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列举近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各两例. 经济:加入世贸组织 .2007年GDP总量世界第四, 政治:解决朝核问题 .港澳回归, 文化:申办并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 .中俄——精英家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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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举近年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各两例. 经济:加入世贸组织 .2007年GDP总量世界第四, 政治:解决朝核问题 .港澳回归, 文化:申办并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 .中俄互办国家年, 科技:神州五号.六号的成功发射.嫦娥一号成功发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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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是中法建交40周年。日至29日，我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中国在法国举办的文化年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共计300多个项目，极大地推动了中法关系与合作。近年来，中法经贸往来也呈现出强劲势头。截止2002年底，法国在华投资项目2032个，中国从法国引进项目1972个，正在执行的中法科技合作项目近700个。
请根据材料回答：
（1）中法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充分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实行了什么基本国策？除材料例子外，请列举我国实施这一国策采取的措施或具体例子。
（2）请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国为什么要实行这一基本国策？
（3）你认为我国在坚持这一基本国策是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2004年是中法建交40周年。日至29日，胡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中国在法国举办的文化年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共计300 多个项目，极大地推动了中法关系与合作。近年来，中法经贸往来也呈现出强劲势头。截止2002年底，法国在华投资项目2032个，中国从法国引进项目1972个，正在执行的中法科技合作项目近700个。 请根据材料回答： （1）中法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充分说明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实行了什么基本国策？除材料这例子外，请列举我国实施这一国策的措施或具体事例。& &&&&&&&&&&&&&&&&&&&&&&&&&&&&&&&&&&&&&&&&&&&&&&&&&&&&&&&&&&&&&&&&&&&&&&&&&&&&&&&&&&&&&&&&&&&&&&&&&&&&&&&&&&&&&&&&&&&&&&&&&&&&&&&&&&&&&&&&&&&&&&&&&&&&&&&&&&&&&& （2）请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国为什么要实行这一基本国策？&&&&&&&&&&&&&&&&&&&&&&&&&&&&&&&&&&&&&&&&&&&&&&&&&&&&&&&&&&&&&&&&&&&&&&&&&&&&&&&&&&&&&&&&&&&&&&&&&&&&&&&&&&&&&&&&&&&&&&&&&&&&&&&&&&&&&&&&&&&&&&&&&&&&&&&&&&&&&&&&&&&&&&&&&&&&&&&&&&&&&&&&&&&&&&&&&&&&&&&&&&&&&&&&&&&&&&&&&&&&&&&&&&&&&&&&&&&&&&&&&&&&&&&&&&&&&&&&&&&&&&&&&&&&&&&&&&&&&&&&&&&&&&&&&&&&&&&&&&&&&&&&&&&&&&&&&&&&&&&&&&&&&&&&&&&&&&&&&&&&&&&&&&&&&&&&&&&&&&&&&&&&&&&&&&&&&&&&&&&&&&&&&&&&&&&&&&&&&&&&&&&&&&&&&&&&&&&&&&&&&&&&&&&&&&&&&&&&&&&&&&&&&&&&&&&&&&&&&&&&&&&&&&&&&&&& & &&&&&&&&&&&&&&&&&&&&&&&&&&&&&&&&&&&&&&&&&&&&&&&&&&&&&&&&&&&&&&&&&&&&&&&&&&&&&&&&&&&&&&&&&&&&&&&&&&&&&&&&&&&&&&&&&&&&&&&&&&&&&&&&&&&&&&&&&&&&&&&&&&&&&&&&&&&&&& &&&&&&&&&&&&&&&&&&&&&&&&&&&&&&&&&&&&&&&&&&&&&&&&&&&&&&&&&&&&&&&&&&&&&&&&&&&&&&&&&&&&&&&&&&&&&&&&&&&&&&&&&&&&&&&&&&&&&&&&&&&&&&&&&&&&&&&&&&&&&&&&&&&&&&&&&&&&& &（3）你认为我国在坚持这一基本国策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 &
从2011年10月，长春净月潭开始举办“瓦萨十年”系列庆典活动，以“游长春，度周末”及“观冬运，游吉林，体验冰雪激情”为主线，由四大滑雪产品及冰雪旅游、冰雪体育、冰雪文化、冰雪经贸四大板块活动构成，涵盖了圣诞、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历时87天。从2002年起，瓦萨滑雪节首次在欧洲以外的长春市举行，今年是长春市连续第十年承办瓦萨滑雪节。来自25个国家的600多名专业运动员和近万名越野滑雪爱好者同场竞技。据此材料回答下题。
从材料中可见，出现了
①文化多元化
②经济全球化
③政治多极化
④社会现代化
瓦萨滑雪节能连续十年在欧洲以外的长春市举行，而且有那么多国家及选手参加此次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得益于我国
①实行的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②经济实力的增强
③实行的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④国际地位的提高
初三（15）班的同学们为纪念建党90周年，召开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成就展”为主题的班会，许多同学搜集资料，共同感受中国的伟大变化。石小雨：2010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54742亿美元，中国则是58786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赵大刚：2010年底，我国以宪法为统帅，以其他法律为主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使中国的各个方面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我国民主建设不断加强，公民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许多公民通过论坛、微博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政治权利。王少红：日，第13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在石家庄市缓缓落幕。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以及中国台湾等17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位顶尖杂技艺术家参加了这场盛会。近年来吴桥杂技得到了较快发展。这和我国重视吴桥杂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杂技艺术者秉承“勤奋拼搏、执著追求、坚韧不拔、不断创新”的精神是分不开的。（1）请同学们说说以上材料分别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就？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赵大刚、王少红所列举的内容分别体现了思想品德课所学的什么观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作为21世纪的接班人，你准备怎样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材料一：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于至于8日在北京举行，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的精神，畅想“十二五”规划蓝图，某校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展了一次主题为：我为祖国增添光彩的活动能力，请你参与，并完成下列任务：（1）成就展示：请搜集了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并说说取得这些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畅所欲言（在横线上填上合适的内容）：小红：“经过五年的努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重大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谱写了社会主义事业新篇章。”这些成就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现代建设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小张：“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所以在新时期，我们要继续发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精神。小罗：“全国各族人民要与日俱进，开拓创新，万众一心为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奋斗！