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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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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
官方公共微信1、从政策上看：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十一届；2、从历史上看：1）清末中国之所以会被列强侵略，；3、从现实来看：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实行对外开放的原因】；1.实行对外开放是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2.实行对外开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3.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4.实行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1、从政策上看：1978年12月，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已经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政策要求要实行。不要忽视政策的力量。
2、从历史上看：1）清末中国之所以会被列强侵略，遭遇中华千年未有之变局，就是因为中国自明朝开始就长期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与世界整体之发展向背行。历史上的长期封闭造成了中国现代科技文化的严重落后。所以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不能闭关锁国搞封闭。2）“文化大革命”后，国家各方面急需改变：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温饱没有解决，科技教育落后……经过了近三十年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摸索，中国领导层意识到，单纯地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不能把经济发展起来的，必须参与国际市场，利用更多的国际资源。否则中国也迟早会面临像苏联那样的经济困境。1991年，苏联解体更是使中国上下震惊，所以才有了江泽民“南巡讲话”，坚定做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信心，也就是要搞改革开放，兼用市场经济。
3、从现实来看：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抗拒的，随着产业转移和全球市场的形成，各国经济已经连成了一个整体，各国相互依赖而发展（只是这个过程的规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可能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造成威胁）。尤其中国人口这么多，就业压力那么大，光靠我们自身是无法满足这样庞大的就业需求的，必须引进外资。而且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制度经验与西方国家还有一段差距，需要通过开放来引进学习。等等。
【实行对外开放的原因】
1. 实行对外开放是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的必然结果
2. 实行对外开放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要求
3. 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4. 实行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条件
大力发展和不断加强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以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取代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促进经济的变革，使我国经济结构由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对外开放具体形式】
1．利用国外的资金和技术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物质基础薄弱，建设资金匮乏。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必须筹集充足的资金，包括国内的资金和国外的资金。根据国际经济学关于跨时比较优势的观点，任何社会都面临着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的选择。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是偏好当前消费的，因而可以通过借贷来进行跨时贸易，用一定的未来消费换取当前的消费。我国是具有跨时比较优势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有许多生产率很高的投资机会，所以要积极地、大胆地利用外资。但是，要重视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把利用外资与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结合起来，鼓励投向农业、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里必须明确一个原则，就是利用外资的主动权一定要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这条原则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利用外资的目的是发挥我国市场、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提高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我们要围绕这样的目的，选择优势产业，引导外资投向的结构及其调整；第二，利用外资要坚持“适度”的原则，科学地分析我们的发展潜力和偿还能力，在总体上把握一个合理的额度，避免发生债务危机。而且，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世贸组织的规则，形成规范的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在利用外资的同时，还要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通过吸收和消化，加快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提高我国企业的素质，增强国际竞争力。
2．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通过国际贸易既可以获得绝对优势，调剂余缺；又可以获得比较利益，节约社会劳动。出口将促使资本投向最有效的领域，为国际市场进行规模化、专业化的生产，从而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同时，还能带动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知识的引进。它通过“乘数”作用产生一轮又一轮的连锁反应，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我们要努力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具体来讲，要从如下方面来开展工作：要重视空间上的扩展，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既巩固传统市场，又开拓新兴市场，增强抗风险能力。要重视质量上的提高，坚持以质取胜，提高出口商品与服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快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基地的建设，努力推进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扩大名牌机电产品的市场份额，使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从以低技术含量、
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向以高新技术产品、高附加值产品为主转变。还要优化进口结构，着重引进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要推动关系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进口的多元化；要建立必要的战略储备制度。
3．兴办经济特区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对外开放的特殊形式。特区是技术、管理、知识的窗口，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是开放的基地。通过兴办经济特区，探索改革开放的道路，取得有价值的经验，可以带动沿海地区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特区从诞生的时候起，其命运就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紧紧相连。可以说，如果没有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实践，就不可能形成现在的全方位开放的格局。
一、改革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在当代中国,要发展生产力,一方面要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要进行改革,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社会空间.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1）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严峻局势,迫使我们必须改革,不得不改革.如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科学技术和教育落后,官僚主义泛滥和家长制作风严重等.
