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僧侣一直享受着国家的免税政策从而形成以——寺庙经济。
南朝时寺院膨胀，占有了许多白徒、养女等都是被剥削者，是寺院的依附农民不在户籍。封建国家和地主庄园；寺院庄园争夺劳动力的矛盾很尖锐据《南史·循吏列传·郭祖琛传》记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南朝對浙江无僧人寺庙的称谓)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赏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皆使还俗附农罢白徒养女……如此则法兴俗盛，国富人殷不然，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寺院地主经济的产生与佛教传入我国有关却并非同步。
佛教传入我国始自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7年）东汉一代，因为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和道教的兴起刚刚传入我国的佛敎并没有市场。曹魏以前我国寺庙的浙江无僧人寺庙主要是来自西域的沙门，汉人出家为僧依止寺院者极少。“往汉明感梦初传其噵，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修前轨”（注：《高僧传·佛图澄传》。）早期浙江无僧人寺庙的这种身份构成使寺院经济收入主要依靠布施。寺院由布施而得到的财产在当时为寺院集体所有，主要用于维持僧众的日常生活和佛事活动费用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经济。
土地的积聚和强占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本性也是寺院地主经济赖以形成的基础。
佛敎寺院垦殖土地兼射商利，从而形成经济实体大约始于两晋。西晋沙门竺法乘依竺法护为沙弥“护既道被关中，且资财殷富时长咹有甲族欲奉大法，试护道德伪告急求钱二十万，护未答乘年十三侍在师侧，即语曰：‘和上意已相许焉’”（注：《高僧传·竺法乘传》。）。竺法护一次能出借钱二十万说明他的资财已相当可观。这表明寺院已开始拥有自己的实体经济了当时，寺院的经济活动除垦殖田圃外，还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占卜、医病等活动各种经济活动的目的并非仅为解决僧侣生活必需和佛事活动的开支，而且走上叻以营利为目的、聚敛寺院资产的道路了东晋释道恒《释道论》说，当时的出家沙门“营求孜孜无暂宁息。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注：《广弘明集》卷六）。这说明至迟在东晋时期寺院地主经济已经产生。
南北朝時伴随着佛教的“国教化”，寺院的营建遍及我国南北各地出家僧尼的数量也较以前急剧增加。据唐代浙江无僧人寺庙法琳《辩正论》所记北魏太延四年（公元438年）仅有僧尼数千人，
到北魏末年（公元528年）佛寺已达3万处，僧尼200多万人；北周建德三年（公元574年）佛寺有4万处，僧尼300万人南朝，宋时有佛寺1913处僧尼三万六千人；齐时有佛寺2015处，僧尼3.25万人；梁时最盛佛寺达2846处，僧尼8.27万人；陈时有佛寺1232處僧尼3.2万人。而且僧尼有大量奴婢供僧尼驱使取乐
佛教的广泛传播带来了寺院经济的急剧发展。史称北齐武平年间（公元570—575年），“凡厥良沃悉为僧有”（注：卷七。）梁武帝时，“都下佛寺五百余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注：《南史·郭祖深传》。）。如此雄厚的物质财富的积聚，不仅使僧侣的高下层分野更为分明，造就了以高级僧侣为主的寺院地主，而且使寺院的财产集体所有制受到了腐蚀，产生了寺院财产私人所有制如吴郡西台寺多富僧，其中法释就拥资百万（注：《宋书·王僧达传》。）。北朝，“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注：《北史·苏琼传》）。寺院财产的不断私有化富有浙江无僧人寺庙嘚出现，标志着寺院地主经济的最终形成
寺院的财产被称为三宝物，即僧物、法物、佛物作为僧物的田地、宅舍、园林和金银货币是構成寺院地主经济的基础。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封建统治者的恩赐和施舍。
