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你对不起安徽
= &首先安徽想问十一个问题： &\n&\n1.为什么京九线非要拐个弯从安徽绕过?不嫌麻烦吗? &\n&\n2.为什么91年大水非要炸安徽段长江堤坝? 安徽段能承受住洪峰啊!!!! &\n&\n3.为什么建国以来国家产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安徽仅列全国倒数第二,比西藏略高,难道安徽的做作前提和西藏一个品位? &\n&\n4.为什么明清以来发达的江淮及皖南大地现在却一败涂地?徽商也不见踪影??? &\n&\n5.为什么建国初列为东部开放省份的安徽现在又列为中部地区??? &\n&\n6.为什么原来就属于长三角地区的安徽局部城市还要和人会谈才干再进入?替身泄洪时怎么没人感激??? &\n&\n7.为什么全国的媒体提到安徽人都是贬义词???却不知人才济济的安徽大地历史上对中华民族的出色奉献??? &\n&\n8.为什么安徽人民老是推进全国胜利改造的先发地,却轮不到首先发展??? &\n&\n9.为什么安徽居于华东腹地,人口众多,却连一个副省级城市或一个打算单列市都没有??? &\n&\n10.为什么安徽人只知道贡献???不知道索取????????????? &\n&\n11.为什么每次淮河发洪水总是炸安徽的堤坝？为什么长江洪水时，还炸安徽？江苏人是人，上海人是人，河南人是人，湖北人也是人，试问，国家将安徽人至于何地？？？？给安徽的，为何每次都只有八个字&上级决议，牺牲安徽&？ &\n&\n&\n日， 为保上游河南、下游江苏保险，安徽淮河王家坝开闸泄洪再一次吞没自己的家园。安徽人民又一次做出&弃小家、保大家&的巨大牺牲豪举，《安徽再次激动中国》的帖子在全国各大网站转载，引起全国人民广泛关注和大批回帖。 &\n&\n　　 回复的帖子除了安徽人民在网上怒斥央视主持人海霞说安徽人民面对开闸泄洪是带着过年的心情外，更多的安徽人民一直在网上探讨着、在反诘着：为什么每一次开闸泄洪牺牲的总是安徽？贫困、落后的安徽为什么一直都是负面新闻的报道？安徽的经济发展为何如此迟缓？到底是谁在抛弃安徽？还是安徽在抛弃谁？　　 &\n　　 &\n&\n　　国家抛弃了安徽？ 　　 &\n&\n　　1、国家为何一直要冷落安徽？ 　　 &\n&\n　　 有人说:1978年前，中心对安徽的投资是排在倒数第二位的，仅比西藏多点。 &\n&\n　　 又有人说：安徽出了两代国家领导人，按情理领导人应该会照料家乡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两代领导人诞生地是在江苏，只是祖籍地是安徽宣城地区的（旌德县、绩溪县），出了领导人的安徽也并没有得到国家的器重。 &\n&\n　　给予政策重点搀扶开发开放的地区 在国度发布一轮又一轮的，为何没有安徽的名额？在东部沿海开放时，安徽被冷落成了西部，在西部大开发中，安徽被冷清又成了东部，在中部突起时，又没有安徽的重头戏，安徽处在不东不西的为难省份，被人们戏称为&不是货色&！ &\n&\n&\n　　2、淮河传染严峻和一次又一次洪水就义着安徽！ 　　 &\n&\n&\n　　 淮河给众人的印象不是&天灾&就是&人祸&，日，为保上游河南、下游江苏，安徽淮河王家坝开闸泄洪，又一次以大无畏的精力牺牲着自己，安徽，再一次打动中国：不论自己会蒙受多大的冤屈，无论别人会怎么对待自己，安徽人民都乐意以大局为重，都乐意牺牲自己，顾全国家。也许安徽只是一个贫乏的省会，但它就这样，以自己的方法，感动中国 ! &\n&\n&\n　　 那么安徽，为大局总共泄洪了多少次？ &\n&\n　　 、、、、1983、 ，还有2007――这已经是建国以来我们安徽12年第15次分洪了，安徽虽然贫穷，但是安徽人民又一次做出&弃小家、保大家&的伟大牺牲壮举，开闸泄洪沉没自己的家园，在中国，没有再比一次又一次的失去家园更苦楚了。洪水来时，屋宇倒塌、残垣断壁、途径被冲、良田被毁；工厂、学校、家园、城市都成废墟!一片散乱...一片萧条...一片悲凉... &\n　　 &\n&\n　　 上世纪五十年代，深知中国国情和对中国农夫无限关爱的人民首领毛主席提出&必定要把淮河管理好&的话语犹然回荡在耳,如果人民无穷爱戴的主席在天有知，据说淮河又一次泛滥成灾，不知作何感触？今年夏天，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十届人大讲演了中央56个部门违规资金高达348.53亿元，假如中央把这些巨额挥霍的资金投入淮河水灾的管理，兴许淮河水利将大大改观，当然这也只是想像罢了，在这贫富差距日益扩展两极分化的今天，谁又会来同情贫穷的安徽人民呢？ &\n　　 &\n&\n　　3、长三角为何一直对安徽紧关着大门？难道是嫌贫爱富？ 　　 &\n&\n　　 目前中国最富有经济活气的当属长江三角洲，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两省为两翼的长三角领跑中国经济快捷发展的火车头，2006年，长三角GDP到达47493.9亿，占国内GDP（209407亿）的22.7%，成为中国目前最富饶的地区。那么面对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安徽是多么迫切想加入长三角，目前以安徽经济发展势头最好确当属芜（湖）马（鞍山）铜（陵），这几年来,因毗连长三角,经济发展很快,产业基础也越来越好,芜马铜地区集中了安徽最优秀的企业如奇瑞汽车集团、马钢集团、有色金属集团等特大型企业,早已做好筹备加入长三角。从2003年开始，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铜陵、巢湖等城市就先后提出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和谐会的申请，但因为安徽城市经济基础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在长三角&富人俱乐部&的大门外排队，得到的回答是：&长三角近期&不斟酌扩容，待机再议& &\n&\n　　 最濒临长三角的安徽，从2003年开端一直努力着加入长三角，踊跃的把自己丰硕的能源资源奉献给长三角，但是为何一直参加不了长三角呢？是国家不容许吗？还是长三角嫌贫爱富呢？ 　　 &\n&\n　　 &\n安徽，你被谁抛弃了？ 　　 &\n&\n　　 外省人说：安徽有世界级的名山--黄山；有两条黄金水道---淮河、长江；有华东最丰富的能源资源；有充足的人才资源；更让中部和西部等省份最爱慕的是安徽最靠近长三角的，接收长三角的辐射和影响力是最多的，而且很有可能加入长三角。