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引进骠马除草剂投放市场--《农药市场信息》2000年01期
江苏引进骠马除草剂投放市场
【摘要】：正 江苏对麦田化学除草较为重视,由于进口骠马已成为麦田常规使用的主要除草剂品种,为适时做好供应工作,去冬骠马除草剂已引进投放市场。年前骠马进口价格基本保持稳定,但因省级农资、农垦、植保
【关键词】：
【分类号】：F426.72【正文快照】：
江苏对麦田化学除草较为重视,由于进口骤马已成为麦田常 规使用的主要除草剂品种,为适时做好供应工作,去冬骤马除草剂份已引进投放市场。 年前骡马进口价格基本保持稳定.但因省级农资、农垦、植保 均有不同t的引进,以及有关省区引进最中时有进人江苏市场,所 以在多集道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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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75号& 文化权力实践与土改之后的征粮建社*
专题：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土改研究
文化权力实践与土改之后的征粮建社*
――一个西南少数民族行政村的民族志研究
张和清  
【内容提要】本文采取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法，以中国西南一个少数民族行政村――绿寨为个案，借助权力与文化宰制的理论视角，深度描述土改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生政权如何运用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及文化权力实践实现征粮建社的政治目标，从中揭示文化权力实践在征粮建社过程中的各种策略以及所带来的后果。
【关键词】土改　征粮　建社　民族志　文化权力实践
Abstract：
By adopting the method of field research in ethnography， this paper provides a case study of the Green Village ― an administrative village of a minority nationality in southwest China.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power and cultural dominance， this paper describes in depth how， after the land reform， the new Communist government used the ideology of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power to achieve such political agenda as the grain purchas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ves. The paper aims to reveal the various strategies of wielding cultural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grain purchas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ves， and the consequences such strategies have brought about.
Keywords：land reform， the grain purchas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operatives， ethnography， the practice of cultural power
　　土改成功后，新生政权深入到每一个自然村，自上而下初步建立起强大的政权体系，并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这样，经济现代化、民族统一和国家政权建设等三项目标基本完成了两项，于是，采用苏联模式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第三项任务也随即迅速地付诸实施。在这一过程中，“运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和人力资源，对社会进行改造并创造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两者必须同时进行”。①1953年，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确定为优先发展的目标，总路线还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国家动员式社会主义革命，其实质是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在农村是“个体经营转变为集体经营”，②旨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绿寨，③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表现在国家向农民大规模征收粮食，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现代化所需的巨额粮食供应；而社会主义改造则具体体现在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建立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中。实际上，绿寨的征粮与建社是交织在一起进行的，因为它们彼此互相促进。　　本文借助权力与文化宰制的理论视角，深度描述土改以后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及文化权力实践实现征粮建社的政治目标，从中揭示文化权力实践在征粮建社过程中的各种策略以及所带来的后果。　　