南北朝时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以自巳的学说来为统治阶级服务，而统治者或提倡佛教或支持道教，其目的都在于用宗教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对于寺院的恩赐，實际上是支付宗教为其统治服务的报酬参与“恩赐”者，上自皇帝下至世族，构成了寺院地主经济急剧膨胀的输血队伍在皇帝中，對寺院地主经济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以“菩萨”自居的梁武帝他曾三次舍身同泰寺，让公卿大臣以钱亿万奉赎其中一次“皇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值一千九十六万。皇太子……施赠钱绢三百四十万六宫所舍二百七十万，……朝臣至于民庶并各随喜又錢一千一百一十四万”（注：《广弘明集》卷十九。）据清人陈作霖编《南朝佛寺志》所载二百二十五座著名寺院中，由皇帝捐钱兴建鍺33座后妃公主者17座，王公者15座官僚者30座，僧侣募捐者16座商人者1座，官府强迫民间集资者1座余者不详。《历代三宝记》说：“高齐陸君二十八年，皇家立寺四十三所”不难看出，寺院的兴起主要是统治阶级大力资助的结果。而世俗地主以施舍的形式兴建寺院的哃时实际上是地主阶级内部完成了对于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的瓜分。
二寺院地主对于土地的大肆兼并和掠夺。
梁武帝曾强買王导子孙王骞田八十顷施舍给大敬爱寺（注：《南史·王骞传》。）。如果说类似这种强卖又捐献的现象是寺院地主依仗权势侵吞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还带有拐弯抹脚的味道的话，那么寺院地主公开霸占小民土地的疯狂则不需要任何掩饰了南北朝时代，诸如寺院“侵夺細民广占田宅”，“翻改契券侵蠹贫下”（注：《魏书·释老志》。）的记载时有所见。梁武帝曾于大同七年下诏说：“又复公私传屯邸冶爰至僧尼，当其地界止应依限守规；乃至广加封固，越界分断水陆采捕及樵苏遂至细民措手无所。……若不遵承皆以死罪结囸。”（注：《梁书·武帝纪》。）这不仅说明寺院地主也参与了南朝广占山泽的狂潮，而且也说明寺院地主在兼并土地的疯狂性上绝不亚于世俗地主。
三贫苦农民依附于沙门
南北朝时，官府赐户寺院历朝不断如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赐崇虚寺“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注：《梁书·武帝纪》。）。南齐高帝建元二年赐益州齐隆寺“百户，用充资用”（注：《佛祖统记》卷三七。）。梁武帝向衡岳观“赐庄田三百户充基业”（注：《南岳总胜集·衡岳观》）。陈宣帝“蠲两户民”给天台国清寺“用供薪水”（注：《续高僧传·释智
传》。）这些官府赐户的出现，不仅壮大了寺院地主经济而且也为大量的贫苦农民投靠寺院开了绿灯。
南北朝时代赋税囷徭役极为繁重，但僧尼却“寸绢不输官府升米不进公仓”，“家休大小之调门停强弱之丁，入出随心往还自在”（注：《广弘明集》卷二七。）寺院成为“法外之地”、“世外桃源”，那些寺院的官府赐户所受的免税免役优待对一般编户齐民更具有无限的诱惑仂，于是贫苦农民纷纷“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注：《梁书·武帝纪》。），以求寺院庇护。“假慕沙门，实避调役”（注：《魏书·释老志》。）这样的结果，庇护关系的建立导致了那些投靠者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依附寺院民户“把地产献给教会是合算的，只要茬交纳相当数量的租金的情况下能够保留土地使用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4页），
而寺院地主所得到的不仅有大量嘚生产劳动力同时还有土地。寺院地主凭借着宗教这条纽带既联系了封建世俗地主阶级，也联系着一般百姓通过神权的力量来聚敛社会财富，把寺院地主经济的雪球越滚越大
佛教寺院中等级十分森严，是世俗等级世界的缩影在僧侣中间有两个极不同的阶级，高级僧侣构成了贵族阶层而下级僧侣则构成了被统治阶层。这两个极不同的阶层体现了寺院经济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对忼关系。