既然安徽有如此好的地舆位置和丰富的能源资源与旅游资源以及充分的人才资源，那么最先乡村改革开放的安徽为何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2006年，安徽GDP6149.9亿，中部六省排名第4位、全国排名第15位，人均GDP排在全国第28位，安徽无疑是华东、中部省份甚至国内是最贫穷的。那么到底什么原因造成安徽发展如此缓慢呢？ &\n&\n　　 也许如梦初醒的安徽也感到不能等候下去了，也就在新世纪，安徽也匆仓促推出自己的发展规划！ &\n&\n　　 以2000年为例，安徽提出了打造&一线两点&的大合肥都市圈，构成以合肥、黄山为南北轴，沿江城市为东西轴的城市群，作为引领全省经济加速发展的龙头。这个城市群包含合肥、黄山、安庆、巢湖、芜湖等10座城市。在这一规划中，合肥谋求的位置是成为安徽省的加工制作业基地、科教中心。 &\n&\n　　　2002年，合肥提出打造&合肥―芜湖―安庆城市带&，即以合肥、芜湖、安庆为中心，以皖北、皖南为经济后盾，发展&合芜安&3小时都市经济圈。 &\n&\n　　　2003年，合肥撇开安庆，提出打造&合肥―芜湖都市圈&。 &\n&\n　　　2003年，合肥市首次提出了&合肥经济圈&概念，重要内容是以合肥为中心，与周边蚌埠、滁州、巢湖、芜湖等城市分工协作，发展经济圈，逐渐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圈融会。 &\n&\n　　　2004年年末，合肥再提出&9＋1&城市圈发展策略。即以合肥为中央，树立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淮南、六安、巢湖、滁州、池州1～2小时经济圈。 &\n&\n　　　但是屡次假想、多个计划，左右摇晃不定的做法在残暴的事实眼前全体无疾而终。综观中国其他省份,没有哪一个省份像安徽这样如此&前所未有&的翻来覆去打造所谓以合肥为中心的&都市经济圈&,其结果最终逐一夭折。 &\n　　 &\n&\n　　 安徽省决议层为何始终要打造以合肥为核心的经济圈里？沿江城市有有名的奇瑞汽车集团、马钢团体、有色金属集团、海螺集团这样特大型企业已经成为是安徽省内本土支柱性工业。比拟下，合肥除了江淮汽车集团外，曾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景色一时的本土企业荣事达、美菱、扬子都已雄风不再了，这些企业为何衰败了？当然是人的因素！ &\n&\n　　　南京现在把沿江城市群的芜湖、马鞍山、滁州、巢湖划为&南京都市经济圈&；徐州把蚌埠－淮南城市群的淮北、宿州划为&徐州经济都市圈&；杭州则把黄山划为&杭州经济都市圈&；在安徽的经济幅员上，作为省会城市的合肥城市群，在中国15个城市群竞争力排名倒数第一位，长丰县仍是国家级穷困县，对合肥城市群的六安、巢湖基本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力及辐射力；在福布斯宣布的2006中国大陆最佳贸易城市100榜中合肥只排到第53位，比芜湖排名第38位还落后15个名次 &\n&\n　　　 2007年，安徽省域竞争力在国内的排名第21位，降落达6位，成为海内降低幅度最大的省份！安徽将来的前途又将何去何从呢? &\n　　　　 &\n&\n　　2、守着众多的旅游资源和本地产业开发力度远远不够? &\n　　 &\n&\n　　 安徽岂但人杰地灵，更著名山秀水，有天下第一山的黄山、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西岳、国家地质公园的天柱山、&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世界文化遗产有黄山的西递、宏村；湖泊有太平湖、巢湖；更有出过两代国家领导人的纸墨笔砚之乡---江南诗画之地的宣城地区，那么以皖南为例，既然领有如此众多的游览资源，为何不好好的应用和开发呢？ &\n&\n　　 然而事实上黄山旅游区门票收费太高，作为世界级的名山的黄山仿佛跟杭州西湖学习呢？下降门票价钱或者撤消门票，以刺激更多国内外游客来黄山旅游，更能带动黄山的第三产业如服务业、餐饮业、住宿业、当地土特产业等旺盛发展起来，相对来说政府的税收也就大大的进步了！ &\n&\n　　 皖南既然有这么多丰盛的旅游资源，几个城市如黄山、池州、宣城、安庆为何不结合起来打造以黄山、九华、天柱山、敬亭山为中央的皖南都市旅游圈呢？通过各自的定位和上风互补配合来定位发展有特点的旅游！ &\n　 　　 　　 &\n&\n　　谁在抛弃着安徽？ 　　 &\n&\n　　 1、办事效率的低下 　　 &\n&\n　　 安徽办事效力低下是家喻户晓的，也是每一个安徽国民所深深领会的，有些政府部分对老庶民来说仍然是门难进、脸丢脸、事难办，一副至高无上的官老爷形象！ &\n&\n　　 在安徽有这样一种说法：一位农民空着手去政府部门找人办事，招待他的办事干部见他两手空空，对他说：你先回去，你的事放在我们这里要研究研究几天。过了几天，这位农民又找到这位干部，这位干部看他还是两手空空，就说：等我们引导回来再研究研讨几天。这位农民扫兴的回家后跟一位见过世面的邻居说：每次去政府部门办事怎么这么难？次去，都说要研究研究，到底给我办不办呀？这位街坊说：你真笨，研究研究这话你听不懂呀？&研究研究&是跟&烟酒烟酒&谐音呀，你不送烟酒，当然这事没人给你办呀！后来这位农民买了好烟好酒再找那位办事干部，事件就立刻办好了！ &\n　　 　　 &\n&\n　　2、前仆后继的官员们接连落下马和一系列负面消息事件的发生：重大的损害着安徽人民的情感和败坏安徽的风尚、形象！ &\n　　 &\n&\n　　 这几年来，安徽官场正演出着前仆后继的官员接连落下马事件，已经成了国人认为安徽就是中国最大的贪污腐败温床繁殖地，王怀忠、王昭耀、何闽旭、尚军、肖作新、杨枫、十八个县委书记、吴洪明，还有最近因出国旅游捏造国外邀请函的安徽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文艾等落马的事件！ &\n&\n　　 安徽阜阳政协副主席张西德状告《中国农夫考察》事件；&毒茶叶&；&大头娃娃&；&阜阳特大假药事件&；及安徽华源&问题药&事件，以及今年6月份呈现的安徽高考文科分数&漏统&事件等一系列负面新闻事件 &\n&\n　　 如果国家不采用铁腕手腕扫除这些猖狂贪心腐烂和暗藏的官员们，安徽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作为在外流浪的每一个游子们如许愿望能听到家乡经济疾速发展以及美妙事物报道的信息，然而我们听到的太多是负面的信息，也让每一个游子对家乡的未来绝望甚至麻痹、冷漠； &\n&\n　　 未几前到有关阜阳嬗变的报道，阜阳鼎力肃清腐朽，努力转变自己的负面形象的好新闻，然而时隔不久，阜阳又传出了耗资多少千万建豪华白宫办公大楼的新闻事件，面对阜阳这个安徽最贫苦的地区来说，哪里来的这么多的资金建奢华办公大楼？