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开国皇帝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被魏帝曹奂封晋公。咸熙元年(264年)，加封晋王晋公，魏咸熙二年十二月丙寅(266年2月8日)，司马炎逼迫魏元帝禅让，即位为帝，国号大晋，建都洛阳，史称西晋。
　　丞相、疏族琅琊王司马睿受到王氏和中朝勋臣的一致拥戴，317年三月在建业承制改元，即晋王位，改建业为建康，史称东晋。
　　司马氏崛起
　　曹魏后期，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曹爽为首和以司马懿为首的两个集团的对立和斗争。
　　249年(嘉平元年)，曹爽等陪同曹芳出洛阳城南拜谒魏明帝陵，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夺取了朝中大权。
　　251年，司马懿病死，子司马师继续掌权。
　　254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次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当政。
　　260年，曹髦不甘心做傀儡，于是率数百仆从向司马昭进攻，结果被杀。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
　　263年，司马昭向发动灭蜀汉之战，派遣钟会、邓艾、诸葛绪等分东、中、西三路进攻汉中。蜀汉则以姜维为首组成抵抗军，据剑阁天险与魏军相持。邓艾遂率精兵偷渡阴平攻占涪城，进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不战出降，姜维闻讯后带部投降钟会，后兵变不成，自刎而死，蜀汉灭亡。
　　266年，曹魏皇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改元泰始，是为晋武帝。曹魏灭亡，西晋开始。
　　晋朝本身承接了东汉晚期至曹魏期间的割据局面，地方上世族影响力远超帝王。如司马氏本身就是世族权臣，控制曹魏朝廷，最后篡魏自立。所以司马炎在篡魏得手后，为免其他世族、权臣效法，便分封了各宗室成员为王，在地方上作为维护皇室的力量。同时又颁布“占田令”，限制世族拥有田地的面积和数量。
　　统一天下
　　269年，司马炎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 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司马炎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279年，晋军开始发动灭吴之战，20万晋军直扑东吴，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孙皓出降，孙吴灭亡。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了。司马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八十年的分裂局面。
　　太康之治
　　灭吴之后为开创新的业绩，司马炎以洛阳为中心，在全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使百姓摆脱了战乱之苦，使国家走上了发展之路。
　　o 重视农业生产
　　朝廷采取措施，从鼓励垦荒、兴修水利、扩充劳动力和加强监督等方面来促进农业生产。泰始二年(267年)，晋武帝颁布鼓励农业生产的诏令。史料记载，泰始五年(270年)，汲郡太守王宏认真履行朝廷的旨意，勤恤百姓，疏导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当时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闹饥荒，而汲郡独无匮乏。于是司马炎特下诏褒扬，赐谷千斛。
　　后来，司马炎还下令修建了新渠、富寿、游陂三渠，灌溉良田一千五百顷。司马炎于太康元年颁布户调式，推行占田法和课田法。占田、课田制下的农民，为一家一户的个体小农，他们生产获取的粮食除缴纳田租外，都归他们自己所有。这一制度的推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上述措施的推行，农业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出现了繁荣景象。史书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要其业而乐其事。” 反映河洛地区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描述说“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 故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起来。据《晋书o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280年)，全国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 占田、课田法颁布后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282年)，全国有“户有三百七十七万”。 表明剥削减轻致使大量人口恢复了登记，据现代学者推测，西晋至永康元年(300年)人口已恢复回3500万人 。
　　o 保护士族利益
　　为保持政治稳定，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司马炎于太康元年(280年)还公布了官品占田和荫人以为佃户、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规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又各以品之高低，荫其亲属，荫其客户，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也都有这种特权。特权扩大到士人子孙，这是秦汉时世家地主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儒宗这一等级的延伸。
　　西晋的这些措施，无疑给世族地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更多的优厚待遇，还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上的平衡。但士族地主特权过大，助长了他们在生活上和政治上的腐化，同时影响庶族地主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
　　o 奢侈节俭
　　司马炎在强调发展生产的同时，反对奢侈，厉行节俭。
　　有一次，太医院的医官程据献给司马炎一件色彩夺目、满饰野雉头毛的“雉头裘”。司马炎把这件“雉头裘”带到朝堂，让满朝文武官员欣赏，朝臣见了个个惊叹不已。不料，晋武帝却一把火把这件“雉头裘”烧成了灰烬。司马炎认为，这种奇装异服触犯了他不准奢侈浪费的禁令，因此要当众焚毁。他还下诏说，今后谁如敢再违犯这个规定，必须判罪。
　　奢风之渐
　　但是好景不长，西晋皇室逐步腐朽。世家大族则贪暴恣肆，奢侈成风。如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 。大族王恺、石崇互比奢侈 ，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不仅无动于衷，还资助其舅争富。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如石崇做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
　　司马炎也骄奢淫逸起来，由于未能解决政风腐败、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与外族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的远因。
　　八王之乱
　　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惠帝继位，外戚杨骏辅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八王之乱”。
　　301年，赵王司马伦自立为帝，改元建始，晋惠帝退位。同年三月，齐王司马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三王联合常山王司马乂(后封长沙王)伐赵王司马伦。五月去除赵王司马伦及其党羽，晋惠帝复位，齐王司马冏专政。
　　302年成都王司马颖及河间王司马颙派军讨伐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于京城洛阳响应。最后齐王司马冏及其党羽被除，长沙王司马乂掌政，成都王司马颖于邺遥控。
　　303年成都王司马颖为了去除驻守京城的长沙王司马乂，联合河间王司马颙率军攻击洛阳，但被长沙王屡屡击败。
　　304年初洛阳城缺粮，东海王司马越勾结禁军擒长沙王，开城投降。长沙王被河间王将领张方用火烤死，成都王颖迫惠帝立其为皇太弟，河间王颙为太宰，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胜利后，班师返邺，政治中心北移。而后东海王越集结各方兵力，挟惠帝讨伐成都王颖。最后失败，惠帝被俘，东海王逃至其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将领张方占领洛阳。
　　但不久东海王的亲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异族乌丸、羯朱等势力击败成都王。成都王挟晋惠帝逃至洛阳，投靠拥有关中及洛阳的河间王，最后成都王被废，河间王改立司马炽为皇太弟。
　　公元305年东海王司马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攻入长安。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败走，最后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迎金惠帝还洛阳，随后晋惠帝被毒死，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马越专政。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八王之乱中，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人民被杀害者众多，社会经济严重破坏，西晋统治集团的力量消耗殆尽，隐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便迅速爆发。
