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军事路线，错误的军事路线曾给党和军队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甚至是空前的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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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与党的正确军事路线的确立
2015年18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摘要]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军事路线，错误的军事路线曾给党和军队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甚至是空前的危机。遵义会议把军事问题放在第一位，结束了党内军事问题的大争论，最终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从而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 中国论文网 /1/view-7027776.htm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军事路线遵义会议 　　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为紧迫，遵义会议恰恰把军事问题放在第一位。如此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有利于维护党内的团结。会议集中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军事路线问题，结束了党内军事问题的大争论，从而成为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伟大历史性转折。 　　一、党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的背景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军事路线：陈独秀右倾错误、三次“左”倾军事路线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军事路线。为了深刻体会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有必要对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军事路线作一梳理： 　　陈独秀右倾错误。毛泽东在谈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经验教训时，几乎每次都会提到陈独秀主动放弃军队和军事领导权问题。他说：“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1]p156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1]p184。陈独秀不但否认党的领导权，而且还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帮助其获取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上。他认为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说共产党参加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之意义”[2]。他甚至主持通过所谓《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规定“工农武装全部服从国民党的管理和训练”[3]p96，从而彻底放弃了党对武装的领导权。陈独秀自动放弃革命领导权的做法，引起了蔡和森和毛泽东等人的反对。蔡和森写信给党中央军委，建议“应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继续展开斗争。毛泽东也号召各地农民协会团结广大农民加强武装，坚决回击一切反动势力的挑衅活动，以挽救革命。但陈独秀拒绝这些正确意见，毅然决然地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给国民党。这种做法，极大地助长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其先后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大规模封闭工会、农会，镇压工农运动，大量逮捕和屠杀手无寸铁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反动派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削弱。 　　第一次“左”倾――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愤怒，党内开始出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并逐渐取得了在党内的统治地位。但由于其对革命低潮下党应当组织必要的退却缺乏认识，反而认为全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的。因此，一味地要求工人罢工和组织城市暴动，并制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总暴动的总策略。在推行暴动的过程中，主张在城市实行“赤色恐怖”，强迫工人罢工，这样，工人群众逐渐畏惧斗争，讨厌共产党召集他们去开会；而在农村，没收一切土地，甚至提出“一切归公”和“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口号。其违背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意愿，严重脱离了群众，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和起义上。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策略的失误，盲目发动的起义和暴动很快就被镇压，致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正确军事路线。在领导发动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认真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果断地停止进攻长沙的行动，转而率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井冈山进发。此后，毛泽东等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从实践上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并制定了相应的方针政策，使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从1928年5月开始，毛泽东、朱德逐步探索出适应当时革命实际的游击战作战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经过三年的艰苦奋斗，到1930年夏，在全国11省100多个县境内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有的甚至是连片的、范围较大、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比如，赣西南革命根据地、闽西革命根据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翌年，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此外，广东东江、琼崖，江苏苏中，浙江南部，四川东部，陕西省等地的党组织也建立了红军和若干小块根据地或游击区。根据地内一般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组建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广大贫苦农民也分得了土地，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为了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广大民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红军，使红军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在上述成功实践的基础上，从1928年10月至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对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尽管以农村为基础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策略至关重要，但毛泽东的实践在当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干扰下，没有获得它应有的成功。到了1932年10月，他竟被剥夺由他和朱德等亲手创建的全国最大的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专做苏维埃政府的工作。1934年秋，中央苏区逐步沦陷，中央红军被迫转移。 　　第二次“左”倾――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再加上当时新军阀混战，实际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对革命形势做出严重脱离实际的估计，认为革命高潮已经来临，已具备了在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应执行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策略，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尤其应首先发动中心城市暴动，进而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重点是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甚至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使党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山东、河南、湖北、浙江、陕西、广东、福建等省的省委机关先后遭到破坏，南京、武汉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奉命进攻大城市的红军损失惨重。在红军奉命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
　　第三次“左”倾――王明的冒险主义。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以“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为旗号，逐步取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从而形成了气焰更盛、危害更大的第三次“左”倾。王明去莫斯科后，执行王明路线的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次推行“城市中心论”，强令装备极差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特别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把军事大权交给德国人李德。李德不懂也不去了解中国的国情和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完全拒绝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甚至把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当做所谓游击主义、逃跑主义，而加以拼命反对和攻击。在指挥时，他完全不顾战争的实际情况，硬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红军的经验，开始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企图在根据地之外消灭敌人；当敌人进攻时又被其优势兵力所吓倒，转而单纯防御，分兵把守，节节抵抗，同敌人打阵地战，使红军一直在敌人的主力和堡垒之间转来转去，尽管红军作战英勇但仍损失惨重。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使革命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丧失了除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1]p187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长征初期，继续推行消极防御的方针，把战略转移变成了搬家式的行动。