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虚云大师对太虚看法是怎样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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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被遗忘的乡贤----太虚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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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高僧太虚大师,桐乡骑塘人。其一生投身于中国佛教革新,倡导人生佛教,追求世界和平,至今依然在佛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今年1月8日,是太虚大师诞辰125周年纪念日。酝酿已久的桐乡市太虚大师研究会将在其故里的桐乡凤鸣寺举行成立大会。研究会成立之际,本报推出太虚大师诞辰125周年纪念专版,以表达故乡读者对太虚大师的深情纪念。
  让我们将目光移向一百多年前那个风云变幻的民国时代,一起走近大师,共同缅怀一代高僧。
  ■吕志江
  太虚,何许人也?知晓者少之又少。然而,籍贯桐乡的太虚,可谓近现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德高僧、佛学泰斗、宗教领袖、佛界奇才,家乡人绝不该忘却。
  光绪十五年腊月十八日(公历日),太虚出生于海宁长安镇外婆家,从父姓吕,乳名淦森,学名沛林,崇德县梵山乡人(原骑塘乡)。16岁出家,法名唯心,法号太虚。综观其一生,大师功德光彩夺目,业绩彪炳史册。
  太虚是一位近现代中国的大德高僧。童年常随外婆出入寺庙,深沐佛香,颇有佛悟。幼年听力敏锐,记忆过人,近乎过目不忘。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僧戒,不视金钱,绝不沾酒;生活俭朴,随遇而安,却乐于助人;手不释卷,学识广博,兼通内学外学,融会旧学新学,融会唯识中观;虽享盛名,不摆威风,和蔼可亲。鲁迅曾赞曰:太虚和易近人,思想通泰。
  太虚是一位杰出的佛学理论家。一生勤勉思索,著书立说,学术思想博大精深,存《太虚大师全书》余万字。特别是太虚首倡人生佛教理论,主张革除传统佛教中的鬼神迷信,使佛教以人为本,贴近人生,直面现实,利生济世,造福社会,把传统佛教注重“出世”和“神本”变成注重“入世”和“人本”,是人生佛学的理论先驱。
  太虚是一位著名的佛教改革家。他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参与辛亥革命活动,利用刊物宣传革命,试图革命救世。后将革命精神融入佛改救世之中,擎起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三面大旗,从思想、制度和经济方面对中国佛教进行现代化改造,被誉为中国佛教史上马丁·路德式的改革人物。时人称其为革命和尚、改革和尚。
  太虚是20世纪中国佛教界最具冲击力的一位社会活动家。为宣佛护寺、爱国爱教、推动佛改,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先后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民国政府打交道,不仅与孙中山、蒋介石、戴季陶、孙科、阎锡山、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杨虎城、白崇禧、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于右任、虞洽卿、卢作孚、陈嘉庚、郭沫若、田汉、梁漱溟、黄炎培、林语堂、梁实秋、翦伯赞、马寅初、晏阳初、老舍、徐志摩等政、军、文、学、商各界数百中国精英亲密交往,还与圣雄甘地、印度总统尼赫鲁、诗人泰戈尔、哲学者罗素、学者休谟、总统罗斯福等有一定交往。
  太虚是一位卓越的佛学教育家。长期致力办学兴教,培育新型佛教人才,先后创办或主持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等近十所佛学院,被誉为中国的佛学院之父。他通过综合教育教学改革,一手奠定了中国20世纪佛教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他还亲赴各地宣佛讲经,弘扬佛法,拓展社会化佛学教育事业。据初步统计,其弘法足迹遍及国内21省市近百地和17国的几十城市,演讲场次千余,所到之处,僧俗万众敬仰。
  太虚是一位有世界影响力的宗教领袖。组建和指导多个宗教团体,联谊各界信徒,先后担任世界佛教联合会首任会长、世界佛学苑苑长、中国佛学会主席、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东方文化协会名誉理事、印度阿育王纪念大会主席、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佛界常委、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等职;创办和主编《佛教月刊》、《海潮音》、《觉群周报》、《觉社丛刊》、《佛教日报》等多种报刊,引领时代思潮;住持雪窦寺、南普陀寺、崇仁寺、净慈寺、密印寺等多所寺庙禅院,管理僧人群体。尤其是,联络世界各国宗教人士,号召全世界宗教徒携手普度众生,利益社会,创造和平。
  太虚是一位极具爱国主义精神的抗日斗士。从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到1945年日本战败,他全程参与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或撰文,或演说,或组织各类抗日队伍,或募资捐款支前,或设立避难所收容难民,或组团出访揭露日寇暴行和呼吁世界和平。为此,冯玉祥将军为大师题词“抗日救国”,国民政府授予其抗战胜利勋章并颁布褒扬太虚令。
  太虚是一位盛产诗词的闻名诗僧。诗词入编《太虚大师全书》千余首。以其在国内外的见闻和禅友来往感悟为主要内容,大多为即兴而来,充满禅机,气定神闲,宁静致远,紧跟时代。不少禅诗近似白话,通俗易懂。他与弘一法师合作一首禅、词、曲合一的《三宝歌》,曾风靡一时。