“这句话体现现阶段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3）分析总结：近年来我国面对罕见的自然灾害，特别是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复杂多变的国内形势，依然保持了经济发展良好势头，说明了什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赠言共勉：为了进一步激发同学们为祖国增光彩，报效祖国，请你写一句赠言勉励同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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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由于贸易、传教士和殖民者的工作。南北美洲迅速被打上欧洲附庸的烙印。……在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采矿业和种植农业的发展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这个问题16世纪时由于非洲黑人的输入而得到解决。——伯恩斯《世界文明史》材料二& “（第一次工业革命）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运用产业革命造就的廉价商品，利用先进的洋枪洋炮，叩开了闭关自守的古老国家的大门。”……“（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输出使输入地区人民受到沉重剥削，……国际垄断同盟形成，它们在经济上分割世界……对经济全球化进程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陈钦庄、计翔翔等《世界文明史简编》材料三&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首要口号是呼吁抵御西方文化和西方政治经济秩序的渗透，在他们看来，西方乃至整个不信伊斯兰教的外部世界，无不图谋以异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和生活方式来征服和俘虏穆斯林，继而剥夺其所有的权利。——刘金源《全球化进程中的反全球化运动》材料四& 全球招工大厅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劳工买方市场。它使美国的挣工资者与全世界成百万的工人直接竞争生产工作职位。&&——胡成国《全球化中的美国对外经济战略》问题：（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推动全球化的媒介有哪些？（4分）（2）在反对全球化的问题上，材料三与材料四的视角各是什么？两则材料的各自出发点是什么？（8分） （3）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列举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8分）&
本题难度：较难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4-河北正定中学高二月考历史卷
分析与解答
习题“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由于贸易、传教士和殖民者的工作。南北美洲迅速被打上欧洲附庸的烙印。……在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采矿业和种植农业的发展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这个问题16世纪时由于非洲黑人的输入...”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本题以全球化为切入点。第（1）题，注意从材料中提取，如材料一中“贸易、传教士和殖民者”，材料二中的“扩大产品销”、“资本输出”等这些词语中概括。第（2）题，视角要从材料中分析，即宗教和经济；其出发点分别与维护自身文化和宗教传统、保护民族经济等相结合；中国加入世贸原因可从中国需要和全球化的角度论证。第（3）题，经济全球化的利可从资源、日常生活、经济发展等角度阐述，经济全球化的弊可从贫富差距、投机性和风险性、生态危机、自然环境等角度作答。分析：
考点1：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1、进程：⑴ 新航路的开辟启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⑵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力使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⑶ “二战”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速度明显加快2、原因：⑴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根本推动力；⑵新型交通和通讯方式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手段；⑶两极格局的结束为全球化发展消除了政治障碍；⑷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全球化疏通了流通渠道3、表现：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国际分工日趋成熟、大型跨国公司数量增加4、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在世界市场上，发达国家经济实力占优势，往往是获利者；而发展中国家经常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⑵经济危机的传染性和破坏性空前增强；⑶破坏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环境，并进一步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着人类生存。5、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1）之所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是因为它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同时存在，总的来说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积极作用：经济全球化有效地利用世界各地的资源；为各个国家提供了更多发展的机会，有利于世界和各国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丰富和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消极作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经济危机的传染性和破坏性空前增强；破坏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环境，并进一步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生存。（2）态度： ①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无法改变的历史趋势。② 发展中国家要抓住全球化这一机遇，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③ 发展中国家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趋利避害，要努力争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争取国际经济运行规则向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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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由于贸易、传教士和殖民者的工作。南北美洲迅速被打上欧洲附庸的烙印。……在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采矿业和种植农业的发展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这个问题16世纪时由于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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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分析，习题“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由于贸易、传教士和殖民者的工作。南北美洲迅速被打上欧洲附庸的烙印。……在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采矿业和种植农业的发展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这个问题16世纪时由于非洲黑人的输入...”主要考察你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影响”
等考点的理解。
因为篇幅有限，只列出部分考点，详细请访问。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与影响
与“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由于贸易、传教士和殖民者的工作。南北美洲迅速被打上欧洲附庸的烙印。……在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采矿业和种植农业的发展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这个问题16世纪时由于非洲黑人的输入...”相似的题目：
“西方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对此认识正确的是①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②经济区域化阻碍了全球化的实现③经济全球化加强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优势④发展中国家必须全面实现西方化&&&&①②③②③④②④①③
日，上海自由贸易区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中国政府借以撬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此举最能反映的历史特征是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加强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加强世界经济区域化趋势加强