由于军委纵队携带大量沉重物资行军十分缓慢，而各军团为了掩护军委纵队，被迫放慢步伐，从而“使所有的战斗部队都成了掩护队，但行动迟缓失去到达原定地区的先机”[4]p18。这就致使中央红军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随时都有全军覆灭的可能。直到党中央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才宣告这个错误路线的破产，重新承认过去路线的正确性”[1]p205。 　　二、党的正确军事路线的确立及其意义 　　“左”倾冒险主义导致革命的全面失利，使本来日趋复兴的革命陷入空前危机。广大党员和干部纷纷对革命的胜利和失败进行对比。正如伍修权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所描述的，当时“迫使人们苦苦思索面临的问题：为什么在临时中央和李德来到根据地以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不但能够以三四万的兵力，粉碎敌人一、二、三次‘围剿’，而且扩大了根据地，发展了红军。周恩来同志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继续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作战，也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以上，中央根据地更加扩大和巩固了。但是，在李德等人的指挥下，红军苦战一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打剩了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5]p110。惨痛的对比，使大家不满王明的“左”倾军事路线，他们强烈要求中央开会讨论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结束“左”倾错误的领导，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并一致认为只有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才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在上述情况下，党中央于1935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他极力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说“同志们对党中央领导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提出了不少意见。党中央认为，第五次反围攻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五十万白军围攻，红军不过十万人左右，而且敌人采取碉堡政策，团团围困也是很难打破的。再则，自从鄂豫苏的红军主力退出到川陕边区以后，中央红军的战斗是孤立的……”[6]p130，只字不提他“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反而一再强调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和根据地政府、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力度不够等客观因素。针对博古的报告，毛泽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批判。他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认为博古、李德放弃一贯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集中主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法，转而采取单纯的阵地防御，和有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无疑等于自取灭亡；当寡不敌众，战略撤退时又过于仓促，缺乏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致使人心惶惶，是造成红军损失惨重的根本原因。其次，他驳斥了博古为自己失败所作的辩护，指出：从来红军对白军作战至少都是以一对五，白军数目庞大，红军数目少，这是中央苏区的早有的事实。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红军3万人，白军30多万，还是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关键在于红军没有集中主力打运动战，而是分兵死守。 　　毛泽东鲜明的态度，顿时使会议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形成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认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为了扭转不利局势，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红军。周恩来也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由于遵义会议前，无数事实都证明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并已成为全党的共识，所以，他们的提议理所当然得到了全党的拥护。回忆当时情景，康克清在《难忘遵义》中说：“左倾错误的统治到头了，大家爱戴的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军委的领导岗位，这是用多么大的惨重代价才换来的呀！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7]p148 　　遵义会议终于重新恢复并最终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军事路线。会议充分肯定了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路线的正确性。会议最后一天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上最可靠的保障。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导下，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同敌人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使红军成功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最后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伍修权说：“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使长征中的红军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8]p23胡耀邦亦称“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指挥全军，胜利地实现了红军的战略转移”[8]p24。 　　毫无疑问，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正如毛泽东所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9]p530。它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是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http：//.cn/GB/// 　　6521123.html 　　[3]田克勤.中国共产党七十年（）[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4]遵义会议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G].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6]黄国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失败[C].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7]康克清.难忘遵义[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8]回忆王稼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马永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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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20岁的王道金成长为红三军团11团的警卫连长，主要负责遵义会议的站岗放哨、保护中央首长们的安全。“1月的遵义天寒地冻，我们的战士就在各个村庄附近的空地上，找点稻草或者苞谷秆一铺，就地睡了。会议召开几天里，我们负责保卫的人员无法休息，战士们从不脱衣服睡觉，一有情况立即拿起枪出发。”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关头转危为安，这些党史上已经讲得很多。他说：“我经常想，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就像原来的样子，坚持错误路线被动挨打，一次一次地犯错，一次一次地被敌人吃掉，又会多牺牲多少战友？革命还能取得成功吗？”在长征中，王道金跟随红军在贵州转战了几个月，他对这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上世纪50年代末转业时，他选择来到贵州，从此扎根遵义。当记者告别时，老人高兴地向记者敬了个军礼。他希望武汉晚报多宣传长征精神，激励更多的年轻人，把红军传统和长征精神传递下去，希望更多人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文图/特派记者汤华明【人物名片】王道金，1915年5月生，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崇贤乡东富村人。1930年8月参加红军，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排长、红一方面军供给部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20师718团指导员，警卫8团一营副政治教导员，警卫一团直属部队政治协理员。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3年离休。遵义会议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东北师范大学&田克勤
编者按：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日，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遵义师范学院在遵义联合举办“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座谈会”。会议主办方从近百篇征文中，遴选部分论文结集出版《遵义会议研究》，该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文为该书的入选论文。
80年前，日―17日中国共产党于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一次具有十分重要历史地位的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在党中央统治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造成极为严重损失的“左”倾错误，在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并在此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还留下了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精神品质、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集中反映的遵义会议精神，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和重要意义，是我们今天乃至今后仍然需要加以坚持和弘扬的。
