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公立医院之后_网易新闻
离开公立医院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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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医患关系”“医改”“医保”“以药养医”……最近10年，和“医”相关的这些词无一例外地成为社会的热点，老百姓说看不起病，医生说太苦逼，医院则是有苦难言。
在这纷杂的“医”世界乱象中，我们选取两个个案，希望通过她们的故事，在乱象中梳理出一个属于个体的脉络。她们不代表全部，却可以承载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温度。
严格意义上来说，她们都不是医生，一个是医学院的在读学生，一个是离开医院彻底告别医生的“上岸者”。
离开医院，更准确地说是离开公立医院和离开体制，离开的这群人称之为上岸，蔡洁就是一个，她不后悔两年多前作的这个决定，迎接她的是更广阔的天地。
而受家人影响选择学医的叶小云，经过医学院数年的“隔岸观火”，现在一只脚已经踏入这片“苦海”，她也不知道自己的岸在哪里。
治病人难道不是我们成为医生的原因吗？
不。医治疾病才是我们做医生的原因，医治病人是医生痛苦的根源。
这是美剧《豪斯医生》中的一段精彩对白。剧中的豪斯，刻薄、任性、怪癖成堆，却还是能得到理解和尊重—因为他是个好医生，医术高超、心地善良。
可在现实中，成为豪斯，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的医术、医德乃至个性，总要让位于制度、待遇以及愈发紧张的医患关系……医生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疾病。
所以才有那么多医生选择离开。协和医院“急诊科女超人”于莺、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前血管外科主任医生张强、协和医院前肾脏内科主治医师朱岩……他们跳出“体制内”的框架，实践理想的行医模式。
来自上海某三甲医院的年轻医生蔡洁也是其中一位。她跳得更彻底，离开公立医院，也不再做医生，而是用10年和医学打交道的经验，尝试更广阔的天地。
为了更好照顾家庭离开医院
每天早上7点，蔡洁会和3岁的儿子一同醒来，洗漱、吃早餐、哄一会儿宝贝。8点出门，8点半到达上海静安寺某高档写字楼的公司所在地。
她的身份是某德国药企的医学顾问，主要负责为公司市场部提供医学支持，并与各大医院的专家保持沟通。
这是2013年的最后1个月。在台湾完成三个月游学的于莺回到北京，正式开启全科诊所的创业之路。上海医生张强每天都会拍下清晨的模样，发到微博分享。南下深圳的朱岩把诊所开到了第四家……他们都曾是“三甲医院”的医生，如今都走上了“体制外”的发展道路。
蔡洁也经历了这样的角色转换。相比一些名气更大的前辈，她转得更早，也更干脆。
两年半前，她还是上海某三甲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工作进入第四年，刚刚考下主治医生资格，在科室，是年轻有为的“小医生”。
促使她“转换”的是儿子的到来。那一年，她做了妈妈，休完产假，就进入紧张的工作状态。
“在门诊时，一天最多看过100多个病人，还创了当年的纪录。”蔡洁说，那时她的哺乳期还没过，每天早出晚归，只能把奶先挤出来，陪孩子的时间少之又少。
有一次科室缺人，让她顶个夜班。第一天顶了，第二天休息一个上午，第三天又让她顶，这让她不得不认真考虑未来方向。
蔡洁的爱人是上海另一家三甲医院的外科医生，很早就动员妻子辞职。当照顾家庭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她果断提交了辞呈，甚至没想好将来做什么。
两个月后，闲不住的蔡洁开始求职，并先后拿到一家跨国药企、一家医疗器械公司以及某私立医院行政岗位的OFFER。
“药企给出了一个级别比较高的职位，而且是在医学事务部。”临床医生出身的蔡洁更喜欢与临床医生打交道，便加入了这家全球500强的药企。
“根正苗红”的医二代
“我是根正苗红的医二代。”在剖析自己从学医到弃医的心理时，蔡洁喜欢这样描述自己。
她的父母都是医生，毕业于早年的“上医大”，即现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蔡洁也是复旦大学医学院出身，本硕连读七年。
“当时想得很清楚，就算学了医，也未必不能改行。有医生这样的职业背景，也是一个雄厚资本。”蔡洁说，她从小就在“上医大”院子里进进出出，熟悉医院每一个角落，了解医生这个工作，学医是兴趣所在，也是顺理成章。
那是2000年左右，医患矛盾还没有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蔡洁的父母没有反对，当医生，体面的意义远远超过危险。