前后比拟，到底是谁在抛弃着谁？每当听到外省人讥笑安徽种种的可怜，每一个安徽游子们心如刀绞般痛苦悲伤！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n　　&& &\n&\n　　3、徽商为何不能在本地开花成果？ &\n　　 &\n&\n　　 全国各地民营企业活力勃勃、遍地开花的时候，为何在安徽的土地上也成不了气象？如南京雨润集团的老总：祝义才，他上世纪九十代在合肥创业的时候，遇到了种种刁难，终极他没措施，只好到南京创业，在南京他就能生根发芽，把雨润集团事业做的很大很大，成为著名的古代徽商代表之一。其余著名的徽商代表如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比亚迪集团总裁王传福，投身于网络游戏开发的史玉柱，都是分开安徽后做的比较出色的徽商代表。 为什么安徽人离开安徽，到本地发展就能如鱼得水，都能变成龙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境况呢？莫非安徽的土壤不能让安徽人在本土企业吗？ &\n&\n　　安徽，是你抛弃了我们？还是我们抛弃了你？ &\n　　 &\n&\n　　 微微的安徽我走了，正如如我轻轻的来，你没有给我一丝快活，我不带走你一点关心！ &\n&\n　　 曾经那些悲伤旧事...让它跟着时光而逝...我照旧是我，生涯还得持续，安徽，只能作为我疼爱中的记忆...... &\n&\n　　 这是一位安徽老师行将离开安徽带着爱恨交加的心境所写的诗！ &\n　　 &\n&\n　　 &马兰出奔&事件产生后，作为马兰这样一位安徽文明艺术界的优秀代表，曾经把安徽黄梅戏带至光辉高峰,更给安徽带来极大的光荣。然而这么优秀的黄梅戏演员代表却被安徽摈弃了,良多正义感的安徽人民跟全国人民一直都在呐喊安徽把马兰请回去，然而安徽官员们对此金石为开、充耳不闻！从某种意思上透视了安徽对人才的冷淡,&马兰出走&事件后的&安徽景象&，更加透视着安徽的体系机制等起因造成安徽这块泥土上留不住优良的人才！ &\n&\n　　 一位安徽博士说：&安徽人出来是条龙，回去就是虫&。大量的人才因为得不到重用，纷纭离开安徽,到发达地区打拼、创业；优秀的、杰出的、成功的在发达地区买房安家落户，把自己的父母接从前，从此解脱安徽的烙印，再也不回安徽了，安徽只是成了他们心中偶然的回想！ &\n&\n　　 两年多来，在长三角的行走中，碰到众多的安徽人士，当每个人谈起自己的未来时，有人说在上海安家、有人说在姑苏安家、有人说在杭州安家，把户口迁出来，安徽再也不回去了，安徽，岂非你注定是要被抛弃了吗？ &\n&\n　　 &\n附：1.安徽的由来：安徽与江苏上海明朝同为南直隶，清初同属江南省，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而正式建省，取当时安庆、徽州两府首字得名。境内有皖山、皖水，即现今的天柱山和皖河，年龄时（公元前722~前481年）曾有伯国，称为皖国，故安徽简称皖。 &\n&\n&\n2.皖南的哀伤：安徽长江以南地域，统称皖南。面积约3.58万平方公里，人口850万。这里历史长久、文化残暴、风光奇丽、地杰人灵、物产富裕，景致名胜星罗棋布. &\n&\n&\n&&&& 淮河和长江将安徽一分为三,分辨是皖南、皖中和皖北。在人们的印象中安徽是相对落后的,实在落伍的是皖北,皖中并不落后,皖南还绝对发达,其发达水平不亚于江苏和浙江。 &\n&\n&&&& 当初安徽的名声在外不是太好，这是大家都晓得的。 &\n&\n　　固然安徽名声的败坏和皖北人有比较大的关联（这点不能不否认），但是皖北人并不以当安徽人为耻。相反，他们在对外来往中都自称&安徽人&，让外地人&另眼相看&。有人以为这是皖北人爱省的表示，不外他们说自己是安徽人还有另一层意思：&我是安徽人我怕谁！&外地人一看见此类以歪就歪、逝世猪不怕开水烫的皖北兄弟，天然不敢与其相争，只好避之不迭，但是心中对安徽又多了一层鄙弃和成见。很不幸，外地人对安徽的偏见很大一部门都是由他们而起的，但是他们不仅没意识到，反而以此作为&通行证&愈演愈烈。 &\n&\n&&&& 皖南人则要警惕谨严的多。客观的说安徽名声的败坏和皖南人关系不大。但是皖南人无奈禁止这所有，皖南和皖北差异宏大的人口数就决定了皖南没有方法援救安徽。皖南人也是安徽人，他们在对外交往中同样受到了鄙弃和诽谤。但是谁叫皖南和皖北都是安徽呢？这样皖南替皖北背黑锅的事天然不能幸免。皖南人是抵触的，他们是安徽的中坚力气，理当在外堂堂正正的说自己是安徽人，然而现实中安徽蹩脚的名声让他们失望，可这又不是他们造成的。即便他们想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也艰苦重重，因为皖北的人口太多了......一个阜阳，比皖南六市的人口总和还多。 &\n&\n　　正由于如斯，皖南人在外许多时候说自己是马鞍隐士、芜湖人、铜陵人、黄山人、宣城人.......,但不说自己是安徽人。这样做也许并不能改变什么，然而心里最少能够均衡一点。其实皖南人也很无奈，他们何尝不想堂堂正正的说自己是安徽人？惋惜现在，很少有外省人知道安徽省里南北的差别...... &\n&\n　　当当地游客来到黄山大发感慨：&这么好的山在安徽真是可惜了！&，当外埠人看到奇瑞轿车不肖一顾：&安徽车，有什么好的？&皖南人的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而此时，在上海、在北京、在广州、在中国的某个大城市，皖北民工兄弟正在&光彩而骄傲&的大喊一声：&我是安徽人我怕谁？？？& &\n&\n&&&& 或者，如经济学家在对于各省人均GDP排名与剖析中所说：&做为东部省份的安徽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我也不知道，可能跟该省政府及各地市政府的行事作风有关，以安徽的优良地位（紧邻长三角，又有长江过境），丰富的资源（煤，电，水利），应当是发达省份才对。& &\n&\n&\n07年安徽省公民出产总值(GDP)7345.7亿元,比上年增加13.9%,创12年来新高，超黑龙江省，位居全国14位；人均GDP为12015元，超西藏四川两省(区)，位居全国25位，仍旧处于华东六省一市倒数第一，中部六省倒数第一！&\n做为一个安徽人，看完这篇文章&\n不禁心生感叹&\n我敬爱的漂亮的安徽&\n我该拿什么救命你！&\n如果，你是一个安徽人，如果你还深爱这片土地&\n请转载，让更多人看见，让更多人懂得！&\n如果，你是一个安徽人，如果你还深爱这片土地&\n请沉思，请尽力，为故乡尽本人的一份力！&\n安徽，须要你！&\n安徽，需要我们&&&& &\n&\n&\n无论你是谁 身处何地&\n&\n你看到之后还会扣人心弦吗&\nps:我也是安徽人 看了这篇日志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味道&&盼望看了这篇日志 的安徽人 尽量转载 并发表自己的评论 说说自己的相法 安徽不会永远穷下去 咱们会崛起的 &是安徽人就得转载。每人都要写上这句话。我也是转载过来的。。自己网名。。???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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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
