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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劳改农场的二十年(转载)
文章提交者：阿伯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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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的一个帖子，原作者：绿洲遗老，文章很长，我发了好几楼荒漠上的沙尘暴地窝子农场1958年的丰产田大礼堂电影院劳 改 局西农分配到青海的共11人。园艺系3个，农学系有宋泉光、刘仲玉、厚、颜其俊、陈本善5个，蚕桑系杨开荣等。我和刘仲玉分在劳改局，进而分配在德令哈农场。陈本善分在贵南马场。杨开荣受不了青海生活，60年自动离职，回老家重新找了工作。宋泉光、颜其俊、厚在农牧厅，俞纯清在省农林科学研究院，宋明高在农牧学院。西宁11月初的气候，已经十分地冷了，我们这些从四川来的人很不适应。住在招待所里，火也生不燃，只能和寒冷硬抗，别人衣服多还可以，我把所有厚点的衣裳全部穿上还是冷。可怜的我，只想尽快地走到工作的单位。去劳改局（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报到，说是还要分到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农场，我的心凉了半截。想到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也只能接受，艰苦也好，到艰苦地方锻炼和改造，在工作中好好努力，处境总会慢慢地改善吧。再看看和我一齐分到德令哈农场的刘仲玉，她的爱人赖先齐在西宁的青海农牧学院当老师，她就是冲他才来青海的，可是组织部、劳改局全都不管，冷血地把她也分到柴达木。他们都是学校出色的运动员，赖先齐是队队长，刘仲玉是女子兰球队队长，是在运动中结下的情谊。刘仲玉在学校很出名，她们女兰是重庆高校冠军，我们班的李效静、和农学的杨水蓉都是她的队员。李效静和她还是高中同学，她常到我们班玩，所以我早就认识她。有她一齐到德令哈农场，我的心里觉得稍稍宽慰，想到总还有一个人可以说说话。劳改局是公安系统的，在公安部叫11局。主要是管理劳改犯人劳动改造的“专政”单位。工业方面有十几个，全集中在西宁的南滩。有皮毛被服厂、青沪机床厂（上海犯人）、皮革厂、皮鞋厂、砖瓦厂、劳改局医院、仓库等。农业则有盆地的德令哈农场、格尔木农场、香日德农场、诺木洪农场、哇玉香卡农场、查查香卡农场。海北的浩门农场、青海湖农场。海南的巴仓农场、曲沟农场、塘格木农场、吴堡湾农场。甘都农场是搞果树的关押重刑犯的省监狱。1957年，青海省监狱系统的农业耕地面积占全省国营农场总面积的98%；工业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52%。而当时劳改农场总数只有xx个，耕地面积仅为30万亩。随后，青海的劳改农场曾经增加到xx个，耕地382万亩；创建劳改工矿企业xx个！有资料统计，全省农业耕地面积的23%为监狱农场开垦。部分监狱农场曾被称为青海省的“粮仓”和“粮油生产基地”。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20余年时间里，监狱系统每年向国家交售的“爱国粮”，占全省统购粮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仅德令哈农场都要交万斤。青海原来的可称“著名”的地方，能让一些人记住的话，那就是 “偏僻和荒凉”，是“犯人流放的地方”。 在一个时期里，青海的在押犯人数曾占当时全国在押犯总数的25%。人们在一个时期的影视剧描写中可以看到，凡主人公曾经劳改、劳教过的，几乎无例外地都有曾在青海服刑的经历，青海，几乎就成了“监狱”的代名词。提起青海，真让人不寒而慄，感慨万千！人们的印象应当说没错。青海，确实有过那段令人难忘的。至今的上海，一提到青海，老上海人马上就会换来关注的眼光，眼光里透着一丝惊异和亲密，眼光之中渗着复杂的人类情感。有一个笑话说，当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在哄吓孩子时，总是用：“再闹，再闹就送你到青海！”，这也许就是给予青海的重责吧。虽然这些监狱随着的进程，慢慢地消失了，但那些曾经生活过的人，甚至被“改造好”了的人，也留下了他们的自豪和感慨：“……在青海的岁月，让他们感到了生命和生存的可贵，在那里，人们一同与自然进行搏斗，一同品尝收获的喜悦。对于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在这里被丰富、被延伸了。即使我们早已离开，我们又开始了新的生命旅程……我们仍然热爱这片土地，也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我也曾因被称为青海人而深感自豪！”在这里我应当补充一点的是，我也在历史的要求下，在西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顽强地和更深地领悟了责任和成熟在劳改局报到后给我们开了个条子，叫我们上南滩去领，说是只有进盆地的人才有。劳改局在南大街，门口的南北饭店在当时还是很气派，我们向南翻过破城墙的豁口，又走了好久好久才走到科领了。拿到一看，发的装备实在可怜，数量少，质量差。仅老羊皮大衣一件、毡靴一双（黑毛，很薄）、单人薄毛毡一床。不过，大衣很实惠，拿到我们就穿在身上了，很暖和，解决了我挨冷受冻的问题。到德令哈农场驻西宁办事处报到时，有人笑我们说：“臭烘烘的，你们四川人也不怕？”我们没办法，只好将就。德令哈农场驻西宁办事处在南关街口上，对面就是长途客运站，进城上街都很方便。办事处是一个平房小院，有很大的院坝，可以同时停放10多辆大卡车。住宿在临街的平房里，大开间，一个屋耍驻6----8人。办事处主任苏鸿俊，会计顾乃斌、张连钰都是好人，对人还算可以。苏主任安排我们住下时说：“过两天就有车回农场，你们就跟车到总场去。这两天就休息逛街。”那时西宁很小、很破烂，城门虽然没有了，四周都还有城墙的残垣断墙。象南门就是城门变成的豁豁。大街都是平房，屈指可数的楼房也就只有省委、省府、几个厅局、湟光、南北饭店、西宁宾馆几处，也不过三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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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藏 公 路“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嗽嗽。”（唐•杜甫）青藏公路是以年轻战士的生命做里程碑而向西藏延伸的。青藏公路二千多公里，那么为修这条公路就有二千名年轻战士为之付出了生命。西宁做为青藏公路的起点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有谁能说清西宁从二千多年前走到今天每前行一“步”又有多少生命作“里程碑”呢？我进盆地，就要走青藏公路，到茶卡后再转茶茫（茫崖）公路到德令哈。从西宁到德令哈512公里，当时还只有公路。我进盆地，就要走青藏公路，到茶卡后再转茶茫（茫崖）公路到德令哈。要经过湟源、日月山、倒淌河、青海湖、橡皮山、荼卡、茶汉诺、希里沟、和德生、野马滩这些地方。在农场的廿一年中，我进出几十次，所以对这些地方是十分地熟悉，只不过每一次的心境不同而已。第一次去德令哈，是包运输公司的轿子车，反正跑不起来，一走走了三天，放在现在，一天就可以跑到，还两头不见黑。更不要说还有火车了。日月山南北朝至唐代时叫做赤岭，是北魏和吐谷浑、唐和吐蕃的界山，因山顶砂土赤红而得名。它属于拉脊山脉西端，北起青海湖东部的耳海，南接湟中群加，绵延数十里。日月山是青海东部外流河与内陆河的分水岭，也是青海东部农业区和牧业区的自然分界线。这里山峦起伏，峰岭高耸，气候寒冷，雨水充沛，水草丰美。山麓两边景色迥然不同：山麓西边是广袤苍茫，牧草丰茂，牛羊成群的大草原；山麓东边是村落点点，梯田阡陌，麦浪滚滚的农区。每年六至九月，山坡之上绿草如茵，野花灿烂，帐篷点点，景色十分可人。我第一次经过这里，时值初冬，又近傍晚。我的心境凄凉，离乡别境的情怀，发配充军的苦涩使人悲从中来，让人产生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感慨“！日月山口的南北各有1个乳峰，其形状似太阳和月亮。藏语叫日月山为“尼玛达哇”，蒙古语称“纳喇萨喇”，都是太阳和月亮的意思。日月山，地处要塞，形势险峻，战略位置重要。很早以来，它就是祖国内地通往西南边陲的交通要道，也是汉藏人民友好往来，互市贸易的纽带。早在汉代，日月山已成为我国“丝绸辅道”的一大驿站。唐代时，日月山更是唐蕃古道的必经之路。公元641年正月，文成公主远赴西藏联姻，沿途留下了很多美好的传说和史迹，千古流传，至今藏族人民仍然称公主为“阿姐甲莎”，意思是汉族姐姐。当公主登上日月山山顶，举目环顾时，但见山麓两边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一边是雨打芳草萋萋，一边是雪压枯草凄凄；一边是烟雨飘摇枝新，一边是玉鳞纷飞草叶枯，甚至连这里的日月，也没有家乡那样明亮、温暖，不禁心潮起伏，愁思万缕，潸然泪下。唐太宗听说公主怀乡思亲，不肯西进，为了替女儿解愁，特意铸造了一面日月如意宝镜送上此山，说是如果公主想家，打开宝镜，可以从中看到家乡父母、故里山河。护送的吐蕃大相怕公主见到亲人，思故不进，便暗中将日月宝镜换成了石刻日月镜。公主拿起镜子来看，怎么也看不到长安城里的父母，以为是父皇薄情而在有意欺骗她。公主潸然泪下，泪水流成了倒淌河，由东向西汇人碧波万顷的青海湖。一气之下，将石刻日月镜抛在一边，毅然西进。后来人们便把赤岭改名为日月山。倒淌河发源于日月山西麓的察汗草原，自西向东流经40多公里后注入青海湖的耳海。倒淌河是注入青海湖水量最小的一支，倒淌河由于河水向西流淌以及文成公主的传说而名扬四海。倒淌河镇是青藏公路和青康公路的交汇处，是西宁通往海西、西藏、玉树、果洛、海南等的必经之地，属共和县。进盆地的第一夜我们就住在国营倒淌河旅社，十几个人的大通间，一个不死不活不热不冷的土火炉，只发给二个煤饼。被褥是绝对的不干净，还有虱子什么的，大家都是把被褥拿开，和衣而卧地或坐或睡在光炕上。不到半夜，煤饼就烧完了。几个长走这条路的人叫上我一起去拿煤饼，服务员发现吼起来，大吵一阵后悻悻地回到房里。青海湖边的冬夜好冷呵，但也只能在寒夜里挨到天明。离开倒淌河不久，就看见青海湖了。青海湖，是我国第一大内陆湖泊，也是我国最大的咸水湖。它浩瀚缥缈，波澜壮阔，是大自然赐与青海高原的一面巨大的宝镜。青海湖，古代称为“西海”，又称“鲜水”或“鲜海”。藏语叫做“错温波”，意思是“青色的湖”；蒙古语称它为“库库诺尔”，即“蓝色的海洋”。由于青海湖一带早先属于卑禾族的牧地，所以又叫“卑禾羌海”，汉代也有人称它为“仙海”。从北魏起才更名为“青海”。青海湖面积达4456平方公里，环湖周长360多公里，比著名的太湖大一倍还要多。湖面东西长，南北窄，略呈椭圆形。乍看上去，象一片肥大的白杨树叶。青海湖水平均深约19米多，最大水深为28米，蓄水量达1050亿立方米，湖面海拔为3260米。由于这里地势高，气候十分凉爽。即使是烈日炎炎的盛夏，日平均气温也只有15℃左右，是理想的避暑消夏的胜地。青海湖地处青海高原的东北部，这里地域辽阔，草原广袤，河流众多，水草丰美，环境幽静。湖的四周被四座巍巍高山所环抱：北面是崇宏壮丽的大通山，东面是巍峨雄伟的日月山，南面是逶迤绵绵的青海南山，西面是峥嵘嵯峨的橡皮山。这四座大山海拔都在3600米至5000米之间。举目环顾，犹如四幅高高的天然屏障，将青海湖紧紧环抱其中。从山下到湖畔，则是广袤平坦、苍茫无际的千里草原，而烟波浩淼、碧波连天的青海湖，就象是一盏巨大的翡翠玉盘平嵌在高山、草原之间，构成了一幅山、湖、草原相映成趣的壮美风光和绮丽景色。青海湖的不同的季节里，景色迥然不同。夏秋季节，当四周巍巍的群山和西岸辽阔的草原披上绿装的时候，青海湖畔山青水秀，天高气爽，景色十分绮丽。辽阔起伏的千里草原就象是铺上一层厚厚的绿色的绒毯，那五彩缤纷的野花，把绿色的绒毯点缀的如锦似缎，数不尽的牛羊和膘肥体壮的驄马犹如五彩斑驳的珍珠洒满草原；湖畔大片整齐如画的农田麦浪翻滚，菜花泛金，芳香四溢；那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青海湖，好似一泓玻璃琼浆在轻轻荡漾。而寒冷的冬季，当寒流到来的时候，四周群山和草原变得一片枯黄，有时还要披上一层厚厚的银装。