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国经济与世界抗衡的三个重要变量
演讲：周其仁，华夏基石e洞察智库撰稿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根据周其仁教授演讲整理，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未经本人审核）
文字整理/编辑：李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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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微观到宏观，学术界以及社会上对经济学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但是，不论用经济学的传统理论、主流理论，或者用宏观经济学，把一个国家经济的总量集中起来作分析，都远远不足以解释今天的中国经济。
为什么说宏观经济不足以解释中国呢？因为中国今天的经济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跟世界打成一片了。可能我们自己还不能完全意识到，要从全球角度去观察。
前几年，在中国的GDP当中，进出口比例占到70%以上。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阶段，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人类历史上也几乎是前无古人的，从来没有一个大国的开放程度达到中国今天这样的水平。有一位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根据110个国家的历史数据做出过一个所谓大国模型，进行了很多的分析和回归，得出的结论是，4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或者经济体完全可以依靠国内市场来发展经济，所以它们对外开放的比例是非常低的，通常仅占GDP的11%-12%。我们觉得美国的经济发展了不起，那是指它GDP的绝对值，但是美国的进出口占GDP的比例比今天的中国要低好多。在世界上，小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可以很高，进出口可以超过国内GDP的比例，但是大国非常少。但我国的经济现状，可以说是这个大国模型的反例。
我们有巨量的人口，经济总量很可观，但是我们进出口的比例这么高，这就折射出最不平凡的天下大事。我认为，在经济的大时代，也未必需要看很多数据，通过可观察的事件就可以看出，比如纺织品和鞋，听起来是很小的事情，但却变成欧盟、美国、中国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引发了很多的贸易摩擦。当然，从历史上看，自从有了经贸往来，贸易摩擦就始终存在。后起之秀必定会对领先的国家和经济造成挑战，其表现形式就是贸易摩擦。美国过去是农业国，盛产棉花、烟叶、木材等等。而当时，所有的工业品都是从欧洲，特别是英国运过来的。当美国经济发展起来，对欧洲工业品的依赖减少以后，美英之间的贸易摩擦就开始了。同样，日本的经济一起来，日美之间、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就要开始。
今天的贸易摩擦，性质有一点不同。第一，很小的产品就会演变成很大的问题，哪怕仅仅是鞋子、袜子的问题，因为其进出口量在GDP中的占比，或者会影响到本国产业工人的利益，所以往往需要国家元首，或者商务部的高级官员亲自去进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谈判。具体到中国，就是中国产品的出口量影响到了世界经济已有的格局。这是非常实在的经济利益问题，不可小看。
仍然以鞋为例，中国每年生产的鞋子大约有60亿双，占全世界鞋产量的一半。东莞地区最早的鞋业制造企业是台资，一度拥有15万工人，一年的产量是一亿七千多万双鞋。刚开始，工厂的管理由台湾总部指挥，发展了两年以后，台湾总部也不知道怎么控制了。15万人的工厂，他们也没有管理过，经验变得无效了。哈佛商学院也不懂，这是相当大的学问，就连怎么开饭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就这样一路摸索着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发展成为了一个鞋的年产量占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国家。出口量就是竞争力，消费国的老百姓很开心，因为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它的生产者是要哭的，他的鞋卖不出去了。因为同样质量的鞋，当地的生产成本是20多欧元，而我们运到欧洲港口，平均才七八欧元一双。它怎么可能竞争过你？