2）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建国以后模仿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改革就没有出路&.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说:&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经济领域要改革,政治领域要改革,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都要改革,要进行全面改革.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核心问题,邓小平对全面改革的对象,内容,目标,原则和方法作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构想,从而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3）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
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各种具体制度,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概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2)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 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2）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解放生产力,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这个意义上而言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3）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从改革的深刻性和广泛性而言的.
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不改革,不进行体制创新,很多问题的解决就没有出路.&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可自觉性.&
(四)改革要有新思路
江泽民同志指出,改革的实质,就是进行体制创新.
(1) 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2) 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3) 从根本上消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4) 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5) 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6)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7)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8) 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9) 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10)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11)
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二、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
1）邓小平通过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敏锐观察得出结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并多次强调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指出:&要发展生产力,(8) 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2）江泽民同志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实行对外开放为我们解决现代化建设中资金严重短缺和资源相对不足的困难提供了必要条件.
2）实行对外开放为我们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提供了条件.
3）实行对外开放为我们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提供了条件.
4）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了解世界信息,掌握世界跳动脉搏的重要条件.
5）实行对外开放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必要条件.
1）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2）对外开放是分步骤,多层次的对外开放.
3）对外开放是宽领域的对外开放.
经过长期谈判,我国已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组织,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邓小平一方面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都叫改革，另一方面，又把改革政策也称为开放政策。他说，实际上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对外开放和改革一起成为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1.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的依据
198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正式使用了“对外开放”的表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把实行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最重要的依据，就是邓小平关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
第三，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需要。
2.实行对外开放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我们始终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这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积极实行对外开放，都是为了更好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我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所谓全方位就是不论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实行开放政策。基于这样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贸易
所谓多层次，就是根据各地区的实际和特点，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开放沿边和沿江地区以及内陆省区等不同开放程度的各种形式，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对外开放。这种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是一个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有重点、有层次，由点到面、逐步推进、全面展开的过程。
所谓宽领域，就是立足于我国国情，对国际商品市场、国际资本市场、国际技术市场、国际劳务市场的开放，把对外开放拓宽到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以及金融、保险、房地产、科技、教育、文化、服务业等。