发表日期：日&&出处：中国农经信息网&&作者：史天健&&本页面已被访问 992 次
&&& 许多观察中国政治的人员认为经济发展和村民选举之间有特定的联系。本项研究的经验数据来自1993年的全国性调查，作者考察了经济发展以何种方式与中国农 村的成功选举相联系。这一分析表明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呈现为凹型曲线关系：经济财富提高了农村举行半竞争选举使农民选择村领导的可能性；但是，随着财富的增长，它的影响也在减小。快速的经济发展甚至可能延缓政治发展的进程，因为在职的领导能够通过新近获得的经济资源加固他的权力，这包括：（1）使农民更加 依赖农村的管理机构；（2）在职领导有收买村民的资本；（3）在职领导能花钱买通上级，无视中央政府要农村实行竞竞选的决定。 &&& 考察中国政治的学者通常提出经济发展和村民选举有一定的特殊关系。例如，欧博文(O’Brien)认为，村民选举在富裕农村更有可能成功。 戴慕珍提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实施民主的村民自治的进程之间可能有相反的关系”。 艾泼斯坦则认为经济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又具有较强的农业和工业部门的省份已经积极果断地发展了它们的民主选举并取得了最多的成功。 &&& 虽然学者们的争议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经济发展是否最终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民主，但是他们的研究并没有给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一个满意的 回答。这是因为他们所有的有关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关系的调查，都是建立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之上。这一方面有助于研究者为不同地区的政治动态准确定位，但另一方面却不能使研究者对这种联系作一个可推广至全国的可靠评估。本项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使用1993年在全国的一次调查中搜集的经验数据，来考察在中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村民选举的关系。样本代表了所有调查期间居住在家的符合条件的投票人，包括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投票人（样本描述见附录）。 &&& 文章一开始回顾了关于经济发展和民主的关系的理论辩论。接着，评估了调查中：（1）中国农村有多少农民有机会在选举中投票；（2） 有多少农民有机会在半竞争中投票；（3）有多少竞争是半竞争性的。文章的结尾，我们用数据分析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村民选举之间的关系。 &&& 一、理论观点 &&& 社会动员理论往往被当作宿命论而一直遭到批判，并被再三压制下去。但它仍然被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以各种形式所采取。按照这一理论， 经济发展增强了人们参与决策过程的愿望和能力，而且，这又反过来又促进民主转变。这一理论认为，社会政治在三个方面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变化而变化，并增强了政治参与。首先，经济发展增强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又反过来激发人们去影响政府决策。其次，经济发展改变了人口的构成。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 展，社会分层的面貌就会改变。也就是说，随着大部分的公民成为受过教育的白领阶层人士，中间阶层将会扩大并最终成为社会的多数。最后，经济发展改变了人们政治目标的方向。当人们对政治更感兴趣，具有更多的政治认识，并能感到自己能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就希望对社会的决策过程能有更多的投入。 &&& 然而，这一理论的最初形式，几乎无法解释中国农村的选举变革。除了来自老百姓的压力对中国村民选举改革的作用有限之外，其它的困难 也使我们不能将社会动员理论用于解释中国农村的政治改革。首先，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远远低于变革所需要基点。经验研究表明，通常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美元时，民主转变才会发生。中国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使以等价的购买力来换算，也才只有2500美元。而且，该理论预言 民主变化发生在城市，但是，中国的选举改革却出现在农村。最后，根据这一理论，财富的增加对民主的贡献，在于中产阶级人数的增多。与这一理论相反，中国的选举改革却在农民那里展开了。 &&& 作为对过分强调转型过程中老百姓角色观点的回应，拉美政治的研究者提出，精英通常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性的作用。欧丹乃尔（O’Donnell）,施米特（Schmitter）和威特赫德（Whitehead）认为政治精英对民主转变发挥了重大影响。