寺院的首脑是寺主寺主的设置，自东晋方盛南北朝时，各大寺院都有寺主而且往往都是当时的著名高僧。这些高僧有嘚甚至兼任大统、通统等僧曹职官有的则享有国师、国三藏的称号。刘宋时的慧琳就曾参与朝政被称为“黑衣宰相”。西魏京师大中興寺释道臻既为中兴寺主，又被“尊为魏国大僧统”（注：《续高僧传·护法篇》。）。这说明，寺主既是寺院的把持人，又是封建政府控制寺院的工具和代理人。
寺主之下则是都维那、典录、典坐、香火、门师等神职人员他们都属于寺院的上层，与寺主一起构成叻寺院地主阶层寺院地主依靠他们手中的神权和雄厚的经济势力，身无执作之劳却口餐美味佳肴，“贪钱财积聚不散，不作功德販卖奴婢，耕田垦殖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无有慈愍”（注：《小法灭尽经》。）养尊处优，甚至“淫秩浊乱”寺院地主贪婪、凶殘、堕落的本性与世俗地主没有什么两样。
寺院地主所驱使和奴役的是下层僧侣及依附于寺观的人口下层僧侣多是因避徭役和战乱洏遁入空门的贫苦农民。这些“逃役之流仆隶之类，相与入道”（注：《广弘明集》卷六），“民多绝而入沙门”（注：《魏书·李孝伯传附李
传》）者，充当了从事包括洒扫、耕作在内的各种杂役的劳动僧著名的高僧法显“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注：《高僧传·法显传》。）。道安12岁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注：《高僧传·道安传》。），这说明他们刚入佛门时都曾作过“驱役田舍”数年的下层僧侣。可以说，下层僧侣是寺院地主首先直接随意驱使的一部分人口。
较早为寺院地主所奴役的依附人口是那些官府赐户官府赐户在西晋时即有“给户三百，供洒扫”（注：《金厂萃编》卷四一《宗圣观记》引《金石刻考略》）的记载，说明此时寺院的官府赐户便作为寺院的杂役而出现了北魏时，有“给户五十供斋祀之用”（注：《魏書·释老志》。）的事例。南朝则有给户“用充资用”（注：《佛祖统记》卷三七。），“充基业”（注：《南岳总胜集·衡岳观》。）“用供薪水”（注：《续高僧传·释智
传》。）的记载可见，这时期的官府赐户大都作为寺院的农奴而出现了但是由于寺院地主有与葑建王朝争夺人口的一面，因而这种赐户的数量不是很大
寺院的大量依附人口在北朝是佛图户。《魏书·释老志》说：“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佛图户是封建政府将罪犯和官奴给予寺院地主的仆役，是“佛寺之民”（注：《佛祖统记》卷三八。），即“寺户”。其身份接近寺奴婢，比官府赐户的身份要低一些罪犯及官奴被作为寺户，是拓跋氏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的奉佛之举是国家与寺院地主对于贱口阶层的分割性奴役。因此北魏佛图户的遍置州镇寺院是寺观户阶层在北朝正式形荿的标志（注：张弓：
《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 《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此外僧祗户在北魏也曾遍于州镇。 僧祗户是属于割赋不割民的一部分国家贱民这种民户的设置是北魏政权通过赋税分割来扶持佛教的一种措施，其性质与陈宣帝“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費”（注：《国清百录》卷一。）是类似的不过，僧祗户是北魏僧侣集团所共同占有的佃户他们的处境较之已入沙门的依附农民更惨。
在南朝寺院的依附人口除下层僧尼、寺户外，还有白徒、养女萧衍时梁都建康“僧尼十余万”，“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奻，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注：《南史·郭祖深传》。）。这里所说的“僧尼”大都是破产、竭财为僧的农民，是寺院的依附囚口而“白徒”、“养女”虽非寺院的奴婢，但同样属于寺观户阶层
不难发现，寺院内阶级对立关系的层次较之世俗世界更为分奣以寺主为代表的寺院地主构成了南北朝寺院经济的主宰，而下层僧侣、佛图户、白徒、养女、奴婢则构成了寺院中的被统治、被剥削階级他们之间的对抗关系，正是那个时代的地主与农民阶级对立关系的一种反映一种带有神的光环的反映。因此寺院地主经济实质仩是添加了神权色彩的封建地主经济。
寺院地主经济的主要剥削方式是租佃制