　　五胡内迁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已陆续向内地迁徙。光武帝刘秀打破西汉边民严禁内迁的铁律后，边民逐渐内迁，而大量游牧民族因此以各种方式被迁入充实边郡。
　　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和补充内地劳动人手的不足，经常招引和强制他们入居内地。
　　各少数族人民内迁后，在汉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地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魏晋时，西、北各少数族人民向内地迁徙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种族很多，主要有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史称为“五胡”。
　　当时，在内地不少地方，少数民族人数相当多，如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少数民族占了一半左右。
　　到了西晋末年的少数民族势力可以分为三股：
　　匈奴是灭亡西晋的策动者，有统治中原的野心。
　　羌、羯、氐属于第二股。羯族原是匈奴控制的西域民族，随匈奴人来到中原后由于生活贫困，很多羯人沦为汉族地主的隶农。羌人三度叛乱，叛乱后的羌人又屠杀汉人，接着是官军的大肆镇压。而氐人多是“八王之乱”中与汉人一起逃亡的流民。
　　第三股是鲜卑人，他们由于种种原因多在西晋末年对战争持观望态度。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后来称雄北方的慕容氏、拓跋氏都是支持西晋政府的，其首领相继被封为大都督和代公，是西晋的盟友。
　　西晋走向灭亡
　　各族内迁后，与汉人杂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魏晋统治者强迫各族人民纳租调，服力役，“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
　　西晋占田制明确规定了他们的租调负担。汉族的官僚、地主多以少数民族人为奴婢、佃客。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各少数民族对西晋统治者“怨恨之气，毒于骨髓” ，因而反抗不断地发生。
　　对西晋首先发难的是氐族——李特流民起义和羯、羌的小规模反抗，然后是匈奴贵族刘渊的起兵，八王之乱中，并州刺史司马腾与将军王浚联合鲜卑贵族进攻司马腾驻守的邺城，司马腾不敌，刘渊献计说要回匈奴召集骑兵抗衡鲜卑人，司马颍同意。刘渊得以回到匈奴。
　　永兴三年(304年)，刘渊返回匈奴控制下的左国城，与匈奴权贵密谋起兵。刘渊的从祖父刘宣发表了起兵宣言 ，实际是要夺取中原。
　　当时，并州境内的汉人大多因战祸而迁徙南下，胡汉势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而并州的官吏们还在热心内争。于是，刘渊称汉王，置百官，打败司马腾，招降山东起义的王弥等人，形成了反晋浪潮。
　　永嘉二年(308年)刘渊称帝，都平阳。他分别于永嘉三年(309年)秋冬遣其子大将军刘聪率石勒、刘曜等进攻洛阳，西晋军队顽强抵抗，匈奴败退。后刘渊死，刘聪杀兄自立，又于永嘉四年(310年)冬三攻洛阳。
　　永嘉五年(311年)西晋专政的太傅东海王司马越病死，匈奴大军第三次围攻洛阳，而南方诸州的牧丞或拥兵观望或象征性的出兵“勤王”。王敦天天召集士族饮酒作乐;王澄带兵从荆州出发，以极慢地速度到了南阳，一听荆州刺史山简的军队战败，就跑回去了。而王衍等人率十几万大军公开逃跑。结果他们被石勒在苦县全歼。七月，洛阳失守，晋怀帝被俘，接着汉国大将石勒闪击荀唏，青兖沦陷。
　　建兴元年(313年)，晋怀帝在平阳遇害，在长安的晋愍帝下令司马睿、刘琨等的共七十万大军分三路合击平阳。结果身为此战主力的司马睿在士族的鼓动下竟抗命不遵。
　　建兴四年(316年)长安失守，西晋灭亡。而匈奴控制了几乎整个中原，长达一百多年的大动乱开始。而后，各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衣冠南渡
　　晋元帝司马睿原属于东海王越一党，镇下邳。当时江东少受中原战乱影响且财富充裕，但由于吴人不得志于晋室，甚至有意光复吴国。吴姓世族以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并为江东二豪，吴郡朱、张、顾、陆四氏居次。
　　303年、305年及310年间江南发生三次叛乱，皆由义兴周氏的周玘所平定，使江南得以稳定，史称三定江南。
　　307年八王之乱后，司马睿听从王导建议迁镇到建康。南迁后王导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政策稳定政权，他藉由当地名士顾荣、贺偱为引，进而获得吴姓世族的拥护。而后大量北方世族及皇族衣冠南渡，在王导号召下共同支持司马睿，使得江南诸州次第归附，东晋得以偏安。
　　317年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为晋元帝，史称东晋。但晋廷稳定后大量引用侨姓世族(原北方世族)，压抑吴姓世族。使周玘等吴姓世族不满，有意叛变，但事洩未果，周玘忧郁而死。其子周勰继之，意图叛变，其叔周札洩密而未果。而后晋室分化周沈二氏，使其先后崩溃，并将亲晋的朱张顾陆四氏递升。然而，由于侨姓世族持续侵犯江南经济并打压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使得侨吴世族在政治及经济上的冲突仍在。加上世族对寒族歧视、与朝廷分庭抗礼;中央与方镇对立及野心家的崛起，使得东晋一朝始终动荡不安。
　　因为北方外患威胁仍在，东晋朝廷赖世族及方镇的支持以稳定局势，这使得不少实力派世族意图叛变，夺取政权。当时晋元帝倚重王氏，任王导丞相、王敦专政军事，时称“王与马，共天下” 。王敦素来桀傲，有意控制朝廷，晋元帝为了抑制王氏权势，以刘隗、刁协、戴渊等人牵制，并防御京师。王敦万份怨恨，于322年发兵，攻陷建康。刁协等人被杀，史称王敦之乱。晋元帝备受恐惧，忧愤而死，太子绍继位，是为晋明帝。当时王敦欲篡位，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县)，但于324年病危。晋明帝下令讨伐，平乱成功，由于王导未附逆，所以王氏仍受晋室重用。
　　325年晋明帝去世，太子衍继立，是为晋成帝。由王导及外戚庾亮辅政。当时军事重镇分由陶侃镇守荆襄地区及由苏峻及祖约等镇守淮南地区。陶侃怀疑因为庾亮的干预，使得未能辅政而感到不满。庾亮为了提防陶侃，任温峤镇守武昌。由于苏峻及祖约对庾亮巩固中央的政策感到不满，于327年反叛。次年苏祖联军攻陷京师，胁持晋成帝，庾亮逃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史称苏峻之乱。此时陶侃观望，经温峤力劝之下决定讨伐苏峻。苏峻迎战阵亡，329年陶温联军收复京师，平乱成功。事后庾亮请罪，外调镇芜湖，朝廷由王导执政。
　　334年陶侃去世，庾亮代之，仍遥控朝廷，与王导交恶。
　　339年后王导与庾亮先后去世，由庾翼执政，掌握荆州军权。
　　346年，东晋安西将军桓温伐蜀，次年3月克成都，控制汉水上游和四川盆地的成汉政权灭亡。至此，东晋统一了南方，与后赵隔秦岭淮河对峙。
　　东晋本身并没有强大的实力，主要是凭着长江天险，偏安江南;及依靠丞相王导号召南迁避难的中原士族，并联合南方大族，取得他们的支持。不过，南北大族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内乱频生，导致东晋政权并不稳定。
　　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收揽一批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在自己的上面，安置一个姓司马的皇帝。这个措施说来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完全不是简单的事情。因为北方来的士族间、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间、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间都存在着矛盾。不能调剂这些矛盾使之处于相对的平衡状态，便不可能建立东晋朝。王导的事业就在于调剂这些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
　　王导劝晋元帝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做属官。这些名士避乱南来，得到官职，算是有了安身地。其中有不少人怀疑晋元帝能有什么作为，例如桓彝，初到时见晋元帝势力单薄，对人说，我到这里避乱，原想得个安全，不料如此不济，看来难有前途。和王导谈话以后，知道他有些办法，才安心任职。大部分名士更是失望悲观。
　　北伐中原
　　当东晋在江南建国的同时，中国的北方则陷入分裂混战，黄河流域成为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个主要少数民族和汉族争杀的战场，并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相互争霸，不断有国家成立和灭亡。
　　从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建立汉国，316年灭掉西晋，到439年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这130多年里北方各民族相互争战，先后建立了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等十五个政权，连同西南巴氐族建立的成汉，共十六国，和东晋汉族政权长期对峙，史称五胡十六国。
　　除十六国之外，还有汉人冉闵建立的魏、丁灵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帅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鲜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个政权，总计先后建立了21个政权。上述政权中，后赵、前燕、前秦都曾占据过北方的大部分疆域。
　　东晋虽然偏安于江南，但在历代帝王在位的时候都希望收复北方的国土。从北方南迁的人民时常怀念家乡，因此一些有志之士多次进行北伐。其中以王、谢、桓、庾四大家族为主的门阀对北伐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由于世族已安居江南，南方丰富的资产使得重返北方的意愿不高。 在东晋时曾进行过多次北伐，在其中也不乏名将的指挥。