每年11月份，青海湖便开始结冰，浩瀚碧澄的湖面，冰封玉砌，银装素裹，就象一面巨大的宝镜，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终日放射着夺目的光辉。青海湖以盛产湟鱼而闻名，鱼类资源十分丰富。很值得提及的是，这里产的冰鱼较为著名。每到冰季，青海湖冰封后，人们在冰面钻孔捕鱼，水下的鱼儿，在阳光或灯光的诱惑下便自动跳出冰孔，捕而烹食味道鲜美。青海湖中的海心山和鸟岛都是游览胜地。海心山又称龙驹岛，面积约1平方公里。岛上岩石嶙峋，景色旖旎，自古以产龙驹而闻名。著名的鸟岛位于青海湖西部，在流注湖内的第一大河布哈河附近，它的面积只有0。5平方公里，春夏季节却栖息着10万多只候鸟。青海湖岸边有辽阔的天然牧场，有肥沃的大片良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里冬季多雪，夏秋多雨，水源充足，雨量充沛，对发展畜牧业和农业有着良好的条件。早在遥远的古代，这里就是马、牛、羊等牲畜的重要产地。青海湖一带所产的马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出名，当时被称为“秦马”。古代名著《诗经》曾描写过“秦马”的雄壮和善驰。以后，隋唐时代，这里产的马经过与“乌孙马”、“血汗马”交配改良，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良马。它不仅以神骏善驰而驰名，而且以能征惯战而著称。中国古代的两大神话体系，一是蓬莱神话(如八仙过海等)体系，诞生在山东所对的东海；一是昆仑山神话体系，这个神话体系中，主神是西王母，辅神众多。像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神话，甚至像白蛇传、西游记中的神话也无不属于昆仑这个神话体系，这是东方能够和西方古希腊神话媲美的神话体系，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唐人李商隐诗曰： “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中的阿母就是西王母，说她就住在海心山上。然而这一切已经成为了历史，今天当我从西宁出发沿着湟水奔向德令哈时，我看到湟水静静地流淌，羊群在缓缓地移动，有人开着手扶拖拉机在耙地，这一切似乎平常得很，然而这平常的景象却是历史上这块土地上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翻过4451公尺的橡皮山，第二日下午经过茶卡。茶卡，蒙古语，意为“盐海”，茶卡盐池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东北隅，为一典型的氯化物型盐湖。该盐湖为天然结晶盐，晶大质纯，盐味醇香，是理想的食用盐。因其盐晶中含有矿物质，使盐晶呈青黑色，故称“青盐”。初步探明的储量达4亿4千万吨以上。茶卡盐极易开采，人们只消揭开十几厘米的盐盖，就可以从下面捞取天然的结晶盐。开采过的卤水，几年之后又重新结晶成盐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较大规模开采已有230多年的开采历史，最早可推到秦汉时期，如果从清乾隆二十八年颁布盐律由政府开采算起，迄今也有200多年历史。行销全国近20个省（区）市及香港、台湾等地区，出口日本、尼泊尔、中东等地区。第二天住希里沟，还是一样的旅社，一样的大通间，一样的挨冻。第三天晚上半夜，又冷又累又饿的我在迷迷糊糊中听见人说：到巴音河了。500多公里走了近30小时，平均速度不过20来公里，可见当时要进盆地是多么艰难，车走的是何等的慢。一来是路况不好，全是碎石路面，而且坑洼多，槎板路多；二是车不好，当时国家不出产轿车，都是用货车改，所以力量小跑不快。当晚住在巴音河电厂，是农场（当时叫公司）的下属单位，对我们很好，做了热汤面，睡的客房也十分热和，三天了，终于美美地睡了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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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9283247 工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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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帖子很宝贵,不能下沉！本人想知道：1961年，鄱阳湖第五劳改农场的生产干事？姓林，福建漳州诏安人。如今在哪里。请知情人、好心人帮忙寻找。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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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江西第五劳改农场，1961年，劳改人员名单。
本贴发自手机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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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5357910 工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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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您好，我也想知道查查香卡农场的事情，我爷爷刘祥征本文内容于
19:56:25 被小编a3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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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894246 工分: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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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就是1958年从宝鸡去青海找的工作，先在石油2公司？待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去了茫崖亚洲最大的露天石棉矿工作到1972年我一岁调回了家乡宝鸡。以前经常可以听见父亲给我们弟兄讲在那的日子，和绿洲遗老讲的差不多，一个疯狂的年代、一个可怕的圈子，恶劣的环境、食物的匮乏，再过多少年会怎样记录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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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您好 我想问一下你知道查查香卡农场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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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请问可以查到具体哪个人在哪个农场么？有事相求，可以的话打这个电话，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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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石毓城后在赛什克农场教书，当过我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是我哥哥的班主任，他是一个令人敬佩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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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2637423 工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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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石毓城后在赛什克农场子弟学校教书，他曾今是我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教过我的体育美术等课程，同事又是我的哥哥的班主任和姐姐的老师，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长者，他的言语和漂亮的钢笔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爱人当时也在农场的，搞财会，我印象中他们一家好像在76年之前回到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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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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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卩可女马亻尔
在第28楼的发言：&以下是引用蓝卒子
在第23楼的发言：&以下是引用盖世豪侠
在第21楼的发言：残暴的狱卒
不是狱卒残暴
那是什么？有人打了你，你认为是他的手想打你呢，还是他的大脑想要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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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蓝卒子
在第23楼的发言：&以下是引用盖世豪侠
在第21楼的发言：残暴的狱卒
不是狱卒残暴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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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2191269 工分:6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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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gun5205