（二）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面开放的新的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2001年12月，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全面开放的新的阶段，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为我国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增强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总体上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市场的竞争将更加深入地与国内市场的竞争结合在一起，面临的经济风险也显著增加。能否把有利条件用足，把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
三、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一）对外开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
30年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对外开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对外开放逐步进入了由较小范围和有限领域的开放，转变为更大范围和更多领域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这意味着竞争更激烈，经济风险更大，政府的宏观调控的难度增加。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们与各国经济联系继续加深，贸易摩擦增多、对外投资阻力加大等一些新的现象不断出现。
（二）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新发展，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第一，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提高对外贸易效益。
第二，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
第三，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这里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矛盾论中的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也即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来分析。
第一，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原因和动力来源的范畴。内因是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内在原因，即内部根据。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原因，即外部条件，是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关联互相作用，可以加速或者延缓事物的发展。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由它本身所固有的内部原因所引起，又同一定的外部条件密切联系。但是二者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则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第二，现实分析：国家的发展，最终靠的是独立自主的发展，这是国家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内因。一个国家是对外开放还是闭关自守是国家发展的外因，而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借鉴国外的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等等，但这些最终要被我们吸收，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才能最终推动我国的发展。因此，我们既要坚持独立自主，也要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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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研究》萧冬连
　　30年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封闭型国家。外资企业在中国绝迹，中国没有外债，1978年对外贸易额仅有300亿美元。中国人很少有出国的，在国内也很少见到外国人的面孔。然而，30年后的今天，中国却深深地卷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大都在中国有投资；中国的对外贸易达1.4万亿美元，在美国、德国之后居全球第三；中国成为全球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国家。美国经济学家拉迪认为，中国经济的开放度大约比美国高一倍，比日本高两倍。①在短短30年时间里，从高度封闭到高度开放，这在世界史上是少见的。毋庸置疑，促成这种在短时期内迅速转变的主导因素，是中国领导人坚定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本文探讨的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外开放的决策是怎样形成的？外商是怎样被引入中国的？华人资本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考察的时段限于1977年至1981年。　　一、对外开放的历史机缘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都朝着有利于对外开放的方向变化。　　从外部条件看，中国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众所周知，自20世纪 5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无法进入西方市场；20世纪60年代中苏同盟分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途径也中断了。在这个时期，即使中国领导人有利用外部资源发展自己的愿望，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70年代初，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同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全面建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得到恢复，在很大程度上，经过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已经开通。1978年，中国外交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一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和西欧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稳定力量，不仅不害怕而且乐见中国强大，在一定意义上愿意为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努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访欧情况时，领导人得出的一致印象是：欧洲“受苏联威胁，希望中国强大，希望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出点力量”②。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北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则公开地表示，“一个安定的现代化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③。