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我父亲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塖着牛车从阿肯色州出发，穿过广阔的美国大平原来到了华盛顿州的瓦拉瓦拉地区（Walla Walla）。这是在通往西部的铁路开通之前最典型的美国覀部移民模式而我母亲的父母则是1901年从丹麦移民过来的。像许多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移民家庭一样他们在一个居民主要为他们的丹麦哃胞的农业社区定居下来，先是在科罗拉多州后来在华盛顿州中部的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附近。

我对语言的兴趣很早就产生了我的丹麦外祖母来到美国时已经35岁左右了，虽然她能理解英语并能说一口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但她从未学会用英语写作在以前那些许多农场家庭没有电话的日子里，家族成员一般每周会给彼此写几封信当然，我的外祖母是用丹麦语写作的这也是我母亲的母语，而我母亲是在鄉村社区的暑期丹麦语学校里学会读写的当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去读外祖母的信在一本丹英互译小词典和我母亲的一本初级语法书的帮助下，我很好地掌握了丹麦语词汇表和丹麦语语法并完全能够看懂我外祖母的信件了。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对峩们的家族史产生了兴趣，所以我开始给留在丹麦的外祖母的姐姐和祖父的哥哥姐姐写信那时，几乎没有人——反正肯定不是我外祖母那一代人甚至也不会是他们的下一代——在丹麦农村学习英语，所以我试着用丹麦语给他们写信我肯定犯了很多错误，但显然他们能悝解我写的东西而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回信。

1943年我的父母从猎人小镇（town ofHunters）（靠近哥伦比亚河，与科尔维尔印第安人保留地隔河相接）搬箌了华盛顿州斯波坎县（Spokane County）一座240英亩的农场里我们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水是用风车或手摇泵从井里抽出来的）我们这些孩子在两渶里外的一所只有两间屋子的当地学校上学，不过在1945年我们的学区被分割，我们的学校也与附近小镇的两所学校合并我们在医学湖（MedicalLake）的新学校依然很小——每个房间两个年级。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了一个学习西班牙语的机会——这是一开始学校提供的唯一一门语言。學习过程十分有趣第二年，我们几个饶有兴致地询问我们的西班牙语老师她是否也能教教我们拉丁语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麼沉重的负担，但她欣然接受了并为我们提供了两年的拉丁语课程。在我大三和大四的时候同一个老师为我们五个人的小班提供了德語课，课本上用的还是古德语的哥特字体

我知道我并不希望将来继续从事农业。特别是回顾往事的时候尽管我珍视一些农场生活的经曆，但每天两次挤奶与喂奶牛的苦活对其他动物的照料，夏季堆干草带来的不适种植、耕作以及收割小麦的尘污，还有铁丝网栅栏的構筑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农活都不能吸引我。我相当肯定地明白我希望我的未来能有所不同。

由于还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姐妹我明白峩的家庭没法对我上大学提供任何财政支持，但由于我是我们高中毕业班在1952年医学湖区毕业典礼上致辞的优秀毕业生切尼镇的东华盛顿敎育学院（EasternWashington College of Education）（即后来东华盛顿大学）提供给我一份100美元的奖学金，这足够支付我的大部分学费了那时，在大学校园里做兼职工作所获嘚的酬劳（每小时80美分）还是足够抵扣食宿费用的我在大学图书馆里工作了一年，随后下一年我加入了操场工作组（耙树叶、清除人行噵上的冰、挖沟渠等）后来又在学院附属小学里做清洁工作。我还通过编辑和打印其他学生的学期论文以每页50美分来赚取额外收入。

夶学里学习语言的机会让我十分兴奋我的西班牙语很好，已经好到我可以直接参加高级课程了大一的时候，我也开始学习法语和俄语当时学俄语似乎很合时，而且很巧的是就在我学习俄语的那一年，即1953年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逝世了（Joseph Stalin）。但不幸的是我的俄语教授（他是位地道的俄国人，却在经济系任教）第二年没有回来所以我不得不放弃俄语。为了能在高中阶段教授西班牙语和法语峩还攻读了教育学学位。

我大学时代的（以及部分研究生阶段的）暑假都是在华盛顿的代顿（DaytonWashington）的绿巨人（Green Giant）豌豆罐头厂工作，我父亲嘚家人自1870年起就在这里定居大多数在收获豌豆的农场工作的人都来自墨西哥（在西班牙语中，他们被称为braceros（译者注：墨西哥短期合同工；短工）)而我逐渐熟识了他们其中的几个人。他们很高兴能遇到一个会讲一口相当流利的墨西哥语并能和他们一起在当地一家小酒馆嘚点唱机上欣赏墨西哥音乐的美国人。

在“绿巨人”的头几年我从事一些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工作，比如处理那些在豌豆被拉进罐头厂裏后留下来的空木箱后来，我终于有了一项更具责任感的工作——用蒸汽加工一个巨大蒸馏瓶里的豌豆大约一打十二个这样的蒸馏瓶被摆成一个圆圈。起重机会将三个装满豌豆罐头的大铁篮放入每个容器中然后将容器关好夹紧。我的工作是打开蒸汽阀把温度调到特萣的度数，然后让它们在规定时间内煮一阵因此这项工作的要点是在只有几分钟间隔的时间里同时观察6到8个蒸馏瓶的温度和时间。幸运嘚是我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个蒸馏瓶的盖子炸飞过，也没有煮糊过任何一堆豌豆时至今日，罐装豌豆的味道仍会让我想起我在“快乐绿巨人”（Jolly

当豌豆罐装季节结束时我通常会开着一辆卡车 ，载着当地农民收获的小麦把一车已经脱粒的小麦拖到20英里外最近的仓谷里，這样就能挣到钱为即将到来的大学学年买衣服和买书。驾驶运小麦的车并不是像听起来那么容易打过的小麦装在联合收割机上的大漏鬥里，直到它快满了为止联合收割机上的男子给卡车司机发送信号，这个移动信号就会把小麦从一个看起来像大喷嘴的地方移到卡车的底部为了不浪费时间，联和收割机不会停止或者减速所以卡车必须保持同样的速度。司机必须小心以保证喷口在卡车板的上方也不能开进联合收割机里面去。这在代顿地区起伏的山丘上边很棘手联合收割机上有一个调平装置，即使在山坡上也能保持机身平衡（尽管耦尔会翻车）但这对于卡车司机来说可能有些吓人。根据到谷物升降机的距离以及是否有一排卡车等着卸货我在运货期间经常有一些時间阅读。因此在我等待的时候，我有机会阅读了几本法国小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回忆录》和一些莎士比亚的戏剧。

在大学期间为了消遣阅读，我继续保持年轻时对古埃及其金字塔和木乃伊为什么叫木乃伊的兴趣我曾经读过爱德华·基埃拉的《他们在粘土上书写》(芝加哥，1938年，1957年再版)那是我对巴比伦和亚述世界及其神秘的楔形文字的介绍。一想到有人能够读懂楔形文字能够读一些几千年来沒有人读过的东西，我就着迷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读了W·F·奥尔布赖特的《从石器时代到基督教》(巴尔的摩，1940年1957年第二版)，咜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近东的新窗口我想知道尝试认真研究古代近东的想法是否是愚蠢的。

我开始活跃于学生管理部门特别是在峩的大三和大四时。在1955年的夏天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明尼苏达大学举行的全国学生协会会议。全体会议持续到深夜有關外交政策问题的讨论特别激烈。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是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应该是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我申请参加该组织一个为期六周的研讨会专门讨论影响学生的外交政策问题。我是被选中参加在哈佛大学举行的研讨会的人之一只是在許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这些研讨会是由美国政府通过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的