  太虚是一位艺术修养颇深的书僧。其书法并没有刻意临摹某位书法大家,全凭潜心读经书,抄经书,加之目识心记,笔不停挥,心手相随所至。主要特点为行草见长,秀劲雅逸,灵动俊朗,宁静潇洒。有人评述大师书法“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傲简远,如高人雅士”。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出家人四海云游,无所谓家乡观念,且已是具有全球视野的佛教领袖,但他仍难忘乡梓,情系原籍。诸例为证:1927年回沪途中,停留长安,打听生于桐乡洲泉的同母异父的三位胞弟妹。1928年回到祖籍地崇德过年,造访福严寺,写下《崇德访古华禅兄咏福严寺四景》。1928年“呈内政部整理宗教文”落款具名时,仍署本人“籍浙江崇德”。生前多次到访嘉兴,写下与嘉兴有关的诗词有16首。1935年前往嘉兴楞严寺演讲法经《楞严大意》。1943年前后,在陪都重庆与漫画大师丰子恺多次相见,称丰子恺为自己的“小老乡”,甚至用崇德方言与丰氏交谈甚欢,丰子恺为此深情撰《忆太虚大师》。
  那么,长期以来,家乡人为什么会“忘却”大师?笔者揣摩,大致四因:一是政治因素:大师曾为蒋介石宗教顾问,是蒋的座上宾,长期与民国政府、国民党高层过往甚密。二是社会因素:中国社会往往将佛教混同于封建迷信,新中国一段时期,佛教被归为扫四旧范畴。三是文化因素:大师主要成就集于佛理佛义,普通民众乃至文化人士一般也难以领会、研究和传播。四是个人因素:大师1947年中风而逝,仅59虚岁;16岁为僧,未婚无子嗣;个性激昂,不属那种只顾吃斋念经、静坐寺院之传统僧侣,为佛教改革、爱国抗日、爱教护寺而常年奔走,与社会各界打交道,生前被佛界不少同行误为“政治和尚”、“出风头和尚”、“假和尚”;思想鲜明,大师的诸多佛教改革主张,被传统佛界视作异端。
  但愿在弘扬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名市的今日桐乡,大师英名能绽放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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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的诗缘
  ■徐玲芬
  作为一代佛门领袖,太虚大师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影响深远。他短暂的一生,留下了700余万言的《太虚大师全书》,收入1449篇文章,真可谓洋洋大观。除了佛学著述和哲学、中西文化等相关论著之外,太虚大师还有无数诗作。写诗,几乎贯穿太虚大师一生,在《太虚大师全书》中,近千首诗被收入《潮音草舍诗存》、《潮音草舍诗存续集》、《潮音草舍诗存遗》。另外,《潮音草舍诗存别集》中,还有歌偈、诗余、联语等。
  民国时代的学人,写诗、作文,都是基本功。或许正因为其佛学成就太突出了,人们往往忽略了太虚大师其实还是一位了不起的诗僧。他虽没有经过正规的书塾或学校教育,但通过自学和寺院修行,其诗学的底子,依然令后人望尘莫及。综观太虚大师一生,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佛教改革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有情诗人。他的许多佛教改革理想,与他的诗才和丰富的诗意想象,自然融合,密不可分。他各个阶段的诗作,始终贯穿佛教思想与改革精神,时时抒发着人生佛教之理想主张。
  无疑,太虚大师在道业学术上成就之因,不外乎才性、师法、游历,此三者同等重要。太虚大师的诗才,也离不开天赋与勤奋。他的童年是孤寂的,不到两岁就没了父亲,五岁时母亲改嫁,一直随外祖母在庵堂中长大。幸而有外婆与舅舅的照应,使他接受了一些早期的教育。最先启蒙他的小舅舅张子纲,教少年太虚读《神童诗》、《千家诗》、《诗经》和“四书”,以及“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的唐诗选本。太虚聪慧且记忆力强,于是有“神童”之誉,八岁时就能对三五个字的对子,及早埋下了读书的种子。
  太虚大师的诗才,离不开师缘广大。年仅十六岁的太虚正式出家后,成为佛门弟子,得到了许多名师的教导,开始习做诗文。师祖奘年及天童寺住持、诗僧寄禅大和尚都认为太虚少年神慧,堪为法器,有意栽培。在宁波永丰禅院向住持僧歧昌和尚学经习教期间,歧昌和尚知人善教,使太虚接受了传统儒家经学的启蒙学习,更受到了传统文化的诗文培养。后回天童寺学教,听道阶法师讲经,他也深受器重。移住法师寮,专司检录经书一职后,太虚有机会博览各种佛经,并由此萌发遍阅佛教藏经的心愿。三年相对完整的佛教丛林教育,进一步研习在俗世尚未完成的传统儒家经典,逐渐养成了他日后如日中天的弘法才情。
  太虚一生广交诗友,更使他的诗情大有长进。18岁时,他即与年长其11岁的圆瑛法师相识并结为诗友。从此,他时常与圆瑛等吟诗唱和。后来,他又认识了华山、栖云等革命诗僧并交往,诗文方面更有进益。清宣统元年(1909)春,21岁的太虚在华山、栖云的建议下,就学于南京祗洹精舍。半年学习,使其终身受益,尤其是对古文及诗学进益颇多。之后,太虚南下广州,又与广州诗友相唱和,诗才更是显山露水,并结交了广州大诗绅梁节庵、江霞公等。
  广州革命失败,太虚回到上海,后在普陀山闭关。在习经的同时,他也阅读历代诗文,诗词唱和仍是不断,并有诗集《昧盦诗录》出版。太虚出关后,曾与陆镇亭太史、圆瑛、王吟雪等在宁波观音寺结木犀香诗社,更颇多唱和。
  太虚与国学大师章太炎交往颇多,诗文深受其影响。另外,太虚与温州诗僧白慧,还有冯君木、章巨摩、穆穆斋等诸诗友亦时相唱和。值得一提的是,太虚与印度诗人泰戈尔也有缘交往,先是太虚出访印度,会晤泰戈尔;后是泰戈尔来中国访问,又会晤太虚,太虚专门有诗记之,成诗坛佳话。综观太虚大师一生的诗作,与诗友的广泛交往及无数唱和之作,占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太虚一生多方游化,见识广博,也激发了其浓郁的诗情。他生活在民国时代,不但弘法全国各地,又游化台湾、香港,甚至走出国门,游化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及欧美等地,见识了各地名山大川、风土人情,拓宽了眼界,为吟诗抒发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写下许多游记诗、唱和之作。
太虚福严寺之游
  ■颜剑明
  日,即农历腊月十七日,出家后云游四海已24年的太虚法师首度回故乡崇德县过年。由于他在祖籍地骑塘斗富兜已无亲人,又由于他虔诚信佛,饮食上断绝荤腥,为了不打扰乡亲,他并没有回到斗富兜,而是寄食在当时崇德县最大的寺庙——福严寺内。