从美、欧、日联手遏制中国到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国际环境的确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在经济上，20世纪7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出现了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据出国考察团带回来的情况，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④。仅欧洲就有多达5000亿美元的游资⑤。无论日本还是西欧国家，都争相同中国谈贸易，争相借钱给中国⑥。不仅愿意借钱，发达国家面临产业升级，都在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把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和巨大潜在市场的中国，很自然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韩国学者朴贞东在谈到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时说：70年代末“不仅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连亚洲四小龙企业也开始寻找新的生产基地发展自己”⑦。这个产业转移的趋势，为中国吸引国外投资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　　从内部条件看，中国国内政治开始转型。过去几十年的封闭，除了外部因素以外，也有国内政治的原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极对立的意识形态，使中国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封闭。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激进的孤立主义宣传甚嚣尘上，任何扩大对外经济交往的主张都有可能被指责为“崇洋媚外”。在过去年代，中国有过三次对外引进。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从苏联和东欧国家成套引进技术装备，共用外汇27亿美元。这次引进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迫使中国将贸易和引进技术的对象转向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吃、穿、用”问题，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和装备，用汇总额为2.8亿美元。这是中国第二次技术引进。这次引进规模较小，且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被迫停顿。第三次引进是1973年以后，中国先后同日本、联邦德国、美国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了一批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计划引进规模是43亿美元（称为“四三方案”），到1977年止，成交金额39.6亿美元，包括13套化肥、4套化纤、2套石油化工、武钢1.7米轧机等重大项目。⑧然而，总体上看，引进规模有限。1973年以后，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有过扩大对外设备和技术引进的想法，毛泽东也并不一味地排斥⑨。但是，由于受困于党内斗争和激进派的掣肘，当时没有可能实行⑩。　　1976年底以后，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这种阻力消除了。华国锋尽管继续举着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旗帜，但他对发展经济有更大的热情。在初步稳定政局之后，华国锋很快提出了一个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计划。而1977年重新出山的邓小平更是热衷于中国的现代化。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在政治上存在分歧，但在追寻国家现代化目标这一点上并无二致，实现现代化成为国内政治的首要目标。　　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方案，就是作为完成这个大计划的措施提出来的。 ，B，中央政治局听取并讨论了国家计委《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规划的请示报告》。11月18日、23日和2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三天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提纲》，扩大引进成为这两次汇报会上讨论的焦点之一。国家计委的报告提出10项政策措施，第一条是整顿企业，第二条就是引进新技术，足见引进新技术在完成未来23年规划中的重要地位。当时，中国领导人的雄心很大，国家计委提出要“在五年到八年的时间内，把我们急需的国外先进技术拿到手”（11）。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方毅等高层领导人都表露出进一步扩大引进的急切心情。日，邓小平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会议时说：“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快速度”，“多争取一年时间都合算”（12）。　　中国领导人急切想扩大引进是有原因的。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宏大目标，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当时中国大部分技术设备还是以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156个项目为基础，苏联的技术和设备在当时就不是先进的，几十年来又逐步老化，多数企业只能在封闭的环境下“复制古董”。恰恰在这20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迅速拉大。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这种状况，1977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实行‘拿来主义’”，要“把吸收外国先进技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起点”（13）。　　给对外开放决策的最终形成以巨大推力的是 1978年兴起的出国考察潮。这一年中国政府派出了众多代表团出国考察，这些考察团看到的和带回来的信息，对中国领导层的思想冲击是很大的。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出国考察归来，差距感和落后感十分强烈。当然，这种发展差距并没有使中共领导人气馁，相反，所有出国考察人员回来后信心更足了。日本和西欧国家都急于同中国做生意，争相表示愿意借钱给中国。这是过去可望不可得的有利时机，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扩大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模。从1977年提出恢复引进的方针以后，引进方案不断加码。1977年7月提出的方案是8年引进规模为65亿美元，11月增加为150亿美元；1978年3月增加为180-200亿美元，到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时，8年计划引进的总规模达800亿美元之巨（14）。在一年时间内，计划引进的规模扩大了11倍多。　　二、“借钱搞建设”的新思路　　1978年提出的庞大引进计划，包含着一个从国外“借钱搞建设”的思路，这与此前的单纯引进是完全不同的。建国以后，中国只有在50年代获得过苏联的贷款，从未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过资金援助。中国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大都采取现汇结算的方式。在1964年还清苏联债务以后，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没有外债的国家。“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成为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一件事。并不是说没有人想过利用外资，1973年，陈云提出研究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想法中，就有利用外资的内容。