我们主张市场经济，但是在世界性的经济竞争中，从来没有很纯粹的市场经济，靠市场竞争不过，其它的因素都要拿出来，关税、非关税、政治、外交手段都会用上。因为这种竞争不利的局面，实实在在地造成了对当地经济利益的损害。所以就需要交涉、需要平衡、需要谈判。中国近两年在进行结构性调整，出口占GDP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在世界产量第一的产品仍然不低于一百种，不但有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包括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产品。这种现象必须要给予关注。
为什么中国一下子就变成了世界制造大国？我在1989年去美国读书的时候，美国的“中国制造”大多都是廉价的地摊产品，到我1995年底回国的时候，美国的主要市场、连锁商店里，已经充斥着海量的中国制造的商品了。中国留学生常常为国内的亲友带礼物，带回去仔细一看，都是中国制造。想选出一些不是中国制造的商品也变得比较困难了。不仅仅是美国，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廉价劳动力是首要因素
1、依靠低劳动成本扩大市场份额
中国原来是个农业国，很多东西是不会造的。是什么道理使中国的产品现在打到了世界上去，而且让世界上的竞争对手感到紧张，甚至上升到国家级反应的程度了呢？
通常，很多的美国的政客、经济分析学家会把原因归结为中国产品的成本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力成本低。但是研究经济，要透过现象去找原因，找到原因之后要推敲，看看能不能成立，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解释这个现象。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听上去是很有道理的。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开始工作，至少要三万美元年薪，工程类就本科生就业至少要达到四万到五万，硕士、博士又会更高一些。美国的制造业工人，高中或者技校毕业，或者有一定经验的，至少也能拿到两万美元以上，相当于我们的16万人民币。而我们中国的大学毕业生薪酬怎么样？当前，北、上、广的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最多也就是块钱。百年名校，北大毕业的拿多少钱？最多也就是5-6千，二线城市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的普通工人、农民工，近几年的收入增长得比较快，技能岗位或者能多拿一点，但是与欧美国家比，仍然差得很远。
这些数据一经对比，很有道理，因为你的劳动力成本低，劳动密集型产品就非常有竞争力。所以市场份额就越来越大，把世界打得人仰马翻。在全球范围看问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关心中国工人待遇问题的，主要是美国的工人阶级，他们关心到什么程度呢？要组织团体、议会、利益集团共同讨论这个问题，血泪控诉中国产品为什么价位这么低，呼吁中国政府提高工人待遇，为工人创造洗澡条件，听起来好像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联合起来了的样子。
诚然，目前，发达国家的流行理念，是要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不能一味埋头赚钱，还要人道地对待员工、诚信地对待客户，要对社会、对环境承担责任，这个理念在发达国家已经以立法的形式存在了。企业与社会的关系，逐渐呈现出一种人道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比如世界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它有6000多家供货商，其中有5500多家在中国，一个很小的品类都可以订上千个集装箱，可观吗？这就是现代商业销售的状态。沃尔玛这样的国际化大公司首先要履行美国法律和舆论对它提出的所谓社会责任，所以你会发现，为沃尔玛供货，它不但检查货物质量，检查流水线和生产车间的质量，它还要负责任地检查工人的待遇：工人宿舍、食堂、厕所、洗澡间。它逼着你的工业要改善环境，否则你就拿不到订单。