他们有力地证明了拉美国家的温和派对松动威权制度起了关键作用。 &&& 虽然精英理论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民主转变过程，然而这种理论仍然留下了一些关键问题有待我们去回答：为什么政府中的一些人所接受的 选择与其他人不同？更具体地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的构成、态度及感受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决策者的选择？如果是，老百姓态度的变化又是如何影响政治精英的？ &&& 尽管试图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的学者了了无几，但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倾向与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研究农村的选举改革。例如，欧博文 （O’Brien）在分析经济发展对选举改革的影响时，关注的焦点包括群众和精英，尤其是在职的村领导。根据他的分析，经济发展对于成功贯彻组织法有着积极的影响。带领本村致富的在职领导：（1）没有几个担心会在选举中落败；（2）有更大的动力，想保住他们的职位；（3）有足够钱去讨好村民。普通村民在这 一过程中也在起重要作用。集体经济搞得好也许会提升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因为他们想确保公共财产没有被滥用或浪费。 &&& 与欧博文不同,罗伦丝（Lawrence）和 戴慕珍认为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的联系是消极的，但同时罗伦丝也强调了精英角色，而戴慕珍关注乡镇领导。根据戴慕珍的观点：“恰恰是由于农村太难管理，经济发展得太差，当地管理机构才感到有必要试验新的农村管理方式。”普通农民在选举改 革中不起任何作用。 &&& 戴慕珍观察到，一些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实行政治改革中落在了后面。在她看来，经济的高水平发展并不一定会在地方官员中唤起民主改革 的热情。中国农村较富裕地区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通常是由非民选官员党支书来拍板的。因为党的官员很好地适应了经济改革并领导了地方的发展，所以他们掌握了经济组织，而且在农村的经济问题上更有发言权。即使选举使村委会要向村民负责，但在制度安排上村民并不能定期检查村支书所作所为。这样，虽然目前的制度 安排可能会带来更发展的农村经济，但是，它却减小了村委会的权力。 &&& 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的选举专家指出，村民选举易于在经济 处于中等发展水平，而且具有较强的农业和工业部门的省份取得成功。因为他们看到，“地方选举的发展依赖当地和省级官员的支持。他们认为，最穷和最富的省份中村民选举的进程的确很慢，而且遇到的抵制也最甚。 &&& 在经济落后的省份，人们可能会预想，农民的不满以及资源的短缺也许会使他们提出改良的要求。但是，那些省份的官员常常看不到选举的 价值，也不把提高选举的透明度和竞争性当回事情。而农民一门子的心思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很少考虑完善地方治理的事情。对那些较富裕的省份，人们会说，经济繁荣自身就会不断提出民主管理和自治的要求。但是，当地有势力的老板阻止了竞选的进程。经济抓得好的村主任一般都能够保证再次当选，这就产生了“老板政 治”。地方老板出现在中国的富裕农村里。他们成功地在当地盖起了厂房，繁荣了当地经济，兴办了社会事业，如幼儿园、住房建设等，这些都有助于他们再次当选。 &&& 总之，现在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不是采用传统的宿命论方法研究来经济发展和选举的关系，而是关注于精英和农民之间的互动，认为二者之 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决定着中国农村的选举发展。他们还认为经济发展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也有一定的影响。下面，我们将用调查数据来检验经济发展和村民选举之间的关系。 &&& 二、中国农村现状 &&&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函变量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选举变革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将限于，在选举地方 领导的过程，中国的农村是否成功地引入了半竞争性的选举制度。这不是说政治改革的其它方面不重要，而是强调，将半竞争选举引入中国农村是中国农村政治改革的首要的关键步骤。 &&& 农村地区有多少人参与了村领导的投票选举 &&& 在1993年的调查中，我们要求被访者告诉我们，他们的村里是否举行了选举，由村民自己选择领导人。对这一问题，如果被访者的答复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要求他们告诉我们选举是不是有多个候选人。 &&& 从个人投票者到村庄 &&& 知道半竞争选举中投票的人数固然重要，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有多少个村庄举行了选举，这些选举中又有多少属于半竞 争性的选举。对调查者来说，通常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这样的数据。首先，他们可以依靠官方的记录和官方的统计。令人遗憾的是，直到1996年才可以获得村民 选举的官方记录。即使官方统计是可以获得的，然而，这些数据的可信度还不清楚。政府不提供信息告知数据如何获得，有多少类型的选举，以及不同类型的选举在各地的分布情况。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表明，地方官僚经常在官方数据中造假。 &&& 第二个方法是使用调查样本中的有关个体选民的数据来推断数字答案。虽然这个方法可以避免政府官员的有害影响，但是它存在其它两个问 题。