在第24楼的发言：别光说人家资本家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一样……同意，，都是这样过来的，这个不能因体制而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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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2259921 工分:60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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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我的老部队铁道兵7师在修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我的同乡老战友一同去了一趟格尔木。7月份内地正是大伏天35度以上，上午10点钟到达西宁火车站就住在火车站右侧的旅馆。老战友还在部队服役我们都有准备，带绒衣绒裤6点钟起床去赶6.30分汽车去格尔木。我们把绒衣绒裤都穿上一出旅馆脸也没洗（旅馆不提供热凉水），外面洗脸0.3__0.5元两碗左右，当时农村一天收入也不到1元钱，算了也没卖饭的，饭也没吃。当过铁道兵的人这都不算什么，在河北6点天已出太阳了可这里还是黑夜，就像过冬天一样冷，路上行人很少，稀疏昏暗的路灯也没几个，走15分钟左右总算到了长途汽车站。买好车票上了车6.30分准时出发，8点钟太阳才懒洋洋的出来，我们空着肚水都没喝一口开始进格的旅途......9点多在煌源吃了早饭罐了杯水又继续前进，10点左右天热起来把绒衣裤都脱了，继续走温度继续升高，汗也开始流了水也喝光了，又干又热的风好像要把人烤干了。中午在不在不记什么地方吃了午饭，汽车死劲的开也只能跑70公里，发动机都变声音。晚上8点钟太阳还老高到茶卡不走了，吃了点饭住下了旅馆。停车场机呼全部是军车，听说要放电影晚10点西边还火烧云满天。那时年青坐一天车也不觉累，有继续武装好绒衣绒裤全穿好。10点开始两部电影看到第二天2点多才睡觉......我第一次感受到高原一天四季的变化，这正是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捧着火炉吃西瓜情景：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祖国啊你的疆土太辽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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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558532 头衔：地下裁判团预备队员 工分:5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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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是个坏人进来会更坏，好人进来会变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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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光说人家资本家的原始积累是血淋淋的，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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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302898 头衔：雷霆铁狱第一警 工分:33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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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盖世豪侠
在第21楼的发言：残暴的狱卒不是狱卒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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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18139 工分:2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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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暴的狱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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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1020607 工分: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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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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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号：490707 工分: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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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不错，就是次序有点乱。王明迪我在95年见过，不到一米六的小老头，有一只耳朵残疾，他自己说是在青海冻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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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人员人犯了事，犯了罪是应该受到惩罚的，这是正理，一个人必须为他所犯下的罪过付出代价。一分罪过，一分惩戒。十分罪过，十分惩戒。这就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最最简单的和正确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服刑期满就应该放人。翻开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可以看见有刑满释放这一条，刑满了就让他回归社会，在社会的邦助和监督下完成真正的回归。可在我们国家则不然，从1949年到1983年的卅多年中，我们实行的却是让刑满了的犯人，继续留在劳改单位，作为继续被控制、被利用的留场就业人员使用。纵观我国留场法规的演变，从1954年的不放（要求罪犯刑满释放后多留一些在劳改单位就业、少放一些到社会就业的原则。）到1981年的刑满人员一律释放回捕前所在地。从这个法规本身的变化，也就是它从违法、违反人性的状况向合理合法的途径变化。也可以看出这个规定的荒诞和无理。至于1964年开始执行 “四留”、“四不留”的留放政策：（“四留”是：改造不好的；无家可归又无业可就的；家在边境口岸以及靠近沿海沿边的县和大城市的尽量留； “四不留”是：改造好了的；家在农村（包括大城市郊区）；家中有特殊需要（如独生子女）和本人坚决不愿留场的；）事实上并未怎么执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正常的就业安置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甚至对不符合条件的刑满人员实行强制留场，同时还在就业人员中实行划分“四种人”的政策（即“四类分子”，按家庭成分、原判罪行、现实表现等分别戴地、富、反、坏分子帽），统统划入了“牛鬼蛇神”系列。依旧是专政对象，政策规定一律由原劳改管教部门管理，规定凡被划分为地、富、反、坏分子的就业人员属于专政对象，不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更有甚者，个别的是连工资也停了。说劳改犯刑满留场是计划经济时代为解决刑满人员就业困难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和政策，实在是一种托词。有的人家在农村，哪需就业。有的人垂垂老矣，他只想叶落归根，回到老家等死。一不要就业，二不会再犯事了，为什么要留下来呢。如试验站当时的赵宪绎就是六十多的老汉，哮喘吁吁，也是不准回山东的。至于说改造好了的就可回去，这实实在在是一个没有标准的事。改造好了的标准是什么？改造好了的标准由谁说了算？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刑满就好了，就可以回归社会了。不是的，虽然你是服满了刑期，但政府并没有说你就改造好了，就可以放心的让你回到社会上去。因为政府知道监狱不一定会把人改造好，劳动只不过是改造的手段，效果如何，那可是因人而异的事。你的有期徒刑满了，但你的就业人员生涯可才刚刚开始。就业单位没有人看押，但还有队长，还有管教，还有年终总结，还有冬训，还是一群被管着的人，你和犯人一样的住大屋睡通坑（帶有家属的除外）。为了‘杀鸡骇猴’，让就业人员好好干活，冬训总结会经常同‘公审大会’连在一起开。找出几个典型，历数他们的反动言论罪、反动思想罪、‘不认罪’罪，或者反革命小集团罪、破坏生产罪后，判上个三年五载的刑期，来个二进宫。你还有什么可说，你只能在这苦寒荒凉的地方呆下去。你人生的意义也就是活着，活着就是劳动，劳动就等着收工。熬过了今天的收工，再熬明天的收工，如此而已。农场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封闭的小社会。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社会分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在现在的社会里，最吃得开的是官员，是有钱的老总，是有能力、有技术、有知识的‘白骨精’。而在劳改队里，在职工中，你最好是有一技之长，木工、泥瓦匠、养牛、赶车、医生……都行，没有技术，但年轻，有体力、能干活也可以。千万不要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小知识人。你干不动活，干不好活，那就只有受欺侮的份。在试验站我就见过一个姓韩的职工，是江苏人，有点小文化，老实又不会干活，所以经常受人欺，偷他的东西，干活给他分不好干的，比如说割麦子，就把石子或马剌（一种有刺的野草）多的地分给他割。他遭人整怕了，偷怕了，所以出工时他总会带上他的全部家当。胸前挂着马蹄闹钟，肩上斜挎两个装衣物的大包包，还有一个可以装一斤多东西的大塘瓷缸。衣服是襟襟吊吊，全身披挂。走起来‘手舞足蹈’。 走在这支破衣烂衫的饥饿队伍里，他是更显突兀。不知者觉得滑稽，知情者则倍感心酸。吃饭用大缸缸，还是从当犯人时养成的习惯，为的是能装得下尽可能多的菜汤或稀粥。因为在六零年前后，在国人的心中，有饭吃就能活命，所以大家是将饭具看得如同生命般重要的。一个尽可能大的缸缸不仅实用，而且在精神上对于长期饥饿的肠胃实话是个慰藉。走在出工的路上，听吊在腰间的饭具叮当作响，可是美妙的很的交响曲。在农场，优先考虑的还是生产，还是劳动力。所以每当犯人刑满释放时，中队、大队上报的意见都是留下来。《青海省志&#8226;劳动改造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记载，青海省仅1978年留场就业的有48877人，为同年在押劳改人数的3.9倍。有这样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所以当年的劳改产业是十分地兴旺发达。另一面，大多数刑满后的人倒还愿意留在劳改单位。说来也是，犯人刑满后首先想到的是回家看看，回家一看之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回来了。