当然，中国人很聪明，我既要符合沃尔玛的供货要求，又不想大幅度地提高成本，还是有很多办法的。但是这样一来，企业的压力自然就来了，什么道理？就是廉价劳动力。这把“刀”好厉害！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收入低。收入低是难受，但是收入高，在某种程度上更难受。因为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一旦养成，是很难退回来的。你让从来不洗澡的人偶尔洗一次澡，他好开心，但是你让天天洗澡的人两天洗一次，甚至一周才洗一次，他就会非常难受。今天的局面，就是发达国家很难受，因为他们的薪水太高了，很难往下降。而发展中国家是从低往上走，势头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我的第一个答案是，廉价劳动力是有道理的，否则外资为什么到中国来？连续多年，六千多亿美金进入中国，全世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中，有1/3、1/4进入了中国，其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工厂开在底特律、开在东京、开在欧洲大陆，都不如开到中国来。因为廉价劳动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低劳动成本不能构成独立的竞争优势
那么，这个因素能不能解释中国产品这么势如破竹地地影响了世界经济呢？这就涉及到经济推理的问题了。我们找一个反例，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劳动力更便宜。1980年，中国的城市工人待遇，差不多是美国、日本工人的1%，有些工作还远远不止。当年，广州的白天鹅饭店经邓小平批准对外开放，因为那个年代，我们什么都不行，但是改革开放，那么多外资进来，得有合乎他们要求的宾馆给他住啊。然后白天鹅宾馆就全部重新改造，开放外资来建，软硬件全部从外国进口，厨师也从香港去配。当时，中国的炒菜师傅一个月的薪水大概是6-80块，香港厨师要10000港币，还要加上差不多10000港币的补贴，否则他不来。60对20000，这是什么概念？1990年左右，上海一家餐厅里，一个香港厨师的薪酬等于66个所有的中国厨师与管理人员薪酬的总和。现在我们跟发达国家劳动力的差别，熟练的、有专业性的、工程技术人员的待遇大概还有10倍到15倍之间，普通的农民工差30倍。可是80年代的差距更大，我们的城市工人跟欧美差距可以达到100倍到120倍，农民就更不要提了。
我也研究过农业，1978年中国农民的纯收入一年133块钱，这里面还包含有大量的实物，人民公社分的粮食、柴草全部算价，真正落袋的现金，20-30块而已。那么，80年代中国有什么东西出口？大龙虾出口。好不容易捕来的大龙虾，中国人民不吃，运出去，换设备。
如果说廉价劳动力就能解释中国制造业的突飞猛进，那么80年代为什么不行？研究经济不仅仅要站在全球的角度，还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同样一个道理，可以解释这部分事实，却不能解释另一部分事实。再把这个问题一般化，天下所有发展中国家、弱国、贫穷的国家，不是都有廉价劳动力吗？收入低不就是成本低吗？如果廉价劳动力本身就是构成独立的竞争优势，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太容易解决了。穷就是人均收入低，放眼看世界，比中国人更穷的还有很多，非洲国家越穷，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made
in 非洲”的东西？
组织变量、制度变量的作用是惊人的
光是廉价劳动力，不能解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那么还有什么因素，构成了我们经济发展的变量？
1、要素组织起来才能变成产品
我们来看看，格兰仕一家公司生产了世界90%的微波炉。我们再去两个三角洲去看看，可能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它的产品就占欧洲市场70%。台州、温州的打火机占世界打火机产量的70-80%。汽车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前几年美国的汽车制造厂都发生了巨额亏损，2015年全球汽车产量中国位列第一，保持了多年，五花八门的车型在中国都有生产。全世界的手机，绝大多数是中国生产的。船舶的产量也是世界前列，这仅仅用廉价劳动力理论是不能解释的。还有什么道理吗？
在这里，我们还要谈一谈政策的变量。政策跟一个做鞋、袜子的、从事生产的人有什么关系。当然，在竞争当中，价格越低越好，很多人抱怨我们的收入太低，但是普遍的低收入的另一面就是一把“刀”。劳动力是要素，但是，光有要素不能变成产品，要素要组织起来才能变成产品。要素如果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就不能变成产品，政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们过去穷，除了受历史的和自然条件的原因限制，很大程度是选错了体制、选错了政策，把很多可以容纳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和组织方式人为的、主观的、教条的限制住了，这也不让做，那也不让干。