本研究采取民族志田野调查的方法，研究者除了亲身参与观察村庄的一些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外，大量的资料来源于对陈玉清、董长根④等重要的受访人（informants）或者故事的“主角”进行口述史（oral history）访谈，透过他们讲述的曲折故事，呈现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与征粮建社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曲折的、复杂的、多层次的、相互交织的历史关系。⑤同时，为了突破口述史的限制（记忆模糊等），笔者深入省县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记录，借助这些丰富的官方第一手资料，绿寨重大事件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起来。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所以选择民族志田野调查并辅之以档案文献，是因为这些研究方法与笔者的研究旨趣、理论取向、研究问题等最契合。相对于其他方法，这些方法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如理查德?谢弗（Richard T. Schaefer）所言：“请注意，不论社会学家的研究目的为何，他们的研究都将受到他们的研究观点的限制。如同理论一样，研究的结果就像舞台上的探照灯，虽然能够照亮舞台的一角，但舞台的其他部分却仍然维持在相对黑暗的情境之下。”⑥因此本研究在众多相关研究中只是一孔之见。一、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实践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葛兰西（Gramsci）的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hegemony）理论，为笔者提供了理解权力的新视角。作为意大利社会党和其后共产党的主要成员，葛兰西目睹了工人运动的失败，也看到获得工人阶级支持的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出自这一经验，他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旨在使革命党觉悟到统治阶级成功和生存的基础是建立文化领导权，这是政党的主要任务。因为“在葛兰西看来，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其他阶级接受自己的道德、政治以及文化的价值观念……将最少诉诸武力。”⑦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同宰制（domination）一起使用，意指赢得市民社会“积极同意”（free consent）的一个过程，这同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统治”的方式正好相反。　　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是通过它的世界观对人类的意识进行潜移默化的改造而行使统治的，这种世界观通过长期的传播与普及后，终于被群众所适应，成为“常识”（大多数人觉得正确的社会流行见解）；另外，资产阶级对自己政权的维持，主要不是通过对生产资料和暴力手段的垄断，而是通过赢得其他从属阶级对它的意识形态的同意，因为它的统治主要是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⑨　　所以，笔者采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概念来理解国家（政党）与社会（农民）的权力关系及其文化宰制。对葛兰西来说，无论是暴力还是资本主义生产（经济关系）的逻辑，都不能解释附属阶级在生产中所享有的同意，相反，对这种同意的解释存于意识和思想的力量之中。⑩　　国内外学者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有很多概括，笔者从三方面理解它的内涵：首先，统治阶级将自己的道德（moral）、智力（intellectual）、信念、价值观等作为普世性的世界观，由那些负责意识形态控制的统治者（少部分人）通过灌输、教育和改造的过程，内化进入人们内心深处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结果，这个主流的意识在人们心目中逐步变成为“常识”，或者已经成为事物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其次，文化领导权也涉及到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种关系，统治阶级在把自己的世界观变成为常识（“真理”）的同时，也必须满足从属集团的利益和需求，所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实现也是有代价的，他们必须通过包装、重新构思和透过委婉语气的手法将特殊利益呈现为一般利益；文化领导权必须维护它所辩护的特权、地位和财产制度，这些制度不仅代表当权者的利益运作，同时也代表被统治集团的利益，被统治者被诱惑（elicited）顺从和支持，民心已经被当权者俘获了；当权者为了赢得民心必须兑现他们的承诺，有时他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约束甚至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但在现实处境下当权者往往无法兑现承诺，这就会引起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底层抗争。第三，葛兰西认为，如果文化领导权是政治道德的，它必须也是经济的，即文化领导权必须在重大的经济活动中占有它的地位。{11}　　总之，葛兰西所说的权力与文化宰制，核心是强调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关注国家权力运作中道德、智力（知识）和信仰等方面的力量，而非权力行使的暴力和强制力。葛兰西非常注重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和附属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尤其是承诺与兑现承诺中的政治角力（negotiation）以及抗争的可能性。