　　东晋初期，朝廷采取以攻为守态度抵御北方。317年祖逖意图北伐，晋元帝只有给予少量军队，命他相机进取。他招募流民建立军队，并与当地坞堡合作，最后成功收复黄河以南领土，与石勒隔河相持。但由于东晋发生内乱，朝廷又担心他威望太高，于321年派戴渊为总督节制，以致收复河北的计划无疾而终，祖逖忧愤而死，失地得而复失。王敦因为祖逖去世而不必顾虑，之后遂叛变。祖逖军由其弟祖约率之，最后也随苏峻叛变。晋成帝时则由庾亮、庾翼兄弟主持北伐，他们以荆州为中心，意图发动北伐。但是因为朝廷抵制，所以没有实现。庾氏兄弟相继去世后，荆州刺史由桓温担任。他向往刘琨、陶侃事迹，以北伐为务。
　　346年晋穆帝时，桓温讨伐成汉(成汉于338年为李寿篡位，改国号为汉)，次年讨灭。桓温声威大震，世族忌妒之，执政司马昱引殷浩抗衡之。
　　349年石虎死，晋廷派褚裒北伐，失败。桓温多次希望北伐，晋廷不许，改以殷浩负责北伐。
　　352年殷浩联合羌将姚襄北伐前秦，被苻健击败。次年殷浩再度北伐，为姚襄所袭。
　　354年晋廷只好将桓温换上，由他掌握北伐大权。桓温先后发动三次北伐，同年2月伐前秦，但由于苻健采坚壁清野战术并打败晋军，最后桓温缺粮而撤退。
　　356年，桓温讨伐河南姚襄，击溃之并收复洛阳，修谒皇陵。
　　358年他建议迁都洛阳，但遭到世族反对做罢。等到晋哀帝及晋废帝(即司马奕)相继为帝之后，桓温已经控制朝廷。当时北方呈现前秦前燕两强局势，洛阳为前燕占领。桓温为了准备篡位，于369年讨伐前燕。当时燕军大败，晋军进驻枋头(今浚县附近)与燕将慕容垂对峙。最后晋军缺粮而退，慕容垂率军追杀，晋军大败。
　　371年桓温废晋帝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司马昱为简文帝。隔年简文帝去世，晋孝武帝继位，373年桓温要求“九锡”，有代晋之意。大臣谢安、王坦之拖延该事，不久桓温病死，东晋得以保存。
　　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前夕，前秦东晋对峙图晋孝武帝时，谢安执政，桓冲为荆州刺史，防御荆襄地区;谢玄镇广陵，与谢安防御淮南地区。为了加强中央军力，谢安任刘牢之为参谋，招募淮南江北百姓，成立北府军。
　　370年前秦灭掉前燕后，前秦帝苻坚即有意灭东晋以统一天下。373年攻下东晋梁益二州。378年派苻丕围攻襄阳，朱序坚守，于隔年攻破，俘虏了朱序;又派彭超围攻彭城，却被谢玄率北府兵击败。382年吕光平定西域后，苻坚的目标指向东晋。隔年5月桓冲率10万军，意图夺回襄阳，苻坚派苻睿、慕容垂等人防御。8月苻坚认为时机已到，率举国之师南征东晋，兵分三路，声势浩大。他亲率步兵60万抵达项城，派苻融为先锋率27万兵攻打寿阳，梁成等人屯洛涧以控制淮河。晋廷震惊，谢安力持镇定，命谢石为前线大都督、谢玄为先锋，与谢琰、桓伊等人率8万北府兵北上救援。
　　383年10月秦军前锋攻陷寿阳后，苻坚赶往指挥，并派朱序向谢石诸降劝降。但朱序尽洩秦军虚实，并建议速战速决。11月谢玄派刘牢之率五千精兵攻破洛涧，晋军西行，与秦军对峙淝水。12月谢玄向苻坚建议后退决战。诸秦将认为阻敌淝水畔比较安全，但苻坚认为半渡而击可主动对决。当秦军后移时，晋军渡水突击，朱序于后军大喊秦军已败。此时秦军大乱，谢玄等人乘胜追击，秦军全面崩溃，苻融战死，苻坚中箭，孤身北返，后由慕容垂护送。此役晋军全面胜利，于东晋历史上意义非凡，史称淝水之战。
　　战后，谢安都督诸州军事，准备北伐支离破碎的前秦。384年谢安命谢玄、桓石虔率军北伐，谢玄等人自广陵北上，攻克鄄城、广固等地，并修建青州派(水利工程)以运送粮草。此役收复山东、河南一带，将领土划至黄河以南。荆州军也成功收复四川、襄阳一带。谢玄继续北上，前锋刘牢之一度打到邺城。但专政朝廷的司马道子忌讳谢氏功高，朝议“以徵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令谢玄回镇淮阴，最后北伐功败垂成。
　　偏安南方
　　自晋怀帝从祖弟琅琊王司马睿迁镇建康后起，王氏—司马睿政治集团开始对中原播乱的京都洛阳及长安流亡政权作壁上观，表现出极度消极的小富即安的心理。曾参与、目睹八王之乱权利分配的王马集团，多少延续着各王角逐权利的争斗，实际上深受原东海王势力影响的司马睿也不可能会祛除司马氏唯权是图、不顾手足的阴暗心理，以此主观上了决定琅琊王勤王中原、关中的虚伪性。司马氏、王氏尚未立威信原东吴士族，客观上决定该集团也不可能尽心尽力地发兵中原与匈奴汉军交战，何况有冒险之虞，所以表现为偷安于江东。
　　南方地势险要，有长江天险，易守难攻，十分易于防守，有战略的优势。自淝水之战胜利后，南北的局势稳定，南北疆界大致以长江为分界线。南方水陆交通十分便利，商贸频繁，商品经济发达，有利于增加国库的收入。南方士人贪图一时的和平不愿北进。统治者不思进取，苟且偷安，无意北伐。 军队战斗力弱，多为水军，不擅长在陆地作战，。北方拥有强大的骑兵，这正是南方的弱点。权臣把持朝政，朝中大部分是主和派，只有极少数主战派。有些将领想以北伐为理由扩张势力，对北伐没有尽全力(如刘裕)。
　　司马氏、王氏建立的封建王朝东晋代表的是皇族和侨流士族、吴姓士族利益，鉴于八王之乱的权斗影响，东晋不但无心发兵勤王中原挽救晋室江山，更难采取挽救中原人民于生死攸关的强有力北讨。东晋中后期，桓氏、刘氏围绕皇权的重新分配进行了有偿的北伐，是不彻底的，注定了桓温、刘裕系列北伐终究以失败告终。东晋以及后来的宋齐梁陈这些南朝国家，虽然都进行过北伐，但是其最终都没能统一全国，这是因为当时南朝的军队力量较北方弱，虽有胜利，但这一基本情况没有变化，第二，南朝上层社会主要是士族，生活腐败，有兵但却无将。第三是，整个南朝社会，上至士族下至普通百姓对北伐都不感兴趣，注定其不能统一中国。
　　由于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他们更多的接触到华夏文化，与汉民族逐渐发展为同一生活习惯的民族，进而被汉族融合。自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原北方大体已形成以汉族为主，其他少数民族混居的人口构成形式，使中国正式成为具有相似生活习惯的多民族国家。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陆机荐贺循表里云：至于荆、扬二州，户各数十万，今扬州无郎，而荆州江南乃无一人为京城职者。南方士族对中原士族的独霸仕途，当然不能满意。王导想在吴国旧境内建立以中原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士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晋元帝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大半年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很担心，和从兄王敦商议，替晋元帝制造威望。一个节日，王导请晋元帝坐肩舆出巡，王敦王导和北方名士都骑马随从，显出晋元帝的尊严。南方士族顾荣等在门隙窥看，大惊，相率到路旁拜见。王导对晋元帝说，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招这两人来任职，其余士人自然都来了。晋元帝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晋元帝。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一个构成部分。
　　士族间必须说洛阳话，通婚姻必须严格衡量门第的高低。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常说吴语。北方士族骄傲自大，说王导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辞谢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例。北方士族轻视吴语，实际就是轻视南方士族，南方士族拒绝和北方士族通婚，表面上是谦逊，实际也是轻视北方士族。陆玩曾在王导家食酪得病，写信给王导说，我虽是吴人，却几乎做了伧(音仓cāng南人轻视北人的称呼)鬼。这都说明南北士族的界限很分明，北方士族的政治地位比南方士族高，南方士族并不心服。义兴郡强族周，因被北士轻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伙伧子气死的，你能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集合一些怨恨北士的豪强，谋起兵攻王导、刁协等。事败后，王导因周氏强盛，不敢追究。在晋元帝即帝位以前，王导的政治措施，主要是在争取南北士族间相对的平衡，由于王导的忍让，基本上是成功了。
　　王导在政治上取得这些成功，关键在于给士族安排了经济上的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王导定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郡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同时流亡士族保持原来的籍贯，凭借势力在寄居地依然奴役从北方流亡来的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又是流亡士族的出路。所以，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穷困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政权说来，却是安置流亡士族，缓和南北士族间矛盾的重要措施。
　　就在晋元帝登位以前，也不曾显出有什么开国的新气象。陈頵给王导信里说，西晋朝所以颠覆的原因，正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挽救。今应革旧习，分明赏罚，选拔贤能，共谋中兴。王导不听他的劝告。陈頵看到王府官属，贪图安逸，不管职事，写信给晋元帝说，当时官员都继承洛都积弊，看来前车覆了，后车还不知警戒。晋元帝也不听他的劝告。陈頵屡发正论，被名士们逐出王府去做郡太守。陈頵的劝告和被逐，正好说明东晋政权腐朽的政权。
　　王敦作乱
　　晋元帝只想做个偏安的皇帝，王导也只想建立一个王氏当权的小朝廷，他们的目光专注在江东内部的权利分配上，从来不作北伐的准备，而且还反对有人主张北伐。晋元帝将要称帝，周嵩上书劝他整军讲武，收复失地，那时候称皇帝不算迟。周嵩说忠直话，几乎被杀死。熊远要求朝廷改正过失，说不能遣军北伐是一失，朝官们忘记国耻，以游戏酒食为正务是二失。熊远说忠直话，掉了京官出去做地方官。谁主张北伐，谁就被排斥，至于实行北伐的祖逖，当然要遭到冷酷的对待。祖逖是当时最识大体最有才能的杰出人物。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友数百家来投晋元帝，要求率兵北伐。
