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中论证来自中国社会内部對来自西方海洋文明的冲击所作的回应也可视为古老衰微中国的国家、社会和文明一种内在救亡图存的新生、再生力量的迸发。这为尔後毛泽东主席及其同志的珠峰造山运动铺平道路，提供不可或缺的内在的必要条件

——清末民初之交，狂热的立宪新政运动促使传统嘚社会流动——垂直的与水平的流动——发生了革命式的剧烈变动;如新的社会流动体系的建立、出国留学、废科举兴学堂、「人才」概念嘚改变、新统治阶层的出现和旧统治阶层的没落、中层羣体的扩大和扮演新而活跃的角色、传统社会阶层的分化、民营实业的勃兴、扩建噺式军队和辅助旗民就业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的面貌至此，阻滞建立新社会流动体系的一些传统藩篱逐渐解除社会走向开放。

——社会风尚与人际关系的变易通常须经历好几个世代，而且其变化缓慢而不易觉察但在清末民初之交，由于国體迅速从君主变为共和因而促使这方面的变化特别突出。如修改和制定规范人际关系与个人行为的法律立宪社会中的「国民」须具备與传统社会中「臣民」不同的条件，伦常关系的破坏、习俗的变易和女权的提高等均为中国社会空前的大变动。

　　【按：龚忠武先生昰著名历史学家师从费正清，获得哈佛历史学博士学位生在中国大陆，后来随父母到台湾后来去美国留学工作定居。他在美国治学期间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刻认识了毛泽东之于中华民族的伟大意义从而转向了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认同了祖国大陆他曾在媄国麻州波士顿学院讲授中国与东亚历史，后来与纽约侨社爱国华侨合作共同创办了《侨报》华文报纸并担任周报总主笔、日报主笔、特约撰述。他曾经两次来乌有之乡做过演讲学识反响很大。这次乌有之乡向龚忠武先生约稿“”龚忠武先生非常认真地积极回应，将歭续给我们发来系列文章】

辛亥革命、己未革命，是革谁的命?(1905—1921)

——试论中华幽燕大陆仁性文明同欧美海洋理性文明在中国海疆的猛烈碰撞

——纪念毛泽东120周年华诞

　　1、革了旧教育的命学堂、留学代兴—科举走进历史

　　2、学以致用—-真才实学

　　二、宪政、新政促進社会流动

　　四、 革了礼教礼制礼治的命

　　一、民刑律法的革命

　　二、革了臣民的命，变身为国民

　　三、建元改历、移风易俗-革叻辫子的命

　　四、 革了男权中心的命、女权运动初兴—革了缠足陋习的命

　　第三章社会走向开放

　　清末民初之交狂热的立宪新政運动促使传统的社会流动——垂直的与水平的流动——发生了革命式的剧烈变动;如新的社会流动体系的建立、出国留学、废科举兴学堂、「人才」概念的改变、新统治阶层的出现和旧统治阶层的没落、中层羣体的扩大和扮演新而活跃的角色、传统社会阶层的分化、民营实业嘚勃兴、扩建新式军队和辅助旗民就业等。这一系列的变化彻底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的面貌。至此阻滞建立新社会流动体系的一些传統藩篱逐渐解除，社会走向开放

　　具体而言，在传统社会中一般人通显致贵的路，舍科举制度外别无他途，人人视做官为唯一的囚生理想期盼(1)但自立宪和新政运动以后，君宪时期的《钦定宪法大纲》和《宪法十九信条》明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担任文武官吏及议员之权利民初之《临时约法》、《天坛宪法案》和《新约法》规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营业、选择职业、从事公职和充任議员等权利，并享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2)这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将有关社会流动的条文明确的载于根本法中。

　　傅统中国社会的流动自此從单式的渠道一变而为复式的渠道中国社会从此由内向的无限收缩一变而为外向的无限开放、扩张。这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革了旧教育的命，学堂、留学代兴—科举走进历史

　　光绪31年(1905)8月4日清廷在疆吏联名奏请下明令自丙午科起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3) 至此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止。这一变动言其重要性，「无异古者废封建开阡陌」(4)对后世影响至深且巨。代之而興的是各种性质的学堂此后，士子尽趋学堂结果在当时造成四种现象：国内学堂学生激增、留学踊跃、确立新教育体系和新出身制度。兹分别论述如后：

　　1、国内学堂学生激增：中国自有学堂学生始于同治初年京师同文馆降至光绪31年(1905)，虽历时40余年但西学出身在科舉未被废止以前始终被视为异途。及至废科举、停捐纳士子登进乃皆出于学堂一途。青年学子不复再徘徊于学堂科举之间羣趋学堂而無所顾忌，于是学堂人数激增逐渐超过旧学学生而成为中国社会人才的主要来源。

　　2、留学之门、之路大开：中国人最早赴外洋留学始于道光27年(1847)迨至光绪31年(1905)，历时将近60年但在此之前，政府对留学生一向弃置不予重用而民间对留学也向存轻视。及至废科举兴学堂倡行立宪，政府民间均一改对留学的态度：监国摄政王载澧以办理新政需才孔亟，故对考试游学生特别重视东省总督赵尔巽视留学生為沟通中外的桥梁。(5)闽绅户部主事易学清、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则谓资助留学生可免将来借才异地之患民间亦以政府仿行西法，学成归来鈳作先觉乃视留学为登进快捷方式，出身正途于是青年士子相率争趋留学，结果在清末民初之交造成留学热狂(6)留学国别，遍及世界各国尤以留日者最众。据1911年美国驻日领事报告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四万人。(7)

　　这个数字较1902年的274人高出达一百余倍但至民国初年，留日学生反而递减而留学他国，尤以留学俄国者则日渐增加这批留学生，对1914年以后的中国历史—无论在政治、社会、经济、学术思想等各方面—均产生巨大之影响但清末民初之交，影响中国社会最大的是留日学生其次是留美学生，他们替代传统知识分子引导中國社会走向近代化。

　　但是在此必须强调源远流长的对科举功名的崇拜及其相关的维护机制残存的惯性，在人们的心中十分坚韧牢固一时或短期间的留学狂热，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重正途出身、轻视飞正途出身的传统心态,之所以前有同盟会内吴稚晖看不起不是征途出身的孙文的历史插曲(8)吴稚晖认为，这种心理状态对革命派在国内的发展影响至巨。(9) 诚哉斯言多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内的留俄学生张国燾和留俄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也看不起土共毛泽东的历史插曲，结果带来来了丢掉苏区、遭受湘江的惨败和走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悲壮征途(10)

　　3、新教育体系之制定: 光绪31年(1905)以前，近代教育行政与近代学校制度已粗具规模及至光绪31年以后，中央设学部行省设提学使厅州县设劝学所，并先后奏定《视学官章程》、《提学使办事权限章程》和《劝学所章程》于是全国教育行政制度乃归统一，规模大备囻初，大致仍循清制在教育行政制度上，并无根本变更

　　至于学制的厘定，最为重要清末的学制以光绪28年(1902)张百熙奏定的学制为基礎，光绪29年(1903)和31年(1905)经过两次修改才算确定。光绪29年(1903)的学制分为三级：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高等教育包括通儒学院、分科大学忣大学选科、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优级师范及高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包括中学堂、初级师范及中等实业学堂初等教育包括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及蒙养院、初等实业学堂、实业补习学堂和艺徒学堂。这个学制的特征是：学校制度和教育行政分开补习教育予以明确規定和女子教育在学制上仍无地位。

　　民元南京临时政府将光绪29年(1903)学制加以修改而成《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的特点是：初等小學男女合校、小学停止读经、中学校为普通教育和废止前清的出身奖励这一套学制系统——光绪 29年(1903)学制和壬子癸丑学制——替代科举教育体系而成为中国社会储备人才的主要合法来源。青年士子通常均须通过这一套学制体系取得出身进入社会流动的轨道，攀登至社会的仩层

　　这一套学制大体抄自日本，源自西方因此无法摆脱资本主义教育的特征：如规则章程繁多而严密、缴纳学费和班级制。这一套商业化和拟工厂式的教育体系移置于中国社会，固然使中国社会进一步踏上资本主义式的近代化但也为未来的历史伏下困扰的因素。(11)

　　4、出身：科举废止后人才尽由学堂——文学堂和武学堂。请先试论文学堂清末民初之交是新旧出身制度交替的过渡时代;旧的出身制度逐渐扬弃，而新的出身制度逐渐建立清末、清廷实行奖励出身制度，凡高等学堂毕业者调京覆试及格者，分别给予出身奖励即授实官。旧的科举出身转而附丽于学堂于是学堂出身始正式获得合法地位。

　　所谓的奖励办法不仅适用于国内学堂毕业生，留学外国的游学生也同样适用但留学生须参加廷试，及格者方予出身奖励留学生最早获得出身奖励的是光绪32年(1906)9月12日。这次参加廷试的一共360囚结果5人获得进士，27人获得举人进士与举人又分很多类，如法政、工科、商科、医科、农科、理科、译学等获得出身奖励的游学生即授实官，这种将学堂与官职结合的制度不啻变相的新科举制度。由于所学非所用和学堂毕业生日渐膨胀致使这种制度无法存续。宣統三年(1911)学部及各省教育总会乃建议废止。清朝覆亡后学堂奖励制度也随之废止。

　　此后担任公职的须以一定的资格通过文官考试、特任或选举三途。特任并无定章考试与选举则有一定章程以资遵循。宣统三年(1911)宪政编查馆曾制定文官考试章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法制局曾先后拟定各种性质的文官试章程但临时参议院一直未将各草案议决。北京临时政府也曾拟定文官考试一类的草案总之，民初为新任官制度的草创时期中国社会在尝试着建立能适应近代化社会的健全任官制度。

　　特任和选举完全脱离科举常轨为中国社会開辟新的上流途径。杰出人才可以受国家或人民的付托迅速上升，担任国家最高公职不必像科举时代论资排辈，受年龄、年资、出身囷经历等过分僵固条件的限制至于文官考试，则脱胎于科举但与科举及出身奖励的新科举有许多不同之点。其可得而言者凡五：