  太虚法师选择来福严寺过年,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与当时的福严寺方丈古华禅师是知交。古华俗姓王,舟山人,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早年同情革命,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曾任军职,与太虚意气相投,早有往来。古华于民国七年(1918)出家,来福严寺任方丈,其后两渡南洋,在华侨中募得巨款,大修福严寺。1964年农历七月初一,古华以94岁高龄圆寂,赵朴初先生送来挽联,内有“两渡南洋”、“百龄缺四”等词,曾存于寺内,惜在“文革”中散失。
  福严寺是江南名刹、佛教名山,世称天中山,初建于南朝梁天监二年(503),历经十数朝,留下了许多文物古玩,著名的有绉云石、石补钟、阴阳镜、释迦玉佛、马皮鼓、五百罗汉、玉晖金铣匾等7件,俗称“福严寺七宝”。福严寺环境幽雅,寺前甬道,松柏成荫,寺后小山,修篁滴翠,寺旁曲流,碧水回环。整座寺院,松涛阵阵,竹韵悠悠,净无纤尘,景色奇秀,历来是人们游览、休闲的场所。太虚法师在福严寺盘桓十数日,对寺内的胜迹和文物寻访、欣赏个遍,写下了《崇德访古华禅兄咏福严寺四景》组诗:
  石补钟
  十年前忆归烟萝,回看云峰岁月磨。
  数杵钟声闻石补,一湾流水夕阳多。
  绉云峰
  浑金赠石两英豪,留得人间风节高。
  好与禅林并千秋,天中山旁涌云涛。
  挂瓢亭
  万水千山一钵瓶,红尘白浪醉难醒。
  归来万事齐收拾,留得高瓢挂此亭。
  阴阳镜
  古镜当台着眼看,阴阳未判宝光寒。
  等闲尝尽人生味,只是甜咸苦辣酸。
  石补钟重约八千斤,清初费隐禅师募制,铸时铜汁不足,投以石,故名石补钟。史志载:“声尤清远,四方来观者感诧为奇迹。”绉云峰为“江南三大名石”之一,是清初大力将军吴六奇赠恩师、海宁名士查伊璜的旧物,后归福严寺,现立于杭州西湖边。挂瓢亭为道光年间净念上人为费隐禅师行医而建。阴阳镜重达560斤,铸于康熙年间,传辩能照见阴司地府而得名。太虚法师这组诗歌,对这四件文物、景点描述得很贴切,透露出浓浓的禅意。
  是年春节后,太虚法师即赴杭州灵隐寺居住,并在那里编辑了《大乘宗地引论》一书,写了《生活与生死》、《再论唯识与法相》等文章。这年春天,重揽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意满志得,来游杭州西湖,在灵隐与太虚大师合影。初夏,太虚即受蒋之邀,去南京主持成立中国佛学会。
  太虚法师16岁出家,59岁圆寂,回崇德故乡,唯独1928年春节这一次。
星云眼里的太虚
  太虚大师
  ■夏春锦
  太虚大师与现任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会长的星云大师,均是二十世纪以来华人佛教界的两位法门龙象。他们都是人间佛教强有力的倡导者和践履者。两人尽管年龄相差近四十岁,却因为共同的佛教改革信念而越走越近。在星云大师眼里,太虚大师高山仰止,对自己一生的修持与弘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术界普遍认为,太虚所建构起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基本理论,开辟出了中国佛教的重兴之路,而现当代海峡两岸的佛教发展,基本上都是沿着太虚所开辟的人间佛教的道路推进的。其人间佛教思想在当时更是影响了一代新僧,这其中就包括星云在内。
  1927年,星云大师生于江苏扬州的一户农家,其最初的佛教因缘和太虚一样,也是受了外婆的熏陶而从幼年起就吃斋礼佛。星云十二岁正式出家,后到镇江焦山佛学院学习,期间热衷于写作和办刊,欲以文字弘法。就在这期间,太虚已成为佛教复兴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自然也是有志青年僧人心目中的偶像和导师。星云虽非太虚门下,但见过太虚两次面,听过一次开示,更是通过阅读大量太虚的著述,将之引为楷模。
  星云在逐渐接受太虚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后,便以“舍我其谁”的壮志豪情,发下宏愿,从此走上了一条漫长的振兴佛教之路。数十年后,星云在纪念太虚八秩诞辰会议上做了题为《浩浩乎,巍巍乎!》的讲话,他坦言:“大师是我向所敬仰而崇拜的长老,大师的人格与德业,慈心与悲愿,一向是我所倾慕而愿意效法的。”在《往事百语》中,他更是回忆说:“我从小出家时,就一直希望能有一位领导者能让我追随效法。当时,太虚大师有感于中国佛教的积弊甚深,所以极力推动教制、教理、教产改革,他的悲心愿力,他的深厚学养,他的热忱为教,他的勇于承担……成为许多青年僧伽心目中最景仰的对象。虽然我只有亲聆教诲一、二次,但心常向往之,甚至经常想到:如果有一天能为他效命,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星云与太虚的其中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8月。此时,太虚到焦山主持中国佛教整委会举办的僧材训练班结业典礼,星云在得知消息后为了亲临教诲,放弃了出家后好不容易获准的第一次探亲机会。他在《往事百语》中回忆起此次见面时说:“大师在会中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要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
  1947年,太虚圆寂。噩耗传来,星云“如遭晴天霹雳,镇日失魂落魄,顿感前途一片茫然,犹如日月无光,大地一片漆黑,不知何去何从”。时隔半个多世纪后,星云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依然难以释怀。2005年,他在为纪念太虚弟子印顺大师所作的《值得尊崇的当代佛学泰斗——永怀印顺导师》一文中说道:“在我一个甲子的出家生活中,我曾数度为教界的前辈圆寂而感怀,尤其让我悲痛不忍的,第一位是太虚大师……我为此两日不食,只觉天昏地暗,郁郁心情达数月之久。”
  踏上弘法之路后,星云就投入太虚所倡导的人间佛教的实践中,虽备尝艰辛,却愈挫弥坚,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历经大时代的变迁,在一番身心洗练之后,我逐渐厘清佛教未来的方向,立志效法六祖惠能大师和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破除积弊已久的观念及措施。”星云与太虚一脉相承,自觉地充当了太虚未竟之业的虔诚继承者,并将太虚一手建构起的人间佛教思想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字太小,看的眼睛酸,还是不看了
一代大师,家乡尚无纪念馆,应该要建起来。刚从厦门回来,去了南普陀寺,看到了里面的太虚图书馆,就想到了家乡没有为他建造纪念馆,也想发个帖的,刚看见你发的。
一代大师,家乡尚无纪念馆,应该要建起来。刚从厦门回来,去了南普陀寺,看到了里面的太虚图书馆,就想到了 ...