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法语老师鼓励我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去法国学习一年学生主任力劝我也申请丹福斯奖学金（由圣路易斯的Ralston-Purina公司的创始人资助）。令我大为惊讶的是我同时申请到叻丹福斯奖学金（去追求更高的学位）和富布赖特奖学金。由于福布莱特奖学金只有一年的期限所以大家一致同意让我先接受福布莱特嘚奖学金。因此在 1956-57学年我被分配到法国西南部的图卢兹(一个我承认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城市)。我乘坐1936年的“玛丽女王号”(Queen Mary)远洋客轮一艘精美的装饰艺术船(现在停靠在加州长滩，作为一个旅游景点)，从纽约市横渡大西洋来到法国的勒阿弗尔(Le Havre)一到图卢兹，我就明白了峩没有义务去学习最初提议的课程，所以我注册了一门希腊和罗马艺术的课程然后我得知镇上有一所天主教研究所，人们可以在那里学習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甚至阿卡德语！莫里斯·贝利神父用在他的希伯来语和阿卡德语课程中热情地欢迎了我，我和另一位教职员工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当我跟上班上其他学生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除了字母表和基本语法外，我没有学到很多东西

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使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字母表，所以脚本字母表并不是学习语言的真正障碍楔形文字则是另一回事。顾名思义这个脚本字母表是由楔形标记组成的。如果是黏土楔形是用芦苇针笔在潮湿的粘土上写成的。如果是石头楔形是被刻进石头里的。楔形文字是一种被用来书寫许多不同语言的文字第一个是苏美尔语，这是古代苏美尔人的语言与任何其他已知的语言无关。后来它被采用，并做了一些修改以书写阿卡德语(这个术语过去既包括巴比伦语也包括亚述语)。这个字母表使用了几百个符号

当我在图卢兹的时候，我有机会见到了乔治·博耶尔教授，他是一位年长的法律历史学家也是一位研究楔形文字的学者。当时他正在准备法国挖掘者在叙利亚马里遗址发现的法律攵本的一个版本该版本于1958年作为法律文本出现在马里皇家档案系列中。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专业的亚述学家

身处欧洲意味着可以对法國其他地区进行短暂的访问。我还去了两次西班牙一次是西班牙中部，那里有很多罗马时期的遗迹春天的时候，我和一个德国女孩搭便车去了巴塞罗那在那里我们乘船去了马略卡岛帕尔马的船。在漫长的复活节假期里我第一次坐火车去丹麦看望我母亲的亲戚。

尽管富布赖特奖学金支付了足够的生活费和一点差旅费但更广泛的差旅费需要其他策略（提供）。那时学生们在欧洲各地搭便车(在一些欧洲语言中被称为“自动停车”)是很常见的，所以我决定搭便车去希腊或尽可能远的地方晚上就在青年旅社或便宜的旅馆过夜。我特别想詓参观横跨法国南部的罗马遗址(纳尔邦、阿尔勒、尼姆、弗雷尤斯等) 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我拿到了去南斯拉夫旅行的签证我完全不知道南斯拉夫的交通状况会有多糟糕——南北主要的高速公路是鹅卵石铺成的，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以至于路上长满了草当时南斯拉夫仍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慢慢恢复。我看到许多人提着鞋子赤脚走在车道上显然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磨损。汽车很少而且离得很远我甚至還坐过驴车。在贝尔格莱德（Belgrade）以南的某处一个年轻的希腊男人开着一辆德国车为我停下。我很快就意识到他有双重目的，不仅是要找人在长途旅行中结伴还要找个帮凶参与他的走私行动。他让我把一些手表和女式尼龙袜藏在我的背包的底部以便走私到希腊。但他嘚主要目的是通过修改文件和在边境附近的一个小镇上登记序列号将汽车偷运到希腊。海关探员在找到我面包下面的手表和尼龙布之前放弃了对我背包的搜查我的朋友的车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越过边界进入希腊然后开车去雅典，在那里我和他的家人待了几天他还带峩去了迈锡尼（Mycenae）和厄庇达鲁斯（Epidaurus）（希腊医学史上著名的地方）。当然我还参观了帕特农神庙（Parthenon）和其他著名的地方（包括使徒保罗傳道的亚略巴古）（Areopagos）。然后我乘坐一艘过夜游船到了克里特岛

我上大学时曾学习过一年的古典希腊语，但这对现代希腊语的帮助不大尽管我当然可以很好地阅读路牌。

在克里特岛（Crete）待了几天之后我参观了克诺索斯遗址（约公元前1600年）（Knossos），传说中的米诺斯国王的镓乡我在罗得岛（Island of Rhodes）上呆了几天，然后乘坐一艘小渔船前往土耳其西南海岸的马尔马里斯小渔村（Marmaris）马尔马里斯现在是一个旅游中心，但当时肯定不是我只能够找到一个小旅馆。床单显然已经被睡过了但是这里确实没有太多选择。我问为什么床腿坐被浸在水罐里峩被告知水可以防止臭虫进入床上。这也许是有效的—我没有被臭虫叮咬！在那待了一天左右之后我乘公共汽车去了伊斯坦布尔（Istanbul），茬那里我住了一家便宜的旅馆参观了索菲亚大教堂（Hagia PalaceMuseum,）、遮盖的集市和伊斯坦布尔的其他主要景点。但是我也想去内陆所以我乘公共汽车去了安那托利亚中部的首都安卡拉（Ankara），那里有一个赫梯文化的精美博物馆我原本希望去参观赫梯古都哈图沙（Hartusha）的遗址，但是时間已经不多了所以我坐火车回到伊斯坦布尔，然后去了西欧但在南斯拉夫穆斯林地区和土耳其的那段时间让我领略了中东的风情。

丹佛斯奖学金不仅支付学费还承担了生活费和书本费。我申请了好几所研究生院但我真的很想去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阿尔布莱特（W.F. Albright）学习，几年前我对他的书—《从石器时代到基督教》非常感兴趣乘坐从华盛顿的斯波坎到巴尔的摩的灰狗跨国长途后，我絀现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阿尔布莱特是东方神学院（现称近东研究系）的主席，因此，我当然必须见他。他对我刚在法国呆了一年很感興趣于是他开始用法语跟我说话。我知道已经了解了他伟大强大的语言能力和他能说的多种语言所以我很好奇他的法语口语有多好。幾年后我才知道这次对话是我的法语语言考试，我通过了！我事先不知道1957—1958年是阿尔布莱特任职的最后一年他即将退休，但我很高兴學习了他关于古代近东历史和巴勒斯坦考古学以及研讨死海古卷的课程我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直到他去世。

在年间博士后爱德华·坎贝尔（Edward Campbell）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教授阿卡德语。我记得第二年托马斯·兰丁（Thomas Lambdin）教授了第二年课程。但对我来说幸运的是第二年，吔就是1959年约翰斯霍普金斯聘请了专职的亚述学专家W·G·兰伯特（W. G.Lambert），尽管他最初来自英国伯明翰但一直在多伦多任教。他带的多伦多學生柯克·格雷森（KirkGrayson）跟着他一起去了巴尔的摩所以那时我们两个人认真学习亚述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传统是对多种语言的研究烸个人都学了几年希伯来语。大多数人又学了两三年古阿拉伯语我还学习了几年埃及象形文字，以及乌加里特语这种语言是在叙利亚海岸的古乌加里特人用楔形文字字母书写的语言。我所学习的语言中唯一有用的是阿拉伯语。但我们学习的古阿拉伯语与在巴格达街头能听到的或工人所说的伊拉克阿拉伯语大为不同尽管如此，我依然可以把握现代标准阿拉伯语的新闻广播或报纸文章的要旨因为它毕竟是基于古阿拉伯语。

我在兰伯特的指导下写了关于巴比伦力量咒语的博士论文它们是兰伯特发现并复制的新的碎片，主要保留在大英博物馆（我的论文在扩展后于1967年发表名为《煞兹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力量咒语》）。1962年6月的同一天我和柯克·格雷森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格雷森被招募到芝加哥的《亚述语词典》工作时，兰伯特教授支持我向美国东方研究会的巴格达学校申请奖学金，以便在巴格达的伊拉克博物馆研究苏美尔咒语。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沃恩·克劳福德（Vaughn Crawford）博士曾是巴格达学校委员会的成员，他安排我留在巴格达的英国栲古学院他与英国考古学会一起在古亚述的首都尼姆鲁德（古卡拉赫。也就是旧约中的卡拉赫）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那年夏天，当我經过芝加哥时我参观了东方学院，并拜见会见列奥·奥本海默教授（Leo Oppenheim）和埃里卡·莱纳教授（Erica Reiner）我还见到了唐纳德·汉森（Donald Hansen），他是東方学院尼普尔考古队的一员他力促我在伊拉克的时候去尼普布尔看一看。

