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宗教理论与政策
民族宗教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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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消灭宗教”的历史教训
论“消灭”的历史教训——兼谈自由政策的伟大现实意义作者：张树卿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定的是一定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一种信仰一旦形成，对其赖以产生的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发展都有其自身的性，凡历史上存在的东西都有其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宗教也不例外。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只能认识规律，顺应规律，利用规律来自觉的趋利避害，为人类造福。而不能人为地违背规律，无视规律，消灭规律。否则，必将受到规律的惩罚。违背自然发展规律，就要受到自然的惩罚；违背发展规律，就要受到社会的惩罚；违背思想信仰发展的规律，同样要受到历史的惩罚。纵观古今中外因违背规律，而受到惩罚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本文仅就违背宗教信仰发展规律——“消灭宗教”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一下个人观点。一为什么不能提“消灭宗教”之口号？换句话来说“消灭宗教”的提法错在什么地方？从思想理论角度看，这一提法的错误就在于，它是典型的主观主义。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它无视思想信仰产生的物质基础，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实际。“要知道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马克思《马恩全集》第27卷第436页）。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马克思《马恩选集》第1卷第1页。）“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马恩选集》第2卷第82页）。社会意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超越客观现实的思想认识是一种左的表现，落后于社会现实的思想认识是一种右的表现。左或右都将对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害。2，它无视思想信仰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过低估计了改变人们精神信仰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知道改变一个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信仰，只能靠其自身觉悟来解决。选择并接受某一种思想信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转变并最终放弃这种思想信仰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那种认为只要采取强硬行政命令手段，就可以令其放弃思想信仰。这在思想理论上不仅是非常幼稚的，而且也是十分错误的。要知道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是同等重要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相应精神状态的独立个体，也不存在只有精神生活而不需要任何物质做保证的独立个体。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信仰，要比砍掉一个人的头颅不知要难过多少倍。3，它无视并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次要矛盾与主要矛盾混为一谈。把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为地推向了敌我矛盾的地步。不是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说服教育的办法，而是采取对敌人消灭的办法。这几天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政治上团结一致，信仰上相互尊重”的方针，严重破坏了爱国统一战线，破坏了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4，它完全是从想当然出发，过高地相信政权的力量，企图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在一个早晨就人为地消灭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宗教。严重地违背了思想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5，是宗教问题上，左比右好，越左越革命的左的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实践方面的错误，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1，提出“消灭宗教”口号的同时，也就公开宣布了宗教的非法；在向宗教开战的同时，也就等于把人民内部矛盾推向了敌我矛盾；无疑是把宗教爱国者推向了社会主义对立面。2，采取消灭宗教的措施，就必然直接与宗教职业者和广大宗教信仰者发生正面冲突，必不可免地要引起争议，抗争、以至流血事件。从而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局面，引起社会动乱。3，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激化矛盾，而不能解决矛盾。思想信仰问题既使通过高压，收到了暂时表面的平息，但是，压服的结果是压而不服。由原来的地上组织反而秘密的转入地下，使政府更加难以控制。