（10分）阅读下列材料：材料一 冯骥才在《献给命运的紫罗兰》中写道：“好在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已无新& 大陆可以发现。连南极冰层下的土地业已测量清楚，连大西洋中时隐时现的珊瑚岛也已记录在案。已有‘地球村’的说法。东方人、西方人，不过是‘地球村’中的‘鸡犬相闻’的村民而已。& 冯骥才在《献给命运的紫罗兰》材料二& 材料三 有人描述20世纪初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时指出，伦敦的居民可以在1911年的某天，一边喝下午茶，一边打电话订购世界上任何产品，想订购多少悉听尊便，并放心地等着这些东西运到自家门口；同时，他也可以把自己的财富投资到地球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开发和新的冒险事业中，例如非洲的矿山，或上海的洋行；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利用廉价和舒适的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去任何国家，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舒适的旅馆；他随身携带的金币可以在世界上各个地方兑换成当地货币而通行无阻。请回答（1）结合所学知识，材料一中的地球村的说法反应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什么？趋势出现这一趋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航路开辟对上述趋势的影响？（3）根据材料二指出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哪三大区域经济合作组织？（4）根据材料三，指出20世纪初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表现在哪些方面？（5）材料一反映的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面对这一潮流我们如何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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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挑战：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刍议
作者：赵月枝 |来源：传媒学术网 |发布日期：
& 正如我所假设的，毛泽东正确预测了中国社会主义斗争的艰难曲折。一切似乎都很明显，动力正在积聚，它将启动「文革」结束后阶段的阶级斗争。
--达拉斯．斯迈思（Smythe, ）
我不会把赌注押在中国的任何特定结局上，但就它的发展方向而言，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乔万尼．阿瑞吉（Arrighi, 2009: 84）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的基础理论，它既有很强的学术性，又强调社会实践性。作为这一领域的最重要奠基者，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发起了在本领域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盲点争论」，激发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中有关如何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和劳动价值论这些核心问题的持久讨论。同时，他以一位社会主义实践者的身份和国际主义的情怀两次考察中国，并力图以自己的政策建议参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传播实践。后一点，体现在他一篇题为〈自行车之后，还要什么？〉（After Bicycles, What?）的文章中。正是这篇他生前并没有公开发表的中国考察报告，使他在批判传播学界成为传奇人物（Guback, ）。倘若「盲点争论」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共同体内部北美的政治经济学者与他们的英国同行之间的一场学术论争，那么，斯迈思在中国的经历则使得他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政治实践联系了起来。这不仅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两者共有的国际性和跨文化性，更预示了这两者之间从一开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斯迈思于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期间首次到中国研究有关意识形态和技术哲学方面的问题。当时，正值中国重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前夕。这一融入以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和中美关系的破冰作为序曲，以「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发展战略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和以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经济结构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形成而达到高峰。斯迈思通过对科学、教育、媒体等不同领域中官员和学者的访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这些领域好像都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但「我们共同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遗产」，继续阻碍中国学者去理解技术的政治本质（Smythe, ）。斯迈思本能地感觉到，这可能会成为中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并且这还不仅仅只是一个学术层面的问题。为此，斯迈思向中国官方提交了他的考察报告，作为一份来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位忧心忡忡的「家庭」成员的友善批评（Guback, ）。在报告中，斯迈思讨论了技术的社会性与西方消费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希望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后--也即有自行车之后--能把社会发展的重点放在公共物品和普通民众的需求的满足上，而不要走消费资本主义的老路。尽管中国政府从未对此直接响应，但是，对于「自行车之后，还要什么？」这个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寓言性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间接给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回答：「当然是汽车！」（以及私家车所体现的一切消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时至今日，传播政治经济学正面临着由中国的世界历史性转型而带来的「中国的挑战」。本文要探讨的是，在全球政治经济中扮演着上升角色的中国会为21世纪的传播学提出什么样的理论难题？多年以来，我曾试图超越该领域的欧美中心主义从而为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贡献一己之力（Chakravatty & Zhao, 2008; Zhao, a, ; 赵月枝，2011）。如果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关于传播与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相互构建的研究的话，那么，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则从批判政治经济学和后殖民政治学以及人类学等研究领域汲取理论资源，聚焦传播与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因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的碰撞，而产生新的社会文化形式与实践这一过程的相互构建关系。
这里有几个关键词。首先，虽然这里的&transcultural&一词也译为「跨文化」，此语境中的「跨文化」与学界熟知的「跨文化传播」中的「跨文化」不同。前者与英文中的&transculturation&一词相关，有转型（transformation）和培植（culturation）的含义，强调的是一个社会体系的动态转型与历史性演变，而「跨文化传播」只强调两种文化间的沟通与「跨越」（cross），并往往因假定某些去历史化的文化特质的存在而隐含文化本质主义的倾向。其次，如果「跨文化传播」更多地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非政治性或去政治化条件下的）人际传播的话，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不但秉承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总体性关注和视政治经济权力以及阶级、社会抗争等为最基础的问题，而且把这些问题放在全球视野中和不同文化间的互动维度来分析，从而赋予国家、民族、种族、全球治理、地缘政治、全球正义等议题更核心的地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关键词是「碰撞」，而且这一「碰撞」是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进行的。更具体地说，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希望在关注源于西方的强势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等过程与其它处于弱势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产生碰撞的历史过程中，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东方和南方国家的特殊性、现实多重性、挑战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挑战的社会主体性等问题。在这一基本理论框架中，本文围绕「中国的挑战」，讨论包括中国的国家性质、阶级、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与文化等一系列问题，而后，作为结论，本文讨论社会主体问题以及备选方案。