葛兰西还重视通过经济活动认识文化领导权。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乡村政权建设、民族再造和现代化运动主要不是采用暴力或强制力推行的，而是依靠各种意识形态及文化权力实践实现的，即中国共产党将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作为真理灌输，促使农民实现意识形态的内化和社会化；在文化权力实践中，共产党擅长运用社会动员、群众运动等权力技术，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发展等目标；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毛泽东的统治更多地依赖灌输和说服的心理压力，依靠干部进行严格的个人监督，而不是军警的恐怖手段”，{12}“经过用党的观点大力说服民众的做法，使许多个人和集团相信共产党政策的正确，并且使更多的人对可以接受的行为方式有了认识。”{13}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仍然反复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14}　　本文以绿寨为个案深度描述土改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征粮建社过程中运用阶段斗争等意识形态及文化权力实践的过程。二、征粮与阶级斗争扩大化　　（一）征粮与抗争　　村里的老人每次提及合作社时期国家“征粮”，就满腹牢骚。他们经常议论那时候绿寨农业税负担沉重，不停地抱怨土改骨干为了讨好上级，丈量土地的时候故意把亩基放大，还规定“太阳晒到的田地都是一等田”，因为“亩基多、等级高”致使群众的公益粮负担相当重，很多人都饿死了。村民并不知道自己经历的这一切与当时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粮食“三定”等征粮政策的权力运作密切相关，这些政策背后的价值取向是集中农村的资源，优先发展城市工业化。抗美援朝刚刚结束，毛泽东就批评反对多收农业税的人，他认为多收农业税是为了抗美援朝和发展工业建设这个大仁政，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服从建设重工业。{15}因此，中国工业化的发展“绝大多数代价是中国农民承担的，城市的工业化主要建筑在剥夺农村的基础之上。城市工业化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农业生产却停滞不前。”{16}工业化的发展不断扩大了城市和工业化规模，同时对农产品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城市工业化的资金主要来自农村，国家征收高农业税，农民被迫以国家规定的低价把大量的粮食出售给国家粮库”，{17}其结果是“全国合作社系统的建立，能使国家更有利地控制农业生产，更有效地征购余粮”。“在农民们看来，互助组已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用以强化贯彻政府以极低价格获取农民辛劳所得粮食的意图。这个办法很有效，到1954年底，有许多地区报告缺粮”；{18} “政府要求村民出售余粮，每个村的配额是按照该村可耕地面积决定，这就带来了村民的饥荒……”{19}　　1953年11月，丹凤县执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凡统购品种不得上市交易。1955年10月，全县粮食生产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20}当时绿寨271户， 1201人，缴纳公粮203640斤、地粮14250斤、出售余粮253540斤，三项合计为471430斤，占农民粮食总收入的46%，人均负担392.53斤，户均负担1739.59斤，而同期绿寨农民仅得到国家计划供应粮15345斤。很显然，村民向国家缴售的公余粮数额远远高于得到的粮食补助。面对如此沉重的粮税负担，在上级征粮任务的压力下，绿寨党支部向上级保证继续深挖余粮，因为支部认为村里除了国家已经征购的公粮和余粮外，平均每人还有452斤粮食，这说明除了人均400斤口粮外，绿寨农民还有存粮可挖。{21}也就是说，绿寨党支部在征收村民46%的粮食后，还将继续深挖村民隐藏的余粮。这对于区位边缘、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民族杂居、生活清贫的绿寨各民族是怎样的压力！那么他们是如何面对如此繁重的国家粮食征购任务？又采取了何种策略应对国家征粮？干部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征粮存在什么后遗症？　　为了保证征粮的顺利进行，从1954年开始，丹凤县的征粮建社运动基本上采取了刚柔并济的斗争策略：首先，在县扩大干部会议上，按照党“支持国家工业建设，国防建设，支持解放台湾，保证国家粮食需要和缺粮人口的供应，保证物价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活”的崇高目标进行征粮的社会动员；其次，县公安局为了配合粮食征收，对形势作了基本估计，指出“粮食秋征和统购统销这三个任务是同时进行，一起完成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时间短不免工作上会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漏洞和缺点，敌人会抓住我们的弱点，乘机钻我们的空子，所以，必须提高警惕，严厉打击敌人”；{22}第三，要求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队作用，依靠党支部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和阶级斗争，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23}然而，在这些政策举措之下，仍然出现了村民消极抵抗，村干部应付差事，富农或“敌对阶级”藏匿粮食，制造缺粮的紧张事件。　　绿寨的征粮一开始（1954年秋）就引起许多人喊穷。面对村民喊穷，村里的党员干部不是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加以制止，而是帮助本村的“喊穷户”向上级申请粮食供应。 1955年3月中旬，“喊穷户”开始增多，到4月上旬已经从最初的25户增加到46户。