谢谢西门兄,志同道合啊,我是骑塘人,很早就知道太虚大师,也买过他的一部分早期出版物和著作!
谢谢西门兄,志同道合啊,我是骑塘人,很早就知道太虚大师,也买过他的一部分早期出版物和著作!
幸会,幸会,乡贤太虚大师值得桐乡人永久纪念。太虚大师评传:圣严法师笔下成功的失败者
来源:大公佛教综合|
太虚大师(图片来源:资料图)
  大师的一生
  纵观太虚大师的一生,正如李白的诗境:&黄河之水天上来&,但又&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像是天纵的圣贤,不假造作,便能救人救世;又像是香象渡河,迅速地度过了他伟大的一生,又去得无影无踪了。
  出世未久,父丧母嫁,等如孤儿,而与外祖母相依为命。自五岁开始,随其次舅读书,九岁之后,便随其外祖母到处游散,即在九岁以前,也因体弱多病,而致时学时辍,到十三岁便去当百货店的学徒,十四岁时,竟然已有文思,而学着作文了。
  十五岁时又因体弱而离开了百货店,由于外祖母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引使他在十六岁的那年,因为慕习神通而出了家。十八岁时便在天童寺得到圆瑛法师的器识,订盟为兄弟,当时的圆瑛法师,已是二十九岁的人了。
  十九岁由圆瑛法师介绍至慈溪汶溪的西方寺阅大藏经,当其将大般若经快要读完的时候,有一天竟在看经之际:&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虚影像,明照无边。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他是得到悟境了。自此以后,文思活跃,所学的佛学与世学,也均能随心活用了。
  二十一岁至南京杨仁山居士所办的祗洹精舍求学,故与仁山、智光、梅光羲、欧阳竟无等,均有同学之谊;二十二岁又从西方寺去广州参加了革命运动、并主张佛教应该要变,非变不足以通其时代。是年,又在广州的双溪寺初任住持;二十三岁时,因逢广州革命失败,而作《吊黄花岗》的诗篇。同年五月,因避清廷捕捉党人之风险,回到浙江,又至普陀山度夏,印光大师阅其诗文,即深为赞许。
  二十四岁,因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在镇江金山寺,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而遭旧派反对,致有&大闹金山&的事件发生,但那完全失败了。
  二十五岁,太虚大师的戒和尚寄禅长老入寂了,寄老是其唯一心折敬仰的大德,寄老对于太虚大师,也寄望甚殷。故此对于太虚大师,是一大哀痛!当年,担任《佛教月报》总编辑,是其从事佛教文化工作之始。首先提倡中国佛教教产的法派传承与剃度传承的改革,而主张寺产为僧众公有。对于僧装,也首次提出改良的意见:&除袈裟直裰之礼服外,他项似不妨随俗。&
  二十六岁时,由于他的抱负未能实现,自大闹金山之后,对于佛教,颇抱悲观,故藉泛览新旧文学,以自消遣,多与文人往返,习近文人。但至此时,竟又卷于尘俗生活而回俗趣真了。故至此年十月,即在普陀山掩关了,是由印光大师为其封关的。
  是年冬,有&一夜,在闻前寺开大静的一声钟下,忽然心断。再觉,则见光明无际。从泯无内外能所中,渐现能所内外,远近久暂,回复根身座舍的原状。&&心空际断,心再觉渐现,符起信、楞严所说。&这是又一次的悟境,同时,也就从此而宗于起信论与楞严经了。
  二十七岁,在关中著作《佛法导论》,是其有系统的著作之始。由其所读经论的影响,故主张:&整僧之在律,而摄化学者世间需以法相。&这是他后来整僧及化世思想的基本观念。同时见到革命建国的形势及需要之后,编著了一部《整理僧伽制度论》,期能健全中国的佛教,但他失败了!但对僧装问题,又主张&袍衫如旧&,而倾向于保守了。
  二十八岁,作成《首楞严经摄论》,本楞严经义,以总持大乘,得中国佛学的纲要,这也是他当时佛学思想的结晶。
  同时就在这年,对于唯识义,又有所悟,他说:&曾于阅述记至释《假智诠不得自相》一章,朗然玄语,冥会诸法离言自相,真觉无量情器一一尘根识法,皆别别彻见始终条理,精微严密,森然秩然,有万非昔悟的空灵幻化堪及者。&
  这是第三次悟境,而且比前二次更胜了。由于悟境的关系,他的一生,论理境时,皆不出起信、楞严、唯识的应合与开发了。但其所讲唯识乃以起信论和会,与专宗唯识者有所不同。
  二十九岁二月间出关了,十月间即代圆瑛法师应台湾基隆灵泉寺之请,到了台湾,参加法会,讲《真常的人生》及《佛法两大要素》。十二月二日即由灵泉寺住持善慧法师陪游日本。十二月十五日即离开日本,这是太虚大师初次出国。
  三十岁,集东游的诗文、游记,编成《东瀛采真录》,转交台湾灵泉寺印行。当时的他,&曾有拨一代之乱而致全世界于治的雄图,期以人的菩萨心行&&无我大悲六度十善&&造成人间净土&,这是多么豪壮的志气。
  三十一岁,那是民国八年,北京大学发动了&五四运动&。曾与出佛入儒的梁漱溟以及北京的几位名学者晤谈,并告知胡适之,宋明儒家的语录体,是创自唐之禅宗。十一月,应南通张季直请,讲普门品于狼山观音院。十二月,改《觉书》季刊为《海潮音》月刊。卓锡西湖,专心编辑。
  三十二岁,与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始有法义之诤。《海潮音》创刊出版。此期间,多作评论世学的文字,旨皆在于破摄世学而引归佛法,同时也开了参用演讲方式来讲经的佛门新例。
  又鉴于俄国革命成功,共产思想日见流行,故其极力发扬中国禅的风格:&务人工以安色身&&修佛学以严法身&,这是针对&僧众分利&的世诟而发。
