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战争揭秘：中国人竟然这样对待日本美女战俘！
导读：日本女战俘
1940年秋天，彭德怀、左权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在一次战役中，太行二分区十旅三十团八路军，俘虏了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如何处置？曾引发不少争议。
当时有位班长想当场枪毙她们被营特派员制止，冲锋枪上的弹夹被远远地扔了出去。战士康俊玉迅速地从地上找到那个弹夹，擦去尘土，装进了自己携带的挎包，把它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这一保存就是半个多世纪。日前记者来到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采访了当年的八路军战士康俊玉，他向记者独家披露了这段逝去的往事。
日本女战俘1940年秋天，彭德怀、左权指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在一次战役中，太行二分区十旅三十团八路军，俘虏了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如何处置？曾引发不少争议。当时有位班长想当场枪毙她们被营特派员制止，冲锋枪上的弹夹被远远地扔了出去。战士康俊玉迅速地从地上找到那个弹夹，擦去尘土，装进了自己携带的挎包，把它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这一保存就是半个多世纪。日前记者来到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采访了当年的八路军战士康俊玉，他向记者独家披露了这段逝去的往事。七月的古城济南，泉水汩汩，群山披绿。一个细雨霏霏的上午，记者来到了位于燕子山脚下的济南军区司令部第二干休所，拜访了事前约好的八路军老战士康俊玉。端坐在记者面前的是一位有着84岁高龄的老人。老人虽已头发花白，但眼睛炯炯有神，格外健谈。落座后，老人先给记者拿出了一个木盒，然后从木盒里慢慢地取出了一个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冲锋枪弹夹。抚摸着上面的斑斑铁锈，老人对我们娓娓道来，讲述了这个弹夹背后一段鲜为人知的真实故事，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战争年代。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俘虏了两个日本女人1940年秋天，彭德怀、左权指挥的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康老说，当时他在太行二分区十旅三十团，是一营卫生班班长，那年才刚满19周岁。为了给日寇以致命打击，我太行、太岳两区部队分别向当时的山西省榆社、辽县等地日寇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一直持续了几天几夜。狡猾的日军，为接应榆社、辽县两县守敌，立即从阳泉、昔阳调集部分日军和给养，乘二十多辆汽车，经和顺县沿公路南下。康老讲到这显得有些兴奋，他说，部队获得这一重要情报后，连夜召集干部骨干开会，研究此次战斗方案，准备将敌人一举歼灭。会议最后决定，由一、二营设伏于日军南下必经之路和顺县寒王镇以北九华里处的龚家沟一带，抢占有利地形，实施伪装隐蔽，并由三营负责打援，要干净利落地歼灭这支运输队，坚决切断日军兵力和给养补充。战士们当时的情绪异常高涨，纷纷准备好枪炮弹药，恨不得立即把鬼子消灭掉。8月21日上午8时许，日军二十四辆运输车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缓缓向我团埋伏圈驶来。康老讲到这里笑了一下，接着说：“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日军做梦也没想到，在途经公路两侧齐腰高的玉米地里，早已埋伏着我团数百名官兵。300米、200米、100米……“打！”我们的团长胡震一声高喊，各营、连官兵轻重火器一齐开火，枪声、杀声、手榴弹爆炸声顿时响彻山谷。日军的第三辆运输车被手榴弹击中起火爆炸，瘫痪在路中央，后面的车被堵住，动弹不得。霎时，日军一片混乱，不少鬼子趁机仓皇而逃。只见我团官兵，如离弦之箭，“嗖、嗖、嗖”跃出掩体，冲向敌人。一阵猛冲猛打，把鬼子运输队打得晕头转向，溃不成军。康老向记者讲到这停了一下，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弹夹，接着说，他当时虽是营里卫生班班长，但打仗从不惧怕退缩，也跟着营特派员冲了上去。没想到，一个躺在地上装死的日本鬼子，突然爬起来挥舞着刺刀向他捅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他灵机一闪躲了过去，然后一记重拳狠狠地打在鬼子的脸上。康老说，看到鬼子被打倒在地，他马上又补了一枪，这次鬼子是真的死了。伏击战打得干净利索，除最前面的两辆汽车逃跑外，其余二十二辆汽车全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消灭掉日军一个中队一百来号人，还缴获掷弹筒二门、轻机枪两挺、步枪数十支，战果辉煌。