村支部向区委申请了4875斤救济粮，发给叫得最响的14户人家。因为只有少数人获益，许多村民抱怨说：“会哭的娃娃有奶吃啊！”而大多数村民埋怨党员干部没有尽力帮助他们，党员又埋怨支部书记没能力制止事态扩大，支部书记又埋怨区委不支持基层工作并产生抵触情绪。群众抱怨党员，党员抱怨干部，干部抱怨上级，征粮工作陷入僵局。当时有这样一件事，互助组里的党员要求同组群众出工除草，组员便撩起上衣拍着肚子说：“你们吃的也不给，哪有力气搞生产！”党员很气馁，不仅没有信心带领群众搞好生产，还责怪支书领导不得力。面对这种情况，支书无奈地对乡长说：“我的办法是只有睡觉不管了。”文书的策略是有求必应，有人喊穷就把名字记下来，承诺群众上报政府争取粮食供应。到5月中旬槽区“喊穷户”已经发展到64家，占总户数的24%，共向政府申请供应粮一万多斤。{24}　　一些富裕的农户也跟着喊穷。富农董贤（董长根的父亲）本应该卖给国家4000斤余粮，但他装穷叫苦，结果只出售了1500斤，剩余的粮食全家根本吃不完；还有一位富农在4月中旬就对支书喊穷并得到了100斤大米补贴，后来他夜间偷偷地煮饭吃，白天还领着孩子在街上大喊要饿死了；姓刘的富农杀了一条狗吃，在群众中叫喊说：“我连狗都杀着吃了，要饿死了，连买米买棺材的钱都没有了！”粮食短缺的情绪不断蔓延，贫下中农互相借粮食，有米的人家也谎称断粮，村干部还上报缺粮。{25}　　除了喊穷，许多干部群众还谎报瞒产。陈玉清、董长根等深有感触地说：“余粮负担过重，许多群众没办法只好把余粮藏起来，有些就少报产量，但后来都被挖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党员宁愿自己卖粮也不愿意发动群众卖余粮，他说：“去年我动员村民卖粮，他们不卖还骂我是狗腿，喊穷要求供应粮食，并扬言今年就是杀了他也不卖粮食。”有的党员说：“党员喊群众卖粮食，家里人被群众骂的哭啊！又要党员带头，家里和群众压力都太大了。”有的党员也隐瞒粮食产量：“收谷子结束后，我上报了105挑，其实是115挑，我故意隐瞒了10挑……”{26}　　由此看来，面对国家征粮，槽区的干部群众普遍采取“喊穷”和“谎报瞒产”等策略，与不合理的征粮政策抗争。而刚培养出来的村干部迫于村民的压力和自身利益，在征粮的最初阶段，是站在自己和村民的立场上，与国家政策讨价还价。　　（二）阶级斗争扩大化　　面对干部群众对国家征粮的普遍抗争，提升他们的阶级觉悟成为执政党唯一的选择。县委召开了扩大干部会议认真学习毛主席及省委指示精神。毛泽东告诫全党在新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潮中，不应该“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更不能“前怕龙，后怕虎”，{27}要反对党员干部的“右倾”主义。“1955年夏，毛泽东又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尤其是把中农划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社会基本的阶级划分”，{28}毛泽东还指出：“富裕农民中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严重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29}根据最高指示，县委将绿寨“喊穷”、“瞒产”等现象定性为富农或上中农等阶级敌人的破坏行为，是干部的畏难情绪、单纯任务观念以及缺乏阶级斗争的意识助长了党内的“右倾”思想，由此决定进行整党，并公开镇压破坏征粮建社的阶级敌人。　　整党，就是对每一个党员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目的是要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使党员的思想与党的目标保持一致。绿寨的整党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小组自由讨论；第二阶段是触及灵魂深处的思想斗争；第三阶段是服从与新生。{30}首先，党支部成员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学习毛主席指示和“扩干会”精神，就指示精神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公开表态。接下来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是提高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认清阶级敌人的破坏本质。一方面，上级领导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主动批评一般的党员，支部书记带头自我批评做出姿态，在形成批评的氛围后，党员之间就互相批评了。另一方面，每个党员在其他党员的批评下，产生心理压力，惟恐被组织排斥，他们真诚地找出自己的过错并表示悔改，这是自我批评。在一次党的民主批评会上有位党员说：“自己听到富农叫喊，便替富农焦心，这是严重的‘右倾’思想，我应该努力改正。”他还讲出了不为人知的心里话，认为自己吃了贫农的两块糯米粑粑就替贫农喊穷也是没有原则的。还有党员自我批评道：“同志们说的对，我听见群众叫喊，就追支部书记要粮食，造成了不该供应的进行了供应，像大家说的，这确实是领着群众走资本主义，是‘右倾’思想，应该努力改正。”{31}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压力与召唤下，党员们揭开了自己灵魂深处的秘密，希望能够脱胎换骨得到新生，这就是阶级斗争形塑社会主义新人的最高境界。起初，有个别党员鼓起勇气报出了自己家里藏有300斤余粮，接着其他党员或入党积极分子也跟着说出了自己家里私藏的余粮。接着党支部进一步发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揭发邻居、乡亲，甚至亲戚家里私藏的余粮。至此，党支部摸清了全村大春余粮的数额，甚至精确到中农三户可卖余粮710斤、贫农八户可卖余粮860斤、富农两户可卖150斤。摸底工作增加了党支部的征粮信心。{32}　　征粮建社中，除了对党员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斗争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外，阶级斗争扩大化所制造的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也为党权力的有效运作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强调阶级分化的增长，他认为许多富裕中农把自己变成了富农，中农有上中农和下中农之分。