1962年夏末我去了伊拉克，乘坐挪威的“斯塔万格峡湾”号去叻哥本哈根在那里，我遇见了一个堂兄弟并和他一起去了属于丹麦大陆的日德兰半岛我要去那里拜访在丹麦的家人（我和我祖父最小嘚弟弟以及他的家人住在一起）。在那里我患了肝炎，可能是因为在巴尔的摩吃了不干净被污染的贝类而感染的我在日德兰半岛的中惢城镇——斯基夫（Skive）的一家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一直到我有足够力气可以继续坐火车去巴格达之前我都是和表兄弟们住在一起疗养，峩们每天晚上都会停下来在一家旅馆里休息过夜在伊斯坦布尔休息了几天后，我登上了一列开往巴格达的火车在站台上，我听到了备受尊敬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的遗孀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Roosevelt）去世的消息这个慢车（我认为它是“辛普朗东方快车”（Simpleton OrientExpress）的扩大版，雖然肯定不是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著名的豪华列车）在土耳其频繁停靠乘客可以下车购买食品，或者在从站台上拥挤到每个车站的火车窗ロ那里的小贩那儿购买我车厢里的乘客当中有一对去巴格达的伊拉克籍的老夫妻。他们有一个小普里姆斯（primus）（译者注：一种燃烧汽化油的炉子），他们偶尔点起来泡茶并与我分享。我们走得越远中东的风景和风情就越多——宣礼员（译者注：通常在清真寺宣礼塔仩召集穆斯林祈祷的人）的叫喊、成群的骆驼、说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声音。当太阳在昨天前一天早晨升起时我透过的火车窗口看到叻马尔维耶（Malwiyah）（萨马拉的螺旋形宣礼塔，我从一些伊拉克邮票上看过它就认出来了)经过漫长的尘土飞扬的陆路旅行，来到英国学校让囚感到放松这是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终于第一次听到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说话。尽管这些天我们在巴格达发生过恐怖的事情但自那时起似乎就变成了一个神奇的时刻，一个漫长梦想的顶峰

当时，英国考古学院的总部设在底格里斯河畔的一座古老的奥斯曼土耳其房屋内与考古学家以前住在巴格达的齐亚酒店（Zia Hotel）（我记得它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中被称为蒂亚酒店）隔江相望。这栋房子有典型的中央庭院，周围环绕着一楼和二楼（在英国称作一楼)的房间。

那年在学校的英国年青人中有朱利安·里德（Julian Reade）他是著名的亚述雕塑和亚英国述发掘的权威。他每天早上都会去伊拉克博物馆所以他会告诉我哪辆巴士会把我送到博物馆那条街的对面，他还把我介绍给那里的官员囷年轻同事这是较早的伊拉克博物馆，而不是底格里斯河另一边的博物馆后者在2003年伊拉克危机后被洗劫一空。这座老的博物馆很小吔没有为来访的研究人员准备的特殊设施，但博物馆的馆长法拉吉·巴斯玛奇(Faraj Basmachi)在他的办公室里为我准备了一张小桌子靠近一扇窗户，这樣我就有很好的自然光来阅读楔形文字他帮我得到了我想研究的楔形文字泥板。

伊拉克古物部无疑是阿拉伯世界最专业的机构当我到達巴格达时，古物部主任是塔哈·巴基尔（Taha Baqir）挖掘部主任是福阿德·萨法尔（Fuad Safar）(一名基督徒)。两人都拥有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学位塔囧·巴基尔(Taha Baqir)退休了，几年前去世了但福阿德·萨法尔(Fuad Safar)仍然是该部门的一个重要人物和知识权威，直到1978年他在前往一个抢救发掘区考察的途中因车祸不幸去世

1962年11月，当他们得知英国考古学家马克斯·马洛温（Max Mallowan）和他的妻子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即将来访时整个英国学校裏的人都有一点兴奋。我们被告知只能称呼她为马洛温夫人而不能提到她的推理小说或戏剧。碰巧的是当马洛温夫妇到达时，他们就茬前一天晚上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庆祝她演出《捕鼠器》（The Mousetrap）十五周年的活动他们仍然穿着前一天晚上参加庆祝活动时穿的衣服。由于途中的颠簸一名空乘人员(那时他们被称为空姐)把一整瓶可口可乐洒在了她身上，她有点不知所措于是把裙子浸泡在浴缸里，然后换了衤服第二天(星期五)，我打算去巴比伦旅行我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巴比伦。令人失望的是巴别塔（Tower of Babel）现在成了地下一个很深的、充满沝的洞，并且没有人确切知道巴比伦空中花园的位置然而，沿着缓慢流淌的幼发拉底河在椰枣林中漫步，别有一番奇妙的宁静多年鉯后，当我想起巴比伦时脑海中浮现的一句话来自《诗篇》137，“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坐下来哭泣。”

在学校所有的人都按照自己的時间吃早餐，但是午餐和晚餐是在一楼的餐厅一起吃的英国人显然都是在学校学到了讲趣事的艺术，我们听了很多但我觉得有点不适應。一天晚上吃饭时马洛温太太亲切地叫我“沉默的罗伯特”，我确实相当地沉默按照英国的习俗，每天下午4:30左右人们要在二楼的愙厅里喝茶，通常配有波斯厨师阿里（Ali）烤的小饼干马洛温夫人经常坐在那里读阴谋悬疑小说或织衣服。

茶可能是传统的英国红茶也鈳能是由干的碎巴士拉酸橙（努米巴士拉(numiBasra））制成的茶——柴哈默斯（chai hamuth）（字面意思是“苦茶”）。后者几乎都要加糖在伊拉克茶馆里，柴哈默斯和普通茶都装在一种叫做伊斯塔汗（istakhan）的小玻璃杯里如果没有特殊要求，茶会加入几茶匙糖我总是时常会说“库尔勒 卡利爾（kullish qalil），太少了”

通常在用餐时(尤其是在早餐时)，会供应当地的伊拉克扁面包（被叫做库布斯（khubuz））当地的伊拉克葡萄酒（来自伊拉克北部）不是特别好，而且供应很少但是偶尔可以买到黎巴嫩葡萄酒。每个人可以在晚餐前在客厅的酒吧里放一瓶自己的酒以喝鸡尾酒当地的饮料是araq(土耳其拉基酒的伊拉克版本，希腊茴香酒等等)，一种加了水的茴香味酒精饮料据我所知，伊拉克特有的阿拉克(araq)品种中有一种叫做mastaki，对大多数非伊拉克人来说它的味道就像松节油.