西方、其他国家与中国国家的核心地位及其性质
「就像一个巨大的油罐，世界正在发生转向。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极（pole of growth）已经出现在南方和东方。全球化曾经属于西方，然而现在，这个榜单正在逆转。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其他世界崛起』的时代」，社会学家彼特斯（Jan N. Pieterse）这样写道（Pieterse, 2009: 55）。
但是，是什么让「中国崛起」如此引人注目？显然，中国的人口总量、领土面积，和复杂多样的族裔等特质都不是充分的答案--毕竟，印度，这另一个新兴力量的中心同样拥有上述一切特征。在这里，一个最关键的差异是：「现代印度国家&&从未拥有像中国那样的政治大一统历史遗产和列宁主义国家的近代经验。」（Cheek, 2006: 13）中国在战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来之不易。这是现代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所发动的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所获得的最初战利品。随后，中国共产党不仅因领导了旨在推翻阶级压迫的社会革命赢得了在中国大陆的国家政权，而且赢得了在联合国代表由中华民族组成的现代国家的资格。诚如毛泽东所言，为了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相抗衡。在这样的情境下加入联合国，中国离不开众多非洲后殖民民族国家的手足情谊：是非洲黑人兄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因此，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因直接响应了中国底层社会、特别是农民阶层对平等正义的热切渴望，而为其政权奠定了国内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政权对后殖民国家民众的民族平等与解放事业也有历史性债务，而这些民众对更平等的国际秩序的热望则体现在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及其后兴起的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运动中。在经历了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向西方资本主义「开放」后，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中国领导层能否在不失去在内政和外交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前提下，公开抛弃其共产主义外衣，并把自己构建成跨国资产阶级的成员，而全面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同经济领域间的「相对独立性」问题，以及更重要的有关中国国家的阶级性质的问题便由此凸显出来。
在中国学界，虽然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因其教条化弊端而遭遇口诛笔伐；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正是许多最强烈的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坚持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已与中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不相适应的观点，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坚持了教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该立场的坚持者无视或根本不愿正视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反作用」--包括中国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革命历史遗产对资本主义市场关系在事实上的调节、抑制或在修辞上的烟幕弹作用。
同时，无论一般的西方社会理论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都没有必要的理论资源来解析当代中国。在西方社会理论界，早期试图发展国家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可谓内外交困，被湮没在各种消解国家的理论范式中：一方面，全球化理论唱衰国家角色；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理论将学术焦点从「国家与阶级斗争转移到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以及身份形成的问题上」（Jessop, 1991: 91）。这两种思潮共同导致了国家理论的「日渐式微」（Panitch, 2002: 93）。传播学科里，有关后殖民民族国家的理论盲区同样显著，这不仅体现在一般的发展传播学理论上，也体现在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中。诺登斯顿（Nordenstreng, ）曾指出，在早期理论家所提倡的文化帝国主义范式里，国家这一概念一直未能得到充分解析；诺登斯顿的学生阿汉森（Alhassan, 2004: 61）也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某些关键性文本，在民族国家、民主、公民权以及主权等概念的阐释上，往往语焉不详，暧昧不明；斯巴克斯（Sparks,, 203-204）则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家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批评，指责他们没有把1991年之前的美苏冲突理解为「不同帝国形式的斗争」，对社会内部的权力分配一直缄默不语，以及把发展中国家中的国家集权式的解决方案视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替代，而非补充。
不过，斯巴克斯的批判也有失偏颇。事实上，并非所有批判传播学者在阐述文化帝国主义的过程中，都本质化地理解第三世界国家及其民族文化，并把它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跨国资本主义文化机械地、去历史化地对立起来。文化帝国主义的早期批判关注后殖民社会的「统治阶层」如何「被引诱、被施压、被协迫，有时被贿赂去打造本国的社会体制，使其适应、甚至推广现代世界体系统治中心的价值与结构」（H. Schiller, 1976: 9）。因此，这一批判「接近--[虽然]事实上一直没有成为--跨国阶级斗争理论」（D. Schiller, ）。正如丹．席勒（D. Schiller, ）所阐述的，这一理论立场与著名的第三世界反殖理论家法农（Franz Fanon）的一贯坚持交相呼应。法农认为，新独立的国家有必要时刻提防与遏制新生资产阶级以及特权阶层的产生。恰恰正是在此情境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何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斯迈思会被「无产阶级政治」的宣传说辞及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挂帅」地位深深吸引，并冲破冷战藩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研究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文化传播问题。为了理解中国国家内部「走资派」与「走社会主义道路者」之间斗争的势态，他分析了在中国发展道路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官员与学者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及这一阶层在技术的社会性及知识与权力关系等问题上的认识水平和理论素养。
今天，要探讨「中国崛起」对当代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挑战，首先必须分析信息资本主义时代下中国国家的性质。如上所述，中国国家在民族革命、社会革命和坚持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斗争中锻造而成。如果中国的国家权力使其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积累时代一跃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那么也正是这个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使「中国崛起」对于不断演进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而言，显得如此令人不安。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和中国国家抵抗全盘新自由主义化的能力--或言之，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精英因为中国革命遗产的影响和民众的抗争而未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最大规模地、全面地实现新自由主义化这一事实，已将中国推向了全球政治经济和舆论的中心。
尽管官方一直抱持「不争论」的意识形态立场，有关中国国家发展方向的社会斗争却从未中断过。虽然官僚阶层、资本阶层和管理阶层在国家中的权力不断上升，但是，随着底层大众希望通过抗争重新找回实现他们阶级权力的独特形式，领导层也试图重构文化领导权，从而赢回来自社会底层的支持。因此，一方面，自由主义者积极推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促使中国的「上层建筑」与在很大程度上业已资本主义化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另一方面，全盘资本主义化的经济改革不能被彻底推进的危险依旧存在。总体而言，正如哈维引用李静君的研究所言，中国的底层社会抗争的主要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希望共产党「实践其自身的革命纲领，反对外国资本家、私人利益和地方官僚」（戴维．哈维，2010：173）。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精英与大众传播政治，需要被理解为一场正在展开的斗争的一部分，而这一斗争，既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阶级基础和国家的性质，也围绕中国变革的未来方向，这两者是双面一体的关系（Zhao, 2008a, 2008b）。