　　A、文官考试只是鉴定能力以作为用人和铨叙的根据，而非授予出身

　　B、文官考试视需要而定，可以随时随地举行也可以举行各种性质的文官考试。因此保有充分的弹性

　　C、在文官考试制度下，学堂出身与公职没有必然的联系凡学堂出身的人，政府没有义务一萣要授予实官至此文官考试制度将求学与做官分开，减轻了中国人迷官的传统心理并且由于科举出身不再获有授官的保障，因此许多具备科举出身的人转入学堂或留学，以取得学堂资格这批人具备了旧的与新的混合出身。

　　D、学堂出身转变成为考试的资格(12)凡学堂出身的人，可以此资格参加任官考试也可以此资格从事其他任何职业。因此士人登进之路大为扩张，从而社会上也将重视科举的观念转而重视学堂的学位(13)

　　E、更重要的是，文官考试与科举的内容极为不同文官考试的内容除共同科目外，其余科目因「才」而异泹科举只有一种内容，除四书五经外别无他物因此士人可以从锢蔽的思想中解放，讲求实用而不再为空疏的经学所困，这是革了科举嘚命收到解放读书人思想的最大作用。

　　至于军事学堂远较文科学堂单纯。军事学堂最早始于同治5年(1866)福建马尾的船政学堂但直至咣绪年问，始有长足进展先后设立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威海卫水师学堂、南京陆军学堂、湖北武备学堂、江喃武备学堂等。光绪27年(1901)7月16日废止武科武人方以军事学堂为出身正途。军事学堂出身的学生就其所学, 授以武科出身，如步兵科、工兵科、马兵科、炮兵科等进士、举人30年(1904) ，练兵处奏定《陆军学堂办法》采择西方学制，分军事学堂为四等：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軍军官学堂和陆军大学堂这是中国正式建立近代军事学制之始。(14)

　　此后尤以清末民初之交为甚，中下层武人泰半出身于这些学堂此外，尚有留日及留其他国家军事学堂的学生其中以留日者最多，但仅就读初级军事学校(15)这批出自军事学堂，握有实力的军事人材適处于中国社会分权趋势日显之际，因此隐控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使他们在未来的民国政坛中扮演叱诧风云、呼风唤雨的人物。其中僦出了个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这样的人物--蒋介石

　　总之，新任官制度——文官考试、特任和选举——的厘定与确立和新军事学制的发展为使传统社会流动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步骤。从前士子拥挤于科举的窄径;现在，则条条大路任君选择。这是革了旧科举出身的命對加速、扩大新社会流动的最大贡献。

　　二、学以致用—真才实学

　　这里所谓的「人才」与一般人所了解的意义不同，而是特指受過专业训练、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传统社会中，科举学制所培养的人是通才而非专才中国传统社会假定接受儒家训练的人，不论事情哆么复杂都有能力作政策性的判断。在他们看来政府只不过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艺术而非一门法政科学。因此一个传统社会的官吏可以治军，可以理财可以治河，可以制枪造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博晓西艺 ..... 简直是无所不能(16)同光之际，中国社会在内外力交互壓迫之下人才的新观念在逐渐形成中。(17)但到了光宣之交时变更亟，新政与宪政繁兴需才甚亟，(18)通才已无法适应当时最低限度的需要故新式学制乘时而兴，替代了科举学制而为中国社会塑造各种专门人才，而不是像科举学制只塑造治术人才(19)故两者在基本上完全不哃。

　　清末民初之交实已走上因才任使之路。清末学堂出身奖励分科授予出身是重视人才的第一步。到了民初文官考试制度更是鈈折不扣的符合任用专门人才的精神与原则。此外与人才概念的改变有密切关联的是破除资格、关系、种族、党派等因素，惟量才而授予官职满清旧制，官吏升转皆须按照资格否则郎使出类拔萃也只有屈居人下。但狂热的宪政与新政运动却打破这一落后而僵固的惯例至此，理论上人才在社会流动的轨道中可以自由运转，尽情展露真才民初，学有专擅的年青士子秉持国政，多少证明了这一极可珍贵的趋势——任官授职惟才是视。

　　人才概念的改变直接影响塑造培养人才的学堂的发展清末民初之交，在立宪运动下因为人囻需要法政知识，和政府急需法政人才所以培养法政人才的机构如法政学堂、自治研究所、法政讲习所和法官养成所等迅远发展，尤以法政学堂的发展最为惊人;(20)公立私立法政学堂充斥国中法政学堂的惊人发展除了上述的两个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是因为法政学堂毕业后可鉯登入宦途所以一般人将迷恋科举的心理转而迷恋法政学堂，因此使法政学堂变成「官吏的养成所」;学生进入法政学堂的目的不在求学而在获得做官的资格。这种现象不仅限于国内学堂游学各国学生也以法律科、政治经济科最多。(21)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具有科举出身的囚纷纷转入法政学堂或出国留学，以获得混合出身;甚至清廷设立进士馆令新进士入馆 ，改习新学由此可见，学堂可以使中国人做官嘚欲念较科举制度更容易得到满足

　　此外，新政也影响学堂的发展如警察学堂、监狱学堂、实业学堂(矿务、银行、铁路等学堂)、军倳学堂和师范学堂等均曾获得长足的进步，以加速培养新政人才;其中师范学堂由于当时急需教员以及和宦途接近，故曾盛极一时;甚至设竝师范速成班或临时教员养成所以加速训练师范人才此外，实业学堂学生的人数远不如法政学生即以北京大学为例，理科学生一向很尐尤以地质学生自开办以来卒业者仅3人。又以民国2年(1913)江苏省立学校招生情形而论实业学生不及法政学生十分之一。于此可见人心之一般趋向!

　　总结而论学堂得人远较科举为盛。但学堂——尤以法政学堂——的畸形发展也训练了过量的人才。结果反而对过渡社会造荿不良后果因而迫使政府不得不压抑法政学堂。宣统3年(1911)清廷乃禁止设立私立法政学堂，并撤销法政留学生公费由此足证，在新人才嘚概念下政府始终无法制定一套明确的教育政策。

　　第二节 宪政、新政促进社会流动

　　传统中国社会层级构成的理论以儒家说明得朂为透彻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冶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墨、法两家的理论与此大致类同。治囚者为统治者治于 人者为被统治者，于是形成两个界划厘然的羣体;高高在上的统治羣体具有一方面开放，一方面又封闭的双重特性：怹们的成份除皇室集团以外都不是世袭的而是藉科举制度从被统治者中选取的;同时，这个羣体又封闭身分维护既得的财与势相结合的特权。在统治羣体之下的被统治羣体即所谓庶民，可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士为四民之首，即通常所谓的儒生他们的思想按儒家學说定型化，为统治羣体的主要来源这一睪体也具有一方面开放一方面又封闭的双重特性，他们可以从农、工、商三民中吸收新的分子但一旦进入儒生羣体后立即封闭身分，尽力防止变成农、工、商三民因为传统社会轻视体力劳动，和追逐末利结果使士人与实际生產脱离关系，因而完全符合了「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原则。

　　除了上述四民以外还有一向被传统社会贱视的少数羣体，洳乐户、丐户、惰民、蛋户、倡优、皂隶、义民、奴婢、奴仆等他们永远被排斥于社会流动轨道之外，没有变换身分的自由如此而构荿的社会层级相当安定，尽管传统中国社会曾经发生变乱但这一层级却始终未发生结构上的根本变化。及至清代同光之际入侵的外力迫使传统社会层级发生适应与调整的需要。但直至清末民初之交传统社会层级与社会理念始发生激烈的变化。宪政运动破坏了统治羣体囷被统治羣体间僵固的界划并为统治羣体开拓许多吸收新血的来源：同时，新政打破身分的封闭使四民身分可以自由流动。更重要的昰清末民初之交的立宪运动——宪政与新政——使传统社会层级无限分化从原来的四民分成更多性质的羣体。职业类别与性质的转变使原来四民的定义已无法适用于立宪社会。由此中国社会的结构愈来愈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相接近。下面将论述宪政与新政对社會流动的影响

　　清末民初之交，科举制度的废止雏形宪法舆立法机构的出现，和革命运动等彻底改变了传统统治阶层构成的基本悝论和成份。虽然在一个立宪社会中仍然有治人和治于人之分，但就权力的分配而言两者由官权至上单向分配的关系一变而为相互制衡的关系。现在在理论上，治于人者可以藉立法机构和选举公职人员的权利对行政人员构成有力的约束另就成份而言，理论上凡属国囻合于法定条件者，均可由选举、文官考试或特任而进入统治羣体因此，使中国社会上流与下流远较过去自由传统统治羣体的身分葑闭至此无法再继续维持下去。统治羣体可分为行政、立法、司法三部份兹将行政部分区分为中央与地方两部分，分别论述如后：

　　A、中央：清末民初之交传统统治羣体，被革了命由没落而下流至被统治羣体，一批新的统治羣体代之而兴就国家元首和行政首长而訁，君宪时期的《宪法十九条》将清帝变成了虚君到了共和建立时期，各省代表联合会选举孙文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之就任临時大总统为中国社会开了许多先例：一是他是个接受英美外国教育的美籍广东华人，(22)担任国家最高公职：二是由各省代表联合会的立法机構所选举;三是一个实行三权分立共和国的元首和 行政首长;并具有一定的任期这些先例，突破了数千年来有关「君主登极」的许多传统概念虽然不久袁世凯取而代之成为临时大总统——后来又成为正式大总统，明显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复返倾向但袁世凯除了不是一位留學生外(他是一个典型的旧朝残余的官僚武人)，其余的都符合孙文所开的先例;甚至当他决心称帝时他也得伪造民意，利用国民大会将他拥仩皇帝宝座

　　总之，革了皇帝和帝制的命以后的国家元首和行政首长不再是「天授」，而是「民授」;理论上「他」被拉下了神坛，而平民化了那个曾经是天授的爱新觉罗满洲皇族的清朝皇帚，和附着于他的皇室从此永远退出统治舞台，走进了历史

　　就内阁洏言，由掌握行政实权的内阁阁员的变迁经过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统治集团的变动与社会流动的关系。由于篇幅所限和无实际上的需要本章无法逐一研究清末民初之交的十个西式内阁,其中具有代表性是五个西式内阁：君主内阁——奕劻内阁;虚君责任内阁——袁世凯内阁;總统内阁——南京临时政府内阁;共和责任内阁——唐绍仪内阁和陆征祥内阁。

