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中国/法治中国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在血与火的磨砺中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也开始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艰苦征程。自此以后，虽经国运多舛、世代沉浮，然而，法治的梦想却一直未曾泯灭。以新中国成立为开端，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文明、富裕的国家。然而，好事多磨，革命与斗争的习惯思维使得法治之路曲折多变，迂回迟滞。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 代初，全国拨乱反正，法治之努力才重归正途。此后二十余年，法治进程成绩斐然。尤其是90年代以来，法治不仅成为国家治国之方略，而且也成为公民之诉求。一、治国方略：理念与体系“法治”一词虽得民心，但其含义却未必清晰可见。英美有英美法系的模式，欧陆有大陆法系的传统，而传至中国，则又不得不与本国国情相契合，方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然而，无论法治含义有多少歧变，核心的内容却是确定的：法律至高无上，是统治社会的规则。任何人、任何权力都要服从法律，而不能有超然于法律之上的特例与特权。这样一种理念不仅要体现于繁多的法条之中，更要化为司法实践，落实于社会生活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的一大变革就在于，我们逐渐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教条，开始探索、理解“法治”的真正内涵，并以实际的行动加以验证。以往，由于受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过于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与工具性，将之作为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思路之下，法律的惩罚部分得到过分渲染，镇压敌人的专政功能似乎成为法律的唯一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特权的滋生，架空了法律作为规则的规制作用，导致了法纪废弛、社会失序。因而法治的归位，首先就要从上述误区中脱离出来，澄清法律的功能不在于治者治人，而在于治者和被治者都要遵从法律。法律应成为政治权力运行的框架。1982年，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率先垂范，党的十二大通过新党章，其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年，此一精神写入宪法，新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法治的意义，提出：“依法治国，是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1999年，法治方略入宪，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宪法修正案规定：“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当然，“法治国家“的提出，并非一劳永逸地排除了法治道路上的障碍，但是它体现了政治权力本身的审慎反思与政治理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探求法治之处，取法于欧陆，重法典而轻判例。因而，在法律几近空白的情况下，倡导法治，当务之急自然而然在于加紧立法，构建完整的法律体系。着力于立法，并不是法治之全部，然而重新起程的法治之路似乎又别无选择。社会的繁复、法律的缺失与厉行法治的迫切心情，使得立法颇为繁荣。除了宪法修正案之外，有关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法律相继出台或得以修正：《民法通则》（1986年）、《行政诉讼法》（1989年）、《民事诉讼法》（1991年）、《行政赔偿法》（1994年）、《行政处罚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1996年修正）、《刑法》（1997年修正），等等。虽然有学者认为，众多新生的法律可能难以一举成为社会所恪守的有效规则，但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理想，毕竟有了声势浩大的起步。从长远看，完备的法律体系是进一步推进法治的必要条件。二、推动力量：政府与民众法治并非中国土生土长之产，而是舶来之物。因而，法治之于中国不仅有“如何生长”的问题，也有“如何嫁接”的问题。要嫁接，必有嫁接之人。在100多年前的起初，一批有学志士考察西洋，移译西着，阐述法治学理。在法治理念的培育上，他们功不可没。然而，法治要真正扎根于国土，必得依赖于今日政治权力的践行。这是因为，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只有党和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权力才有资源去主导整个法治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和政府一直主导了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改革，因而在法治一事上，党和政府理所当然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党和政府的努力，一方面表现在积极推动立法，规范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更为鲜明地体现于党和政府对权力与法的关系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意识到政治权力的他律（遵守法律）和自律对于法治具有关键意义。实践表明，党和政府推动法治进程的作用，不在于权力的无限扩大，而恰恰在于权力受到适当节制，有所不为，并且有所不能为。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他律，党和政府积极推行和改革民主制度。从基层民主政治的试行，到整个国家党政领导体制的改革以及对政治腐败的惩治，所有的努力都旨在通过民主的种种方式来保障政治权力的施行合乎法律，防止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非正常现象。与此同时，政治权力的自律，则有赖于权力自身有所分工和平衡。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我国行政权力一枝独秀，有时有的地方甚至恶性膨胀，严重地阻碍了法治进程。因此，行政、司法和立法等权力的平衡发展是法治建设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近十几年来，我国立法不断得到加强，司法独立和公正日益受到重视，诸多重大的变革在渐进的改革思路中得以完成。显而易见，政治权力既是中国法治的主导者，也是它的最大变数，可谓成败系于一身。同样重要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结构日趋复杂，民众力量逐步增强。法治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民众并不是法治的旁观者，而是法治的直接参与者。在法治建设的每一个进步之中，中国民众都以可贵的耐力与决心，维护自身权益，不懈追求正义，承担了法治所带来的所有阵痛。同时，他们的卓绝努力也为法治进程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动力。今天，面对争议和纠纷，公众日益习惯于求助法律。无论是民诉民，还是民诉官，广泛的参与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无数生动的案例和进行改革的机遇。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化、各种传媒包括网络传媒的迅猛发展，赋予了民众更多维权的手段、更多表达民意的渠道。因此，原来由政府主导的法治模式逐渐渗入了民众的力量。这一力量使得法治建设在系统性之外，增加了更多的现实性和针对性。法律的好坏和存废，不仅取决于立法者的意志，而且受到民众实践的检验。因而，人们会发现，如今，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既以党代会或人代会为标志，也以公民个案的解决为突破点。这一变化意味着，我国法治之路，日益从高层的“宏大叙事”，变为贴近现实的“排忧解难”。这是中国的一大幸事。三、法治下的自由：我们离法治有多远？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在“文革”那无法无天的年代里，有的只是极少数人的自由与多数人的不自由。