4，它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只能刺激宗教狂热，增加社会管理难度。& 二历史教训之一，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也就从哪里开始。思想信仰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即一定的思想信仰是一定社会物质基础的产物，物质基础发生变化了，其赖以产生的思想信仰或早或迟的也要发生变化，一成不变的思想信仰是不存在的。正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物质条件发生变化，然后人们的思维，人们的风俗习惯，人们的世界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91页。可见，思想信仰一旦形成，对其存在的基础又具有反作用。对信仰问题只能按照思想信仰发展客观规律办事，而不能违背其发展规律。宗教信仰只能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使人们真正成为宇宙自然、社会、及现实生活中的主人，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人们才能自觉放弃宗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3页。大量事实证明，只能按照思想信仰发展的规律去“易信仰”，而断不可强制“灭信仰”。历史教训之二，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页。我国现存的各宗教在废除了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割断了与帝国主义联系的情况下，宗教界人士的政治、经济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爱国爱教，奉公守法，主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思想信仰上的不一致，完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决不能因信仰问题而影响宗教与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的团结合作。况且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多种所有制并存，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必然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呈现出多样性，层次性。这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现实。企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信仰来统一12亿人口，着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我国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而不是强求意识形态的完全统一。这就需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尽最大努力团结宗教界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历史教训之三，右能断送革命，左也能断送革命。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反右也要发左，有右就发右，有左就发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宗教及宗教信仰者的迫害和打击，所造成的严重的政治混乱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至今创伤难敷，余迹难消。南亚地区冲突：原因、后果及前景展望
来源：搜狐军事
作者：知远
　　冲突研究是一项宏大的智力工程。201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Pennsylvania）在一项调查中列举了100家顶尖智库，其中有超过60%的智库对冲突及冲突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间战争和国内武装冲突领域，而那些由大国干涉或全球秩序运转的强制性需求引发的冲突只是偶尔或偶然得到了人们的关注。随着“阿拉伯之春”现象向其他地区蔓延以及人们更频繁的在联合国框架内以行使“保护之责”（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的形式实施干涉（正像我们在利比亚看到的或有可能在叙利亚看到的那样），对冲突进行研究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热点。不过，在研究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认真考虑“全球政治条件”所发挥的作用。就此而论，西班牙前外交部长、北约前秘书长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和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总裁伊安•布莱默日在文章中评论说：“在当今世界，找出和处理热点问题并不是摊开地图，找到出事地点，然后派遣外交官平息事态那么简单。要把目前的重大冲突和对立搞清楚，我们必须要弄明白全球政治环境是怎样引发这些冲突和对立的。在那些有条件阻止或终止冲突的各方无法或不愿意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冲突更容易出现或持续进行下去。”
　　可能有人会进一步认为，如果世界大国以及他们建立、维护和管理的全球力量体系出于战略利益或其他利益方面的考虑而持续推动或助长冲突的话，那么冲突就不会停止。在研究冲突的时候，资源冲突和人类安全方面的问题一直被忽略了，直到上世纪末这些问题才逐进入人们的视线，但直到今天，人们在这些问题上投入的精力和资源仍然不够。