一、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遵义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已经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即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及其失败，土地革命战争兴起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是在党中央和红军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中遭受严重损失、面临生死存亡关头召开的一次非常特殊的会议。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遵义会议当时主要是集中全力纠正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某些调整，还没有指出“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和其他方面的错误。但是，它的作用和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两个方面，遵义会议实际上开始了“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1)使党和红军胜利结束长征、把革命大本营放到陕北、实现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大转移，并因而使之成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首先，遵义会议在集中精力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错误的同时，肯定了毛泽东从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出发提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而为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2)由于“左”倾冒险主义“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3)“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4)会议还明确指出毛泽东的“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5)的路线的正确性。遵义会议以党中央政治局的名义肯定毛泽东军事思想、军事路线的正确性，这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也由于党当时正处于严酷的战争环境下，战争的指挥问题关系战争胜负的全局。因此，遵义会议对严重危害党和红军命运的“左”倾军事路线的纠正，以及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军事思想的肯定，就成为当时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它在实际上表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已经开始摆脱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确立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毛泽东思想精髓的实事求是原则，从而开始把党的路线逐步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有力地推动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其次，遵义会议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重要领导地位，并由此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核心。遵义会议改变了以往由“左”倾错误领导者垄断军事指挥权的状况，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6)不久，又根据当时红军处于强敌围困之中，情况瞬息万变，亟须成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军事指挥机构实施正确的军事指挥，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机构。它的成立，表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参加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定，是党在遭受严重挫折之后，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反复比较终于认识到的，是全党，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思想觉悟提高的结果。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定，有利于毛泽东立足全党、综观全局，更系统、全面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更好地掌握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更有效地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掌握和在实践中的发展。遵义会议前，由于毛泽东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没有确定，特别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斥和打击，毛泽东在党中央几乎被完全剥夺了发言权，这种状况，就使得毛泽东所代表的新鲜活泼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受到极大的压抑，使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遇到严重的阻碍。遵义会议后，由于批判了教条主义，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解放，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方向和毛泽东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受。更多的人开始注意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对于党在思想理论上的进步意义重大。
再次，遵义会议事实上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干预，是中国共产党白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正确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会议。从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前，中共中央召开的多数会议都要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召开并往往是在共产国际代表出席指导下来解决问题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对于如何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方针和作风。一种是不顾客观的实际情况，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生搬硬套，甚至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教条化、偶像化，制造种种迷信来愚弄干部和党员，这就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方针和作风；另一种是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灵活地恰当地运用共产国际的指示，创造性地制定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指导中国革命，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和作风。毛泽东所代表的这种独立自主的创造精神，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方针和作风进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遵义会议前，由于广大党员、干部从实践中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由于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犯了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而成为遵义会议批评的主要对象。这样，就给了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其产国际及其代表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条件。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采取了正确的就执行、错误的则抵制的态度，实际上停止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这样，就使党开始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摆脱了幼年时期的盲目性。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它开启了党的历史上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伟大的历史性转变。这次历史性伟大转变的任务更加艰巨、斗争更加复杂，涉及的问题也更多、更加难于处理，对党的要求也就更高了。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特别是思想路线转移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7)并为抗日战争以致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历史前提和基础，使之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点。
二、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突破的新起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时期，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时期，或称“第一次结合”时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这一时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经历了早期探索、实现突破、成功推进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而遵义会议则因其特殊的历史地位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突破的新起点。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党的一大特别是党的二大以后，党就已经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比较正确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并初步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时还不能够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存在着照抄照搬外国革命（主要是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问题。对于共产国际的主张和意见缺乏正确的分析，特别是对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的错误指导缺乏有效的抵制。
1927年国民革命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在反革命的白色恐怖面前，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的旗帜，继续进行战斗。党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并随后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斗争虽然大都遭到了失败，但却表现了共产党人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面对新的失败，共产党人开始了新的思索：怎样进行武装斗争？怎样进行土地革命？怎样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怎样走出一条继续革命、争取胜利的正确道路。1927年之后的几年间，毛泽东率先在实践上通过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并在理论上初步论证了中国革命走这条道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和这条新道路相关的一系列革命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论证。