而在2012年“哈医大伤人事件”发生后，调查显示，78.01%的医生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学医、从医。上海一家媒体报道称，复旦大学50多名医学生申请转专业，成功转出38人—相当于医学试验班大一学生总数的1/10，上海交通大学，有59名医学生申请转专业，为这一年级总人数的1/10。
和大多数学医的同学一样，蔡洁也经历了“他们玩的时候我在看书，他们看书的时候，我在通宵看书”的过程，虽然辛苦，倒也乐在其中。
真正成为医生后，问题才一个个出现。
“第一年大轮转，回到科室一个月，就要独立当班。”蔡洁说的“大轮转”，是指新人进入医院后，要先在不同科室工作、学习，并接受严格考核。
最近几年，上海、杭州等地把“大轮转”时间定为三年，这段期间收入少，工作量大，常被抱怨把年轻医生当“廉价劳动力”。
蔡洁是上海本地人，没有经济压力。她的焦虑来自“独立当班”，这意味着，当病人出现问题，她要告诉别人怎么处理，而不是问别人怎么处理。
“有时候，独立急诊留观40几个病人，1个医生。”因为年资低、经验有限，刚刚值夜班的她从来不敢闭眼睛，之后有大概3个月每天只睡3个小时，原因还是焦虑。
这个状态并非个别。有调查称，我国医务人员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近七成，有两成医生无法做到每天运动，经常失眠，近一半的医生有抑郁症状。
趁年轻 还有改变的余地
更大的不满来自科研。根据目前公立医院考核制度，医生晋升需要两个硬件：科研论文的发表或科研项目的参与。
以上海某医院为例，从主治医生到副主任医师，需要完成一个市级科研课题，发表2篇SCI论文，以及博士学位。有了这些硬指标，在名额少、候选人多的情况下，还要“打擂台”，通过发表演讲，评比综合能力。
“我的父辈，做医生就是做医生，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在蔡洁看来，一个人精力有限，不可能什么都做得很好。
更何况，作为年轻医生，节假日要“优先”值班，每年还有4个月的“翻班”：早、中、晚班分别上两个，生活规律被完全打乱，几乎没有时间和经历再去查数据、搞科研。
对科研任务感到不满的不止蔡洁一个人。今年6月，“急诊科女超人”于莺也在微博上称，“不和科研考核大夫的评判体系玩了，我玩不过”。
“科研搞得再好，没有临床，还有什么意义？”蔡洁多次强调，她喜欢当医生，只不过医院科研压力超过了临床压力，离开也就成了迟早的事儿。
辞职的过程还算顺利，家人都是医生，对其中的冷暖再清楚不过，也不需要蔡洁这个所谓的“医院有人”的资源。
就这样，29岁的蔡洁从一名医生变成了外企白领。
很多人认为她有勇气，运气好，换个工作也踩在了“点儿”上。可蔡洁说，跳出来不是出于勇气，而是早有规划—30岁前，要走就早点走。过了30岁，就踏踏实实地当医生。
一年后，“哈医大伤人事件”将医患矛盾暴露于聚光灯下，医生受伤的新闻之后频频出现。这让很蔡洁气愤。
她回忆自己在医院的时候，不收回扣不拿红包，就算有家属声称要投诉，也会拿出比较强硬的态度。
“我没有做错过事情，从不委屈自己。”蔡洁承认，在医院工作确实会有很多繁琐的事情，有人看不起病、有人霸着病床不走、也有病人家属动不动指责……是个世态炎凉很明显的地方。
医生执业的更多可能
好在她已经有了新的天地。因为当过医生、有专业的医学背景，再加上性格开朗，蔡洁在新公司发展很顺利。今年5月，在全球500强的药企工作1年半后，她跳到了另一家德国药企，工作地点从张江换到静安，级别和薪资都有所提升。
“这家公司推广的药，是我很多年前当医生时就关注过的。”蔡洁已经开始把新的工作当作事业。她打交道的医生都是主任级以上，这是当年作为“小医生”的她不太敢想的事。
差不多同时，于莺离开了工作10年的协和。比她提前半年“跳出来”的上海医生张强给她发了条短信—欢迎上岸。
坐在高档写字楼里的蔡洁有种提早上岸的庆幸。
她每天下午5点准时下班，电脑不带回家，工作用的手机下班后只收短信。除了法定假期，还有每年15天的带薪假，12天带薪病假—这都让她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走出来没什么不好。”近几年，蔡洁周边陆续有医生辞职，除了适应过程长短不同，还没有谁说过后悔。
她也发现医生自由执业有了更多可能：私立医院、体检中心、医药公司或者医疗器械企业，都可以成为医生的下一个起点。
今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鼓励社会办医，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社会资金可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服务领域，多种形式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允许民办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
尽管改革的推进仍然困难重重，但蔡洁认为，这对想离开公立体院的医生来说，释放了一个好的信号。
她甚至准备好几十年后要对小孙子说的话，“你知道吗？奶奶以前在全国最有名的医院做过主治医生，还在全球五百强的公司上过班，爷爷一辈子就只在医院。”