过去我们的农民、工人都很便宜，可是劳动力组织起来的方式却非常单调，仅仅是追求越大越多越好，不是国有制就是集体制，其它制度不考虑，怎么能好好生产、劳动？所以穷是有道理的，很多事情一做，就被认为是违背了某些准则或者是某些观念。一个大国陷入到这种教条主义当中去，自己把自己捆住了。组织形式不合适，生命力、创造力、发展经济的努力、学习能力都激发不出来，经济是没有办法搞上去的。我们过去传统的，从苏联学过来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就是这样一套制度和政策，用经济学术语说，这种经济的制度和组织成本非常高，甚至高到无穷大。所以，虽然我们大家都很穷，劳动力很便宜，但是没有用，因为你不能把廉价的劳动力变成一把“刀”，变成竞争的武器。
那时候的组织生产困难到什么程度呢？在我读大学期间，有机会从事对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的研究。小岗村农民的地种下去以后，实行了秘密的包产到户。在我国的历史上，1961年到1962年期间，曾经实行过包产到户政策，解决过粮食饥荒的问题，叫做救命田。生产形势一好转，政策马上收回去，把主张开发“救命田”的干部打下去，处分、开除党籍，我们就走过这种日子。所以1977年，小岗村的包产到户要秘密进行。我去访问过他们，那时候，18户人家签保密协议，协议中约定，万一泄密，队长如果要被关起来，这18户人家要轮流送饭。如果被枪毙，他的后代大家要共同抚养。这份协议，现在保存在党史陈列馆，这是我们国家的历史。
农民要干嘛？他就要种地，要打粮食。他不是企业，种地都种得这么费劲，说明我们的体制、政策真是错得离了谱。因为一个社会、一套政策，一旦走进去，没有系统性的改革是走不出来的，因为整个社会的观念、行为方式都被改变了。
劳动有很多形式，但那时候是不准雇工的。我们有一个很著名的规则，从7到8被视为质变，雇7个人是小业主，是有剥削行为的劳动人民，雇到第8个，他就成为了资本家，就成为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这套理论是从苏联拿来的，苏联是从《资本论》里拿来的，但是在《资本论》中，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马克思想要说明剩余价值仅有一点点是不够的，如果不能脱离劳动，就不是纯粹的资本家，雇两个人也不够，七个也不够，也许八个就够了，他可以全脱产，作为纯粹资本的人格发展。这是马克思用来说明资本与剩余价值的关系的，却没有想到最后会被拿来变成苏联和中国划分阶级成份的依据，更不会想到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包产到户以后，劳动力还有剩余吗？原来的人都是在磨洋工，国有公司也招不到人。今天大量的中国制造，看看两个三角洲，市场需要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研究经济的人都懂，农业再怎么发展，它有恩格尔系数在那里顶着。居民收入当中，用于食品支出的比例是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的。而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是无限的，服务更是无限的，所以要往工业方向发展。
一往工业方向发展，发现组织才能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农民种地可以以家庭为单位，但是造一瓶水，以家庭为单位就做不到了，造麦克风就更难了，所以就发生了自发雇工现象，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当时在中央农研室系统工作，有两个全国性的典型大案，一个是1980年广东肇庆地区高要县出了一个陈志雄，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人物。那个时代，我们吃穿用度，什么都缺，什么都要凭票供应，鱼更是少见。当时，珠江有一条干流叫西江，每年会发水，把周围的地都淹了，生产队就把这种低壤田四周围起来，围成鱼塘，准备承包给社员。当时承包鱼塘，每年要向队里交60元钱，60元在当时是不小的数字，所以没人敢包。陈志雄看准了机会，承包了50亩鱼塘，当年挣了几千块钱，尝到了甜头，所以第二年扩大承包面积，包下了两百多亩的水面。鱼塘面积扩大了，原来的一家人干不过来了，就开始雇人帮忙，最多的时候雇了三四十人，当年净赚7000多块，相当于那时一个农民七年的毛收入的总和。