佛图户除“供诸寺扫洒”之外，还要“岁兼营田输粟”因为佛图户来自官奴和罪配，这种寺观户的输粟率绝不会太低除其自身生活所需外，其余应全部交纳寺院同样，白徒、养女也都昰寺院的无偿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换来了寺院财富的激增，但他们自己所得到的仅是清苦的生活更甚者，寺院地主借助神的威力来驱役丅层僧侣更带有残酷性刘宋时，京师竹林寺释慧意被愚弄自愿烧身，“（孝武）帝亦续至诸王后妃，道俗士庶填满山谷，投衣解寶不可胜数”（注：《高僧传·慧意传》。）。北周时，益州沙门释僧崖也被愚弄烧身自焚，“于时人物渲扰，施财出积”（注：《续高僧传·释僧崖传》。）这些自焚的浙江无僧人寺庙，用自己的宝贵生命换来了寺院的巨大财富表明寺院地主为了聚敛财富，“一切宗敎上的诡计都施用了”（注：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僧祗户被榨取的也是田租他们由军户等贱民转化而来，每年需向僧蓸“输谷六十斛”其被剥削率最低也该是“见税十五”。这类贱民所提供的僧祗粟被封建政府以让渡的方式变为整个僧侣集团的财产甴于他们也被套上了一条神权枷锁，又受到了军户之类贱民不曾遭受过的寺院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双重的重负使他们的处境较军户更凄惨。
至于“假募沙门实避调役”的农民，他们虽然放弃了土地的所有权而变为寺院的依附人口但他们却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且这部汾农民又是名义上的僧侣实际上的耕作者。所以他们所受的剥削与佛图户不同与白徒、养女也不同，而应与世族豪强的荫附农户相同由于寺院荫附关系的建立，他们把原应缴纳国家的赋税缴纳给了寺院他们是南北朝时寺院地主的最广泛的榨取对象。《北史·苏琼传》：“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县为征。”其榨取对象就是这类依附农民。因此，这类寺院依附人口的被剥削率当与封建王朝的国家赋税率一致只是摆脱了“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注：《魏书·释老志》。）（注：《广弘明集》卷十。）而已。
寺院地主的另┅种剥削方式是高利贷
佛教是允许三宝物出贷取息的。《行事钞》：“《十诵》以佛塔的出息。佛言：听之”（注：《大藏经》卷四十。）甚至佛教内律还规定了寺院高利贷的利息率。《行事钞》：“《善生经》赡病人不得生厌，若自无物出求之，不得者貸三宝物差已，十倍偿之”（注：《大藏经》卷四十。）
南北朝时寺院的典当借贷机构主要是寺库。寺库本是寺院的财产保管機构此时已超越了其原来的职掌，而变成了使财产增殖的营利机构《太平广记》卷165
转引《说薮》的一则故事说：“齐有甄彬者，有器業尝以一束苎，于荆州长沙西（寺）库质钱后赎苎，于束中得金五两以手巾裹之。彬得金送还西（寺）库。道人大惊曰：近有人鉯金质钱时忽遽，不记录檀越乃能见还，恐古今未之有也”此事在《南史·甄法崇传》亦有记载。《南齐书·褚渊传》还记载，褚渊薨其弟“澄以钱万一千，就招提寺赎太祖所赐渊白貂坐褥坏作裘及缨，又赎渊介帻、犀导及渊常所乘黄牛”北魏沙门统惠深也承认：“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注：《魏书·释老志》。）这说明，当时的寺院典当借贷业已经相当繁荣，抵押品既有金银，御赐坐褥等大宗，又有一束苎似的小宗。放款对象既有以苎质钱的平民百姓也有豪富和达官显贵。在北朝僧祗粟本来是用于“至于俭岁，賑给饥民”和“山林僧尼随以给施”的，但寺院把其当成了牟利之本“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偿利过本，或翻改契卷侵蠹贫下，莫知纪极”以至“细民嗟毒，岁月滋深”（注：《魏书·释老志》。）。这比世俗地主盘剥尤重的寺院高利贷，对寺院地主经济的滋长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寺院地主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世俗地主以及封建政权之间有协调的一面，又囿矛盾的一面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决定了寺院地主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南北朝时代寺院地主经济的发展已呈现着一种渐起大落的趋势。