道理很简单，也很直接。因为当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他们回去无异于自讨苦吃，有管制的要受管制，没有管制的要受歧视。何况民以食为天，回去后的生活来源在哪里？去挣那每天毛八分钱的工分，生产队还不要你。远不如回劳改单位，老鸦不说猪黑，彼此彼此，都是二劳改。何况在青海还有40多元钱的工资，回老家农村摆谈起来，羡慕的人还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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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碱地改良工作组1965年春天，农场的“四清”还没有结束，我还被卦在那里下不来。“四清”开始不久，王权才就断章取义地歪曲我在平时业务会上说的话，说我说“资本主比社会主义实事求是“，”资本主义要比社会主义好“。当时科里研究种子工作，我在谈及国外的经验时曾说过；”资本主义国家在培育品种时是实事求是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种子制度比我们的先进“。他这一改动，当然就有问题了。试问，如此反动的话，以我的身份我敢说吗？说了怕当时就脱不倒手。明眼人是一看就清楚的事，当时却让我下不来。一是科里就王家寿、陈参根和王权才三个党员，他的话谁公开去反对；二是”四清“工作组本来就是来整人的，他们正好拿我作对象。我记得是三月中旬吧，李汝泌经理叫我去他那里。我去后，他要我和王维钦去省上的盐碱地改良工作组配合工作。我就把科里“四清“的情况说了，李经理说：”那些事你不要管，我给他们说就是了。下午，你就参加见见省上来的人，听他们介绍。“我一听李经理的安排，有如天降纶音，终于从‘四不清’中解脱了。青海省盐碱地改良工作组是由省科委牵头的跨单位工作组，组长李钦榜，他是省农林科学院土肥所的，西南农学院土壤农化系1956年毕业的，和王维钦先后同学，比较熟。四川绵竹人。组员有省农林科学院的陈德林（四川乐山人，省农科院土肥所，青海农牧学院土化62级）；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张伟成（北京农大娄隆後的研究生，57年挨了后来青海，上海人，平反后调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陶诗清（湖北人，武汉大学生物系，1962级）、黄国宝（不到二个月就调走了）；省水利厅水利科学研究所的陈发义（陕西人，西安交大60级）、杨学良（湖南省人，水校）；海西洲农科所的魏纯武（湖南，水校）；农场是王维钦（贵州贵阳人，西南农学院土化55级）和我。盐改组的工作范围是一、二、三大队之间的盐碱地，以硫酸盐盐碱地为主，地下水流向南山，有较好的排水出路。面积约4000亩。任务是研究出一整套改良技术和栽培技术。张伟成、陶诗清分工研究小麦的盐碱生理，陈发义、杨学良、魏纯武做排水系统设计，陈德林、李祝山研究水、盐动态，我和王维钦搞盐碱地上春小麦的丰产栽培技术研究，李钦榜全面负责。李钦榜、陈德林、王维钦住二大队。我、张伟成、陶诗清、陈发义、魏纯武住一大队耕作队。我在盐碱地改良工作组共四年，从1965年春到1968年秋。在这四年里，盐改组的同人相处的十分愉快。我们分工合作，个个都十分认真负责，任务完成的好。由于来自不同的单位，既无历史恩怨，又无利害冲突，更不必像在单位时你防我、我防你的不敢说心里话。在盐改组里大家都心情愉快，说说笑笑的工作。特别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起，各地方、各系统、各单位的运动都搞得很历害，人斗人，人整人，武斗频繁，人人自危。盐改组则超脱于运动之外，只参加住在单位学文件，具体到运动则采取壁上观，尽可能回避，以免得罪人而不利工作。场部附近的盐改搞了三年，顺利完成任务后，于1968年起工作转移到尕海。尕海的盐碱地既有硫酸盐盐土，又有氯化物盐土和碳酸盐盐土，地下水排水不畅，改良难度大大增加。所以改良方案也从无排水灌压改为竖井排灌。打井抽出地下水由排水渠排走，水质矿化度低于1克升的还可以直接用于灌溉。工程量增加了，工程技术人员也大量增加。原来的张伟成、陶诗清、王维钦退出了，我也只参加了一年就去了尕海“五七干校”。先后参与尕海盐改的工程技术人员有水利厅的周继昌、李恒茂、王玉生、农场的陈彦昭、陈福祥、程森离，农科院的刘华玉。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竖井排灌”也获成功，这个项目还获得1972年全国科技大会二等科技奖，可是领奖人却是程森离他们，而作工作最多的李钦榜、杨学良、陈德林他们却都与此无缘，那有什么公平。1965年夏天，因母亲生病，我就请假回了一趟四川看望母亲和碧仙母子。待母亲病情好转后，我和碧仙、良儿一同回到德令哈。不料这次见面却是我和母亲的永诀，1966年5月母亲因病故世，享年56岁。她的一生是苦难、磨难和灾难的一生，没有过过好日子，没有享过福。幼年丧父，青年连丧兄弟三人，三十丧夫，中老年又备受共产党高压政策、运动斗争的残酷折磨，在病疼中去世。我是一个不孝之人，五七年的“右派”对老人家的打击实在沉重，我实愧对母亲。人常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八十年代以来，我的处境好了，条件好了，可惜老人家早已离我们而去。初上泽令沟泽令沟分场是1958年开建的，建成后有四个大队，近6万亩土地。可惜泽令沟分场地处野马滩，海拔在3200----3300公尺，气候条件极差，远不如总场这边好，只能生产青禾。还不能够年年保熟，是一个十年四不收的地方。产量也不高，条件好的丰收之年，总产也就是个五、六百万斤，和一、三大队差不多。我记得日，德令哈地区遭霜冻灾害，重灾区泽令沟粮食减产4至6成。 还有一年的8月18日-26日,德令哈低温霜冻成灾,戈壁乡147.8公顷小麦减产50%,饲料减产23%-24%,77.67公顷豌豆颗粒无收.17.33公顷油菜受重灾,泽令沟的豌豆、油菜、洋芋(马铃薯)、麦类亦受重灾. 但是，在当年大开荒的思想的要求下，不要说泽令沟了，就是基本没有农业生产条件的果洛，盐碱滩上也在办农场，谁又能说什么。这种与天斗，盲目垦荒破坏草原、不顺应自然的做法，自不会久长，所以到七十年代还是撤场还牧，返建为草场了。为了解决泽令沟的种植技术，试验站早就派王兰光去那里去建了个分站，专门研究那里可以种什么，什么时候种，栽种技术和耕作制度。并已取得实效，提出了整套生产技术。我到生产科后，场里又派我去泽令沟，进一步总结完善泽令沟的种植技术。我先到王兰光那里，抓紧时间把总结搞了个初稿。第二天一早就到分场去找王*钦，要把周*华托我带的信交给他。谁知我沿着水渠往南走，怎么也看不见一点点房子的影子，更不用说应该有一片房屋的场部，而且连一个人也没看见。后来才知道，泽令沟分场要到十点半才上班，所以没有人。分场住的是地窝子，所以在地面上是看不见房子的。一直要走到跟前才看见有房顶。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地窝子，才知道他们都住在地下。泽令沟农场太冷了，所以分场的人（包括犯人、职工）都是在地窝子里办公、住宿。地窝子是一种在高原地区较简陋的居住方式，挖的方式比较简单：就是在地上挖个二米深，二十平方左右的长方形大坑。在上面横着担几根碗口粗的树干，再用芦苇把子并排码放整齐。上面铺上一层麦草，然后糊上厚厚的草泥，四周墙面也会抹一层草泥，风干后再刷一层白灰就成了。宿舍要小点，挖上十个平方也就可以了。从门到地面是一米多宽，四、五米长的斜上坡走道，有的还会在房顶中央开个小天窗，白天就可以不用开灯。屋顶还要用旧报纸糊一层顶棚，以防从房顶上面往下掉土。有时半夜醒来朝上一望，竟然从屋顶露缝中能清楚地看到天上闪闪烁烁的星星。好在那时盆地非常干旱，从来不怕漏雨，但几乎天天刮风，所以每天早晨，大家的脸上嘴里都是沙土。地窝子尽管简陋，但却是我们农场人初来乍到时的藏身之地，泽令沟人想起在地窝子度过的岁月，至今依然感觉那么亲切，仿佛昨天刚刚才搬出来。”地窝子，冬暖夏凉，有很强的抗击恶劣的自然条件的能力，特别是抵御寒冷和风沙，但通风较差，生活在地窝子里虽然说不上舒服但也还凑合。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农场、生活条件差，物资十分匮乏，没有建房条件的时候。地窝子，在这个高寒，风沙大的盆地简直就是一个天才的发明。也是农场人给自己建造的家，更是他们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杰作。地窝子的顶部与地面在一个水平面上，或仅略高于地面，覆盖在地窝子上面的泥土与大地一色，你若不是走到地窝子的跟前，你是很难发现这地下还有房屋。遇上下雪天，天地一色，四野茫茫，更是如此，外来人更是不好找。泽令沟的地窝子，相隔两、三米又会盖一间，一间一间、一排一排地不断延伸，分为场部办公区、宿舍区和家属区三大片。外来的人夜间很容易走上人家的房顶，被软乎乎的房顶今吓你一跳。老乡们放牧的牛、马、羊偶尔也会跑到地窝子顶上，泥土与芦苇把子承受不了他们的重量，踩穿房顶的事就时有发生。一个漆黑的深夜，一群来自老乡的“野牛”不知不觉的走上了一家地窝子的房顶，一条牛腿陷进房顶里。主人一看，从天而降的一条牛腿，真想一刀割下来享用一番。那时，虽然住的是地窝子，点的是煤油灯，吃的是窝窝头，喝的是苦咸水，还很少有新鲜蔬菜，但老农场人没退却!没气馁!没埋怨!他们领着犯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从地窝子，到干打垒，又到土坯房，最后农场职工又住上了红砖房。谁敢说德令哈今天的繁荣没有我们付出的一份辛劳。当然，犯人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为盆地建设尽了力。社会在前进，时代在进步，祖国在昌盛，边疆在繁荣。但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每到酷夏严冬，住过地窝子的人还是难免会想起那冬暖夏凉的地窝子。每当我想起地窝子，回忆起泽令沟人生活在地窝子里的情景，心中都会对那些他们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无私的情怀油然而生敬意。可惜泽令沟农场早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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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训冬训是劳改单位年年都要做的事，通常是由总场根据劳改局的文件，下达当年的冬训安排。各有冬训任务的单位，要制定冬训方案，成立冬训领导小组，建立冬训制度，落实责任，抽调专人具体负责冬训工作。冬训的时间是三个月，犯人和就业都要搞，大多是在晚上进行。冬训年年搞，方法千遍一律。第一阶段是学文件，读报纸，认清大好形势的是形势教育；第二阶段是互相揭发，人人过关做检查的认罪服法教育和劳动教育。动员和组织罪犯联系自己的犯罪事实，深挖犯罪根源，查犯罪危害，批判不认罪的思想和表现。劳动教育主要是对犯人讲解社会发展史，使犯人树立劳动观点，争取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新人。最后阶段则是做鉴定结论，兑现惩罚。冬训是由教导员和管教员负责。常由教导员做冬训运动的总动员，讲解形势，提出要求，大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要犯人认罪服法，好好劳动改造。号召每个人都行动起来，交待自己的余罪，说坦白可以从宽。还要大胆揭发检举，说立功可以受奖；这些话犯人们已听得耳朵都起了茧子，早都无动于衷了。而事实上冬训实际就是以“惩罚和改造罪犯”为宗旨的犯人整犯人的整人运动。冬训要过几关：认罪服法关，就是脱裤子割尾巴----痛批自己的罪行，深挖犯罪根源，交待思想，交待余罪。而所谓‘交待思想’，又是一种死缠烂打的革命形式，让你反复检查，反复交待，总有逮着你‘尾巴’的时侯，逮着了好整你。犯人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在冬训中表现最出色的当属那些历史反革命们，一个个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而刑事犯在”冬训”中交待犯罪根源时，往往都是一句话：”我有罪，我偷了二个萝葡，一个南瓜！我有罪，我……。“这些犯人，除厉史反革命和右派外，多数文化不高，还有不少识字不多的农村人。只因被‘冬训’时间长了，饱受政策教育，在耳提面命的教化之下，顺应能力自是大有提高。