因而，我国法治建设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人们享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从而为人的创造和发展提供了前提，进一步保障了人权的实现。与以往那些激进的年代相比，我们的生活中，政治不再“挂帅“，也就是说，公共权力不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不再主宰人们的私生活。我们可以不再以铺天盖地的口号表达政治忠诚，可以不再以“早请示晚汇报”的方式来安排一天的生活，可以不再呆在一个单位终老一生，可以不必凭票证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可以不再以“蓝”“黑”布来剪裁衣饰；同样，我们不再因为经商致富而被视为异端，不再因为提出建议、批评而遭受诬枉之灾，不再因为出身不好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总之，我们的生活空间日渐扩大，我们的权利也日增饱满。这一切是我们回顾法治进程所必须谨记的。纵然，现实尚有许多不完满之处，但是我们一直在进步。忽视这一点，我们就有可能失去前进的方向。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有某些人“好为人师”，常常不顾国情之差异，以己度人，动辄批判指责我国法治和人权状况，实在是抽离了中国的现实来谈中国的问题，未免荒唐。当然，肯定成就、反驳指责，并不意味着问题可以忽略。法治的关键意义是，最易专断腐败的政治权力也能依法行事，中规中矩。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虽竭力而为，但问题依然严重。改革至今，某些政治权力的腐化现象一直是整个社会的焦点所在，也是我国法治进程的“瓶颈”所在。199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2004年，国务院落实决定，颁布《全面推行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文件承认：“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及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相比，依法行政还存在不少差距，主要是：行政管理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适应，依法行政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制度建设反映客观规律不够，难以全面、有效解决实际问题；行政决策程序和机制不够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健全，一些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者纠正，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得不到及时救济；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还比较淡薄，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府的形象，妨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达到法治政府的目标，文件预计要用十年时间。这是一个较为乐观的估计。倘若法治政府能够如期实现，那么，法治之路也就迈出了至为重要的一步，剩下的路可能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历史告诉我们，政治权力的制约和平衡是极为复杂、极需智慧的事情。以法治政府为核心的法治理想，并不是一包速溶咖啡，可以即拆即泡，即泡即饮。相反，它需要人们以极大的耐心与技艺去试验去探索。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法治之象日盛，成就频出，但前面的道路依旧漫长。图书信息法治中国书 名: 法治中国作者：陈云良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出版时间： 日ISBN: 1开本： 16开定价: 26.00元
立法体制/法治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整体利益，中国实行统一而又分层次的立法体制。中国《宪法》规定，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刑事法律、民事法律、国家机构组织法和其他基本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可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补充和修改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中国《立法法》规定，涉及国家主权的事项，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以及诉讼和仲裁制度等事项，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专属立法权。中国幅员辽阔，情况复杂，各地发展不平衡。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同时又适应各地不同情况，《宪法》和《立法法》规定，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外，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此外，国务院各部门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可以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部门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可以依法制定规章。为使法律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同时又兼顾各方面的具体利益，保证立法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中国法律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立法程序，以及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程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法律案一般实行“三审制”，即法律案一般应当经过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对重大的、意见分歧较大的法律草案，审议的次数可以超过三次，如物权法草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七次审议后，才提请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法律草案，要经过代表大会会议、代表团全体会议、代表小组会议的反复审议；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律草案，要经过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分组会议的反复审议。每部法律的出台，都要经过反复审议，充分讨论，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后，再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表决。这种多次审议的过程，就是通过协商以求充分表达各种利益诉求，并力求把各种利益关系调整好、平衡好的过程。经过充分协商再提请表决的程序民主，体现了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鲜明特点。在立法过程中，坚持发扬民主，集中民智，反映民意。在提出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地方性法规草案时，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增强立法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关系公众切身利益或者涉及需要设立普遍的公民义务的法律、法规草案，还要在新闻媒体上全文公布，征求全体人民的意见。法律、法规通过后，及时在各级人大及政府公报、政府网站、公众媒体上公开刊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分别将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物业管理条例等多部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草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还就修改文物保护法、个人所得税法等，召开论证会和听证会。