可就在部队清理战利品的时候，突然发现一篷布车厢里畏缩着两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约20出头，面容蜡黄，目光呆滞，看样俩人都受了伤。俩人手里攥着带拉链的帆布袋子，浑身不停地颤抖。这时，战士们都跑了过来。营里的军医对他讲，帆布袋子里面装的可能是金表。同志们都很高兴，这下可好了，缴获了这么多金表，大家有手表戴了。谁知，当我们拉开拉链一看，哪是什么金表，分明是金票。我们这才明白过来，这位军医是四川人，说话带有浓重的家乡口音，把“金票”说成了“金表”。这两个日本女人原来是日军管理财务的后勤保障人员。有位班长想当场枪毙她们被营特派员上前阻拦住了就在战士们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从远处方向传来阵阵激烈的枪炮声，战士们都猜得出来，肯定是打援连队同敌增援部队接上火了。康老说，不到5分钟，团长传来命令，要求迅速清扫战场，烧毁汽车，转移阵地！就在这危急时刻，一连一班长持着冲锋枪命令两个日本女人赶紧下车。可她俩非但不下，反而相互抱得更紧了。一班长就命令两个战士把她俩拖下车。只见她俩拼命挣扎，死活不肯下来。“再不下来就开枪了！”一班长火了，端起冲锋枪吼道。两个日本女人似乎听懂了一班长的话，绝望地叫着。就在这时，“哒、哒”两发子弹从她俩的头顶掠过，大伙都被惊呆了。“一班长，你怎么向俘虏开枪？”康老说，当时他厉声喊道。“谁让她们不下车！”一班长申辩。“不下车也不能开枪，这是我们八路军的政策。”营特派员见状，迅步走过来制止。“只许他们杀我们的人，就不允许我们杀他们？今天我就要开枪。”满脸怒气的一班长又提起枪。说时迟，那时快，营特派员一个箭步冲上前，夺下了一班长手中的枪，卸下弹夹，使劲地甩了出去，又把空枪扔给了一班长。康老说，这时，他和几个战士一跃跳上了车，想把两个失魂落魄的日本女人抬下来，包扎一下伤口，可她俩双手紧紧拽住车护栏架，硬是不下车。战士们都知道，由于语言不通，让这两个日本女人误解了我军。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他走向前，不停地向这两个日本女人做着代表友好的手势，进行肢体语言交流，最后俩人终于心领神会，让担架队的人抬走了。看到这，一班长一赌气弹夹也没捡，气呼呼地走了。康老说，他迅速地从地上找到那个弹夹，擦去尘土，装进了自己携带的挎包，把它小心翼翼地保存了下来。没想到的是，这一保存就是半个多世纪。康老特意告诉记者，缴获来的两大帆布袋子金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由于后勤保障跟不上，战场上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辛。战士们的衣服都裂了很多口子，破烂得不像样子；粮食早就断了，战士们已经几天没吃上饭了，饿了的时候，只能以野菜和树皮充饥。这个时候，有战士提议把这些金票拿到日军占据点换取衣服、粮食等，得到大伙的一致同意。待战役结束回到驻地后，一班的两名战士化装成当地老百姓，拿着隐藏好的这些金票去了日军占据的市场，换回了大量的衣服、粮食及其他战场生活物资，给战士们解决了许多困难。中国军人的真诚宽待之举深深感动了她们 感动没有国界。后来，得知那两个日本女人在根据地得到我军的优待，在后方医院里接受着最好的治疗。被遣送回国时，她俩都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连连向八路军鞠躬谢恩。而那位按响了扳机的一班长因违反战场纪律，在全团大会上作了深刻检讨。此事，在部队中影响很大，战士们对“宽待”两字认识得更深了。康老说，时间不饶人，掐指一算，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了，但那人、那事、那情景依然铭刻在他的心里。十年前，在一次老战友聚会上，他还向一位当时在二分区任参谋的老乡问起这两个日本女军人的事。老乡对他说，当时由于是八路军第一次抓到两个日军女俘虏，考虑到中日两国之间正处在敌对僵持阶段，在如何处置这两个日本女人的问题上，上级领导非常慎重。彭德怀元帅还专门为此提了要求，对待日本女俘虏，一定要“宽待”，绝不能“虐待”，要用事实告诉她们：中国人是最友好、最和善的，是最讲人道主义的。所以，在救护治疗过程中，两个日本女人均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和最好的照顾。康老感慨地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党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使得千千万万敌对者成为友人乃至革命志士，为我军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以后的历史岁月里，康老虽然转战南北，搬家数次，但那个旧弹夹一直伴随至今。因为，他知道，那个弹夹不是一个普通的弹夹，它记录着中国军队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俘虏的良好品质。在记者的采访接近尾声的时候，康老的老伴余志，一个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人，接过话茬对记者说，每每看到这个旧弹夹，老康都要闭上眼睛沉思半天，接着就向儿女讲述弹夹的故事。听得遍数最多的要数小女儿康小梅。老康平时对家人要求很严格，不许任何人碰他的弹夹。但有老战友来家里的时候，老康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拿出来，与战友一起回忆那段逝去的往事。