（1）既然当局要求农村进行村民选举，让农民选择领导，而且选举要是半竞争性的，那么农民如果是来自那些没能举行选举的村子或是来自选举没有提供候选人选择的村子，他们或许就会向采访者撒谎以避免政治麻烦。（2）调查中答卷者的记录可能是不准确的。尤其是当答卷者被要求回答发生在过去的事时，这一问题尤为严重。 &&& 为避免第一个问题，我们告诉我们的采访者在采访那些选定的被访者之前，不要和任何当地官员联系，包括县、镇，和村的领导。调查的协 调中心给采访者提供了村子里的被访者名单，并告诉他们一进入当地就直接联系这些答卷人。这些措施是有效的，我们的访问员报告说，在采访中受访者在表达意见时通常都很坦率。 &&&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一个受访者非常担心秋后算帐，他未必就会因此就本村的选举性质对访问者说谎话。受访者关于选举问题的回答是否受 到政治畏惧心理的有害影响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可以通过考察政治畏惧和是否存在村选的记录之间的关系测试出来。如果政治畏惧心理影响了受访者的回答，我们应发现对政治迫害的担心会同如下两点呈正相关：（1）是否举行了村民选举的回答。（2）选举是不是半竞争性的。若对政治迫害的畏惧与上述两点的回答无关的 话，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政治畏惧并不会影响受访者的回答方式。 &&& 首先，我们试图查出某个村庄是否进行了选举。这个问题有4种回答方式：是、不是、不知道及拒绝回答。首先，我们将不知道及不回答看成是未进行选举。我们检查了每个村庄受访者的回答，发现同一村庄的被访者回答不同：有些人说他们村里举行了选举，有些人则说没有。 &&& 因此，为了从每个村被访者回答中推断出他们村事实上是否举行了选举，我们使用了两个标准。一个是多数原则。如果回答“是的”受访者 超过了：（1）回答“不是”的受访者，加上（2）回答“不知道”的受访者，加上（3）拒绝回答的受访者，我们就把它归为举行了选举的那一类。若使用这个标 准，我们发现有267个村庄举行了选举，在我们的样本中占82.2%。 &&& 其次，我们使用了一个更为严格的标准多数加1的原则（majority-plus-one rule）判断某一村庄是否举行了选举。根据这个原则，只有当一个村庄中回答“是”的受访者人数比其它回答的多出两个时，我们才把它归为举行了选举的那一类。根据第二个原则，我们发现 244个村庄举行了村民选举，在325个村庄中占75.1%。 &&& 找出中国有多少农村举行了村民选举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多少选举是半竞争性的。即有没有给投票人提供选择候选人的机会。我们把所有未满足上述多数原则的村庄看成是未举行选举的。而后我们使用了三种不同方法判断中国到底有多少农村举行了半竞争性的选举。 &&& 首先我们使用了多数原则。在每个村庄，回答选举具有竞争性的农民数至少要比持相反回答的多出一个，我们才把它归为有半竞争性的选举。若使用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发现在中国农村，事实上有54.2%的村民选举是半竞争性的。 &&& 其次，我们使用了多数加1的原则。回答选举具有竞争性的农民数量必须比持否定回答的三者之和多两个，才算达到标准。根据此规则，我们发现在样本中，有49.8%的选举是半竞争性的。 &&& 最后，我们使用了最严格的标准一致原则来判断那些村民选举的性质。只有同一村庄所有的受访者都持肯定意见，我们才把它归为具有半竞争性的选举类型。 &&& 在这三种方法中，我们认为多数加1的原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合理平衡。平均而言，我们一般在每个村庄采访5-7人。因此事实上，多数加1原则可以允许每个村庄5人中的1人或7人中的2人持否定意见，并及不知道及拒绝的回答。 &&& 换言之，只有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他们村的选举是具有半竞争性的，我们才会把它归为具有半竞争性的选举类型。因此，在下列分析中，我们将使用通过这种方法得出的数据。 &&& 三、经济发展和村民选举：经验性的测试 &&& 在这一节，我们将运用多元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半竞争性选举之间的关系。我们选择了罗吉斯蒂回归分析 （Logistic regression）,即增长函数的回归分析方法。函变量是一个村庄是否举行了半竞争性的选举。我们使用了三个变量来测量中国农 村半竞争性选举的存在情况。其一是经济发展程度，它是根据农村所在县城的人均GDP来衡量的。我们使用了县一级的数据测量经济发展，是因为根据社会动员理 论，单个农村的经济发展是不大可能产生什么变化的。我们将全国所有的县分为三种类型：贫困县，人均GDP介于1025元到2714元人民币之间；中等发达县，人均GDP介于元之间；以及富裕县，人均GDP介于之间。贫困县代码为1，其次为2、3。 &&& 第二个预测指标是经济发展速度，它是按抽样县中1993年和1982年人均GDP的比值来计算的。这个数字介于0.75到 27.73之间。我们也把它分成3类。低速发展县（0.75-4.2）、中速发展县（4.21-6.69），和高速发展县（6.70-27.73）。低速 发展县代码为1，其次为2、3。 &&& 最后，在此模型中还包括村庄与其所属县城之间的距离，以公里数计。这个变量可测出地方官员的作用。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农村，地方 官员在提倡半竞争性的选举问题上，扮演了主要角色，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在职的村干部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若村民选举的成功与否是由县干部决定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农村与县城之间的距离和半竞争性的村民选举中呈负相关。反之，若在职的村干部扮演了关键角色，则这种距离对农村半竞争性选举的存在与否就无重要影响 了。此模式见表5的左边。结果简单明了：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之间的关系并非呈正的或负的直线相关。 &&& 在表的右边，我们检验了由爱泼斯坦（Epstein）提出的理论，他认为经济发展与成功的村民选举之间呈曲线关系。