每逢冬训之时，为争相表现。自然要翻肠倒肚地表态。其态度之诚恳，其语言之卑下、其内涵之丰富，凑到一起实在极为可观。在监狱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有些人为了立功赎罪、争取减刑，有些人为求自保。他们会不择手段的整人，无中生有的诬陷。断章取义、移花接木、造谣中伤等等花样都在冬训中大行其道，让人防不胜防，人人自危。这正是政府予计的场面，越乱越好。在干部们的思想逻辑中，首先认为党处理你们是正确的，你就是有罪。第二，即使有个别处理不当或个别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这儿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第三，这儿是执行单位，我就代表政府，我就是政府，谁闹事惩处谁！在劳改单位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子事。说起来似乎有点在理，但实在是牵强，经不住探讨。也掩饰不了监狱是对罪犯实施报复和惩罚的专政工具。它永远是黑暗的、可怕的。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古人说要存天理灭人欲，这在监狱里是行不通的。 我在农场似乎看到了一条规律，在被改造的一方日盖奴化，越来越成为政府希望的贱民的同时，另一方则变得越来越凶残暴虐。这应当说是二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日皆进，共同提高，怎么能说是把人改造好了呢？第二关是要解决对劳动的认识，要犯人们认识劳动最光荣，不劳而获最可耻，不劳动是万恶之源。要你谈对劳动的认识，要你总结这一年在劳动中的表现，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故。这又是要你表态，要你从灵魂深处去反省对劳动的态度。经过常年“脱胎换骨”改造的犯人都知道这一套理论，劳动对犯人来说虽然说不上光荣，但可以“赎罪”，可以脱胎换骨，可以重新做人，这些都是劳改队最基本的一课，最基本的常识。没有基本意识，就没有基本生存的意念，你就离死不远了。其实，劳动也最现实，不劳动者不得食。对于犯人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活着就是劳动，劳动就是日子，日子就是明天，明天就是活着。这是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后的认识，是有关人性的普遍知识。冬训中，要整顿监规监纪，为了杀鸡警猴，总会弄几个人出来作反面的典型，或批判，或斗争，或加刑等等，无不有如演戏，是演出来的。犯人嘛，你本就有罪，再给你挑几条罪，再给你加几年又有何难。因为我们的国家总是一反常态，从来都是实行的‘有罪推定’呵。给他们定什么罪，加多少刑，都是人为努力的结果，也是立功的机会。当然，总结中也会树立出几个改造的好的正面犯人，以佐证劳改政策能使‘坏人变好人。因为需要，完全是塑造出来的典型，岂能当真？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即便故事为真，其人的教育成果也不过多个顺民而已。罪与罚现在而今，疑犯如果对法院的判决不服或有异议，可以提出上诉，也会有律师来为你打理，为你辩护，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放在解放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他老人家可是大开了一番杀戒，是杀了一些“不杀不足以平民喷的阶级敌人”的，那时可以由几个人就组成“临时法庭”来实行“审判”或“公判”，区上的一个小公安员（连级）就可以小笔一挥，判人生死。1955年那人曾说：“不要轻易杀人，脑壳不是艽莱，割了是长不出来的。”所以稍有松动。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对反革命手软。代表着人民，代表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检法自是恶性澎胀，唯我独大，唯我最最正确。只要你犯在我手里，只要国家需要或形势需要。我们搞的“有罪推断“就是战无不胜的法宝，你就跳不出如耒佛的手心了，判你有罪是何等容易积多年被改造之经验，受耳濡目染之教化，犯人们也得出了几条深切的教训，统称之为三个不要。一是不要心存侥幸，只要是捉进了公安局大门人都是要判刑的。你可以不知道谁要抓你，为什么抓你？不会有人向你解释，但必须知道捉你是革命需要。你必须写书面‘交代’。交代什么呢？当然是‘罪行’，交待了，判刑的过程才走得完，他们才会功德园满。你若是申辩自己无罪，却没人会听。因为“有罪推定”的观念，在办案人员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一个人一旦被指控有罪，就被想当然地认定为罪犯。你看很多司法办案人员，他们在办案中经常对犯罪嫌疑人发出这样的问话：“你要不是犯了罪，怎么会抓你来？”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认为，有罪口供是证据之王，无罪的证据，不足以推翻有罪的证据，从而可以认定一个人有罪；重视有罪证据的合理性，轻视其不合理性；重视无罪辩解、疑点证据的不合理性，轻视其合理性，导致审查方向和重点出现偏差。这就是现在的司法环境，60年未一直如此，只不过在号召”无罪推是“的今天，好了一点而已。二是坚决不要上诉，不要翻案，连想都不要去想。你上诉就是反抗，就是与人民为敌，就是不认罪服法。与人民为敌，决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尽管法有明文，说你可以上诉，但那也是名文，有名无实之文，那是陷井，你相信它是会吃亏上当的。就有如今日之大法说你有言论自由，你试试，你的帖子就可能发不成。要么不够ＨＳ，要么有不当言论、商业语言。你想啊，你一上诉，公、捡、法若干人等的辛苦努力岂不白忙活了，那他们的奖金福利、仕途前程呢？这些都和获刑人员挂靠在一起的，你要上诉，想翻案，岂不有损办案人员的咸望和形象。所以不要自讨苦吃，不要上诉，上诉必加刑，学聪明点。三是不要希望获得同情。监狱里也不公平，也有牢头狱霸。监狱里也有斗争，也是你死我活地在斗。天天斗，其乐无穷。你也要学会生存，学会斗争，学会保护自己。至于惩罚，监狱里也是花样多多。通常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有明文的，一类则是无法无据可依的思型。罚有明文的在以下几种：一个是罚站；另一个是加戴戒具，再严重的就是关小号、关禁闭。罚站是不需要手续的，管教们随时都可实行。时间长短也没法说得清的，要看狱警心情和你的表现。二是加戴戒具，就是手铐脚镣什么的，戴戒具是要经过大队批准。按你犯事惹事的大小，用不同型号的给你戴，总要让你服服帖帖。关禁闭又有大号和小号之分，顾名思义，大号大点，你可以在里面睡觉和走动；小号小点，我在三大队看见的是一个1----2平方的玩意儿，房子不房子，笼子不笼子的，进去绝对不会舒服。听说现在还有电警棍，那是科学昌明的产物，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不过关禁闭得经过场部管教科批准。那还不好批，一报准批。至于第二大类的惩罚手段，那是各不相同，花样繁多的。比如说打，监狱里明文规定不准打人，是的，可以不打，因为有比打你几下更好的办法。更何况真要开打，也用不着队长们辛苦，自有同类人员代劳。而被打之人也只能在心里念叼；“箕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了。狱警确实“不打人”，但有比打人更厉害的招“治”你！当然，也有打出事的时候，三大队四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就因打出问题而被开除，被判一年。就我所见所闻的常见，略说几种：罚跪、顶碗、冬天淋冷水、夏天喂蚊子、喷气式之类。至于更另类的，不说也罢。因为有人不会相信。我就见过一位，*先生撰文说：“我国监狱坚持依法对罪犯进行惩罚、教育、改造“；“眼见为实。因为工作关系，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组织犯人脱盲考试开始，我多次到过监狱。我感觉，无论是管理还是伙食，总体都不差。特别是很多警示教育强调的所谓伙食问题，应该说绝对没问题。“而我要说的是，我说的是八十年代以前，尔后当有所改善吧。再者，当你真正失去自由的时候，监狱的可怕之处和威力才会尽显无疑。狱警是管理犯人的人，而犯人是接受惩罚和改造的人。在这样两个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地方，矛盾是绝对的。监管体制、监管制度以及监管干警的本身素质是否能把一个犯人改造好，实话没把握？所以有人说：监狱是个坏人进来会更坏，好人进来会变坏的地方。可能有过激之嫌，但现实如此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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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我们农场电影院，又称“礼堂”，现在都还在，房顶上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几个字也还在大放光芒，建造于上世纪1965年的它，算起来也有四十多年历史的‘文物’了。电影院从前面看外表是个假二层的，看上去既土又老，可它历史悠久，宽敞适用，是农场人心中的最爱。近六十年来，虽然没了穿龙袍的皇帝，但皇帝的思维模式依然存在，只是被包裹上了现代理论的外衣罢了，这种新形的专政体制，在理论上就是众所周知的对阶级敌人的“舆论一律”。中国晚近发生过的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在“舆论一律”的思想控制之下发生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人们基本上没有自主的娱乐机会，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也不普及，短波收音机更难买到，如果你敢听听外面世界的声音，很有可能会被以偷听敌台罪给抓起来。因为在当时，凡是非我党的声音，非*式的理念，都是反动的东西，是统统不能看，不可以听的，一律打倒。能看上一场电影，就算是一项重大活动了。所以在那个农场职工精神生活十分单调的年代，电影院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无论是放电影、文艺演出或是开会，那里总是十分热闹，聚满了人气。电影院就在总场场部正对门，它与商品站、加工厂、招待所毗邻，平时也是十分闹热的地方。有时就在礼堂门口放露天电影，场场都是暴满，连银慕背后都是人。每每开场时，电影院大门前的人可真多，连场部附近的大队和直属单位的人都要来。我在试验站时也常常跑去看电影，一听说有电影，骑上自行车就跑。电影院门前的场地到处都是塞的满满的自行车，散场时人群更是摩肩接踵，拥挤不堪。文革时是中国人娱乐活动的饥荒年代。在中国大陆的银幕上，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没有政治问题的以战争为题材的电影，如《地雷战》、《地道战》和“八个样版戏”，还有一部由浩然的小说《艳阳天》改编成的电影。所以后来人们讥评说：当时的中国只有八部电影和两个演员----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就那么几个“样板电影”一统天下，这一统，就是十年。文革后期，才偶尔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也只有苏联斯大林时期的老影片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即使以当时的标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实在不怎么样，同这个国家的香烟味道差不多（当时中国唯一的进口烟，阿尔巴尼亚还债的）。但对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那种文化生活枯燥的人来说，来者不拒，从没有厌倦之感。