当时想到的利用外资的形式，是通过中国的金融机构吸收国外存款。（15）还有一种形式是延期支付。60年代和70年代两次引进都使用过延期支付的方式。（16）这种方式可以视为初级形式的“利用外资”。除此之外，其他利用外资的方式都是禁区。不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更不允许办中外合资企业。1977年9月，邓小平还对外宾表示：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积累资金”，“不愿意背很多的债”（17）。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1978年春（18）。　　然而，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动力很快冲破了这条界线。从国内来说，实行大规模引进，外汇严重不足。1978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 15.57亿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19）。为了解决外汇短缺的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许多办法，如减少粮食、化肥进口；增加原油、原煤和有色金属出口；发展旅游业、手工业和来料加工业；积极吸收侨汇等等。然而，对于 800亿美元的引进规模来说，所有这些仍然入不敷出。国内配套资金也严重缺乏。从何处筹集建设资金？有两种方案：一种是提高国内的资金积累率，另一种是引进外国的资金。在当时的情况下，国内的积累率在30%以上，积累达到了极限，只有降低，不可能再行提高。因此，在中国国内，存在一种利用外资以完成庞大建设计划的强大要求。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当时断言：“如果不寻求国外长期贷款，那么，中国当时提出的特大规模投资和工业发展规划，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进口方面的巨大需求，都是不可能实现的。”（20）应当说美国国会的这个推断还是准确的。从国际因素看，许多国家争着借钱给中国，为中国“借钱搞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6月3日，谷牧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应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尽可能地吸收外国资金的建议，中央领导人大多数人都赞成（21）。华国锋说：现在法国已提出20亿美元供我国建设使用，实际上还可以多，50亿美元也可以，西德提出200亿，日本更积极。要想开一点，谈判时间过长不行，早点把项目定下来，把大单子开出来，然后一批一批地去搞。（22）邓小平说：“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23）7月至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确定：放手利用外资，大量引进技术（24）。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放手利用外资的问题上，似乎没有遇到什么阻力。12月15日，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取消两个禁区：一个是只接受商业贷款不接受政府贷款；一个是不允许外商在中国投资。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到1985年为止，需要一笔相当于几百亿美元的外国贷款，我们的方针是接受政府之间的贷款。”（25）　　当然，“借钱搞建设”也不是没有限制。利用自由外汇和买方信贷进口成套设备，必然要受到还本付息能力和国内资金配套能力的限制。 1978年签署的78亿美元引进合同，其规模就大大超出了这种限制。（26）1979年国内经济进入调整期，对1978年签订的部分成套设备引进协议，不得不进行压缩或延期执行，已经签约的22个大型引进项目也上下两难（27），有些引进项目甚至不惜承担毁约赔付的损失。加上1979年初在与外国金融界洽谈中发现，向国外借钱并不如原来想象得那么容易。日，国家计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汇报提纲说，原计划1979年共借用外债和利用外汇存款100亿美元，但从几个月同外国金融界洽谈的情况看，全年可用外汇仅有 50亿美元，比计划少50亿美元（28）。　　这种情况使党的高层产生了一种审慎意见。在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先念说：“对用贷款看得容易了。过去说借钱容易，没有那回事。”（29）陈云批评说：“出国考察的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陈云提出“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的疑问，他说，“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他的判断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此后，陈云在国务院财经委会上反复地讲到，对外债要分析。外债有两种，一种是买方贷款，一种是自由外汇，目前能借到的自由外汇很少，主要是买方贷款。买方贷款能用多少不取决于主观愿望，而取决于还本付息的能力和国内配套资金的多少。他说，利用借外债搞建设，我们的经验还很少，需要认真研究。总之，陈云对利用国外贷款搞建设持谨慎态度，他尤其不赞成用自由外汇来弥补国内财政赤字的做法。（30）根据陈云的意见， 1979年将对外引进的方针做了调整，基本精神是：控制引进规模和成套设备进口；先引进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以积累资金，再搞那些重工业项目；以引进技术改造老厂为主，少上新项目（31）。　　邓小平对于利用外资的可能性比较乐观。他也认为1978年的大引进规划的确有盲目性，赞同对引进规模和结构作必要的调整，但是基点是要想办法更多地利用外资。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在实行财政平衡时应当把利用外资的因素考虑进去，要把立足点“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他说，“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32）。1980年，邓小平对利用外资的“行动一直是犹疑徘徊的”状况表示不满意，敦促国务院“要及早动手，不要再犹豫拖延了”（33）。赵紫阳、胡耀邦也表达过这种意见，1981年，赵紫阳说：“外国人百分之十八至二十利息的外资都敢用，我们连百分之七、八的利息都不敢用”（34）。一直到1982年，胡耀邦仍然认为“我们利用外资没有打开局面”（35）。　　不过，1979年以后，利用外资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这主要是因为，与此前相比，利用外资的工具和渠道大大扩展了。除了利用自由外汇和买方信贷进口成套设备的形式以外，还开始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开展补偿贸易、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和其他资源开发、租赁业务、对外加工装配业务、国际信托投资业务、发行国外债券、兴办中外合资企业等。1979年底，中国从日本获得第一笔国外政府贷款，1980年至1982年间，从科威特、比利时、丹麦等国获得政府无息贷款；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代表权，并加入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会，开始从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得到贷款；1979年，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展国际信托、投资、租赁等业务。1981年1月，该公司在日本成功发行 100亿日元（约折7000万美元）的私募债券，帮助引进项目仪征化纤提前续建；1980年至1982年，中国先后与日本、法国、美国公司签订5个协议，开始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36）到1982年底，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126亿多美元，其中借款108亿美元，吸收国外直接投资17.69亿美元（不包括接受一些无偿援助和赠送项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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