本文来源：青年时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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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现医生离职潮：能走的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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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帖子发布于2年零115天前，其中的信息可能已发生改变或有所发展。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调查发现,一大批“80”后医生正加速从医院逃离,其中不少都是三甲医院的骨干医生。高强度的工作、低性价比的薪资、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不知前路的医改等,都是他们选择逃离的原因。一些单位医生表示,“能走的都走了,目前还没走的也有离心”。医疗行业从业者因遭遇职业认同危机而出现的“离职潮”，是值得警惕的信号。究其因,一方面是因为医生的从业环境恶化了,频发的暴力伤医事件,让很多一线医生缺乏安全感,“谈病人色变”。有医生辞职后接受采访时称,他们“急诊科一半医生被病人打过”,“要穿防刺背心上班,还要自备电棍”。另一方面,低性价比的收入让医生群体感受不到职业尊严。医生是典型的“饿不死、吃不饱”的行业,但要承受非常大的心理、生理压力。很多医务工作者原本指望新医改能够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让他们能够体面地实现自己的价值,但现在不少医生都觉得医改“换汤不换药”,无法改变现实困境,不得不萌生退意。深度调查：三名“80后”骨干医生的辞职原因高强度的工作、低性价比的薪资、没有安全感的环境、不知前路的医改——尽管尚无权威统计数据,但一批年轻人正加速从医学界逃离,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中,三甲医院“80后”骨干医生的离开尤其令人担忧。三名已离职的“80后”前医生,讲述了自己的无奈，并愧于当了理想的“逃兵”！原因一:无安全感,谈“病人”色变——在我工作的急诊科,一半医生被病人打过,包括我【辞职者】李鲁(化名),“80后”,医学学士,辞职前为东部沿海某地级市一医院(三甲医院)医生,工作7年后辞职,现在当地一所卫生学校教书。【自述】我从小立志从医,知道当医生苦、当医生累,也预计过当医生的风险,但没想到工作后要面对的是生命危险。在我工作的急诊科,一半医生被病人打过,包括我。有次后半夜值班,一位40多岁的看起来像外来务工者的求医者说自己有胃癌,要求开“杜冷丁”。按规定,这属于管制药品,必须有病历、诊断证明。而他什么资料都没有。我刚说了3个字“不能开”,还没来得及解释原因,他就抓起桌上的瓶子砸我,又扑过来抓我。幸好当时有男护士拉开了他,又叫保安,打110,把人带走了。我们一线医生像惊弓之鸟,谈“病人”色变。根据同行间交流,“听不懂”医生所说、住院床位紧张、晚间休息不允许探视等等“任何理由”,都有可能导致病人或者病人家属挥拳就打、拿刀就刺。而医护人员被打、被刺后,又常常是不了了之,一笔糊涂账。患者能不能有一些常识,不要无限制地要求医生?为了自卫,我的男同事自购了电棍,女同事备了防狼的喷雾,我大学练过跆拳道,但也买了防刺背心穿着上班。原因二:无信任感,对医改仍有迷茫——社会总认为医生服务态度不好,说实话,在高强度的工作中,保证诊断无误是我们的第一追求,“态度”只能退居二线【辞职者】金杰(化名),“80后”,某985高校医学博士,留学日本一年,辞职前为东部沿海省会城市一医院(三甲医院)医生,工作2年后辞职,现经商。【自述】大学时我们班里30个人,现在已经有六七人不从事医生这个职业了。能走的都走了；目前还没走的,也有“离”心；坚持不走的人,要么是真爱,要么是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绩。我走,主要是因为失望。医疗改革,外人看有很多政策,我们看看觉得“换汤不换药”。不改善一线医生的处境,医改就成功不了。现在普遍流行的一种观点是,中国看病难、看病贵,中国医院的公益性没有得到体现,医生靠看病挣钱,治疗过程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乱开大处方、大检查。但以我在日本留学所见,以及和其他国家同行交流,我觉得,与大多数人认为的相反,中国的医疗服务水平绝不落后,中国事实上给国民提供了远超于中国国力的医疗保障。可是这种保障的经济成本由谁来承担?医院要体现公益性,运营医院的钱从哪里来?看病的人,还是财政?我觉得医生的劳动报酬和服务价格被强行压低了。在日本,医生有选择权。想赚钱,去私立医院；想赢得声誉,就去大学医院。