为保证国家法制统一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中国法律规定了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效力：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法律规定了法规和规章的备案审查制度：行政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报国务院备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等；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不适当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享有立法权；特别行政区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中国法律还规定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合宪性和合法性审查的程序：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也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有法可依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部门齐全、层次分明、结构协调、体例科学，主要由七个法律部门和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构成。七个法律部门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制定了229件现行有效的法律，涵盖了全部七个法律部门；各法律部门中，对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起支架作用的基本的法律，以及改革、发展、稳定急需的法律，大多已经制定出来。与法律相配套，国务院制定了近600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70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600多件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还制定了大量规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宪法居于核心和统帅地位。中国现行宪法是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经过全民讨论，于1982年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中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中国现行 宪法总结历史经验并汲取“文化大革命”教训，不仅对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作出规定，而且对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等，都有具体规定。现行宪法根据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权建设的经验，对国家机构作了全面规定，包括：加强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务委员会行使；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等。现行宪法还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在城市和农村实行基层自治；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现行宪法通过后，为与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相适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先后四次对宪法的部分内容和条款作了修改。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中国的法律体系，既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原则相一致，又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相协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一法律体系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反映人民的共同意志，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法律体系与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为国家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开放的和发展的。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法律体系具有阶段性和前瞻性特点，今后仍将继续制定新的法律和修改原有的法律，使法律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
法律制度/法治中国
中国把消灭贫穷落后，让每个人享有充分的人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不懈的奋斗目标。中国发展人权事业的基本立场是：坚持生存权、发展权的首要地位，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同时不断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中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生命权的法律保障。中国重视对公民生命权的保障。《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等法律对保障公民生命权作了基本规定。《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对保护劳动者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规定。根据本国情况，中国在法律上保留了死刑，但坚持“少杀、慎杀”的政策，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确保死刑仅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中国《刑法》还规定了有利于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制度，以减少实际执行死刑的人数。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法律保障。《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禁止非法检查公民的通信。《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对于拘留、逮捕、搜查取证等涉及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强制方法和手段，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刑法》对于司法人员的刑讯逼供罪也专门作了规定。《立法法》和《行政处罚法》还规定，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均不得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国务院于2003年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各种人格权。平等权的法律保障。中国宪法确立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任何公民都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在适用法律时，对于任何人的保护或者惩罚，都是平等的，不因人而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宪法》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政治权利的法律保障。