　　313年，晋元帝给他豫州刺史名义，又给一千人的食粮和三千匹布，叫他自己去募兵、造兵器。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在淮阴铸造兵器，募兵得二千余人。祖逖军纪律严明，得广大民众的爱护，屡次击败石勒军，收复黄河以南全部土地。晋元帝给祖逖镇西将军的称号。321年，祖逖准备渡黄河击石勒，收复河北。晋元帝却派仅有虚名的戴渊做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真正出征的祖逖官职是镇守;根本不出征的戴渊官职是出征，而且祖逖已收复的和未收复的州，都归戴渊统辖，这显然是不信任祖逖的表示。当时王敦和晋元帝对抗，东晋内乱势必爆发，祖逖感到前途无望，忧愤成病，就在这一年死去了。晋元帝深怕臣下在北伐中立功，建立起崇高的威望，对自己的帝位不利，却不想想专和臣下在内部计较权利，自己原来就很有限的一些威望将愈益缩小，对帝位的保持更加不利。格言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晋元帝正是这样的一个庸人。
　　晋元帝登帝位后，不满意王氏的骄横，想削弱王氏势力。他引用善于奉迎的刘隗、酗酒放肆的刁协作心腹，暗中作军事布置。王导被疏远，仍能保持常态，士族一般都同情他，刘隗、刁协反陷于孤立。王敦本来是个野心家，乘机以反对刘隗、刁协，替王导诉冤为借口，阴谋篡夺。祖逖死后，王敦更无忌惮。322年，王敦在武昌起兵反晋，刘隗等人战败，王敦攻入建康。王导和朝官们消极抵抗，王敦无法实现他的篡夺野心，只好退回武昌。323年，晋元帝忧愤病死，晋明帝继位，王导辅政。王敦老迈已无野心，然部署皆以为有机可乘，加紧谋夺帝位。324年，晋明帝乘王敦病重，发兵谋讨王敦，王敦部署战败，王敦不服，带病领兵来攻建康，被晋军击败。王敦病死，谋夺帝位的战争告一结束。
　　东晋统治集团内部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室和几个强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帝室如果安分享受尊荣，不干涉强大族的权利，那么，各种势力相对平衡，政治上呈现正常的局面。反之，帝室企图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引起强大族的不满，野心家便乘机而起，要篡夺司马氏的帝位。归根还是那些强大族保护帝室，推翻野心家，使势力又趋于平衡。晋元帝信任刘隗、刁协，并且用南方士族戴渊作将军，这是和王氏势力不相容的。王导认为佞臣扰乱朝纲，同意王敦来杀逐这些人。这些人被杀逐以后，帝室势力退缩回去，王敦还想篡夺，王导便宣称“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 ，表示坚决的反对态度来维持帝室。
　　东晋朝在399年农民起义以前，重大政治事件的演变，本质上无非是这个主要矛盾在反复表现。
　　东晋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间的矛盾，当然是严重的。东晋政治是西晋政治的继续。首先是用人，“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 ，和西晋完全相同。大族人可以做大官，做大官可以横行不法，人民的痛苦，从这两句话里也就可见一般了。321年，晋元帝下诏：中原良民遭难在扬州诸郡当奴隶或佃客的人，免除他们的身份，奴隶改充兵士，佃客改充运输兵。戴渊作征西将军，部下有奴隶改充的兵一万人。可以当兵的奴隶多至一万，当然还有老弱不能当兵和被主人隐藏的人，人数可能比当兵的人更多些，当佃客的人数也不会比奴隶少。这个数以万计的奴和客，都是有血气的中原民众，因为他们有血气，流亡到南方，却被士族强迫作奴客。这自然也是王导连听也不愿听的一件小事，但东晋人民所受压迫的严重，从这件小事里可以推知了。东晋民众对统治集团是不可能有好意的，不过它终究是汉族政权，民众希望它抵御北方非汉族统治者的来侵，更希望它能北伐。因此，后来想打破大族间势力的平衡，从而夺取东晋帝位的人，总是借北伐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门阀政治
　　晋元帝晋明帝在位共九年(317年-325年)，在上述情况下，东晋朝算是确立起来了。自晋成帝至晋安帝隆安三年农民起义，共七十四年(326年-399年)，情况同开始的九年区别不大，东晋朝也就像开始的九年那样安而复危，危而复安地持续着。
　　王导保持安的方法是“镇之以静，群情自安” 。就是让有势力的大族在相互牵制下，以民众为牺牲，各自满足他们的要求，朝廷不加干涉也不加抑扬。他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确，东晋是靠糊涂来求安静的。晋成帝时，外戚庾亮当权。庾亮想振作帝室，排斥王导，疑忌上游重镇荆州刺史陶侃，任意杀逐大臣，引起各势力间的不安。327年，野心家历阳(安徽和县)镇将苏峻、寿春(后改称寿阳，安徽寿县)镇将祖约以杀庾亮为名，率叛军攻入建康。幸得陶侃、温峤起兵救援，329年，击破苏峻祖约军。王导又执政，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庾氏势力不得专擅朝政，转移到上游，宣称以北伐中原为己任，企图建立起自己的根基。庾亮庾翼兄弟相继镇守武昌，占有了东晋朝重要领土的一半。345年，庾翼临死，让他的儿子继任，开藩镇世袭的恶例。东晋朝廷不允许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但用桓温去驱逐庾氏势力，东晋朝又出现篡夺事件。
　　桓温是当时最有才干的野心家。他做了荆州刺史以后，积极对外发展。347年，桓温灭成汉国，收复蜀地，威名大振。东晋朝廷疑惧，引用虚名甚大的清谈家殷浩参与朝政，专和桓温作对。桓温伐前秦伐前燕，都遭致失败，损害了他的实力和威望，在王谢两大族抵制下，桓温篡夺的野心未能实现。373年，桓温死，东晋朝又算危而复安。
　　桓温死后，谢安执朝政。桓温弟桓冲做荆州刺史，与谢安同心保护帝室。东晋朝内部出现前所未有的和睦气象，是和谢安完全继承王导力求大族间势力平衡的做法分不开的。谢安的做法是“镇之以和静”。383年，晋兵大破苻坚的南侵军。谢安乘前秦崩溃，使谢玄等率诸将北伐。384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385年，猛将刘牢之进入河北名都邺。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内部和睦，有些力量可以对外。
　　谢安立了大功，内部和睦状态又开始破坏。当时的皇帝是整天酒醉昏迷的晋孝武帝。他重用同母弟会稽王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也是一个整天昏醉的酒徒，引用一批奸人作爪牙，合力排斥谢安。385年，谢安病死，朝政全归司马道子。司马道子委任儿子司马元显当政。帝室间晋孝武帝和司马道子兄弟争夺权力，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争夺权力，同时帝室与大族间也展开权力的争夺。398年，京口镇将王恭联络藩镇殷仲堪、桓玄、庾楷等起兵反帝室。王恭被杀，藩镇推桓温的儿子江州刺史桓玄为盟主，形成大族推翻帝室的中心力量。
　　司马道子父子当权，贪污奢侈，政治败坏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早在司马道子当权的初期，儒生范宁就说当时边境上没有战事，国家仓库却空匮无物，民众服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生下儿子不能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好比在着了火的柴草上睡觉，国家危亡就在眼前了。司马道子父子一伙人当权十多年，受尽苦难的东晋民众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恶政。北朝颜之推作《观我生赋》，自注说，中原士族随晋元帝渡江的有百家，因此江东有《百谱》。晋孝武帝时，贾弼之广集百家谱记，朝廷派人帮助贾弼之撰定《十八州士族谱》，共一百帙，七百余卷。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代传谱学。贾氏《百家谱》抄本藏在官府中，有专人掌管，并且有专长谱学的人来辨别真伪，防止冒滥，如贾渊受伧人王泰宝的贿赂，冒入琅琊谱，经王晏揭发，贾希镜几乎被齐明帝杀死。这一百家人才是享受政治权利的士族，后来渡江的北方士族，被这百家人呼为伧，不得享受同等的权利。东晋政权主要是这一百家的政权，西晋士族的全部腐朽性，也主要由这百家移植到长江流域。
　　依靠大族支持和民众容忍而存在的东晋朝，在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和民众起义反抗的情况下，不得不归于崩溃。东晋是门阀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皇权衰落。司马睿称帝有赖于南方官僚士族的拥戴，东晋政权建立之初，先后平息了王敦和苏峻之乱，统治趋于稳定。宗室、外戚和门阀大族王、谢、庾、桓先后共同支配着王朝政局。
　　孙恩之乱
　　东晋朝的崩溃，桓玄为盟主的诸藩镇，占据建康以西的州郡，朝廷政令只能施行在东方的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吴县、吴兴、义兴八郡，一切残酷的剥削自然也集中在八郡民众的身上。司马元显为防御王恭等人的进攻，调东方诸郡“免奴为客”人集合建康充当兵役，号称“乐属”。这又引起地主和佃客的怨恨。
　　五斗米道徒士族孙恩乘民心骚动，399年，从海岛率徒党百余人攻破上虞县，又攻破会稽郡，部众骤增至数万人。其余七郡同时起事，攻杀晋官吏、响应孙恩，不到十天，孙恩有众数十万人。孙恩的徒党号称“长生人”，是一群奉五斗米道的亡命无赖。孙恩和这群人专事屠杀掳掠，破坏不遗余力。会稽是王羲之谢安等北方士族聚居的名郡，吴郡、吴兴是南方士族的中心居地，这三郡号称三吴，是东晋朝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当然，士族所在地的民众，受士族的压迫是说不尽的，对士族的仇恨自然也是难以抑制的，愚蠢而疯狂的野心家孙恩等人利用民众的积怒，纵徒党杀人，甚至婴儿也不能免死。
　　晋将谢琰刘牢之率兵来攻，孙恩徒党在诸郡烧仓库，毁房屋，塞水井，砍林木，掳掠妇女财物，都逃到会稽郡来。谢琰收复义兴吴兴两郡，刘牢之收复吴郡，进军到浙江边。孙恩起初听说诸郡响应，对徒党们说，天下没事了，我带你们到建康享福去。后来听说刘牢之到了浙江边，对徒众们说，我割据浙江东部，还可以做个越王勾践。等到刘牢之军渡过浙江，孙恩对徒众们说，我是不以逃走为羞耻的。孙恩掳男女二十余万人逃往海岛。此后孙恩连年从海路入寇。401年，孙恩率舟师十余万人自海路突袭京口，逼近建康，司马道子惊骇，不知所措，赖刘牢之部将刘裕奋勇进击，大破孙恩军。刘牢之等援军赶到建康，孙恩屡次战败，又逃入海岛。402年，孙恩入寇临海郡，被晋兵击败。孙恩穷困投海自杀，徒党和妓妾说他成了水仙，跟着投水的多至百余人。被孙恩掳去的二十余万人，三四年间，不是战死溺死，便是被贩卖作奴隶，到孙恩死时只剩下数千人。孙恩连年从海岛入寇，前后数十战，又杀死民众数万人。