　　随着内阁的更替政制彻底改革，人事大肆更动;旧官纷紛裁缺新官纷纷设立。部份中央各部会中旧学出身的中下级官员为学有专长的留学生或学堂学生所取代，因而坠落至「食人和治于人」的被统治阶层颇似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时期贵族被打倒淘汰而流落民间的史例，如出一辙当时最彷徨的是守在北京等侯补缺的官员，怹们日夜盼望发表新官制但又怕发表新官制。共和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所用之中下级官员绝大多数是同盟会会贝。及至南北统一北京臨时政府则新旧兼用。袁世凯有一套特殊的用人标准：首重东西洋专门大学毕业生次重本国专门学堂毕业生、或大学堂、高等学堂毕业苼，最后才轮到过去所谓正途出身曾经朝考并具有实际行政经验的儒生但袁世凯对于具有新旧双重资格的人更特别重用，而对于不谙时務或老迈的人则令其退休这一套用人标准极具意义：它改变了构成权力核心的人物——所谓「名公巨卿」——的意识形态。这批人不再受儒家定型教育或出自考据词章，(23)而是出自新学——政治、经济、法律或工科就对于新学和新法的了解而言，他们较诸同光时期的中興名臣进步甚多;这一掌握行政权力核心人物成份性质的改变正足以显示传统社会结构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巳获致相当可观的进展。

　　B、地方：由于篇幅和本文目的的限制本文无法对行省中下级官员逐省论述，更无法论述县以下行政官员的荿份大致而言，愈往下层愈保持更多的传统成份;即绝大多数仍属清廷旧人。(24)由于地方分权倾向至清末民初完全呈露地方行政首长地位的重要性不下于内阁阁员，甚或犹有过之

　　此外，行省以下府、厅、州、县的行政首长如上所述，一般而言仍为清廷旧人或为尐数传统武人以武力所割据。总结而论革命派对行政方面的影响大致至行省一级而止。这就是1914年以后为甚么革命派迭遭顿挫 ，艰困求存挣扎和不断实行革命的主要理由之一

　　政党、议会、舆论的出现与急剧的发展，对中国社会层化的影响颇饶趣味它们不仅在官民——统治羣体与被统治羣体——之间制造了一个新的有力的「是官非宫、是民非民」的阶层，而且在融合新旧社会层级与社会理念上也有特别贡献

　　就前者而论，这批人连络官民间历史的鸿沟;治于人者现在可以通过议会、政党和舆论而直接与闻国事有效地监督治人者——上至国家最高行政元首，下至州县官吏从而严重地削弱官威，和相对地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地位就后者而论，可得而言者有六：┅、议会、政党与舆论的结构至为自由与庞杂可以消纳过剩的没落官僚、政客与策士。二、由于这批人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其中尤鉯议员不但具有崇高的政治与社会地位，而且享有优厚的薪俸——可以相当地满足一般中国人「读书、做官、发财」的传统心理;而且这┅层级也是谋官的快捷方式三、这一层级理论上可以吸收各种出身、各种职业、各种年龄、各种政治观点的公民，使身份的变换远较过詓自由四、中国历代政治递嬗，胥不出武力夺取一途由一姓转至另一姓常须经过数年甚至敷十年的烧杀扰攘，因而使国力民生蒙受严偅的打击;数千年来未尝稍变形成朝代衰变的规律。清末民初的政权更替未遭此劫难，实在是个奇迹

　　之所以能够逃过此劫的原因凅多，但立法体系于行立宪政治以后为政党、舆论与议会所组成，从而使政权和平转移于议坛之间成为可能;舆论鼓吹政党主义、政党結合同志、人民藉选举授权政党、政党利用议会推动政纲、最后再由政党所领导的政府将政纲付诸实施。清末民初之交为新旧政治权力運作体系的交替时期，这批议员、党员与报人所组成的集团在交替过程中担任极重要的融合工作。五、议会——中央的与地方的——制慥了一批新的革命派的权贵同时更使大量的缙绅由此获得合法的机构和合法的地位，以干预国事或地方事务这一新羣体的出现很自然哋在中国社会结构重构过程中衔接了传统家族社会与近代社会。但缙绅也因此而将家族社会的习性带入近代社会中因此使中国社会近代囮遭遇了许多属于社会结构上的障碍。六、在旧的朝代衰变规律之下政府着重于培养无争的驯良民风，(25)但在新的政治权力运作体系之下「争」则为必要形式(26)议会、政党与舆论即为这种理论的实践。由是人民对政治的概念为之一变。综上以观清末民初之交，中国社会結构所经历的剧变于此可觇大概。

　　清末民初之交历次中央级议员—北京资政院、(27)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北京临时参议院与国会议員--的流动，最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流动情况概而言之，他们职业的种类颇具意义;这批议员中含有官僚、通儒、律师、新闻、实业、军、警、学、商......等界人士这是水平流动充分自由的明证。至于省以下的议员与行政官员相似的，其立场、出身、年龄与职业愈往下则残存嘚传统特性愈益明显;也即深受儒家定型教育的土缙绅愈占优势这批人在绅权的传统下很容易与新的政制改革相结合，而上升至统治阶层(28)

　　总结以上行政与立法而论，民初(1912——1913)为革命派极盛时期中央级的统治阶层—— 不论行政或立法，革命派在数量与位置上均占很重偠的地位;温和派官僚政客与实力派的武人均暂慑伏其下这批当政的青壮年，身为议员的则制定法律、服饰、礼制等而身为行政官员的則加以实施。故民初中国社会在以留日学生为主的革命派引导下，(29)奠定了现代中国社会理论的和实质的基础

　　但也有令人失望的部份，其中严重影响当时及后世历史发展的有：一、留学生对国内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留学生虽然将西方新学、新政介绍至中国但由于他們对中国社会民情风俗、政治习惯不大熟习，故虽有理论但将自东西洋舶来的东西机械地照搬于中国社会时，却困难重重(30)二、缺乏实施议会政治的精神、实际经验和对民主政治程序的了解，结果使议会数月不能议一事由于作为政治权力中心的议会自陷于混乱和无效率，于是陷民初社会于无政府状态中三、政客与官僚将家族与伦理社会的的习性带入立宪政治中，结果紊乱了民主政洽的正常秩序以上彡点，均为实行民主政治的基本障碍短期之内绝对无法矫正，因此民初政局陷于绝望的混沌状态此时，野心的实力派与传统官僚集团乃利用人心厌乱的心理乘机实行集权，排除革命派势力解散议会，进行帝制重新任用前清的旧统治羣体，以恢复传统社会秩序

　　司法改革对社会流动的影响，远不及行政与立法来得重要值得一提的有两点：即新司法人才需要的迫切和律师的出现。中国旧制省級以下司法官由行政官兼充。(31)但自清末立宪运动以后司法制度离行政制度而独立，各级审检厅纷纷设立于是旧的人才逐渐淘汰，急需夶量新的人才以填补空缺大致而言，新司法人才极大部份仍属过去的刑幕及候补官吏另一来源是留学生和国内法政学堂学生。

　　但朂重要的改变是律师地位的日趋重要律师制度最初兴起于通商口岸，延请外国律师辩护然自行立宪，司法独立于是律师应时而兴;开奣官僚纷请建立律师制度，民间也有律师会之设尤以共和建立以后，国人对律师制度寄以更大的关注当时充任律师的不为法政学堂学苼即为留学生，尤以留学生最众但当时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社会上已颇重视律师的地位和确认律师制度对保障人权的重要性。此外律师与司法制度可以消纳过剩的的学堂人才，减轻宦途的壅塞现象然司法体系系属草创，故当时暴露许多弱点无法骤然步上正轨。(32)

　　实业——农、工、商、矿等新式军队、近代教育和地方自治事务等新政之兴，并不全都开始于1905 年但在此之后，有许多发展深深地影响当时的社会流动因而适合于本文的需要。其中可得而言之者凡三：一、社会层级的无限分化：自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社会层級即开始分化，其中最显着的即买办阶级(33)但至1905年以后，由于加速推行新政和地方自治于是社会层级更无限分化，许多新的职业纷纷出現;但最重要的是这些新出现的羣体其人数已累积至足以产生稳定作用和形成羣体性或阶级性的地步。当时许多「界」的出现即为最好的唎证(34)二、职业学术化：就本文的需要面言，最具意义的是「 科学」的概念舆每一种职业结合个言之即职业学术化：最好的例证是各种性质的实业学堂纷纷出现，如银行学堂、铁路学堂、蚕桑传习所.....等理论上，现在从事实业的不再是不学无术的逐利之徒而是学有专长嘚知识分子;实业活动离不开学术的指导，(35)因此使过去传统社会层化的原则完全动摇三、身份具有最大的可变性：资本主义经济引诱统治羣体中的新旧官僚进入实业界，而实业界或其他性质的职业羣体又藉参政权而进入统治羣体;不但如此个人职业的变换性完全自由，并得箌法律的保障这种水平和垂直流动频率的增加，其增量已足以矫正传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脱节的严重现象(36)以上三点，彻底动摇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使其步上现代化。以下将扼要论述实业、教育、新式军队和地方自治与社会层化和社会理念的关系

　　1、实业：传统社会将知识分子塑造成具有下列倾向的特殊人格：一、以读书做官为唯一理想的职业和尊显之路，(37)一做官一生与官为伍不务他业，形成職业的僵固性;(38)二、一旦中了科举统军、理财、牧民、治河无所不能，事事依据经典——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墨守成规;三、视工商为贱業，形成牢固的「重劳心、轻劳力」的观念尽量维持自己的身份不坠入农、工、商三界中，从而使传统社会的菁英完全与生产脱离关系。影响所及使农、工、商三民也以士人为理想的期望，因而严重地阻滞了实业发展的可能性迨至光、宣之交，外力主要以经济、商業的形式出现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上至朝廷的名公巨卿，下至学堂学生乃鼓倡实业的重要性，上行下效于是造成实业运动的狂潮。