坐在一旁的康老小女儿康小梅对记者说：“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我父亲在战场上打了七年半，对这段历史他记忆最深，所以每次提起那个旧弹夹，父亲都侃侃而谈，我也常常听得入了迷。从父亲的讲述中，我对抗日战争有了更深的了解与认识。八路军对待俘虏的宽大政策为世人所敬佩，日军惨绝人寰的侵略罪行令人愤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了，可记者的思绪依然沉浸在康老“一个弹夹和两个日本女军人”的故事当中。康老对记者说，这两位日本女军人回到国内后，一定还会常常想起在中国当“俘虏”的那段岁月吧！倘若这两位日本女军人还健在的话，她们一定不会忘记善良淳朴的中国人民，一定会为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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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热文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都曾大量使用日军战俘
人民网 纪彭
[摘要]军最早的飞行员也都是在日本“师傅”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是关东军的王牌，他们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1945年8月，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告终。此时，中国大地上尚有数百万的日军和日侨。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战区（不包括东北三省）等待遣返的日俘、日侨共计200.16万余人。加上后来沈阳日侨联络总处统计的东北待遣返日俘、日侨约110万人，整个中国的日本人总数在310万以上。这是一笔巨大的人力资源，对于这些日本人，国共双方都曾加以使用。蒋介石命令日军替他占好地盘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企图利用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手下的百万日军，“保持现有态势”——拒中共武装部队于敌占区之外，将日军所有武器装备及沦陷区一切，悉数为他的军队所接收。为此，蒋介石通告各战区，重点在于警告日伪军，不得向国民政府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任何人投降缴械，并对伪军策动反正，迅即确保联络掌握，令其先期控制要点要线，以待国民党军到达。抗战胜利时，国民党的大量军队部署在西南后方，向日伪主要占领区的华东和华北调动需要时间，而中共则因其敌后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直接相邻而有先机地利。这样，如何确保能够顺利接收收复区，不使中共因其地利而抢先接收，便成了国民政府即时因应战后时局的当务之急。因此，国民政府决定利用日伪力量稳定收复区的形势，等待其接收军队到来。8月18日，蒋介石命令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承本委员长之命”，处理在中国战区内之全部敌军投降事宜，并特别要求日伪军“如对非指定之部队”擅自投降，“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本此精神何应钦在致冈村宁次的命令中强调：“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这就意味着蒋介石希望日军帮他暂时守住华北和华东，等待国民政府军队的接收。9月10日，何应钦在南京受降仪式后首次召见冈村宁次，再次强调日军一切武器必须完整交给指定部队。冈村宁次表示，日军武器完全缴交中国中央政府，决不交与其他任何地方部队。为防止中共军队在国民政府军队到达北方之前获得先机。何应钦尤其要求日军注意保持地方秩序，他命令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希望日军继续维持秩序，保证将一个完整的华北交付给国民政府。除了利用日本战俘为其占好地盘，蒋介石还为冈村宁次开脱罪责甚至聘其为顾问。日本投降后，东条英机等战犯在东京落入法网，但国民党政府却照样承认败军之将冈村宁次的指挥权，并给予其优厚待遇以表示“亲近”、“友好”，使其为己所用，结成反共盟友。蒋介石还向冈村宁次咨询长江防务问题，日下午，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把冈村宁次请到其私宅，就“共军渡江”请冈村宁次“发表高见”。冈村宁次根据自己长期以来对长江下游军事要地的研究，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毫不客气地操起教鞭，指指点点，滔滔不绝地陈述了有关防守长江的意见。汤恩伯频频点头，他的参谋人员则一一用笔记下。1949年元旦，汤恩伯还携带礼品向冈村宁次祝贺66岁生日，并再次与之交换了关于江防的战略战术。