　　京口是从北方各地流亡来的士族和民众聚居的地方，号称北府，与历阳同为扬州重镇。居民风俗强悍，敢于从军。谢安辅政，举谢玄为将。谢玄在京口募兵，得勇士刘牢之等人。刘牢之常领精锐当前锋，战无不胜，号称北府兵。淝水大战，苻坚军崩溃，晋军前锋五千人，就是刘牢之统率的北府兵。399年，刘牢之击孙恩，刘裕在刘牢之部下当小军官，勇悍善战，屡立大功。刘牢之部下诸将，抢掠财物，比盗贼更凶，独刘裕约束部属，纪律严明，大得民心。从此，刘裕成为北府兵的著名将领，击灭孙恩卢循，主要是刘裕的功绩。
　　孙恩死后，余众推卢循为首领，被刘裕追击，泛海逃走。404年，卢循攻陷广州，以后连年入寇，410年，率兵十余万逼近建康，被刘裕击败，卢循逃到交州。411年，交州刺史杜慧度击杀卢循。孙恩在败逃入海以前，多少还算是率领农民起义，卢循则完全是五斗米道作乱。
　　刘裕崛起
　　正当东晋朝全力攻击孙恩的时候，桓玄乘机吞并上游诸藩镇，占有东晋三分之二的土地。三吴破败，东晋朝失去了依靠，成为仅有空名的朝廷。桓玄认为灭晋称帝的机会到了，与孙恩军逼近建康同时，桓玄在江陵聚众，谋夺取建康。402年，司马元显发兵要进攻桓玄，桓玄军却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政权全归桓玄。404年，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国号楚。
　　东晋朝是王、谢、庾、桓四大族势力平衡下的产物，王谢庾三族相继衰落，桓氏成为唯一的大族，骄奢淫昏毫无才能的桓玄便轻而易举地消灭了东晋朝。
　　孙恩乱后，东方诸郡大饥，一向腐朽的士族中人，这时候披着精制的罗衣，抱着心爱的金玉，关着大门整家整家地饿死。他们连掘些草根充饥的本领也没有，当然不会有人起来和桓玄争夺帝位。但是，桓玄也是腐朽已极的一人，他不可能维持既得的地位，当时存在着一个能够消灭桓族势力的人物刘裕。
　　404年，刘裕在京口约集失意士人密谋攻桓玄，被众推为盟主。刘裕击败桓玄，掌握东晋政权。
　　刘裕灭桓氏后，要取消司马氏皇帝的名号，还必须自己先取得更高的威望。因此，刘裕为灭晋而进行北伐。同时也为消灭国内割据势力而进行统一战争。晋朝政权。后来积累战功，打下帝业基础，和晋元帝依靠大族推戴的情形完全不同。
　　409年，刘裕攻南燕。410年，破南燕都城广固(山东益都县)，灭南燕，收复青州。卢循乘刘裕北伐，率军向建康进攻，刘裕亲率精兵回建康，击败卢循。411年，收复广州。412年，攻破江陵城，杀割据者刘毅。413年，刘裕遣将军朱龄石收复成都，杀割据者谯纵。415年，刘裕遣将军王镇恶攻克襄阳，驱逐割据者司马休之。东晋境内在刘裕势力下全部统一了。416年，刘裕率将军王镇恶、檀道济、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陆并进，攻后秦国，沿途收复滑台(滑县)、许昌、洛阳等重镇。417年，刘裕军攻破长安，灭后秦国。
　　刘裕出关回彭城，留守军内乱，418年，关中被赫连勃勃夺去。这次北伐，胜利是巨大的，关中虽失去，自潼关东至青州，却成为宋朝的疆土。后来宋魏间战争，多在这些土地上进行，使长江流域得到较为长期的安静。东晋初，设立侨郡县，凭空增添官职，用以安置流亡士族。413年，刘裕实行土断法，令北方流亡来的士民，就所居地作为土著，与南方土著同等待遇。许多侨郡县从此省去，有利于行政统一和节省开支。
　　东晋走向灭亡
　　东晋朝重要地区用大族作镇将，因而形成割据的局面。刘裕改用皇子作镇将，特别是荆州江州两镇，所统兵甲占全国兵甲的半数，更非选皇子不可，从此建康朝廷不再受大族重镇的威胁。
　　刘裕完成了上述军事上政治上的措施，东晋朝显然再没有存在的余地了。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建国宋，史称南朝宋，是为宋武帝，东晋至此灭亡。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后，至此进入南北朝时期。
　　刘裕所创的宋朝，皇帝独掌大权，主要辅佐，多选用寒门，原来的高门大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员，难得皇帝的信任。削弱士族的政治势力，实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宋朝国内的统一程度远非强藩割据的东晋朝所能比拟，政权大大增强了。当时鲜卑拓跋部统一黄河流域，出现强大的魏国，如果没有统一的汉族政权，鲜卑人几次大举南侵，很有可能并吞长江流域，摧残发展中的经济和文化。所以，刘裕消灭纪纲不立、豪强横行的东晋朝，建立起比较有力的宋朝，对汉族历史是一个大的贡献。
　　西晋领土范围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统一后领有孙吴疆域。西晋太康二年(281年)国土面积达543万平方公里。 疆域北至山西、河北及辽东，与南匈奴、鲜卑及高句丽相邻;东至海;南至交州(今越南北部);西至甘肃、云南，与河西鲜卑、羌及氐相邻。
　　行政区划
　　西晋政区制度承袭东汉末期的制度，为州郡县三级制。于三国曹魏时期有司、豫、兖、青、徐、冀、幽、并、雍、凉、荆、扬十二州，灭蜀汉后分益州置梁州。
　　265年西晋代曹魏后，分雍、凉、梁三州之地设秦州，后分益州地设宁州，后分幽州地设平州。 280年灭孙吴后得荆、扬、交、广四州，并将荆、扬两州与原曹魏荆、扬两州合并，共十九州。秦州、宁州曾经废止，后来复置。291年分荆、扬州地设江州，307年分荆、江州地设湘州，至此共二十一州。州以下分郡、王国。晋武帝防止野心世族篡位，制定分封制，依人口多寡封国诸王，有大国、次国、小国三种类型(详见晋朝藩王列表)。
　　东晋领土范围
　　淝水之战前后东晋疆域变迁图东晋政区袭承西晋，也是实行州、郡、县三级制。但是其州郡越分越多，辖区缩小。西晋末年，大量流民南渡。东晋朝廷为了安抚侨民及侨姓世族，以原籍州郡县名寄治别处，而无实地，此即侨州郡县。等到安定后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户籍和赋役与一般州郡县相同。
　　东晋政区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由于外族入侵与晋军北伐，北疆时常变动;四川先后出现成汉、谯蜀等国;东南疆域大致固定。晋元帝时期，石勒入侵，北疆只剩淮南江陵一带。成汉占据四川，于347年被桓温灭。桓温发动三次北伐，一度收复山东及河南地区，后败于前燕而止。前秦屡次入侵东晋领土，此时东晋仅剩扬、荆、江、广、交、豫、徐、兖、益、宁七州，及兖、青、冀、司、幽、并、益等侨州，共十五州。383年淝水之战，前秦惨败。隔年谢玄北伐，成功收复黄河、秦岭以南地区。之后东晋内乱，桓玄篡位，谯蜀独立，疆域萎缩。刘裕崛起后攻灭谯蜀并发动两次北伐，收复四川、山东、河南及关中地区。然而刘裕因故返京，将领内乱，夏人入侵，关中得而复失。此时东晋领有扬、北徐、豫、江、北青、司、荆、北雍、东益、宁、交、广、北并、北冀、梁、徐、北兖等十七州，及幽、冀、东秦、青、并、兖、秦、雍等侨州，共二十五州。
　　晋朝的政治体制为世族政治，政治制度由汉代的三公九卿制走向晋朝的三省制，是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基础 。司马氏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掌握魏国大权;司马炎建立晋朝后统一中国，施行的政策虽然造就了太康盛世的短暂和平繁荣，但没有彻底解决浮华奢侈的社会问题及贪污腐败的政治风气。由于施行偃武修文的国策以及诸王、外戚相互争权，造成八王之乱而西晋于元气大伤后 。
　　中央制度
　　西晋的政治制度上承曹魏，别有创新，有些为东晋南北朝所奉行，深刻地影响了西晋一代及其以后的政治。司马炎称帝后，设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名号，号称八公，以宠待勋臣贵戚。其中太尉、司徒、司空虽沿汉魏仍有宰相之称，但除了司徒还拥有掌管州郡中正对士人乡品的品第职权外，与其他五公一样，几乎都是尊宠虚衔。尚书台(省)以尚书令、尚书仆射主掌，西晋初尚书台下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度支、屯田六位尚书，后又改置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书，六尚书分掌三十五曹，各曹以郎中负具体责任。太常等九卿及地方官员，均奉尚书台命令行事。
　　曹魏设置的中书省长官中书监、中书令不仅掌管诏令、文书的撰定，而且参议政事，地位、声望都较曹魏时期大为提高。门下省长官侍中、散骑常侍等既保持其在皇帝身边为皇帝提供政策咨询的权力， 又获得审查尚书机构上行下达的文案的职权，权力增重，这样，三省基本上取代汉代的三公九卿，成为中央皇帝之下的最高权力机构。
　　分封诸王
　　在曹爽当政时，有人指出如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能转入他人之手。以后，司马氏果然轻易地夺取了曹魏的政权，这件事在统治阶级中造成很大影响。
　　264年(魏延熙元年)，司马昭任相国执掌朝政时，尚书仆射裴秀便奏行五等爵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及县公、大国侯、次国侯、大国伯、次国伯、大国子、次国子、男共八阶，封授勋旧，司马氏党羽自骑督六百余人皆封。其中司马懿弟、魏太傅司马孚食邑万户，地位等同于魏宗室诸王，其余县公食邑1800户，封地75里;大国侯食邑1600户，封地70里;次国侯邑1400户，地方65里，以下爵位每降一阶，食邑户数减200户，封地减去5里，至男爵食邑400户，封地10里。裴秀本人即封为济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县济川墟为侯国。属次国侯。
　　265年(泰始元年)十二月，晋武帝司马炎刚即帝位，又改革分封制度。鉴于当时人议论以为曹魏宗室诸王力量弱小，使司马氏才得以顺利取代曹魏，晋武帝将其祖司马懿以下宗室子弟均封为王，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兵千五百人。司马炎叔父司马干、司马伦、司马亮分别封为平原王、琅邪王、扶风王，弟司马攸封为齐王，均为大国，司马炎叔祖安平郡王司马孚则超越制度，食邑户数多达4万户。司马炎的弟弟、堂兄弟、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同时封王者达27人。司马氏创业的勋臣贵戚均加封进爵，为公为侯，封邑达1万户者为大国，5000户者为次国，不满5000户者为下国，大司马石苞、车骑将军陈骞、尚书令裴秀、侍中荀勖、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骠骑将军王沈、司空荀勗、镇北大将军卫瓘均封为公。