可还是会去看，看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几乎是连台词都能背下来了。又为啥无数次去看《列宁在1918》；而其中的有些人，只是为了看这部苏联旧片中十几秒长的芭蕾舞《天鹅湖》片断。犯人看电影就在大院里，大致要一个月才轮到一场电影看，看的电影和社会上差不多，社会上能放的犯人院里也能放。放电影了，犯人们自带小橙按队坐好，也是规规矩矩的看。在寒冬看电影实话难受，手脚冻麻了，搓搓手、跺跺脚，但没有人肯提前离去。所以犯人看电影都要把能穿的衣服全穿上，以抵御严寒；夏天又要受蚊子骚扰，即便如此，大家仍对看电影大有兴致，毕竞是文化生活呵。多年过去了，但看电影时的疯狂却还深深留在脑海里。那时候因为形势的需要，电影院也担负着宣传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任务，电影放正片前一般都要放一些最新的纪录片，称之为“新闻简报”，人们通俗为“加演”，有时候会放好几段。在林彪出事后，由于在林立果他们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提到了“山本五十六”这部日本电影里的 “联合舰队”、“江田岛精神”等等。不知是为了有利于批判，还是另有什么更深层的用意和玄机？倒是随着邓公复入中枢(1974年)，突然在正规影院放了军“军阀“、”山本五十六“等供内部参考和批判的三部日本电影。反正那真是一次“文革”中难得的“眼福”：超宽的银幕、多彩的画面、大海、战舰、飞机、缀了勋表的笔挺的洁白海军制服。关于二战的海空立体的宏大场面。那场面，那内涵，一下子就把那呕心沥血的那八个戏比下去了，以致于小孩子们也成天"虎、虎、虎"。后来，我也在西宁的内部场过了眼福，电影散场，我心中感慨地想到：“这才真叫电影呵。”我讲的这些，在八0后九0后听来，有如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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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子弟学校1963----1964年，经场部批淮，我还在子弟学校带过一年半的语文课。由此我和公安部下来的廉英、李英枫夫妇，王翔、李淑芝夫妇，石毓成、熊则坤夫妇，吴夫作、贾正国、牛玉芹这些老师有了交往，他们成了我的朋友。学生还记得两个四川女子，一个是汪*富的小姨子，王明秀的妹子王**，因为有时到王*秀家吃饭，所以早就认识。她考上财校，留在西宁工作了。还有一个是付食加工厂胥*凡的堂妹胥**，四川射洪人，大家都是四川人，也早有往来。这个女子人才好，还在读书就有人追，后来与医院的一个医生结婚。学校规模看上去寒酸，其实大谬不然。我很快就搞清楚，子弟校内部人才的不同凡响，千万不能小看中国西部劳改农场的师资水平。德令哈子弟中学当年只有初中，该校当时一共十几个教工，却是个个大学生，个个有来头。学校真是人才荟萃，群贤毕至，玄机暗藏。他们是右派的右派，反革命派的反革命派，反动派的反动派，一网打尽到青海，真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他们来教书倒也做到了人尽其才，书倒是教得好，教出了好多好多有水平的学生，在海西地区也是大大有名。以后办起了高中，但仍遗风不改，人才济济一堂。又新增加了缴济东、邵山、黄定高及孔军、李中佑、常桂梅、马孝喜这些新生力量，教学质量更是不同凡响。所以有人曾说：如果把青海各场劳改中的相关人员组织起来下面我想引用一些文章来讲讲子弟学校的几位老师：石毓城：“足临天下”撰文对石毓城做了这样的解绍（从行文看足临天下大致也曾是德农人，也在子弟校教过书）。石毓城，当年42岁，1.75米的个头，一口北京话，颇具风趣幽默感。22岁他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被划成“右派”，“流放”到青海一个农场（德令哈农场）“改造”。他那时对“政治”三缄其口，可是聊起天来，往往让四座皆静，他说话慢斯条理，总是若有所思的神情，极富语言的魅力。他博学多才、敬业精神令人钦慕。数、理、化，文、史、地，书法、美术，哪一门课，他都能轻松自如，轻车熟路。当年我初涉教坛，在一所中学里与他共事三年，他是我的良师益友。二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他经验丰富，有极为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的影响很深。他练就了一手绝活儿，上几何课他从不用圆规直尺，信手就能画出标准的几何图形，十分娴熟，而且他站在黑板左边就用右手写字，站在右边就用左手写字，为的是不因身体档着的学生的视线。在抽象的数学例题一步步地板演中，时而念道“山穷水尽疑无路”，时而惊呼“柳暗花明又一村”，他能创造出良好的课堂情境，使学生在轻松愉快中学习。他的历史课俨然一段评书，有说不完的名人轶事，史实经过，现实评说，学术争议都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充满情趣；他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培养，他的复习课和作文指导课，简直就是献身说法，令人顿开茅塞，受益匪浅。闲暇时，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篮球，那时没有更多的娱乐活动，骑上自行车，后面夹上球鞋，一行人就去别的单位比赛，几乎天天如此，他老打中峰，球场上的组织者，或是做场外教导；有时去山里游玩，当然更多的是傍晚，一杯清茶，一付围棋，每每边聊边下到深夜……他平易近人，给人的感觉就象师长，有次他看见我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划了一个大大的叉，就笑着对我说批改作业也要体现老师对学生爱护，对勾可以大点，叉要小点，那种对角线的叉极伤学生的自尊，也有失老师的涵养，虽说是小事却影响了我一生。79年他的右派问题得以平反，他象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逢人便说“我平反昭雪了，祝贺我吧！”，是呀他从20多岁被错划“右派”流落到青海，内心的辛酸、怨压抑是难以诉说的。遗憾的是他离开时，我正在西安上大学，没能为他饯行，他平反后回到了原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一年后担任教务处处长，我们仍不断书信来往，现在他已年近七旬了，每次电话中还念念不忘青海的那段生活。注：不幸他已于日下午16时在北京复兴医院不幸逝世，享年75岁。缴济东，江苏人，1952年毕业后分在公安部管战犯，五五年南京大学要他，他也想回故乡江苏，就要求调动。为此颇令领导者不满，所以1957年这个迂先生也难逃恶运地挨了。但二十年右派生涯并没有让他气馁，更没有让他的性格扭曲，反而越挫越勇、敢批评、仗义执言。在农场多年，他仍然是名士风流，整天与围棋、诗歌、沙士比亚为伴，淡白人生。笑傲人生。科里宋德怀就是他的棋友。平反回公安部后在一研究所工作，一年部里一个代表团访英，成员中有他。一个叫大伟的是这样提及他的：成员中有我最熟悉的缴济东先生，６０多岁，可头发挺好，一副深度数的眼镜架在鼻梁上。最叫人拍案叫绝的是他一刻也不离手的大烟袋，一次能装２５克关东烟。他总是先把大烟袋从嘴中拿出来，再紧接着说一两句英文译的孔子或孟子的语录。老缴是新中国成立前北大英语系的高材生，专攻莎士比亚的戏剧。又加上小时候上过私塾，能背《四书》、《五经》。真是中西合璧，语出惊人。在访英时，一次比尔开车送我们去莎士比亚的故乡，当走到盘山公路尽头，忽然大海展现在面前，红日高挂，海天一色。老缴猛地将大烟袋从嘴里拨出来，低声地吟道：“Break，break，oh seａ.（浪花破碎，啊大海）”这不知是英国的李白还是英国的杜甫的警句，反正惊得开车的比尔口称死罪，纳头便拜。说中国人中藏龙卧虎，真有高人。对代表团越加佩服。当然，十个指头怎么都会是一般长呢？良莠不齐才是世物的常态。农场内部也有很差的学校和老师。*大队小学就有一位老师，是从家属中请的，她实在是误人子弟。教算数的四则运算时，她一反先乘除后加减的运算规则，教学生从前面往后做。当学生算不下去时，她反而说：“笨蛋，不会大的减小门的嘛。”不久她就被下了，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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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产 科“夺权”斗争之后，农场干部来了个大换班，1963年2月，继王权才之后，我也被调入生产科。换班后的书记是李再中（陕北人，13级），总经理、场长李汝泌（山东人、14级，在陕北就搞劳改工作），付总经理杜唐禄（山西孝义、15级，曾任李先念电台台长），杨凤鸣（河北人、16级、中医世家）。干部科科长王洪福，就业科科长王文奎，管教科科长解佩文、焦聚成、吕子荣，财务科科长朱惠明，计划统计科科长姜宣尤，生产科科长赵跃宗，行政科科长李珍，后为徐远明。各分场及大队的领导大多是从部队转业而来的营团级干部，都是非常能吃苦，能力很不错的人，他们是：泽尔沟分场张效英、谭元培；戈壁分场齐汉弟；怀头他拉分场是申士荣、许振洪；一大队先后是赵茂官、孔祥友；二大队是赵志新、郑国良；三大队是刘籍田、岳彩明、曹殿祥；四大队是庞庆元、韩通；五大队是刘先；六大队是李虎生、李增祥（原二大队付大队长）；七大队是陈俊荣。各大队的生产干事依大队次序是白彦纯、戚均俊、时克、吴樟忠、叶企杰、郭力行等。试验站先后是李信恭、王金贵、于文杰、张培吉。修配厂、汔车队先后是何德兴、朱云，技术人员有吉旭、林跃泉、张明发、杨甄。基建工程大队是杨跃彬、任景全。加工厂是李珍、养猪场是陶加。油面电厂是原兰芳、旺尕秀煤矿是甄旭。生产科分为农业组、水利组和畜牧兽医组，是一个有40多人的大科，行业齐备，人才济济一堂。农业组组长王家寿（陕西武功人、武功农校农学专业1956级，曾任德令哈分场场长），组里有王权才、杨尚泽（湖北建始、转业军人，分管工付业）和我；兽医组组长王立国（解放前夕毕业于兰州大学，青海西宁人，是老科长下来的），组员有陈参根（台湾花莲、47年加入解放军，属于解放战争挎过枪，抗美授朝过过江的老资格），杨建中、林惠玲夫妇，一个湖北，一个汕头，都是解放军兽医大学毕业的，还有何才喜（匡光复爱人、后调劳改局）搞财务；水利组是最大的一个组，因为还要搞勘探规划和修水库。组长是陈彦昭，是西北农学院1954年毕业的老水利，陕西周至人。组里有华东工大的史海山（江苏人）和他爱人安景荣（北京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黄开源、黄龙章都毕业于华中水利工程学院。清华大学水利系1960年毕业的宋坚，上海人，后调回上海大学，2006年去世。宋德怀和钱菊芬夫妇（老宋是河南工大的，钱是安景荣的同学）。袁劍霓，湖南人，解放军测绘学院。陈福祥，北京人，也是北京来的。唐惠林，江苏人，无锡水校毕业的。杨华（四川高县人，西北农学院水利61级）。组里还管着一个20多人的勘探队，有沙成珍、荆自中，这些人只是名义上归科里管，但他们另有地方办公。在生产科时，和我相处比较好的有杨尚泽、陈参根、杨建中、林惠玲，还有计划科的汪荣富、廖德修。当年场部的工作人员还有周*、李*昌、张*昆、陈*荣、张*德、肖*金、張*友、陈*萍、张*莲、田*雨、武*荣、任*旭、刘*江、汪*富、刘*、程*先、郑*兴、时*武、黄*中、刘*华、黃*喜等等。司机陈*发给场长开那唯一一辆北京吉普，技术好，也爱车如命。先后的通讯员大卞、王*荣、王*林（后放电影）、苏海。那时的电话全靠人接转，所以有电活室，电活室是朱桂兰、王贵兰。放电影的先后有卢*强、王*林、汤*月、小郭。昔日的德令哈是到处黄沙滚滚、满目荒凉、野狼出没的地方。1954年一批拓荒者 走进了这片荒原，一大批骨干不远千里来到巴音河边开荒造田，发展劳改农业。他们睡帐篷、住地窝子，土炕睡人，土台当桌，他们与自己的爱人、子女同舟共济，艰苦创业，战苦寒、斗风沙，为农场的生产建设吃苦受累，把青春年华献给了柴达木，有的还为这片土地献出了终身，他们真正是时代的好儿女。艰苦的岁月就这样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过去了，一排排、一行行抵御风沙的防护林带奇迹般地出现在这片沙荒地上，一片片整齐的条田建成了，治服了狂风沙暴的侵袭和肆虐，将一个干旱脆弱的生态环境 改造成良性循环的绿洲农业系统。他们带领犯人开垦出近20万亩可耕农田，完成了生产和改造犯人的任务，建成了青海最大的农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衣场人的幸苦换来了粮油的丰收。