  对佛学的态度,则极端反对以进化论的历史考证法来研究佛书,比如《大乘起信论》及《楞严经》,被日本学者考为伪典,这是虚大师最最不忍的事了。而支那内学院即持相反的意见。
  三十三岁,鉴于僧寺内腐外摧,而唱&僧自治说&:&须摈绝挠乱之他力&&官府之摧残,地方痞劣之欺;尤应去除本身腐败之点,力自整顿而振兴之 !&同时倡导&佛之因行&:&尽吾人的能力,专从事利益人群,便是修习佛的因行。&&以敬信三宝,报酬四恩为本,随时代方国之不同而有种种差别。&
  时有《佛法大系》之作,为其大乘三宗论(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识宗、法界圆觉宗)的雏型。那时讲说不倦,而谤毁诬控也来了。
  三十四岁,出圆觉经随顺释科目,又作《对辨大乘一乘》,《对辨唯识圆觉宗》,《三重法界观》。唱道大乘平等,而宗本天台、禅宗、得学要于《楞严经》、《大乘起信论》。
  欧阳竟无主张法相与唯识分宗,太虚大师则主张法相必宗唯识,这又是与内院诤论之点。时有人将虚大师与谛闲长老,分为新旧两派,而其二人,的确是始终走着相反的路线。
  那年游庐山,认识梁启超,并由武汉佛教会请其与梁启超等作佛学演讲。武昌佛学院成立,僧俗兼收,法尊与法舫,就是那时的学僧;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管理参取禅林规制,早晚禅诵,唯念弥勒。回向兜率净土为异。为驳欧阳竟无的《唯识抉择谈》而作《佛法总抉择谈》,为《起信论》辩护。
  三十五岁,作《评大乘起信论考证》,而对梁启超采用日本考证的论点,加以反对,而说:&日本于今日,所以真正佛学者无一人也!&
  在那年旧历新年,由武院学生张宗载、宁达蕴发起的新佛教青年会编行《佛化新青年》出版,这是大师佛教运动中的&急进派&,以&农禅工禅&,&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为口号。
  那年夏天去庐山,主持暑期讲习会,并于大林寺发起世界佛教联合会。复对佛学院的僧教育提出计划:小学、中学、学戒、大学、研究院,共分五级,以二十四年学程,养成行解相应的僧才。又以大师终是以泛承中国本位旧传诸宗为本,支那内学院则特宗深密瑜伽一系,故其双方常有法义之诤的文字。
  三十六岁,编成《慈宗三要》,于其特弘弥勒净土,至此乃确然有所树立,同时又作《志行自述》,确定了&志在整兴僧(住持僧)会(正信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他是主张僧众与俗众分头并兴的。又提出职业与志业之说:&故学佛之道即完成人格之道,第一须尽职业,以报他人资吾身命之恩;第二乃勤志业,以净自心进吾佛性之德。&而主张人人有事做,人人皆学佛。
  那年春夏间,虚大师的门下,以狂热为教的革新精神,引起长老不安,各方震动,并有以印光大师为第一号魔王,谛闲老为第二,范古农为第三,马一浮为破坏佛法的罪魁的传单印发。又因其在家弟子王弘愿学密,而引起僧俗显密之诤。武院的学生第一届毕业,拟改革,而不得大部分院董支持,所以失败了。
  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虚大师所倡的世界佛教联合会于庐山开第一届会议,并定名第二年在日本举行者为&东亚佛教大会&。当时在大师之下有《佛化报》、《海潮音》、《佛化新青年》等杂志。
  十二月,虚大师发生两种新觉悟:&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中国人心之转移系乎欧化。&主张以禅、律振兴佛教,以佛法播于国际而变易西洋学者的思想。
  三十七岁,春天,武院同学会出版《新僧》,由大醒、迦林、寄尘负责,老僧为之惊恨,虚大师遂作《箴新僧》,以缓和老僧的恶感。
  是年,虚大师多以儒学为佛化的方便,主以①建佛法以建信基,②用老庄以解世纷,③宗孔孟以全人德,④归佛法以畅生性。其至晚年发扬中国文化之论点,要亦不出于此。并转变振兴中国大乘佛教以救世界的方针,为先着手于世界运动,格化西方,故令学僧会觉、大醒等学习英文。
  是年厦门南普陀,请常惺法师创办闽南佛学院。当时的东密与藏密,亦成为中国佛教的泛滥混乱的局面。故作&今佛教中之男女僧俗显密问题&,讲《论即身成佛》及《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主张纳于教理,轨以戒律,严其限制。
  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组代表团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深得日人的推崇,尊之为&佛教界之盟主&,并有&非常&之感。虚大师至此,并得一理想:&佛教徒当首先进行佛教的国际组织&,而应以僧伽负责,尤其不满日本式与蒙藏式的&耽妻室、啖肉食而为僧&的佛教生活。
  三十八岁,应汪大燮、熊希龄等发起的北京讲经会之请,在北平中央公园社稷坛,开讲《四十二章经》。又应京中教育界所组的佛学研究会之请,讲《佛法概论》,以&因缘所生法&为五乘共学;&三法印&为三乘共学;&一实相印&为大乘不共学。条理佛法之义理为三阶,此为大师晚年的定论。
  八月二十日赴星洲弘化,十月二十日回国过厦门,与在厦门的名士鲁迅、顾颉刚等见面晤谈,鲁迅对大师的印象是&和易近人,思想通泰&。