《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立法法》规定，只有法律才能设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选举权是公民重要的政治权利。宪法和法律规定，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外，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选举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并与政党、社会团体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和人民政府副职领导人员，一律由差额选举产生。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人民政府正职领导人员、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也由差额选举产生；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等额选举。宪法和法律还保障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选举法》、《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法律以及有关出版、社团登记管理方面的行政法规，为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提供了法制保障。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通过强化政府信访工作责任来依法保障公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障。《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国务院颁布的《宗教事务条例》，依法保护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尊重和保障。为了尊重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依法保护和管理境内外国人的宗教活动，依法保护境内外国人在宗教方面同中国宗教界进行的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1994年国务院还颁布了《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障。《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和《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规范和促进了就业，合理界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工伤保险条例》、《失业保险条例》、《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以及《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等法规、规章，保证了劳动者在养老、失业、患病、工伤和生育等情况下能够享有必要的物质帮助。《残疾人就业条例》、《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法规和规章，对不同类型弱势群体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给予特别保护。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权利的法律保障。《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加强对特殊群体的保护。《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法规，规定对城市贫困人口和农村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又无人赡养、抚养、扶养的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和《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等法规，规定了国家对退役和伤亡军人及家属的抚恤优待制度。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受宪法和法律保护。《义务教育法》强化了国家保障义务教育实施的责任，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宪法》还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中国参加了22项国际人权公约，其中包括《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核心国际人权公约。中国政府认真履行所承担的相关义务，积极提交履约报告，充分发挥国际人权公约在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
司法建设/法治中国
人民法院是中国的审判机关。人民检察院是中国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中国审判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国建立健全了审判制度，完善了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审判体系，形成了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的现代司法制度，努力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公开审判制度。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依法公开、及时公开的原则。离婚案件和涉及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其他的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人犯罪外，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一律公开进行。对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预先公告，允许公民和新闻媒体记者旁听审理过程。人民法院还主动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听案件的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公开举证、质证，公开审判，在法定时限内快速完整地公开与保护当事人权利有关的立案、审判、执行工作各重要环节的有效信息。合议制度。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除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外，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必须是单数。人民陪审员制度。为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外，人民法院审理社会影响较大的民事、行政和刑事诉讼案件，以及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的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合议庭审判案件，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与合议庭其他成员享有同等的权利，承担同等的义务，并共同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辩护制度。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确保刑事诉讼程序正义，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辩护人依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诉讼代理制度。在民事、行政诉讼活动中，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法定代理人之间相互推诿代理责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均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所在单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都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诉讼代理人以当事人的名义参加诉讼活动，实现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回避制度。