　　在冲突研究中，南亚已经成为了一个倍受关注的地区，难道不是吗？要知道，南亚地区曾发生过5场国家间的全面冲突，冲突各方中包括有核国家和亚洲大国，有些国家还成为了全球恐怖主义中心的组成部分，而且该地区的国家都没有摆脱叛乱分子和分离主义运动的困扰。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其建立的武装冲突数据库（Armed Conflict Database，ACD）中确定了9场发生在南亚地区的国内和国际冲突。南亚地区的很多智库（包括政府资助的智库和附属于公立大学的智库）都在对冲突进行研究。过去6年来，新德里一家名为和平与冲突研究所（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IPCS）的智库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有关“南亚武装冲突”的会议。巴基斯坦和平研究所（Pak Institute for Peace Studies）也会定期统计有关南亚冲突的信息。在本文中，我们要确定南亚地区冲突的类型，对引发这些冲突的原因以及冲突带来的影响进行讨论。
　　冲突的类型
　　南亚地区的冲突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冲突大致可分为4类，即：（1）由全球政治形势、战略形势和发展形势（包括大国发挥的作用）导致的冲突以及因这方面因素而升级的冲突；（2）历史延续下来的、由战略方面的原因导致的国家间冲突；（3）由国内政治动荡、社会文化断层和发展不平衡导致和滋生出的冲突；（4）由非国家行为体引起并主导的冲突。第一类冲突包括由地区外力量和因素引发的冲突。举例来说，“9•11”事件后，美国入侵阿富汗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由此导致的南亚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的冲突就属于第一类冲突。迫于冷战的形势，苏联在1979年到1980年期间武装入侵了阿富汗，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此实施了反制，由此引发的南亚地区冲突也属于第一类冲突。1962年中国对印作战也是地区外国家参与导致的冲突。冷战还导致了南亚地区的各种地区性分歧的加深和激化并使该地区的国内冲突和国家间冲突复杂化，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克什米尔争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全球秩序态势中的战略要务对南亚地区的冲突产生了直接影响，但全球发展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通过推动和加强许多国内冲突也逐步对这些冲突产生了间接影响。比如说，虽然全球化进程发挥了很多积极的、创造性的作用，但它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致使南亚地区面临的问题和烦恼雪上加霜。在第二类冲突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直接冲突占有重要位置。第三类冲突包括南亚地区所有的叛乱和种族/宗派冲突。第四类冲突包括恐怖组织的活动（比如2008年的孟买袭击）以及叛乱分子和犯罪团伙的跨边界行动。
　　这几类冲突中包含的冲突可以是武装冲突和暴力冲突，也可以表现为外交关系紧张、严重的分歧和非暴力民众抗议。武装冲突和非武装冲突都有互相促进和互相转化的倾向。冲突管理的学问和艺术的侧重点就在于将暴力冲突转化为非暴力冲突，并防止非暴力冲突中出现暴力。引发南亚地区国家内部非暴力冲突的原因包括：领土争端，使用或共有的水、能源、渔业等地区资源上的分歧，在贸易、转口和投资等问题上的争议和分歧以及人口跨境迁移等等。
　　第四类冲突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有关，近年来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在基地组织发动“9•11”袭击以及恐怖组织激增之后。恐怖组织会在有国家支持或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开展跨国行动。2012年，在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希夫香卡尔•梅农（Shivshankar
Menon）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冲突研究中的重要性，他说：“现在，冲突的性质有了根本变化，它并非仅仅是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而是随着冲突特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在全球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间的冲突必然会减少。然而，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冲突却在不断增多，尤其是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界限变得相当模糊的情况下。正像我们在西亚地区看到的那样，非政府组织、社交媒体等等会产生能动的实际影响，最终会导致政权更迭。另外，技术的进步也使得非国家行为体有能力对国家形成重大挑战。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差别消失以及国家主权的界限被削弱造就了新局面，这需要我们用崭新的视角来看待问题。”
　　以上对冲突的分类是为了便于分析，因此从现实表现看，发生的冲突不一定局限在某一类。很多时候，一种类型的冲突引发另外一种类型的冲突会使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国家和分析人员处理起来更为困难。1971年那场导致孟加拉国独立的的印巴战争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场国家间战争是由巴基斯坦的国内动荡引发的，巴基斯坦军事政权采取了专制和粗暴的方式来处理当时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人的要求，导致了国内动荡。巴基斯坦政府成立的哈姆杜•拉赫曼委员会（Hamoodur Rahman Commission）在报告中也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印度在利用巴基斯坦国内冲突上有着战略利益，但如果巴基斯坦没有爆发国内冲突并且冲突的蔓延没有对印度造成不利影响的话，那么这些利益就无从谈起了。巴基斯坦的军事镇压导致了种族屠杀，结果有1000万难民涌入了印度。冲突的蔓延以及国际社会对这些后果的漠不关心迫使印度出手干预。而后，美国和中国出于各自在南亚地区战略利益的需要直接卷入了这场地区性国家冲突。当时的背景是，冷战正在盛行，美国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军事同盟。在国内冲突蔓延到邻国从而引发国家间冲突方面，南亚地区还有很多例子。