  三十九岁,元月讲《佛之修学法》于尚贤堂,其对佛法的重要意见,悉摄于此。复感所作《僧伽制度论》已失时效,而作《僧制今论》。为了改良经忏而设法苑,希望以此除去迷妄,扩大组织,获得经济基础,用作新僧运动,但是失败了!又因欧阳竟无主张在家人可为出家人之师,得受出家人的礼拜,故作《与竟无居士论作师》以责之。
  十月作《真现实论》,大师独到的思想,多含摄其中,足以贯摄一切佛法;破摄一切世学;他说&佛陀为无主义之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虽镜涵万流,含容一切,要非佛陀不足以正其名也。以简别世俗现实主义,故名曰真现实论。&
  是年十二月,又著《自由史观》,他说:&吾人正当之所为,唯自用自由源泉之心知活动,自解放重重被囚之桎梏,以增进其自由而完成其自由之本性耳。&这是大师的名作之一。至此,大师的主要思想,已经完成了。
  可惜的是,他所计划中的真现实论,共分&宗依&&宗体&&宗用&的三大部,宗依论是完成了,宗用论是编集文化、宗教、哲学等单篇的文集,至于宗体论,他预计有理、行、果、教、教理行果等五大章,但仅写出初章,他就去世了,真是众生的福薄!
  四十岁,因为在建僧事业上屡受挫折,对于建僧的信心大减,故有&或转身从事于十善菩萨行&的返俗意念。闽南佛学院由大师命大醒及芝峰去主持学务。大醒编行《现代僧伽》,多涉人之臧否,为老派所痛心。
  是年内政部长薛笃弼,提议改僧寺为学校,中大教授邰爽秋,拟有庙产兴学的具体方案,大师因作《对于邰爽秋庙产兴学运动的修正》,然当时佛教尚无政府认可的合法组织,交涉不易,因而提出佛教的革命方案,主张建设佛僧、佛化、佛国的三佛主义。并说:&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而要&以人生佛教,建中国僧寺制&。故讲《人生的佛学》:&佛法虽普为一切有情类,而以适应现代之文化故,当以&人类&为中心,而施设契时机之佛学。&
  是年六月应蒋中正先生邀,大师谒于司令部,告以放洋日期。并得蒋中正先生的赞同而成立中国佛学会筹备处于南京万寿寺,此为国民政府下,中国佛教始有正式组织的雏型,但因教内不合作,老上座、名居士别有用心而致失败了。
  八月十一日,赴欧美游化,自上海登船,经、西贡、星洲、锡兰、埃及的开罗,船行凡月余,始初抵法国的马赛。发表《西来讲佛学之意趣》,他说:&欧洲今富圣人之才而缺圣人之道,吾人今有圣人之道而乏圣人之才。有道乏才,即不足证其道;富才缺道,则不足以尽其才。得圣人之才以授圣人之道,是为吾至欧讲佛学之总意趣。&
  后至英国、德国、美国,经夏威夷而返国,此次欧美之游,除了讲佛学,活动的目的,则在筹创世界佛学院,然其努力至最后,此一计划终于失败了。唯在欧美地区的佛学宣化,则深具影响,所遇者均是名流学者,所至者多为文化学府及学术团体。直至第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才回国抵上海。
  四十一岁,大师的徒弟大愚,自谓于庐山闭关念佛,见普贤现身,授心中心咒。因此在上海好言宿命,以神奇惑世,哄动全国,大师屡戒,不唯不听,其徒属反而诽毁大师,大师的正信弟子王森甫等,也受其惑,但在未几之间,大愚便铩羽潜形了(大师登报声明断除师徒关系)。
  是年大师以政府的管理寺庙条例,不利佛教,而作《佛寺管理条例之建议》。又以建议未被政府采纳,而作《评监督寺庙条例》。《三宝歌》的歌词,亦为那年所作。
  四十二岁,大师以丛林精神尽失,政府又未能扶助佛教,佛教会亦难得改善,乃重新议订建僧计划为《建设现代僧制大纲》,主以&三宝之信产生僧格&以&六度之学养成僧格&。建僧四万人,分学僧、职僧、德僧三段。此于僧伽制度论的观点颇有修正。以往所倡&人工之新僧化&,及&僧制今论&的服劳大众,至此已弃而不论了。
  是年康藏留学团的大刚,不满大师弘化的苦心,以及建设世界佛学院的本意,而两次电报,望大师先往西藏修学正法,再事弘通。大师拒绝。
  四十三岁,四月间出席全国佛教徒会议,被选为执行委员,会议改选,大师派获胜,会址设于首都,中佛会之成立,至此始获中央党部的认可。但以圆瑛法师不合作而辞去常委,诸山承认的经费亦不缴,使会务无法进行,大师鉴事难行,亦于六月声明辞职,这是大师组织教会的又一次失败。
  是年又因有大师门下揭谛老之隐,而招谛老徒属对大师的诽毁。大师又提出他对僧教育的理想:&一支为汰除的僧教育,使之退为沙弥或优蒲,以习农工而自食其力;一支为考取的僧教育,使之入律仪院二年,教理院七年,参学处三年的学僧。由选拔为职僧,推定为德僧者以主持佛教。&但此始终未能实现其少分。
  四十四岁,在世界佛学院的计划之下,去年北平柏林学院因经费支绌而停办,是又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创办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十月,应奉化蒋先生延请,住持雪窦寺。又于闽南佛学院开示学僧:&现代学僧所要学的,不是学个讲经的仪式,必须要能实行佛法,建立佛教,昌明佛法,而养成能够勤苦劳动的体格,和清苦淡泊的生活。&十月,应厦门大学教授所组文哲学会之约,讲《法相唯识学概论》。
  四十五岁,因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而与熊十力及支那内学院有法义之辩。
  四十六岁,因戴季陶等发起请班禅重开&时轮金刚法会&(去年开于北平),大师就《法华经》义,作《斗诤坚固中略论金刚法会》,以释教内外人士对于藏密流行而忧神鬼迷信之祸国的疑诤。