阶级、民族、与国家：中国及全球维度
如果中国国家的阶级性质及其在资本主义积累模式的转变中的角色，是任何有关「中国崛起」讨论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议题的话，有关国家（state）与民族（nation）之间关系的议题同样重要，因为大多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的争论最终都落在关注民族国家间不平等的问题上。「民族」概念很少被充分地理论化。更遗憾的是，这一领域的最新前沿，特别是莫斯可（Mosco, 2009）所描述的诸如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全球化、女权主义以及劳工立场在传播分析中的发展，仍旧忽视国际斗争、民族与民族主义等问题。德塞（Desai, ）更一针见血地指明，以研究民族与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文化研究，同以阶级为中心、围绕国家与国际发展而展开的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无益的学术劳动分工。「中国崛起」昭示如下现象：一个贫穷的国家在国内阶级不平等情况加剧的同时，成功地在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崛起」；同时，这还是一个拥有着难以想象的民族、性别、城乡与地区差异的多民族国家，它的海外移民的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无可匹敌，何况这些移民或多或少还与中国保持某种经济与文化联系。在传播领域直面「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就意味着，我们要对中国国内外复杂交互关系中诸如阶级、民族、地域、城乡以及身份差异等文化传播问题，进行批判性检视。
正如林春指出，在中国，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与发展主义在历史上紧密相连。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人属于民族主义者。考虑到帝国主义国际体系里中华民族的「阶级」位置，「中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民族革命，而后才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可能相反」。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如果社会利益与民族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社会利益必须让位于民族利益」（Lin, 2006: 40）。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今在宪法中依旧被定义为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民族主义拥有一份牢固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遗产。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上得到充分体现：这面国旗由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四颗星围绕着一颗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大五角星组成，它恰恰强调了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人民--的阶级特性，而并非文化或者「民族」特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并参与「第三世界」历史性自我认同运动，立基于被压迫民族的国际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 nationalism），它迥异于欧洲民族主义。如果国旗图案突出了这个国家国民的阶级性，那么，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对口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恰恰是作为立国原则的「国际民族主义」的最好表达。
帕莎德（Vijay Prashad）认为，「如果欧洲民族主义者想当然地认为一个民族（或许也被称为一个『种族』）只有在一个国家的组织动员下，才可能成为他们的民族」，那么，后殖民民族主义者则创建了另一套民族理论，「这套理论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他们与殖民主义抗争的历史；一是他们实现正义的纲领」（Prashad, 2007: 12）。对中国而言，不但「作为一个自觉实体的中华民族是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历史中产生的」，而且，「这里的革命是双重的，既包括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以实现平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说，离开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华民族就无法被叙述，甚至这个概念本身都不能成立了」（李北方，2013）。
同时，现代中国的「民族」概念也受到中华帝国的政治统一与民族文化融合悠久历史的制约。汪晖的研究（2004，2008）早已清楚地阐明，从拥有民族融合悠久历史的中华帝国中塑造出一个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从章太炎到孙中山，早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最初都致力于建立一个单一文化的汉民族中国政权，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将导致中国的瓦解。因此，建立于1912年的现代中国国家的第一个化身--中华民国，便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同样，受到列宁的民族自决观念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曾试图仿照欧洲的民族国家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政权。然而，通过革命斗争他们很快发现，中国照搬欧洲民族国家的模式是行不通的。尤其在长征期间，大部分汉族革命者在与中国西南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密切接触中发现民族融合的现实性。因而，在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领导权的阐述中，民族融合的悠久历史以及对超越民族文化身份的阶级友爱被突出地置于优先地位。这一做法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就「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绝然不同于现已解体的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所实施的民族政策。正如汪晖（2013）在论及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两个范畴的关系时指出：
在第一次世界后各大帝国在「走向共和」过程中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或加盟共和国不同，辛亥革命在「五族共和」的口号下通过「大妥协」完成了清朝与民国的主权转让，主权连续性成为此后国内政治博弈的规范前提。在苏联崩溃后，中国是前20世纪农业帝国中唯一一个将这种连续性维持至21世纪的国家。
今天，虽然中国主流话语「容忍甚至迎合了」中华民族叙事中的去政治化和将中国革命污名化的立场（李北方，2013），但是，中国国家政权不仅一直警惕着西方世界「西化」中国的企图--即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强加给中国，而且警惕着其「分化」中国的野心--即通过支持台独或者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分裂中国。
当下，中国国家政权临着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和生态公正，以及如何处理相互冲突的阶级利益与多元文化身份等一系列难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在响应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与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民族主义观念，并打击具有跨国背景的西藏种族/民族主义运动的过程中，一方面持续压制阶级话语，另一方面不得不回归其革命叙事，在宣传中重续与藏族同胞的「阶级情谊」（赵月枝，2012）。2009年1月，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将3月28日设立为西藏「农奴解放日」，这一举动可谓意味深长。官方媒体将之描述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9年3月10日镇压了「以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为保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永远不改」而「悍然发动的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以及「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从而「使百万农奴翻身获得了解放」的纪念之举（新华社，2009）。在这里，中华民族的叙事好像又找回了其政治和历史内核；而这里的「民主」宣称显然也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话语所能包容的。
林春（Lin, ）曾指出，「倘若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人民深感失望，结果都证明不是因为她违抗了西方政府和它们殖民扩张的模式，而是因为她背离了她自己当初的远见卓识与对民主的承诺」。以此衡量，那种以为「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通过自由、公平和竞争选举而产生，那么她就不可能成为民主国家」的观点，显得不知所云。相反，「不能忽略中国社会主义任何真正的民主元素，并从这个国家未竟的民主事业的角度，历史性地看待这些元素」将更加切合题意（Lin,）。正是在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议程下，林春（Lin, 2006）把「人民民主」当作中国未竟的事业，而胡鞍钢则提出了与西方「公民社会」相左的「人民社会」概念，并认为「人民社会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社会」（胡鞍钢，2013）。中国激化的社会斗争和环境冲突以及新领导集体的新思想和政策显示出，没有中国底层社会阶级的崛起，所谓的「中国崛起」不可能在政治层面上得到真正实现，「中国梦」也绝不可能是「美国梦」的翻版。