当陈志雄满心欢喜地准备第三年的生产的时候，一场关于陈志雄养鱼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争论产生了，并很快波及全国。那时候，中国有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胡耀邦，是他顶着压力，组织人民日报开始讨论其中的利弊，要想清楚，不要教条。他到底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正面是什么？负面是什么？负面的能不能克服？是不是一定要禁止才能消除负面影响？经过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大讨论，争论得相当激烈。
另一件知名事件是安徽芜湖傻子瓜子，它的创始人年广久，我访问过，由于早年生活经历坎坷，没文化，也非常粗鲁，但是瓜子炒得好。市场经济不要求你是全面的，不要求你是圣人，只要有一个东西好，给社会带来价值，市场就认可你。当时傻子瓜子卖得好，上海的国营食品厂的瓜子都被他从柜台上打下去了。
规模大了以后，自然就要雇工，年广九当时雇了大概六七十个人，按咱们的标准，成了资本家了。他又没文化、又粗鲁，急了就打人。打工人，剥削不算，还要压迫？这又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瓜子可以卖了，从经济上看，他招了这么多人，要看这个事情合不合法，要不要承认，要不要给他一个政策空间？打人肯定不行，要怎么平衡？这种事情要从芜湖吵到安徽、吵到北京。我们农研室的老领导在经济学界非常有资历，有党内地位，但这样的事情他也不能下定论，只能把事情调查清楚，把两派意见概括清楚再往上报：炒瓜子，发展生产力，满足市场需要，消费者欢迎，这是新的一面。另一面就是管理落后，打骂工人，然后就是关于剩余价值的讨论，调查清楚，都报上去了。最后，炒瓜子这种事情要邓小平来定。
邓小平也非常为难，但是大政治家会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当时他批示：先不要动他。领袖风范！当然，后来的《邓小平文选》里，对这件事是这么记录的：邓小平说，傻子瓜子这件事情，我主张不要动他。因为一动，人们就说，党的改革政策变了。邓小平的批示一下来，党内两派意见都消停了。都拥护小平——先不要动他。搞资本主义是不行的，我以后动你。还有一派人物说，小平讲了，不要动他，他有问题你做他工作，他打骂工人你用法律惩罚他，但是并不意味着炒瓜子就不行了。前几年我去了芜湖，专门去看了傻子瓜子，发展得平平常常。但是后起之秀非常多。我们中国人里，能人非常多，只要一条路趟出来，很多人都会跟上去。今天的傻子瓜子大不如前了，但是芜湖人民很高兴，说邓小平文选里三次提到芜湖，都是在讲傻子瓜子，这就是中国走过的路。
我们想想看，如果中国没有走这一步，完全靠我们的国营单位、集体所有制企业，我们不可能有中国制造这样的世界成绩。如今的中国，把日本的摩托车市场颠覆了，日本没有人做这个了。当年开发摩托车的日本技术人员在日本没有工作了，大量被中国公司雇用，全家都搬了过来。今天中国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叫李树福，最早把本田专门为女孩子制造的踏板式摩托车给中国化的。当然，我们认为这里面有知识产权，关心他有没有给本田付钱？他肯定是没钱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一会儿再去讲。当年这些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是参考国外的产品，受到一些启发，偷一些别人的技术，把我们的中国制造搞起来的。他们不是按命令来的，是按市场需求来做的。
过去生产外贸产品的企业是见不到客户的，它只能卖给国家专营的外贸公司。并且早年的外贸公司是属地化的，北京的外贸产品只能独家卖给北京的外贸公司，生产者根本不知道消费者在哪里，更不知道消费需求在哪里，因为他接收不到市场的信号。这种计划体制的思路，生产体系怎么可能灵活？怎么可能顺应市场的需要？国家认识到这个问题以后，通过改革，第一步是引进了地区之间的竞争，先交叉，打破垄断。北京的外贸公司可以收购其它地方的外贸产品，同是国家的外贸公司，你这里服务不好，我可以到广东去、到深圳去、到上海的港口去。第二步，选出一些好的外贸生产单位，给他们释放一些外贸的经营权。
今天我们再去看两个三角洲的企业、企业家，已经很不得了了，他们出了门就是世界市场，不再是一些普通的农民了。我在浙江教了几年书，他们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当初，浙江的一个农民企业家被朱镕基总理叫做国宝。在那之前，朱总理还有点轻视农民企业家。浙江省委曾经请了一批民营企业家来跟朱总理做汇报，朱总理很忙，正在批示一批文件，不太愿意跟这些人交流。其中一个做缝纫机的企业家很厉害，他说朱总理，你做过上海市市长，你看上海过去国有的缝纫机厂都被我挤垮了。朱总理一听，文件也不批了，听他讲缝纫机竞争的故事，听了十五分钟，说句佩服！因为这么一个文化不高的农民企业家，对全世界缝纫机厂的布局、竞争对手、款式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朱总理说，我们过去有那么多局级、处级干部，还有国有系统的厂长，怎么就没听过他们讲这些呢？这就是机制不好，政策不好，人的行为就会受到影响。