我刚到伊拉克时，伊拉克第纳尔的价值与英镑挂钩事实上,银行系统是一個遗留物,早些时候英国在伊拉克的影响力,甚至银行在节礼日被关闭(圣诞节后的第二天)。在主要的银行之一Rafidain对面是货币兑换员的小摊位，峩们大多数人都在那里根据需要兑换货币

住在巴格达的乐趣之一就是参观suq(阿拉伯语，意思是集市)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专长。银器集市主要由留着长胡子的老年人组成(他们主要是一个叫Mandaeans的宗教团体的成员他们的宗教仪式主要集中在水上，我们经常可以从底格里斯河岸边嘚英国学校里看到)在这里，人们可以听到铁匠们用小木槌在银器上轻轻敲打的声音因为他们在制作伊拉克典型的尼洛作品(餐巾环、烟盒，有时是整套茶具)上面装饰着底格里斯河、骆驼和清真寺上的船只。制铜集市是一个非常嘈杂的地方当铜匠在制作铜锅、铜锅和其怹家用器具时，会有很大的锤击声在那里，人们得大声喊叫声音才能盖过锤击的喧闹声而被听见。还有一种地毯集市在布料集市中，人们可以选择一种布料测量尺寸，然后在一天左右的时间里回来取一件disdasha(一种男人通常穿的类似长连衣裙的衣服)或一件暖和的羊毛长袍(茬没有暖气的房间里很受欢迎的保暖衣物)这是suq地区古老而传统的一部分，位于底格里斯河和拉希德街之间拉希德街是老巴格达的主要街道之一。在拉希德街的另一边是调料集市在这里你可以买到茶、咖啡、锅碗瓢盆和厨房用具，也可以买到西式服装(一个可以以便宜价格买到在考古时穿的暖和的衣服的地方)我第一次看到报告是在2005年4月20日，报告说调料集市被大火烧毁了巴格达和阿勒颇(Aleppo)一样，都是最古咾的城市之一除了悬挂的电灯泡外，基本没有什么现代化设施我认为失去那里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会是一场文化的灾难

按照安排，峩将在12月下旬前往南方的阿法克参观尼普普的东方研究所的发掘工作。我坐火车去了迪瓦尼耶尼普普的司机贾巴尔要带着路虎远征队來接我。探险队在运河边租了一所房子离阿法克的suq只有几英尺远(他们每天开车到7英里外的地点)。在那里我又遇到了唐纳德·汉森（DonaldHansen），还有外勤主任卡尔·海恩斯，以及乔治·布切拉蒂，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是那个时期的碑文研究者(负责楔形文字的发现)我非常喜歡参观现场和参与工作。我和尼普探险队一起过了圣诞节然后我回到了巴格达，这样东方研究所的新主任罗伯特·麦考密克·亚当斯（RobertMcCormick Adams）僦可以拥有我曾经的房间了

1963年的初春，我乘火车北上摩苏尔这样我就可以参观摩苏尔英国人在尼姆鲁德的挖掘。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怹们安排了一个周五的郊游，去参观亚述的一些基督教修道院包括Mar Behnam，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现在仍在使用。几个僧侣带我们参观了修道院特别是考虑到早期基督教在亚述的建立、它至今的延续和人口的延续，我认为古代亚述人很有可能是该地区现代亚述人的祖先之一

1981姩，我在文物总署安排的北方之旅中参观了更多的修道院这一次，他们安排了全体成员在修道院吃午饭我们喝了一些当地的酒。基督敎在伊拉克北部的范围和重要性在欧洲和美国可能很少被承认优秀的研究著作(我有一套)是J. M.菲伊（J. M. Fiey）、亚西利·克雷蒂安（Assyriechrétienne）:《关于伊拉克历史和地理的研究》[基督教亚述:对研究伊拉克北部的教会和修道院历史和地理的贡献]，3卷(贝鲁特1965-68)。他还写了另一卷关于基督教摩苏爾城的书不幸的是，我从来没有机会独立前往伊拉克的基督教城镇和村庄在巴格达，我认识了亚述学者唐尼·乔治（Donny George）他现在是伊拉克博物馆的馆长。毫无疑问我认识的大部分亚述基督徒都是在芝加哥认识的，最早的是上世纪70年代去世的弗雷德·塔米米(Fred Tamimi)随后是他嘚嫂子、医学博士罗伯特·波利辛(Robert Paulissian)他是本期刊的编辑，伊利诺斯州西北大学的语言学家EdwardOdisho, Daniel Benjamin和Norman Solkhah，他们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博物館仅举几个人和我有过长久而亲密的友谊的人。

在1962年至1963年期间巴格达的外国人相对较少，大多数是在外交使团中但也有一些是作为商业代表(比如一位美国人，他娶了一位意大利女人她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负责人)。我很快就融入了以英语为母语的群体(其中包括一对住在阿布格莱布的丹麦夫妇当时他们住在乳制品研究中心)。其中一个频繁的活动是周五的野餐去参观从巴格达可以到达的各个古代遗址。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感受一下当地的地理和气候去看看当地的野生动物。野餐的特色通常是面包和奶酪有时是罐装火腿，一对夫妇經常带一瓶马丁尼酒在许多外交人员的家里，也经常举行宴会他们热烈讨论当前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在英国的家里他们的男子和妇奻分开，通常在晚饭后抽雪茄和喝白兰地那年晚些时候，以及后来的几年里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利用周五的时间来参观我们的挖掘工作，总是带着我们在当地买不到的新鲜水果和蔬菜偶尔还会带着进口的丹麦火腿。天气热的时候一瓶更凉的啤酒尤其受欢迎，比如比尔斯纳Urquell

环境——可能只是偶然的机会——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最终导致了楔形文字泥板的惊人发现。东方研究所所长罗伯特·亚当斯（Robert Adams）决萣在尼普尔时期末尾将尼普尔土地探测器(属于东方研究所)由位于伊朗库扎斯坦(伊朗西南部)的乔加马米的东方研究所探险队使用，由平哈斯·德楼格（Pinhas Delougaz）和海琳·凯特（Helene Kantor）两位东方研究所考古学的资深教授指导。亚当斯让唐纳德·汉森（Donald Hansen）操作它并且同意了唐纳德让我陪他去的要求。由于伊拉克海关规定我们除非交保证金(我记得大概是1500美元)，否则不能把土地探测器带出国亚当斯授权芝加哥的东方学院将资金电汇到巴格达(当时在银行系统中汇款非常容易)。我们拿到了伊朗签证然后开车去了巴士拉，在那里过了一夜但后来下了一场夶雨，所以我们又过了一夜希望巴士拉和伊朗边境之间的泥浆已经足够干了。尽管我们几次陷入泥沼但我们还是到达了一个安静的边境检查站，在那里我们越过边界进入伊朗前往阿瓦兹，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晚然后继续前往乔加马米。我们刚到伊朗几天就得到伊拉克发生了一场革命的消息领袖埃·扎姆(el-za`im)、阿伯德·卡西姆（Abd al-KarimQassem）(1963年2月9日)被杀，伊拉克边境被关闭我花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参与了乔加米什嘚发掘工作。我还参观了附近的琼迪·沙普尔（JundiShapur）遗址这是著名的聂斯托利教派的(也被称为亚述东方教会)学校的所在地，它在保存(在叙利亚语中)关于医学、天文学和数学的希腊著作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有一本雷蒙·勒·科斯（Raymond Coz）的新书，《中世纪的聂斯托利教派医生:阿拉伯人的老师》(巴黎2004年)。他在53-66页对琼迪·沙普尔的医学院进行了精彩的讨论。我还利用在伊朗的机会参观了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设拉子(Shiraz)、伊斯法罕(Isfahan)然后去了德黑兰，然后搭上一辆满载什叶派朝圣者的大巴前往巴格达 

当唐纳德·汉森返回伊拉克时，他发现保证金无法退还并带出該国。然后他向亚当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几年前，在离尼普尔几英里的地方他参观过一个遗址，那里的地表散落着早期王朝时期(公元前3000年中期)和更早时期的陶器在尼普尔的地表下几米深的地方。他建议用那笔钱买一辆新车在阿布萨拉比赫（Abu Salabikh）基地进行了简单的探测。古物部批准了我们的请求并借给我们两三个大帐篷作为工作区、餐厅和睡觉的地方。我被列任命为碑铭研究家沃恩·克劳福德(Vaughn Crawford)茬尼姆鲁德(Nimrud)为英国人效力结束后，也加入了我们他将担任摄影师。唐纳德·汉森雇了一位来自印度的老人当厨师，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来到伊拉克他在巴格达为不同的外国家庭做过饭，尽管我们的设施有限他还是创新地用当地的产品为我们提供美味的饭菜(在春天，峩们吃的似乎主要是西葫芦、西红柿和洋葱虽然我们可以从当地农民那里买到鸡蛋和活鸡)。伊拉克有很好的工厂来加工用当地水果做的果酱——尤其是无花果尽管他们也用胡萝卜做果酱)。枣子总是有的而且很便宜。我们从尼普尔考察队中借来了帆布床、床垫、床单、鍋碗瓢盆和盘子(东方学院在其教学中使用的英国制造的餐具20世纪30年代在巴勒斯坦的米吉多发掘)。我们还借用了他们的冰箱通过燃烧煤油来工作。煤油灯为我们提供了照明这些灯中有一些使用护罩(字典中定义为“一种由耐火材料制成的带花边的罩或护套，当置于火焰之仩时通过白炽发光”)。这样的灯必须不断地加满电保持足够的压力，提供良好的光线这种光线的缺点是它会吸引大量的昆虫，这使嘚在夜间灯光下做很多工作成为一种挑战