案件当事人如果认为审判人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有权申请审判人员回避。审判人员如果是案件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或者认为自己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的，必须回避。司法调解制度。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根据自愿、合法、民主的要求，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采取调解的方式，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解决民事权益的争议。2006年全国民事一审案件的调解撤诉率约为56%。司法救助制度。对于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实行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的救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的规定》，依法保障弱势群体的诉讼权利。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案件的判决或者裁定，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当事人不上诉的，法定期满即发生法律效力。对上诉、抗诉的案件的判决和裁定，上一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和裁定，除死刑案件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外，都是终审判决和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的判决和裁定，是终审判决和裁定。死刑复核制度。死刑复核制度是独立于两审终审的审级制度以外的、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查核准的重要制度。死刑除了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决定》，严格掌握和统一死刑适用的标准、统一死刑案件的证据标准，严格规范死刑复核程序，确保死刑案件的慎重与公正。从2006年下半年起，所有死刑二审案件全部开庭审理。中国检察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民检察院的职责是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正确实施。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叛国案、分裂国家案以及严重破坏国家的政策、法律、政令统一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行使检察权；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依法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对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依法作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或支持公诉等。法律还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活动，监狱的执法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中国制定了《仲裁法》、《律师法》、《公证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建立了仲裁制度、律师制度、公证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考试制度等制度。《仲裁法》规定，根据自愿原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和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仲裁。中国实行一裁终局的制度。除非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当事人不能就同一纠纷再次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争议，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或者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律师法》规定，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申请律师执业，必须拥护宪法，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品行良好，才能取得律师执业证书。律师可以接受聘请担任法律顾问，可以接受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可以为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人。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律师事务所13000多个，执业律师130000多人。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可以由律师合伙或者个人设立，也可以由国家出资设立。《公证法》规定，担任公证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取得执业资格。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公证机构可以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公证文书具有法定的效力，主要包括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法律行为要件效力、公示及对抗第三人效力、不可撤销效力等。全国公证机构年办证量均在1000万件左右，其中涉外公证300多万件，发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截至2006年底，全国共有公证机构3000多家，执业公证员近12000人。中国自1994年起开始建立 法律援助制度。公民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依法请求国家赔偿，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申请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公民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申请法律援助；对于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各级政府建立了法律援助机构，设置了法律援助专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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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法治中国书 名: 法治中国作者：陈云良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出版时间： 日ISBN: 1开本： 16开梗概《法治中国(2009)》内容简介：2003年，一个满怀梦想的大学生南下广州淘金，在一家服装厂找到了和自己专业对口的平面设计工作，理想开始起航。3月17日晚饭后，像往常一样准备去网吧，或许准备上网酣战一盘，或许准备上QQ和女友聊天，或许是去做自己喜爱的动漫设计。突然，一位警察来到跟前，找他检查身份证。不知是命中注定还是偶然的粗心，他没带身份证。又不打算出远门，谁会随时随地把这东西带在身上呢！或许他提出自己回去取身份证，警察不听；或许他提出叫同伴送身份证来，警察不许。他运气相当的不好，没带身份证又碰上一个这样的警察，这在广州可是大忌。不容解释，这个警察把他带到了派出所。从来没有进过这种地方的他被吓坏了，赶忙打电话叫朋友送来身份证。不谙世事的他想得太简单了，这个时候这种地方需要送来的是钱，而不是那张三寸宽的卡片。于是警察又找了一个理由，以没有暂住证为由，把他送到一个不需要暂住证的人间地狱——收容所。生活在这里的不是有身份的地球人，当然也不是外星人，而是没有身份的“三无人员”。因为“三无”（无身份证、无暂居证、无用工证明）而一无所有，他们不再享有最基本的人权，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可能。三天后，他真的死在了那里。目录彷徨于法理与事功之间——2009年中国法治进程分析伸张的权利与谦抑的政府——2009年中国宪治进程回顾2009年民事法治进程分析走向民主的刑事法治——2009年刑事法治进程分析让阳光洒在每个人身上——2009年行政法治热点述评2009年中国经济法治进程分析与2010年展望2009年民事诉讼法治进程回顾蜿蜒前行，任重道远——2009年国际法治进程分析及2010年展望知识产权制度的国家战略化——2009年知识产权法治进程回顾与2010年展望2009年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治进程分析敢为人先，甘居法后——2009年湖南省法治进程分析附录：法治中国可以期待——2003年法治盘点