　　以上所列的南亚地区冲突类型之间不存在任何层级顺序或先后顺序。人们普遍认为，国家间冲突已经逐渐被国内冲突所取代，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在这一点上，南亚地区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内冲突与国家间冲突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可以互相渗透。而且，冲突类型的发展也是非线性的。无论看起来有多遥远，印巴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或者中印之间公开爆发冲突或者印度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南亚地区的一些最难控制且旷日持久的国内冲突（比如斯里兰卡的种族冲突和尼泊尔毛派暴乱）已经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谁也没有预料到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LTTE）在2009年会被斯里兰卡军方完全剿灭，也没有人会想到在印度和国际社会悄无声息的非正式斡旋帮助下，尼泊尔的毛派会与主流政党握手言和，同意进行和平民主转型。不过，冲突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冲突得到了解决，也不意味着引起冲突的根本原因完全得到了解决。在斯里兰卡，即使在战争结束以后，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种族问题仍然遥遥无期。在尼泊尔，尽管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但建设一个新尼泊尔的承诺仍然有待实现并制度化，而正是这样的承诺才使得毛派融入了国内的主流政治活动。
　　爆发冲突的原因
　　南亚地区爆发冲突的两大根源是：殖民统治造成的恶果以及独立后民族和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动荡。殖民统治造成的3个恶果很有可能引发冲突：（1）建立了不正常、不合理的国家体系；（2）国家间的分界线没有确定；（3）各少数民族、宗教少数派和社会团体的社会地位没有确定。导致南亚地区殖民统治终结的不是独立战争而是由印度发起的和平斗争。这场和平斗争的胜利也使缅甸和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脱离了殖民统治。不过，印度的一大块国土将巴基斯坦分为了东西两部分，从而造就了一个不正常、不合理的国家。这种不合理的情况直到23年之后才得以扭转：在经历一场激烈的地区冲突之后，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裂出来成为了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尽管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和全印穆斯林联盟（Muslim League）出于短期政治利益的需要对殖民统治者采取的分而治之政策持支持态度，但从战略上说，这种政策却对在南亚次大陆建立一个强大且顺从的穆斯林国家用来对抗该地区的穆斯林产油国和抵御苏联的南进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传统的英国殖民利益与新兴的美国利益在这里融合，通过从战略上对整个世界进行划分形成了冷战的轮廓。然而，国内宗派林立导致了巴基斯坦国内民族认同的不确定，并成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以及两国内部常年不断爆发宗派冲突的诱因。
　　殖民者与当地政权进行权力移交所采用的方式很荒谬，在主权至上原则的运用过程中也有内在的荒谬性。主权至上原则不但使得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建立并巩固新国家变得非常困难且容易发生冲突，而且还导致了引发印巴两国紧张和战争的源头问题的产生（如克什米尔问题），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从很多方面来看，殖民者想要使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分裂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当年，印度最后一位总督蒙巴顿（Mountbatten）将军坚决主张克什米尔可以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但同时他还主张要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克什米尔的归属。将克什米尔加入印度作为印度为克什米尔提供保护来对抗巴基斯坦部族入侵的条件阻止了巴基斯坦通过军事手段来觊觎克什米尔，而附加条款“公民投票”反过来也使克什米尔加入印度变得遥遥无期、充满变数并存有争议。
　　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边界划分问题仍然是南亚地区容易爆发冲突的原因之一。英属印度与阿富汗和中国之间有两条未定的边界线，即杜兰德线（Durand Line）和麦克马洪线（McMahon Line）。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杜兰德线问题上有重大争议，麦克马洪线问题则导致了中印1962年的战争，而且麦克马洪线问题至今仍然很可能会导致中印之间爆发冲突。麦克马洪线在英属印度和西藏之间的部分还导致了中国与不丹之间关系的紧张。将印度和原东巴基斯坦之间的雷德克里夫（Radcliff）分割线作为印度与孟加拉国分界线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印度与孟加拉国在1974年和2011年9月分别签署了边界协议，解决了一国在另一国领土内的飞地这一复杂问题。不过，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印度国会还没有批准这两项协议。仍然有待巩固的雷德克里夫线也导致印巴两国在爵士湾（Sir-creek）地区分界线变得脆弱和敏感。1972年印巴两国签订了西姆拉协定（Shimla Agreement），但令人遗憾的是两国没有完成控制线的划定，从而导致了两国在锡亚琴（Siachen）冰川地区的冲突。在划定边界线问题上的争议也使印度与斯里兰卡和尼泊尔之间的关系饱受困扰。1974年和1976年，印度和斯里兰卡分别就卡此沙提武岛（Kachchativu Island）和保克海峡（Palk Strait）的海上边界问题签署了双边协议，从而和平解决了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在印度与尼泊尔的划界问题上，由于两国共有河流的改道，问题变得复杂化了。
