良在晚年做口述历史时，数次引用王新衡对蒋介石的评价：“他不使唤人才，他使唤奴才。”王新衡对奴才的理解是：“奴才就是听他话的，让他高兴的人。”张学良对奴才的理解与王新衡略有不同：“我说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怀，这种人不一定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他不一定给你当奴才。奴才最大特点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处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处，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没有人格，不仅听话，更关键的他是为了满足个人利益才听话。
　　“蒋先生不光用奴才，他也听奴才的。我举个例子，那时我们开会，研究一个什么事，陈诚他不咋发言，那我们想他一定是同意了，那蒋先生也不吱声，这个事情不就等于决定了嘛。顾祝同跟我说：‘张先生，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会议决定的事，明天就会推翻。’我当时还不信。他说：‘会后啊，他(陈诚)一定到蒋先生那嘀咕去，你看，明天这个事情一定不是这个样。”会开完以后，我就去关内去了，有人告诉我说陈诚去蒋先生那了。这我就明白了，顾祝同说得对呀。”“我评论蒋先生，用我们北方话说，蒋先生愿意听小话。你正式跟他说的话，当然他也听，不是不听，但抵不过底下嘀嘀咕咕。”
　　蒋介石喜欢这种会说小话的人，“所以他用陈诚啊，戴笠啊，他喜欢这种人”。这种人围在蒋介石身边，那真正的人才就不跟他接近了。“咱们中国不是没有人才，这些人才都无处投奔呐。社会上的贤哲，都不在政府里面做事，没有被运用。”
　　张学良说蒋介石心胸狭窄，不仅用人专用奴才，而且把自己的权力看得过重。西安事变前，“我和蒋先生我们俩吵得最厉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安内攘外’的问题。要说西安事变有什么秘密的话，最大的秘密就是这几个字。他是先安内后攘外，我是先攘外后安内。……他和我的出发点不同，从个人出发点说，先说我啦，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即使共产党跟我们争，他还是中国人。他(蒋)认为日本人可以跟他合作，共产党是他真正的敌人。……我认为共产党是中国人，他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人，只有共产党。那我就不同了，夺取政权也好，不夺取政权也罢，他(中国共产党)都是中国人，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换句话，这是我说，你的政权就算共产党不夺，也许被旁人夺去呢，你能防得了?”
　　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肤施(今延安)会谈，“周恩来有一段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呀，固然蒋中正他有他的短处，我们对他不是十分赞成，但是我们为抗日非拥护他不行。所以共产党这些地方我佩服，他是为了大局呀。他说，蒋先生如果不‘剿共’，领导全国抗日，还得是他”。
　　抗日战争一结束，“蒋先生还是要消灭共产党。那时候蒋先生手里有好多的军队，包括重武器啊，像杜聿明，全部美式装备呀。我后来听张治中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到东北呀，本来内定是让他去，可后来陈诚不知在里面咋鼓捣的，陈诚去了。张治中说，如果我去，不会落到那样。”张学良的意思是说，蒋介石没有大局观念，只用奴才不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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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顺一小猫半夜说话为哪般？
　　抚顺市东洲区千金乡邓家村居民尹奶奶家里有一只外国血统的猫竟然开口说话了！而且还会很多词语，这一新鲜事不仅吓坏了尹奶奶，也惊呆了众多网友，人们对喵星人开口说话一事的讨论不绝于耳。
　　猫会说话？这是真的吗？尹奶奶平时非常喜欢小猫，老伴去世了，儿女又经常不在身边，去年在国外的儿子带回来一只带外国血统的猫崽给自己，刚开始养的时 候&并无多大异常。但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猫竟然时不时的会发出一些诸如“奶”、“奶奶”、“干啥”、“拿”的词语，尤其是在每天下午五点和凌晨三四点 的时&候。这让尹奶奶又惊奇又害怕，尹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儿子，儿子说自己得了幻想症，还想要带老太太去看医生。
　　一日，老太太家中来一位年轻人，她自称是省电视台的记者，想亲自探寻一下尹奶奶家的猫会说话究竟是不是真的，尹奶奶欣然应允。一连待了两天，记者都没 有&发现什么异常，连屋子里监控录像回放也看不出这个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每天的活动仅限于吃饭、睡觉，甚至很少发出叫声。问尹奶奶是怎么回事，她只是 讲猫&是怕生罢了，再熟悉两天就好了。
　　记者带着半信半疑的心又住了三天，有一天晚上怪异的事情发生了。 当 天夜里凌晨两点多的时候，记者守在监控机旁观察猫，发现猫没有再像往常一样呼呼大睡。&而是瞪大了双眼四处张望，因为是黑夜，监控里猫的眼睛投射出了绿色 的光，看的记者心里有点发怵，但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还是硬着头皮看了下去。
　　这时，只见那只猫突然站了 起 来，蹑手蹑脚的开始在屋子里乱转，走了好一会也不见停下来，弄得记者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在记者思索这只猫究竟要干&嘛时，监控器里猫的身影竟然 消失了。记者操控摄像头扫过客厅每个角落也不见踪影，无奈只好走出屋子看个究竟，还没打开房门，记者就听见房门有异常的响声，&她深吸一口气一把推开门， 竟看到猫蹲在门口，对着她喊“拿”。记者吓得腿一软做了下来，尹奶奶这个时候闻声赶了过来，拿来了猫的猫砂，并安抚记者告诉她是&猫想排便了，记者看着眼 前真的会开口说话的猫，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记者立马带着这个消息回了电视台，并找到了相关专家咨询这件事，专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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