第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初步理论表述。1928年10月，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中，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区域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1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系统阐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30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较为深入地阐述了以农村为革命的重心，先占乡村、后取城市的思想，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不同，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是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把落后的农村变成先进的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第二，土地革命的理论和政策。1928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中国农民占有土地的神圣权利。这个《土地法》的缺点是：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规定土地所有权属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归农民个人所有。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是对井冈山《土地法》的一项原则性的改正。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闽西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在土地革命中，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区别对待大小地主与富农，不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保护大小商店。土地分配的方法，应以乡为单位，以原耕地为基础，“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对在乡的地主“将酌量分与田地”。1930年6月，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在福建长汀县的南阳召开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规定在分配土地时，应在“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的原则。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党逐步形成了土地革命的路线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提供了中国土地革命理论的基本框架。
第三，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和红军作战的原则。1929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的精神，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一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坚持了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肯定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制度和措施；提出了对官兵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的任务。《决议》总结了军队建设的经验，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和来源，解决了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适应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的需要，毛泽东和朱德就提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红军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这些原则在后来的反“围剿”战争中得到了运用和发展。到1931年秋天，形成了红军的作战原则。主要内容是：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诱敌深入，慎重初战，着眼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优势兵力，打速决战、歼灭战。这些作战原则和人民军队建设的理论构成了党的军事路线的基本内容。
第四，党的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对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批判了本本主义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8)。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9)他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绝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又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0)这就不仅基本上形成了一条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而且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然而，由于当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还没有确定，他的上述思想还没有为全党所充分认识，特别是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指责和反对，这就使毛泽东这些正确思想的指导作用受到限制，使他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发展遭受严重的阻碍。早在六大后不久，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就遭到过“左”倾错误领导的指责和反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上台后更以不折不扣地全面执行“国际路线”相号召，打着“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旗号，反对毛泽东所代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反对毛泽东制定和实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们把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诬蔑为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固执地推行“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夺取政权模式；他们指责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土地路线和政策是所谓“富农路线”，是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1)；他们指责毛泽东不去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说红军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12)“说他提倡诱敌深入，找弱敌打等正确主张是所谓‘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危险’”。(13)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为了全面贯彻“左”倾政策，反对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先后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了邓小平等执行正确路线的党和红军干部，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不久，共产国际派李德为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李德和犯有“左”倾错误的中央主要负责人结合起来，完全控制了党中央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他们顽固推行军事教条主义，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建军原则和作战原则，结果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在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并使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面临着十分危险的局面。
毛泽东思想是在坚持实事求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毛泽东即使在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排斥的情况下，仍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提出符合实际的主张、建议。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等同志就对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过意见。正如陈云所指出：“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14)长征开始后，随着我军的失利，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过了湘江后，毛主席提出讨论失败问题，从老三界一直争论到黎平”。(15)当时争论的中必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面对敌人重兵，“左”倾领导者“不知按照已经变化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16)只知死拼硬打，把希望寄托在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上。毛泽东则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建议，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党中央先后召开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已经逐渐得到多数同志的拥护。遵义会议的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一大胜利，是其取得突破的重要标志。
正是在以遵义会议为伟大转折所提供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集中力量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系统地总结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又把这种总结同抗日战争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在集中全党智慧的基础上，写出了一批重要理论著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及一系列正确反映中国革命客观规律的理论原则，从各个方面为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使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伟大历史转折成为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起点。