农村存在富农资本主义所有制，农村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33}因此，征粮建社中，绿寨又重新划分了阶级成分，将一些中农划为上中农和富农，甚至镇压了个别富农。　　陈玉清对当年县公安局逮捕董贤一事记忆犹新。他说由于绿寨太穷，土改时划为地主的只有几个，被划成富农的也不多。这时由于很多群众都不愿意上缴公益粮，上级就借口土改时富农漏划了，重新补划，一些隐藏粮食的中农被划成了富农。当年被补划成富农的村民说：“土改时我们家是中农，分了土地，后来征粮食的时候我们向政府喊穷，被干部记住了，补划的时候我们家就成了富农，以后吃了很多苦头啊！”村里还有一些比较清贫的中农也因为喊穷或藏匿粮食被划成了富裕中农。这些新富农或上中农经常被集中起来批斗，还不准入社。陈玉清说：　　即使这样，他们的运气还不算最差，当时最倒霉的是董贤，县公安局直接来人把他逮捕了，后来死在了劳改队，相当可怜啊！　　听说董贤在劳改队表现好，家里还交了100元的罚款，应该一两年就可以放回来，但他得病死掉了。劳改队处理了他的尸体，埋没埋也不知道了，家里人去县上找也没有结果，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哎！{34}　　当思想改造和武力镇压运动对群众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和心理压力时，党支部便不失时机地运用“个别串联”与“会议发动”相结合的方法启发教育群众要主动上报自家的余粮数额，并相互揭发私藏的粮食。有位党员为了讨好干部，提前与家人商量好带头上报300斤余粮，并说：“我以前有顾虑不敢说不敢卖，是怕第二年又增加负担。”在党员的带动下群众纷纷效仿，有贫农交出55斤余粮支持党的征粮政策。如此逐户挖掘粮食的结果是全村共查出余粮户13户，上缴余粮2873斤。绿寨总共动员了36户出售大春粮食5908斤，解决了48户5123斤的缺粮问题，退回了国家购粮证上416斤粮食入库，还将剩余的785斤粮食调剂给洛河乡。{35}绿寨的经验被推广到其他村寨。　　绿寨的征粮运动，使我们看到国家粮食政策执行中的微观权力运作：一方面，党用阶级斗争论述及权力实践形塑村干部和村民，从而为达到国家的经济目标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干部群众也使出相应的抗争策略，抵制国家过度征粮。国家、干部、农民之间的权力角力（negotiation）反映出国家权力的文化宰制，同时村干部、村民的能动性和日常生活抗争也随处可见。最终，国家不仅保证了国家粮食供应量，也推动了合作化运动，因为在粮食“三定”前，绿寨的17个互助组大部分已经单干了，{36}征粮的突飞猛进和阶级斗争扩大化，为随即到来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从征粮的过程及其后遗症而言，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粮食的过分征购，绿寨很快就出现了粮食短缺。三、建社与乌托邦理想幻灭的开始　　绿寨的合作社运动始终是伴随着粮食“秋征、统购、统销”和“三定”等政治运动同时发生的。“从‘初级社’或‘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向‘高级的’或完全的‘社会主义’合作社的转变速度之快，是合作化运动令人吃惊的特点之一。”{37}不可否认，党建立互助组和合作社也并非只是为了控制农民，以便从农村获得更高的农业剩余去支持城市重工业，实际上党也想带给农民物质利益。{38}但由于承诺最终无法兑现，良好愿望最终变成了乌托邦。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建立与建社　　1953年土地刚分到户，绿寨和全国其他农村一样积极推动农民建立互助组。刚开始，政策比较宽松，基本上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号召农民入社。当时上级以各家各户单干抵抗不了天灾人祸为理由，号召群众建立互助组。于是，村民或以家族、或以邻里、或以贫农为基础，自愿联合起来成立了互助组。后来由于各家各户经常为工种分配闹矛盾，许多贫下中农宁愿单干，也不愿意合作；一些村民有病有灾，就把自己的土地卖给有钱人，出现了贫富分化；地主、富农等成分不好没人要（无法加入互助组），一直都是单干户，有的地主、富农换不上工，种不了地，许多土地都荒废了。这样一来，组建互助组明显受挫。　　到1955年，绿寨和全国一样进入到合作社运动高潮。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要求“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1953年毛泽东又强调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39}在阶级分析的鼓舞下，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曾出现过强迫办互助组，贪多图快，过早过多的积累公共财产，甚至发生侵犯农民私有财产，侵犯中农利益，打击单干农民等急躁冒进情绪和做法。”{40}　　绿寨在1955年秋季开始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刚开始建社时，支部党员存在两种“消极”倾向：一是经验主义的看法。党支部班子用老眼光看待秋季建社高潮，缩手缩脚，害怕发动群众，党员干劲不大，群众情绪不高；二是有的群众对建社无动于衷或抱着“随大流”、“随政策”的态度，但对具体政策又顾虑重重，比如土地怎样评产？分红后够不够吃？够不够上公粮？房前屋后的树木是否入社？　　为了解决干部群众的思想顾虑，首先，是加强思想的宣传教育。县委在正式建社前举办了合作社训练班，要求乡党支部书记和工作组干部必须参加培训。提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斗争意识，树立继续革命的思想是训练班的目的，其中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指示精神，反对资本主义思想是训练班的主要内容。这些学习使培训班的党员和干部充分认识到合作化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动员和自下而上推动的群众性运动。　　