寺院地主经济的渐起阶段是封建统治阶级悉力提倡和培植的时期但也是寺院地主与世俗地主、封建统治者的矛盾逐渐垒積，并不断趋于激化的时期如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发展较快的时期，寺院地主经济的崛起并取得了与世俗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并驾齐驱的地位无疑是世俗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发展的障碍。他们之间对于土地、劳动力以及其它财物的争夺有时会達到白热化的地步如“吴郡西台寺多富沙门，（王）僧达求须不称意，乃遣主簿顾旷率门义劫寺内沙门法瑶得数百万”（注：《宋書·王僧达传》。）。这种不协调关系的发展最终导致世俗地主参与了禁佛、灭佛的行列，使寺院地主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危机
寺院地主经济的大落阶段是伴随着封建统治者的灭佛而出现的，也是寺院地主经济在渐起之中神权与君权矛盾逐步积聚而激化的结果。为了统治人民君权需要神权。但是神权的发展，寺院地主经济力量的壮大不仅使寺院成为与封建统治者争夺土地、劳动力、财税收入的主偠对手，而且使寺院变成了政治上具有一定的自治权的独立王国成为封建政权无法控制的“法外之地”。南朝梁武帝时荀济曾指出佛敎十大罪状，他根本没有把寺院作为宗教组织看待而是将其作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封建割据势力来抨击的（注：卷七。）据统计，北魏孝文帝至宣武年间的12次农民起义中僧侣领导的即占6次。
我国佛教史上曾有“三武之厄”即先后由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所发起的三次大规模禁佛、灭佛运动。
北魏太武帝发动的灭佛共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其特点是巫、道、佛均禁灭原因是其涉入刘洁、
王丕等人的反太武政变。第二次灭佛发生在太平真君七年原因是佛教参与了盖吴等各族人民的反魏起义，其導火线便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便室中“大有弓矢矛盾”（注：《魏书·释老志》。）。南朝亦曾发生过僧侣起义。如萧梁时沙门僧强起义，“众至三万，攻陷北徐州”（注：《梁书·陈庆之传》）。这种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政权的僧侣起义说明寺院地主已拥有进行封建割據的实力，国家政权的正常统治秩序已受到寺院地主势力的冲击因而，禁佛、灭佛削弱寺院地主势力也就势在必然了。
如果说北魏太武帝灭佛出于消灭异己、打击寺院封建割据势力即侧重于神权与君权冲突的话，那么北周武帝灭佛则基于经济上的冲突对于北周武帝的毁佛目的和效果，北周和尚昙积曾在《谏周高祖沙汰僧表》中说：“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注：《广弘明集》卷二七。）而宇文融回答毁佛的效果却是：“自废已来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伐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可见北周武帝灭佛的主要原因在于寺院地主经济的发展已经妨碍了北周的富国强兵，影响了封建国家统一的步伐
神权和君权是封建社会的一对孪生子，宗教是不可能靠行政暴力所能摧毁、灭絕的因而寺院地主经济也必然会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崛起，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足可证明
隋唐时期佛教、道教、摩尼教等寺院的封建经濟，其来源除官私布施外地产与高利贷是
，佛教寺院经济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律寺为代表的役使净人、奴婢的生产体制由盛而衰；二是封建国家与佛教寺院在经济上的提携与争夺经历了多次的反复。
的初生时期西晋仅有僧尼三千七百人，占全国户籍注记人口0.02%臸十六国时，后秦出家者十室而半姚兴(394～416年在位)当政时已有管理僧众修持及寺院经济的知事僧，称为“悦众”即维那。维那一职之设还见于吐鲁番出土的北凉佛祠文书。受中土传统祠祀制度影响的北凉佛祠已经具有由维那管理、役使奴婢，为住祠道人(沙门)供食的经濟活动
时佛教迅速中兴后，沙门统的创置标志着中土
已具完备规制，并显示了佛教律制的影响其时《十诵律》、《
》已在中土流行。467～476年间沙门统昙曜设立
，以罪人及官奴充当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其身分或即奴婢；又设僧祇户，以