病人求诊,首先去社区医院或者是私立医院,不行再转诊到大学医院。大学医院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整体水平,然后把技术推广到其他基层医院,医生只有2到3天花在门诊。仅以挂号费为例,不同类型的医院就拉开梯次。我曾因尿路结石求诊,挂号费20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60元,而遇到的医生还没有我自己懂行。而国内呢?既然大医院的挂号费和社区医院差不多,那为什么不去大医院?结果就是患者大量涌向大医院,大医院高强度运转,医生身心疲惫苦不堪言；社区医院门可罗雀无人问津。这种局面又阻碍了社区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辞职前,我是眼科医生,一周6天门诊,一天看50个病人很常见,这不算多,同城有其他三甲医院的眼科医生的工作量是每天100到200个病人。社会总认为医生服务态度不好,说实话,在高强度的工作中,保证诊断无误是我们的第一追求,“态度”只能退居二线。希望医改将部分资金拿出来直接补偿一线医生的收入,让医生可以合法体面地过上与自身贡献相称的生活。原因三:无尊严感,收入性价比低——我当医生时月薪4千元,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基本无节假日；现在的工作月薪6千元,工作时间固定8小时,我还可以回家照顾孩子【辞职者】林嘉(化名),“80后”,某985高校医学硕士,辞职前为东部沿海某省会城市(三甲医院)医生,工作3年后辞职,现在从事医疗保险审核工作。【自述】我妻子也是医生,两个人原来算是双职工,职业上能互相理解和鼓励,可是两个人都很忙,根本顾不着家。而且现在的从业环境险恶,患者的维权意识很强烈,对医院的期望值又过高,冲突纠纷防不胜防。大家都说医生救死扶伤,是高尚的职业,可为什么从业者自己感到没有尊严感?辞职前后,明显发现医生的性价比太低——我当医生时月薪4千元,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基本无节假日；现在的工作月薪6千元,工作时间固定8小时,我还可以回家照顾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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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丁香园&&&&&&&&&&&&&&&
于莺：作为医生，作为一个公立医院的代表，我自己在急诊科干了九年的医生，前面三年在病房里，我不觉得医患矛盾有多突出，但是在急诊这个九年当中，我越来越觉得后脊梁发凉，甚至我上班的时候我都担心哪一天家属或者患者会把一把刀插到我的心脏上面，这种顾虑时常会有的。我们医生的确是压力非常大，废寝忘食，5+2白加黑，忙得跟狗一样，就可以这么说吧，一方面没有尊严，另外一方面忙成这个样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医护人员总体来说，除了个别明白人以外，大部分都很可悲。我现在就有一个疑问，我现在辞职以后其实是想创办个人诊所的，包括我去台湾也看到他们的一些家庭医生，一个医生能管整个社区两千个患者的基本健康档案。比如说国家的政策在将来会不会扶持，像我这样的三甲医院工作12年而且有比较好的医学背景的医生愿意去基层工作、愿意去社区，有没有这样政策的支持。
21:28&&来源：中国广播网&&&&分享到：
作为医生，作为一个公立医院的代表，我自己在急诊科干了九年的医生，前面三年在病房里，我不觉得医患矛盾有多突出，但是在急诊这个九年当中，我越来越觉得后脊梁发凉，甚至我上班的时候我都担心哪一天家属或者患者会把一把刀插到我的心脏上面，这种顾虑时常会有的。我们医生的确是压力非常大，废寝忘食，5+2白加黑，忙得跟狗一样，就可以这么说吧，一方面没有尊严，另外一方面忙成这个样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医护人员总体来说，除了个别明白人以外，大部分都很可悲。我现在就有一个疑问，我现在辞职以后其实是想创办个人诊所的，包括我去台湾也看到他们的一些家庭医生，一个医生能管整个社区两千个患者的基本健康档案。比如说国家的政策在将来会不会扶持，像我这样的三甲医院工作12年而且有比较好的医学背景的医生愿意去基层工作、愿意去社区，有没有这样政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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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姜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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