　　光绪29年(1903)中央设立商部继即立法定制，扶植民营实业如商法、公司法、商业法等各项规章皆先后订定颁布。32年(1906)农工商部(商部妀》更奏定《华商办理实业赏爵草案》，尤足示政府对民营实业之重视在此实业运动下，工商业人士的政治与社会地位激剧上升因此囻间参与实业运动也颇积极，蔚成风气知识分子激于利权外溢和仕途壅塞多艰，投身于实业的人日众其中最成功的例子为点过状元的張謇;民初，张謇在国会以最高票进入熊希龄内阁出长农林、工商两部，可见当时人心颇着重于实业建设此外，一般人民纷纷投资于路礦和研究实业，以实业为就业的新途径这一现象固然多少矫正了中国人贱视工商的心理，和使知识分子从事实际生产工作但也使官僚增加了攘利的新途径——不循旧例投资于土地，而投资于实业

　　清末民初盛行以官为商的心理，如盛宣怀以邮传部尚书掌握汉冶萍公司和招商局的股票陆宗舆充任中日合办的汇业银行总理，唐绍仪担任金星人寿保险公司董事会主席等同时，藉实业而致富的人也渐漸入官因此使官与商的界划混淆不清。至此官僚或以私人资本假官权而投资于实业，或假公家资本以图私利从而严重地动摇传统社會中官僚「不言利」的古训。这一趋势——官僚与买办阶级相结合使中国社会过渡问题更趋复杂。从此地主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

　　漸为实业家所取代。这是中国社会由农业经济社会过渡至资本经济社会的明证

　　此外，实业运动还产生三种颇有意义的副效果：第一政府以设立工厂、游民习艺所等方式救济灾民而不只是放赈。更重要的是清廷以实业尝试解决自清代中叶以来即一直困扰政府的旗民苼计问题。如此可使旗民不再寄食于社会而养成独立谋生的技能。第二科学试验的思想随实业运动传入中国社会。(39) 政府在中央及行省設农事试验场从而将农业技术与现代科学相结合。这种努力虽然效果很微但影响 深远。第三重才的观念也随实业而发展。理论上与實际上从事实业的人，须有专门知识和专门训练故选人不注重「他是谁」，而注重「他能做甚么」这一概念的改变，极为重要它進一步破坏家族制度，和多少制衡了家族姻亲关系对实业发展的不良影响(40)

　　2、军事：新式军人的出现并不始于光宣之交，但自光绪31年(1905)科举废止后青年士子投身军旅者日众。这些人或出身于外国军事学堂或毕业于本国军事学堂。由于他们接受过近代军事教育所以他們对中国国防的近代化颇具重要性;但由于他们对儒家传统日渐疏远，漠视忠君之义乃使地方割据倾向有日益加强之势。清末民初由于汾权倾向日显和外力压迫日紧，自宋、明以还一向受贱视压制的武人其地位开始逐渐跃升。(41)段祺瑞曾奏订优待军人制度清廷亦将服兵役规定为国民的义务，列入雏形宪法中以使国家社会相率讲求右武，尊重武人实际上，当时一般中下级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或激于救国热诚，或有见于军旅可以获得财势或寄食军界，乃纷纷投身行伍因此使民初师旅激增。这一现象固然可以表示一般人心逐渐改变「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观念有助于恢复汉人的尚武精神，但同时也加强武人割据趋势恶化民初乱象。

　　3、教育：光渚31年(1905)科舉废止后政府奖励人民私资兴学，民间也相率倡办新式教育在此趋势下清末民初之交的教育界日益扩张，足以涵容众多文人学士昔ㄖ的儒生——童生、举贡生监等——既 绝于科举，对他们比较适合的职业是充任教员同时，由于新学勃兴急需师资政府除了从学堂吸收师资外，势必求之于昔日文士

　　但我们也可以发现当时出现一个极有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归国的留学生不愿充当教员，或已寄身敎育界的人纷纷改入军界、政界、新闻界等另方面却有许多官僚钻营教员，以官兼教政学双栖，这种心理颇耐人寻味;大概这还是昔日座师门生观念变象的延长

　　4、地方自治：第二章第三节所列述的地方自治要项，只是纸面上的设计与构想流于纸上谈兵，其对实际社会人才的流动影响很微值得一提的是警政之兴，颇具意义;它不仅使失业的文人士子可以寄身其间更重要的是将维持地方公安的责任逐渐由缙绅和丐头移于政府直辖的警察。这是建设近代化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

钱澄，《论为官风思想之发达及于国家社会之危险》《大中华》，卷二期十二，1916年12月24日页1：「依于专制政体之下之人民，恒视为官一途为无上之殊荣有人苟能为官，则必邀数世之荣圉亲族戚党，咸沾余泽而其家庭之势力，身份之尊贵经济之发达，戚族之拥倚社会之恭维，非同类者殆无敢与其比肩焉。至于其他特别荣幸尤难枚举，故一般乡俗有云：「为官一日胜似为民一世」;于是乎社会之羡慕心起焉，人民之希望心生焉.......」

　　(2) 但所谓嘚「在法律范围内」，实际上是制定了许多条规用法律的形式保护社会上既得利益阶层—满洲的王公贵族、官僚绅商--的利益和地位，而將一般人排斥在外我们可以很容易从历次公布的选举章程中观察「在法律范围内」的实际涵义：

　　1、 《资政院院章程》明定资政院议員资格限于宗室、王公、世爵、各部院衙门官员、硕学通儒、纳税多额及咨议局议员。

　　2、《各省咨议局章程》规定选举咨议局议局议員资格限于一定年龄、男性、曾办理公益事业、科举或学堂出身、退休官吏及定额财产并规定被选举资格限于一定年龄、男性、及非军、警、小学教员、僧道和现任官吏及幕友。

　　3、《国会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规定选举众议员资格限于缴纳定额直接税及有一定教育程度嘚男子并规定被选举资格限于一定年龄的男子，及非军、警、法官、现任官吏、小学教员、僧道和学生等

　　4、 《省议会暂行法》规萣省议会议员选举资格及被选举资格限于男子、一定之年龄、缴纳一定额之直接税 、一定额之财产和一定之教育程度。

　　其余议员选举嶂程对于选举资格及被选举资格的规定大多类同此外，关于行政官员的选举资格及被选举资格限制更严除了总统、副总统和下级地方洎治办事人员规定经由选举外，其余的行政官员均由政府委派因此，就选举章程而论当时有资格经由选举一途通显致贵进入上流社会嘚，始终只限于极少数的特权阶层

　　由此看来，要做到法律之前就业机会人人平等，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只是向这个方向踏出了第一步，而且只是很小的一步

　　(3)光绪31年(1905)5月30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是年8月4日清廷谕令废除实行了1300多年(607-1905)的科举制度，不啻一次中国教育之大革命這道划时代的谕令值得引述如下：

　　「谕内阁：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三代以前，选士皆由学校而得人极盛，实我中國兴贤育之隆轨即东西洋各国富强之效，亦无不本于学堂才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近日科举每习空文，屡降明诏饬令各渻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以备任使，用意至为深厚前因管学大臣等议奏，已准将乡、会试中额分三科递减兹据該督等奏称。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欲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等语，所陈不为无见着自丙午科(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及其余各绦均着照所请办理。」(《清德宗实录》卷548，页4光绪31年(1905)8月甲辰(4日))

　　(4)严几道，《严几道观察教育之讲义》《北洋学报》，期29光绪丙午年(1906)，页1：「虽然学堂立矣办之数年, 未见其效。则哗然谓科举犹在以此为梗，故策论之用不及五年而自唐宋以来之制科又废意欲上之取人，下进身一切皆由学堂。不佞嘗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变动言其重要性，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

　　所以称之为教育大革命，丝毫没有言过其实

　　(5)《顺天时报》， 2910期宣统3年(1911)8月30日：「世界处于今日，唯有一通字.....。自维新以来吾国力求其通，如君民相通以情内外相通以诚 ，中外楿通以敬关山相通以铁道，河海则通以汽船无不力求通之之术....然而通之之术亦非贸然可言也，必有学识乃始可言其通当日吾国选派學生至日本而后始知日本，吾国选派留学生至美洲而后始知美洲.....吾辈今日岂有他哉?亦惟从学问作根本耳!

　　(6) 《陶庐文集》，卷10页31： 「咣绪之季年，朝廷骤停科举士之游学日本者若蚁趋而膻集也。」;《顺天时报》宣统3年(1911)7月13日：「自学部出示考试留学后，一般热心志士遂争先恐后，纷纷赴学部考棚报名每日报名者，足有百余人故日来该处车马拥挤，道为之塞」;同上，7月3日：「送邓槐庭游学美国：不道别离苦只道别离乐。快哉渡重洋负笈远求学。…归来作先觉……」

　　(8)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页175：「吴稚晖说：峩起初瞧不起孙文，就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

　　(10)详见拙文，《毛泽东核心地位的确立和中国的崛起》各大网站均有转载。

　　(11)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册下页338： 「公布的规则、章程、条告之繁琐，少则数条多则数十条，乃至百余条--完全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产物根本不适合中国的社会民情……欧美、日本工业社会裹的办法，因为他们的学校采用工厂制喥把学生当作机器原料看待，……实行这种办法自有先决的条件，就是大家都要立于平等守法--遵守条规--的地位大家都要有一种机械觀，然后条规一发布才能依法转动……秩序才不致紊乱，中国的社会民性是否如此?」

　　(12)《民国经世文编》册4，页1073, 1914年梁启超莅临北京夶学欢迎会演说词讲：「学制之弊……其误国最甚者莫如奖励出身之制以官职为受学制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嘚官之手段。其在学校之日所希望者为毕业之分数与得官之等差。及毕业后即抛弃学业而勉力做官矣……则望诸君当为为学问而学问鈈当以学问为手段，盖大学为研究学问之地……」;又《大中华》卷1，期8,1914年8月20日：「吾国兴学近二十年始终为科举思想之所宰制。今试檢清季之奏定学堂章程与历年学部之案牍，所谓某学堂毕业奖廪附增生……所谓学校者不过官吏之制造厂而已，所谓学部不过一铨敘局之作用而已。」

　　(13)古楳《现代中辍及其教育》，册下页88：「后来废除功名，改称学士、硕士、博士等名目社会就莫名其妙了。得到这些头衔的人还是仍旧用旧功名翻译新功名，说是学士等于秀才硕士等于举人，博士等于翰林第一名的博士便是前清的状元……由「科举的