随着社会矛盾的深化，哪怕中国政府实施更加严格的媒体审查制度，都无法再遏制中国底层社会阶层及其有机知识分子为社会正义、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一条更加公平的发展道路而发出的声音。李民琪甚至乐观地（2008：92）认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大量产生，及其不断增强的谈判权力与组织能力，将不仅「使全球权力平衡再次有利于全球工人阶级」，并使资本积累愈加困难，最终导致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度的「终结」。如果地球的生态容量不能容纳以西方消费资本主义为样板的「中国崛起」或者「世界其余部分的崛起」，那么斯迈思在〈自行车之后〉一文中，对转变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关系，以及转变其科技创新制度的必要性的激进坚持，在今天就显得更加迫切与中肯了（Zhao,2010）。同时，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城乡割裂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危机和生态危机，如何克服城市中心主义倾向，重构农民的主体性和新型的城乡互哺关系，从而实质性地实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成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关键问题（吕新雨、赵月枝，2010；赵月枝，2011：291-294）。
这反过来又向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提出另一个紧迫的问题：
当商业化的媒体系统因作为命根子的广告收入减少而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时，传播民主化的挑战与机遇又会是什么？我们已经清楚看到，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西方主流媒体不仅不能对种种经济泡沫起到应有的「制止」与监督作用，甚至或多或少地支持「反恐战争」和煽动种族仇恨。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担心，在为同中国展开「即将到来的冲突」制造舆论，进而持续动员美国的民族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取代国内阶级冲突的道路上，西方媒体、尤其是美国媒体，究竟能走多远？哪种媒体结构、实践和文化情感有助于美国以「非灾难式道路」来处理它不可避免的衰落问题？（Arrighi, 2009: 83）不仅如此，为了克服生产过剩的危机，中国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增加中国社会底层阶级的福利来刺激国内消费，另一方面向南半球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非洲，出口过剩的资本、生产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技能。这里我们有必要追问，这样的发展又将如何重构非洲的阶级、种族和国家政治结构呢？非洲在欧美领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下成为「被遗忘的大陆」后，中国能成为「帮助非洲实现大跨越良性转变的发展动力」吗？亦或这个过程正在发生（Friedman, 2009: 19）？「第三世界国际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遗产，无论受到何种磨损和消解，会在当前中国与非洲、阿拉伯、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经济文化交往的实践与话语中扮演紧要角色吗？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更多东-南、南-南金融、科技和文化流动逐渐形成，急需传播学者去研究并给予理论指导。任何复制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中心辐射式」权力关系的全球传播研究，包括现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显然难当重任（赵月枝，2011）。
建立一个新的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理念与实践，在20世纪70年代谋求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的运动中曾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当前的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媒体传播对有关地缘政治和文化认同的分界线会如何进行定义或重新定义？它们在促进在从互联网治理到知识产权等全球传播领域可能出现的抗争美国霸权联盟的形成过程中又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与1970年代不同，当下，南方各国的媒体与传播业也已全面融入跨国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网络之中。这一事实会不会使得这些国家的媒体在致力于维持新自由资本主义秩序中唯西方垄断媒体马首是瞻？发生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北大西洋中心区域的「大众传播民主化的抗争」（Hackett & Carroll, 2006）和媒体改革运动会对全球传播秩序的民主化产生何种影响？西方、南半球以及全球的传媒民主化运动的潜在关联与亲合性又是什么？在这些正在进行的斗争中，批判传播学者们如何自我定位？冷战时期，深处资本主义大本营的斯迈思等西方批判知识分子选择了戴锦华（2013）所论及的「叛逆性的认同」，高举起了「第三世界的反叛的旗帜」。同时，他们对「第三世界」在独立自主发展和抗击资本主义等方面也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又有许多传播学者把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发展的希望不切实际地寄托在「跨国公民社会」身上。在2003年和2005年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上，发展中国家几乎成了西方学者和他们认同的「跨国公民社会」反对信息控制的防范对象。
当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业已破产，「跨国公民社会」也已去魅，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如何定位自己与社会变革以及媒体民主化主体间的关系？中国传播学者又如何选择自己的学术主体性和确立自己的学术立场？
历史、文化与中国「软实力」：在新「文艺复兴」和新的「文化革命」之间？
莫斯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优先考虑社会变革与历史性转型。然而，莫斯可也体认到，政治经济研究「主要建诸于一种元叙事之上，这种元叙事将学科研究牢牢植根于西方白种男性智力活动的典型模式中」（Mosco, 2009: 3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殖民扩张的开始视为它的历史「时间零点」。然而，至少两股知识流派挑战了这种时间观在理论层面的充分性，并对认识「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提供了深刻的洞见。
第一种挑战来自世界体系理论家，譬如安德烈．贡德．弗兰克（2000）以及乔万尼．阿瑞吉（2009）等人。这些学者要么分析在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以前的世界经济，并把东西方的中心--边缘关系颠倒过来（弗兰克），要么详述西方入侵前中国的国家与市场的政治经济情势，阐述东亚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阿瑞吉），他们共同致力于去本质化地认识资本主义。紧要之处在于，他们力求避免把全球化等同于资本主义扩张（而这正是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对「全球化范式」的定性）。
他们坚持，有可能实现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如阿玛蒂亚．森（2009）所言，全球化非新鲜事物，更非魔咒，而是比西方帝国主义更宏大、影响更加深远的世界历史过程。意识到这一点，想象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国际主义新模式，或者「批判性世界主义」，才具有可行性。更重要的是，这应是比「移动消费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Murdock, 2006）更令人满意的替代性愿景。