　　我们在上文曾提到，南亚地区的某些冲突是受到全球政治和战略秩序影响，由本地区之外的一些因素引发的。2011年，美国对阿富汗发起了攻击，从而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全球反恐战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直接卷入其中，印度也间接受到了牵连。美国对阿富汗基地组织的打击可从很多方面合理地解释为对基地组织“9•11”袭击及其对美国实施的规模空前的恐怖活动的报复行为。不过，“9•11”袭击却远远不止恐怖主义活动那么简单。说恐怖主义活动是一种附带破坏可能有点过头了，但我们必须要客观地说，对白宫（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明显目标）、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的3次袭击是为了打击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而精心谋划的。袭击的目标并不是美国民众，而是美国力量和优势的象征，基地组织对美国力量和优势一直心存怨恨，并一直准备对其发起挑战。从另一方面来说，“9•11”袭击是对冷战结束以来的单极世界政治秩序的一次打击。美国和北约军队已经制定计划，要在2014年7月份之前从阿富汗撤出。不过，战争结束后的阿富汗形势及其对南亚地区冲突的影响仍有待观察，这些影响可能对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长期安全形成巨大挑战。
　　阿富汗战争并非由地区外力量干预或世界政治态势的强制性需求在南亚引发的第一场冲突。前苏联于1979年12月入侵了阿富汗，这是地区外力量介入南亚的一个更糟糕例子。在后续冲突中，巴基斯坦也卷入了进来。显然，当时盛极一时的超级大国之间强大的冷战冲动是此次地区外力量介入的背后驱动力。苏联解释说，他们的干预是对美国在阿富汗秘密行动做出的反应，并把阿富汗视为了其在中亚地区的软肋。美国却认为苏联的军事进攻是要经过巴基斯坦打通通往印度洋的通道，因此与巴基斯坦等国携手合作，竭尽全力要挫败苏联的军事干预。在此次与苏联的对抗中，中国加入了美国的阵营。随着冷战上升到一个新层次，中国从与苏联的结成的意识形态联盟中脱离了出来，并与美国拉近了关系，以应对其与前共产主义盟友之间的分歧。
　　另外一场由外部强加给南亚国家的战争是1962年的中印战争。在历史教科书上，这场战争一般被描述为亚洲两大邻国因领土纠纷导致的边界战争。从很多方面来看，确实是这样。但如果说中国仅仅是为了领土要求以及要与印度解决这一问题而发动战争的话，那么为什么中国又单方面从该国至今仍有领土主张的地区（如达旺地区、藏南地区和锡金的部分地区）完全撤出呢。对印作战的决定是毛泽东主席与身边一群关系密切的人士商议之后秘密做出的。使毛泽东主席及中国领导层最为恼火的不是印度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与交换领土有关的一揽子建议，而是感到中国被孤立了。美国和苏联看起来都支持印度，如果这种支持持续下去，那么印度可能会变成一个亚洲大国，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1962年的战争使印军饱受羞辱，而且还暴露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印度需要的时候为其提供的支持少得可怜。中国在恰当的时间发起了攻击，此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古巴陷入了核僵局，两国之间的对立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刻。还有报道说，中国曾通过外交途径确定了美国在印度卷入冲突时不会为其提供帮助。
　　上述例子说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战略体系（冷战）在把战争强加给南亚国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冷战还从深度和广度上扩大了印巴之间的分歧，导致克什米尔冲突变得棘手起来。在能源丰富的中亚和西亚地区，把巴基斯坦塑造成反共穆斯林壁垒用来对抗苏联是美国主导的西方同盟体系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对美国来说，在克什米尔地区问题上支持巴基斯坦只是付出了相对较小的代价，美国愿意这么做。美国军方领导人也对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以令其满意的方式解决之后愿意派兵参与西方同盟体系在亚洲实施的行动充满了信心。在巴基斯坦加入西方同盟体系之前，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与巴基斯坦合作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在冷战早期，美国对中国实施遏制。达赖喇嘛逃往了印度，美国在西藏通过康巴藏人开展秘密反华战争，这导致了西藏问题的复杂化。这些事态发展导致“印度中国之间亲如兄弟般关系”的崩溃，并加剧了两国在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争端。现在，不但是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和美国之间出现了竞争，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发生了转向，这可能会对中印关系造成影响，使两国之间的冲突加剧。