　　泰始元年分封以后，因宗室诸王均留居京城洛阳，未到封国，制度规定的王国军队仍未建立。公元277年(咸宁三年)，司马炎因齐王司马攸声望很高，担心身后将出现皇位继承人之争，想让他到自己的封国去，再次制定分封食邑制度。司马宗室诸王封国仍分大国、次国、下国三等，而下国亦制所近县益满万户，三等王国皆置中尉统领王国军队，大国诸王除嫡长子世代继承王爵外，其他儿子均各以土推恩受封为公;功臣封公者，封国制度如小国王，亦以中尉领兵，郡侯封国内也可以置1100人的军队。于是诸王多回到自己的封国中，其因职未归封国者，大国置守土100人，次国80人，下国60人。晋武帝曾就这一制度询问中书监荀勖的意见，荀勖认为：诸王当时大多担任各地都督，若让他们各归封国，将使西晋控制地方的力量削弱;而且分割郡县，充实封国，将使被移徙的百姓怨声载道;王国置军，也会削弱国家军队的数量。晋武帝根据荀勖的意见，对都督制作了一些调整，使之与分封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详见下述。
　　晋武帝平定江南后，为了将军权收归中央，下令罢减州郡所领军队，少数边郡虽仍有军队，也被大大削减，诸王国军队成为地方主要的武装。太康十年(289年)，淮南相刘颂又上书，认为诸王封国方圆千里，但军力不足，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宜令国容少而军容多，增加王国军队数量。
　　西晋分封制度并未实现晋武帝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初衷，封王们结纳封国内的士族人士，引用在西晋士族制度确立以后难以仕进的寒族士人，形成一个个与中央政权相背离的政治集团，并凭借其王国军队争取自己的利益。晋末八王之乱中，长沙王司马乂、东海王司马越均凭其国兵起事，参与最高权力的争逐。
　　地方制度
　　地方上的都督制的定型西晋沿袭汉魏，地方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制度。全国统一后，共分19州、173郡，州置刺史，属官有别驾、治中、从事等;郡以太守主事，若为诸王封国所在，则郡称为国，太守则改称内史，属官有主簿、记室、录事等;大县置令、小县置长，下有主簿、录事史等属员。
　　为了加强中央特别是司马皇室对地方的控制，西晋将曹魏时已采用的都督制进一步制度化。早在司马氏代魏以前，司马氏子弟即已以都督或监军的身份出镇许昌、邺城、长安等战略要地，为司马炎顺利称帝建晋提供了条件。
　　西晋建立后，曾试图在宗室诸王封国内建立军队，但初无成效，因此都督制得到广泛推行。宗室诸王及一些功臣被授予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等名号，出镇地方，掌一州或数州军事大权。都督若加使持节可以不经禀报朝廷而杀地方二千石以下官员;若为持节则平时可杀无官之人，战时权限同使持节者;假节者可以在战时杀犯军令者。由于都督掌地方军事，州刺史虽拥有将军名号，也只专掌民政。
　　咸宁三年，晋武帝改定分封制度，遣宗室诸三各归封国。为了解决诸王已为都督，若遣之国，则阙方任等问题，按中书监荀勖的意见，使军国各随方面为都督，实行转封，即一方面将诸王都督辖区转到其封国所在地区，一方面将诸王的封国转封到其时本人任都督的辖区内。前者如同年扶风王司马亮改封汝南王，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伦改封为赵王，督邺城守事，勃海王司马辅改封为太原王，监并州诸军事;后者如东莞王司马乂当时任镇东大将军、假节、都督徐州诸军事，遂改封为琅邪王，汝阴王司马骏因当时任镇西大将军、使持节、都督雍凉等州诸军事，遂徙封为扶风王。诸王封国在其都督区内，使他们得以长期留任，如赵王司马伦坐镇邺城达14年之久。这种诸王封国与其都督区相合的制度在西晋末因政治渐乱，不再严格执行，但都督制本身却并未废除，东晋南北朝各代均加沿用，在东晋成为士族专兵，凌驾皇权的重要手段，南朝各代又借宗室诸王以都督身份出镇地方，来加强皇权，而这种制度在南朝也与西晋末八王之乱一样，成为皇室内部冲突的祸因。
　　晋惠帝末期，由于战乱，州刺史加军号者也得以领兵，置长史、司马等属官，以掾、属分曹主事，西晋末至东晋初，军府掾、属逐渐改称为参军事。
　　历东晋南北朝，州刺史及一些郡太守例带将军号，设置军府属官，刺史无军号则被习称为单车刺史，于是州既有掌民政，由州刺史从该州人士选任的别驾、治中等僚属，又有由中央尚书吏部任命的长史、司马、参军事等属官，形成州刺史下军事、民政分属不同机构的双轨制。
　　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它萌生于后汉，形成于魏晋。
　　魏文帝曹丕为了抑制浮华朋党之弊，采纳陈群的意见，郡置中正，根据当地士人的品行、才干及家世评定为九品，作为吏部授人任官的依据，由中央官员兼任的中正逐渐影响到吏部的用人权。司马懿执掌魏政后，又奏置州大中正，中正进一步操纵了士人的入仕途径。到西晋时，九品中的二品(一品从未有人，形同虚设)逐渐取得了作官的优先权，特别受重视，被称为上品，其余各品则被看作是寒士下品。由于中正之职实际掌握在魏晋禅代之际荣宠不绝的官僚贵族手中，士人品评中品行、才干两项已不被重视，唯计门资定品，家世官爵即所谓门第、阀阅成为品评的主要依据，上品因此基本上由朝廷显宦子弟把持。西晋初年刘毅上奏陈述九品有八损说：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以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与刘毅同时的段灼也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
　　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也。得上品的官僚贵族子弟极易步入仕途，而且升迁迅速，他们一入仕，即可担任尚书郎、秘书郎、著作郎、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等职闲位重的官职，这些官职也由此被称为清官、清职。晋武帝初年虽多次下诏征用寒素，试图加强皇权对官员选拔的干预，改变寒门下品升进无路的状况，但终难扭转现实。如诗人左思在其《咏史诗》第二首中感叹的那样：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太康元年(280年)，晋武帝在灭吴之后颁定的户调之式中，不仅允许官员据官品占有土地和人口，而且规定士人子孙亦如之，给予在政治上已享有实际权利的士人以经济上占有人口并免除徭役的特权。
　　这样，汉魏以来政治经济势力不断上升的世家大族终于形成为封建地主阶级中一个特权阶层，士族门阀制度因而确立，门阀士族遂成为东晋南朝政治中一种最为活跃的政治势力。
　　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与无特权的庶族(又称寒门)联婚和同乘共坐。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注意门第。他们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庶族即使做官以后，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视。至于那些不愿巴结士族的庶族地主，便一生沉滞，永无晋升的希望。
　　东晋虽然是司马氏政权的延续，但本身司马氏在政治上威望不高，整个朝廷都由世族大家把持，最先的一个乃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其后又有陈郡谢氏的谢安、谢玄等等。而世家大族中，代表者，有南下的王、谢、袁、萧等侨姓士族，和本身居于江南的朱、张、顾、陆等吴姓士族。最初东晋有赖权臣王导主持大局，一方面拉拢江南士族，一方面又安排予从中原南下的士族，并以司马家族作为共同拥戴的对象。
　　但世家大族本身并不真正忠于司马氏，尤其是他们本身都拥有大量田地，以至拥有自家部队(即所谓“部曲”)，有足够实力抗衡司马氏政权。最初有王导主持大局，东晋政权得以稳定，故时人称“王与马，共天下” 。但晋元帝以降则内乱频生，如有早期王敦之乱、苏峻之乱，后期又有孙恩、卢循之乱等。
　　东晋统治阶层
　　东晋王朝的统治阶层大部分是由过江避难的北方侨姓士族与世居江南的南方吴姓士族组成的，存在着地域、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一直相互排挤;在东晋统治的一百多年中，侨姓士族占据统治的主导地位，而吴姓士族则一直被排斥。元帝年间，北方大臣王导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他在南北士族之间奔走，极力劝说各族修好，但收效甚微。后来江南士族也曾多次因不满东晋的统治而起来反抗，大大的动摇了东晋的统治。
　　自晋元帝元年(317年)至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是东晋发展比较平稳的时期，虽然在此之间也有过一些叛乱，但都被镇压下去了。元帝末年，王导之弟王敦起兵反晋，遭到其兄王导与朝臣的抵抗而未能成功;其后桓温也曾觊觎帝位，又被王谢两大家族抵制下去。385年，东晋重臣谢安病死，晋孝武帝将大权交于其弟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与其子司马元显把持朝政，他们暴虐无能、大肆剥削人民，使图谋王位的大族有机可乘。公元398年，以桓玄为盟主的王恭、殷仲堪、庾楷等人的联军占据了建康以西的州郡，使朝廷的统治被限制在东方的八郡内，开始了其衰亡的过程。
　　侨置州郡
　　北方士族南渡，大都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同行。这些流民，随同豪强大族南下，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依附人口，分散南下的也多被豪强大族所兼并。
　　这些南下的人们，起初大都不上户籍。后来，东晋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和保护南迁士族的利益，便在流人集中的地方，用他们原籍的名称，侨置州、郡、县。侨人单立户籍，称为侨户。
　　侨户最初享受不为国家纳租服役的优待，后来即使纳租调也比一般编户轻些。
　　侨州、郡、县的设置，主要是照顾南迁世家豪族的利益，一则为他们做官增加了位置，二则他们控制大量户口而又不纳租服役，其政治、经济利益都得到了照顾。
　　法律制度
　　泰始律法
　　律令方面，由于《魏律》内容繁杂，早在司马昭执政时即命贾充、羊祜、杜预、裴楷等人参考《汉律》及《魏律》来修编新法律 。267年完成新律，次年颁行全国，此即《晋律》。因于泰始年间颁行，又称《泰始律》。《泰始律》是司马炎在泰始三年(267年)完成并于次年颁布实施的，但在他的父亲司马昭辅佐魏政期间就开始了。当时司马昭命贾充、羊祜、杜预等人参考汉律、魏律开始编纂，到司马炎建立西晋后不久完成。因颁行于泰始年间，故又称《泰始律》。
　　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实行全中国的法典。张斐、杜预各别又为《晋律》作注本《律解》(张着)及《律本》(杜着)。经晋武帝批准后，该注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所以又与《晋律》统称“张杜律”。这种以注辅文的立法方式影响后世，如唐代的《永徽律疏》 。《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其主要特点是“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也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