习近平眼中的“法治中国”/法治中国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事实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下面是从总书记几次讲话中摘录的一些片段，从中可以窥见总书记对法治建设的思考。一、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二、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日，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只要我们切实尊重和有效实施宪法，人民当家作主就有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反之，如果宪法受到漠视、削弱甚至破坏，人民权利和自由就无法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受挫折。2、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3、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1、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2、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要从源头上有效防治腐败，加强对典型案例的剖析，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3、我们查处的腐败分子中，方方面面的一把手比例不低。这说明，对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由于监督缺位、监督乏力，少数一把手习惯了凌驾于组织之上、凌驾于班子集体之上。“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如果权力没有约束，结果必然是这样。4、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中，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从上到下，违规占有多套住房的，违规占用公家车辆的，以各种形式侵占公共利益的，违规侵害群众利益的，明里暗里为亲属升官发财奔走的，以权枉法的，这样的干部不乏其人啊！这些特权现象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引起了群众极大不满。我们决不能见怪不怪啊！5、如果升学、考公务员、办企业、上项目、晋级、买房子、找工作、演出、出国等各种机会都要靠关系、搞门道，有背景的就能得到更多照顾，没有背景的再有本事也没有机会，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公平正义。这种情况如不纠正，能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吗？这个社会还能有发展活力吗？我们党和国家还能生机勃勃向前发展吗？四、老百姓无处伸冤，民间就会骚乱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有了法律不能有效实施，那再多法律也是一纸空文，依法治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2、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对执法司法状况，人民群众意见还比较多，社会各界反映还比较大，主要是不作为 、乱作为特别是执法不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比较突出。3、老百姓无处伸冤，民间就会骚乱。英国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其中的道理是深刻的。4、执法不严、司法不公，一个重要原因是少数干警缺乏应有的职业良知。许多案件，不需要多少法律专业知识，凭良知就能明断是非，但一些案件的处理就偏偏弄得是非界限很不清楚。各行各业都要有自己的职业良知，心中一点职业良知都没有，甚至连做人的良知都没有，那怎么可能做好工作呢？5、做到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就要信仰法治、坚守法治。“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这就是法治精神的真谛。如果不信仰法治，没有坚守法治的定力，面对权势、金钱、人情、关系，是抵不住诱惑、抗不住干扰的。6、制度的生命力在执行，有了制度没有严格执行就会形成“破窗效应”。比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律师同法官、检察官接触交往作出严格规定，严禁律师和法官私下会见，不能共同出入酒店、娱乐场所甚至同乘一部电梯。但是，我们的一些律师和法官、检察官相互勾结，充当“司法掮客”，老百姓说是“大盖帽，两头翘，吃了被告吃原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7、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权力运行不见阳光，或有选择地见阳光，公信力就无法树立。执法司法越公开，就越有权威和公信力。涉及老百姓利益的案件，有多少需要保密的？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一般都要公开。8、如果领导干部不遵守法律，怎么让群众遵守法律？对来自群众反映政法机关执法办案中存在问题的举告，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依法按程序批转，但不得提出倾向性意见，更不能替政法机关拍板定案。要把能不能依法办事、遵守法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重要标准。9、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卢梭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我国是个人情社会，人们的社会联系广泛，上下级、亲戚朋友、老战友、老同事、老同学关系比较融洽，逢事喜欢讲个熟门熟道，但如果人情介入了法律和权力领域，就会带来问题，甚至带来严重问题。一个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到处找门路、托关系、请客送礼，不托人情、不找关系的是少数。过去讲“有理走遍天下”，有理的也到处找人。这从另一角度说明，老百姓要办点事多么不易，不打点打点，不融通融通，不意思意思，就办不成事！这种现象一定要扭转过来！10、对司法机关尚未或正在办理的案件，媒体可以报道，但不要连篇累牍发表应该怎么判、判多少年等评论，防止形成“舆论审判”，以便为执法司法机关行使职权营造良好舆论环境。五、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日，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我们必须坚持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不断把法治中国建设推向前进。2、各级行政机关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决不允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要深入推进公正司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严肃惩治司法腐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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