　　从战略层面说，世界秩序对南亚地区的冲突造成了直接影响；从意识形态层面和发展层面说，世界秩序为促进、加剧和维持南亚社会中的冲突创造了条件。全球化激发了全球发展进程并且为南亚地区国家提供了一些机遇，但同时也扩大了不平衡、产生了贫困并使贫困持续、增强了消费主义、鼓励了权贵资本主义并加深了文化疏离，从而导致了发展的扭曲。这些发展进程中的扭曲为《世界银行冲突分析框架》（World Bank Conflict Analysis Framework）中确定的冲突创造了条件。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引发了三大爆炸，即信息爆炸、认同爆炸和期许爆炸。南亚国家在国家管理和领导上都有严重的欠缺，其政治制度无法满足这三大爆炸的需要。在南亚国家，大的社会团体和边缘人群没有被政府有效管控且得不到发展，一些大型开发项目（如水坝、采矿和深林砍伐等等）还导致了大量人口无家可归，这是南亚国家在国家管理上存在欠缺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近年来，在尼泊尔、马尔代夫和巴基斯坦的民主化进程中，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在国家事务领导上的很多失败，而这些失败成为了爆发冲突的潜在原因。在斯里兰卡，即便泰米尔叛乱已被平息了3年之久，但当局仍未找到解决导致种族冲突的根源问题的方法。过度看重个人权力和团体（党派）权力是这些事件中领导失败背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南亚国家各级政治组织对权力和影响力的争夺导致了冲突加剧并持续得不到解决。20世纪70年代印度的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对旁遮普（Punjab）极端锡克教徒宾德兰瓦里（Bindrawale）的政治利用；上世纪80年代末，斯里兰卡总统普利马达萨（Premadasa）与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密切来往使印度维和部队（Indian Peace Keeping Force）蒙羞； 1996年到2001年期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Birendra）对毛派叛乱的支持，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南亚的国内冲突也源于其动荡且未完成的国家和民族建设进程。不稳定的社会状态和政治结构加剧了种族和宗派冲突。国家和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的认同问题和归属问题致使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剑拔驽张。巴基斯坦尚未得以解决的民族认同问题（旁遮普人对信德人、俾路支人和帕坦人的统治加深了这一问题）以及斯里兰卡在1959年无视泰米尔和穆斯林少数派群体的感受宣布本国是僧伽罗语佛教国家是这些国家内部激烈冲突的根源。在印度，过去60多年的民主化进程在整合边缘社会群体上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现在，过去那些被忽视并遭受歧视的种姓和部族的积极活动给印度政府的能力及其政治进程带来了巨大压力。国家发展建设成果分配不平等以及社会群体的期许与所得之间的落差日益扩大也成为了冲突的助推剂。在尼泊尔，毛派分子的叛乱在边缘部族和地区性团体的参与下延续了10年之久（从1996年到2006年）。而现在，他们正在要求在“新尼泊尔”获得平等、体面的地位，致使制订宪法和国家制度建设等工作陷入了瘫痪。
　　南亚地区不正常且开放的国家边界以及种族和社会问题向邻国扩散致使某一国的国内冲突很容易蔓延到其他国家，从而引发双边冲突。当某国有意识地利用邻国的国内冲突来谋求本国的战略利益和国内外政策利益时，冲突更容易向外蔓延。大部分南亚国家都曾利用过邻国的困境来谋求本国利益。印度对斯里兰卡种族冲突以及孟加拉国建国的干涉、巴基斯坦对印度和阿富汗实施的跨境恐怖活动、尼泊尔对从不丹涌入境内的尼泊尔裔难民潮的不满等等都是南亚地区国内冲突演变成双边冲突和地区性冲突的著名例子。有些蔓延的冲突因被激怒国家对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政策剧变以及国际合作应对得到了解决。1987年，印度的政策从为泰米尔叛乱提供帮助转变为通过派遣印度维和部队打击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此举可视为国家政策剧变的代表性例子。从2010年开始，孟加拉国对印度东北部叛乱组织在其境内寻求支持和庇护的态度有了转变的迹象。还可以一提的是，印度与不丹（2003年）和缅甸（1995年）建立了可靠的合作，联合采取行动对付在印度东北部地区活动并在不丹和缅甸谋求庇护的叛乱组织。
　　冲突的影响
　　很明显，南亚地区的冲突对该地区的国家格局以及构成这些国家的社会阶层造成了影响。我们在前文中提到，冲突是殖民统治结束后南亚地区形成的国家所固有的，而这些固有的冲突也起到了重组南亚地区国家的作用。在此方面有3个显著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显然是克什米尔问题，这一问题至少暂时改变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界。目前，我们还难以肯定地说出什米尔问题如何最终得到解决。但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依据1963年与中国达成的边界协定，巴基斯坦将其在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山脉地区占有的一大块区域交给了中国。尽管这份协定为印巴在最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后就该地区的边界问题展开谈判留下了空间，但是如果日后整个克什米尔地区（包括巴基斯坦占有的部分）归属了印度，那么中国是否会将此前巴基斯坦移交的领土转交给印度呢？人们对此持怀疑态度。第二个例子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那就是1971年孟加拉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一场激烈冲突之后建国，美国、中国和联合国都卷入了这场冲突。第三个例子是锡金归属印度。锡金原本是英国的保护国，后来又成为了印度的保护国，由封建国王乔格亚尔（Chogyal）统治。后来，在锡金占居多数的尼泊尔族人在伦达普•多吉（Lhendup Dorji）领导下与国王乔格亚尔爆发了冲突。结果是，1975年4月锡金的封建统治者被废黜，结束了保护国状态，并成为了印度联邦的一部分。