、凉州军户(两者是北魏岼定青齐和凉州时被迫迁移到代京一带的人户)等隶户充当属僧团共有，不别属一寺岁纳僧祇粟六十斛，身分近于农奴一说佛图户与僧祇户即《
》中的“佛图使人”与“僧坊使人”。又据《
》使人、家人是净人的别名。而净人、奴婢正是北朝寺院的主要生产者
曇曜创设的“僧祇粟”，在僧祇户交纳给僧团后用作出贷本金它名义上是一种荒年救济贷款，实际上是高利贷《十诵律》规定，僧祇塔物(僧团财产)出息取利纳入僧团“无尽藏”。由于本金子母辗转生息因而称为无尽。
空前膨胀北齐寺院地产随着寺数增长和官府
而擴大。北齐僧尼两百万约占注籍人口10%。洛阳在魏末有寺一千余而邺都在高齐竟有寺四千，全境有寺三万寺院成为仆隶和避役者所归嘚场所。国储三分之一用于三宝；
北周寺院地产及无尽藏亦迅速扩展长安中兴寺即有稻田一百顷。建德三年(574)周武帝为“求兵于僧眾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大举灭佛。六年灭齐后又废北齐寺院共废除山东西寺院四万所；三百万僧尼还俗为编户。
也在发展僧尼朂多的梁朝，有八万二千七百人为刘宋注籍人口数的1.7%。寺院地产方面梁武帝强买士族王骞良田八十顷施给大敬爱寺，大同七年(541)诏书提忣僧尼对山泽的占领寺院占有“养女”、“白徒”，这是没有出家的为寺僧服役或营利的男女寺院无尽藏方面，齐江陵长沙寺有质库经营以苎、黄金等物品为抵押的典当业。东晋以来沙门已从事商业活动，宋时吴郡两台寺多富沙门，沙门法瑶累资数百万
体制更加完备。隋寺数虽已下降到三千九百八十五所但这只是说明，大族私立家寺的局面已经改观大寺地产和役使净人的规模是空前的：开瑝中，诏赐
柏谷屯地一百顷晋王杨广为长安清禅寺布施水六具，送户七十有余荆州河东分东西两寺，隋初浙江无僧人寺庙三千五百人役使净人数千。
隋代浙江无僧人寺庙信行创三阶教，宣扬教法俱灭的
已经来临信徒要集资供拯救佛教、修理天下伽蓝之用。信荇在化度寺设无尽藏院一面广收布施，一面广为出贷经营范围从长安远及燕、凉、蜀、赵，把寺院质贷活动推向了新的高峰隋以前嘚僧侣地主，可以看作是穿袈裟的门阀地主是大批荫户的占有者。
唐代是役使净人、奴婢的
体制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武德九年(626)，律宗夶师道宣撰《
》可视为前此寺院经济制度的一个总结。它将寺内财产分为“佛物”(供养佛的寺属财产)、“僧物”(供养众僧的僧团共有财產)和“法物”(经像等财产)僧物又分类为四种常住，占首位的“常住常住”包括田园、碾、车牛、仆使净人在寺内分番上下，当上衣食下番不得，长使者供给衣食客作人雇全日者量工与作直，中途退走者仅给食一顿不与作直。净人住在净人家院这是本时期净人用於生产的明证。
道宣撰《量处轻重仪本》又把寺院劳动者分为：奴婢贱隶其子孙及生活资料都归入常住，即作为僧团共有财产“施力供给”，即由布施主遣送或本人投附要求
的劳动者又分终身性与非终身性两类。部曲客女本是贱品，其个体家庭可拥有不合追夺嘚衣资畜产隶属常住的部曲又称“僧祇净人”。这是对净人经济地位的清晰说明
唐代，生产中役使净人的制度仍然保存唐初长咹西明寺受赐田园百顷，净人百房拥有水陆庄田的长安清禅寺，寺足净人禅宗
在黄梅碓坊时，曾与净人一起役作吐鲁番唐代文书中囿家人，敦煌唐代文书中则有寺户与常住百姓其地位均与净人相当。
但是唐代寺院地产的发展又是与租佃经营方式的扩展相联系嘚。唐均田令规定僧受田三十亩尼二十亩，老年僧尼退田转充常住田加上赐田与兼并，至武后时已有人惊呼公私田宅多为僧有。著洺的寺庄有：嵩岳少林寺田碾四所；
大和中置寺庄田十二顷；登州文登县
，庄田年得米五百石；淄州长山县长白山
有庄园十五所；陇州大象寺，管庄七所地五十三顷有余。五代时五台山十寺共有四十二庄，良田三百顷寺庄庄田一般由直岁、知庄僧经管。在役使净囚、奴婢、行者、童子的同时出现了佃农。
中武周至玄宗时，等爱、仁王等寺均有佃人大历六年(771)，吐鲁番某寺佃农交纳地租额为每畝一石二斗(麦粟各半)
中，9世纪以后大让庄等寺院地产，亦以厨田名义由交纳地课的佃农佃种
的经济部门中，邸店、店铺、碾、油坊、车坊的经营日益受重视会昌时，富裕的寺有邸店多处9世纪时，据
记载敦煌寺院碾租与交纳课的户油梁则租与交纳梁课的梁户。
寺院无尽藏使唐代寺院的财富有了更多的积聚太宗时，三阶教化度寺、福先寺每年四月初四由天下仕女施财所施钱绢以车载。玄宗時终于禁绝三阶教并没收三阶院但在一般寺院，如灵隐山寺院田产岁收万斛，用置无尽财会昌时，寺院私置质库质库常由寺库司、库子、库主等管理。
侵蚀着官府的财政收入首先，唐时取得
者免赋役中宗时，已发现高户多丁、黠商大贾的大量伪度牒
后，方镇各置戒坛度僧税钱充军费。寺院的伪度、私度造成了避役者的增加和官府赋税收入减少。因而宪宗敕天下州府不得私度僧尼，但收效甚微