训练班上县委领导还作出重要指示：　　我县今秋新建扩建社的工作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须充分地自上而下的动员和自下而上的酝酿串联相结合，使运动变成群众性的而又深入踏实的运动，首先必须切实依靠和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因为群众运动是党的政策被群众掌握后所产生的行动力量，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就不能只凭几个口号或以大帽子压人去解决，因为办社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伤害了谁都是不行的，因此，政策交代具体清楚必须帮助群众把这笔账算过来……{41}　　罗运清是陈玉清的入党介绍人，他参加了县委的训练班，回来后立即在绿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建初级社运动。党支部统一领导，党小组分村活动，动员民兵、团支部、妇代会等群众组织一齐上阵，像土改工作队那样走进田间地头和千家万户，大张旗鼓地宣传建社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通过自上而下的动员和自下而上的扎根串联，将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普遍性作为真理灌输给干部和群众。罗运清将训练班上学到的新名词讲给村民听，慢慢地这些词语在村里流行起来。陈玉清说当时许多人经常把毛主席的话（“小脚女人”、“前怕龙，后怕虎”等）挂在嘴边。年初才第一次听说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集体主义”等词语，到秋季建社时已经夹杂到沙族话中了，可见“这些词语的含义已被群众内化，并用来指导自己的日常思想和行为。”{42}　　其次，是开展对比教育，建构对立的“他者”。通过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资本主义相比较，使干部群众认识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发展资本主义对国家及个人的危害性。一些富裕中农被划为富农，遭受批斗，并被逮捕与镇压，制造了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不管是出于相信或者是恐惧，总之是使群众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警惕性，坚定了走合作化道路的信心。许多群众认识到合作化才是大家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资本主义是死路一条，是“苦死千家，发财一户”的剥削制度。为了让群众眼见为实，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来进行现身说法。绿寨党支部请老社社员进村做报告，进行“活人活事”的现场教育，还组织部分群众走出去，参观老社并在现场和典型人物对话，听他们谈切身体会。参观回来的村民说：“这回放心了！”“这回我嘴也入（社）了，心也入了！”{43}此外，县委还将入社的好处排练成群众喜闻乐见的方言小品到各乡巡演，一时间村里被建社气氛包围了。　　这样，党利用思想斗争的武器，将征粮建社的特殊利益表述为全民族的共同利益，通过具体的权力行使技术（口号灌输、现身说法、参观等等），使人们自愿成为社会主义运动（建社）的一部分，将“党的事情”通过群众运动变为“农民自己的事情”，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交粮入社。建社的权力策略形塑出温顺有用的共产主义新人（村干部及村民），这种思想斗争策略类似于葛兰西“俘获民心”的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统识；制造“愿意”的文化宰制也类似于福柯的“真理游戏”（权力 / 知识运作）。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的全面胜利也为下一步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打下了良好基础。　　秋季建社刚结束，上级又号召办高级社。当时绿寨有初级社、互助组，也有单干户，要求所有农民都必须加入高级社。陈玉清认为动员村民加入高级社比加入初级社容易多了，因为到1956年以后只要上级一声号令，大家都“兴高采烈”，“欢天喜地”地将土地三犁三耙，完好无损地交给合作社，并将牛马等大牲畜都拉来折价入社。地主、富农也争先恐后要求入社，他们害怕被社会主义抛弃，担心中贫农都入了社，自己不入就换不上工，种不了地。那时候村里不断宣传说：“各家各户抵抗不了天灾人祸，你病我不病照样能种好地！”　　高级社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实行彻底的按劳分配原则。高级社的规模越来越大，绿寨十五寨子为一个社。正如薛尔顿（（Selden Mark）所说：　　不管是喜欢还是惊慌，整个农村不到一年之内，便从一个混合着不同程度的小型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的土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过渡到大型集体化；从往往有一户到几十户组织起来的生产，进到包括一整个村子，甚至一整乡，而且通常牵扯几百户。对大多数的村子和绝大多数农户来说，这是速成的集体化，是在缺乏一个植根于小区的合作制的有机发展下，用行政手段强加的。{44}　　（二）乌托邦幻灭的开始　　群众具有入社的意识和行动后，执政党如果要实现自身的领导权和认受性，就必须满足各阶级的具体利益诉求，也就是兑现承诺。然而，在兑现承诺方面却是不尽人意的。　　首先，在建社初期，党强调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坚持先进带动后进串联发动群众的原则。这些原则本身是有利于合作化运动的顺利发展，但这些原则并没有得到执行。由于阶级斗争策略在一次次运动中运用，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都知道与强大的新政权作对只有死路一条。贫农、骨干、村干部等在斗争中得到实惠的人成为运动的急先锋；中农、富农和地主，在运动中尝尽了被剥夺的痛苦，迫于大趋势他们不得不“积极”参与党的政治运动，生怕落后挨打。