　　冲突导致国家结构调整或重建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通过军事手段消灭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避免了一个分裂的泰米尔伊拉姆政权的形成，但是如果种族问题不能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的话，那么就不能排除未来再次出现主张分裂的泰米尔政治团体的可能。印度东北部地区（尤其是在那加邦和克什米尔）持续不断的冲突都带有分离主义的“病毒”，尽管我们可以期望印度富有弹性的政策不会让这些问题爆发。在尼泊尔，如果特莱（Terai）地区不能通过联邦式架构和社会经济协调实现融合，那么尼泊尔人就会担心该地区从尼泊尔分离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不过，印度并不支持特莱地区分裂。面临着叛乱问题的俾路支省存在的分离主义情绪也在折磨着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毗邻阿富汗的边境省份中的普什图人（Pashtu）有着强烈的分离主义情绪。分析人员与政策制定者对巴基斯坦面临多种国内冲突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情况下能否继续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个问题上有着激烈争论。正如一些分析人员所言，阿富汗存在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在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可能会导致阿富汗这个国家以及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的重新界定。
　　除建立新国家和改变国家分界线之外，南亚地区的冲突还改变了一些国家的政权和政治制度。以下是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1971年，巴基斯坦军队在印巴冲突中被印度军队击败，导致了自成立巴基斯坦以来的首个民选文官政权的产生。该政权由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领导，干满了5年任期。1977年的大选后，巴基斯坦军方重新掌权，原因在于文官政权日趋弱化和巴基斯坦军方因俾路支省爆发冲突东山再起。2002年，尼泊尔的毛派叛乱促使国王贾南德拉（Gyanendra）阻挠了国家的民主治理进程，并在2005年掌握了政权。不过，由于尼泊尔毛派与主流政党携手合作，第二次人民起义在2006年4月取得了胜利，最终导致尼泊尔废除了君主政体（2008年）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在斯里兰卡，1982年宪法确立了国家政体为总统制，而种族冲突则是1982年修宪背后的驱动力。总统在任期内滥用职权导致了斯里兰卡总统制的扭曲，因此在斯里兰卡产生这样的争论：总统制是不是最好的制度，检讨和修订这一制度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即使斯里兰卡的制度和政权没有实质上的变动，但冲突还是使该国的管理部门发生了渐进式变化，特别是那些与社会治安、司法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部门。大部分南亚国家都在加强国家安全部门，包括军事、警察和情报部门。南亚一些国家（如巴基斯坦，从某种程度上说斯里兰卡也是如此）正在逐渐显露出以国家安全为中心的国家的特征。
　　冲突也给南亚国家带来了非常多的社会暴力。南亚很多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如印度的英迪拉•甘地夫人和拉吉夫•甘地，斯里兰卡总统普利马达萨和杰出的部长拉提斯•阿索拉斯穆达里、加米尼•迪萨纳亚克、兰詹•维杰拉特纳、拉克什曼•卡迪尔加马尔以及巴基斯坦的贝娜齐尔•布托夫人）都死在刺客的枪口下或刺客制造的爆炸中。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在内战和恐怖袭击中丧生，妇女和儿童遭受了数不尽的暴力伤害。2008年的孟买恐怖袭击造成了166人死亡和近270人重伤。如此广泛的暴力加上电视传播使南亚地区的居民在客厅和餐桌上就能看到暴力的血腥画面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的残酷性。 叛乱和冲突还导致南亚地区的儿童兵问题非常突出。南亚地区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加深和扩大了种族、社区和宗派断层，而基于认同的群体分化则进一步加剧了政治上的分离和不稳定。
　　在南亚地区，冲突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很多专家认为，有例子表明南亚地区的一些冲突被限定在一定区域范围之内，而其他区域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停顿。比如，斯里兰卡的旅游业和服装制造业并没有在国内种族冲突的影响下丧失活力，人们常常会提到这个例子。与之类似，尽管要应对内部和外部冲突，但印度的经济仍然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是，这些例子并不具备太大的说服力，因为与此同时，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经济在冲突的影响下变得非常脆弱。不管怎样，冲突增加了受影响国家的机会成本是无可否认。印度总理和其他领导人都曾公开承认，左派极端分子叛乱是印度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障碍。随着叛乱的平息，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经济增长的前景变得光明起来。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的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国家间和平共处对保持增长和发展的势头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公认，阻碍各国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SAARC）框架内成功进行地区合作的最大障碍就是印巴之间的冲突。鉴于印巴之间的贸易通道正在启动，地区贸易有望得到增长，这对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所有成员国都是有利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和地区竞争也阻碍了两国与阿富汗之间的双边合作，而如果两国与阿富汗之间的双边合作进展顺利的话，那么也将有助于印巴两国更好地打击国内叛乱。