为此目的，我们在此模型上增加了新变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平方值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平方值。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呈曲线分布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模型加上新的变量后，原始 变量和平方后的变量都会对村民选举产生重要影响。 &&& 当在此模型上加入两个新变量后，每一对变量都对选举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个人GDP会对选举产生积极影响，其平方值却会产生消极影响。这个结果清楚表明了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的关系是凹曲线形的。用非学术语言来讲，经济财富增加了一个村庄举行半竞争性选举的可能性，但随着财富的进一步 增加，其影响却会减弱。这个发现证实了爱泼斯坦的观点，即在中国农村，中等发达的县城最有可能举行半竞争性的选举，让农民选择他们的领导人。 &&& 经济发展速度与村民选举的关系也呈曲线形，但曲线形状与前者有所不同。它们呈凸曲线形，即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会以加速方式减少举行 半竞争性选举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一个县的经济发展速度越高，那个县所属的村民选举就越不可能是半竞争性的。最后，县城与农村之间的距离也会影响村民选举：一个农村离县城所在地越远，其村民选举中出现半竞争性的机会就越大。&&& 四、讨论&&& 我们的分析显示出，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政治变化确实存在某些联系，尽管这种联系与社会动员理论学家所主张的有所不同。选举改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而非直线形，这似乎与动员理论相矛盾。&&& 有几个原因可帮助解释在中国出现的这种“偏差”。首先，许多经验性的研究表明，向民主的转变往往出现在那些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到6000美元的国家，而如果增至7000美元水平的话，这种转变就是不可逆转的了。28在调查期间，中国的人均GDP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其发展程度还未达到使上述政治动力开始运作的门槛。&&& 其次，社会动员理论学家忽略了在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的作用。近来的研究已经表明，政治精英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9对中国选举改革的调查证明，民政部及地方官员在向农村输入半竞争性的选举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了解中国的选举改革，我们不仅要分析经济发展对普通大众的影响，还要分析它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影响。经济发展带来了普通群众参与政治的需求、意图和资源的变化，但现代化理论家的研究只局限于此。然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社会中，经济发展会带来政治精英态度和政策偏好的变化。&&& 所有的政治实体，不管是一个国家、城镇或农村，都依赖于强制和认同手段的结合。过去农民是基于历史和传统而认同的。经济发展会对各种政治组织的合法性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前，农民集体劳动，为人民公社生产粮食、蔬菜、房屋及其它物品。尽管那些物质是农民自己生产的，但由公社掌握并代表国家将它们分给农民。这种安排模糊了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因此许多农民认为是国家给了他们那些资源。&&& 1978年后中国农村实质上的私有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中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生产由个人自己组织，农民重新获得了对他们生产资源的控制权。基层管理机构现在须依靠农民给他们提供机构运作所需的资源。而公共事业也经常依赖于“捐赠”所提供的资金。随着农民从资源的“接受者”到资源的“供给者”角色的转换，他们自然会要求参与决策过程。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却常常受到忽视的是，基层组织的合法性基础逐渐改变了。农村管理机构的合法性现在大大依赖于地方官员的表现。经济发展不仅成为在职官员先前表现的证明，它还影响到他们从上级和下属那里汲取政治支持的能力。&&& 在富裕的农村，往往存在集体企业，其中有许多是由在职的干部建立的。30这些企业可以为他们提供多种用途的资金。即使在那些发展主要依赖于私人企业而非集体企业的地方，村干部也能从这些企业中汲取资金。首先，既然经济资源可以增加在职领导完成政府各项计划的能力，地方官员通常就不愿意撤换他们。其次，在职干部会利用那些资源收买他们的被保护者，劝说他们不要理会上级关于举行选举的要求，或者默许在职的村干部将本来要求具有竞争性的选举变成无竞争性的。再次，那些地方的农民通常也没有替换在职干部的动机，因为村干部可以利用新近获得的经济资源换取政治支持，补偿农民在经济发展中所受的冲击。1996年作者访问了山东招远县的一个农村。超过90%的村民投票支持在职的村干部，他40多年来一直是这个村的头头。当作者问及原因时，农民们说，他们不用向政府上交任何东西。这个村将集体经济所赚取的利润为所有农民上缴了农业税，而且，每个农民每年还可以从村里领取3600元左右的钱。31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并非独一无二，因为在许多农村可以发现类似的情景。1997年我在河北省观察了一个富裕农村的选举，那个重新当选的在职村干部事后私下里告诉作者，为了吸引多数选票，在选举前他以花了20万元修路、办学。