回过头去看，从我们传统的穷社会主义留下的遗产，农业穷、工人穷、知识分子穷、干部也穷，可是这个穷，倒过来就是一把刀！要把廉价的东西变成竞争的武器，是需要人来组织的。所以，中国经济实现如此巨幅的增长，能在世界上占领一席之地，变成可以撼动世界的经济布局的第二个解释变量就是政策变量，就是组织变量、制度变量。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我们要把一个无穷大的制度成本降下来，这个制度成本的降幅要非常大。所以我们要改革开放，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要从实际出发，从我们的生产力出发，从人民的实际情况出发，多种多样的形式。这一条如果不加进去，是无法看到今天中国的成绩的。
2、制度改变了，为什么出口量没有马上提高？
那么，加入了制度变量以后，我们的解释又充分了吗？比单纯的廉价劳动力说，是要充分一些的，但是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拿事实来看，有些事实仍然解释不了。改革开放从八十年代就开始了，但是中国制造在世界上打响，却是在九十年代中叶以后。如果我们一个产品一个产品地查，中国出口量的增加，大概是在95年、96年，尤其是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一下子就上了一个台阶，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要加上第三个解释变量——人力资本变量。
人力资本变量使中国立足世界
1、产品的质量就是人的质量
传统的经济学只看劳动、土地、资本，光计算投入到生产函数当中去的要素的量，而没有估计到投入进去的东西还有一个“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质量”。劳动力计数，但是劳动者身上的技能、训练、眼光、学习能力却被传统经济学忽略了。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所谓人力资本理论才开始抬头。不要认为只有设备、厂房、银行里的钱是资本，人才是最大的资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不仅仅因为他是人，关键在于他身上所具备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很重要，它是可以通过学习、通过训练得来的，这个变量一定要加进去才能解释中国。
中国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首先改变了学习的激励机制。体制不对，人是不会有学习动力的。中国有一颗“原子弹”，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爆发的：每一个阶层都在学习，同样的人，他身上的技能不同了、眼光、文化含量不同了，这是发生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惊人的变化。通过高校扩招、开办各类继续教育、培训班等等方式，只要国家愿意在人身上投资，未来的前途一定会好。
我研究过农民工，很多人觉得农民工只会打工，那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只能去打工。一旦有可能接受训练，他们都愿意提升自身的技能。在深圳，有很多工厂搬走了，但是一些农民工留了下来，留在那里的夜校去旁听。
经济学里也非常注重“干中学”。我们北大有开放学堂的传统，什么课都可以有人旁听，我认识一个云南的农家孩子，原来在广州做洗车工，后来到北京做洗碗工，后来洗碗洗到了北大附近，就利用这个机会，一边打工，一边旁听课程。几年下来，听成了专业人士，去搜狐做了编辑，月薪7000块钱。又通过不断地读书，现在可以独立写文章，并且写得非常好。这样的人虽然在整个农民工群体里属于凤毛麟角，但中国人口规模这么大，凤毛麟角也是不得了的，这是中国的优势。过去被认为是负担，但是因为有了学习能力，所以现在看来，人口是最了不起的优势。我们十里挑一不行，百里挑一、千里挑一行不行？中国体育就是这么上去的。中国在每一个领域，只要有一批人不屈不挠地钻进去，一定会有顶级的人物走出来，这就是中国的魅力所在。
从统计规律上看，人力资本的分布是随机的，人口规模大，集中的力量就大。钢琴演奏家刘诗昆说，现在国际钢琴大奖比他出道的时候多了十倍。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后起之秀，奖少了不够用。中国弹钢琴的人有六千万，在世界上拿奖的越来越多。倒过来成立一个珠江钢琴厂，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钢琴厂。