从54年建场以来，农场年年都要为国家贡献不少粮良，农场人的确为国家做了很大很大的贡献。所以德令哈农场在青海劳改系统中是较有名气的一个单位。全国劳改单位连续两次在农场召开现场会，交流经验。在郝登阁时期，从年农场处于稳步发展，蒸蒸日上，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1959年全年粮食总产近5000万斤，油料自给有余。郝场长曾打算再用四、五年，争取1963年让粮食总产超过一亿斤。可惜，从五九年起因大跃进失败带来的大调整，加之夺权斗争的影响，农场的粮食产量不进反退，到他被害死的1962年全场总产只有3000来万斤了。总收入一直年年亏损到最高年800多万元，差点把这个农场搞垮了。面对我们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家业被毁，谁能不心疼，谁能不痛恨！所以新任场长李汝泌就面临着相当大的压力，必须让干部从‘夺权斗争’中转过来，尽快恢复生产，把粮食产量抓上去。在这种形势面前，生产科的任务也相当繁重。我是1962年被摘了帽子的，57年被戴上帽子叫“右派”，62年摘了帽子还是右派，叫“摘帽右派”。摘帽后给我定的是23级，连技术员也不是，还是助理技术员，比同学低一级。在德令哈拿81.08元，这个工资一直到1978年。我从中寄20元给母亲：寄20元给爱人，下余的就是吃饭12---15元，抽烟10元，零花5---8元，每月还得存上点，凑做回家的路费。我很快就适应了科里的工作，科里写文件搞材料大多数时候有我，李汝泌经理下去基本上都是要我跟着去。李经理对生产抓的很紧，要求也严，一有空闲时间就到地里去看，去检查。农场只有一辆吉普车，郝登阁时郝坐，现在就是他坐的多。还是陈金发师傅开车，陈师傅东北人，当时40多岁，人好技术好，爱车，一有空就保养，所以他的车很少故障。没有车的时候，他也叫上我骑自行车在附近的几个大队转转。他爱叫我跟着下地，我想得到的理由可能是，我能发现生产上出现的问题，也能提出适宜的解决办法。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会招人忌恨，所以王**之流会老找我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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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暴当年农场的大风沙天气实在励害，大有谈风色变之况，我们都叫它是黑风。风沙一是多，春天的三、四、五月差不多是天天有；二是风力大，至少也在八级以上，有时可以达到十二级。风沙一来，漫卷沙尘如泰山压顶，遮天盖地，倾刻间伸手不见五指，在野外使你不辨东西南北，收工时找不到住处，在这样的风里人是没有办法站稳的，更不要说逆风而行了。大家只好手拉手摸索而行，有的人在地上爬行，有的人掉在渠里成了“落汤鸡”。1955年二大队就曾有二个犯人在大风沙中失踪，估计十之八九是凶多吉少。此后风太大时都要歇工。十分恶劣的盆地气候，干旱少雨，一年有6、7个月的风季。犯风乍起，刮得天昏地暗，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刚建场时大风把帐篷都吹倒掀跑，大家一个个成了“土行孙”。1967年春的一个中午，我和钦榜、德林、老常几个人正在食堂吃饭。突然狂风骤起，昏天黑地，飞沙走石，呼呼之声不绝于耳。风是越刮越猛，有近半个小时竞然是伸手不见五指。这饭是吃不成了，只有等风过去，可等这风一过，面条里已飘满沙子。我想起在“薛丁山征西”中就曾经这样描述过盆地的大风暴，说是妖人做法。看来该作者可能到过盆地，领教过大风沙的暴虐。三是淮时，准时地在中午十二时开始，下午六时停止，有如上班下班。刚到农场的人一见风起，总是找个地方躲，想等风过之后再说，慢慢才知道，这风沙可不是一下子能过得去的。该走还待得走，该干麻还得干麻。63年春天，我和吕**去巴音河就碰上大风，离农场三十多里，不回来怎么办，万般无奈之下只有顶着风，推着自行车往回走。风大约就是十来级吧，可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我们二人推呵推，一直推了七个多小时。把她送回分场场部已是晚上十点多了。近年来才听说这种大风沙叫沙尘暴，但在我的印象里，农场的大风沙比起内地的沙尘暴可凶多了。风沙是威胁农场生存发展的最大障碍。每当风沙起来时，大片的沙丘会流动起来，流沙掩埋畜圈，堵塞渠道，满屋满床全盖的是厚厚的浮尘。风沙逼迫人畜搬家，农场人是真真实实地体验了“沙进人退”这一大自然严酷的惨象。所以我曾经在甲申大暑写道：“时光如水年复年，一枕秋声夜听泉。红心献策成另类，青春发配上高原。风舞黄尘十万里，霜压青苗一夜寒。南望乡云关山隔，谁言往事尽如烟。”下面是一些记载。1969秋收时，怀头他拉农场大风成灾，风沙掩埋农田6666.67公顷日13时－200时，农场连刮7小时9－10级在风，部分高压线和树木被刮断，局部地区积沙厚度20厘米－30厘米。日0时－8时，农场最低气温降至－7.4℃，地面最低气温－11.7℃。已出苗的油菜、豌豆、白菜全部冻死，其余农作物严重减产。1977年5月尕海刮大风16小时，已播种农作物的种籽被吹飞，部分农田刮去表土6厘米以上，个别地区积沙厚度达100厘米。1979年3月，一场大风沙将怀头他拉公社上百公顷农田覆盖300毫米-500毫米，已播农田种了被埋或者被吹飞。最严重的是由于风沙和盐碱戈壁分场不得不在八十年代全部弃耕 。要在新垦地上生存下去，必须要战胜肆无忌惮的风沙袭击，否则，最后的结局就只有溃败荒漠。战胜沙漠化、改善小气候的最好办法就是营造防护林带，所以，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农场人就开始进行的大规模营造防护林带工作。植树时，发动干部、工人、家属、小孩、职工等全体动员。挖坑的挖坑、种树的种树、浇水的浇水，轰轰烈烈的场面，好热闹、好感人啊！经过几年奋战终于在风沙中生存下来，一步步发展壮大，终至成为青海最大的国营农场，成为海西的绿色粮油基地。这里还要说说蚊子。由于农场四周有沼泽地以及大片的柽柳、芨芨草、沙包，蚊子特别多。盛夏的黄昏，蚊子在空中象团团烟雾，围着人上下飞舞，它凭着灵敏的嗅觉，追随人体的汗味，使你防不胜防，咬得人手脸红肿，奇痒难熬。所以那时出工，都要带白色的防蚊帽，手持牦牛尾巴做的尘拂，并不停挥舞以驱赶蚊子。乍一看好似神仙下凡，还真有点仙风道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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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郝“反革命集团”1962年的冬天是一个多事之冬。试验站是越来越热闹了。一是在小院对面又修了一排六间的平房，还用红砖铺地，显得气派。郝登阁把家搬到试验站住下，这让我们都十分地纳闷，为什么不住在场部，要住到试验站来。后来才知道，他不想当场长，想到试验站种种地算了；二是试验站大发展，新调进来的技术员就有王维钦（周翠华爱人，王仲宁、王昆宁他们的父亲）、彭积明、段万芳夫妇（彭沙、彭朋的父母），吕敬贤和王成斌（西农园艺56级）。从马海农场调进了40多个就业职工，以后成为技术拐棍的顾杰、蔡茂轩、屠文华都是那个时间来的。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青海劳改系统又搞开运动。一夜之间青海劳改局局长张贵德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并于日被捕入狱；于是从1962下半年开始，在全省劳改系统全面开展了自上而下的“夺权”斗争。德令哈农场则是反张、郝反革命集团。作为基层的一个小技术员，对这场运动的性质很不了解，他们犯的什么事也不知道，只看见运动在试验站进行的表象，也知道他们今天都已经平反。但人生几伺，谁又能几经风雨？共产党整人害人呵。德令哈农场的“夺权”斗争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1962年10月，第二次是12月，我只参加了第二次。两次都是由省上派工作组，组长叫李猛，工作队员有公安部下放到农场的时克，我和时克就是那时认识。我们只参加试验站的运动，主要是“整”李放的问题，因为我们对场部的情况什么都不了解。说句心里话，李放给我的印象还是不错的，聪明有才，对人热情，工作认真。李放靠边之后，将医院的付院长李信恭调来当站长。此人不过是解放军的一个赶马车的车夫，其水平可想而知，但他的心黑，爱整人，爱贪小便宜。我只是有一次他老婆东玉兰要洋芋，我问她要票，就把他给惹下了，总是找我的槎。在试验站带头整人最凶的是李信恭和王权才，要人人都要揭发，我开初只是说了丰产材料实不实在的问题。后来，要我揭发李放在60年种蔓青时整我，是迫害。我自己工作上的问题，领导批评指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在当时，非要说成迫害，我只能按照李信恭、王权才之流定下的调子做了违心的揭发。今日忆及，我深感内疚，我自己怕被整，反而成了整人者的邦凶。这场“夺权”斗争给青海省劳改系统造成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其涉及面之广，伤害人之多，斗争手段之残酷，是我除文革之外所罕见的。德令哈农场就挖出了以场长郝登阁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迫害了一大堆好干部。场长郝登阁被迫自杀在试验站的家里，他们还让我去照的相。在我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工作竞竞业业，勤勤恳恳，待人和善，没日没夜工作的人。他习惯熬夜，抽烟凶。他整天在下面转，深入基层、深入生产，有时就拳在吉普车上睡觉。可就这样一个忘我工作的人，也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他在试验站修了几间平房，原本打算不当场长了，就到试验站来搞搞试验，以了终生。不意ｇｃｔ连这点方便也不给，被活活逼死。全场500多干部，受处分的就多达123名，全场90%以上的科长、站长、厂长、经理都被整肃，我听说的就有郝丰堂、宋月英(郝登阁爱人、干部科科长)、童子诚、祝光和、徐克俭、陈浩中、李放、米元祥、谢志诚、苏鸿俊等等，党委书记霍仲昆，付场长陈复生也都受到牵连。劳改的劳改，下放的下放，李放就被遣送回陕西兰田老家。这场风波的起因是什么，张贵德同志为什么成了“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后来才听说，张郝也是路线斗争的牺牲品。从习仲勋到薛克明、张贵德、郝登阁是被定为一条线的人来整的。薛克明，1910年生，陕西吴堡人。建国后，历任青海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青海军区副政委，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青海省副省长。1963年被开除党籍。因病于日逝世，终年55岁。省劳改局长张贵德同志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并于日被捕入狱；当年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张贵德同志于日被释放,日中纪委批示恢复了张贵德同志的党籍、工职、级别,日,青海省委补选张贵德同志为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了省劳改局顾问。同时恢复工作的还有公安部劳改局局长王明迪（原在香日德农场）、劳教局长葛光荣（原在德令哈农场任副场长）、德令哈农场场长郝登阁及其集团等。德令哈的场长郝登阁原是国民党陕北旬邑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长，1948年起义。自从跟党走之后，一直从事劳改管理。他为人耿直，工作竞竞业业，刻苦认真务实，在农场的人都知道他成天朴在工作上，整天都在地理转，累了就在吉普车上打丁盹。他也虚心好学，柴达木垦荒是亘古未有之事，是他在1954年创建了青海最大的国营劳改农场，是他和大家一起共同学，共同努力地总结出了一套适合盒地农业生产的生产栽培技术，一直沿用至今天。郝登阁和老一辈德令哈人克服了干旱苦寒的环境，物资匮乏的生活，阻挡着狂暴无情的风沙，从实践中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地完善了在盆地的开发。