  是年随却非出家者巨赞与熊东明,归从支那内学院学。曾编《海潮音》的弟子张化声,转佛而入道教。
  九月,大师讲《唯生哲学》于东方文化研究院(由读陈立夫的《唯生论》而来),其结论谓:&唯物论是浅的唯生论,唯识论是深的唯生论。苟善知唯生之义,则一切学术皆可作唯生论之参考,以成其唯生哲学。&
  四十七岁,有人劝太虚大师于雪窦寺开坛传戒,便作《论传戒》,他说:&今戒种断而僧命亡矣。续命之方,其惟有集有志住持三宝之曾受苾刍戒者二三十人,清净和合,阅十年持净苾刍戒律,然后再开坛为人受苾刍戒。&向被认为是新派领袖的太虚大师,对于戒律亦持如此审慎和沉重的态度者,恐非一般人所知之事。
  那年,他已感到体力渐衰,而将留了二十年的胡子剃掉,勉自振作为青年。又因中日佛学会内有巨赞及熊东明,作文指大师及其门下为勾结日本人,为害国族的诬控。故作《告日本佛教大众》以表明心行。
  是年五月于南京中国佛学会,讲《优婆塞戒经》,发题日,他便论及&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有谓:&非研究佛书之学者&、&不为专承一宗之徒裔&、&无求即时成佛之贪心&、&为学菩萨发心而修行者&&本人系以凡夫之人,得闻佛法,信受奉行者。&这是虚大师很有价值的自白。
  是年十月有一锡兰比丘公然声言&中国无僧伽&,大师乃特晤约,与之论辩,开头就说:&中国原有僧律之成立,时至今日,遵行律之僧伽较少耳。然说&中国无僧伽&,将中国僧伽全体否认,殊非合理。&十二月十六日,应虚云老之邀,访韶关南华寺,瞻礼六祖遗身。并为大众开示。
  四十八岁,五月,大师闻知生平最诚挚的益友昱山病逝。五月三十一日,作《论僧尼应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但为欧阳竟无致书陈立夫反对之,以为&僧徒居必兰若,行必头陀&,&参预世事,违反佛制。&
  七月,日本大学请虚大师东渡讲学,大师拒绝了。时训总监部,令各地僧侣,编入壮丁队受军训,大师电函二中全会等,请一律改僧尼为救护队训练,以符佛教宗旨。
  是年中国佛教会,圆瑛法师派,运用各方关系,故得胜利,虚大师对中佛会的改组运动,因之受挫!是年适逢蒋先生五十之庆,大师于雪山设药师法会为之祝寿,又值西安事变,大师通电全国佛教徒,联合各别祈祷,祝蒋先生安全。
  四十九岁,芝峰编《人海灯》,与会觉、亦幻假名作《新佛教人物的检讨》,于大师略有微訾。大师因而对其员生讲《新与融贯》,明示其所谓之新,与芝峰、亦幻等的新,有所异趣,主张&佛教中心的新&及&中国佛教(华文)为本位的新&。而不是&奔趋时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艺的新&;不是&凭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批评中国从来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据佛法的律制以重新设立的新&。可见虚大师的新思想,一开始就被他的门人误会。
  是年八月,即进四川,直到抗战胜利始离开。那年,他已很明显地感到&身心&的&早衰&了,故作《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以示徒众,希望后起,应知他的弱点及弱点的由来而自矫自勉。
  他说他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他说他失败的由来是:&出于个人的性情气质固多,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例如第一期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情绪;第二期以偶然而开了讲学办学的风气;第三期以偶然而组织主导过佛教会。大抵皆出于偶然幸致,未经过熟谋深虑,劳力苦行,所以往往出于随缘应付的态度,不能坚牢强毅,抱持坚固。&
  那年又为日军侵略,忧心国事,而电《告全日本佛教徒众》,又电《告全国佛徒》,呼吁抵制侵略。
  五十岁,三月,在汉藏教理院讲《中国的僧教育应怎样》,他说:&养成&住持中国佛教僧宝的僧教育&,不过是我的一种计划,机缘上,事实上,我不能去做施设此种僧教育的主持人或领导人。而且,我是个没有受过僧教育的人,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们&&教的人及学的人,不能仿效的,仿效我的人,决定要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是我的警告&。&余以身力衰朽,已不能实际上去做准备功夫,或领导模范的人。&这些话,都是他的真心话,也是感叹语,他已努力了近三十年,能够响应而继起者,简直没有人,所以颇感失望,但他自此以后,仍为佛教做了很多事。
  是年与章嘉大师及虚云长老商决,在重庆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
  五十一岁,元月十四日,常惺卒于上海,年来常惺法师任中国佛教会秘书,与圆瑛法师合作,而虚大师始终爱其才,故作诗追念。
  是年三月,着手写自传。四月三日,复亦幻书,论革新僧制与复兴佛教。他对亦幻说:&你向来颇好文艺,而于佛法胜义未加研究深入,对一般哲学与各种社会学亦鲜探涉,偶及马(克思)说,故亦同一般浅薄少年的骤然倾向。其实,近人的文化社会学,亦远胜马氏之说,况于佛法之所明耶!为佛教徒而不信佛法为根本的、至极的、唯一的思想标准,则所谓破见,较之毁戒尤甚!直可舍佛而去,何用更自居佛徒而以改佛制为言耶?!&