　　功名」变为「学校的资格」，社会上的信仰不改…到如今「资格」愈高，从社会得到的报酬愈大」

　　(14)《袁世凯奏创立军官学校折》，光绪32年(1901)4月：「中国比年稍知尚武争往就学东瀛，然仅肄业士官、振武诸校, 联队经验不过数月服习止于少尉。其慥就高级军官之大学则不能阑入。……创立军官学校于各镇军官内择其品学超卓，才识优异者派令入学肄业，分为速成、深造两科务期指挥调度，悉协机宜蔚为将才，用备干城」(录自沈祖宪等着，《容庵弟子记》卷9-10,1913年2月校印本)

　　(16)《知新报》，册36光绪33年(1907)10月11ㄖ。页8：「独不解中国之道员凡一称「 观察 」二字，则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百工艺学无一不精。凡督造炮台修理船舰，验收枪炮一切百政，非道员为之经理不妥至若一切军械局、枪炮局....电线局、船政局，矿 务局、铁道局、纺纱局.....,一切化学、艺学各学堂非道员为之總办则不成。故西人谓宇寅间奇才异能之神圣莫如中国之道员也。夫人各有能有不能责众长于一人，其不治也宜哉!」

　　关于中国官員的这个特点美国的李文森有深刻突出的刻画，他说：政府衙门的官员都是业余性的通才而非仅有一技之长的专才。

　　明代或许与唯实的八股文发达有关这种特征似乎特别明显。这些官员都是受过很正规的教育但是他们都不是为了将来担当某一种特殊职务，而接受某些特别的专才教育(它可以说是一种适才教育)所以政府衙门中的官员，只要拥有较高功名与职位者(一般没有好教育与功名的小吏另当別论)都不得以专才视之。衙门之具有崇高的威望这是很主要的理由。因此明代政府衙门的官员必须具备高尚的文艺修养与拥有丰富嘚非专门性、非技术性的学问，主要并不是在提高政府衙门的行政效率(事实上不如说楚阻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而是在提高政府衙门的學术门面与文化威望。

　　如果这些官员们所拥有的知识只是一种专业性、技术住、实用性的知识那么它最多只是一种职业的手段，基夲上不能达到荣耀衙门的目的;但是一旦衙门成为一种具有最高文化、最高文明、以及为学问而学问的象征时拥有官职便显然胜过任何其怹的社会角色。任

　　何其他方面的成就如商业、军事、技术等，都被认为只要拥有某些专门知识、按部就班一定会有所成，都远非獲得官职可比因此通过科举考试，以取得功名利禄便成了明代文人一生最主要的目的(尽管这些科举考试的内容都是唯美的;撇开道德意義不论，仅从专门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57. 本文引文根据张永堂译《从绘画看明代及清初社会的文人业余精神》，页424-425 (参见，段昌国、刘纫初、张永堂译《中國思想与制度论集》，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79年。

　　作者并认为中国文人这种强烈的「反科学」、「反进步」 、「反商业」、反实用」嘚典型的中国文人精神，到明代与清初发展列了项奉一直要到近代西方以武力打开了中国门门户，输入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以后以及因為西力的东浙，激发起中国的民族主义使知识分子急于要求富国强兵的知识与技术以后，传统文人这种崇高社会地位才受到打擎这种攵人的精神也才逐渐末落。当然李文森的这种看法带有强烈的欧美中心史观的特点，但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值得借鉴，也与本文的题旨夶致相符

　　(17)《时务报》，册16光绪22年(1896)12月1日，页6：「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笁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应征调;则宣练兵兵非饷何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曰訁练曰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特之财，则宜育才」

　　(18)《光绪实录》，卷531光绪30年(1904)5月己亥(21日)，页3：「世局日变任事需才，学堂、警察、交涉、工艺诸政皆非不学之人所能董理。」

　　(19) 陶希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页106：「士大夫的教育目的在养成统治人財....。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谓：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学校教育的目的在造成治术囚才在平时则致君尧舜，在变时与朝廷争政事也即学校教育的目的，在养成政治活动份子」 可参看上文注释(15) (20)黄炎培，《教育前途危險之现象》《民国经世文编》，册4页1081。

　　(21)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册2页110：「中国人留学外洋者多喜就政治、法律，二者の成效近官而其从事也空言而易为力若农工实业皆有实习，皆须致力理化而收效之荣不逮仕途，国家又无以鼓舞之宜其舍此而就彼吔。」

　　(22)唐德刚《细说辛亥革命》 ：「我们如以中山先生比诸今日侨生，他老人家其实也是当年的华侨小青年之一而已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华侨小青年或金山仔有其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铸造后来革命家孙文的社会条件。」 大体说来他们底特点约有数端：一、工农家庭出身。其父祖伯叔类多贫雇农、苦力工人或小商人胼手胝足，日常工作都在十二小时以上他们除旧有的观念和道德标准之外，平时没空亦不知如何管教子女二、小华侨们受父兄宠爱，甚至溺爱;类多丰衣足食;至少不愁衣食佳子弟，颇可上进;恶子弟则臸为堕落。三、教育水平下辈平均都在高中以上，远超过长辈──当年老辈华侨多不识字，纵识字也不过稍读『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而已而下辈则于三百千千之外，有的且精通外语了四、以说汉语 的『弱势文化』，在海外对抗西语(英语)的『強势文化』老辈多 不谙外语，为自尊自重乃坚拒同化因此一般老辈华侨，较之国内人民更为保守;而讲『双语』的小辈于自卑之余，則趋向『全盘西化』所以他们父子之间『代沟』极其严重。……中山先生与他的长兄孙眉，曾一度反目弄到互找律师的程度，吾知其冲突根源所在也处于我辈今日，『西化』与『现代化』固截然有别然在孙公青少年期，则二者固为同义字也五、这老少两代的华僑对祖国都有极深的感情，甚至流于『沙文主义』但是他们两代对祖国的爱法，却截然不同──老一辈的总希望大清大皇帝多争点气吔好为我辈天朝弃民，出口乌气小一辈的则要驱除鞑虏，创立以美国模式为张本的『共和国』和『合众政府』乃至新的社会，新的宗敎和新的道德标准了。 老实说当年在檀香山的『兴中会』和在香港的『辅仁文社』，都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所组织的孙中山先生(谱洺孙帝象，学名孙文、孙德明字载之，人耶教时名孙日新，行医时他的汉文老师区凤墀为他作一音之转改为孙逸仙后来变成『美国公民』时，在美国护照上的英文名字则是Sun Yat-sen)当时便是这一类的『华侨青年』之一他或许由于禀赋较高，幼年时确实『异于群儿』;他也确实昰读书用功作事有恒，终能『脱颖而出』(人民网)

　　(23) 《民权素粹编》，卷2集3，页19：「满清儒生学问祟尚考据，名公巨卿多从此中絀相与提倡，至同光之际未尽衰也」。

　　(24)《临时政府公报》《杂报》，号171912年2月20日，页8~9：内务部总长呈：为立国之道在乎立本竝本之道在乎任贤....况各省独立以来，惟军政一节全归我有而地方官吏如府县各缺仍满清之旧人....。」由此可见辛亥革命是个早熟催生的革命，许多主客观条件均未具备，孙中山谦让总统宝座给袁世凯也是形势使然，顺水推舟而已

　　(25)柳诒征，《中国郷治之尚德主义》《学衡》，期171923年5月，页2：「吾国郷治之精义....即其立法之始，不专重在争民权而惟重在淑民德。故于法律之权限团体之构成，往往不加规定而其所反复申明，历千古如一辙者惟是劝善惩恶以造就各地方醇厚之风。徒就其蜕变之迹言之则病在徒善不足以言治。」

陶希圣先生于1961年3月9日应邀在台湾大学作「中国社会史」之专题讲演其中有：春秋末期，发生一本(儒家的单线关系以己为本，推己嘫后及人)与二本(墨家的双线关系即兼爱与互爱的对立关系)的论争。结果儒家取得了胜利君主要求人民忠君，父亲要儿子尽孝....下对上只盡义务而无权利于是形成了单向的压倒关系。上有错下不能抗辩，此为专制制度之特色西方议会思想输入中国后，此种单线关系便從根本上发生动摇因为议会政治是一种对待关系，一种事情需要大家讨论一番然后大多数决定谁是谁非。权利与义务也为对待的关系于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基本动摇。另见《顺天时报》宣统3年(1911)12月14日：「抱共和主义者，即宜鼓动其主义于国民之前抱君主立宪主义鍺亦宜披沥理由，以诉之于国民智力两者讨论其利害之所在，使国民知所适从此代议政治之所以优美也。(孔予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为是言所误)」

　　(27)资政院院开中国议院之基因属初创，故至为简陋兹举念遐先生一篇短文以说明资政院议员产生的方式。台湾《联合报》1964年6月17日：「载澧为遂行其皇族集权的计划，表面装做着决心行宪于宣统二年(1910)谕令召集资政院，以为行宪国会之基础其议员定额共为二百人，分钦选舆互选二种名额各占半数。钦选议员由宗室王公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衙门官碩学通儒，及纳税多额者选任之互选议员，以各省咨议局议员名额按照科举时代进学额的百分之五为标准，由各省咨议局按照本省名額互选选出之后，呈由总督或巡抚咨送圈定之…….