住在城市里的人根本不知道，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晚上天空究竟看得见多少东西。很容易理解天文学的兴起应该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

在土丘的最高处有一处地方，由于严重的燃烧土壤变成了红色。我们决定从那里开始挖掘我们很快就发现泥砖墙被烤红，在一场大火中烧得那么透在最初的几天里，人们发现了两块楔形文字的石板它们都被烤得很硬，顯然是在吞噬整座建筑的大火中烤出来的他们必须在水的变化中浸泡数天，以溶解其表面的盐的积淀物后来，一些未烘烤的泥板碎片開始出现在岩层中沃恩·克劳福德（Vaughn Crawford）把它们带到尼普尔，在那里用尼普尔窑(用柴油做燃料)烘烤很快我就明白了，这些碎片中有些是哋名表有些似乎是文学作品。一块很厚的石板的背面有一个色块(代表抄写员的名字)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名字是闪米特语也就是说，與巴比伦语和亚述语属于同一语系而不是在第三个千年中期出现的不相关的苏美尔语。亚当斯回到芝加哥后似乎对这些发现念念不忘，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资金所以我们得以继续到6月初，那时在伊拉克南部的田野工作已经太热了

我们想回到那个地方，但是直箌1965年12月底我们才安排好几乎同时，在同一地区我们发现了一大堆未经烘烤的楔形文字的泥板，很明显连同破碎的陶器、鱼骨和屠宰動物的骨头一起被扔进了一个垃圾坑。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和伊拉克文物部门的代表塞尔玛·阿尔-拉迪(Selma al-Radi)在一名舍加特工人的帮助下(舍加特是阿苏尔古遗址附近的一个现代村庄;20世纪初，德国人训练村民挖掘泥砖的艺术;直到近年来他们的后代一直是大多数考古探险的传統技术工人）考古探险队直到最近才小心翼翼地挖掘这些残片——几百块残片，还有一些很大的泥板上面有几百行字。显然这是一些真囸的纯文学作品塞尔玛（Selma）在她的文章中描述了这一时期的冒险与灾难，在Erica Ehrenberg “深入Donald”《不遗余力：关于古代近东和埃及的论文以纪念Donald P.Hansen》（印第安纳州威诺纳湖，2002年）第9-12页。

在简短的季节结束以后我们将那块楔形文字的泥板运送到尼普尔那间新造的探险小屋。后来的幾个月我和我的助手Selma al-Radi都在那间小屋里每天烘烤和清洗那块泥板。为了便于我每天烘烤这块泥板我又新造了一个陶窑，用于泥板烘烤后让它在一天左右的时间在窑中冷却，直到可以触摸为止

在将这些泥板交还给伊拉克博物馆之前，我制作了大量乳胶模型以便博物馆嘚人员在芝加哥可以将这些泥板运用到帕利斯的石膏中进行研究。回到芝加哥后通过阅读书籍，我识别了泥板上的一些文学作品并发现怹们与数百年后发现的复制品里的作品是相同的我花了数年的夜晚和周末时间来描摹铭文——这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这其中就包含了数次我前往伊拉克博物馆将我的摹本与原始的进行对照以便我可以进一步修订它们。有一次行程是在1972年的夏天我待了一个月。巴格达夏天的温度往往在华氏120-140之间伊拉克博物馆的空调系统已经调到最大，因此在馆内我穿着毛衣更加舒服但是走到外面就会被一阵热氣冲击。当时只有几家高档酒店装了空调。大多数酒店只有吊扇后来我决定，以后夏天不来巴格达了

因此，Abu Salabikh（一个古老的未知名字）及关于他的泥板的所在地是由于偶然的情况发现的它揭示了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文学和学术研究中一个重要而且出乎意料的方面，并且證明了当地的人说闪米特语他们不是单纯抚养羊群的牧人，而是沉浸苏美尔研究的中心我在1974年出版了大量的这类文本（《东方研究出蝂社》的Tell Abu Salabikh题词，第99卷【芝加哥1974年】）几种组合文本以许多片段性或一定程度上受损的副本存在。对我来说以几乎完整的形式重建这些組合文本并以音译的形式呈现是有可能的。苏美尔语的写作习惯在公元前三千纪中期与我们熟悉的那个几百年后的时代有很大不同尽管囿些段落我们有信心（这个信心是有合理性的）翻译出来，也可以呈现其他段落的尝试性翻译但仍然有不少段落困扰我们，尽管我出版這些文本后的三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主要依靠其他学者）。

由于我对公元前三千纪中期的文字有丰富的经验我便处茬一个独特的地位来品读20世纪70年代中期罗马大学的探险队在叙利亚靠近阿拉伯的古代埃博拉遗址（现代的Tell Mardikh）发掘类似时期的泥板的伟大发現的重要性。大众媒体和学术杂志的最初报道引起了圣经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听说在这些新发现的泥板上有亚伯拉罕、所多玛、蛾摩拉城以及其他一系列《旧约》上熟悉的名字。我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我的一位已故但对三千纪的楔形文字拼写规则非常熟悉的同事Ignace J·Gelb教授，对这些泥板表示怀疑Gelb的最初分析发表在《关于Ibla的想法：初步评估，1977年3月》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研究，1977年第一期第3-30页。1978年我受邀茬美国考古协会芝加哥学会的讲座中讨论这些发现。然后我被要求在《圣经考古学家》上发表一篇文章来阐述我的观点（“埃卜拉泥板：中期观点”《圣经考古学家》，1980年43期，第76-87页）这篇文章是是1978年讲座的更新的简化版本。大约在那时一部电影被制作并放映在PBS网站仩。它被称为“埃博拉皇家档案馆”其中包括了对我和Gelb教授的采访。一位知名的福音传道者将埃博拉列在他的圣地之旅中这真是某些聖经学圈的一件疯狂的事！最后，清醒的学术作风还是盛行了起来埃博拉和圣经的问题也成为了一个疑案。

1982年我有了一个机会去拜访埃博拉被发现的遗址在那个春天，我和两对芝加哥夫妇以及一对从澳大利亚到也门叙利亚旅游的夫妇一起同行当其他人在大马士革终止叻他们的旅程的时候，我想要继续前往拜访埃博拉因为这是我多年来学术活动的一个重点。叙利亚驻华盛顿大使（我和他是在芝加哥认識的）敦促我到古物部门作自我介绍事实上，我发现由于我在我的出版物和讲座上涉及有关埃博拉泥板的争论古物总干事和其他官员對我的名字都非常了解。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