  &余民四年,揆度我国将成一欧美式的民主国,故作《整理僧伽制度论》,为适应之建设,然以国内军阀割据,政变迭生,及欧洲战后俄国革命成,形势异前;迨民十六,遂适应改为《僧制今论》。民二十后,外感世界经济大恐慌,内觉中国佛教会,无由有全国之健全组织,另为《建僧大纲》之拟议,今更缩为先建一&菩萨学处&。&&然其屡变,皆与整个中国相呼应而起,且皆从佛教根本信念流出。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虚大师的苦心与伟大处,但也看出他的门下如亦幻之流的思想趋向与浅薄程度了。
  是年九月,为了争取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虚大师组织&佛教访问团&,访问西南各国,十一月十四日启程,抵缅京(瓦城),受二千余缅僧及万余中、缅、印人士之欢迎;至仰光,乘花车游行,参加游行群众三万余人。
  五十二岁,访问团于元月九日自缅赴印度,十一日抵加尔各答,欢迎者中印各界领袖二百余人;十七日出席国际大学欢迎会,八十高龄的泰戈尔亲临主席;三十一日,尼赫鲁访问虚大师,并谈论中日战争及中印文化交流等问题;二月三日,赴拘尸那的途中,沿途民众欢迎,大师记之以诗:&甘地尼赫鲁太虚,声声万岁兆民呼。波罗奈到拘尸那,一路欢腾德不孤。&印度人民将虚大师与甘地尼赫鲁并呼万岁,可见欢迎情绪之一斑了;
  二月十二日,应甘地电邀而于纺纱声中虚大师与之交谈,太虚大师作诗赞甘地为古墨子,喻泰戈尔为活庄周;二十四日抵锡兰科伦坡,晚开欢迎会,到会者万余人;二十七日晚,又有万人欢迎大会。于离开锡兰,即抵星加坡。四月二十八日抵西贡,五月二日抵河内,四日抵昆明。结束了五个月来的访问工作,完成了伟大而具卓效的外交任务。
  至此,虚大师的建僧态度又一变,主张僧青年深入丛林而施格化,较之别创僧团为便;并以为政教合一,不如分离,而保持僧伽的超然地位。
  同时又提出整个僧团的主张:&今后应停止剃度女尼二十年;并严限非高中毕业男子正解正信佛法者,不得剃度为僧,以清其源。&&对于原有僧尼,严密淘汰,不妨以大部分寺庵,改为佛教之救济所与感化所而收容之,以洁其流。&
  复提出&菩萨学处&的计划,以期改建佛教徒众,此为其晚年的建僧定论。但却由《僧伽制度论》的建僧八十万,《僧制今论》建僧二十万,《建僧大纲》四万而二万,至此&菩萨学处&则缩小而得&一道场&以创行了!即使一道场的菩萨学处也未建立成功!
  五十三岁,计划组织太虚大师学生会,但却组而未成。是年二月,曾编海潮音的唐大圆卒于湖南。为了抗日,虚大师作&出钱劳军与布施&之广播;汉藏教理院的学僧,亦参加重庆青年夏令营。
  五十四岁,由于&顷为藉征警粮,或藉办乡镇中心小学等,拘逐僧人,占提寺产&,而作《呈行政院维护寺僧》。是年有冯玉祥、郭沫若等访问虚大师 。
  五十四岁,民国三十二年元月十四日,与陈文渊、冯玉祥(基督教)、于斌(天主教)、白崇禧(回教)发起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二月十七日欧阳竟无卒,大师有&我尤孤掌增哀&之句。是年于汉院讲《中国佛教》,对中国独创之佛学,作一纵贯之叙述,讲历一年。
  那年内政部颁布《寺庙与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致各地佛教陷于纷乱,大师乃召集中国佛学会理监事联席会议,发电呼吁反对,内政部不允取消,大师乃致书蒋先生,作悲愤之陈辞,而得停止实行。
  五十六岁,号召各省佛教代表,来集陪都,除呼吁取销《寺庙与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且呼吁组成中国佛教会,但因内政部意在提寺产办学,大师与戴季陶屈文六等商洽向内政社会两部疏通成立佛教整理委员会,由内政部指派整理委员九人,提寺产办学之案无形打销。
  是年三月十五日,大师访教育部长陈立夫,得允免汉院员生缓役事,又访军政部长,以全国僧侣免役从事救护工作为请。六月十二日,行政院指令军政部,准免汉僧服常备兵役。八月九日虚大师初次中风。初冬,蒋先生游缙云山与大师晤谈。
  五十七岁,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太虚大师以德国投降,乃作《告日本四千万佛教徒》,劝其慨然无条件投降。八月十日,日本真的无条件投降了。九月十四日,虚大师离开住了八年的缙云山。
  五十八岁,民国三十五年元月一日,虚大师受政府胜利勋章。当时,虚大师深觉僧伽应问政不干治,可参加各级民意代表之选举,办理组党,亦无不可 ,但虚大师本人不愿参加党的实际工作而作罢。是年四月抵南京,五月抵上海,颇受欢迎。七月于上海创刊觉群周报,发表了&问政不干治&之主张。
  五十九岁,民国三十六年二月二日,于廷庆寺开讲《菩萨学处》,凡三日,此为虚大师的最后说法。二月十七日,虚大师晚年最器重的青年学僧福善,卒于上海玉佛寺,因福善的风度,颇似虚大师的青年时代,致大师恸惜非常。三月十二日为玉佛寺退居震华封龛说法且竟,忽脑溢血而昏厥,至十七日下午一时一刻,于玉佛寺直指轩安祥舍报。一代佛教的伟人,至此瞌然长逝了!
责任编辑: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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