通过把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区别，阿瑞吉为有关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方向的讨论打开另一扇窗。在阿瑞吉看来，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的本质不是由资本家的存在与否决定的，而是由从属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权力的形成，以及在追求国外领土与市场的过程中这一国家权力的军事化所决定的。后者使欧洲的发展道路有了资本主义性质，而中国明、清早期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则是非资本主义的（乔万尼．阿瑞吉，2009）。诚然，中国当前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融合使它如今的市场经济制度与明、清时期的市场经济活动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但是，仅仅这一差异无法消除如下可能性：即「权力的领土逻辑」（无论是中国国家亦或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群体）或许能使「权力的资本逻辑」居于从属地位--从而结束戴维．哈维所称的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类型的帝国主义」（戴维．哈维，2009）。虽然阿瑞吉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不是衡量社会现实的可靠指标」（乔万尼．阿瑞吉，2009），但是，中国国家政权继续阻止私人资本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产业领域占据支配地位，并继续调用社会主义话语以使自己合法化的这一事实，依然是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社会主义话语为中国底层社会成员及其有机知识分子在挑战新自由主义「剥夺积累」的过程中，提供了强大的话语资源与意识形态合法性（Zhao, 2008a）。就解决全球经济危机而言，这一话语相对于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优越性」显而易见。戴维．哈维（Harvey, 2009）曾不无幽默地指出，在美国，「哪怕有关国家干预的最暧昧的暗示都能导致政治骚动，更不用说国有化」。相反，在中国，尽管党员官僚和新生资产阶级所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出现，但「把财富重新分配给最贫困的社会群体的政策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绝对不存在任何障碍&&而把这谩骂成『社会主义』，或者更糟的『共产主义』，只会让人当笑料」（Harvey, 2009）。当然，哈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实际拥有的主导地位的认识，有不切实际之处。斯巴克斯（Sparks, ）则更进一步指出，共产党领导集体的再分配政策的出发点是「从资本家手里拯救资本主义而不是挑战这个制度。」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的动机就否定这些重新分配政策的效果，更不能因此否定社会主义话语对底层抗争运动的意义。毕竟，社会权利需要一点一点地赢得，甚至还有可能经历得而复失的曲折过程。正如我曾论述（Zhao,2008a: 343），「不仅官方的社会主义口号本身，还有这些口号被各种中国社会力量的挪用，以及不断展开的使国家和市场从属于劳动人民社会需要的社会运动，才是中国社会主义斗争的要义所在」。
与世界体系理论家几乎同步，后殖民学者则从文化角度挑战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深度。曼德尼（Mamdani, 2007）曾阐述，假若没有「知识范式」的转变，或者「知识去殖民化」的过程--即从殖民地时期与前殖民地时期的历史深度来重新审视现在，政治去殖民化的任务将无法彻底实现：
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不幸趋势在于，它易于把可用的过去简化为殖民时期。我们应该认识到，正是后殖民世界里的不同形式的本土主义--从种族化的黑人民族主义到种族化的民族主义再到宗教穆斯林和印度教民族主义，也即今天我们倾向于把它们叫做『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东西--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指责那些自我标榜的现代主义知识分子是殖民统治者的苍白翻版。他们强调了连接起各自社会历史的必要性。但他们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把殖民地时期当作人为强加和对本真历史的背离而排除在外&&这样，他们便忽视了殖民主义的制度和知识遗产在当下是如何被复制的而无法充分理解当下（Mamdani, ）。
在这里，曼德尼肯定了本土主义者呼吁全面把握历史的诉求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一诉求因本土主义者对「本真」的本质主义理解而遭遇严重扭曲。因此，「不是要回避本土主义者的批评，而是要以恩格斯在他对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批评中如何理解扬弃黑格尔的方式来扬弃它；同时，不仅要在批评中考虑什么是相关的、有效的和有力的，而且要摆脱对起源和本真的偏见」（Mamdani, 2007: 96）。
若要理解中国国家如何选择性地利用中国本土文化传统，曼德尼的观点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参考框架。一方面，作为欧洲启蒙运动和五四中国现代主义运动主流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继承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坚定不移地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并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时代中，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和与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再度得到国家与社会层面的肯定。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有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能力」的文化政治宣称最确切无误地表达了这一情形。诚然，这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也存在一定的保守或反动倾向。
某些举措与全球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高度兼容。正如德里克所言，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生存不仅直接依赖于对差异的调和，更仰仗于透过再现技术将差异转变为同构型内容的策略，这一「融合」策略只瞄准那些与资本主义扩张逻辑兼容的差异化实践活动（Dirlik, 2002: 21）。
中国不再仅仅满足于批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而是大刀阔斧地采纳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软实力」概念，并通过媒体和文化机构努力使中国走向世界（Sun, 2010; 赵月枝，2013）。
在更广阔的文化思想领域，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有扬弃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能力」的文化政治宣称也反映出一种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以及中国「能够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雄心。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于2009年5月8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发表的题为〈迎接新时代的『文艺复兴』〉的评论文章，是体现这一话语的一个实例。作者认为，虽然西欧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到了今天，解放了的「人」的「过度膨胀」及其「对自然过度开发」和对「社会为所欲为」，导致了「单边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争斗越演越烈」，同时，「『人』对『人』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次贷危机引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造成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和恐慌。」因此，时代「呼唤着一场新的文艺复兴，必须把过度膨胀的人还原为一个『和谐』的人。」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在「避免人类自杀之路」方面「肩负着新的时代使命」（叶小文，2009）。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通篇文章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难觅踪影，阶级分析更销声匿迹，只有对人性沦落的泛泛批评之词。无论我们把这视为文化自信的必要表达，亦或在社会主义话语受贬的情境下一种争取国内外文化领导权的策略性话语退让，又或将之视为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掩饰与迷惑，甚至是中华文化本质主义甚至沙文主义的表达，它都是21世纪跨文化政治经济分析在理解「中国的挑战」时必须面对的新文化政治。
当然，中国官方话语也没有完全埋葬国际共产主义传统。例如，同在2009年5月，曾发表呼唤新「文艺复兴」评论的同一《人民日报》专栏就刊发了外交专家吴建民涉及这一传统的文章。该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在增大」，在有关「世界向何处去」的讨论中，「我们中国人必须一方面坚定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又必须考虑人类的共同利益，占领道义的制高点。」在吴建民（2009）看来，西方大国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号追求本国或者一部分西方国家的利益的做法「已经碰壁」，相反，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立意很高，它不仅考虑到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且考虑全人类的利益，要「解放全人类」。
尽管今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是它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不容置疑的。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能需要继承这样一个好的传统，既考虑中华民族的利益，也考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我相信，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的崛起不仅会造福于中国人民，也会造福于全人类。
引人注意的是，作为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的辩证响应，甚至毛泽东时代的激进话语也早在中国的网络空间和公园等公共空间以「唱红歌」等方式复兴。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围绕「重庆模式」和薄熙来的政治与传播斗争中，左翼网络网声音受到国家权力的严厉打压（Zhao, 2012）。然而，扑朔离迷的是，中共十八大后，不仅官方话语没有如右翼知识分子所愿，在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道路上狂奔，激进左翼意识形态在中国民间又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态势。