　　南亚地区的冲突对该地区以及该地区国家的自治权也造成了不利影响。冲突导致南亚地区国家很容易受到外部的干涉和影响。这些影响有的是良性的有的则是破坏性的。印巴冲突导致南亚地区加入冷战使印巴两国的力量都得到了加强，这一点是有据可查的。巴基斯坦一开始对与美国结盟非常热心，不过后来又对与美国结盟产生了不满。考虑到美国阿富汗“反恐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在巴基斯坦，美国的存在和影响已经成为了一项重大国家争议，尤其是在美国为杀死躲藏在巴基斯坦的本•拉登而开展情报行动之后。2000年，斯里兰卡邀请挪威作为协调国来推进其与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的对话。不过，此举最后却受到了拉贾帕克萨（Rajapaksa）政府的批评并被该政府终止了。在南亚地区，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和年分别介入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的平叛行动到头来却饱受非议。在东道国政府的压力之下，印度在斯里兰卡的维和部队不得不打道回府，尽管其受领的任务还没有全部完成。
　　因此，我们发现，南亚地区的冲突造成后果多种多样且带有破坏性。这些后果影响到了该地区人民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比如安全、稳定、政治秩序、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稳定。南亚地区人民应该从这些冲突中汲取教训，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福祉投入到解决这些冲突的行动中来。
　　前景展望
　　人类生活在国家和社会之中，而冲突则是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在此方面，南亚和世界其他地区概莫能外。本文所列举的引发南亚地区冲突的原因（从历史原因到动荡的国家和民族建设进程再到畸形的发展态势）今后仍将存在。即便是一组冲突得到了解决，但另外一组冲突很快就会出现（可能会以转变后的形式或全新的形式出现）。
　　尽管各方都在努力落实建立信任的措施（CBMs），但印巴和中印之间爆发冲突的根本原因仍未得到解决。在印巴之间，克什米尔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巴基斯坦国内认同危机的蔓延以及军方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还产生了愈演愈烈的跨境恐怖主义等引发冲突的动因，这些对和平意愿的表达以及建立信任的措施来说都是釜底抽薪。再次发生孟买恐怖袭击那样的跨境恐怖袭击或者再次发生违反印巴控制线停火协议的事件都会引发人民的怒火和政治运动，从而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以及圣战极端分子在巴基斯坦的兴盛有可能会为这样的袭击创造条件。不过，总体来说，在未来几年，预计巴基斯坦会把注意力集中到与阿富汗接壤的西北战线，并希望保持与印度接壤的东部战线的和平与稳定。
　　印度和中国都希望保持和平和稳定，以便继续保持发展的势头。中国与日本和南中国海的邻国在领土上的纠纷不断加深，因此可能会与印度继续保持和平和理解。中国的新领导人更加强调在南中国海的核心利益，南中国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了。尽管中国对保持印度战线的和平稳定有着内在需求，但看起来中国对解决与印度的边界问题缺乏准备，而且还在担心可能加强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会对其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南中国海地区）的利益产生冲击。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排除中国会以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为借口直接对印度采取行动或者通过鼓动巴基斯坦使印度疲于应付西部战线来间接扰乱印度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么微乎其微。我们在前文中就曾提到，印度在美国与前苏联之间搞战略平衡是促使中国在边境地区发动攻势的主要原因。
　　在可预见的将来，除印巴两国外，南亚地区可能不会再爆发国家间冲突。国内冲突蔓延和资源共享（共有河流、领海和扩展的海洋经济区、贸易和投资相关问题、移民等等）等其他一些问题可能会导致国家间关系紧张，但直接开战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不过，在可预见的将来，南亚国家的国内冲突似乎不会消失。印度的国内叛乱（克什米尔地区叛乱、东北部地区叛乱和左派极端主义叛乱）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印度在处理民族身份认同问题上很有弹性，在处理意识形态叛乱上也有成功的希望，但在一个国家机构高度官僚化的、不够集中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协调国家行动并非易事。斯里兰卡的种族问题造成的紧张局势依旧未见消失。在孟加拉国，世俗势力和宗派势力在战争罪犯审判问题上的两极分化逐步发展到了危险的边缘。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伊斯兰极端主义冲突和宗派冲突可能会剧增。在尼泊尔，毛派分子中的分离派仍然对“人民战争”情有独钟。
　　南亚国家有效控制和/或解决这些国内冲突的能力取决于两方面因素，即实施民主的制度化以及确保经济以可观的速度增长并保证分配公平。目前，对大多是南亚国家来说，这两方面都是巨大的挑战。例如，尼泊尔和马尔代夫到目前为止都尚未成功地将本世纪头十年出现的民主化浪潮制度化。尽管巴基斯坦人民党（Pakistan Peoples' Party）领导的民选文官政权干满了整个任期（这在巴基斯坦历史上是第二次），但国家主要管理机构（如行政、军事和司法机构）的内部关系仍然非常紧张混乱。加强民主和发展经济将会增强南亚国家的力量，同时也会改善南亚地区通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实现区域融合和合作的前景。 知远/刘雷
(责任编辑：黄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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