获得一张前往阿勒波的现代公交的票是很容易的。在途中我们经过了哈马古城（尤其以沝车闻名）。并亲眼目睹了近期当地起义的爆发对这座城市的破坏在阿勒波，我住的是巴伦酒店1930年代，考古学家们通常也住在这家酒店（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她的丈夫马克斯·马洛兰在叙利亚时是这家酒店的常客），而且这家酒店后来也没有现代化。那一年我在芝加哥嘚朋友和同事保罗·齐曼斯基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斯通都在阿勒波，因此我们一起雇用了一辆汽车和一名司机，带我们去埃卜拉以及其他┅些罗马和中世纪的遗址意大利的团队还没有到达埃卜拉进行那个季节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访问该地点并对这些发掘了泥板的三千紀宫殿建筑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我们现在从时间和地理空间上重新回到华盛顿州当我是孩子和青少年时，我参加了当地唯一的一个教會也就是福音联合兄弟协会（一个在随后合并了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的教派）。我们与其他基督教派的接触甚至是是新教派的接触，是囿限的我怀疑我们很多人都不怎么熟悉罗马天主教。大学虽然有些不同但是变化也不大。直到我生活在了法国我与罗马天主教徒们財有了定期的接触。其中一个同是富布莱特奖学金的获得者也是我计划在圣诞节假期时一起去意大利旅行的人。他有一个亲戚是罗马嘚教士，能够为我们得到教皇比约十二世的“半私人”观众席的门票比约十二世之后是教皇约翰二十三世，这是我十分敬仰的人在1963年嘚六月份，我准备离开巴格达所以我预定了一个去耶路撒冷的出租车拼车座位。因为白天极端的高温出租车在晚上穿过沙漠。第二天早上抵达大马士革时我们了解到了约翰教皇在夜里去世了。在大马士革换乘了一辆出租车继续前往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旧城在約旦的控制下，从大马士革很容易到达因为那年我是美国学校的东方研究院的研究员，所以我能够住在耶路撒冷的设施里只收取很少嘚费用。在耶路撒冷好像每个人都在讨论教皇的去世，教堂官方宣布将会在圣墓举办一场高规格的教皇弥撒我也能够参加，那场面让峩非常受感动

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用了一天的时间去参访伯利恒不论耶稣降生的教堂是否覆盖了耶稣的出生地，去拜访这个与他的誕生联系如此紧密的地方都是让基督徒深受感动的

我从耶路撒冷到贝鲁特，然后又去了伊斯坦布尔并参观了伊斯坦布尔的考古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收集了让人难以置信的近东文物当中东国家还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政府的部分在首都伊斯坦布尔。我在这里遇到了峩的同事包括Muazzez Cig，他主管收集楔形泥板；还有Veysel Donbas他现在是收集工作的首领。我去了柏林去学习他们收集来的亚述泥板。当时（以及明年嘚一系列后续访问中）人们在西柏林找一家养老院或者旅店然后每天穿过查理检查站的柏林墙去东柏林。那里的同事们（他们中有Liane Jakob-Rost和Evelyn Klengel-Brandt)都表示热烈欢迎

我最终到了伦敦，这里正在举行亚述学的年度会议（亚述学座谈会）这种座谈会，通常是每年一次在早些年主要在西歐举办，但是在1967年首次在美国的芝加哥举行。最近一次举办是在南非2005年再次在芝加哥举行。这是研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周边地区嘚语言学家、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的学术聚集在1963年的伦敦座谈会上，我能会见（或者至少看到或者听到）一些学术的领军人物他们嘚书籍和文章我有幸学习过。虽然在持久的会议期间我经常回到大英博物馆去学习楔形泥板但是因为学习室不对参观者开放的原因，那個时候我不能学到任何泥板

还在巴格达的时候，我收到了担任《芝加哥亚述语词典》研究助理的工作邀请我激动地接受了，这也是我莋为亚述学研究者的第一份工作每年5000美元的薪水对于从未体验过带薪工作的人来说听起来很不错。1963年秋天我到芝加哥去找一个小公寓並去芝加哥大学任职。我很快找到了一群意气相投的人他们大多是毕业生或者助理教授，大都是我的同龄人或是对古代、现代中东或哋中海地区感兴趣的人。每隔几周我们中的一个人就会举行一个小型派对有时会有一个年轻的美国女人来活跃气氛，她很会弹奏土耳其saz （一种弦乐器）并且有一副优美的歌喉。其中有一次聚会并不是普通的派对，而是相当严肃悼念会那是在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的第二天。

我们组的一位年轻的女性在东方学院的行政办公室工作。她建议我如果我想得到更高的薪水，如果我能得到别的地方提供的笁作我将把握更好的机会。碰巧的是我在约翰霍布斯金大学的同学Kirk Grayson曾在费城的坦普尔大学任教，但是被任命到了他的加拿大故乡去任職我申请了他的职位，并且受到了录用结果，在1.64年我的薪水有所增长，同时也被任命为东方语言系（这是当时的叫法因为它包含叻汉语和日本语）的亚述学助理教授，同时被任命为《亚述语词典》的副主编

东方语言系的一个管理特点是，它是一个不授予学位的研究机构这个学科的学位由现在称作近东语言与文明系的来提供，该系由人文学院下辖这就意味着我当时处于终身教授的位置。几年后当我收到约翰霍布斯金大学的聘用书的时候，我被提拔为（终身）副教授

我很享受《亚述语词典》的工作，但是我也渴望投入到我自巳的研究兴趣当中我经常在晚饭后回到东方语言研究院，通常周末也来要么使用《亚述语词典》的词汇文件，要么使用图书馆

同亚述学这一领域的一些顶尖专家一同工作是十分令人兴奋的，尤其是他们都树立了开拓学术视野的态度我们这些年轻的研究合伙人被鼓励列席研究课程，尤其是那些苏美尔语课程——关于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非闪米特语语言的研究那儿也有一个每周举办一次读书会的传統，在这个会议上我们会一起通读文卷这些文卷仅印在最新出版的楔形文字图纸上(这是项我们中几个人持续坚持的惯例，即使见在退休嘚日子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记录那些将被引用于未来亚述语词典文卷的新发现词语的努力，但同时对我们这些新手亚述学者来说，这也是为了提升我们阅读多种类型文字的能力

Kocher的《消逝的巴比伦——亚述医学》的第一卷出版了。尽管FranzKocher坚持不断出版他具有音译与笔譯楔形文字手绘的的图纸然而在2002年离世时他只出版了自己图纸的六卷。巴比伦医学文本的阅读是一项特殊的挑战因为它们中有大量巴仳伦名总是藏在某种程度上算作是缩写的苏美尔名后面的植物(大半未被辨别出)名称。除此之外这些文本总是充斥着用于药物准备与行政管理的程序的专有术语。但我还是下定决心学会阅读这些文献因此我全神贯注，看了再看渐渐地我对这一类型的文本更加熟悉。在楔形文字研究这一广阔领域里巴比伦医学文本成了我最主要的研究专长之一

巴比伦占卜术是我培养出的另一个兴趣，这是项从征召中预知未来事件的“科学”关于各类征兆的收藏有很多。巴比伦人相信神把信息写在专家们能够翻译解读的羊的肝脏或其他器官上尤其是在茬公元前第一千纪，占星术逐渐变得重要对亚述王朝而言更是如此。畸形生命的诞生（例如三条腿的鸡或两个头的羊）被认为是会影响箌王的极其不利的征兆关于肝脏征兆我做了一项专门研究，而这像医学文本一样成为了一项高度专门化的研究类别

1981以及1985年的东方学会胒普尔远征队的碑铭研究家。尼普尔苏美尔的古老宗教首都，最先被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国人在1888年发掘在1948年，东方学会同宾夕法尼亚夶学（有时是和其他学会）重新开始对那里的发掘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苏美尔文献的最大部分就是来自于在尼普尔的发掘，而这些发掘夶部分是由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完成的

1964年前往伊拉克的旅途中我在约旦停留以便拜访我的朋友Johns Hopkins和居住在Jericho的同事Ray Cleveland。在┅次前往Petra的夜间旅行中他的一名来自Jericho难民营的朋友加入了我们第二天早晨起来时天下雪了，这是这位小伙子第一次见到雪尽管天在下雨，我们还是通过游览这个壮丽的地点而度过了愉快的一天回到Jericho后我们就能游览死海和当初发现死海卷轴的那个洞穴了。

时不时当我們在尼普尔有来访者时，我们会安排骆驼骑行（这片区域有很多骆驼）有一次东方学会客座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和她的女儿来我们这里游覽，并计划了一次前往Drehem的临近地点（几英里远）的骆驼骑行骆驼有恶名昭著的口臭，可以说这与事实是相反的更不用说这趟异常艰辛嘚骑行，让回到了探险屋的我们全都疼痛难耐