这就使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制性而失信于民。　　其次，建初级社时期，许多中农和富农的利益严重受损。初级社是半社会主义性质，体现在分配上还不是完全的按劳分配，而是土劳互利的分配原则，即社员的工分收入与土地、财产有密切关系。这样对入社财产的公平评定就与入社村民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体现出是否能够互利。土改时被打倒的“地霸”们不敢有所求；在粮食“三定”中，由于个别富农遭到逮捕镇压，一些富裕中农被划为富农，遭受批斗，强大的阶级斗争压力也使他们不敢坚持自己的诉求；评定财产和土劳报酬问题成为中、贫农间最敏感的问题。当时（1955年）的做法是根据田地远近、土质好坏、上坡下坡等自然条件进行土地评产入股，同时掌握各户的自报产量，从骨干到群众自上而下进行评议，再由下而上酝酿讨论决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农一般将土地的产量报高，并强调自己种田能力好，期望从土地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许多富裕中农报出的产量比实际高出一倍；贫农一般都想扩大社会主义因素，压低土地评产数量，增加劳动力分红。所以，在具体评产中虽然基本按照实际产量评议，但存在着贫农凭借优势地位，将产量故意压低三四成评产的情况，致使许多中农深受其害，迫于政治压力他们敢怒不敢言。董长根认为土地评产很不合理，许多中农、富农都吃了哑巴亏。在土地和劳动力分红比例问题上党要求坚持半社会主义的原则，使中贫农互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采取了土地“干三股”或土劳“四六开”两种办法执行政策。{45}这样做虽然保证了大部分农户上缴完公粮之后还够吃，但中农很吃亏，而且土地的股息后来都无法兑现，因为那时候的趋势是实现平均主义。在自留地处理上，党的原则是既要保证集体增产，又要兼顾个人利益。贫农骨干坚持要少留自留地，而中农坚持要多留。在具体操作中大量自留地被没收充公，留下的只占全部耕地面积的4% ～ 5%。在耕畜、大农具、肥料、种子等生产数据的处理上，中贫农之间也矛盾重重。刚开始合作社还租用农户的耕牛和大农具，但很快地就强行将全部生产数据折价入社，后来因为管理混乱，耕牛等牲畜死伤严重，大农具被毁坏，伤了中农的心。{46}陈玉清也承认当时作为初级社社长的他一些做法过了头： “那时候要建成共产主义，什么都要求多快好省，每天都必须开会发动群众入社，连石山上的二三户人家都加入了合作社，因为在那种气氛下谁落后就要挨打。”{47}　　第三，高级合作社成立后，并没有带来物质生活的改善，相反，国家加大了征粮的力度。1957年政府又在绿寨进行粮食征购试点工作。{48}1958年国家又实行“一平二调”，村里的粮食几乎被征调得颗粒无藏。绿寨开始发生饥荒，出现有人饿死的现象。　　由于承诺无法实现，人们开始怀疑共产主义理想，并开始抵制共产主义运动（种自留地等），致使干部的权威和认受性受到村民的挑战，党也就陷入了“论述循环的陷阱”。&　　总之，在征粮建社的文化权力运作过程中，依靠“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新旧中国”等意识形态论述及错综复杂的文化权力斗争，党形塑了新型的干部队伍。但由于“党建”、“征粮”、“建社”等国家政策，从一出台就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在征粮建社过程中，国家、干部、农民之间的巨大张力（党无法兑现承诺等）又无法得到合理的化解，因此，在国家政策权力运作中，国家实现征粮、建社等目标的同时，也给乡村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乌托邦幻灭导致“大饥荒”等）。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国家与社会接触面的村干部的权威和认受性既要受到村民的挑战，也要面对国家的强大压力。随着社会主义理想破灭，土改时期党所积累的权威和认受性受到挑战，国家与农民良好的关系开始发生逆转。&& &*本研究得到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麦萍施、阮曾媛琪和古学斌副教授的精心指导，还得到香港凯瑟克基金会（Keswick Foundation）、中山大学“211”和“985”经费的支持。
①［美］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杜蒲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页。②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1页。③化名，云南省某个少数民族村寨，其所处的丹凤县、洛河区也均是化名。本文涉及到的所有的人名、地名，包括档案标题中的地名都作了化名处理。笔者之所以选择少数民族村落绿寨作为田野研究的据点，是因为2001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与云南大学合作，在云南省推动了一个名为“探索一个中国农村社会工作发展的能力建设模式――以云南为例”的行动研究。从那时起至今，笔者一直参与此项目。④化名，陈玉清，出生于1935年，从1951 ～ 1988年曾担任青年民兵、初级社长、高级社长、大队书记等要职。董长根，70多岁，他是村里德高望重的毕摩（神职人员）之一。他讲述了大量的村寨历史并亲笔写了《绿寨情、景、史》一文。本文许多资料来源于对他的深度访谈或他亲笔撰写的故事。⑤参见赖诚斌、丁兴祥：《历史及社会文化脉络中个人主体性之建构：以沈从文的坚持为例》，载《应用心理研究》第16期，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⑥［美］理查德?谢弗：《社会学与生活》，刘鹤群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3页。⑦［英］约尔?詹姆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郝其睿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⑧毛韵泽：《葛兰西、政治家、囚徒和理论家》，北京：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⑨同注{8}，第142页。⑩［美］卡诺伊：《国家与政治理论》，杜丽燕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84页。