征服了一块又一块沙丘，改造了一片又一片的盐碱地。他们开荒、种地、造林、改造犯人，把青春献给了荒漠，把绿洲留给了后代。就这样，农田拓展了，绿洲扩大了，荒漠在德令哈人的面前变成了丰饶的绿洲，成为一个麦浪飘香，牛羊满圈，果菜香飘的绿洲农业宝地。所以老一辈德农人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是无愧于时代的。就是这样一个一心跟着党，热心建没设新中国的人，却成了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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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生 活 关六十年代初，整个国家举步为艰，普通百姓也在煎熬中生活。1959----1960年是中国人最苦难的日子，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失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接踵而来的便是大饥饿。我们还在重庆时就已感受到了饥饿，粮食定量从32斤下降到28斤，本已不够，更何况油水欠缺，所以学生们更是吃不饱。来到试验站的第一吨饭是连锅面，就是先炒洋芋条再加水煮的汤面，我香香地吃完一碗，还想吃又怕超了定量，正犹豫不决时，炊事员颜永元（就业，青海人，揪的尕面片是一绝，炒小锅菜尚可），把我的碗拿去又添了一碗。刘佳如告诉我：“我们吃面条不定量，可以多吃。”这在当时，实在是天大的福音。但好景不长，到了1960年秋就不行了，干部的定量从28斤减为24斤，到冬天最少时减少到19斤，一直到1962年底才恢复到28斤。粮食定量下降，加之油水全无，生活已成保命。三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确是有争论。班久蒂研究统计的死亡人数是2987.1万人；科尔的研究算出的死亡人数是2481万人；卡洛研究算出的是2850.9万人。三位学者的统计均是从1958年底开始，一直算到1961年的上半年，三人得出的数字比较接近，即死亡人数在3250万-3500万之间。写”墓碑”的杨继绳认为，他们在计算时，没有把在饥荒最严重阶段的之前和之后，即1958年底之前和1961年之后的死亡人数包括进去。所以，他的研究把这两个数据也包括进去了，因此结论是近4年中，中国总共饿死的人应该在3500万-3700万人之间；在这部书中，杨取的是中间数3600万。到底死了多少人，如果不公布，怕是永远也弄不清。现在的年轻人，既不明真相，又憨态可嘉，硬说没有死过人，还说是右派，反动派在污蔑。作为过来人，作为亲历大灾大难的人，我敢负责任的说：”就是饿死过人。”我更认同杨继绳先生他们的分析。我可怜这些无知的小娃娃。反之，如果没有饿死人,没有饿死上千万人,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保密。历来我们都说是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讲三年自然灾害,那是给老天爷背黑锅,给谁背黑锅都不能给老天爷背黑锅啊!六十岁的人都知道饿死了很多人这件事,只是不堪回首而已!林彪说得好: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我也并非要讲什么仇恨，而是要尊重历史，是对不幸去世者和遗属们的哀悼和记念。下面写的就是我在农场的亲历。那时粮食定量，许多人吃不饱饭，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吃糠，吃野菜，树皮，饿死人的情形．一些主要食品，物资凭票供应．过粮食关时，首先是死犯人。犯人既要干活又吃不饱，大量的犯人因营养不足而得浮肿病。浮肿病的实质就是营养不足，尤其是缺少蛋白质。黄黄的浮肿的脸,有人那种脸蛋肿的发光了,那就是浮肿病的晚期了,接下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人就会象一棵枯草那样一下就死了.。刚开始时还把得浮肿病的人送到医院的营养队，去了就灌糊糊，还能救活一些。到后来不堪其多，只能留在各单位自己解决。无粮可吃，更无从补充营养。到了六零年冬天德令哈农场的犯人就大量死亡。当时每天每个大队都要死十个、二三十个，犯人医院死的更多，我们估计死亡人数应在千数，约占犯人、就业的五分之一。的有时出工和收工的人数不一样，死在劳动的田里了，开始井卫还问问，久了也不问了。死了挖坑一埋，立个木牌就算完事，后来连做标记的木板都紧张。总场场部东南的荒滩上就有大量的这种坟。可时间一长，风沙又大，几经风雨之后，小坟头平了，木牌牌也荡然无存，只剩下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小木牌没了，犯人家属，特别是一些复查平反了的家属来农场找寻亲人，人没有了，连尸骨也找不着。为此，他们没少到中央、省上告劳改局、告农场。试验站先后也死过十多个就业人员。试验站死人少是因为就业人员可以到处去找吃的，如去抖场，去捡烂菜，去拾烂洋芋等。当时也实在拿不出什么有效的办法，一是将打过的麦秆再抖打一遍，找点粮食回来。但省上也想到了，派粮食厅厅长柳峙带工作队守在打麦场上，把复打场的粮食也统统收走，拿去供应城里人。柳峙在农场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弄走了几十万斤粮食。二是提倡瓜菜代，增量法。大荒原上瓜菜本少，夏天还能在田间挖一点苦苦菜、灰条来吃。苦苦菜有的地方叫苦菜花，用开水好好烫，除去苦味，或蒸馒头、凉拌都还可以。灰条（灰灰菜）则有较大的毒性，必须多泡，煮后多漂，弄不好就会中毒浮肿。漫长的冬季更是百草不生，无物可用。国家也急了，号召“瓜菜代”，吃代食品，代食品我是实在不敢恭维。这是在人急之下，整出来的古怪而无用的法子，我就吃过小球藻、油菜杆粉、掺卡巴柴（碱蓬，柴达木荒原上的特有植物，植株矮小，叶已演化为针状，咸苦。先泡后煮，实难下咽）的馍馍。挖锁阳（沙生植物，又名肉苁蓉。根可入药，在那时确是好东西）充饥，天天都在饿。你想想在一无付食，二无油水的前提下，18斤粮（日均6两）如何够吃，那时一顿都可以吃下二斤呵。三是下令干部、工人统统进大院搞“三同（同吃、同劳动、同学习）。社会上和农村是搞四同，多一个同住，劳改单位不能同住，所以就少了一同。关键是同吃，我们都到大院吃了三个多月，吃得人人浮肿，足耙手软。李放一看不行，才想出一个半夜开会的办法，叫大家半夜起来到他办公室开会。原来他叫刘佳如用大水壶煨上洋芋，叫上大家半夜去吃，亏得有这点点垫补，我们才得以挣扎过来。农场一看问题严重，便于1960年底成立打猎队，在野马滩大量猎杀黄羊、野驴，整卡车的拉回来分配给各单位，我也有幸吃到这些野味。这些肉救了不少人，但却是猎杀濒临绝灭的野生动物，又是罪过呵，阿弥陀佛。那时农场还有不少犯人死于肠埂阻。由于吃不饱，当年的犯人逮着什么都往死里吃，偷的粮食、代用品、烂菜叶等。肠埂阻就是一次大量吃进原粮后，粮食在肠子更澎胀发酵，肠道不能懦动而把人活活撑死。肠埂阻的病人放不出屁来，死前疼的嗷嗷叫，其状甚惨，如能即时开刀则尚可捡回一命。最令人终生难忘的是小球藻，小球藻就是兰藻。那时候粮食既然匮乏，鱼肉禽蛋也就金贵万分。于是报刊上就发表文章，说何必吃鱼肉禽蛋，鱼肉禽蛋不就是一些蛋白质嘛！蛋白质生产不难，小球藻就是蛋白质。在水里养小球藻繁殖极快，简单易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中央便下令大搞，转眼之间全国各系统、各单位几乎都成立起生产小球藻的小组，很神祕，很光荣。我也奉命领着冯又新几个工人大干大搞。修了温棚，小球藻倒是生长出来了，只不过高原冬天的温棚实难达到20度以上，所以小球藻也就不那么繁荣昌盛，搞来搞去还是不行。那时候很多事物，诸如“合理密植”、深翻土地、诗歌会、瓜菜代、小球藻之类，还有万亩千斤、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什么的，哪样不是来时轰轰烈烈，去时静静悄悄。原因当然不是失败，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成绩大大的。老百姓只能响应党的号召，跟着干就是，何必多问，更不准乱说乱道。附：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的档案解密了国家档案解密证实饿死3755万以前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对外公开。该项国家档案解密“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万，非常接近。据悉，早在2005年，中央**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比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但是，目前该项数据县正在网上疯传。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522万人其中城市： 9万5800人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1155万人中城市： 272万人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1327万人，其中城市： 211万7000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 751万8000其中城市： 107万8000合计 其中城市 601万800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2.4%一九六O年为- 4.7%一九六一年为 -5.2%一九六二年为 - 3.8%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钢计划指标为1300万吨。一九六O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实际钢产量为1122万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O年七月三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5139亿斤。不&#8226;折腾通讯社备注：根本没完成。尤其是粮食，只完成一半。一九六O年粮食、钢产量一九六O年一月，**中央在上海举行**会议，确定一九六O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三年和八年设想，规定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同年五月，**中央转批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O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2200万吨。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统计，一九六O年钢产量为1351万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统计，一九六O年粮食实际产量为2730亿斤。劳改系统的婚姻与*由于劳改队的性质及其独特而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劳改系统是一个男人世界，是光头和尚们的天下。在劳改队里，男女囚犯从来都是分别关押的。德令哈农场原来还有从上海来的女劳教，尔后怕出问题也全部集中到香日德农场去了。农场又大多是在亘古荒原上垦殖，四周渺无人烟。没有村庄，没有人家，想有如张贤亮的“绿化树”中那样来一点韵事艳情的条件都不存在。人说“当兵三年，老母猪赛貂蝉”。当兵、三年都十分难耐。劳改犯们是决不止三年，何况即便刑满，你还是小三子，还得留在农场，留在劳改队。所以，劳改系统的婚姻和性绝对不是个小问题。即使你是劳改单位的干部、工人要想解决婚姻问题，要想找到愿意在荒凉的戈壁滩生活的对象，实话困难。为解决新疆军垦战士的婚姻，王震曾来过一个“三千湘妹子上天山”。青海劳改系统为解决老干部的婚姻，1955年曾经在四川的温江、眉山、新津、江津、万县等地招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