斯迈思在于1971年至1972年间对中国的研究中，曾试图向他的东道主解释西方模式的电视系统是如何嵌入消费资本主义的威权社会关系之中的。他建议中国设计一个更民主的「双向电视」系统，并将这一系统设想为文化大革命中作为「大众民主」的重要传播方式的「大字报」的电子版本。在本文开篇的引言中，斯迈思预测到了「文革」后中国社会将会集聚阶级斗争的新动力，而这一点正是曾遭受「文革」打击的中国官僚和精英知识分子阶层深感恐惧和要极力压制的。在中国官方话语中，更加客观地评价「文革」，依然属于禁忌。即便如此，中国激进民主实验的遗产却在一个更加多变和多元的中国传播体系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如在线论坛与博客就以某种形式重新启动了「文革」时代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某些网民眼里，作为「文化革命的新形式」（吾将上下而求索，2008），这会比40年前第一次「文革」「更深刻、更广阔」，它的目标是「探讨中国发展道路」，「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批判修正主义祸害」，「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以及「探讨继续革命的问题」（苏杜，2008）。虽然这一新形式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抗争依然处于严密的网络审查下，而「文革余孽」依旧是政治打击的致命话语武器，但是，网络左翼言论的存在证明了中国革命遗产在媒体和意识形态领域复杂的官方与民间互动机制（Zhao, 2011）。斯迈思的在天之灵或许会因为这些言论而感到一丝欣慰。
社会主义「失败论」之后是什么？重新从头再来吗？
中国某些政治经济精英私下怀揣的「中国梦」可能是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以弱肉强食为法则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下一个霸主。但是，这样的梦想不仅异想天开，而且隐含着巨大的危险。同时，马克思也并没有绘制出一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清晰路线图。不过，正如我多年前在田野调查时遇到的一位广东电影经销商所言，只要社会不公存在，共产主义观念就永远不会过时。
一位属于中国「中产阶级」
的非共产党员持有这般观点，不但是共产主义观念在中国难以被轻易抹去的印证，也正是未必有信仰的「共产党员」与有信仰、但未必是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者」的区别所在。
共产主义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个响应真实世界矛盾的对抗性社会运动。同样，传播政治经济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项解放性的社会历史实践。齐泽克（Zizek, ）指出，资本主义中有四种对抗性可能阻止它的无限扩张与延续：「生态灾难将要降临的威胁；所谓的知识产权作为私有财产的不正当性；新科技、尤其生物遗传领域中新科技发展的社会--伦理含义；最后也最关键，社会隔离的新形式--新围墙和贫民窟。」在此情形下，「新的解放政治将不再是某一特定社会主体的行为，而是不同社会主体力量的爆炸性组合。与无产阶级『除了锁链，一无所有』的典型形象相反，把我们团结起来的，正是我们正处于失去一切的危险」。然而，齐泽克坚持，前三个对抗性与文化「公共财产」和人类的内外自然相关，而第四个对抗性，「指涉被社会排斥的人，无疑表明共产主义这一术语具有合理性」（Zizek, 2009:54）。正因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在2008年以后的加深，以及世界各地那些「被排除在外」的民众的抗争运动的风起云涌，从《共产主义观念》（Ali, 2009; Douzinas & ?i?ek, 2010）到《共产主义假设》（Badiou,2010）再到《共产主义地平线》（Dean, 2012），西方学术界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讨论持续升温，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也不甘落后，出版了《马克思回来了》特刊（Fuchs & Mosco, 2012）。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努力与斗争，产生了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中国的崛起。
这已经引发恐惧情绪，激发了左翼犬儒主义，甚至失败论的声音。然而，在西方学术界，也有一种声音表达了对中国的希望，前文以提到的阿瑞吉就是其中之一。他2007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分析，并希冀「以自我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无剥夺积累、人力而非非人力资源的流动，以及民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政府等」传统，有可能使中国「为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的文明联邦的出现作出决定性贡献」。（乔万尼．阿瑞吉，2009：392）另一方面，如果这一转向失败，阿瑞吉担心，「中国很可能成为新的政治和社会动荡的中心，这将促使北方国家重建四分五裂的全球霸权的努力，或&&协助人类在与冷战世界秩序的清算相伴的暴力升级的恐怖（或荣誉）中燃烧」。（乔万尼．阿瑞吉，2009：392）
阿瑞吉也强调指出（2009: 79），「中国农民和工人有着在全世界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千年抗争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以及中国在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不堪忍受的发展状况，首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正由于这种传统，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不公和矛盾，引发各种各样社会主体的抵抗在各个领域中频频出现：工人罢工、农民抗争、民族骚乱、环境冲突、法律挑战、民主游行、地方选举纷争、类宗教挑战、甚至大规模自杀（Perry &Selden, 2003）。正如齐泽克（Zizek, 2009: 55）提醒我们，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们侵入社会政治空间的名义正是「民主」。在中国，这始于20世纪上半期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它导致「人民主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的立国基础被正式确定下来；今天，如何继承中国的社会革命遗产和完成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未竟事业将成为中国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道路，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的关键。
正如我在本文开头论述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里，西方学者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特质的学术性思考发端于斯迈思。今天，在这一领域面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从而克服其西方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弊端，使传播研究具有真正的国际主义和更彻底的解放性学术实践的特质，已变得十分急迫。四十多年前，斯迈思只能靠阅读中国官方文件并通过翻译采访精英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今天，研究中国传播的学者们已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而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社会历史深度的学者也正在重新整合中外批判传播思想和激进民主传播实践的资源，开拓批判研究的新视野。工作才刚刚开始。对本文所希望构建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分析路径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
1 此文在相关英文文章的基础上翻译和全面改写而成。英文版见Yuezhi Zhao, &Challenge of China: Contribution toward a Transcultur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海伦娜．索萨（Helena Sousa），合编《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第26章，威立-布莱克威尔（Wiley-Blackwell）出版，2011年，第558-582页。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娜博士和王亚鹏同学在英文版的最初中译中付出了辛勤劳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吴畅畅博士在文字编辑和文献查对中做了大量工作，特此感谢。
2 是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首先在2012年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这两句口号的政治意涵，尤其是后一句的国际主义意义。
3 有关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中全球公民社会和国家角色的讨论，见Bhuiyan（2010）。
4 Colin Sparks的作品是这种倾向最好的范例。他认为解释过去25年所有变化的基本范畴「不是全球化而是资本主义，在她最新和最广的阶段」。（Sparks, ）
5 有关我与这位人士以及在一部有关中国革命英雄的独立纪录片中和他想法一致的同辈的更详细的描述，见Zhao（20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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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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