三、遵义会议是中华民族精神重塑的新起点
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在反对外来侵略和寻求救国之路不断失败的交相打击下，民族精神不断遭受重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寻求民族复兴之路、凝聚民族复兴力量，不断致力于重塑民族精神。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包括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在内，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重大问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不屈不挠、生生不息、顽强奋斗的精神。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17)
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重塑中华民族精神，离不开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特别是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创新成果。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紧密伴随、相互渗透。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方法论的指导；而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则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供了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二者既相互促进，又密切联系，共同推动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新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就为形成以红军长征精神为显著标志的现代中国精神奠定了重要基础。在当时的中国，红军的精神状态、共产党的精神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早在红军初创时期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通过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红军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所展示的坚定信仰、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风貌，实际上成为重塑现代中国精神的起点和基点。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就指出：“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18)毛泽东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充分肯定了红军长征对于中华民族精神重塑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因为，遵义会议前后红军行军方向调整的重大意义，不仅表现在它使红军在生死存亡关头变被动为主动，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连取得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使中央红军得以保存有生力量，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实现了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会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后来党中央确立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推动全民族抗战、重塑民族精神奠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遵义会议留下的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精神品质、基本立场观点方法集中反映的遵义会议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有学者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所展现出来的全新的精神面貌，是中国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19)红军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它一扫近代以来中国人落后的精神状态，使中国人民从这一壮举中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也使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精神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之认识到：“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仅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20)。回顾遵义会议前后长征的历史，有许多值得人们深思的东西，其中，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与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统一，是一个极其宝贵的经验。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于革命政党之重要，犹如红军长征夜行之北斗，而正确政治方向的确立又离不开党的思想和政治路线。遵义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在军事上由被动变主动的历史转折，会谈本身虽然没有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但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即确立了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不久又确定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华北事变后民族危亡关头北上抗日方针的确立，意义重大、不可低估。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之间南下与北上两个方针的斗争，以及其对红军后来发展的不同影响，充分证明了党中央所确立的北上抗日方针对于党和中国革命事业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艰苦奋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武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之所以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因为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十分巨大的。要战胜困难，完成革命任务，特别是要取得像长征这样伟大壮举的胜利，没有英勇作战、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又是统一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反之，没有艰苦奋斗的_工作作风，也就不能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的积贫积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发展繁荣，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顽强拼搏，靠的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所重塑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灵魂的中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大力弘扬这种宝贵的中国精神。
综上所述，80年前党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摆脱严重危机、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新起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遭受挫折到取得重大突破的新起点，是中华民族从群体意识觉醒到精神重塑的新起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纪念遵义会议，最重要的就是继承和发扬遵义会议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军队在自身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还是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方面出了问题，要从政治工作的角度进行反思，认真总结教训”。因此，必须继承和弘扬党和军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群众路线的根本作风，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干部和群众，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神等一整套优良传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的精神动力，这也是我们重新认识遵义会议历史地位、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当代价值的集中体现。
(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
(2)《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193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3)同上书，第51页。
(6)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121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970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页。
(9)同上书，第111-11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人民JL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12)同上。
(13)《聂荣臻回忆录》，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五辑，第47页。
(14)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一九三五年），《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0页。
(15)周恩来1943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16)《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1935年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17)《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JJ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f¨版社1991年版，第149-150页。
(19)参见《制度?战略?信仰?国运――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新华每日电讯》日。
(2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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