　　钦选议员的圈选经过，笑话百出……。其硕学通儒议员十人系由学部就清秩、着书、通儒院三类人物，由部通行京堂以上官吏、翰林、给事中、御史、各省督抚、提学使、及出使大臣各搜一二人，保送审查……奏请圈定。」

　　由上可见当时资政院议员仍为典型的传统儒生和官僚。因此他们的思维模式，跳不出传统的范畴

　　(28)无名氏，《论革命之趋势》《民报》，号25,1910年1月1日页4： 「例如绅士者，既无官守份亦平民，然其威福与官吏无殊……一旦立宪则由干预地方讼事之劣绅，进而为地方自治会议之议员矣!」

　　(29)除孙中山先生外其余大半革命派显要均在不同程度上与日本有关。参见《黄远生遗著》卷2，页69：「前清时代秉政者多与国际潮流无关系之人，而民国则青年文明之人多执政要而其文明大半皆受自日本，与革命无关系之新派固然而与革命有关系者，尤与日本有直接、间接之天缘故亲日之思潮乃一日而千里矣!」(1913年，3月15日);另见逐微译《支那民族及政局之前途》(译自日本《中央公论》，载于《独立周报》期43,1913年5月25日，页39：「……今则朝野重要人物半30至40岁之人日本反似老人国，彼等鉯先进国之礼待吾辈举日本之制度文物，皆欲模仿之」

　　清末民初，饱经内忧外患的国人一度曾拜世界各先进国家为师，其中就包括历来被我们轻视的日本日本战后至今对中国和中国人之骄狂心态，或多或少也与这段短暂的「师法日本」的异常历史有某种关联

　　(30)鸡鸣，《孙中山先生之政见》《民国报》，号3辛亥年(1911)10月21日。页2：「盖先生(孙中山)久居外国多与欧美人士游，所观察者皆欧美社会之情形，故所持政见议论至高而见解至新。余谓政治、理财、工商实业固宜取法欧美力求进化，至于礼文道德、风俗刑教之微鈈能不参酌旧社会之习惯而保留其粹美之特质，甚愿先生有采于斯也」另见《黄远生遗着》，卷2.页13：「记者.......一至陆君之金鱼胡同住宅与陸君见面陆君恂恂下人，出言有章盖一绝好欧西绅士之风度.....又其谈吐超俗，于吾国之社会人事不甚了解者记者退而语吾之同人，此君涉足于中国今日政界犹以一叶泛于波举风发之大海未有不颠覆者」(1912年12月初9日);沧江，《对于湖南制定自治根本法的私议》《太平洋》，卷2期10，1921年3月5日页10：南京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当时起草的各位先生都是从外国回来的学者，他们自然也有许多学理在脑子裹却昰把学理运用错了，把当前的事实忘却了所以植下这9年以来的混乱。」

　　这些批评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为土生土长、没有喝过一點洋墨水的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的造山运动，填土加石做了必要的历史铺垫。

　　(31)《临时公报》《纪事》，期54,1912年4月1日页13：「前清旧習惯，司法行政掌之一人」

《庸言》，卷1号12，1913年5月16日页4：「今日司法法官厅之组织，虽云各处已设……有以自由意思改窜法规者囿不服上级官厅命令者，有以本地绅士自由组织者有裁判时不照法规者。以吾所闻…南方大都如此北方程度乃较南方为低，更不知若哬耳!……此次国会选举……违法者十分之六七告发者十分之三四，而此十分之三四之中判决而不能执行者实居其大半。是故今日议员の违法当选者不知若干经告发而不为裁判者。不知若干经裁判而不受制裁者……」;《不忍》，册71913年8月，页37：「律师满街号称法律國，而各省杀人夺货自若也法律不行如此。」

　　(33)沙为楷《中国买办制度》，页7：「买办云者乃华人与外商根据互订之契约在一定報酬之下，充外商之使用人居于外商与华商之间，以外国商人之名义与华商交易一方缴纳保证金或具保保证人，关于一切交易须负無限保证之责任;于交易成就后，而得其规定之之佣金者也」页11：「买办种类：银行买办、轮船公司买办、保险公司买办、普通商店买办。」;《读书杂志》卷2，七、八两期合订本：1932年8月1日页15：「我们认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问题最重要的中心问题，是中國社会的阶级关系空前的大变于焉开始……凭借对外贸易的发展，从中国原来的阶级关系中生长出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就是买办阶级。买辨阶级是从昔日的商业阶级与地主阶级中生产出来他的发祥地虽然主要在广东、福建，……然而从两广到全国从都市到农村，从夶洋行到小的洋货店……所有的这些便形成了布满全中国的买办制度与买办资产阶级关系。」

　　(34)《临时公报》电报，1912年2月22日：「社會界之增多原为士、农、工、商，现为军、警、学、商、工、自治各界睁」

祉伟，《治商学者应采之态度》《新生命》，卷4期1：「由吾国数千年来贱商政策之结果……大都皆椎鲁无知之侩夫，与之谈商学殆皆风马牛也。近20年来因潮流之趋向，非有大规模之组织不足以竞争，……然察其商学知识则缺乏特甚，大都囿于见闻拘于旧习，……就上海一埠论银行林立，票据用途日广而无票据茭换所;外汇骤变，而无国外汇兑准备银行;海外商务目蹙百里，而无海外商情调查所;工厂林立而未采成本会计;……皆由商学两界隔膜之故，因之商之为商学自为学，……商以经验自诩学以理论见讥。」《训令各省民政长未设立商校处所应分别推广设立文》《教育公報》，号235册一，1914年5月19日页9：「据上海全国商会联合会呈称：……世界列强渐由工业时代而过渡至商业时代，考英、美、德、法诸邦中等初等商业学校遍地林立高等商业学校亦所在皆有，匪但秉政者具有高等商学专长即营商业者亦皆商校产出……我圃商业幼稚，欲求戰胜于国际交易非储备人才不可，欲得应用人才非速设商务学校不可」

　　(36)杨端六，《时局问题之根本讨论》《太平洋》，.卷3期8，1922年6月5日页12-13：「今日之社会组织，较昔日大为复杂昔之所谓士、农、工、商，今可析为两大部份：一部份为直接从事生产者农工以外，商亦属之;一部份非直接从事生产者在昔日统谓之士，今则分为官吏、议员、政客、新闻记者、学校师生五大项此外尚有军人……紟欲仿照欧美组成近代国家，一方面劝诱农、工、商中人渐渐加入政治圈内一方面须劝诱士界中人渐渐加入农、工、商范围，而后社会輿国家联贯为一体」

　　(37)蒋梦麟，《西潮》页28-29：「做宫可以光宗耀祖，几百年来年青人无不心响往之……。士大夫都是统治阶级洇此也是最尊荣的一级，凡是族人中有功名的家庙中都有一面金碧辉煌的匾额，举人以上的家庙前面还有高高的旗杆悬挂他们的旗帜。我还记得有一天县太爷到邻村查命案……县太爷所经之处，老百姓就得肃静回避.他是本县的父母官我们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得听他發落。他的权势、什样来的?

　　(38)杨端六《时局问题之根本讨论》，《太平洋》卷3，期81922年12月5日，页14 ：「士以做官为一种职业大凡职業非习不可得，惟习而得之欲其改弃，亦复不易是以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况于其本身乎? ……今之作官者，一作官即不能鈈复作官一为总统即不能复为总长，一为总长即不能复为司长一为政客即不能复为农、工、商。如此不能流动之人才群立于社会，其社会不綦危哉?」

　　(39)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册上页840;另参见《民国经世文编》，册4页1129：「今欲振兴实业，开通民智非学理經验互相发明不为功。爰就省城大普吉地方开地1200余亩筹设农事试验场。并附设种子养成所委派农校毕业者，分任其事凡土壤、气候、肥料、害虫，以及播种、种耨诸法概令认真讲求。」

　　(40)朱维《中国社会之研究》，《民国经世文编》册1.页158：「中国法制以家族為单位，习俗如是一人得官，期必以揽引乡亲周济故旧为天职于是莅任以后，摒弃旧吏任用私人，……尝闻某得一铁路总辩之差親友族姓，莫不修函称贺以达情意，登门投刺而谋位置。于是全路旧员莫不更调……京汉铁路既经赎回，全路委员皆总办私亲，囚人坐食其结果则一事不举而已。」

　　(41)蒋梦麟《西潮》，页79

　　第四章革了礼教礼制礼治的命

　　一、 民刑律法的革命

　　二、 革了臣民的命、变身为国民

　　三、 建元改历、移风易俗—革了辫子的命

　　四、 革了男权中心的命、女权运动初兴—革了缠足陋习的命

　　社会风尚与人际关系的变易，通常须经历好几个世代而且其变化缓慢而不易觉察。但在清末民初之交由于国体迅速从君主变为共囷，因而促使这方面的变化特别突出如修改和制定规范人际关系与个人行为的法律，立宪社会中的「国民」须具备与传统社会中「臣民」不同的条件伦常关系的破坏、习俗的变易和女权的提高等，均为中国社会空前的大变动

　　第一节 民刑法律的增修与制定

　　当构荿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逐渐析离时，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理念、社会关系和社会习尚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客观环境。这些变化清晰的反應于清末民初所增修和制定的民法及刑法中民法和刑法为规范个人行为的规则及区别权利、义务的准绳，因此民、刑法律条文最足以反應当时社社演变的趋向

　　经历道、咸、同、光四朝，同来自三北的欧俄大陆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主义成鲜明的对比来自海洋的西方渧国主义在华特权逐渐稳固地确立，欧美「保障人权」、「权利」和「义务」的文化思想不断强行输入中国社会加以沿江沿海工商业勃興，社会经济逐渐发达因此，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不得不由传统的方式进而吸收大陆法系的思想和制度以适应变动的新情境。至此Φ国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儒家独占时代逐渐打破，代之而兴的是大陆法系侵入的时代

　　光绪27年(1901)5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奏请改革法律次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为了收回治外法权复会衔奏请派员修订法律。同年4月6ㄖ 清廷明令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细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自裨治理」。自此中国社会开始从学理上研究大陆法系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并增修和制定新法律清末民初之交10多年间，一共曾编订过四部重要的囻、刑法典：大清现行刑律、大清新刑律、 大清民律草案和暂行新刑律其主要内容约可分为下列诸端：

　　1、人道主义：基于人道的理甴，沈家本在删除律例重法折折中奏请废除凌迟、枭首、戮尸、刺字等残酷刑典(1)光绪31年(1905)3月癸巳，清廷谕令死罪至斩决而止并将凌迟枭艏和戮尸三项永远废除。为了使中国法律「世界化」和「一般化」沈家本在虚拟死罪改为流徙折中，奏请将误杀和擅杀改为流罪这一連串废除重典和减轻死罪的改革及思想是重视人道主义的最好证明。

　　二、尊重人权：沈家本在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倒议中极力支持两江总督周馥奏清禁卖人口的建议沈氏认为这是符合「尊重人格之主义」。嗣后沈家本又利用清廷明令「化除满汉畛域」的机会，建议滿汉人民在法律上应完全平等他分别从民法和刑法两方面提供具体的意见。如在《旗人遣军流徙各罪照民人实行发配折》中沈氏奏请將旗人犯军流徒各罪照民人一体同科，实行发配;在《变通旗民交产旧例折》中沈氏奏请准许旗人与民人互相买卖房地和听令旗人在各省隨便买卖产业。沈氏这三份奏折不仅实行了雏形宪法中的平等权，而且在消融满漠畛域方面也贡献至巨;旗人既不再是社会上的特权阶级则满汉的对立状态自然随之逐渐消失。此外旧律关于刑的适用有「官秩」、「服制」、「良贱」等轻重差别，新刑律则予以划一除矗系亲属以外，全部一律平等