　　晋朝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
　　世兵制
　　西晋的军事制度沿袭曹魏，采用世兵制。晋武帝颁布去州郡兵及封国制，并任众王都督诸州军事。东晋兵制袭用世兵制，并以募兵制补充兵力。由于中央衰落，军力外重内轻，地方方镇较不受朝廷管辖。谢安为了巩固中央，建立北府军 。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后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
　　西晋军镇及八王封国分布图晋武帝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实际未能执行，详见晋朝诸王列表) 。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颙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 。
　　北府兵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借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征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
　　西晋军队分为中军、外军和州郡兵，中外军全部兵员都来自军户。中军直属中央，编为军、营，主要保卫京师，有事出征，兵力不下10万人。驻防城内宫殿宿卫、宫门及京城宿卫为宿卫军。驻防京郊，有事出征为牙门军。中军统帅为中军将军，后改为北军中侯或中领军。外军为中央直辖的各州都督所统率的军队，都督一般由征、镇、安、平等将军或大将军担任。州郡兵是地方军备，西晋灭孙吴后，为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兵。并改置武吏，大郡100人、小郡50人，用以维持治安。但是实际上取消的州郡兵甚少。
　　司马炎颁布封国制，诸王分封郡国，大国三军5000人、次国二军3000人、小国一军1500人(详见晋朝藩王列表)。并任一些王室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荆州、河间王顒督关中。晋武帝任诸王都督诸州军事是为了提升宗室力量避免权臣专政，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掌握军权，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西晋都督为持节使臣以督诸军，持节都督分为三级，都督中外诸军事为最高统帅，监诸军次之，都督各州诸军事居末，和将军分统外军。
　　东晋沿袭西晋军事制度，但已有变化。因为皇权衰微，中军往往有名无实，同驻京师的还有扬州都督所属军队。外军大多由世族的军队组成，统军将领称霸一方，其中荆州军甚至超越中央。东晋多次北伐，确有助巩固偏安之局，但如果方镇具有野心，往往藉此篡位。关于兵源方面，因为战乱军户大减，兵员改以募兵补充，或直接徵兵。其中由北方流民招募组成的北府兵，屡次击败强敌，在东晋后期等级如同中军。
　　羊祜、杜预、王濬、司马伷、马隆、唐彬、胡奋、卞壸 、刘琨、丁绍、苟晞、麴允、祖逖、张轨、陶侃、周访、桓温、谢安、刘裕
　　西晋废除屯田制，将民屯田给予农民，实施占田制及荫客制，并以课田法课税。占田制及荫客制使世族占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拥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并购土地的问题并未解决。虽然课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时重一倍，但由于农民由赋税更重的屯田农民构成，所以负担比屯田制稍微减轻。由于被荫庇的农民只需向荫庇者交租即可，国家税收得由其他编民齐户承担，这使更多的农民转荫至大地主名下。最后政府税收短缺，世族获得经济特权。
　　· 占田制
　　曹魏推行的大规模屯田制度，到魏末已逐渐遭到破坏。到264年，魏元帝下诏罢屯田官，将典农官分别改为太守、令长。次年，晋武帝又重申前令，民屯制度正式废除。
　　民屯废止以后，贵族、官僚争相侵占田地，隐匿户口。原来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门，或游食商贩，加上服役为兵者，有一半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穷困。针对这种情况，灭吴以后，西晋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罢州郡兵以归农;颁布占田制。
　　西晋实行占田制。占田制包括下列内容：
　　其一，户调式：凡是丁男(男、女16岁以上至60岁为正丁)立户的，每年交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男女15岁以下至13，61岁以上至65为次丁)立户的，纳半数。边郡民户的户调，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的纳三分之一。
　　其二，农民的占田和课田：男子一人有权占土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是应种土地的限额，不是实际授与的地数额。在占田之中，丁男有五十亩、次丁男有二十五亩、丁女有二十亩要课税，这叫课田。每亩课田谷八升。不管田地是否占足，均按此定额征收。
　　其三，士族地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贵族官僚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族。从一品官到九品官还可以荫佃客十五户到一户，荫衣食客三人到一人。
　　从占田制的内容看，它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占田制中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的规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对官僚士族的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于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
　　与曹魏时期的自耕农相比较，户调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曹魏的田租是校亩计征，占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征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占足规定的课田数额，都必须按法定的课田数交租。
　　不过，在占田制的规定中，也有一些积极因素。首先，与屯田制下农民相比，占田制下农民的负担显然有所减轻。特别是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占田无年龄之分，课田有年龄、性别的区别，占田数又高于课田数，这些规定可以鼓励人们去占田垦荒，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
　　· 户调制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 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 “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 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实行户调制的诏书发布之后，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是隐田不报，或是反对农民占有耕地。
　　尽管晋武帝的户调式遭到了种种阻碍，但这一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将大量的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从事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 兴水利
　　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手工业
　　冶炼业得到了发展，灌钢技术的发明，把生铁和熟铁混杂在一起，工艺简便，生产效率更高，钢铁的品质也更好。在热处里技术中发明了油淬，使铸铁可锻化，最后锻件成为主导地位。
　　纺织业用麻织成的布，马钧改良纺织机，品种及品质皆提升。当时制纸业除麻纸外也利用藤做出“藤角纸”。纸张已经可作出雪白纸及五色花笺，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简和绢锦。制瓷业在制成技术也有长足的进步，并广泛在南方地区扩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窑、瓯窑、婺州窑及德清窑。制茶业方面，由于晋代士人习惯饮茶并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种植区域进展到东南沿海。造船业归官府管理，当时大船载重达万斛以上。由于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兴盛。
　　根据史料记载，西晋太康元年(280年)全国有人 ，太康三年(282年)则有377万户 约有人 ，两者皆远高于三国末年的767万人 ，显然，不仅是因为战争结束，而且也是因为剥削减轻、登记户口恢复导致账面上的人口增加。不过现代学者考虑到部曲、佃客、奴婢、兵户、匠户、乐户、内迁外族等等人群大多未纳入户口统计而认为永康元年(300年)实际人口达3500万人。