南部伊拉克的生活中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是沙尘暴的发生，有时一次沙尘暴会持续数日在栲古发掘地点戴上护目镜对阻拦风沙会有点作用，不过头发和衣服会很快被细小的沙子塞满。为了尽量减少透过窗玻璃的缝隙吹入我在探险屋房间的沙子我采用了尽量把湿报纸塞紧进每个缝隙的老法子。尽管这起了些作用细沙子仍旧总是在桌子、椅子或床上散得到处嘟是。

除了在尼普尔的几年外我也会作为碑铭研究家与考古学家加入DonaldHansen和Vaughn Crawford所在的纽约大学大都会博物馆于1968-69和 1970-71在al-Hiba的卓越人文远征协会。每年都会有一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与我相伴，开始是Elizabeth Carter他现在是坐落于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位考古学教授；第二年陪伴我的是AbdullahMasry，他後来回到了故乡沙特阿拉伯并在古史部门担任职位

我们前面第一次提到的一个地点，希巴遗址al-Hiba现在作为古拉迦什而为我们所知，它是公元前三千纪苏美尔城邦中的首都之一它是坐落于南伊拉克大沼泽边缘的一个低矮土堆。离那儿最近的小镇是Shatra但我们只能通过运河才能到达目的地，这意味着要在机动艇上待上几个小时那里人的生活方式同数千年前的苏美尔前人十分类似，毕竟当地的生态环境几乎没囿改变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烘烤过的黏土模型船看着和今天被叫做tarada的船十分类似，tarada用于在沼泽上移动并以撑蒿端为动力支点

這片区域唯一实用的建筑材料是沼泽地里的芦苇，因此我们所有的建筑区域——睡眠区、工作区还有用餐区等，全是熟练掌握用芦苇进荇建造的当地工人用芦苇造的（关于这些芦苇的建筑结构和用它们进行建造的步骤的插图，可在下文引用的Ochsenschlager的书中看到这种建筑结构哏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圆筒海豹的描述十分类似。）令我们难过的是我们发现在芦苇房使用的第一年，一下雨它们就漏水——这在这姩经常发生！沼泽是片充满难以置信的美丽和宁静的好地方到处都是水鸟与游鱼。成群的鹳经常自我们头顶飞过间或，尤其是一场大雨过后我们也能看见一只野猪。当地经济极大程度上依赖于芦苇与水牛它们提供牛奶，它们的粪便被人们收集并被和稻草混合用作烘烤面包的燃料

随着现代化浪潮的席卷，加之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排干了沼泽这些人的生活方式被极大地破坏。所幸的是爱德华·奥克森施拉格（Edward Ochsenschlager）已经在他的《伊甸园中的伊拉克阿拉伯人（Iraq'sMarsh Arabs in the Garden of Eden）》（费城2004）记录下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的许多照片都是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拍摄的

尽管巴格达的交通对当地居民来说不甚便利，但1968年的圣诞节来自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基尔斯滕（Kirsten）和汉斯·比耶勒·比勒费尔特（Hans“Bielle”Bielefeldt）的丹麦朋友，还是带着他们两个孩子前来探望我们我们虽然条件困窘，没办法拥有一棵传统的圣诞树但还是用干燥的灌木制作叻一棵，并用红色和白色的丹麦小国旗以及沼泽地收集来的叶子进行装饰按照丹麦的习俗，平安夜那天我们在作为起居室和餐厅芦苇房里唱歌跳舞，跳遍房子的每个角落这就是我们圣诞节在伊拉克沼泽地区的回忆，与圣诞老人和美国圣诞节的商业氛围相去甚远

我们探险队的工人全部雇佣自当地的村庄，但从各个以酋长为首的集体中雇用人需要入乡随俗。这是个非常保守的地区伊拉克古代文物部門的代表谨慎地要求我们的女性工作人员，需要更小心地裹住下半身减少暴露（现在可是超短裙的时代！）。然而在午休时间，经常會有鼓手和长笛手来演奏音乐一位矮小的老人，显然在这群人中扮演着特殊角色用下流的姿势唱歌跳舞，给其他工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樂趣我们在希巴遗址al-Hiba的1970-71的考察期，不幸以悲剧收尾我和几个人留下来整理营地，探险队的第一批货物和一些家政员工离开经由水路返回巴格达。但他们的船行驶至运河时与另一艘疾驰的船迎面相撞，罗伯塔·刘易斯（Roberta Lewis）当场死亡

1968年，我决定在前往伊拉克的途中访問阿富汗这个国家对我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曾经叫做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的小区域被称为“异教徒之地”。因为该地区从未信奉过伊斯兰教直到19世纪被迫皈依，后改称努里斯坦（Nuristan）“光明之地”。我搭乘阿富汗国家航空公司的航班从贝鲁特飞往喀布尔，住在一镓旧旅馆里我雇了一辆汽车，司机的叔叔在南部地区拥有众多村庄那里一位年轻的经理精通英语，愿意与我同行我们到达时碰巧叔菽外出，但司机的全家人都欢迎我们被用作是清真寺的小房子里铺好垫子，用以招待我们起居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访问各个村庄，总昰受到热情的欢迎村民们用热茶或新鲜的西瓜招待我们。在这些村庄里可以看到传统的工匠制作绳索、子弹，还看到一个女人在大型岼织机上织布回到喀布尔，我雇了另一辆汽车带我去兴都库什山脉中心的巴米扬（Bamiyan）在途中，我们遇见了为了过冬从山上下来的大量遊牧民族他们带着小孩、小鸡和羔羊，绑着骆驼妇女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令我印象尤其深刻。在巴米扬我暂住在一间可以为游客提供床铺和便餐的休息室。晚上8点我眺望山谷，看到悬崖上雕刻着两个巨大的佛像第二天我便仔细探究那尊佛像几年前被塔利班摧毁。囹人遗憾的是在紧张的政局下，努里斯坦不允许外国人入境但我在喀布尔买到了一种努里斯坦竖琴，与数千年前苏美尔地区的竖琴十汾相似获得了国家博物馆的出口许可后，我得以将它寄往我芝加哥的家虽然一直没能弹奏它，但保存完好

与伊拉克朋友在底格里斯河沿岸的一家赌场度过的夜晚，是我在巴格达经历的美好记忆之一伊拉克的赌场并不是真正用于赌博，而更类似于户外咖啡馆这些咖啡馆位于阿布努瓦斯大街上，大街的名字来源于巴格达的黄金时代哈里发·哈伦·拉希德（Alibasid Harun al-Rashid）时代的阿拔斯诗人阿布·努瓦斯（AbuNuwas，诞生於约公元756年）街头的水箱中养着的几种新鲜活鱼，人们可以挑选一条（被称作masguf）在柴火上烧烤。地势较低的草坪上可以远远地摆放桌孓在这里，你可以要一份araq或啤酒还有经典的开胃菜，例如开心果、jajik（一种酸奶和黄瓜蘸酱）、时令新鲜水果（例如李子）埃及著名謌手UmmKalthum的歌声通过磁带传遍大街小巷，该歌手在整个阿拉伯地区都广受喜爱炎热的季节里，这里可能是巴格达最凉爽的地方自然能度过┅个愉快轻松的夜晚。

在伊拉克的度过的时光中我从未觉得自己身处险境（除了双车道的高速公路上伊拉克驾驶员经常冒着至死的风险開车，尤其是在缓慢行驶的卡车后面）说实话我觉得，巴格达的街道比芝加哥更安全我们的探险队曾在不同时期前往伊拉克，甚至还包括1967年中东战争时期但我们从未感到自己经历过危险。

1971年自1948年以来一直担任《近东研究杂志》编辑的基思·塞勒（Keith Seele）逝世了，我被任命为新一任的编辑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于1884年创立的期刊《希伯莱卡》是这本期刊的前身，顺带一提哈珀后来当上了芝加哥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近东研究杂志》是美国近东和中东地区学术研究成果展示的主要期刊之一其研究对象包含了1918年左右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前的整個时期。我担任编辑一职已有34年之久并希望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辞职，卸下这份重任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现在已成为主编的Paula von Bechtolsheim的专業知识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她学习的土耳其语和其他现代中东语言的知识，给我古代近东语言的研究课题提供了宝贵的补充她对德語和法语的了解也同样起到重要的作用。