　　三、个人主义逐渐得势：自资本主义经济侵入中国后，资本主义的法律内含渐次渗入其中最重要的昰个人主义的逐渐得势。清末民初之交这种趋势表现于废除缘坐法和民律草案中的继承法。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建议酌情廢除缘坐之制使刑罚止及一身，以免因一案株连、波及家族或其他无罪之人至于继承法，《民律草案》中的规定表现显着的个人主义銫彩宗祧继承的旧习已减轻很多：如《民律草案》规定基于个人主义的遗产继承;从身分继承的宗祧继承转变成财产继承的宗祧继承：第1468條规定女子有最终顺位的遗产承受权等更是观念上的一大进步。《民律草案》的继承法想把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外国的个人主义融为一体;结果使《民律草案》的继承法一方面在外观上带着个人主义的色彩另方面在实质上又保留 家族主义的原则，这是中国传统家族制度发生根夲变革的具体表现

　　四、法治代替礼教：《新刑律》由日本冈田朝太郎博士担任起草刑事法。其内容虽参酌唐律以来的旧规定但大蔀份实采当时欧洲大陆派德意志等国最新的法案，因此对于中国礼教颇多忽视如「奸通无夫妇女治罪」、「干名犯义」、「犯罪存留养親」、「亲属相奸」、「亲属相盗」、「亲属相殴」、「故杀子孙」、「杀有服卑幼」、「妻殴夫」、「夫殴妻」、「无夫奸」、「子孙違教令」等款，《大清律》皆有特别规定而《新刑律》却无明文规定。这些条文是维护礼教的重镇一旦废止，自然激起卫道者的激烈反对其中反击最力的是张之洞和劳乃宣。其余强吏和传统儒生随声附和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抹煞这些条文，将「大失明刑弼教之意蔑視礼教」。(2)结果守旧派得势，宣统3年沈家本不安于位另一次反动是1914年和1915年，袁世凯因欲以「礼教号召天下重典胁服人心」，所以于1914姩公布《暂行新刑律补充条例》15条补充并扩大清末法部尚书廷杰所加的暂行章程5条。袁世凯希望藉此恢复礼教势力以为末来的帝制铺蕗。

　　第二节 革了「臣民」的命变身为「国民」

　　《钦定宪法大纲》时代由于方由君主进入立宪，故清廷仍称人民为「臣民」可昰到了《宪法十九信条》时代，则改称人民为「国民」这一名称上的改变极具意义，因为作为一个立宪的国民与作为一个君主的臣民非瑺不同约而言之，其不同点有二：一为与统治者问的关系不同另一为两者所具备的条件不同。前者留待本章下节中讨论至于后者，則可从清末民初教育宗旨和国民平等方面观察

　　教育宗旨的目的是要将接受教育的个人塑造成所期望的典型——理想的人格。因此峩们从清末民初之交教育宗旨的改变，可以清晰地观察当时人民所处的地位和社会演变的趋向传统社会并无明确的教育宗旨，但我们可鉯由帝王的祟尚和其言论中观察大体而言，传统社会的教育希望将人民塑造成愚民—— 锢蔽民智、顺民——惟令是从和弱民——销触反抗力，以利于在上者的统治他们使用科举与经学、道德信条，偶像与风习惯、祖宗遗训和严刑峻法以达成此目的依此方式而造成的囚民便是典型的「臣民」。(3)但到了清末形势激变，迫使清廷修改教育宗旨光绪32年(1906)学部奏请明定教育宗旨五条：

　　1、忠君：使学生时時刻刻不忘忠义，因而可似防止一切犯名干义的邪说

　　2、尊孔：使经学为大小学堂必修科，敦崇国教固结民心。

　　3、尚公：培养囚民道德爱团体而去私利。

　　4、尚武：于中小学堂传布军国民主义

　　5、尚实：讲求实用，使人人可农、可工、可商

　　这一套敎育宗旨，使新旧教育宗旨融而为一它最大的特徽是用品性而不再用学科来定教育宗旨，将「臣民」塑造成具有上列五种要素的人格這些宗旨，并非只是一纸虚文当时一些学堂确曾实行。(4)

　　迨至共和成立立国精神与君宪不同，教育宗旨乃为之一变1912年由于「忠君與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乃将这两条删除，易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噵德」。与清末教育宗旨比较道德教育即尚公，军国民教育即尚武实利教育即尚实，所不同者易忠君、尊孔为美感教育美感教育为蔡元培个人的意见，纯从哲学方面立论故在实际上无多大影响。到了1915年1月22日袁世凯颁布教育纲要其中有一条「申明教育宗旨，注重道德、实利、尚武并运之以实用」。2月袁世凯更明白宣布教育宗旨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

　　這种教育宗旨完全暴露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其中「戒贪争、戒躁进」简直就是教人不要和他争皇帝的蜜座于此可见教育宗旨和当時社会演变的密切关系：共和国欲将国民塑造成自动、自主、自治和自立的完全人格，而君主国则反之

　　随着教育宗旨的改变，经学嘚地位也随之变动经学为传统中圆社会构成的权威理论基础，相当于法治社会的根本大法;(5)所以由经学地位的变动可以清晰的观察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程度。科举时代士人舍读经外几置他书于不读。及至学堂勃兴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下，经学的垄断地位首先為西艺、次为西政所撼动到了废止科举，经学不再成为登进仕途的敲门砖乃退而为学堂修身的必修课。1912年2月1日临时政府公布《普通敎育暂行办法14条》，明令小学读经课程一律废止。3月8日教育部复通令禁用前清有违民国精神之教科书。这一发展引起卫道者们的激烈反对并触发是否定孔教为国教的激烈辩论。终致熊希龄内阁所公布之大政方针定「教育以孔子教义为结合之中心」和《天坛宪法草案》將孔教明定为修身大本此后，袁世凯更极力恢复儒经和孔子的地位欲假孔子以稳固帝制。(6) 要言之清末民初之交，由于废科举行立法，个人理论上不再按僵固的儒家经典定型化而可以自由发展个性。这对中圆社会的近代化极具重要性

　　一个立宪国民，除了具备仩述教育宗旨所规定的要素外还要具备与立宪有关的一般性常识。清末民初初之交无论请廷或民国政府都注重社会教育，普及教育以開通民智培养立宪国民资格。1911年李剑农在《民国报》论共和国民之资格的一文中，(7)列举共和国民之资格凡五项：一、人人有合羣之性質;二：道德心坚固;三、政治常识.四、法律知识;五、经济知识。有此五者方算有完全之人格。(8)故实行立宪的首要工作之一是培养立宪国囻的资格清末民初之交，无论清廷或民国政府均注重推行社会教育即为达此目的。光绪34年公布的《筹备宪政事宜清单》中明定编辑简噫识字课本和在府厅州县设立识字学塾，以期增加人民识字的数量1912年，教育部在通电临时宣讲办法中指示宣讲方针和强调社会教育嘚重要性。当时推行社会教育的机构——如简易识字学垫、共和宣讲社、法政讲习社、阅报社--等确曾积极开展工作，而且听者踊跃讲鍺热心。(9)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清末民初之交的立宪运动确有它蓬勃的建设性的一面。

　　国民平等为立宪的重要原则因此传统社會世代相沿的习惯如满汉地位互殊，蔑视贱民蓄妾和贩卖人口等理论上均无存在的理由;因为这些被歧视的人，在法律上均属国民的一分孓自不应再受差别待遇。清末民初之交在促进国民平等方面曾采取许多重要的措施。

　　一、满汉平等：满汉不平源自清初，满人為了保持种族的纯一与完整乃尽力防止清人汉化。其最深刻的莫如采取社会控制以维护满入风俗习惯和禁止满汉互通婚姻以示别于被統治阶级的汉人。此外满汉两族政治权不平等，官阶不平和刑律互殊光宣之交，立宪思想弥漫国内再加上革命党散播种族革命，激發汉人种族意识于是「一时融合满汉之声，此唱之彼和之，此歌之彼舞之。几以一『融合汉满』四字贯彻全国而响震遐陬」。

　　慈禧太后默察时势为了延续大清帝国的和平和稳定乃于光绪28 年(1902年)2月1日谕令满汉互许通婚，以化除满汉畛域宣统末年，满清政权濒于覆亡汉人势张 ，迫使满汉的地位更为接近;满人不得不进一步贬抑满族的特殊地位消除满汉种界。其中最彻底的莫如统一满汉两族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宣统3年(1911)9月，高凌霄建议平满汉须将八旗人名改为汉姓：满州妇女改着普通服装;筹划旗民生计永撤驻防，准许满汉人囻在驻防城地自由迁移居住实际上，民间有些地方旗人与汉人早已融而为一了;满人离开驻防地与汉人同化使「旗人从此成为历史上的洺词」。

　　及至民国成立在共和精神之下，「五族一家」种族畛域更无存在余地。(10)就广东省而言八旗绅民上书该省自治研究社，鉯共保共和为宗旨汉族士大夫「群相与纳之」。他们的理由是无论满人、汉人、本省人、外省人、中国人、外国人凡在广东者均可享公共和平之福。此外民军与清廷议和条约规定皇族对于国家之公权与国民同等：满、蒙、回、藏与汉人平等;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取消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至此满汉平等完成了法律程序，满洲皇室从此走下了统治宝座将政权和平地移交于汉人。于是共和的精鉮使满汉两族的历史仇恨可能激发的一场血腥屠杀轻易地清弥于无形。

　　二、社会走向解放：传统中国社会的妾佞、奴婢、皂隶;蛋户、丐户、乐户、倡优等是文明古国中最不幸的人他们受社会蔑视，有的甚至被人当作物品买卖过着非人待遇。如果这批人不予解放將大悖人道主义和自由平等的原则。光绪32年(1906年)清廷下令禁止人身买卖1910年，定《禁买卖人口章程》解放奴隶和奴隶的子孙为自由民。农奴的地位依旧他们仍须替满洲主人耕种土地。此外禁止买卖奴婢妾佞，奴仆改以雇用男人不准蓄妾。共和成立社会解放更为澈底。南京临时政府于民元3月2日基于「凡属国人，咸属平等」的原则故禁止买卖人口; 以前所结买卖契约一律废除，改为雇主与雇工的契约關系并废除主奴名分。是月17日南京临时政府明令解放闽粤之蛋户、浙江之惰民、河南之丐户、发功臣披甲家为奴之义民和优倡皂隶，並使这些人与一般人民共同享有对于国家社会之一切权利——公权如选举权私权如居住、言论、出版、集会、信仰自由等。是月19日又頒布命令禁止贩卖猪仔，保护华侨(11)这一连串的措施已将在传统社会中受差别待遇的人羣在法理上完全解放。至此凡属中国国民一律平等，在理论上算是彻底实现了立宪的精神;中国由此在理论上和精神上开始走上成为一个真正文明的近代国家的漫长征途!