{11}同注{8}，第169页。{12}［美］汤森?詹姆斯?R，沃马克?布兰特利：《中国政治》，顾速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13}［美］费正清：《中国的再统一》，载［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革命的中国的兴起》，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48页。{14}王乐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载《求实》2005年第2期。{15}同注{2}，第120 ～ 122页。{16}同注{1}。{17}周飞舟说：“在这段历史时期（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政府一直实行低农业税率，但是自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起，农民必须以统一的粮食价格（低于粮食市场价格）将粮食出售给国家，这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农民负担。据有的学者估计，1953年到1985年，国家利用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从农民手中得到的额外收入在亿元左右。9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粮食定购被实际上取消，但各种‘集资收费’增长迅速，远远高于农民所要交纳的农业税。到税费改革前夕，全国农民直接承担的税费负担总额约亿元左右，其中农业税收总额400亿元左右，其他全部是各种收费”。参见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和农民关系之影响》，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18} ［美］马德森：《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农村》，载［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年》，俞金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1页。{19}Ku Hok Bun， Moral Politics in a South Chinese Village-Responsibility ， Reciprocity， and Resistance， America：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p. 63.{20}丹凤县志办（编）：《丹凤县志》，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 ～ 17页。{21} 《洛河区沙寨乡党支部关于贯彻整顿粮食工作的总结报告》，载《县档案馆1955年全宗案卷》，全宗号58，目录号1，案卷号3。以下所有有关档案馆文献，档案号均简化为“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22}《县公安局关于保卫粮食秋征及统购统销工作的意见》，载《县档案馆1954年全宗案卷》，58-1-94。{23} 《县委1954年粮食秋征、统购、统销总结报告》，载《县档案馆1955年全宗案卷》，58-1-26。{24}同注{21}。{25}同注{21}。{26}同注{21}。{27}同注{2}，第187 ～ 188页。{28}［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田松年、杨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29}同注{2}。{30}参见［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出版。{31}同注{21}。{32}同注{21}。{33}［美］薛尔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翁仕杰译，载《台湾社会研究丛刊》1991年第1期。{34}同注{4}。{35}同注{21}。{36}同注{21}。{37}同注{1}。{38}同注{18}。{39}同注{2}，第67，134页。{40} “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编写组：《云南民族工作四十年》，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41}《县委关于今秋建社的方法步骤》，载《县档案馆1955年全宗案卷》，58-1-26。{42}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第48期。 {43}《县委关于今秋建社工作总结报告》，载《县档案馆1955年全宗案卷》，58-1-26。{44}同注{33}。{45} “干三股”是指无论有多少土地，一律按照三成分红；“四六开”是指分红比例土地占四成，劳动力占六成。{46}《洛河区委今秋建社工作总结报告》，载《县档案馆1955年全宗案卷》，1-1-226。{47}同注{4}。{48} 《洛河乡粮食征购试点工作总结报告》，载《县档案馆1957年全宗案卷》，58-1-4。其中有很多粮税负担的数字。年全乡三个社公粮负担339545斤，平均负担税率16.72%，在税率检查中最高25%，最低14%，当时认为这个负担并不重。但这两年全乡棉花种植面积扩大，1956年为119.97亩，1957年为312亩，增加了262.62%，但棉花的产量却减产80%，干部群众埋怨情绪较大，实行丰欠相抵，还有些意见没有全部解决，余粮也是连续三年超额完成任务。因此，从1955年粮食“三定”后国家公粮和余粮负担仍然很重，即使政策失误（种棉花）还超额完成国家征粮任务。槽区所在的三社1957年粮食统购任务分配比重是：“三定”产量为487847斤，1957年产量总数为535862斤，增产9.84%；“三定”定购为166182斤，1957年统购任务为150000斤，占定购90.25%，占总产量30.75%。
张和清：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王　艺：西南林学院人文社科系
责任编辑：黄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