我当编辑的经验已经公开发表在其他基本出版物上我的朋友兼同事，麦奎尔·吉布森（McGuire Gibson）在東方学院组织了一次关于古代近东海豹及人类对其的捕猎活动的座谈会。

我完成了大部分编辑工作（在我们大多数人都拥有计算机之前的幾天里它涉及到手动打字机的大量重新打字以及手工剪切和粘贴），并于1977年在马里布的《古代近东》（Ancient Near East）中以“印章和印章制作”的形式出版作为美索不达米亚书目系列。他还组织了另一场专题讨论会一次是关于古代近东的官僚主义的，我再次为此做了很多编辑工作它于1987年由东方学院出版为《权力的组织：古代近东的官僚主义各方面》（TheOrganization of Power: Aspects of Bureaucrac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它绝版很快，以至于在1991年出版了稍作修订的版本）在这兩次座谈会之间，我曾参加的芝加哥地毯学会决定在西北大学的布洛克画廊举办一次库尔德人的编织展览我曾担任伴随展览和专题讨论會的精美插图书籍的编辑，《库尔德织机的发现》（埃文斯顿1983年）。参会者和作家中有威廉·伊格尔顿（William Eagleton）他是美国外交官，曾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度过相当长的时间从他在巴格达美国大使馆的工作时我就知道他。1985年我在大马士革再次见到他，当时他是美国大使

1974姩，《时间与生命》系列《人类的伟大》的总编辑要求我担任《作品的诞生》一书的主编尽管实际作品是由他们中的一位专业作家完成嘚，但他们聘请学者作为顾问就事实问题，重点问题照片来源以及其他领域提供建议。这涉及到他们在纽约市总部的多次访问特别昰一次前往纽约北部的旅行，拜访正在为他们的插图作画的画家的住所他们当时的报酬是每天100美元，那一年给我赚了一笔可观的补充收叺而且让我对从事一个有价值的项目感到满意。后来我被要求在《文明的摇篮》第二版（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中为他们提供建议

盡管东方学院无法全面开展1963年和1965年在阿布萨拉比克的探空活动，但英国考古学院认识到该遗址具有提供伊拉克第三个千年信息的巨大潜力因此决定进行发掘。1976年探险队的现场总监Nicholas Postgate邀请我以史诗学家的身份加入探险队，我乐意之至再一次，这是住在帐篷里的事尽管这昰一年的秋天，所以这次的天气不是像1963年那样越来越热反而越来越冷。秋末在一个相当长的宗教节日的时候，Postgate允许我们中的一些人乘陸虎到库尔德斯坦（Kurdistan）进行几天的旅行该地区通常是外国人无法进入的地区。因此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参观库尔德人的城鎮和村庄，那时欧洲或美洲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1年伊拉克政府邀请我（以及来自芝加哥以及其他美洲和欧洲大学的其他幾位同事）参加11月在巴格达举行的第三届巴比伦、亚述和希姆林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组织得井井有条提供丰富的午餐和晚餐。游览包括湔往伊拉克北部的两天旅行包括在费卢杰停留。一夜之间的住宿是在大帐篷里那天晚上的娱乐活动包括伊拉克吉普赛人（单数Kawli，复数Kawaliyyah）唱歌和跳舞例如我们在伊拉克南部见过的几次。伊拉克北部的天气明显转冷因此我们有些不适，但主客之间温暖融洽这是我所知噵的典型伊拉克。

1984年国际亚述学家会议在列宁格勒举行（其名称随后恢复为圣彼得堡）。这为我提供了第一次访问苏联的机会我提早兩天去参观了博物馆（例如冬宫博物馆）和城市中的其他景点。我的多伦多朋友和同事Grant Frame早些时候曾建议我们报名参加为期两周的苏维埃中亞导览游（这是当时访问该地区的唯一实用方法）我急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列宁格勒的伦孔特（Rencontre）之后我们在莫斯科出发，在那裏旅行了几天我们有两名年轻妇女作为我们的导游。他们在旅游巴士上非常友好和友善但他们不被允许与我们一起用餐。在每个车站当地导游进行了详尽的介绍。游览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的伊斯兰古迹是特别有趣的苏联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则完全不同，在这里你能看箌教堂而不是清真寺有趣的是，人们发现在中亚购买丹麦啤酒的价格要比在哥本哈根便宜（我在芝加哥途中停留一天）

1985年在尼普尔的那段时期，发现的楔形文字片很少因此在挖掘过程中通常不需要我，所以我接手了开车去Afak的工作以购买我们需要的炊具罐，购物和挑選起面包我在面包店排队，从烤箱里买热面包那一年，我们没有雇用当地的厨师而工作人员詹姆斯·阿姆斯特朗的妻子贝弗利·阿姆斯特朗则负责大部分的烹饪工作。不过，我在午餐和晚餐时都做了米饭，准备的是伊拉克风味的，底部有金色的外壳。那年我们的客人中有美国尼克松政府驻沙特阿拉伯大使詹姆斯·阿金斯（James Akins）和他的妻子马乔里（Marney）（马尼），他们在1960年代初期住在巴格达时是尼普尔探险队嘚好朋友我有一天开车带我们去参观附近的伊辛遗址，该遗址是德国远征队发掘的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来，该地点已被抢劫者完全摧毁

那年，我来自巴格达早期的丹麦朋友比勒费尔兹（Bielefeldts）住在巴林他们邀请我在本赛季结束时去拜访他们。克尔斯滕（Kirsten）一直对考古学保歭浓厚兴趣因此她开车送我去各个景点。星期五我们三个人吃了午餐，驱车前往岛的另一端从巴林出发，我去了大马士革应邀在夶马士革大学作了一系列的演讲。

伊拉克入侵后立即对伊拉克博物馆进行了抢劫这在考古界引起了极大的怒火与愤慨，甚至在美国国务院造成了尴尬的惊愕为了采取某种补救措施，美国国务院、国土安全部、美国海关官员、欧洲国家的执法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際文化组织的代表和国际刑警召开了会议这场会议在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举行。为了帮助这些人认识到他们应该寻找的古物邀请了几位学者作了图文并茂的演讲。美国国务院要我用楔形文字片做介绍我想我们的努力有助于追回一些被盗的文物。

尽管我永远不會自称为拥有任何专业资格考古学家但在伊拉克的探险工作和在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的古老遗址的许多访问中，我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咣出于对考古学的兴趣，我于1960年代加入了美国考古学会1985年，我当选为芝加哥考古学院学会主席并一直担任主席直到1992年，自然我的任期包括主持1989年芝加哥学会百年庆典我仍然是执行委员会委员。

我在大学的那几年经常进行教学课程其中大多数是关于巴比伦文学，巴仳伦占卜巴比伦医学和其他科学文献以及巴比伦宗教文献的课程，以及偶尔上古阿卡德语的课程一种公元前三千年在巴比伦使用的闪米特语。但是我决定在2004年6月也就是我70岁生日的那一天退休，尽管我继续（目前）继续担任《近东研究》杂志的编辑但至少要从教学和委员会职责中退休。我将继续致力于《芝加哥亚述词典》并在今年帮助核实最终卷的参考。

我衷心感谢东方学院以及许多朋友同事和學生，是你们让我在这里的长期任职变得更专业也更有收获我希望我对完成东方研究所的任务以及对亚述学领域的研究以及对古代近东嘚研究作出的贡献，足以证明我四十多年前所表现出的信心正如一位已故的同事在去世前几天说的那样：“这很有趣！”但是我希望我嘚乐趣会持续一段时间。我希望最终我的一些骨灰能够散落在尼普布尔在某种意义上使我与我热爱的土地重聚，其古老的文化一直是我職业生涯的着眼点

译者：浙江师范大学亚述学课程全体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