　　西晋建国后人口但仍未恢复到东汉水准，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更使人口数下滑。五胡乱华时发生数次大屠杀，例如刘聪、刘曜、石勒及石虎在华北的屠杀。战乱带来的瘟疫及饥荒，也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甚至发生“人相食，饥死者十五六”的惨事。除战乱因素外，两晋人口数也因为种种因素被隐瞒。政府赋税繁重，使得百姓依附在大族或寺庙下逃避课税;当时军人及部曲、僧人、道士及奴婢是属于别籍而不入户;此外，因为战乱使大量人口外移或是迁入后隐瞒户籍。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华北动乱时，众多人民逃往辽东，由慕容皝设侨郡收留。后来这些侨民协助慕容皝建立前燕。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股是在永嘉之乱后由中原流向江南，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于东晋时期共有五次，分别为司马睿移镇江东时期;祖逖、祖约北伐失败南撤时期;后赵灭亡，桓温北伐时期;淝水之战后前秦崩溃时期及刘裕北伐失败时期。南迁侨姓世族成为东晋朝廷与南朝的支柱。侨民渡江后主要分布在荆扬梁益四州，有些深入闽广之地。侨民主要先安置在侨州郡县，入白籍，可以减免赋役。由于侨州郡县迁徙不定、侨民与当地人民混杂，户籍难于管理，影响了政府赋税收入。所以安定后实施“土断”，将侨民就地入户(黄籍)以裕财实兵，并使官吏丧失免税特权。在东晋时共实施四次。当时人民为重要资产，战争时不论是侵略者或是被侵略者，往往强迫人民迁移，以防资敌，尤其在华北或江淮地区常常发生。
　　东晋时期庄园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孙吴时期，江南经济日益开发。当时吴姓世族即拥有众多的庄园。晋室南迁后，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改善南方地广人稀的问题。侨姓世族大量开发无主地，建立方圆数十里至数百里的庄园，有效将劳动力组织起来。由于世族垄断土地，占夺田园山泽，使得贫富差距极大。所以王导曾于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实施度田收租，以改变西晋时将田租与户调合一徵收;咸康二年(336年)颁布“壬辰诏书”，禁止占山护泽。这些都意图减轻百性负担。当时庄园除了有部曲、佃客外，还有门生及奴隶。中原人士带来北方精耕细作的技术，推广牛耕加快耕田速度。东晋南朝重视水利，代有修筑。最后，南方的水田普遍开发，农作物品种增加、生产量提高(如岭南地区一年可两熟)。长久下来使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
　　南北劳动人民相互学习、辛勤劳动，是江南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首先表现在农业上，垦田面积日益增多，耕作技术有很大改进，牛耕已经普遍推行，粪肥也在推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江南种植。三吴地区的农业尤其发达，水利工程的兴修很受重视。人们在河道建立堰闸以控制水位，旱则开启，引江水灌溉;涝则关闭，避免泛滥成灾。又筑堰围湖，开垦出土壤肥沃、产量很高的“湖田”。因此，三吴成了江南粮食的主要产区。
　　手工业
　　其次表现在手工业，冶铁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与冶唐(今湖北武昌)，除兵器外，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创杂炼生鍒法，即把生、熟铁混杂冶炼，反复锤打，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养蚕缫丝技术大见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蚕茧一年收获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收获八次。国家专门设立锦署，使丝织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江南河流纵横，为适应经济、军事的需要，造船业特别兴旺，既能制造载重2万斛(约2千吨)的大船，又能制造速度很快的舰只。其他如制瓷、造纸、漆器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水平。经济的发展促进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由于北方战乱不堪，大量人民逃至南方，形成一股人口大流动。滞留北方的汉人则依靠坞堡自卫。当时主要流亡潮有六次，296年晋惠帝时期关中发生齐万年之乱，数万人民由关中经过汉中，抵达蜀地，之后协助李特、李雄立国。另一股经汉水、宛至淮河，后为石勒吸收。巴蜀动乱后，人民逃至荆湘地区，因受土豪欺压而叛乱，最后为王敦、陶侃平定。并州饥民向冀豫地区乞食，后由田甄率领，称为“乞活贼”。凉州少受战乱，众多人民前往避难。由于保留大量汉人文物制度，形成“河西文化”。
　　永嘉年间(307年-312年)南迁人口约有50万，至东晋初南方人口达1050万人，因大批北方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农作物种，使南方得到大规模开发，经过近百年较安定的增长，到东晋末人口达1746万人。
　　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140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业、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城内外的贸易市场10多个，来往船只成千上万。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商业方面，晋室南渡后，中原财富大多转移至江南地区，商业仍然兴盛，最大商业中心为建康、次为江陵。由于战乱与铜量不足，铸钱不足，币值处于混乱状态。贸易也有发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经营商业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粮食、布帛、鱼、盐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广州海上贸易发达，进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丝绸为大宗 。
　　汉代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佛教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
　　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西晋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
　　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东晋偏安江南，在另一方面东晋在文学上却有一定成就，各类诗文歌赋都大盛于东晋。著名的文学家，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人，也流行了骈文。 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兴盛的时代。首都建康成为文化中心，吸引许多东南亚、南亚的佛教僧侣及商人前来。西元三三八年所铸造模仿罽宾的佛教模型，为今日所知最早的鎏金铜佛像。中国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王羲之活跃于此时期。东晋的陶器形式较西晋时期创新。南京富贵山曾挖掘出此时期的墓穴，根据史料记载，此处为东晋皇室墓葬的地点。
　　学术思想
　　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文化中心为建康、洛阳，在官方教育方面，晋朝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国子学，以后历朝历代延续，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教育学领域还是中国最早把书法作为教育课程进行推广的时期，在官方提倡书法教育，设立书博士。这是因为从司马懿到司马炎时代都有重视书法的传统，在《法书要录》中记载魏国的五位书法家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与韦诞、虞松、钟会被认为是魏国书法名家。
　　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 、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后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 、顾恺之的绘画。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辩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到南北朝时艺术更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无”无法感应，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着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
　　诗文书籍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像，源自1921年出版的《晚笑堂竹庄画传》。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后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甘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著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 。
　　魏晋交替时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 。嵇康擅长四言诗，亦着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 。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
　　永嘉之祸后，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悼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
　　东晋后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 此外，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