蒋介石退居台湾后，派人前往日本意欲聘请冈村宁次为军事顾问，在冈村宁次的帮助下，蒋介石以10万美金的巨款，在日本招募了98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将校组成“白鸿亮团”，前往台湾训练国民党军队，协助蒋介石重建反攻大陆的武装，制订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日，冈村宁次以日本军事顾问团总负责人身份秘密前往台湾，后来蒋介石又聘请其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特级教官。与那些被绑赴刑场、验名正身后被枪决、被送上绞刑架的战犯相比，冈村宁次的运气的确是好得多。阎锡山组织六千人“日本纵队”早在抗日战争尚未结束时，侵华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官澄田睬四郎和参谋长山冈道夫就有意与阎锡山合作，在战争结束后继续留在山西，出面运作此事的是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城野宏等人。希望借助日军抢夺抗战果实也是阎锡山的希望，日军能“残留”山西，正合他的心意，所以当日到来之后，“阎日双方便迫不及待地将日军残留山西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经过阎锡山代表赵瑞、日军第一军代表岩田清一（城野宏的翻译）大约一周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1. 日军响应阎锡山的提议，将日本军人改编成部队，置于阎锡山指挥之下。其方法是以日本人自愿为原则，办理就地队伍手续，完成日本方面的复员程序。2. 对留用的日本军人，阎锡山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日军现有级别基础上，提升三级。3. 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并允许在营外居住，其待遇以招聘者优待。4. 合同期暂定两年，由阎锡山负责归国事宜。同日本恢复交通时，给予从日本家属来山西或给家属寄钱等方便。特别欢迎残留日军同中国妇女结婚。为落实协定，日、阎双方在太原海子边的“日华俱乐部”成立了专门组织，研究编写残留日军的策略，并付诸实施。阎锡山认为日中双方“志同道合，共谋其事”，所以亲自为这个组织起名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由山西省政府秘书长梁延武任主任，岩田清一、城野宏等人担任要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城野宏命日伪军就地驻防，确保占领区，迎接阎锡山的到来，“万勿将防地让给共军”。当然，并非所有在山西的日军都愿意留下来，其实大部都已归心似箭。城野宏想尽各种方法劝说名义上已经成为战俘的日军及在华侨民继续留在中国，他极力宣扬所谓复活军国主义的可能性、日军残留山西的目的和意义，要日本人“卧薪尝胆，为了复国而残留”。他甚至派人到河北和北京，煽动那里的日本人残留山西。最后大约有2600名官兵被编入阎锡山的部队，还有技术人员和家属，共约6000人。阎锡山对所留用的日本士兵，不但发双饷，而且后来一律晋升为少尉或中尉。阎、日合流使得中国境内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即日军投降一两年了，依然看得到打着太阳旗的日军在活动。直到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晋中战役中，阎、日联军被歼达7万余人。加上在山西临汾和忻州两地被歼灭的日军，残留山西的日军死伤、被俘过半，几近覆灭。剩余的残留日军作垂死挣扎，甚至惨无人道地对解放太原的解放军使用了名为“联二苯”的毒气弹。但随着太原的解放，最后残留山西的日军彻底覆灭，城野宏等日军高层军官全部被俘。日本战俘协助解放军不单是国民党方面利用日军，共产党也曾大量使用日俘。东北光复后，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大部分被遣送回国，但还有一部分留在东北解放区，据当时东北9省14个市的调查，粗略统计的日本人数有12016人，加上遗漏的共计有31030人到33000人。其中，卫生部、军工部、军需部内的技术人员较多。具体分布在各部门的日本人数是：军区卫生部7200人，军区军工部2000人，军区军需部900人，军区其他系统1500人。据辽宁省档案馆馆藏的有关资料记载，到1949 年，东总军工部留用的技术人员186人中，日本人就有103人，超过50%。东北1946年初内战爆发，急需医护人员，当时国共双方有日本侨民移送协定，后来发现，共产党方面移送过去的日本侨民不少被国民党军队留用，于是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也开始大规模留用日本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记载说，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在辽沈战役中最关键的战场黑山阻击战中，仅一所野战医院，三天三夜就抢救医治了2000多伤员，许多日本籍医生、护士三天三夜没合眼，吃饭都在手术台上。医院工作人员、日本人雅子回忆说：“那时三天三夜下来，每个人躺下就不省人事，累得像死人一样，看着断肢少腿，鲜血淋漓、生命垂危的伤员，马上又挣扎着起来去抢救生死与共的战友。”