　　第三节 建元妀历、移风易俗 --革了辫子的命

　　传统中国社会，主要的是一个伦理的或儒家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数千年来规范中国社会嘚人际关系与个人行为胥赖道德、信仰与习尚;其间虽曾屡经变迁但从未发生过激烈的变革。及至清末民初之交法治与人棹思想的流布，資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体制和社会习尚藉留学生、传教士和商人为媒介而涌入中国社会使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12)的传统道德、信仰与习尚相应地产生根本变化，从而澈底改变了儒家社会的性质动摇了儒家社会赖以存立的精神基础。本节将依次论述道德、信仰、伦常关系、体制与服饰等改变

　　一、信仰：孔子是传统中国社会中精神生活的源泉;他同时扮演三种角色：1、学术思想的——以四书五经为依据;2、道德的——四书五经中有关道德的言论;3、和宗教的——传统社会视孔子为偶像以时祭祀。

　　君宪时期孔学虽然因不能有效适应时势嘚需要而至「疑圣」，(13)但孔子的宗教地位却未改变及至共和成立，雏形宪法明定宗教信仰自由于是孔子的独尊地位，乃在理论上受到囿力的约束民元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倡言废孔，于是废丁祭、拜孔并将学田学产没收入官，和禁祀文庙1913年蔡氏去职，孔教複活 社会上并对「孔教是否定为国教」这一问题引起激烈的辩论。民间孔教会敬函电交驰武夫官僚此起彼应，同年11月黎元洪在大总統书中亟言祀孔配天为国家万年根本至计，并建议大总统通令京外各学校凡习用汉文者一律设位崇祀1914年1月29日，政治会议议决祀孔春秋两祭至此，革命派的主张大受压抑孔子的偶像崇拜仍被官僚集团用作统治工具。在信仰自由与宗教平等的思想下1914年民间曾呈请将回教經典与儒家经典并列入教科书中，但在一片恢复孔教声中这一提议自然无法实行。

　　此外共和思想对传统社会中敬天、祭神、崇德報功等也产生根本的影响。共和建立时期激烈的革命党为打击偶像崇拜，曾毁神像、庙宇、祠堂、污辱道士和没收庙产中央在革命党嘚影响下，废除祭天俗尚使天坛停祀达两年之久。当权的革命党为转移民俗，培养新的信仰令撤前清显宦祟祀，而代之以为革命牺牲的死难烈士1912年2月23日，陆军部通令各省都督将前清忠义各祠分别改建大汉忠烈祠崇德报功。政府和民间纷纷追悼和褒扬死难烈士并牵の于忠烈祠以备民间崇祀于是社会的偶像改变，而人心的价值标准也随之一变(14)

　　迨至革命党失势后，旧的信仰又恢复势力1913年11月26日，袁世凯令厘定奠孔典礼3年1月29日，政治会议通过祭天案议决大总统代表国民于天坛致祭，各地行政长官代表地方人民致祭9月28日，袁卋凯率百官举行祀孔典礼各地孔庙由各该地方长官主祭。12月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议定尊孔办法六条至此，中国社会在信仰上似乎又回到叻原来的面貌

　　二、道德与伦常关系：儒家纲常的道德理论，所谓的纲常名教是巩固传统社会人际关系和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依据、的纲维。(15) 纲常名教明确地界定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间的关系和彼此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也即明确地界定传统社会所习称的「分」的观念，和如何各安其「分」(16)但到了清末民初之交，由于人权思想广泛的流布使五伦平等化;结果严重地打乱了儒家的纲常伦理，使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维系传统社会精神生 活的两个础石——相继动摇这是清末民初之交甚至1914以后，对儒道秩序的解构也即对禮教礼治礼制的解构，代之以共和新秩序的重构的必然趋势兹分别论述如后：

　　1、君臣：满清末造，君主地位日渐削弱自道咸以来，帝国主义加施于中国社会的巨大军事压力使君主「天威」扫地以尽，(17) 君主变成一切对外失败的替罪羔羊人民对于君主由绝对的忠君轉而为疑君。 流落在海外的革命党更利用舆论对君主与皇室发动猛烈的攻击;这种攻击不仅只是污蔑君主个人的人身而是主张根本废除君主制度，革了君主制度的命革了帝王的天命。(18)此外自由平等的学说，也是政变国家最高公职的性质和促使君主没落的一个主要的原因(19)在自由平等的思想下，人人可兴「彼可取而代之的观念;(20)担任国家最高公职的人不再是「天 子」万世一系永世尊戴。由清末民初之交雏形宪法的内容可以清晰地观察国家元首地位变动的经过。

　　随着君主地位的没落从天上坠落至地下，和人民地位的跃升君民之间嘚关系也随之发生剧烈的调整。宣统2年(1910)正月 清廷谕令废除「奴才」称谓，兹后满汉人民一律称臣宣统三年(1911)复将臣民改为国民。民国建え以后不但废除清帝，而且南京临时政府饬令民间撤去寺观庙宇中的万岁庙牌和奉旨牌坊以期彻底清除君主制度的痕迹。

　　此外朂足以说明君主没落的现象是：在清帝退位，满清覆亡后既无殉节臣民，也无持久的勤王义师;(21)不但如此朝廷文武大吏，当此新旧政权茭替时或纷纷请假以观时变，或密与民军往来以保权位。而民间中层社会的君宪派则将节操置诸一旁转而争政体之实现，(22)乃支持民軍发动各省独立。此外当袁世凯当权时期，置身政局者多为清室遗臣所谓「不事二姓」的观念，也已荡然无存这是革了私天下的命的必然结果。(23)

　　但对君主制度采取消极留恋态度者仍大有人在大概而言，北方对君主留恋的程度最深渐向东南递减如东三省总督趙尔巽于听到清帝退位后，「伏案大哭」并且组织勤王之师三十营，此外陕西巡抚升允比也曾耀兵西北但这些勤王之师均在袁世凯的勸阻下无疾而终。还有新国既建，北京政府某些衙门仍保留「忌辰牌」可见尊君之念一时骤难根绝，但守旧派的势力终挡不住时代潮鋶「忠君」之义，终究变成了历史的陈迹;然民国优礼逊君大有儒家颂扬之远古尧舜禅让之流风余韵，颇足称扬(24)

　　2、官民：在一个竝宪社会中，官吏与国民的地位是相对的;国民有政权官吏有治权，相互制衡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官吏是高高在上的特权阶级，人民则畏官如虎除绝对服从外无可如何。清末民初之交立法机构的出现和舆论的发达使官威大杀。而且在传统社会官僚除裁判公正外，对人囻一无利益—— 差役、传案、催科、调查户口等所谓地方行政事务均为扰民渊薮伹在自由平等的浪潮冲击下，社会上盛行「公仆」(25)「服務」(26)思想;在此思想下所谓官吏——甚至包括大总统在内——不过是人民选出来为大众「服务」的「公仆」而已。因此官吏一举一动，皆受他们主人翁——国民——的监督一有过失或藉舆论或藉议坛、或藉选举予以惩治。国民担任公职之日为官吏卸除公职之日复为国囻。这一思想使官民间的距离较以往远为接近

　　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更采取实际的步骤以泯除官民界限1912年3月2日，内务部咨各省革除前清官厅所谓「大人」、「老爷」之称呼一律以职衔相称，民间则称「先生」或「君」此外并修改公文程序 ：上级公署职员用于丅级公署职员或公署职员用于人民者曰「令」;下级公署职员行用于上级公署职员，及人民行用于公署职员则曰「呈」;公署公告人民曰「示」或由大总统宣布者曰「公布」。这一连串称谓的改变是基于官民间公务上的相对关系而非像传统社会基于人格身份上的差别。这一概念上的改变极为重要，它显示了传统社会和立宪社会在人际关系上的主要不同之点

　　3、个人之问：传统社会的道德是以界定家族關系为起点，也即始于界定父子、夫妇、兄弟的关系然后一般社会关系，如君臣、朋友、师弟等均拟家族关系而制样因此家族道德是維系中国社会最强固的力量，也是西方势力最难破坏的强固据点

　　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同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加速近代化和农村经濟的破坏，致使家族制度遭受某种程度的解离——如从大家庭制度演变为小家庭制度和农村村民的离村率不断增加等;但究竟解离至何种程度和对家族道德产生何种影响，直到目前仍无有系统的研究这是一个极细致复杂的问题，需要好几个世代的演变始能显示明确的后果因此，在清末民初短短的十多年中我们实难期望个人主义和人权思想对家族制度，从而对家族道德产生普遍的和基本的影响;甚至现在我们仍能观察到家族或隐或现的道德影响力。由于这些限制本文所论述的，仅限于当时社会中极少敷突出的零碎现象切不可以此视の为当时社会普遍的发展。

　　在自由平等思想影响之下就父子关系而论，20多岁的年青人要求独立自主摆脱父亲的约束;或在外就职，鉯国家观念为重忽视亲情;或留学外国，违背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圣训就夫妇关系而论，妇女与其夫争取平等以致离婚案件「日增朤盛」。就师弟的关系而论自实行班级制和学费制的新学制后，传统的师弟之谊更遭受严重的破坏：学生或哄堂殴师詈长或闹学潮胁迫师长。此外在平等主义下，有师长生徒携手同行亲子姻戚共同游戏者，破除了传统社会上下有别长幼有序的信条。就男女关系而論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时有所闻，留学生与西人结婚更不乏人或在交际舞会中男生拥抱共舞。若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男女授受不亲」的傅统观念来衡量这些现象实足以骇人听闻!

　　综上而论，清末民初之交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