&&& 在贫困地区，政治动力则有所不同。首先，地方官员可能无法征收款项用作农业税和公共项目。如果一个县被定为穷困县的话，政府不仅要免去农业税，而且要给农民提供各种维持生计所需的手段。其次，贫困地区的农民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获得足够的事物与住所 ，尤其是如何维持生计，而非公共事务。最后，贫困地区的人们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式追求财富。因为在这些地区机会有限，那些生活想过得好一点的人倾向于到富裕的沿海地区寻求报酬更高的工作，而非试图改善他们本村的管理。&&& 中等发达地区的情形与上述两者皆有不同。首先，农村的管理机构需要从农民那儿征集资金维持机构的运作，以及管理公共事业。当管理机构向农民要钱时，后者就会要求得到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其次，对研究政治的人而言，毫不奇怪，要求变革的意愿更可能是“相对剥夺感”的产物，32而非单纯有贫穷引起。居住在中等发达地区的人们比富裕或贫穷地区的人们更易产生这种感觉，更可能质问为何其它地区的人们比他们更富；在职的领导是否应为经济停滞负责；而且，更重要的是，改换在职领导是否可以改善村里的经济情况。33因为在职领导没有资源吸引村民，他们也不大可能有能力为自己辩护，地址农民们要求举行选举，选择新领导的压力。再次，村干部也无足够的资源游说他们的上级抵制改革。这就解释了为何中等发达的县最有力地推动了选举，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五、结论&&& 本项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80年代后期威权政权开始松动以来，私有化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变化，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作用。正如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那样，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不仅深刻影响了政治精英对政治改革的态度，而且增加了农民的资源和本领，提高了他们参与本村决策过程的愿望。&&& 但是，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间的关系，并非如社会动员理论学家所设想的那样呈直线相关。快速的经济发展甚至可能阻碍政治发展过程。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可能会通过以下方式巩固当权者的权力，而非简单地使人们免受政治的控制。这3种方式是：（1）使那些地方的人们更加依赖于农村权威；（2）为当权者收买农民提供经济资源；（3）为当权者贿赂上级提供经济资源，使基层官员把中央政府要求农村实行竞选的决策撇在一边。&&& 当然，不能把这些研究结果解释为财富的增加无助于中国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是精英与普通大众互动的产物之一。尽管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新近取得的经济资源会有利于在职领导巩固他们的权力，但经济的增长最终会打破这个平衡。例如，地方干部的代际变化会加大村领导游说地方干部抵制政治改革难度。农民教育水平的提高最终也会改变他们对权力的预期。因此，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今后村干部想要收买选民，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也会变得更加困难。尽管我们尚且不知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何时才能打破这种均衡，但毫无疑问，经济发展会同时增加老百姓的参政能力和在职村干部收买选民的难度。它也会改变地方官员对选举的态度。我们深信，这些因素的积极互动将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 数据来源于93年9月到94年6月在中国进行的一个调查。它是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的。此样本描述了调查期间居住在家里的18岁以上的成年人，其中西藏自治区除外。我们在挑选样本时采取了按概率比例分派样本（PPS）的方法，进行分层的多阶段的区域抽样。&&& 在样本设计上，农村地区的县和城市地区的市为初级抽样单位（PSUS）。在挑选样本前，各县按地区和地理特征划分，城市则按地区和大小划分。总共挑选了49个县和85个市作为初级抽样单位。二阶段抽样单位是乡和区或街道。第三阶段则适合挑选农村地区的村和城市中的居委会，总共选出了 551个村和居委会。家庭成为抽样的第四阶段。本文所分析的数据既包括了样本中的所有农村，也包括城市那些持农村户口居民超过一半的居委会。&&& 为了建立抽样框，在选择初级抽样单位时，主要使用了全国人口数统计作为基本材料。34在PPS的选择过程中，是以每县或每市的家庭户数作为测量尺度的。接下去的抽样阶段所需的人口数据是从各地公安局或地方政府的统计局获取的。在村和居委会一级，户口名单主要是从城市地区的派出所和农村地区的村委会取得的。&&& 我们的调查访问人员大多数来自高中退休教师。尽管在中国，大多数人能够读写标准的汉语，但在南方许多省份，讲的是不同的方言，其中一些方言是说普通话的人很难听懂的。为解决这个问题，在南方7个主要讲方言的省份，我们聘请了国家农村调查总队中能讲当地方言的专业访问员。在进行田野作业前，我们对这些访问员进行了专门培训。&&& 在访问之前，我们向所有的抽样地点寄发了函件，以检查一下地址是否有所变化。然后我们从抽样框架中剔除了无效地址，也就删除了许多接触不到的对象。我们计划访问3425个人，其中3287人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回答率为94.5%。在分析中，那些拥有城市户口的回答者没有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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