learning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人力资本的变量是一定要考虑进去的。
仍然以白天鹅的厨师为例，20000美金一个人，本地的工人自然要闹，凭什么同是中国人，他那么多，我这么少？当时的风气，我看在某种程度上比现在要好。闹没有用，六十块钱的人还得跟着两万的人一起炒菜，这会带来什么变化？想想看，推断一下人的行为，他会不会白天、晚上都想着怎么更好地去炒菜，从而增加自己的工资收入？现在全国好的厨师还有多少是香港的？
跨国公司到中国来，他的管理层原来是从总部调过来的，在中国工作很辛苦，要离开家庭，要加补贴，工资高得惊人，海外留学生最好的梦想是变成中国首席代表。这还是九十年代。如果你被一个大的海外公司聘用当中国的首代，那简直是天上的生活，因为拿着欧美的工资住在中国北京上海。现在呢？因为人才的学习能力越来越高了，有大量的本地人才供应，外资企业的雇员也大量的本地化，所以即使是再从总部调人过来，工资总体也是在向下走的，竞争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优势。
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只要肯投入精力，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中国人原来的英文不行，那是因为过去，六十年代以前，系统的教育全部是教俄文的，中学、大学全都是，教我们俄文的老师当年却是学英文的。在当初的体制下，干什么都是一边倒，人为造成了中国与欧美国家沟通的断代。改革开放以后，英文人才越来越多，光是办语言培训就成就了多少民办机构？中国每年有大量的人才参加托福、GRE考试，成绩比美国学生还要好，甚至有拿满分的，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
农民工、普通的劳动力也都在学习。当然，我们目前的教育体制还存在问题，满足不了大家学习的需要。那么我们可以干中学，把西方跨国公司放进来，一直到今天还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但我认为功大于过。放进来，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好公司，什么是好工人，我们的企业向他们学习，成长的速度也非常快，而且学习成本也不算高。中国这样一个人才的培养机制，我认为是解释中国制造今天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第三个变量。
2、学习产品质量，提高人的附加值
再看看我们的产品。当年，桑塔纳国产化以后，质量一度变得很差。现在再看我们的车，日本人是最讲究质量的，他们的专家到广州本田去检查质量，发现和日本原产的已经没什么差距了。但这不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还是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从进步速度看是惊人的。1978年，我从东北考到人大的时候，记得很清楚，考试要写得快，但是要找一枝好的圆珠笔是很困难的。那时候我们国产的圆珠笔写写就没油了，一出油都是一坨一坨的，经常会染到衬衫上。那时候中关村有很多科技工作者，衬衫口袋这里都有一坨蓝。原子弹可以造，圆珠笔就不行，这是政策的问题，是人的素质的问题。
今天的电冰箱、摩托车，你看，产品质量就是人的质量，包括工人，包括管理，固化在那里的。远洋贸易是不可以有质量问题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加上供应成本以后，有质量问题的东西很不划算的。中国有这么大量的产品出口，产品的质量在提高，其背后的道理就是人力资本的提高。
中国的潜力我认为才刚刚开始发挥，很多人着急，中国还是依靠大量劳动力经济，附加价值不高。现在，我们的教育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但是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国家也重视教育，经过进一步的改革，这种情况会得到根本改变。为什么要抓教育？我想全社会都能够达成共识，缺资源没有关系，环境很差没有关系，人力资本上不去，其它的都无从改观。日本是怎么起来的？日本有什么资源？你有优秀的人，什么资源都能够到你的手里来。
所以中国经济的第三个要素就是学习，学习产品质量，然后是物美价廉，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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