许多日本关东军战俘也积极加入解放军，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45年，我东北人民自卫军第二支队解放舒兰县城时俘虏了一批日本战俘，这些日本兵投降后开始积极协助解放军。一名叫田村义男的战俘，在部队举办机枪射手训练班时任教员，表现非常积极。他耐心细致地讲原理、做示范，很受战士欢迎。田村不仅积极搞好射手教学工作，还主动修理武器、制作枪支配件，甚至积极参加战斗。在不久后的鹿道战斗中，匪军的一个碉堡久攻不下，田村架起自己拼装的山炮，两发炮弹就把钢筋水泥碉堡打了一个大洞，匪徒们或死或伤仓惶逃窜。攻打五凤楼时，又是他两发迫击炮弹击中目标，吓得土匪缴枪投降。田村也愈战愈勇，被战士们誉为“神炮手”。不幸的是，田村后来牺牲。当时我军缴获的八八式掷弹筒常发生炸膛事故，为摸清原因，田村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实弹试验。在一次次化险为夷之后，悲剧出现了，田村身负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而壮烈牺牲！田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类似田村义男的日本战俘在当时并不在少数。此外，我军最早的飞行员也都是在日本“师傅”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是关东军的王牌，他们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总计有飞行员20 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 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后来曾任空军司令员的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后来，林弥一郎出任了日中和平友好会会长，并于1985年1月率团访问了中国。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原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高度评价了林弥一郎等人为我国空军建设、为中日友好做出的贡献。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来华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感激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医生、护士、技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这些更增强了我们与日本人民缔结友好关系的信心。日本的军阀主义是残酷的，但协助我们的日本人有很多。”这些日本战俘在解放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为中日人民友好事业谱写了光辉的篇章。（纪彭 赵光强）（参考资料：孟昭庚：《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被无罪开释内幕》，《党史纵横》2007年01期；徐君：《被解放军评为烈士的日本战俘》，《日本新华侨报》日；《鸡西革命老区》，中共鸡西市委党史研究室，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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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战俘回国竟有如此遭遇！
1945年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长官选择了2600人留下来继续作战，而自己则与其他高层乘坐飞机逃回了日本。倒某就是这2600炮灰之一。　　在最后的战争中，多数人被打死，极少数人被阎锡山部队俘虏、收编。也就是从那时起，到某被关押在山西太原的战犯管理所，一直到1949年。　　经过几年的改造，此人和其他日本战俘渐渐都意识到侵华战争的罪恶，意识到残忍杀掉的中国人，其实都是人。到那时候才知道，需要反对战争，即便这个战争是天皇发动的。　　此人认罪态度很好，在战俘营中还经常记笔记，写下了许多感想。　　　之后，新中国接管了这批战俘。到1956年，在毛主席的命令下，中国开始释放日本战俘。到某和其他日本人自然是万分高兴。终于可以回国，终于可以和家人团聚了。　　可是，回到阔别13年的家乡，发现，一切都回不到从前的。战俘被当成“叛国者”，被当成“红色间谍”。最开始是无休无止的询问和审查，折腾了大半年之后，被释放回家，但是，日本政府特意在每一个释放战俘家庭附近设立岗亭，派遣警察，一对一监视这些人。　　一旦有任何意向，这些战俘就会被捕，甚至会被秘密处死。　　由于受到歧视，工作上经常受到刁难，生活很是拮据。　　等到70年代中日建交，他们这批释放的战俘被监视的命运才结束。退休后，此人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中日友好”“揭示战争罪行”上。虽然还会受到种种的刁难，不过，此觉得，唯有如此做，才是对日本，对中国最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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