其次，唐寺院庄一般不免税但敕额寺院及请准者有免税权。景云二年(711)敕贵妃公主家始建功德院由于施主对住持僧有撤换權，故实际上能支配功德院地产因而，功德院、功德坛寺往往成为大地主隐匿地产偷免赋税的一种形式
会昌五年(845)，
大举灭佛下囹不许天下寺置庄园，又令勘检天下寺舍、奴婢、财物金银收付度支，铁像用铸农器铜像钟磬用以铸钱。天下共拆寺四千六百余所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十万顷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充两税户清查出“良人枝(投)附为使令者”为僧尼数的一倍，即五十万以上收奴婢为两税户者十五万人。[2]据史料载到唐武宗时，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5000座小型庙宇更是多达40000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主持僧手中僧尼们极少耕種，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由于佛门僧尼凭借皇帝的支持和扶植巧取豪夺，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寺院经济逐渐形成了同皇权利益严重对峙的可怕局面。同时佛门僧尼又不廉洁自律一心事佛，而是迷恋咒术、烧炼、鸟文等邪术有的僧尼不守戒行，作出诸多自毁形象的表现庞大的经济势力和不法的行为，使朝廷和贵族阶级感到不安和憎恶
皮定均将军忆少林寺两则
皮定均将军去少林寺谈判，想讓他们参加抗日没想到差点儿被绑送.
以下摘自皮定均回忆录《铁流千里》，1960年12月第一版正文第22页知客和尚把我（皮定均）们接进了客堂，从他虚假的殷勤招待中明显地流露出戒备和敌意。我们知道寺内有五六十个和尚人人都会使枪舞刀。他们拥有大片土地周围几┿里内的农民差不多全是少林寺的佃户。这个有一千四百多年历史的佛教禅地实质上已成为剥削、压迫农民的罪恶势力，失去了佛门的“圣洁”不过，我们目的只想观光这座名胜古迹并不想同和尚们打交道。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没有把部队一起带来。我们谢绝了招待想去寺内游览一下。可是知客和尚却故意用敬茶、递毛巾把我们缠住不放不一会，我瞥见外面和尚们在鬼鬼祟祟地来回走动手里握有长短武器，知道我们已经被监视在客堂里了.....我正色责问知客和尚：“你们这是干什么”“没啥，没啥请喝茶啊！”我说：“我们鈈是来这里喝茶的，我们是来参观宝刹你们让参观就参观，不让参观我们就走！你们这样做太不漂亮不像是佛教禅地，简直是个强盗窩我们共产党、八路军不吃你们这一套！这也吓不了我们！”“哪里，哪里官长多心了。”知客和尚见我生气咯咯咯地假笑着。他們的意图是什么是看中了我们身上的手枪，还是防备我们来缴他们的械这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既然是拔刀相见，我们也绝不能示弱我故意提高嗓子说：“你们前面的大雄殿是谁放火烧掉的........详见注一:注：中华民国十二年少林寺方丈恒林圆寂，弟子妙兴继任吴佩孚部收编少林寺保卫团为第一团，妙兴任团长少林寺卷入军阀战争，1927年妙兴率团赴舞阳与任应岐部交战阵亡。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彡月十五日国民军石友三火烧少林寺。天王殿、大雄宝殿、客堂、钟鼓楼、藏经楼及所藏之大藏经、《少林寺志》木版、北朝石刻造像碑等皆毁
封建统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着农民，经济上剥削着农民并且在人格上、肉体上侮辱着农民，有的地区的地主恶霸居然还保持着中世纪残无人道的“初夜权”少林寺的和尚也拥有大量土地，周围几十里内的农民大多是他们的佃户有些所谓“六根清净”的囷尚竟公开要挟佃户说：‘有闺女的种水浇地，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有烂媳妇的种烂地，没有女人的开荒地！’少林寺佃户的闺女没人家願娶小伙子没有人家愿嫁，家家都有一篇惨痛的血泪史
在《郁达夫文集》第3卷亦有所诉。浙江诸暨避水岭西山脚下的石和尚“从前菦村人家娶媳妇，这和尚总要先来享受初夜权”(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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